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济特区发展

一、制度兼容、演进与经济绩效

正式制度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两者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励、监督费用和强化成本三方面进行。一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的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经济绩效。组织中的成员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这种激励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而更加明确。而当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一致时，它们将相互强化。非正式与正式约束的一致性将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监督和强化机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不一致性导致较低的绩效。因为首先，对立的规则与规范使经济行为者无所适从，缺乏激励。其次，由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高，从而导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组织的冲突和摩擦。

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演进中的兼容性问题的结论：一是进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的传统和制度。由于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的原因，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即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二是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具演进特点。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受不同之手——“刘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过理性的共同知识、主观的认识和批判，来预设和推动制度的变化；后者指人们只通过他们过去的行为观察到其获得的效用，并强化好的行为或继承坏的行为。因此，在制度演进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进化博弈论给出关于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制度演进中的制度兼容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引入较系统的突然变异，使社会脱离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转换到更高支付的战略上；三是积极促进低水平均衡的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高水平均衡的社会交流，提高原社会形成更佳习惯的可能性。据此达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并使两者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达到自我强化，通过互动强化，使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造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绩效。（见表1）

总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致，则无论是从激励角度还是从约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绩效；反之则相反。

二、WTO规则与特区制度兼容、经济绩效

加入WTO，中国面临WTO规则与中国现存制度的兼容问题。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强整个制度的经济绩效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中国的经济特区也不例外。

WTO规则的变迁、演进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双重性质，是两种正式制度的制度结晶体。但对加入WTO者来说，则明显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征，尤其对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而加入WTO者本国原有的制度则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两者既存在着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不相容的可能性。在WTO规则与本国原有的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而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当两者不一致时，或当WTO规则与本国原有制度由于各自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造成两者不能兼容时，则均对应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经济绩效。现实表现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具有强兼容性，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制度具有弱兼容性，经济绩效的差异即市场经济的发达与不发达由此引出。

中国的经济特区制度与WTO规则同样既具有兼容性较强的一面，同时更有兼容性较弱的一面。说其兼容性较强，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非经济特区而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说其兼容性较弱则是指相对于WTO制度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即市场经济不发达而言的。经济特区较强的制度兼容性与欠发达地区较弱的制度兼容性的差距，足以使加入WTO后的经济特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其制度优势、经济绩效优势和地位的优势；并构成经济特区今后的“特”之主要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WTO规则而言，各国的内在制度均属“非正式制度”，就制度的兼容性强弱程度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程度更高，而其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非正式制度”程度上只有参差不齐之分，而无本质上的区别，经济绩效上的差异是制度兼容性的晴雨表。

三、强化经济特区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

与WTO正式制度比较形成的各国的制度虽属“非正式制度”，但各国的制度又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加入WTO国家的制度兼容，将面临WTO规则与本国的正式制度兼容和与本国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两方面的难题。而由于WTO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于屈从地位，并应努力改变本国现存制度，以适应WTO制度，强化整个制度的兼容性，达到加入WTO提高经济绩效的目的。此点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特区概莫能外。比较而言，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WTO规则均有较强的兼容性，而非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在制度兼容性上则明显弱于前者。但两者的制度兼容性与WTO的制度要求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需变革的制度多少不同罢了。

WTO规则的强制实施的特征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原正式制度必须服从于WTO规则，形成新的正式制度安排，而这一新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更强的时效性。政府作为正式制度供给者的功能决定了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发挥政府在这种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优势，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性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这就要求经济特区政府必须迅速及时地对现有正式制度进行清理和整顿，具体包括各种规则和契约，以及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尽力缩小WTO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偏离程度，减少制度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乃至经济特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同时，这将再一次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进行诠释。

经济学认为：对经济绩效的考察，应集中于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上。因为，经济绩效最终要落实到经济行为者的决策和努力上。所以，在考察制度兼容性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激励因素便成为首要的因素。因此，经济特区政府在新的正式制度的安排过程中，要注意新规则的目标与其成员的偏好和利益的一致性，充分体现制度的激励功能。经济特区政府在此方面大有

可为。另一个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是监督费用。由于经济行为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降低监督费用，成为保证制度以较低成本运行的关键。降低监督费用的约束机制属于制度的实施机制范畴。实施机制是制度的内在构成部分。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使违约者望而却步。制度的硬度是实施机制好坏的函数。在中国建立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并不难，关键在于制度的实施保障。国人的权利观（等级权利观，而不是西方人的权利相互制约观）、人情观往往使一些制度软化、甚至形同虚设。国人在实施制度时喜欢讲灵活性、弹性、例外（实质上是特权）等等。经济特区人在此方面的观念虽与非经济特区人有一定差别，但也并不十分明显。能否在制度面前做到人人平等是我们衡量一个制度是否硬性还是软性的基本标志。因为构建稳定的、“透明的”政策法规，稳定而有效的政治体制是摆在入世后中国乃至经济特区的惟一选择。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但制度规则是不能交易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违约的成本将是高昂的。

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相比较则明显带有诱致性变迁的特征。诱致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而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的相对发达，其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的偏离程度较低，制度兼容性强，使经济特区在加入WTO后的制度优势由正式制度的优势转为非正式制度的优势。这种优势制度已成了特区文化的一部分，是非特区文化中最为或缺的，并将构成其经济绩效较高的坚实基础。

非正式约束变迁的主体是广大民众。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而由于其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如果克服了外部效果和“搭便车”之类的问题，那么在制度变迁中将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之一。而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克服“搭便车”和淡化投机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任何政府包括经济特区政府都应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增加民众的意识形态资本量，使生产虔诚的影子价格低，配置到虔诚上时间的边际效用提高，使其消费更多的虔诚商品，从而实现制度的兼容和经济的高绩效。其实这与我们经常讲的“不能一手软一手硬”的道理恰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