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历程及启示

时间:2022-04-01 11:02:49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历程及启示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阶段、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阶段、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和积极稳妥和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阶段。本文总结各个时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启示。

关键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践历程;启示

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贸易国,却仍然使用他国货币作为主要贸易结算货币,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中国正是这绝无仅有的国家(宋敏,屈宏斌,孙增元,2011)。然而,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对外经贸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多次根据客观经济发展需要,推行具有不同目标和内容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根据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践,本文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出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历史实践对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启示。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践历程

1.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阶段: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20世纪60年中后期,由于“特里芬难题”日益凸显,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制度难以为继,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货币剧烈动荡。1967年11月,英镑大幅贬值,由此引起连锁反应,约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随同贬值。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外贸易大多以英镑结算,英镑汇率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经济利益的实现。面对西方愈演愈烈的货币危机,为了减少外汇风险,保护国家利益,我国积极组织金融机构研究应对措施。中国银行于1968年3月提出对港澳地区进出口贸易试行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建议。1968年4月12日,国务院批准决定在1968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始对港澳地区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主要是为了对中国的出口收汇进行保值,避免和减少由于外币贬值对我国造成外汇损失。不过,大陆对香港出口改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后,港商需先按中国银行牌价换购人民币再进行付款,这意味着,原本由陆商承担的汇率风险转移到港商,挫伤了港商的贸易积极性。为此,中国银行经过研究,提出采取预购人民币和预约远期人民币的办法,从而化解了这一矛盾。1969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始对远洋出口贸易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进一步对英、法、瑞士、联邦德国的进出口贸易试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仅天津口岸就完成交易17笔,中国与西欧国家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基本顺利。这个阶段我国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不是为了推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使用,居民仍旧不准携带人民币出境,人民币不具备国际支付或储备功能。在国际金融剧烈动荡,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走向崩溃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试行对外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是当时所能采取的较有利的选择,能够避免和减少我国外贸面临的外汇风险,对出口收汇起到保值作用。2.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阶段:90年代初至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受“出口创汇”政策的指导,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美元在我国对外贸易结算货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90年之后,除1993年因进口增长较快出现贸易逆差外,我国进入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阶段,这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外汇短缺的局面,我国政府适时将出口方针从“创汇为主”调整为“创汇和效益并重”。90年代初,我国政府在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成果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步伐,相继开放了一批沿边城市、长江沿岸城市和内陆城市。为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1992年国务院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允许其兴办边境经济合作区,总规划面积达77.45平方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与我国接壤的边境国家大多经历内战、政体剧变,其主权货币购买力很低,普遍丧失货币信用,因此我国与有关邻国在边境贸易中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随着我国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为促进我国同边境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1993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陆续与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哈萨克斯坦8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订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协定,允许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结算中使用双方本币或人民币。这个阶段我国签署双边贸易本币结算协定的背景大致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人民币在边境地区已被广泛接受,开始在边境贸易中承担支付和结算货币职能,我国与越南、蒙古、老挝、尼泊尔和朝鲜签署的协定属于此类;第二类是虽然人民币在对方国家被广泛接受的基础并未形成,但双方从便利和促进边境贸易出发,愿意推动银行本币结算业务,我国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签署的协定属于此类。3.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至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亚洲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剧烈,这对普遍患有“浮动恐惧症”的亚洲经济体造成重创。金融危机蔓延速度之快,让东亚各国深刻意识到区域金融货币合作的重要性。2000年5月东盟“10+3”在泰国清迈召开财长会议和亚洲银行年度会议,各方一致通过“清迈倡议”。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是清迈倡议框的一项重要内容,能为成员国提供短期流动性。2007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决定将清迈倡议发展为一个多边化的自我管理的储备库计划,推动了清迈倡议走向多边化。2009年5月东盟“10+3”财长会议正式确定了清迈倡议多边化为东盟“10+3”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互换机制,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取得实质性进展。2011年3月清迈倡议多边化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成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核心机制。截至2008年末,东盟“10+3”各国在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规模为840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分别签署了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为235亿美元。2011年清迈倡议多边化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提高到1,200亿美元,2012年各国决定将总额度扩大到2,400亿美元,中国(包括香港特区)与日本各占32%,韩国占16%。从互换币种上看,东盟成员国大多以本币换取美元,中日韩三国之间则以本币互换为主。然而,相对于东亚庞大的经济总量和外汇储备而言,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规模仍然非常有限,但这对推进东亚区域金融货币合作进程及其体现出的“互信、互助与互进”精神则远超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本身。我国在该时期出于资本流动安全的考虑,虽然对有关资本境外流动持审慎态度,但也积极参与到区域金融合作的大潮。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逐渐改变以往的被动态度,开始融入亚洲区域金融货币合作进程,中国政府关于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值的承诺和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出色表现,更为人民币创造良好的区域形象,赢得海内外的广泛赞誉,为人民币进一步发挥区域货币功能奠定稳定基础。4.积极稳妥、全面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阶段:2009年4月至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拉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美债危机接踵而至、欧债危机持续延烧。中国传统出口市场需求疲软,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加剧了我国外贸市场的不确定性。为了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我国开始积极稳妥地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9年4月,上海市和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东莞市的365家企业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7月2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先开始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制度保障。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从推行之初就被中国各界寄予厚望,被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和重中之重。然而,由于相关配套措施不到位、许多企业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理解不够等原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在推行之初遭遇“冷冬”。随着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有关的出口退税制度、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配套措施的相继出台,各部门也加大了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宣传力度,2010年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业务持续大幅增长,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入“暖春”。此外,为了配合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满足境外人民币需求,我国央行与多国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15年5月末,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的实质性动用明显增加,为外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提供便利;我国银行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等地,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结算货币。与此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争取人民币入列SDR货币篮子等措施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形成良性互动,保证人民币流出与回流渠道畅通,保障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健康发展。

