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范文10篇

南北朝范文篇1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十堰；移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将兵锋指向了割据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从此拉开了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的序幕。十堰境内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国争夺荆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度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

一、魏晋战乱与十堰流民播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率部夺据汉中，随即刘备命其宜都太守孟达率部曲4000人从秭归北攻房陵，遣其养子刘封自汉中东下配合孟达部队夹攻上庸，攻占两城后孟达、刘封屯兵上庸。七月，关羽率众从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没有得到孟达、刘封的支援而败亡。次年七月，孟达因惧怕刘备问罪遂率众降魏，被委任为新城太守（今房县、竹山县）。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达欲起兵叛魏复归蜀国，结果失败，魏将孟达斩首，并迁新城孟达余众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汤县一带）。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为防止蜀经这里进攻魏，于是调集重兵常年驻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军屯为主，其规模和数量都非常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79年晋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因此建国后晋武帝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在西晋政权的保护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贪暴恣肆，胡作非为。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更是昏庸无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1］。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迁徙浪潮的开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从迁徙的方向来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迁徙。十堰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沔（汉）水自十堰穿境而过，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过武关通关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汉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为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根据前人有关研究成果［2］317，两晋至刘宋初，北方流民南迁至今十堰地区者，大致有以下几次：

1.西晋惠帝元康七年至光熙元年（公元297年-306年）“八王之乱”后期，诸王混战，内迁少数民族乘机起兵反晋，关中雍、梁、秦诸州人成批迁入汉中、巴蜀，其中一部分流民辗转迁入十堰地区（以武当、郧乡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流民是从洛阳和中原其他地方躲避战乱而来。

2.西晋怀帝永嘉元年至东晋元帝朝（公元307年-324年）永嘉之乱中，北方流民自汉水上游汉中一带向樊沔迁徙，其中一部分留在十堰。

3.东晋成帝朝至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26年-349年）苏峻、祖约叛乱后，后赵乘机南侵，北方人民于是大批南迁，有一部分迁入十堰。永和十年二月，桓温北伐，收取关中3000余户南返，将其中一部分安置于十堰。

4.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因淝水大捷，苻坚败亡，有大批雍、秦流民向樊沔迁徙，一部分迁入十堰。

5.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收复河南、关中，但不久又相继失陷，此间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流民又成批向包括十堰在内的襄沔地区迁徙。

除了上述几次大规模的、集中的流民迁徙浪潮外，尚有一些零星的或数量较少的流民迁入十堰地区，或在南北战争中被强制迁入，以上流民人口总数约有数十万之众。

为了安置和管理这些流民，东晋政府在十堰设立了侨郡县，如东晋元帝时侨置始平郡（属雍州）于武当，即为了安置流民首领魏该及其所率部众而设，还有梁州及其所属新兴郡（侨置于竹溪县西）、北上洛郡（侨置于郧西县西北）等。不过，这些侨郡县最初并不稳定。由于十堰地处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因此归属不定，一度被后赵、巴蜀李氏、前秦等政权所占据，直到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即淝水之战东晋乘胜自前秦手里夺回襄沔地区后，十堰的侨郡县始得以稳定设置。

当时的乡村社会以宗族、乡里为基础，以大姓豪强为主导。与之相应，以群体方式进行的流民迁徙活动，其基本单位也是宗族、乡里，通常由那些具有一定实力和威望的大族、将帅担任领袖，聚宗族、和乡党，组成带有浓厚血缘、地缘色彩的流寓集团，或称“乡族集团”［3］。正是由于流民往往以乡族集团的形式集结在一起，因此东晋及后来的南朝政府所设立的用以安置这些流民的流亡行政机构——侨州郡县，也是以乡族集团为基础的。侨郡县的基本统治形式为军事管理，其基本特征是：流民组织的军事编制，地方管理的军事化，侨民的准兵户身份。侨郡县，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定居下来的流民武装集团，通常侨立行政机构长官就是那些流民帅。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武装集团，便构成了当时十堰的地方社会，是东晋政府一支可资利用但不足信赖的武装力量。

从西晋末年开始的流民大迁徙到南北朝时期进入高潮，当时北方正处于十六国的分裂割据时期，社会更加动荡，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移。目前虽无史料可以确切说明南北朝时期南迁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大致不会少于百万之众，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十堰地区。

二、南北朝时期商人往来十堰

相对于两汉，三国时代十堰乃至全国的商业活动急剧衰落，一个时期内几乎陷于停顿。东晋、南北朝时期十堰的商业才又有了日趋活跃的倾向。从东晋开始，政府就对商业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府“仍崇关廛之税”，即通过征收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们歧视商业的心理，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于是，地主官僚通过种种方式——“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4］，通过经营商业聚敛财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竞相商贩，不为田业”，“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5］，可见，南北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较前大大增加。在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十堰的商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加之，十堰地处鄂、豫、陕、川之要冲，汉水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这就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十堰的商人，往往顺汉水而下，用船只将十堰的特产运送到襄樊、夏口等地，又将外面的货物运回十堰。于是，只见江面上帆樯如林、商旅不绝，一片繁忙景象，一些城镇如上津、武当、上庸、房陵成为各路商贾云集之地。另外，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南北分裂，但南北之间的商业交流并没有停止。当时北朝、南朝历代分别在长安、襄阳等地都设有互市机构，特别是襄阳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成为南北贸易的中心，来往于各地进行贸易的人称“互市人”，经他们之手，商货可自凉州辗转抵达襄阳，而十堰则是这条商业线路的重要通道和商人聚集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十堰商业的发展。

三、移民对十堰经济社会的影响

翻开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战争有几千次之多，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际，战乱频繁，南北势力相互割据，混战不已。而十堰，由于地处中国南北东西之要冲，加之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往往成为南北军事势力之间的分界线。从军事学的意义上讲，十堰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重地，控制十堰就等于使自己有了一道安全的保护屏障，同时也可以以十堰为跳板，将兵锋直指敌军，从而对敌军构成极大威胁。关于这一点，早在秦楚相争时就已显现出来。当时，楚国为了与秦国抗衡，不仅在十堰驻扎了重兵，而且还在十堰境内修建了一条长达180余公里的楚长城，这样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迫使秦国只好绕开十堰，从四川进入湖南再攻击楚国的老巢，最后逐步逼楚国就范。三国时期，十堰境内的上庸郡、房陵郡由于地处魏、蜀两国的交界地带，因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当时，诸葛亮曾为刘备制订了南、北两条进攻荆州及襄阳最后夺取天下的线路，上庸郡、房陵郡就是北线的必经之地和咽喉要道，控制了上庸、房陵二郡就等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然而由于孟达的覆叛，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向刘备提出的经十堰而“跨有荆、益”的方略遂成为泡影，从此魏国牢牢地掌握了对上庸、房陵二郡的控制权，这为后来魏晋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北朝时期，十堰仍然是南北政权对峙的前沿阵地，东晋与后赵、前秦，南朝与北朝各政权之间为了控制十堰，不惜在此投入重兵驻守以期实现一统天下之伟业。

从以上可以看出，十堰的确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南北军事势力都十分注重对十堰的经营，一旦夺取就会在此驻扎重兵扼守。这些军队来到十堰后，一般采取屯田的方式以解决军粮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对本地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军事战争也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特别是北方人民，由于战争多发生在北方，使得他们经受的苦难更深、更重，他们只好颠沛流离，四处逃亡。而北方百姓每次都把十堰作为最佳的避难场所之一，纷纷逃亡到这里，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一是十堰偏僻荒凉、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不是合适的战争场所，因而受战争的影响较小；二是十堰地域广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加之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可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

北方民众进入十堰后，对十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第一，充实了十堰的人口。十堰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地理、交通等因素，人口不足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居民“流荒”、“寡少”，经济“荒弊”［6］，这极大地制约着十堰的发展，使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土地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北方流民的到来，使得十堰的劳动人口大大增加，他们“剪豺狼之林”，垦辟田畴，“勤课农桑”，使“生产始立”［2］320，从而奠定了十堰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相对于全国而言，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长期以来十堰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等各方面的技术都显得比较落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地理和交通因素，陡峭的大山、崎岖不便的山路阻隔和延缓了外部先进文明进入十堰山区的步伐，从而使得十堰的发展经常显得极其缓慢，甚至接近于静止。北方流民的迁入，打破了十堰山区沉闷的社会局面，宛如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体内，为十堰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十堰山区地接豫陕川三省，农业生产技术一直非常芜杂，水旱间作。随着魏晋时期的北人南迁，一些北方作物如麦类、菽、粟、大豆、小豆等被引进十堰。农民还掌握了粮食的储存方法、粪肥的使用以及适于旱地的区种法等农业技术，这些都为十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对世风民俗的影响。西晋以前十堰的世风民俗本来东南西北兼而有之，但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流民的迁入使得十堰的民风变得更加劲悍，俗尚勇武，人习骑射。同时，在服装饰物、房屋建筑、饮食习惯、婚丧嫁娶等方面，也明显地融入了北方人的习俗，如饮食方面，麦类面食、各类粗粮成为人们食物构成的重要成分，薄饼、烙饼等成为时令食物。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军事战争和战乱一般对中国其他地方具有很大的摧残性，而对十堰，却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因为战乱往往造成大量移民的涌入，促进十堰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以，十堰的发展总是和中国的整体发展进程显得有些背道而驰，社会越是动荡，十堰的发展就越快；而一旦政治中心确定、局势相对平静的时候，十堰就成为偏居于一隅、封闭落后的下等小州或县。

［参考文献］

［1］匡裕丛.十堰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149.

［2］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传［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姚思廉.梁书•康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0.

［4］姚思廉.梁书•徐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384.

