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交聘使节活动研究论文

前言

南北朝时期外交使节的行进路线，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迁都洛阳，其后分裂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邺城与长安，隋都亦在长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时与后梁政权则定都于江陵。使节主要是往返于两国都城，因此，随着南北朝政局的变化，都城迁移，使节的路线也出现了数次的变动。大致而言，北魏与刘宋、南齐时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线，北魏与萧梁的通使是“洛阳—建康”，东魏、北齐与梁、陈的通使为“邺城—建康”，北齐与北周是“邺城—长安”，西魏、北周与陈则是“长安—建康”，隋与陈也是“长安—建康”往返的路线。此外，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长安”，梁元帝与北齐的通使则是“江陵—邺城”。不过，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以及北齐与北周之间的通使，由于未见有使节行迹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论的相关史料亦不多见，在此暂时搁置，不加臆论。

关于南、北朝使节往来的路线，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讨论，惟逯耀东的《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341-392页。）、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五）》（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广泛论述了北魏与南朝的外交关系，其中一节谈到“边荒”与使节的往来：“南北的战场大多摆在淮泗之间，这个地区也正是南北使节往来交聘的主要道路，他们大多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论是从平城、洛阳、邺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们必渡的津口。”（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369页。）逯文注意到南北使节来往的路线，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经之地后，主要篇幅便着重在南北边界——“瓯脱（即边荒地带）”的论述，使节路线遂模糊于广大的边界中。且其所谓的“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城镇的位序颠倒错乱，从南到北应该是广陵—山阳—（渡淮，转泗水）—彭城—邺。再者，从邺到建康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虽然都会经过淮、泗，但这两条路线并不尽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与严耕望均注意到《水经注·滱水》中宋、齐使节经倒马关进入平城的记载，此外，前田正名进一步推论南北使节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线，严耕望则注意到了南北使节利用济州碻磝津越渡黄河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单一路线，未能将当时南北交使的路线做较为完整的呈现，本文即企图在这点上略尽绵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当零碎，常为使节事迹叙述中偶尔出现的地名，某些地名则只见于诗歌的诗题中，内容相当简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难。我们首先得将不同时期的资料区分开来，例如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路线即不相同；再则，对于较隐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坟墓，我们也得将墓地的所在查找出来。目前“邺—建康”的路线因直接证据较多，大抵上是由点逐一连成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平城—黄河岸”、“洛阳—建康”与“长安—建康”三线，因直接证据只有一两条，本文仅能根据大致的方向，佐以当时人官私往返的资料，将整条路线拟构出来。

基于论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将南北朝的使节路线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黄河岸；二、建康到黄河岸；三、建康到洛阳；四、建康到长安。其中，一、二两条路线以黄河为断，乃是因为从建康到平城或邺城的南半段路线是一样的，为免重复，将它们分成两段论述，条理上会比较清楚。在此四段路线考察完毕后，再于结论中将南北朝使节路线简明地钩勒出来。

一平城至黄河岸

根据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研究，4世纪末至5世纪末，以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已经发展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平城南下到黄河岸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平城翻越句注山、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一条是自平城向东南，经莎泉、灵丘，沿滱水流域东南行，翻过倒马关，抵中山城（今河北定县），从中山城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南下经邺抵达黄河。严耕望与前田正名均根据《水经注·滱水》中“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北魏）郦道元注，〔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水经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1页。）的记载，论证了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乎城。前田正名则在考察了太行山东麓路在当时南北军事与官私商贸交通往来的重要性后，又进一步推论说，南北使节是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北上，到达中山之后转入平城（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页；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7、295-296页。）。《水经注》指出了从平城到黄河岸使节行进的主要动向，即南北使节是从平城通往河北再南下，而不是从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不过，这段路还须分成两部分再做进一步说明，一是从平城经莎泉道（或灵丘道）到中山，一是从中山南下到黄河岸，分论如下。

