节水型环境危机管理论文

水孕育了人类。人类诞生及其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以来，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环境，开发和利用资源，满足人类繁衍、物质生产和社会进步等不断增加的各类需求。然而，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与有限的自然生存环境不断冲突，引发一次又一次生存危机，直到当今以生活、生产、生态所需水资源短缺为特征的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发生和发展。因此，分析人类社会活动与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的规律和特征，揭示其中的科学问题，透析节水型社会建设是解决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活动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递进过程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每一个人都是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内容、方式，外在表现为人类活动的作用及其效果。

人类活动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作用。人类诞生以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争取生存条件，扩大生存空间，提高生存质量，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改造自然的意义，正是人类对自然逐步的改造，才使洪荒原野上出现了城镇、道路、农田、水库、大坝、矿山、工厂等人类社会的标志，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改变。二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作用。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等五大类基本要素[1]。人类活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不断增加，社会规范愈来愈完善，社会文化不断繁荣，物质生产愈来愈丰富，技术进步不断加快。

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时而发生冲突，历史上，已引发四次大规模的生存环境危机。

由于不断新陈代谢，人口数量不断扩大，人类为了生存，早期是依赖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并逐渐使用天然火来改变进食方式，烧熟的食物提高了食品的可消化性，减少了食物中毒危害，促进了原始人类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时普遍引起原始部落原有生存环境内的食物资源相对不足，原始人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迁徙。当地球人口密度很小时，迁徙是恢复生存环境活力的有效方式，但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高频率的迁徙就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2]，从而迫使人类寻找新的生存途径，原始工具的使用为人类解决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原始工具的使用和采猎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的食物供应有了进一步保障，这就促进了人类的交流和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长，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地球上人口数量已由100万年前的12.5万增加至500万人[2]，旧的采猎方法已无法获得更多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生存环境危机，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解决得益于农业的诞生。

在农业诞生后的最初5000千余年时间里，农业经营方式主要停留在游耕农业阶段。随着医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这时可供游耕的土地不断减少，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不断引发大规模冲突。大约在距今5000余年前后进入第三次生存环境危机时期，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最终解决得益于金属工具的发明。人类逐步结束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定居生活的传统农业生产。随着金属工具——特别是机械的使用和逐步完善，工业化进程加快。约在公元1763年，结束了长达8000多年的农业社会时期。

工业社会自17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随着蒸汽机、电力等机械动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之后，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开始形成，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在短短的200多年时间内，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世界人口不断膨胀，人类不仅只需解决生存问题，还努力提高生存水平，因此加大向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其范围从生物资源到矿产资源扩展到生态资源；同时人工合成物和其它生产的废弃物引发大气、水和土壤等污染加剧。致使能源、水资源等基本生活物质和生产资料短缺问题日趋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趋恶化，引发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

二、水资源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关系

水圈是仅次于大气圈的广阔的生命维持系统。有机体本身大部分是由水构成的。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的有机体在内，其组成至少有60%甚至高达90%以上都是水[3]，水也是多种生物的栖息地。

水资源问题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关键与水资源属性相关。由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可知，水虽是非耗竭性资源，但是易误用、易污染的资源。自从地球相继产生水和诞生人类以后，水发挥着生命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和生态资源等作用，当生产力不发达、人口规模较小时，水足以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其“不可替代性”、“有限性”、“稀缺性”等资源属性呈“隐形”状态，而未被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水源和水资源是有区别的，地球上所有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天然水应称为水源，具有“量”与“质”并可被人类利用的水源称为水资源。

一部分在时间或空间上不可以被利用的水源在经过适当的物质和知识资本作用后可转变为水资源，水源具有非耗竭之特性。但水资源在时空尺度和质与量等方面都是有限定性的。地球上陆地水量为0.48亿km3，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3.5%，就是在陆面这样有限的水体也并不全是淡水，淡水量仅有0.35亿km3，占陆地水储存量的73%，其中的0.24亿km3分布于冰川、多年积雪、两极和多年冻土中，现有技术条件很难利用。便于人类利用的水只有0.1065亿km3，占淡水总量的30.4%，仅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0.77%[4]。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也有很大差异。巴西、俄罗斯、中国、加拿大、美国、印尼、印度、哥伦比亚和扎伊尔等9个国家就占去了水资源总量的60%，在中东、南非等地区水资源贫乏。在时间分配上，降水主要集中于少数丰水月份，而长时间的枯水期是少雨或无降水，这种集中降水又往往集中在几次比较大的暴雨中，极易造成洪涝灾害，给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不便。