南北朝范文篇2

关键词：官阶；南北朝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唤鼋鍪?quot;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1]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南北朝范文篇3

南北朝时期外交使节的行进路线，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迁都洛阳，其后分裂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邺城与长安，隋都亦在长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时与后梁政权则定都于江陵。使节主要是往返于两国都城，因此，随着南北朝政局的变化，都城迁移，使节的路线也出现了数次的变动。大致而言，北魏与刘宋、南齐时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线，北魏与萧梁的通使是“洛阳—建康”，东魏、北齐与梁、陈的通使为“邺城—建康”，北齐与北周是“邺城—长安”，西魏、北周与陈则是“长安—建康”，隋与陈也是“长安—建康”往返的路线。此外，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长安”，梁元帝与北齐的通使则是“江陵—邺城”。不过，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以及北齐与北周之间的通使，由于未见有使节行迹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论的相关史料亦不多见，在此暂时搁置，不加臆论。

关于南、北朝使节往来的路线，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讨论，惟逯耀东的《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341-392页。）、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五）》（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广泛论述了北魏与南朝的外交关系，其中一节谈到“边荒”与使节的往来：“南北的战场大多摆在淮泗之间，这个地区也正是南北使节往来交聘的主要道路，他们大多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论是从平城、洛阳、邺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们必渡的津口。”（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369页。）逯文注意到南北使节来往的路线，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经之地后，主要篇幅便着重在南北边界——“瓯脱（即边荒地带）”的论述，使节路线遂模糊于广大的边界中。且其所谓的“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城镇的位序颠倒错乱，从南到北应该是广陵—山阳—（渡淮，转泗水）—彭城—邺。再者，从邺到建康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虽然都会经过淮、泗，但这两条路线并不尽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与严耕望均注意到《水经注·滱水》中宋、齐使节经倒马关进入平城的记载，此外，前田正名进一步推论南北使节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线，严耕望则注意到了南北使节利用济州碻磝津越渡黄河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单一路线，未能将当时南北交使的路线做较为完整的呈现，本文即企图在这点上略尽绵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当零碎，常为使节事迹叙述中偶尔出现的地名，某些地名则只见于诗歌的诗题中，内容相当简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难。我们首先得将不同时期的资料区分开来，例如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路线即不相同；再则，对于较隐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坟墓，我们也得将墓地的所在查找出来。目前“邺—建康”的路线因直接证据较多，大抵上是由点逐一连成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平城—黄河岸”、“洛阳—建康”与“长安—建康”三线，因直接证据只有一两条，本文仅能根据大致的方向，佐以当时人官私往返的资料，将整条路线拟构出来。

基于论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将南北朝的使节路线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黄河岸；二、建康到黄河岸；三、建康到洛阳；四、建康到长安。其中，一、二两条路线以黄河为断，乃是因为从建康到平城或邺城的南半段路线是一样的，为免重复，将它们分成两段论述，条理上会比较清楚。在此四段路线考察完毕后，再于结论中将南北朝使节路线简明地钩勒出来。

一平城至黄河岸

根据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研究，4世纪末至5世纪末，以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已经发展出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平城南下到黄河岸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平城翻越句注山、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一条是自平城向东南，经莎泉、灵丘，沿滱水流域东南行，翻过倒马关，抵中山城（今河北定县），从中山城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南下经邺抵达黄河。严耕望与前田正名均根据《水经注·滱水》中“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北魏）郦道元注，〔清〕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水经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1页。）的记载，论证了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乎城。前田正名则在考察了太行山东麓路在当时南北军事与官私商贸交通往来的重要性后，又进一步推论说，南北使节是沿着太行山东麓路北上，到达中山之后转入平城（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页；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7、295-296页。）。《水经注》指出了从平城到黄河岸使节行进的主要动向，即南北使节是从平城通往河北再南下，而不是从雁门关沿汾河南下。不过，这段路还须分成两部分再做进一步说明，一是从平城经莎泉道（或灵丘道）到中山，一是从中山南下到黄河岸，分论如下。

从平城到中山大致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由上谷路，先向东北，再转东南的大迂回路线；二是从平城穿越太行山、恒岭，直达中山。第一条路非使节所经，在此不论。第二条路经过的是太行山的飞狐诸陉，其间诸道纷出，十分复杂，严耕望与前田正名两人虽然都认为南北使节是经由灵丘、倒马关道进出平城，但对于从平城到中山间的完整路线则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从平城到倒马关的部分，严耕望认为是从乎城向东南，沿滱水河谷，经灵丘至广昌，从广昌再下倒马关；前田正名虽然认为从倒马关通往广昌的路应该是存在的，但也指出从平城经灵丘之后，有灵丘道沿滱水河谷直下倒马关，并不须经过广昌（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84、1499页。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5页。）。显然，两人对于《魏书》所载的482年孝文帝发动五万人修治灵丘道的路线位置看法是不同的，严耕望所认为的灵丘道应是从灵丘先到广昌再到倒马关的路段，而前田正名则认为应是从灵丘直通倒马关。北魏曾有三次开辟从平城到中山之通路的记录，第一次是在398年发卒万人开辟的“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第二次是436年以12,000人开辟灵丘西部的“莎泉道”，第三次则是前述的482年以五万人修治的“灵丘道”（注：《魏书》卷2《太祖道武帝》、卷4上《世祖太武帝》、卷7上《高祖孝文帝》。）。从修治的时间与工人的数量来说，灵丘道（灵丘—倒马关）应该是在不满于“灵丘—广昌—倒马关”这种迂回路线下所开凿的直线路段，因此，笔者倾向于赞同前田正名的看法。

尽管笔者赞同前田正名对于灵丘道的看法，但关于使节往来路线的部分却还有商榷的余地。前田正名将436年的莎泉道与482年的灵丘道视为同一条路线，因此，他认为，在436年之前，南北使节走的是从中山经“直道”通广昌，再从广昌北接飞狐道至蔚县通平城，436年莎泉道通了之后便开始走倒马关通灵丘的路线（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191页。）。笔者认为莎泉道与灵丘道乃不同时段开凿的通道，前后相差46年，其间的差异显然可见。惟据《水经注·滱水》载：

滱水自倒马关南流，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滱水又屈而东，合两岭溪水，水出恒山北阜，东北流历两岭间，……齐、宋通和，路出其间（注：《水经注疏》卷11《滱水》，第1051页。）。

既然倒马关是宋齐的使节通往平城的必经之路，那么，在482年灵丘道开通之前，宋齐的使节未必是从中山走“直道”通广昌，上接飞狐道，而较有可能是经倒马关至广昌，从广昌再到灵丘，亦即前述严耕望所指的“灵丘—广昌—倒马关”路线。灵丘道开通之后，南朝齐（宋亡于479年）的使者则直接从倒马关通向灵丘。此处尚有一点必须辨明的就是直道的问题。前田正名认为直道所经过的恒岭乃是望都铁关与广昌之间的广昌岭，其得名是因比起迂回的上谷路来说，它可以更直接地进入飞狐道（注：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89页。）。亦即，前田所拟的直道是从中山经望都到广昌。严耕望则认为道武帝发卒万人修直道一事，应只是针对晋朝时的望都关道施行加工而已。大致路线可能是从倒马关南下南、北两岭，直趋唐县（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476、1482-1483、1496页。）。笔者赞成此说，因为道武帝发卒万人治直道，其事甚为仓促，不仅动用工人仅万人左右，修治的时间甚短，约不到廿天。很难想象在如此短少的人力与时间下，能不经倒马关而开凿出从望都到广昌之间的直通道路，故直道路线当以从中山通往倒马关为宜（注：据《魏书》卷2《太祖纪》载，398年正月庚子，道武帝从中山到邺，之后又从邺返回中山。由于准备返回平城，乃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不过，当月辛酉，道武帝已经启程从中山往望都尧山。推算从庚子至辛酉的日数前后约计22天，但须扣除庚子后从邺返回中山的日程，因此，所费时间应当不超过20天。）。兹将前文的讨论以简明的路线呈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

从平城到中山的路线已论述如上，接着考察从中山到黄河岸的部分。前田正名深入探讨北魏中山城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线、军事与商贸活动之后，认为中山位居平城通往河北的要冲，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枢纽，往北既可到营州龙城，还可到辽东、朝鲜；往南可到洛阳、河南等地。由于太行山东麓路具有如此重要的交通地位，而中山又为此路的枢纽，前田便直接地认为南朝使节是沿太行山东麓路北上中山，再转进平城。兹据北魏诸帝南巡的路线，将这段路简示如下：

中山—真定（常山郡）—高邑（赵郡）—邺—滑台（一向汲郡）（注：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196-200、412-413页。）

作为南北交通的要道，此路的存在与官私商旅往来的频繁是毋庸置疑的，但须注意的是，关于此路线的行经记载，通常都与洛阳或长安有关，从这两地往返河北、东北等地，较少见到有从江南北上之后进入河北的情形。从江南北上至黄河，使节通常会经过济州碻磝津，到达碻磝后，若要走太行山东麓路，必须先西上黄河，到达滑台后再北转进入邺城，而后北上至中山。从碻磝经滑台到邺是东魏北齐与南朝通使的必经之路，因邺乃东魏北齐的都城所在。（详参下节）然若要从碻磝前往中山，此种走法显得拐弯抹角，令人不禁怀疑是否有其它更直便的通路。

严耕望指出，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除了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驿道外，仍有两条南北干线，其中一条称为“河北平原之中部纵贯线”，简示如下：

洛阳—卫州—澶州—魏州—贝州—冀州—（深州）—瀛州—莫州—涿州—幽州（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644-1649页。）

显然，此路也是东北—西南走向，沟通洛阳与河北之间的交通。须注意的是“贝州—冀州—深州”这个路段，北魏时为“清河（相州）—信都（冀州）—博陵（定州）”。据《魏书》载，魏帝曾多次从中山巡幸至信都（今河北冀县），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路线也是从中山到信都后再转至邺，亦即从中山到信都之间的交通路线，北魏时已经存在，且为帝王巡幸的重要路段（注：北魏诸帝巡行的部分可参见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12-413页。孝文帝迁都的路线则参见《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那么，从碻磝往北直通信都、博陵到中山的路线是否存在呢？据《魏书·世祖太武帝》载：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会群臣于江上，……丁亥，舆驾北旋。……二月戊寅，车驾济河。癸未，次于鲁口。皇太子朝于行宫。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注：《魏书》卷4下《世祖太武帝》。）。