从平城到中山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由上谷路，先向东北，再转东南的大迂回路线；二是从平城穿越太行山、恒岭，直达中山。第一条路非使节所经，在此不论。第二条路经过的是太行山的飞狐诸陉，其间诸道纷出，十分复杂，严耕望与前田正名两人虽然都认为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平城，但对于从平城到中山间的完整路线则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从平城到倒马关的部分，严耕望认为是从乎城向东南，沿滱水河谷，经灵丘至广昌，从广昌再下倒马关；前田正名虽然认为从倒马关通往广昌的路应该是存在的，但也指出从平城经灵丘之后，有灵丘道沿滱水河谷直下倒马关，并不须经过广昌（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84、1499页。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5页。）。显然，两人对于《魏书》所载的482年孝文帝发动五万人修治灵丘道的路线位置看法是不同的，严耕望所认为的灵丘道应是从灵丘先到广昌再到倒马关的路段，而前田正名则认为应是从灵丘直通倒马关。北魏曾有三次开辟从平城到中山之通路的记录，第一次是在398年发卒万人开辟的“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第二次是436年以12,000人开辟灵丘西部的“莎泉道”，第三次则是前述的482年以五万人修治的“灵丘道”（注：《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卷4上《世祖太武帝》、卷7上《高祖孝文帝》。）。从修治的时间与工人的数量来说，灵丘道（灵丘—倒马关）应该是在不满于“灵丘—广昌—倒马关”这种迂回路线下所开凿的直线路段，因此，笔者倾向于赞同前田正名的看法。

尽管笔者赞同前田正名对于灵丘道的看法，但关于使节往来路线的部分却还有商榷的余地。前田正名将436年的莎泉道与482年的灵丘道视为同一条路线，因此，他认为，在436年之前，南北使节走的是从中山经“直道”通广昌，再从广昌北接飞狐道至蔚县通平城，436年莎泉道通了之后便开始走倒马关通灵丘的路线（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191页。）。笔者认为莎泉道与灵丘道乃不同时段开凿的通道，前后相差46年，其间的差异显然可见。惟据《水经注·滱水》载：

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滱水又屈而东，合两岭溪水，水出恒山北阜，东北流历两岭间，……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水经注疏》卷11《滱水》，第1051页。）。

既然倒马关是宋齐的使节通往平城的必经之路，那么，在482年灵丘道开通之前，宋齐的使节未必是从中山走“直道”通广昌，上接飞狐道，而较有可能是经倒马关至广昌，从广昌再到灵丘，亦即前述严耕望所指的“灵丘—广昌—倒马关”路线。灵丘道开通之后，南朝齐（宋亡于479年）的使者则直接从倒马关通向灵丘。此处尚有一点必须辨明的就是直道的问题。前田正名认为直道所经过的恒岭乃是望都铁关与广昌之间的广昌岭，其得名是因比起迂回的上谷路来说，它可以更直接地进入飞狐道（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页。）。亦即，前田所拟的直道是从中山经望都到广昌。严耕望则认为道武帝发卒万人修直道一事，应只是针对晋朝时的望都关道施行加工而已。大致路线可能是从倒马关南下南、北两岭，直趋唐县（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1483、1496页。）。笔者赞成此说，因为道武帝发卒万人治直道，其事甚为仓促，不仅动用工人仅万人左右，修治的时间甚短，约不到廿天。很难想象在如此短少的人力与时间下，能不经倒马关而开凿出从望都到广昌之间的直通道路，故直道路线当以从中山通往倒马关为宜（注：据《魏书》卷2《太祖纪》载，398年正月庚子，道武帝从中山到邺，之后又从邺返回中山。由于准备返回平城，乃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不过，当月辛酉，道武帝已经启程从中山往望都尧山。推算从庚子至辛酉的日数前后约计22天，但须扣除庚子后从邺返回中山的日程，因此，所费时间应当不超过20天。）。兹将前文的讨论以简明的路线呈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

从平城到中山的路线已论述如上，接着考察从中山到黄河岸的部分。前田正名深入探讨北魏中山城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军事与商贸活动之后，认为中山位居平城通往河北的要冲，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枢纽，往北既可到营州龙城，还可到辽东、朝鲜；往南可到洛阳、河南等地。由于太行山东麓路具有如此重要的交通地位，而中山又为此路的枢纽，前田便直接地认为南朝使节是沿太行山东麓路北上中山，再转进平城。兹据北魏诸帝南巡的路线，将这段路简示如下：