人类活动影响。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水资源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生产污染水源加剧，水资源可用量减少；再是浪费水资源现象严重，水资源无效使用量增加。现代工业生产以大量消耗能源和水为其特征，每生产1吨合成纤维需要2500-5000吨水，生产1吨铝比生产1吨钢需要多15倍以上的能源和10倍以上的水。目前全世界每年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对水的需求达3500立方公里，几乎占世界径流量的1/10[3]。这是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生活、生产、生态所需水资源短缺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

当代水资源问题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在现代水问题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环保科学家保拉·迪萨多所言：“地质时期也曾发生过长期的干旱，但是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最终使生态达到了平衡。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后果，自然界本身没有错误”[5]。

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环境和改变社会经济形态之作用，对水资源造成影响，从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类活动愈来愈普遍，规模愈来愈巨大，影响愈来愈严重。

透析现实中的水资源问题及其成因，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一、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人们依水而生、择高而居，近代以来人类兴修水利工程，只能一时或局部地解决水灾害及其水资源问题，现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需要把水资源问题放在与水相关即“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之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和法律等综合措施才能解决长期和根本性水资源问题。二、水资源复合系统实际是“天—地—人—水”互相耦合的复杂巨系统。水资源的自然补给来源主要由气候环境中的降雨、蒸发等因素决定，相对于某一地区其变化幅度小且时间尺度长，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的产生及循环与地理环境（下垫面和地层结构）密切相关；人类活动一方面作用于水资源形成和循环过程，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产水量，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在不断地“供、用、耗、排”水资源，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用水量和质量。

三、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的重要途径

依据水资源复合系统中“天—地—人—水”互相耦合关系，可以分析某一区域或流域内形成水资源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尺度内，①降雨量和蒸发量变化幅度较小；②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下垫面条件引起产流量的变化有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例如：太湖流域人类活动剧烈，流域下垫面变化较大，根据太湖流域1956至2000年降水系列，采用“水资源产水量模型”计算得出，2000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产水量为161.4亿m3，建国以来该流域水资源产水量增长10.2亿m3，增长了6.7%，水资源产水量增加不多，这是南方水网地区的普遍情况，我国北方地区，由于下垫面改变，同样降雨条件下水资源产水量减少，例如海河、黄河流域产水量近20年来减少10%-20%；③社会经济发展使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例如：太湖流域2003年水资源总用水量达到306.3亿m3，其中生活和生产用水量共298.3亿m3，占总用水量的97.4%，2003年总用水量比1980年的234.6亿m3增加71.7亿m3，增长了30.6%，其中一产用水量减少33.8亿m3，二产用水量增加77.8亿m3，三产用水量增加7.7亿m3，生活用水量增加12.7亿m3。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是必然趋势，生产和生活用水量将随之增加，但必须有效控制。这是形成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社会可以自我调控的最主要途径。

我国一方面供水量不足，另一方面用水浪费，用水效益低下，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显突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单位GDP产值的用水量高于英国、日本的数倍，1997年，中国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726m3。1990年，美国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77m3，日本每万元GDP用水量仅为60m3（折成人民币）[6]，分别是中国当前水平的1/4和1/12。中国不同时期用水指标见表1。

表1全国不同时期用水指标

年份

年人均用水量

（m3）

单位GDP用水量

（m3/万元）

农田平均

灌溉定额

（m3/hm2）

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

（m3/万元）

人均生活用水量

（L/人·日）

城镇

农村

1980

450

3208

8745

365

117

71

1993

443

1017

8085

190

178

73

1997

458

726

7740

136

220

84

注：资料源于参考文献[6]