450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南伐直抵瓜步，刘宋遣使求和，太武帝接受和议后于隔年正月北返，其路线是由瓜步经广陵，渡淮后沿泗水北上，过彭城后抵黄河岸。引文中的“车驾济河”处应是在济州碻磝（注：关于碻磝津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参见严耕望：《河阳以东黄河流程与津渡》，《唐代交通图考（五）》，第1578-1579页。），渡河后，太武帝并未沿黄河西行，而是直接北上到鲁口，且留守平城的皇太子也前往鲁口行宫去朝见。鲁口位于博陵郡东南，亦即太武帝渡河后应是先到信都，再北上博陵，然后从博陵经中山回到平城。

太武帝从长江岸的瓜步北返至平城的路线，很可能就是南北使节行进的路线。参照下条资料，将使这个可能性更为强化。《魏书·高宗文成帝》载：

（和平）二年……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踰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注：《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

引文中，文成帝先从中山下达邺之后才到信都，从信都之后直接写到的地名已是灵丘，亦即文成帝应是从信都到中山，再至灵丘。须注意的是，文成帝到达信都后，有刘宋的使节前来通聘。由于史文疏略，我们不能确认文成帝就是在信都接待宋使，不过，宋使来聘之事置于返回灵丘之前，意味着文成帝是在未到灵丘之前已经接待了宋使，那么宋使走的路线，较有可能是从碻磝到信都后，再顺着文成帝从信都前往中山的方向前进。

尽管上述“从碻磝经信都、博陵直抵中山”的路线具有可能性，然若无直接证据，笔者也未敢遽断此即南北交使的路线。毕竟，从黄河北上，这两条路均有可能。北魏太武帝时，宋与夏联盟攻魏，崔浩分析刘宋行军的路径时即说：

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注：《魏书》卷35《崔浩》。）。

崔浩认为宋军若从黄河分两道北上，一往东向冀州，一往西冲到邺，则魏帝就应该亲自征讨，不容迟疑。其中冀州州治即前述的信都，可见从江南北上，这两条路线都是相当重要的。最后再举一个例子，《魏书·陆叡》载：

叡，字思弼。……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叡婚，自东徐还，经于邺，见李彪，甚敬悦之，仍与俱趋京师，以为馆客，资给衣马僮使，待之甚厚。（注：《魏书》卷40《陆叡》。）

北魏平原王陆叡从平城前往东徐州迎娶崔鉴的女儿，北返途中，经过邺城，与李彪相见后一同回到平城。东徐州治所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位于彭城东南的泗水沿岸，亦即陆叡是从泗水北上至黄河岸后西行才到邺，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

总之，从平城到黄河岸，由于直接证据较为缺乏，无法确切地说哪一条才是南北朝的交使路线，故本文对此段路程采取两案并呈的方式。简示如下：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真定—高邑—邺—滑台—（黄河）—碻磝

平城—莎泉—灵丘—（广昌）—倒马关—中山—博陵（鲁口）—信都—碻磝

不过，在主观上，个人认为从济州碻磝直接北上到信都、博陵，再经中山往平城的路线，由于较为便直，作为南北交使路线的可能性应该更高。

二建康到黄河岸

考察完从平城到黄河岸的路线后，若再将从建康到黄河岸的路线弄清楚，则南北通使的路线大致上便连接起来了。从建康到黄河岸，由于有较多资料明确地标示出使节行经的地点，连结这些点后，使节路线已经隐然浮现。为了叙述的方便，在此先将这段由点拼凑而成的线连结如下：

建康—琅邪城—（渡瓜步江）—广陵—淮阴（北兖州）—宿豫—武州（下邳）—徐州（彭城）—薛城—兖城（瑕丘）—无盐—东阿—碻磝（济州）……滑台—邺城

上述路线所根据的史料，时间方面，除了无盐（467年）与琅邪城（492年）两例是发生在北魏平城时代外，其余都是东魏、北齐以后南北的通使记录。如前所述，从平城到黄河岸的使节路线并不是很确定，若依笔者的推测，南朝使节是从太行山东道经灵丘入平城，那么，在渡过黄河之后，若非直接北上信都，则应先沿黄河到滑台，再从滑台北上邺城。东魏、北齐时，由于定都于邺，当时使节往来所行经的正是上面揭示的这条路线。下面即依序展开论述。

建康为南朝的首都，它是这条路线的起点，也是终点。琅邪城在白下，位于今江苏南京市的西北，幕府山的南麓（注：《宋元方志丛刊·景定建康志》卷20《城阙志一·古城郭·琅邪城》，（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626-1页。另参见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白下城”条，（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北魏李彪曾六次出使南齐，与齐主萧赜有深厚的交谊，492年，李彪最后一次出使返程时，萧赜“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注：《魏书》卷62《李彪》。）。琅邪城的北方为长江，长江北岸有瓜步山（今江苏六合县东番瓜埠山）。梁庾信于545年出使东魏时作有《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诗》，（台北）木铎出版社，1988年，第2387-2388页。），其诗题即提供了使节越渡瓜步江的线索。江水从建康东流至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南方有瓜洲，瓜步江即指瓜洲附近的长江江段（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瓜洲”、“瓜步山”、“瓜步江”等条，第313-314页。）。梁、陈之际的阴铿作有《广陵岸送北使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1《广陵岸送北使诗》，第2451页。），说明南朝诗人在渡过瓜步江之后，广陵是一个聚散的地点。

从广陵开始，路线即往北折，使节大抵沿着中渎水（即邗沟，今里运河）行进。据《水经注》载，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至淮阴县北时从白马湖流出，注入淮河（注：见《水经注疏》卷30《淮水》，第2553页。另参见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渎水”、“邗沟”条，第152、209页。）。北魏与南齐的国界以淮河为界，淮阴在淮河南岸，为南齐北兖州治所，乃魏使进入齐境的首站。《南史·范岫》载：

岫长七尺八寸，姿容奇伟。永明中，魏使至，诏妙选朝士有辞辩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注：《南史》卷60《范岫》。）

“界首”即边界之意。南北朝时，聘使往来有境上迎劳的礼仪，因此南齐特派范岫至边境迎接北魏使节。从广陵到淮阴，地跨江、淮两流域，路途遥远，虽无直接证据，但仍可推测，中渎水沿岸的高邮当也是使节必经的一站。

北魏使节由北进入南齐的淮阴，回程时是否也走原路回去？据《魏书》载，540年，东魏崔长谦出使梁朝，返国途中“卒于宿豫”（注：《魏书》卷69《崔休·崔长谦》。）。宿豫在今江苏宿迁市东南，为旧黄河东北岸古城（注：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宿豫县”、“宿豫郡”条，第1071页。），从淮阴往西北方前进即可到达宿豫。结合范岫迎使淮阴与崔长谦返途卒于宿豫，时代虽一在北魏，一在东魏，但往返的路线应该仍是一样的。

从淮阴渡淮，沿泗水往西北方前进，经宿豫后不久即到达武州。据庾信《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4《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诗》，第2388页。），得知他从东魏返梁时到过武州。武州为梁时所置，治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注：《隋书》卷31《地理志》：“下邳郡下邳，梁曰归政，置武州。”另参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邳县”、“下邳郡”条，第35页。）。诗题“反命河朔始入武州”一语在政治与外交方面，有值得一提之处。北魏与南齐的国界以淮河为界，但北魏末年，因尔朱荣之乱与东、西魏分裂，梁武帝趁机收复了部分的淮北之地，因此，东魏与梁的国界此时往北推至武州与徐州之间，徐州属东魏，武州属梁。庾信因完成使命，刚从东魏“始入”梁境，有感而发才赋此诗。《北齐书·崔肇师》载：

东魏武定中，崔肇师兼中正员郎，送梁使徐州。还，敕修起居注。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梁副使。（注：《北齐书》卷23《崔肇师》。）

东魏元象至武定年间（538-545年），崔肇师曾多次接待梁使，庾信在545年七月聘东魏时，应也接受过他的接待，因为同年十月，崔肇师即担任尉瑾的副使前往梁朝报聘（注：《魏书》卷12《孝静帝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1《广知》及卷12《语资》，（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结合庾信的例子与此条资料，可更加确定，东魏派人护送梁使到达境上徐州即返回，庾信则是从徐州离境，而从武州入梁境。

徐州的治所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彭城为当时兵家必争之地，466年，宋失彭城之后，淮北与青、冀诸地也陆续陷入北魏手中。《魏书·尉元》载：

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注：《魏书》卷50《尉元》。）

引文本是北魏大将尉元上表陈伐宋之策的片段，所说之贼乃指宋军而言。由此可见，从宿豫经下邳到达彭城，确是当时人所认为由南到彭城的路线。明确提及使节到达彭城的史例，除了上述的崔肇师，尚有两条，一说徐州，一说彭城，巧的是，两例还具有“血缘”的关系。《北史·崔·崔赡》载：

附图字长儒，……天平中，授徐州刺史……（魏）收聘梁(539)，过徐州，备刺史卤簿迎之。……子赡。……大宁元年(561)，除卫尉少卿。寻兼散骑常侍，聘陈使主。行过彭城，读道旁碑文未毕而绝倒，从者遥见，以为中恶。此碑乃赡父徐州时所立，故哀感焉。（注：《北史》卷24《崔夌·崔赡》。）

东魏时，魏收聘梁经过徐州，崔以刺史的阵仗来迎接他。事隔近廿年，崔的儿子担任北齐的使节聘陈而经过彭城，在路旁看到父亲崔任徐州刺史时所立的碑，因感人事已非，哀伤而病倒。由此二例可知，自东魏到北齐，从邺城出发的使节往南到建康时都会经过徐州的彭城。