中山—真定（常山郡）—高邑（赵郡）—邺—滑台（一向汲郡）（注：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96-200、412-413页。）

作为南北交通的要道，此路的存在与官私商旅往来的频繁是毋庸置疑的，但须注意的是，关于此路线的行经记载，通常都与洛阳或长安有关，从这两地往返河北、东北等地，较少见到有从江南北上之后进入河北的情形。从江南北上至黄河，使节通常会经过济州碻磝津，到达碻磝后，若要走太行山东麓路，必须先西上黄河，到达滑台后再北转进入邺城，而后北上至中山。从碻磝经滑台到邺是东魏北齐与南朝通使的必经之路，因邺乃东魏北齐的都城所在。（详参下节）然若要从碻磝前往中山，此种走法显得拐弯抹角，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有其它更直便的通路。

严耕望指出，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除了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驿道外，仍有两条南北干线，其中一条称为“河北平原之中部纵贯线”，简示如下：

洛阳—卫州—澶州—魏州—贝州—冀州—（深州）—瀛州—莫州—涿州—幽州（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644-1649页。）

显然，此路也是东北—西南走向，沟通洛阳与河北之间的交通。须注意的是“贝州—冀州—深州”这个路段，北魏时为“清河（相州）—信都（冀州）—博陵（定州）”。据《魏书》载，魏帝曾多次从中山巡幸至信都（今河北冀县），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路线也是从中山到信都后再转至邺，亦即从中山到信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北魏时已经存在，且为帝王巡幸的重要路段（注：北魏诸帝巡行的部分可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12-413页。孝文帝迁都的路线则参见《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那么，从碻磝往北直通信都、博陵到中山的路线是否存在呢？据《魏书·世祖太武帝》载：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于江上，……丁亥，舆驾北旋。……二月戊寅，车驾济河。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注：《魏书》卷4下《世祖太武帝》。）。

450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南伐直抵瓜步，刘宋遣使求和，太武帝接受和议后于隔年正月北返，其路线是由瓜步经广陵，渡淮后沿泗水北上，过彭城后抵黄河岸。引文中的“车驾济河”处应是在济州碻磝（注：关于碻磝津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参见严耕望：《河阳以东黄河流程与津渡》，《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578-1579页。），渡河后，太武帝并未沿黄河西行，而是直接北上到鲁口，且留守平城的皇太子也前往鲁口行宫去朝见。鲁口位于博陵郡东南，亦即太武帝渡河后应是先到信都，再北上博陵，然后从博陵经中山回到平城。

太武帝从长江岸的瓜步北返至平城的路线，很可能就是南北使节行进的路线。参照下条资料，将使这个可能性更为强化。《魏书·高宗文成帝》载：

（和平）二年……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踰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注：《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

引文中，文成帝先从中山下达邺之后才到信都，从信都之后直接写到的地名已是灵丘，亦即文成帝应是从信都到中山，再至灵丘。须注意的是，文成帝到达信都后，有刘宋的使节前来通聘。由于史文疏略，我们不能确认文成帝就是在信都接待宋使，不过，宋使来聘之事置于返回灵丘之前，意味着文成帝是在未到灵丘之前已经接待了宋使，那么宋使走的路线，较有可能是从碻磝到信都后，再顺着文成帝从信都前往中山的方向前进。

尽管上述“从碻磝经信都、博陵直抵中山”的路线具有可能性，然若无直接证据，笔者也未敢遽断此即南北交使的路线。毕竟，从黄河北上，这两条路均有可能。北魏太武帝时，宋与夏联盟攻魏，崔浩分析刘宋行军的路径时即说：

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注：《魏书》卷35《崔浩》。）。

崔浩认为宋军若从黄河分两道北上，一往东向冀州，一往西冲到邺，则魏帝就应该亲自征讨，不容迟疑。其中冀州州治即前述的信都，可见从江南北上，这两条路线都是相当重要的。最后再举一个例子，《魏书·陆叡》载：

叡，字思弼。……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叡婚，自东徐还，经于邺，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俱趋京师，以为馆客，资给衣马僮使，待之甚厚。（注：《魏书》卷40《陆叡》。）

