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研讨的发展

内容提要：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现代化奋斗史，从清末的变法到民国的探索，从建国初期的公社化运动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无数中华儿女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儿努力。然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这必然与现代化理论要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巨大的矛盾。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也经历了一百年的冲击，转型，动荡，起伏和重新定位。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三农问题，现代化，实地考察，理论研究，国外学者，三农研究的高潮，农村衰败,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传统的中国农村应该怎样应对现代化的挑战”这一延续百年的争论更加突出的摆在我们面前。在此之际，回顾百年来中国三农研究的发展，再现仁人志士对中国农村的倾心探索的历程，重温历史上关于中国三农与现代化的探讨，必将有利于我们深刻的理解三农问题，深入的研究三农问题，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

一、二十世纪上半页：农村的衰败与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就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的衰败和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所凸显的矛盾，酿成二十世纪前期农村空前的大动荡。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当时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掀起了中国三农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1、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的兴起，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引起了一些社会精英对中国现代化方式的深刻反思。他们感到西方理论并不适合中国，中国以农立国，只有走社会改良的道路，改造农村体制，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小农经济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乃至中国的问题。于是以社会活动家，学者为主，在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了！

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先后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等机构。一方面进行理论研讨，一方面训练乡村服务人员。他们还组织大批学者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和实验。后来在国民政府支持下选河北定县，山东菏泽等地进行“县政建设实验”：改造基层政权实行民主监督，兴办公民学校和保健机构以改造农民，组织农村互助社，改良手工业。后因日军侵华被迫中止。但影响深远，美国国会在1948年通过“晏阳初条款”，规定对华援助的十分之一用于中国的农村建设；菲律宾，危地马拉，印度，加纳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曾专门到中国学习乡村建设的经验。

2、以为代表的共产党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几经反复形成了全党共识，把农村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其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他们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农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农村革命的成败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的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一直十分重视农村工作的开展。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薛慕桥，千家驹，孙冶方等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作品集中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

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实地考察。二十年代对湖南农民的考察，三十年代对江西长岗乡，长溪乡的调查。陈翰笙在中统区秘密组织了对保定，无锡和广东等地农村的调查。42年对陕北农村进行调查，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的报告》等文章。

3、孝通为代表的“学院派”的研究

除了上述两种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解决农村问题外，也有一些职业社会学者，从纯学术的目的出发，进行更科学的社会实验，更标准的调查报告，更来客的理论分析。他们被称为了“学院派”。

1926年，李景汉就带领燕京大学生对京郊持甲屯等四村进行调查，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冯和法写的《农村社会学1929》不仅交代了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与问题，并讨论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言心哲的《中国农村人口之分析1935》对农村人口的现状和历史变迁都有专门研究。

特别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大学期间就在于曾到广西家县花税务瑶从事农村调查。后来在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农村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后与张子毅一起，调查了昆明滇池附近的绿村，玉村，易村，先后写出《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以农村社会水害为主题的理论著作。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三农研究中的首席地位。

4、解放前，外国学者、团体对中国三农的研究

外国的研究就其目的来说，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主要有金陵大学教授卜凯，通过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为期五年的大规模调查，写出《中国农家经济》，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人口过剩，过密造成的农场面积零碎，南成规模。庐江大学的库尔普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家族进行调查，写出《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另外还有日本学者林惠海，福武直六次调查江苏苏州近郊农村等。

另一类是为本国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美国著名学者在《美国与中国》中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专门介绍，是美国政府和国会较为重视的对华资料。另外主要是日本1907年开始在大连设置的“南满洲铁道株氏会社”，其主要目的就是收集中国的社会经济情报，为侵华提供资料信息。他们的调点即是农村，范围和内容随侵华战争的扩大也不断扩展和深入，主要方式是在各地抽样调查。这项调查积累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目前发现的调查报告和文章就有10514种之多，被各国学者公认为是了解和研究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乡村的重要资料。

二、50-70年代，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和国外研究的缓慢发展。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之后，迅速进入农村集体化。从此知道70年代，三农问题研究的主线基本上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的，并由此展开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这一时期三农研究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再加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因“革命需要”而撤销，直到1979年，初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中国境内的三农研究基本停滞下来。

与之相比，国外的一些小规模研究仍在继续。旅美华人杨庆堃根据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威廉•韩丁在时期的陕西长弓村的调查经历，使他写出《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美国汉学家陈佩华等人对广东一些村庄进行调查，并出版了《陈村：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此外在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帕斯特奈克的《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和英国人类学家华德的《多样化的农民意识模式》等。

三、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和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978年开始兴起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层出不穷。同时，以前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显露，甚至于激化，这都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为三农研究提供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再加上80年代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引进和我国社会科学的全面恢复，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这样，在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三农研究得以不断深入和拓展，形成了三农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1、80年代前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展开的农村经济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题紧跟政策的发展，基本是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与呼，或是对集体化，公社活动进行批判与反思，或是调查论证改革开放给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

2、80年代后期关于乡镇企业，人口流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基本解决了生产动力和生产积极性问题。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闲置有造成了新的挑战，以致我国农村依旧无法摆脱只增长不发展的低水平状态。可贵的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身上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与想象力并没有就此打住，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和“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农民工两种形式，自醒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这两种形式也是这一时期三农研究地两大热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马戎的《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均等机制》。袁亚愚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黄平的《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研究》，辜胜阻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王春光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等等。

3、90年代开始对农村政治体治改革的研究

90年代开始村民自治逐渐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行，这项做习题举从根本直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通过民主方式重建国家权威，通过民主所动员的民间力量监督基层干部。这种乡镇政府，村民自治委员会，农民三级关系结构。实现了行政效率和民主精神的强强联合。但就实现形式，自治程度，村委会定位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引发各界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

这个时期除在关于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外，三农研究也在不断拓宽领域，深化专业，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生活状况，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民教育，农民素质，人工智能口与流动，社会化与整合，社会组织与文化，社会保障，婚姻家庭，社会问题社会变迁，以至外国农村，农村史都必须成为三农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成果空前丰硕：如陆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曹锦清的《当代浙北乡村的当代浙北乡村文化变迁》、《黄河边的中国》，王沪宁的《当代中国村落文化》，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以及陈吉元的《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4、2000年以来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与大学生支农调研

迈入新千年，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以晏阳初，梁漱溟为楷模，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总编温铁军构想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完整和理想的农村社会，包含环保，人权，网络等多种现代化因素，并希望能成为广大农村发展的模板和参考。华中师大的贺雪峰在洪湖等地实验时，成立了村老会，希望能发挥老人的智慧指导村民事务，配合年轻一代的热情与活力，共建农村。北京周鸿陵在沙洋县天村开展基层民主培训，内容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贺民主选举等等。

另一股是大中专院校学生，寒暑假进行的支农调研活动。该活动有共青团中央发起，知名学者率领，个院校学生社团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上万人次参加。他们或调查研究，写出三农问题的报告，或运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一方面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以致用，一方面有利于青年更深刻地了解农村，感受现实。

5、80年代后国外大规模的三农研究

中国的改革者首先在农村开始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也日益引起了国外政府部门贺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时期国外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领域广泛。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各自理论，对中国农村展开研究，涉及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二是研究力度大。许多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基金会和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三农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卢斯基金会，卡特中心，英国汉学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平研究所等。三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国外研究尤其重视实地考察，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亲自到中国农村深入了解过。

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完）

参考资料：

肖桂云《农村社会学》

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

吉尔茨《中国社会调查》《费孝通与中国农村》

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民问题》《剑桥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学年鉴2000》

新华网，中国农村网，三农网，中国思维网，三农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