据陈朝陈昭的《聘齐经孟尝君墓诗》（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6《聘齐经孟尝君墓诗》，第2541页。）所提供的线索，过了彭城，南朝使节似未沿着泗水北上，而是采行陆路。陈昭于566年出使北齐，其诗有“薛城观旧迹”之句，据《魏书·地形志》载，孟尝君冢位于徐州的薛县（今山东滕县南）（注：《魏书》卷106《地形志中·徐州》。），可知陈昭经过的“薛城”正是徐州的薛县。不过，陈昭之例能否作为通例，用来证明使节不沿泗水行进，恐须采取保留的态度。因为另一条资料显示，薛县之北，泅水沿岸的兖城（瑕丘）也是当时使节必经之地，而从彭城到兖州，似乎以泗水的水路较为便捷。《魏书·毕义远》载：

南北朝范文篇4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2000年1月10日于北大七甲公寓

[1]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南北朝范文篇5

【关键词〗南北朝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秘书丞天下清官”[11]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2000年1月10日于北大七甲公寓

[1]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南北朝范文篇6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域外地理/边疆地理

【正文】

中国古代边疆域外地理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外交通并未因长期处于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域外地理范围的认识与西汉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认识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状况首次见于记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也首次有了较详细地记录。

一、东亚地理知识的进步

中国本土东面的疆域，《史记》和《汉书》都只有《朝鲜列传》。至晋陈寿（公元233—297年）编《三国志·魏志·东夷传》首次设置《倭传》，即日本列传。虽然，日本在中国正史中记载始自《汉书·地理志·燕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但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传》却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记叙日本列岛地理的文献。文中云：

“倭人在带方（治所在今朝鲜凤山附近）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指马韩，今朝鲜的京畿、忠道、全罗各道），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dí＠①。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应为“支”字）国，……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庐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有千余户，……东南至奴国百里，……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莱，皆徒跣。……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②、抒、豫樟、＠③枥、投＠④、乌号、枫香，其竹筱＠⑤、桃支。有姜、橘、椒、ráng＠⑥苛，……。”（注：引文中的今地名请参见汪向荣等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一书中的注释。）

由上述引文可知，《三国志·倭传》不仅记载了日本的位置、气候、矿物、植物、风俗等，而且记载了3世纪日本西南部主要属国的方位、里程、户数、草木、山川等情况。

据《后汉书·东夷传》和《晋书·东夷传》记载，日本在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首次派使者来华朝贡。此后，又于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正始四年（公元243年）和西晋泰始二年（公元266年）4次派使者来华，其中第4次派遣了20人组成的大型使团。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魏带方郡的使者首次送倭国使者回国。汉至西晋，中日两国使者的频繁交往，极大地增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在中国正史中留下记录。〔1〕

据考证，陈寿所撰《三国志》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鱼豢于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编撰的《魏略》中的资料写成的〔1〕，但因后者已佚，故《三国志·魏书·倭传》的记载就成为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对3世纪时日本列岛的史地状况，日本没有任何记载，故此文成为世界上研究这段历史的唯一资料；其次，中国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均是以此文为祖本，再加敷衍增删而成，包括《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传》。

二、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识的进步

汉代以前，中国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知之甚少。魏晋以降，通商贸易的发达以及西行求法的兴盛，旅外商人、出使官吏和求法僧人在域外多详记其行经之地的情况及所到国家之风土人情，并著书刊行于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国人对南部边疆及域外地理的认识。

1.南海地区地理认识的进步

我国西南部与域外海上交往始于汉代，至三国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梁书·海南诸国传》记载，东吴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孙权大将吕岱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访东南亚。他们所到过的国家和地区有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传闻的国家大秦、天竺等“百数十国”（《南史·夷貊上》）。南朝时，“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宋书·夷蛮列传》）。此外，小乘佛教盛行的南海地区亦是西行求法僧人的向往之地。

（1）记载南海地区的地理书

朱应和康泰出访东南亚后，完成了两部有关南海地区的地理著作。它们是史籍所知记载南海地区最古的资料之一。

《扶南异物志》1卷，朱应撰。《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此书现存各书均未见辑录。《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传》的内容大都依据此书而编纂。〔2〕

《吴时外国传》，又名《扶南记》和《扶南土俗》，卷亡，康泰撰。《隋书·经籍志》未著录，已佚。全书体例无考，今仅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诸书。这些佚文记载了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方位、里程、物产、人口、风俗、气候、贸易、宗教和工艺等情况。

此后，吴丹阳太守万震（事迹不详）撰《南州异物志》1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已佚，仅散见一些书籍的征引。此书虽以异物为名，所述广及方物风俗，而且所记之国林阳、歌营、加陈、师汉、扈利、姑奴、察牢、类人等皆未见记载。如：“林阳（今泰国西部，以及缅甸与马来半岛北部一带）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太平御览》卷七八七）

刘宋时，曾亲至扶南的竺枝也撰有《扶南记》一书。此书卷亡，《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仅散见于后引。所记不局限于扶南，亦包括一些南海中的国家，如，“毗骞国（故地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在马来亚彭亨河口）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太平御览》卷七八八）

（2）首次记载南海的地理情况

南海古代又称涨海或大涨海。汉以前，几乎没有关于南海地理的记载。至三国时，康泰始在《扶南传》中记述了南海地理情况。如海中珊瑚洲地形的概貌：“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太平御览》卷六九）文中的“珊瑚洲”即珊瑚岛与沙洲，露出水面之上，虽高潮亦不能淹没。它们是以珊瑚虫等为主的生物作用而造成的礁块。“洲底”的“盘石”，即火山锥或海中岩石。与康泰大致同时的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从马来半岛的句稚国往中国时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太平御览》卷七六○）文中的“磁石”即南海中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舶在航行中遇上，就会搁浅遇难，像被“磁”吸引一样，故称“磁石”。上述记载说明，当时对南海中珊瑚岛和沙洲的形态和成因都已有所认识。

康泰在书中还记述南海中某些岛屿的动物和植物：“扶南东有涨海，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其白者如母鸡。”（《艺文类聚》卷九一）“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太平御览》卷七六八）。

（3）较详细地记载南海中国家的地理情况

《史记》和《汉书》较少有关于南海中国家的记述。至三国之后，其记述渐多。梁沈约（公元441—513年）所撰《宋书》和梁肖子显（公元448—537年）所撰《南齐书》均在《蛮夷列传》中记述了南海中的国家。其后唐姚思廉（公元557—637年）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首次专设《海南诸国传》一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对南海中国家的史地认识。它在开首即云：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梁书·海南诸国传》中记载的国家有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盘盘国（在今泰国南万伦湾沿岸一带）、丹丹国（在今马来半岛）、干＠⑦利国（在今马来半岛吉打）、狼牙xiū＠⑧国（在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婆利国（在今爪哇东之巴厘岛）、中天竺（今印度河流域一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以及今地不详的呵罗＠⑦国、呵罗单国、＠⑨皇国、般达国和dū＠⑩婆婆达国等。书中对这些国家的史地情况都有介绍，其中对不少国家地理状况的概述十分精彩，如：

“林邑国者，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汉南境，置此县。地纵广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余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余里，……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

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

2.最早记载扶南地理篇章的问世

汉魏以来，我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对扶南国的地理认识有了较大的发展。〔3〕扶南，又作跋南、夫南，古国名。故地在今柬埔寨、越南南部一带，7世纪中叶为北方属国真腊所灭。汉杨孚《异物志》中已有“扶南”之名（《太平御览》卷七九○）。扶南国与我国通使始于三国时的东吴。朱应和康泰出使东南亚时，曾居扶南国多年〔4〕。康泰完成了现知最早以“扶南”为名的地理著作——《扶南记》。又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二月，扶南国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同书《吕岱传》又云：“（吕）岱既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附近），复进讨九真（在今越南清化、义静一带），……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缴外扶南、林邑、堂明（故地不详）诸王，各遣使奉贡。”《三国志》是我国正史中最早记载扶南国的史书。至晋代，两国往来已较为频繁。《晋书·四夷传》开始设立《扶南国传》。此传首先概述其国的地理情况：“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湾（指暹逻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有城邑宫室。人皆丑黑拳，……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南齐书·东南夷传·扶南国传》的记载与其大致相同。此后《梁书·诸夷列传·扶南国》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该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地理情况：

“扶南国，在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中部）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即湄公河）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①①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出金、银、铜、锡、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

其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故地在今缅甸丹那沙林），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顿逊之东界通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宁附近），其西界接天竺（今印度）、安息（在里海西南）徼外诸国，往还交市。……

顿逊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

又传扶南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古称），国东有马五洲（故地不详）。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大洲（今东印度群岛）。……”

3.师子国的地理情况见于记载

东晋，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始于中国通使。据《梁书》卷五十四记载：“晋义熙（公元402—418年）初，（师子国）始献玉像，经十载乃至。”此后两国通使不断，加之晋宋西行求法僧侣多途经此地，从而使其国地理情况日见明朗。正史中《宋书·东蛮列传》最早设立师子国传，但是未记其地理情况。义熙七年至八年（公元411—412年），法显在赴天竺取经回国途中，曾留居此岛2年。法显在归国后所写的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记载了师子国的地理情况，书中云：

“其国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及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其国本无人民……因商人来往……遂成大国。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上文中唯有关于师子国东西与南北长度的记述是错误的（应是南北长，东西短），其它记载都较为准确的。此后，《梁书·师子国传》在正史中首次记载了其国的地理情况，其文字几乎完全录自《佛国记》。

三、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深入

“西域”主要是见诸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概念。它在广义上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今称为中亚的部分地区；在狭义上指塔里木盆地其及周邻地区。〔5〕西行求法热潮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发展。