北魏平原王陆叡从平城前往东徐州迎娶崔鉴的女儿，北返途中，经过邺城，与李彪相见后一同回到平城。东徐州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位于彭城东南的泗水沿岸，亦即陆叡是从泗水北上至黄河岸后西行才到邺，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

总之，从平城到黄河岸，由于直接证据较为缺乏，无法确切地说哪一条才是南北朝的交使路线，故本文对此段路程采取两案并呈的方式。简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真定—高邑—邺—滑台—（黄河）—碻磝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博陵（鲁口）—信都—碻磝

不过，在主观上，个人认为从济州碻磝直接北上到信都、博陵，再经中山往平城的路线，由于较为便直，作为南北交使路线的可能性应该更高。

二建康到黄河岸

考察完从平城到黄河岸的路线后，若再将从建康到黄河岸的路线弄清楚，则南北通使的路线大致上便连接起来了。从建康到黄河岸，由于有较多资料明确地标示出使节行经的地点，连结这些点后，使节路线已经隐然浮现。为了叙述的方便，在此先将这段由点拼凑而成的线连结如下：

建康—琅邪城—（渡瓜步江）—广陵—淮阴（北兖州）—宿豫—武州（下邳）—徐州（彭城）—薛城—兖城（瑕丘）—无盐—东阿—碻磝（济州）……滑台—邺城

上述路线所根据的史料，时间方面，除了无盐（467年）与琅邪城（492年）两例是发生在北魏平城时代外，其余都是东魏、北齐以后南北的通使记录。如前所述，从平城到黄河岸的使节路线并不是很确定，若依笔者的推测，南朝使节是从太行山东道经灵丘入平城，那么，在渡过黄河之后，若非直接北上信都，则应先沿黄河到滑台，再从滑台北上邺城。东魏、北齐时，由于定都于邺，当时使节往来所行经的正是上面揭示的这条路线。下面即依序展开论述。

建康为南朝的首都，它是这条路线的起点，也是终点。琅邪城在白下，位于今江苏南京市的西北，幕府山的南麓（注：《宋元方志丛刊·景定建康志》卷20《城阙志一·古城郭·琅邪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26-1页。另参见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白下城”条，（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北魏李彪曾六次出使南齐，与齐主萧赜有深厚的交谊，492年，李彪最后一次出使返程时，萧赜“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注：《魏书》卷62《李彪》。）。琅邪城的北方为长江，长江北岸有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县东番瓜埠山）。梁庾信于545年出使东魏时作有《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台北）木铎出版社，1988年，第2387-2388页。），其诗题即提供了使节越渡瓜步江的线索。江水从建康东流至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南方有瓜洲，瓜步江即指瓜洲附近的长江江段（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瓜洲”、“瓜步山”、“瓜步江”等条，第313-314页。）。梁、陈之际的阴铿作有《广陵岸送北使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1《广陵岸送北使诗》，第2451页。），说明南朝诗人在渡过瓜步江之后，广陵是一个聚散的地点。

从广陵开始，路线即往北折，使节大抵沿着中渎水（即邗沟，今里运河）行进。据《水经注》载，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至淮阴县北时从白马湖流出，注入淮河（注：见《水经注疏》卷30《淮水》，第2553页。另参见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渎水”、“邗沟”条，第152、209页。）。北魏与南齐的国界以淮河为界，淮阴在淮河南岸，为南齐北兖州治所，乃魏使进入齐境的首站。《南史·范岫》载：

岫长七尺八寸，姿容奇伟。永明中，魏使至，诏妙选朝士有辞辩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注：《南史》卷60《范岫》。）

“界首”即边界之意。南北朝时，聘使往来有境上迎劳的礼仪，因此南齐特派范岫至边境迎接北魏使节。从广陵到淮阴，地跨江、淮两流域，路途遥远，虽无直接证据，但仍可推测，中渎水沿岸的高邮当也是使节必经的一站。

北魏使节由北进入南齐的淮阴，回程时是否也走原路回去？据《魏书》载，540年，东魏崔长谦出使梁朝，返国途中“卒于宿豫”（注：《魏书》卷69《崔休·崔长谦》。）。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市东南，为旧黄河东北岸古城（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宿豫县”、“宿豫郡”条，第1071页。），从淮阴往西北方前进即可到达宿豫。结合范岫迎使淮阴与崔长谦返途卒于宿豫，时代虽一在北魏，一在东魏，但往返的路线应该仍是一样的。

