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普通法发展的条件

有关英国法制发展原因的探讨,法学界多从法律本身来论述,以法论法,关于它发展的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尚欠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其它社会因素必然有着互动关系。正如梁治平先生指出的那样:“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1](P6)从文化角度看,法律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尺度。法律的进步意味着整个社会历史的进步,换言之,法律的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是同步的(长时段而言,不排除短时段的错位),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一个社会历史发展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其法律发达程度却很高或社会历史发展水平极高其法律发达程度却很低的特例。当然,二者并非简单的因应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关系。英国法制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连续而稳定的社会发展,二是独特的政治体制,三是尊重传统的文化心理。

一、连续稳定的社会发展为英国法制的稳定创造了条件

英国社会自1066年诺曼征服到现在,除了1640年1648年期间有过短暂的动荡之外,社会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冲突,社会的变迁主要通过渐进的改革而进行,所以英国人并不太热心一味的政治大革命,他们“很少有革命经验,从17世纪以来,英国的传统一直是渐进的,革命这件事只是我们从书本上才知道的。”[2](P10)这种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英国法律成长的大环境,它在整体上决定了英国法制发展的独特道路。普通法自十二世纪前后形成后,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发展下来,历经封建制、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直到现在,其历史近逾千年,但现代英国法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封建时代的英国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稳定性。内容上,从中世纪近代现代,许多惯例仍被沿用,如1215年的《大宪章》仍被视为近现代的宪法性文件之一;形式上,多种法律渊源并存,既有惯例、判例,又有制定法。由于社会发展比较稳定,较少流血冲突,没有急风骤雨式的革命,社会发展就有可能通过渐进改革而实现,各种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就有可能通过纳入正常渠道法制轨道来解决。革命则往往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新的阶级的统治手段就是制定新的法律,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因此,革命常常会造成法律发展的割裂现象。

英国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悠久的议会传统,二、军事官僚机器比较薄弱,同时社会阶级关系流动性比较大,阶级之间的界限不太严格,三、英国政治思潮中浓厚的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2](P10)正是这种历史个性决定了法律在英国历史发展中的特点。由于英国的政治相对自由、宽松,社会阶层流动性较大,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因而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力,能够使政治矛盾通过小的变动即可调整,不致蓄积起来,爆发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和平稳定的社会发展培养起改良主义传统,法制领域的变革也主要通过渐进的改革方式完成,而不是如大陆法系国家那样靠频繁颁布制定法来实现。

二、以议会主权为原则的政治体制,为法律至上提供了政治保障

早在封建时代,英国即有“王在议会”、“王在法下”的传统。英国的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权与法的冲突。议会对王权起着至为重要的抗衡作用。最初是征税权,后来发展到人身权、立法权等,议会一步步地将权力从国王手中争取过来,最后终于使国王成为“虚君”。而分权的过程也就是法治逐步发展的过程。1215年《大宪章》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国王未经议会批准,不得违反惯例向封建主征税。第二,除按国家法律规定外,国王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从此,王权开始受到法律的约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国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和《王位继续法》等法律的颁布,国会又获得立法权,成为最高的立法机关,从此,国王仅仅是王国的化身和象征,被剥夺了实质性的权力。

在政治结构上,英国很早即已存在分权制度。这种分权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等级分权”国王、贵族、平民三个等级;横的方面是“阶级分权”封建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分权。[3](P5)分权有利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分权的保障则是法制各权力机关之间的行事规则。英国的分权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步成熟,形成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格局。议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具体指议会的下院;行政权属内阁,内阁必须对议会负责;司法严格独立,普通法院和经议会批准成立的各种行政栽判所不受行政当局的干涉,独立行使审判权。“议会主权”原则导致“法律至上”,法律具有崇高性、权威性,“在英国大多数人服从法律,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只因为它是法律,而且他们觉得没有义务服从那些不是法律的规定。[4](P4)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宪政制度为何最早在英国建立。分权体制设立的目的在于控权,控权的手段也主要是法制,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法制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说经济基础与法制是一种间接关系,而政治状况与法制则是直接的关系。美国学者帕森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配置模式和运行机制直接决定了法律在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法律调整的价值取向、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法律的运行体系等。”[5](P155)英国法律的至上性的形成正是其政治制度影响的结果,同时,法治原则又反过来影响到政治,使政府必须“依法办事”、“有章可循”,国家行政机关与普遍公民一样在法律面前平等,没有法外特权,故英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并认为象法国那样单独的行政法恰恰是为保护官员的特权而设立的,官民应该适用同一法律原则。法治原则确保了英国政府的效率性和稳定性,也体现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智慧。

三、尊重传统的历史文化心理,使英国法律走上判例法道路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因为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又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但在具体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不同的国家又有很大的差异。英国人民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是一贯以之的尊重心理,他们从不大肆攻击传统,而是慎重对待,并巧妙地利用传统。因此,有人说:“在英国,传统和现代处处表现出的和谐,也许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象英国那样,是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好的。[6](P6)正是尊重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深刻地影响到英国法律发展的特点判例法发展道路。判例法的核心是“遵循先例”原则(staredecisis)。其发韧应追溯至1066年诺曼征服。当时威廉一世为维护稳定,对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宣布予以尊重,享利二世改革时,巡回法官也经常巡回全国各地,了解当地习惯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普通法”,因为来源于“王国的普通习惯”。所以沃克指出:“早期的普通法与其说是由诺曼人传入英格兰的一种崭新的规则荟集,毋宁说是由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融合而成的规范体系。”[7](P27)习惯法和制定法被认为是英国法律的两个主要渊源。

“遵循先例”即先例对后来的判定案件具有拘束力。英国法官判案的主要依据不是象大陆法系法官那样援引某项具体的法条,而是要看历史上有无先例,以及先例是如何判决的。他们特别重视历史上的惯例。早在1275年便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习惯必须在1189年以前即已存在。1905年审理了一桩案子:一个人想在他个人所有的海滩上建一幛房子,但渔民们都认为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在习惯上有在海滩晒渔网的权利。他们可以证明这种权利已存在了70年之久,而被告却不能证明那个权利并非从1189年即已存在。尽管关于那个习惯已存在了多长时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渔民们胜诉了。这种方法直到现在依然沿用。如1975年的一个案子中,法院认可了一个村庄的居民在村中心的一个地区搞体育娱乐活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因为有证据表明,该习惯可追溯到公元900年。英国普通法虽有严格遵循先例的传统,但又并非完全为先例所约束,法官可以利用“识别技术”等方法来规避判例,从而创立新的判例。英国奇妙之处便在这里:传统而不僵化,保守但不落后,这就是“英国精神”。表现在法律上亦是如此,既尊重传统又不墨守成规,在继承传统时又能不失时机地进行新的创造。英国法制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步骤:一是十四世纪由大法官的审判实践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衡平法规则,它弥补了普通法的缺陷和不足,增强了普通法的社会适应力;二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制定法的大量增加又弥补了判例法的不足,成为判例法的补充,是判例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英国法制的形成不是简单的法律变革而导致,而是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共同成就的结果。我们在提倡“依法治国”时,切不可认为多颁布几部法律就可以了,而必须注意整个社会的综合发展,必须考虑到法律与其它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否则,“法治”便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