自东汉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辟通往西域之路后，西域与内地交通大开。汉魏以降，佛教兴盛，大批的西域僧人东来传译经法。同时亦有许多佛教徒不满足域外僧人带来的经法，赴西域各地寻求经法。西行求法热潮的掀起，极大地促进了内地对西域与中亚地理认识的发展。

1.西行求法主要僧人事略

西晋至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至为活跃。据方豪统计〔6〕，西行求法可考者有近150人，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下人士：

（1）朱士行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颖川（今河南禹县）人朱士行（？—282年）因感天竺僧人所译经法“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梁释慧皎《高僧传初集·朱士行》），遂决定西行寻求梵本。他从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西渡流沙，行1万余里至西域盛行大乘之国——于阗（今新疆和田）。在那里得梵书90章，20余年后弟子方把经卷送回洛阳，他本人则老死于阗〔7〕。朱士行是中国最早西行求法者，但是只达于阗。

（2）竺法护晋武帝（公元265—290年）年间，原籍月氏、世居敦煌（郡治今甘肃敦煌）沙门竺法护（梵名Dharmataksa，约230—308）曾随师竺高座游西域30余国，沿路译经。〔8〕著有《耆dū＠⑩崛山解》。〔9〕

（3）释宝云东晋隆安（公元397—401年）初，凉州沙门释宝云等“涉覆流沙，登逾雪山”（《高僧传初集·宝云》），至天竺。著有《外国传记》。

（4）法显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偕慧景等4人由长安（今西安）出发，义熙八年（公元412年）返回，历时14年，游历约3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翻越西域边境高山而深入印度的少数旅行家之一，也是中国首位由陆路去印度、由海路回国而留下旅行记录的旅行家。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完成旅行记《佛国记》。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首部完整的旅行记，也是中国与印度之间海、陆交通的最早记录。〔10〕〔11〕

（5）释智猛东晋后秦姚兴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沙门释智猛（元嘉末卒）与同志15人，“发迹长安，出自阳关，西入流沙，陵危度险，有过前倍。遂历鄯善（今青海乐都县）、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诸国，……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七百七十里，至波沦国”。又一人止步。“与余四人共越度雪山，渡新头河，至jì＠①②宾（今克什米尔斯那加附近）”。“复西南行一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今尼泊尔南境）”（《高僧传初集·释智猛》）。再至华氏国（即巴连弗邑），得梵文经书。至甲子岁（公元424年）循旧道返回，唯与昙纂一人回到中国。宋元嘉末年卒成都。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完成《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1卷，《隋书·经籍志》等书皆著录，惜今已失传。〔12〕

（6）昙猛后燕建兴（公元386—395年）末，沙门昙猛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返回时，从陀历（故地在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达迪斯坦附近）道（为南北交通重要山道）而还东夏（位今陕西延安东延河东岸）。〔13〕

（7）智严大约在公元401—403年，沙门凉州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高僧传初集·释智严》），遂游西域，至jì＠①②宾受禅法，还长安。后因受戒有疑，重往天竺。在天竺邀请其师、高僧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358—429）传法东土。后与其师共东行，逾越沙险，抵达关中。

（8）法勇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黄龙（今辽宁朝阳）沙门释法勇（即昙无竭，俗姓李），思慕圣迹，招集同志僧猛、昙朗等25人，发迹雍部，初至河南国，出海西郡，进入流沙，经高昌郡，至龟兹。随后法显等人折而向南行。而法勇等则至沙勒诸国，登葱岭过雪山，乘索桥，并传yì＠①③，度石壁，及至平地，已丧12人。余伴相携，进至jì＠①②宾国，学梵书梵语，复向中天竺行进。道路空旷，至舍卫，又死8人。渡恒河，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东还广州（《高僧传初集·昙无竭》）。

（9）道普宋元嘉（公元424—453年）中，高昌国沙门道普受宋太祖资助率书史300人赴西域求经，遍历诸国。在长广郡（郡治在今山东平度）脾舶破伤足，遂以疾卒。著《游履异域传》4卷（染僧《出三藏记集》卷十四）。

（10）道药北魏太武，（公元424—452年）末年，道药（《洛阳伽蓝记》卷四作道荣）从shū＠①④勒（今新疆喀什市）道入，经悬度（即县度，古山名，位于今新疆塔什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西域重要山道之一）到僧加施国（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及返还寻故道。著有《游传》1卷。〔13〕

（11）法盛宋世（公元420—479年），高昌法盛经往佛国〔13〕。著《历国传》二卷。〔2〕

（12）惠生、宋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命使者敦煌人洛阳崇立寺僧人惠生（亦作慧生）等赴西域朝佛，并遣俗人宋云任使者同行。同年十一月，他们从洛阳启程，西行40余日至赤岭（即今日月山，在青海湟源县西，地当中原通往西南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西行20余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西行至鄯善城，再西行至左末城，经捍＠①⑤城，至于阗国。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西行登葱岭，复西行至钵盂城。九月中，入钵和国。十月初入＠①⑥哒国。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十二月初，入乌场国。又西南行至乾陀卫国雀离浮图所。获天竺国国王接见。及返，寻回本路。〔14〕归后，宋云撰《家记》、惠生撰《行记》，《隋书·经籍志》均著录，魏杨＠①⑦之《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部分内容。《唐书·艺文志》另有宋云《魏国以西十国事》，不知与《家记》是否为一书。

除上述人士之外，这一时期撰写西域史地著作的僧人还有〔15〕：晋佛图调的《佛图调传》（见《水经注》）、东晋道安（公元314—385年）的《西域志》、《西域图》和《四海百川水源记》、晋支僧载的《外国事》（见《水经注》）、可能为晋人昙景的《外国传》5卷（《隋书·经籍志》）、刘宋的竺枝的《扶南记》（见《水经注》）、刘宋时人的竺法维的《佛国记》、齐法献的《别记》和齐僧yòu＠①⑧的《世界记》5卷。

2.西域地理分区认识的进步

汉魏以后，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兴盛，使对西域地理分区认识进一步发展。《汉书·西域传》始以通西域的南、北两道记叙其沿线各国情况之后，晋代的《魏略·西戎传》和裴矩的《西域图记》则始分3道记述西域地理。这种分道叙述交通沿线各地地理情况的方法，已具有一定的地域观念。

北魏太延三年（公元437年），太武帝拓跋焘派董琬等出使西域。琬等使还京师后在陈述西域情况时，首次明确地提出西域的地理分区。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其说为：

“西域自汉武帝时五十余国。后稍相并，至太延（公元435—440年）中为十六国。分其地为四域：自葱岭以东、流沙以西为一域；葱岭以西、海曲以东为一域；者舌（塔什干）以南、月氏以北为一域；两海之间、水泽以南为一域。”

董琬以极为简略的文字记述了西域4个地理区域的范围：第一区域为相当今新疆天山山脉以南的地区，当时主要是许多土著的城郭之国；第二区域丁谦认为指今帕米尔以西至波斯湾一带，〔16〕章巽认为以董琬等人的行踪看海曲不应指波斯湾，而是指今里海南端，这里是当时＠①⑨哒所直接占领的地区。〔17〕第三区域为阿姆河中、上游南、北岸一带地区，当时为贵霜王朝的主要根据地。第四区域丁谦以为两海即今里海及地中海、水泽即今黑海，则此区指今小亚细亚。章巽认为两海仅指巴尔哈什湖和咸海，而水泽则为大泽之误，它可能指今里海的北部。这里一直是游牧生活地区。

3.对中亚地理环境认识的进步

自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始对西域地理有较多认识。魏晋以降，西行求法的兴盛则使对中亚地理环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8〕

（1）西域的沙漠区

汉以前对西域的沙漠仅有极少的记载。白龙堆是中亚著名的沙漠之一，对此《汉书·西域传》只有：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的简略记载。法显等以其亲身经历，在《佛国记》中对其荒凉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沙河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梁僧yòu＠①⑧（公元445—518年）所撰《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释智猛传》亦有生动地描述：“西出阳关，入流沙二千余里，地无水草，路绝行人，冬则严厉，夏则瘴热”。

东晋以后，有关塔克拉玛干沙漠始见于记载。东晋法显在《佛国记》中叙述他在去于阗（今新疆和田）时说：“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南朝梁慧皎（公元497—554年）《高僧传》卷五记载法勇西行求经中，亦说：“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法显和法勇两位高僧西行求法所经过的沙漠即位于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部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2）帕米尔地区

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葱岭（即今帕米尔）成为中西交通行经之地，但是汉代对这一地区地理情况的描述甚少。东晋高僧法显在赴西域求法时穿越了葱岭，在其旅行记《佛国记》中首次对葱岭地区的地理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记述。首先他记载了葱岭地区的植物情况：“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然后，他对葱岭地区的冰川地貌作详细地描述：“葱岭冬夏有雪……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②⑩过河”。这里即描述了高山冰裂风化作用所形成的石砾和露岩地面，又生动地记述了具有极强冲蚀力的冰雪融水所形成的峡谷峻削。其后，北魏的宋云在《行记》中也生动地记述帕米尔地区高耸入云、崎岖险阻的地势：“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太行孟门，匹兹非险，崤关陇坂，方此则夷。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下，实半天矣。”宋云在书中还描述了帕米尔地区的高寒气候：“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参考文献】

〔1〕中村新太郎著：《日中两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张柏霞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2〕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569、557页。

〔3〕陆峻岭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博塞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32—51页。

〔4〕汶江：《古代中国与亚非地区的海上交通》，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5〕余太山：《西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绪说。

〔6〕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211—212页。

〔7〕梁·释慧皎：《高僧传·朱士行传》，《海山仙馆丛书》本。

〔8〕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5—99页。

〔9〕岑仲勉：“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页。

〔10〕足立喜六著：《法显传考证》，何健民、张小柳合译，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5月，著者序。

〔11〕杨文衡：《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法显》，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206—209页。