从淮阴渡淮，沿泗水往西北方前进，经宿豫后不久即到达武州。据庾信《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诗》，第2388页。），得知他从东魏返梁时到过武州。武州为梁时所置，治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注：《隋书》卷31《地理志》：“下邳郡下邳，梁曰归政，置武州。”另参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邳县”、“下邳郡”条，第35页。）。诗题“反命河朔始入武州”一语在政治与外交方面，有值得一提之处。北魏与南齐的国界以淮河为界，但北魏末年，因尔朱荣之乱与东、西魏分裂，梁武帝趁机收复了部分的淮北之地，因此，东魏与梁的国界此时往北推至武州与徐州之间，徐州属东魏，武州属梁。庾信因完成使命，刚从东魏“始入”梁境，有感而发才赋此诗。《北齐书·崔肇师》载：

东魏武定中，崔肇师兼中正员郎，送梁使徐州。还，敕修起居注。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梁副使。（注：《北齐书》卷23《崔肇师》。）

东魏元象至武定年间（538-545年），崔肇师曾多次接待梁使，庾信在545年七月聘东魏时，应也接受过他的接待，因为同年十月，崔肇师即担任尉瑾的副使前往梁朝报聘（注：《魏书》卷12《孝静帝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1《广知》及卷12《语资》，（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结合庾信的例子与此条资料，可更加确定，东魏派人护送梁使到达境上徐州即返回，庾信则是从徐州离境，而从武州入梁境。

徐州的治所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彭城为当时兵家必争之地，466年，宋失彭城之后，淮北与青、冀诸地也陆续陷入北魏手中。《魏书·尉元》载：

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注：《魏书》卷50《尉元》。）

引文本是北魏大将尉元上表陈伐宋之策的片段，所说之贼乃指宋军而言。由此可见，从宿豫经下邳到达彭城，确是当时人所认为由南到彭城的路线。明确提及使节到达彭城的史例，除了上述的崔肇师，尚有两条，一说徐州，一说彭城，巧的是，两例还具有“血缘”的关系。《北史·崔·崔赡》载：

附图字长儒，……天平中，授徐州刺史……（魏）收聘梁(539)，过徐州，备刺史卤簿迎之。……子赡。……大宁元年(561)，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行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赡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注：《北史》卷24《崔夌·崔赡》。）

东魏时，魏收聘梁经过徐州，崔以刺史的阵仗来迎接他。事隔近廿年，崔的儿子担任北齐的使节聘陈而经过彭城，在路旁看到父亲崔任徐州刺史时所立的碑，因感人事已非，哀伤而病倒。由此二例可知，自东魏到北齐，从邺城出发的使节往南到建康时都会经过徐州的彭城。

据陈朝陈昭的《聘齐经孟尝君墓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6《聘齐经孟尝君墓诗》，第2541页。）所提供的线索，过了彭城，南朝使节似未沿着泗水北上，而是采行陆路。陈昭于566年出使北齐，其诗有“薛城观旧迹”之句，据《魏书·地形志》载，孟尝君冢位于徐州的薛县（今山东滕县南）（注：《魏书》卷106《地形志中·徐州》。），可知陈昭经过的“薛城”正是徐州的薛县。不过，陈昭之例能否作为通例，用来证明使节不沿泗水行进，恐须采取保留的态度。因为另一条资料显示，薛县之北，泅水沿岸的兖城（瑕丘）也是当时使节必经之地，而从彭城到兖州，似乎以泗水的水路较为便捷。《魏书·毕义远》载：

天平已后，萧衍使人还往，经历兖城，前后州将以义儁兄弟善营鲑膳，器物鲜华，常兼长史，接宴宾客。（注：《魏书》卷61《毕义远》。）

由上可见，梁使经过兖城应该不止一次。既然有泅水水路可由彭城通达兖城，那么，通过薛县的陆路恐怕并非必然的道路，故在此拟将两条路线并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