农业用水方面：在我国的灌区，由于灌溉农田不平整，习惯于传统漫灌方法，使灌溉定额居高不下。缺水与浪费水的矛盾在中国农业用水中十分严重，全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在0.45，与先进国家的0.7～0.8相比，中国灌区的用水落后了30～50年[6]。北方是非常缺水的地区，但其灌溉定额每公顷达7500～12000m3，高出农作物实际需求2～5倍，据估计，农业浪费水每年就超过1000亿m3[6]。

工业用水方面：我国工业用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艺、设备比较落后，单位产品耗水量大。以钢铁工业为例，国外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吨钢耗水量先进指标为6m3。在我国，钢铁工业吨钢耗水量全行业平均为30m3左右。二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据统计，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30～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为75～85%。我国工业万元产值水量是发达国家5～10倍。

城市生活用水：1997年我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220L/日，县镇人均日用水量更低，只有50～60L左右。但仍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尤其是公共用水部门，如宾馆、学校和商业等部门。居民生活也同样存在浪费用水问题。城市生活用水具有较大的节约潜力。

综合以上分析，节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的关键。而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少，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因此水污染形成快、程度严重。工业废水处理率低，废污水排放量大，节约生产和生活用水同时可以减少污染。所以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重要途径。

四、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是管理的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首开研究之先河，目前已普遍应用于企业、非营利组织、行业、区域和政府及其事物的各项管理中，战略管理是某一组织形式（事物）高层管理者为了该组织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在充分分析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有效战略，并将战略付诸实施和对战略实施的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的动态管理过程。

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政府以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解决水资源问题，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在充分分析水资源及生态与环境危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条件基础上，选择和确定的有效战略。

确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缓解水资源危机战略选择的理念十分重要，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例如：水资源问题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系统管理问题，在以往的水管理中，管理中心和重点在于技术和工程管理，而战略管理思想较为缺乏。也就是说，水是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互相耦合，客观存在“天—地—人—水”循环与互动关系的战略性资源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在管理水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建立科学系统的观念，没有从战略高度建立复合管理系统。

选择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现战略目标，重要的是将战略付诸实施并对战略实施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在这方面政府与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例如汪恕诚部长提出节水型社会工作十大重点，并指出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念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制度建设的一场革命。胡鞍钢教授等提出节水型社会建设最能够反映对治水模式转型的要求，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过程，需要水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微观上资源利用的选择，中观上资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观上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

依据战略管理理论，管理有效的硬性要素是战略和策略、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软性要素是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也是如此，特别要注重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这两类要素。

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施组织是全社会，不仅仅是水利职能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职能管理部门发挥具体策略、监督、管理及其推进作用，全社会成员和多样组织参与，是节水型社会建设有效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经过：大凡涉及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也是很少有人关心的事物，对于公共河流及水资源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公共资源属于自由进入、不能排他的物品，追求个人最大化的行为也就驱使个人只管使用，而不愿管理，以免支付一定的成本。国家以授权的方式允许各种性质的组织和个人介入资源管理，让多种类型的组织来履行和实现国家对集体资源的控制权，改变资源管理的单一结构，建立集体规范，使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沟通、监督和管理更加方便，使公众在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资源等方面实现合作，实现自利与互利的协调。

机制和制度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在公共资源的提取和使用方面，自利和互利的一致性常常并不明显，在公共领域，以自利原则为基础的自发合作行为，局限于一定的层次、范围和条件。自利与互利、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一致，需要建立特定的机制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的、长远的利益方面，自发合作机制并不一定能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合约，因为在别人都遵守合约，进行合作的时候，自己如违背合约则可能受益最大，所以，公共领域的组织制度，不能只依靠自发合作的契约机制，而需要依赖于伦理、法律、制度性的控制和强制。

目前，世界各国在公共水资源、灌溉系统、公共渔场、公共草场、森林资源等公共资源的管理中，积极探索着各种各样的既具有管理效率又能促进节约的管理组织体系，针对不同特征的公共资源、不同的资源消费集体，通过不同的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的制度设置，来调节和控制公共领域中的个体行动，促使个体行动选择的方向趋于对公共利益有利。

由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以水资源问题为主的第四次人类生存环境危机发生和发展，节水型社会建设不仅是解决水资源问题而且是缓解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战略选择。必须以“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观念和战略管理理念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要注重建立有效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