〔12〕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70—489页。

〔13〕唐·道宣：《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14〕杨＠①⑦之著，范祥雍注：《洛阳伽蓝记》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110—111页。

〔16〕丁谦：《魏书西域传地理考证》，见：《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1辑），渐江图书馆，1915年。

南北朝范文篇7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第二，在民族政策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至“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一性质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自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自身发展而采取的内迁、汉化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民族心理，并为新的统一局面下出现“天下一家”的观念铺就了基石。

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一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⑹的观点，并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士的一半左右⑺；广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面。这是在政治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民族关系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旧唐书·高祖本纪》曾记载了唐高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一段见解：“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高祖乃止”。《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求援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因此在立国后给了他很高的地位,而始毕在这种情况下，“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与唐朝廷的矛盾不断激化。贞观四年（630），唐师生擒突厥颉利可汗，太宗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会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并“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两条史料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有较之前代开阔许多的认识，是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源的，即他们均吸取了隋代贪私欲、求虚名的政治教训，代之以相对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以求得“务共安人”的积极效果。应当说，这种观念的产生与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与唐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形势的政治目的不无关联，但这一可贵倾向对有唐一代及后世民族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上述观念影响，唐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以“信”待之。贞观年间，北方大雪，突厥部落因惧唐师乘机伐之，故而“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大臣因其背约，请太宗发兵征之，唐太宗认为“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⑻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影响及于当时与后来的重要政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族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式，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以更为具体、丰富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史学全貌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魏书》及唐初所修八史是各具代表性的。

二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国志》、《后汉书》、《魏书》、《南齐书》与《宋书》等五部正史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其中，由于北齐承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而来，它的统治者本身又带有浓重的鲜卑化色彩，故与其他几部史书相较，《魏书》在民族问题上着力最多，它的认识亦较鲜明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民族史观的特点。因此，这里着重从《魏书》入手，以窥得这一阶段史学中民族史观的概貌。

如前所述，“夷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指的是与中原（中国）相对应的地域概念，或是泛称与“诸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而在《魏书》中，所谓“夷狄”，在更大成分上是政治上“僭伪”的同义词，民族观与正闰问题的交织体现得尤为突出与具体。如在编目时，《魏书》将司马睿、萧道成、萧衍等建立的汉族政权，刘聪、石勒、桓玄、苻坚等为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域、东夷等少数民族事迹，全都不加区分地列入四裔传中，以示其同一性；而在叙事过程中，魏收一方面称司马睿等为“僭盗”，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对其冠以“岛夷”、“海夷”之称，并以汉族士人常用来贬低少数民族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⑼，形容、讽刺司马睿政权的衰弱与名实不符。由此可见，在魏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主要指“非正统”的僭伪政权；而鲜卑族不仅是丝毫不逊色于汉民族的先进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天明命”的拓跋氏政权还是“继圣载德”的正统所在。

受魏晋时期政权林立、各民族地方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对民族融合的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认可。《魏书》亦认为，“羁縻”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上策。在《高句丽列传》中，魏收提出：“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的总原则。他称道“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⑽；而“魏氏祖宗”之所以“扬威曜武”，对那些不驯服的民族“驱其畜产，收其部落，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⑾。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斗争又有融合的情况之下，《魏书》一方面高扬起民族自尊的旗帜，一方面又对周边民族提出了相当谨慎的处理意见。二者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在史学中的反映及其对史学的制约与影响。在《宋书》与《南齐书》中，这种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优长方面的赞许。如《南齐书》承认“中国”在统兵作战、号令严明方面不如少数民族；《宋书·氐胡列传》则明称“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功烈可谓盛矣”。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民族仇杀的倾向。以《魏书》为代表的这一主张，与魏晋时期以怀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相比，是吻合的；其在史学上的意义，是为隋唐时期进一步认识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及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作了积极的准备。

再来看唐初所修八史的民族史观。

唐初所修八史是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其中，除《南史》、《北史》外，都是奉旨撰修；《南史》、《北史》虽出于李延寿私修，但其借助史馆条件，又得令狐德棻审阅和推荐，并由唐高宗作序颁行，亦可视为官修性质；《晋书》因收入了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还被称为“御撰”。在这种情况下，八史的思想倾向，无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思想倾向。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下达了对唐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谈到南北朝时期政权时，诏书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他们政治上的功绩，李渊都从大一统一的政治局势出发给予了肯定，民族歧视的色彩已经几乎消失了。这篇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了相对客观认识的诏书，成为唐初诸史修撰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第一，客观记述、评价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在《晋书·载记》及《北史·四裔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不仅摒弃了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性称呼，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作了较高评价。如《晋书》记刘渊的好儒学、崇德义，称其为“人杰”；记石勒“雅好文学”，对其“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倡儒学、定制度的情况详加记载，并赞其“天资英达如此”；记慕容廆史事，则嘉其审时度势、慎于刑法、心向教化，以及其从容纳谏的风度；记苻坚，《晋书》更多着墨于其纳谏多谋、志图远略的俊杰风范；就是对颇有微词的慕容德与赫连勃勃，《晋书》也毫不吝惜地分别给予他们“禀俶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观其为国，有足称焉”，“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的赞词。与前代对少数民族种种诬蔑、夸大的记载相较，这不但体现出《晋书》作者在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卓越史识，更体现出他们在民族史观上的可贵的平等倾向。《北史》作者李延寿对隋文帝“奇谋内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的功绩大加称道，但在突厥列传中，李延寿同样直书了“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待之甚薄”，从而导致了边境战事的历史事实。虽然作者于此事未加议论，但人们同样可以明白他的褒贬倾向。从李大师以南北朝时“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立志“编年以备南北”，而最终未能如愿⑿，到李延寿撰成《南》、《北》二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史家在追求史书真实性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轨迹。《隋书·经籍志》在霸史类小序中亦提出：自晋以后，少数民族“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在唐初其他诸史中，民族歧视的称呼及思想也都非常淡薄。这从整体上反映了唐初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步性。

第二，民族与统一问题的分离。由于隋唐时期统一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议题，因此，在记述、评价南北朝史事时，唐初史家都能把民族关系与政权正闰区分开来加以讨论。这与《魏书》相较，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民族史观本身的发展中，都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如《晋书》采用《东观汉记》首创的“载记”体例，就不仅仅是立目上的便利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对《魏书》民族史观的纠偏补弊。在《载记》卷首，作者即指出，“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浊，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把载记的范围明确限定于各少数民族之内；作者还列举了一百余年来各地方政权的名称，其范围大致与今天所言十六国相同，其中包括四个汉族政权。而在编次立目时，除了冯跋、冉闵因为“因鲜卑之昏虐”，已少数民族化，而被附入相关少数民族载记之下以外，前凉政权创建者张寔、西凉创建者李暠及称成都王的谯纵，均因其祖上家门显赫，曾为重臣而归入列传。这一篇目上的安排说明，《晋书》的撰者在著述过程中，是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的：一是所谓载记，主要记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史事，汉族割据政权则作它类处理；二是不曾建立过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或其部族，采取传统的四夷传方式容纳其史事。这两点表明，在民族与正闰，史料去取与体例安排上，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虽然这种安排仍难免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作者在史识与史才方面的贡献，仍足可嘉道。

与《晋书》的表述方式不同，《北史》在《僭伪附庸列传》中明确表达了对以往民族与正闰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反对。“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前，王迹未显，至如刘、石之徒，时代不接，旧书为传，编之四夷，有欺耳目，无益缃素。且于时五马浮江，正朔未改，《阳秋》记注，具存纪录。虽朝政丛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动天文，大存刊勒，其时事相接，已编之《载记》。今断自道武已来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纪其灭亡。其余不相关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萧詧虽云帝号，附庸周室，故从此编，次为《僭伪附庸传》云尔。”这段话表明，李延寿是以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有无割据建鼎之实为依据，来判断其是否入“僭伪”列传，“僭伪”、“附庸”均指与“正统”相对立的概念，而与民族问题不相关涉。至于因民族隔阂、对立而导致的歧视性编目，他认为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基于这一认识，他采取《晋书》的做法，亦把民族列传与割据政权分别立目，各叙其事。这就不仅在正闰问题，即政治见识上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更在史才、史识上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对史学任务、作用及其客观性的重要影响。李延寿的这一看法，体现出唐初史家在历史与史学两种形式的民族史观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南》、《北》史并非仅为抄撮前史之作，至少在史识方面，它们具有高出前代史著的旨趣与识见，因此其史学地位应有更为公允的评价。综上，是否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议题，隋唐时期史家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在史书编著中妥善处理、合理说明这些问题，便成为判断其史著高下的重要标准。《晋书》、《北史》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个疑问，故《晋书》撰成后诸家晋史皆失，《南史》、《北史》刊行后，“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⒀。

第三，相安共处的民族政策。受隋唐时代政治中民族史观的影响，唐初诸史在反映民族政策上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反对逞私欲、好攻伐，主张各民族之间相安共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亡教训方面着力甚多，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对隋朝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八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⒁与此相类，《周书》在《异域列传》中表达了“见机而行”的主张：“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场苦其交侵”，因而，应采取“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这些立足于民族相安共处原则的主张，既是唐代统治者民族史观的体现，同时也是对魏晋时期史学中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以上仅是对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的粗浅、概括的探讨。事实上，在唐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对民族问题的阐述、认识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如《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记述历代史官制度时，对少数民族政权加以同等的考察，就在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反映出刘知几本人在视少数民族政权为“偏隅僭国”的同时，亦明确把他们“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的史迹作为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待的思路。另一方面，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史学的形式看，隋唐时期的民族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有传统的民族隔阂的痕迹。夷夏之辨与徙戎论始终没有消除其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们对民族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之前，它就会以不同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思维。