二、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践的启示

1.不同时期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顺应了当时的客观经济需要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实践历程表明,中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制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时,都立足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试行人民币计价结算实践,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美元危机频频的及时应对;90年代我国同边境国家的本币结算协议是在平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顺应我国日益繁荣的边境贸易结算需求,结合我国边境国家币值大幅波动的客观情况,适时提供的结算制度保障;亚洲金融危机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是东盟“10+3”成员国为应对危机所提供的流动性安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我国有能力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产生影响,开始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突破口,积极主动寻求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并着力于全方位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2.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汇率存在互动关系我国在每个阶段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都和汇率波动直接相关,规避或减少外贸汇率波动风险几乎构成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直接原因。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重要价格调节变量,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政策的首要关注因素,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的直接经济目标就是减少外汇风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反过来又会对我国汇率政策产生诸多影响,进而影响我国汇率形成机制。这种双向关系提示我们,一方面,汇率会直接影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和结构,进而影响我国贸易差额、外汇占款和福利变化;另一方面,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了带动境内外人民币市场差异、资本项目改革等,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汇率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实践朝着纵深方向发展,而且能为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提供有益思考和借鉴。3.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提供制度保障我国政府在不同时期所推行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根据出现的问题适时进行调整,切实保证政策对贸易的促进作用。2009年4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相关部委已了十多项政策文件,不断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配套措施。中国银行2014年度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白皮书显示,超过五成的境外企业认为交易结算是否便利是影响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性的主要因素,跨境人民币结算和融资等传统产品是受访企业中使用最为普及的产品。这些调查结果说明,进一步推广人民币跨境使用,仍应着眼于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基础产品,进一步简化业务流程,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提升资金结算的安全、快捷和便利性。4.当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正迎来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人民币发行六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国内外瞩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也迎来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这些机遇包括:①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位列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贸易强国呼吁金融强国,中国政府也正在积极加强金融强国建设。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国家金融战略的核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点和重中之重,必然构成我国金融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全球经贸方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激发更多市场需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和贸易往来将不断加深,中国商品、服务和投资将进入更多新市场、新领域,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甚至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人民币作为本国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不断加快;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趋弹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本国储备货币篮子,这增强了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性,境外人民币接受度增强,更有意愿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④中国开始主导地区性金融机构,提高国际金融事务参与度。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设立亚投行将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流通货币成为可能,改变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使用的现状。中国将认缴500亿美元资本目标中的50%用于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贷出人民币,用人民币对外直接贷款,获得人民币资金的贷款成员国可以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⑤2015年又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权(SDR)进行五年一次的评审,各界揣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尽管最终IMF将目前SDR货币篮子的生效期推迟至2016年9月30日,但SDR评估人民币是否符合入列SDR货币篮子的举动富有象征性,这是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再次认可,有利于全球给予人民币更多的关注、认可和接受,这无疑推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

作者:杨碧琴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