三民族理论的新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认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完善之后，都会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在当时及后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不同时代民族关系及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动，民族史观的历史与史学形式逐渐归纳为相对集中与深化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分别以江统的《徙戎论》及杜佑的《通典·边防典序》为代表，而唐初诸史的理论探索，则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徙戎论》产生于魏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的总结，阐发；从《徙戎论》本身所具备的理论特点讲，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区分不同民族标准的初步归纳。《徙戎论》的开篇指出：“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点明所谓“夷狄”在地域上及语言、制度、风俗、部族上的不同。在回顾自殷周以来民族政策的得失之后，他还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事实上是指明了夷狄与诸夏在心理状态上的差异。以江统所具备的这几方面理论视角，与司马迁、班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论述已经更为系统与深入了⒂。

第二，对少数民族“性气”的归纳与总结。既然夷狄志态“不与华同”，那么这种志态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统认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怀柔也。”这些都是夷狄的天性所在，是不可教化的痼疾。这一点成为江统提出“徙戎”主张的理论依据。

第三，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评价。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认识，江统对三代以来的民族政策作了梳理，认为夷夏由于存在上述种种不可逾越的差距，本不应有种种联系。而汉武帝、曹操迁徙少数民族、使之居于内地的方法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因而，为万代千秋的基业考虑，不应让戎狄在关中有容身之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羌、氐等边地民族返其旧土。这样，就会“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江统的认识从识见的高低来讲，逊于孔子的主张，更落后于唐代史家的卓识，在今天看来，无任何可取之处。而且，江统在理论上的这些总结与归纳，还使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上的隔阂、偏见以貌似“理性”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古训对后世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徙戎论”提出之后，并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赞赏，但“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服其深识”⒃，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在当时思想认识领域所起的作用。魏徵不仅在唐代，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贤智之臣。他关于封建、教化的论辩，都成为古代历史理论中的名篇，然而在民族问题上，他亦不免受徙戎论的影响。在一次与中书令温彦博的辩论中，魏徵曾提出把突厥余部“遣发河北”的主张，其依据同样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⒄。唐代其他重臣如李大亮、褚遂良等亦持相类的观点。这进一步表明，徙戎论的出发点、立论依据及其结论虽然都是错的，但它对后代民族观念、政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唐代在民族理论上的成就时，才更能体会到它的可贵与不易，也更能了解它在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组合、融合的推进，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史著当中，对民族问题出现了更为理性、客观的探讨。《隋书》、《晋书》、《周书》、《北史》均提到地理形势对不同民族风俗、嗜好形成的影响。《隋书·东夷列传》后论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晋书·四夷列传》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候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强调了地理形势的重要，并进而揭示了“气”对不同民族特性的影响；而在《周书·异域传》中，这种“地气”说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阐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州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这里，地理特点与民族优劣、风俗习惯、性格为人都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带有了从物质条件角度谈民族差异的特征。以上认识在杜佑《通典》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通典·礼典》、《边防典》中，杜佑从民族学与民俗学角度，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⒅。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是地理位置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⒆杜佑的这些论点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说明了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不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同时代史家相关论述的继承与突破，而且，与江统“种类乖殊”的

见解相比，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⒇。

第二，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杜佑的观念中，“地”与“气”是造成民族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这二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前者无疑属于物质条件的范畴，同时，它对民族特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符合民族学理论中的相关观点。所谓“气”，从杜佑的论述来看，虽然带有一些先验的与非客观的色彩，但它无疑是从属于“地”这一物质基础的。因此，他的“中华与夷狄同”的结论就具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与基础，同时也使他相对客观的立论角度，对后世具有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为一名政治家，杜佑的理论旨在“征诸人事”，为唐统治者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同时，作为一名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史学家，他的上述论点又代表了唐代史学中民族理论的最高成就。把杜佑的结论与唐初史家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与承继关系，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有唐一代，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展与成就。

从“徙戎论”到“中华与夷狄同”的理论认识的转变，在民族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不仅显现了人们在认识上提高的轨迹，并借助史学这一载体，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不同社会政治形势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这种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使其从编纂体例到记载内容、思想认识方面，均体现出新的特点。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的历史即是值得认真探讨与总结的。

四小结

从魏晋到隋唐的六百余年间，民族史观的演变及其进步的趋势，在历史与史学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不仅使隋唐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合理的和正确的做法，并为后世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外在客观形式被动进行的，那么，隋唐时期这一进程不但被从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一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受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影响，以及受史学本身性质所决定，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的时代主题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成书的正史中的四裔传，不仅成为记载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史料，而且，其中所保留的史家及时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同样以更理论化与深入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巨大转变在史学中的映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在历史形式与史学形式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史学本身的发展上，民族史学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史观研究又是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魏晋至隋唐史著中保留了丰富的民族史观的资料，因而为今天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思想成果。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如徙戎论、地气说及所包含的思想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史学在历史编纂的方式、内容及认识倾向的不同特点，有些甚至成为其评价历史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准的。对这一前后相承的演变轨迹的深入考究，同样是我们今天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⑴《论语·卫灵公》。

⑵⑿《北史·序传》。

⑶《魏书·岛夷萧衍列传》。

⑷《晋书·苻坚载记》。

⑸《旧唐书·高祖本纪》。

⑹《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⑺(17)参见《贞观政要·安边》。

⑻《新唐书·突厥传上》。

⑼此言历代解释不一，魏收用于此处，当为贬意。

⑽《魏书·西域列传》。

⑾《魏书·匈奴列传》。

⒀《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

⒁《隋书·西域列传》。

⒂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⒃《晋书·江统传》。

⒅《通典·边防典》序。

南北朝范文篇8

一、南北朝之前诗歌用典的特点

“引事”。南北朝之前的诗人引用历史故事,一般都把何人何事交代清楚,对原事的表述也相对较为完整。如东汉郦炎《诗二首》:“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清楚地概述了《史记》中所记载的陈平与韩信发迹的故事。又如曹操《度关山》:“不及唐尧,采椽不斫。”则讲的是《韩非子•五蠹》中所记唐尧的事迹。“引言”。南北朝之前的诗人引用前人成言,往往是直接采用或只是稍加改动。如王粲《公宴诗》:“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出自《诗经•大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再如嵇康《述志诗》之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出自《论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若是不便直接采用原文,则稍加改动后使用,并交代出处的篇名或作者。如曹植《种葛篇》:“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瑟琴。”《诗经》中有《棠棣》篇。从上面引用的各例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之前一般的用典方法和特点:一般都忠实于典故原文,不随意加以改变。这实质上是移用散文的用典方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用典方法与用典的密度是紧密相关的。南北朝之前诗人所用典故在诗歌中占的篇幅比较大,一个典故用两句或更多的句子来叙述是常见的现象,用典的密度和数量不高。

二、南北朝时期诗歌用典的重大变革

颜延之作为刘宋诗坛的代表人物,与鲍照、谢灵运并称为“元嘉三大家”,历来在中国诗歌史上以用典繁多著称。钟嵘《诗品》在其评论的自汉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中,第一个给颜延之冠以“喜用古事”的评语。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也指出:“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这些都标明了颜延之在用典史上的地位。而其后融合南北诗风,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集大成者和唐诗先驱的庾信,用典也历来为人所称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他“学擅多闻,思心委折;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方比抽新”;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也称他“选句能新,使事无迹”,二人均指出了庾信多用典、善用典的特点。其他以用典见称、参与了用典变革运动的诗人还有鲍照、谢朓等人。颜、庾等代表诗人多用典、善用典,大力提倡在诗歌中用典,促成了诗歌用典艺术领域的变革运动,这次变革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提炼的方式,将原典浓缩成章。如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中“周御穷辙迹”一句,将《左氏传》中“右尹子对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迹焉’”的原典浓缩在了一句中,特别是以一个“穷”字,把周行天下的霸气淋漓尽致地概括了出来。又如颜延之《秋胡诗》“三陟穷晨暮”中的“三陟”,仅用二个字就概括了《诗经•周南•卷耳》中“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岗,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三段诗意,用来表现秋胡旅途的艰辛,更显得意味深长。其遣词造句,真可谓用心良苦矣。颜延之所用的典故虽也有对传统手法的承袭,但更多的是经过加工提炼熔铸成新,从原典中摄取的成分很少,表现出高度的浓缩性,故仅从字面上看,往往看不出有用典的痕迹。这些现象在南北朝之前的诗中是很难看到的。

第二、点化原典,截取原典的一两个关键性的有代表性的词,用以涵盖或代替全典所包含的意思。如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中的“九逝非空思,七襄不成文”一句,分别从屈原《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和《诗经•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中截取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殷忧的情怀。同样取法这段诗意的,还有曹植《杂诗》六首之三中的“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对比之下,颜诗用典的特点便显得更加突出。

第三、对原典进行改造,改变典故的原结构,化旧为新。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待游曲阿后湖作》中的“河激献赵讴”,按照故事本身的结构应为“赵讴献河激”。又如江总《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的“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本于嵇康《赠秀才入军》中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按照原典的结构应该是:“目徒送云,手自挥琴”。从以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庾信等代表诗人的用典,已经不像魏晋及其以前诗人那样忠实于原文,较为完整地叙述前人故事和言语,而是对原典进行加工、提炼、浓缩等一系列再创造活动,他们的诗中常常是一句含一典,甚至一句含两典,用典的密度和数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三、新式用典与近体诗的形成

(一)新式用典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庾信等人推动了用典方式的变革,他们的新式用典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延之在刘宋诗坛上属于前辈诗人,长期主领文坛,而鲍照、庾信等后起之秀也都是诗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推动,使新式用典逐渐为广大诗人所接受、推崇。刻意追求用典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气,多用典、善用典的作家层出不穷,用典繁密的作品也是不胜枚举,最重要的是新式用典方法为诗人们广泛使用,这样,用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诗的律化。

(二)新式用典促成了近体诗的形成

南北朝范文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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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气候/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线/自然灾害

【正文】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篇略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供治魏晋南北朝史者。

一、气候形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2]

以农业物候来说，约成书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颇能说明。作为一部农业专著，《齐民要术》大体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据该书《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又《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在露地过冬，无需包裹，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冷于现代。

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一些。如《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当时雾淞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否则贾氏不会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而出现雾淞的季节，一般气温较低。

据上，以代表平均状况的物候而论，《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公元六世纪上半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无疑是寒冷的。然而，更能表明此期寒冷气候的，还是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如霜雪日期的异常现象[3]：

嘉禾四年七月(235.8.2-8.31)，南京一带陨霜；

泰始九年四月(273.5.4-6.2)，洛阳一带陨霜；

咸宁三年八月(277.9.15-10.15)，河北中部至山东中部暴风寒冰及陨霜；

太康八年四月(287.4.30-5.30)，山东中部陨霜；

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306.9.24)，洛阳一带霰雪；

太宁元年三月丙戌(323.4.30)，南京一带陨霜；

太宁三年三月癸已(325.4.26)，南京一带陨霜；

建元元年八月(343.9.6-10.4)，南京一带大雪；

永和二年八月(346.9.2-10.1)，河北中北部大雪，人马冻死；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355.4.28)，南京一带陨霜；

天赐五年七月(408.7.9-8.7)，河北中部陨霜；

义熙五年三月己亥(409.4.11)，南京一带雪深数尺；

太和六年四月(482.5.4-6.1)，河南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四月(485.4.30-5.29)，山东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六月(485.6.28-7.27)，河南中部、河北中部陨霜；

景明元年八月(500.9.9-10.8)，河南中部暴风陨霜；

天监三年三月(504.4.1-4.29)，南京一带陨霜；

正始二年四月(505.5.19-6.16)，山东中部陨霜；

正始四年九月(507.9.22-10.21)，洛阳一带大雪；

延昌四年三月(515.3.31-4.28)，黄河中上游南部八州陨霜；

熙平元年七月(516.8.14-9.11)，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区十一州陨霜。

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它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当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也反映了严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带“雨雪二十三日”；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次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4]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极值，其为严寒冬季无疑。有学者还据此推测，以上东晋南朝时的这三个严寒冬季，苏北沿海或钱塘江等江河可能出现冻结现象，其严寒极端情况，均超过现代气候所见极端现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时的极端情况。[5](P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现为寒冷的该时期，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三世纪八十年代至四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长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6](P26)又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7]此后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间，这一带霜雪极端事件屡见记载。据《魏书·灵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带“大陨霜，杀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况也都类似。直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8]，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当时平城一带六月雨雪，而现代大同一带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已经断雪，7月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温度达20℃左右。又当时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刘宋大明六年(462)，设置凌室于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修藏冰之礼。[9]现代南京一带1月平均气温2℃，河湖结冰时间不长，冰块很薄，不能储藏；当时南京一带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见当时冬季气温比现在大约冷2℃左右。然则综合有关寒冷事件的各种记载，这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大约延续到了六世纪的二十年代。

以上两个寒冷低值过程，累计170年左右。这170年左右，是时间跨度长达360余年的寒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更为寒冷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湿度，呈现出相对于干旱的特征。统计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纪有关大水年与大旱年的记载，大旱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大水年；[10](P408-409)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总体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时期。

二、动植物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又各地区动植物资源及其影响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12]，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区别于以上各地区的，是北部温带草原。据《魏书·序纪》，拓跋推寅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经过呼伦贝尔时，这里还是大片沼泽，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这表明了汉晋呼伦贝尔草原优越的植被状况与湿润条件。今内蒙高原的草原景观，北齐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直到南北朝时期，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魏书·世祖本纪》载北魏时曾“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阴山一带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状况，较之两汉有了若干变化，又仅屯田大多废弃，而且由于从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进入河西地区，退耕还牧，使畜牧业生产比重大为提高。如北魏平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13]，这说明了当地畜牧业已占到了主导地位，由此又可见河西一带次生草原在东晋以后逐渐恢复的事实。在陇右、湟中和祁连山等山区，森林资源比中原丰富得多，《水经·河水注》即称黄河上游“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三、河流湖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流湖泊，颇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与先秦秦汉时期相比较，也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一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入海。这条河道比较顺直，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河道比较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一共只发生了6次河溢，即黄魏时两次，西晋时两次，北魏时两次，平均每60年一次，远远低于王景治河后至东汉灭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

该时期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东汉以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泥沙来源最多的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中游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水土流失相对减轻，下游河道的淤积速度减缓，决溢次数就必然减少了。其次，黄河下游两岸存在着许多分流和湖泊，洪水来时起着调节水沙的作用，减轻了干流的负担。再次，十六国时期下游河道两岸土地荒弃颇多，灌木杂草丛生，对固堤有一定作用。还有下游河道入海比较顺直，水流迅急，可将泥沙大量输送入海，有一段时间可能冲刷超过堆积。还可能有海平面下降等因素，也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干流相对稳定，独流入海。依据《水经·淮水注》的记述，淮水干流源出桐柏胎簪山，上中游流路与今淮河基本一致，下游自今盱胎以下，与今流路完全不同，它穿过今洪泽湖，东北至今淮阴市，沿废黄河流路至今涟水县东境入海。

淮河是一条多支流的河流，这与黄河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的分流和汊道逐渐淤浅和减少，南岸分流除了漯水外，主要分流是鸿沟水系，内岸则基本上已无分流和汊道。淮河支流却相当密集。《水经·淮水注》记载的淮北平原，有大小19条支流，自西北向东南流注淮河，如汝、颍、沙、濄、涣、睢、泗、汳、沂、沭、游等水，都属重要的淮北支流；相对而言，淮河以南由于山地丘陵逼近淮河干流，平原狭窄，支流相对较少且多数为短小河流。又淮河支流的历史演变，南岸支流除中渎水外，大体稳定少变，北岸支流则变迁较为频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河水系，演变情况复杂。当西汉时，今海河的五大干流即北运河（汉时的沽水）、永定河（汉时的治水）、大清河（汉时的泒水及滱水）、子牙河（汉时的虖池水）、南运河（汉时的清水），从北、西、南三面分别由天津附近的洼淀分流入勃海，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水系。成书于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水经》沽河云：“又东南至泉州县，与清河合，东入于海。清河者，泒河尾也”。这是海河诸水同归于海的最早记录。东汉末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为了漕运的需要，于建安九年(204)“遏淇水东入白沟”[14]，使东北进入清河，成为日后的卫河，后又凿利漕渠引漳水以增加白沟的水源，为以后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建安十一年(206)，开凿了一条使虖池水改流向北入泒水的平虏渠，其故道大致相当于今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间的一段南运河，把现在的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等三大海河干流沟通起来。同年，又凿泉州渠，从今宝坻县西的泃河口入潞河，与南来的清河会合，为以后北运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上平虏、泉州等渠的兴建，使得河北平原上几条大的支流相互连通起来；而这时的渤海西岸陆地又向海有所伸展，合流以后的河道，得以转而向东并流入海，即形成了自今天津市的三岔口向东入海的海河尾闾部分（当时称“泒河尾”，是泒河与其它各河汇流后的下游），至此，海河水系得以初步形成。

海河水系初步形成时，南部的淇水虽经曹操导入白沟与清河合，但在淇水以西今卫河上游的清河，仍由朝歌独流入黄河，到东晋十六国时，始导清合淇入白沟，并入海河水系。又北部的鲍丘水（潮河前身）因未与沽河会合，也不属海河水系。及北魏时，漯水（汉时的治水）、沽水在武清相汇，转而东流，与潮流一起循今蓟运河入海。雍丘县以下的潞河，虽有水道存在，但只是一个枯渎，海河水系被分割为南、北两系。据此，北魏时期海河南北两大水系，尚未正式进入合流局面。海河南北水系连成一体、海河水系各大河在天津附近汇流入海局面的固定，要晚到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以后。

黄、淮、海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重要河流是长江。据《水经·江水注》，当时仍把岷江作为长江的上源；长江变迁较为复杂者是长江中游的上段即荆江河段。荆江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其江陵以西的荆江河段，最突出的问题是江、沱易位；江陵以东的荆江河段，统一河床的塑造。

所谓江、沱易位，缘于荆江分汊河道的南为江、北为沱。先秦两汉时，江、沱约在今松滋涴市合流，然后沿今江道东流至江陵，当时沮水下游在今江陵西南附近折向东流至江陵城南，又东纳入阳水，即江陵县南的北江尚未形成。及魏晋时，江、沱的分流量逐渐趋于平衡，故东晋南朝之际，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内江流量增大的结果，沮水下游东折流路被江水劫夺，江水以此紧逼江陵城南，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时开始沿江北岸创筑金堤，以策安全，同时逼沮南下，形成《水经注》所记载的江陵西南的北江分汊河道。原来江、沮之间的滩地则被水流冲断，形成一系列沙洲，而沮水也改在今江陵西南附近入江。

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江陵以下的荆江统一河床塑造的重要阶段。魏晋时，今石首境内的荆江河段，开始摆脱湖沼区的漫流状态，塑造自身的河床；这时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仍旧通过云梦湖沼区，尚无独立河床可言，仅有东南方向的大体流路。至南北朝时，荆江河床仍然如此。据《水经·江水注》记载，石首境内的荆江河床形态极为清晰，两岸不但有众多的穴口分流，还有较高爽的自然提供人类定居，江中并有不少沙洲分布；但监利境内的荆江河段，几乎不见任何记载，不但没有城邑，连穴口分流和沙洲也不见记载，这反映了当时监利境内荆江河段横穿云梦泽、尚处于漫流为主要形态的情况。荆江统一河床最后塑造完成，是监利境内云梦泽消失的结果，而这要晚到唐宋时期。

由以上黄、淮、海、江的简单叙述，可以大致明了古今河流的变迁概况，然而与河流比较起来，古今湖泊的变迁尤为巨大，竟至每每有面目全非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反映湖泊状况最为全面的资料，当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共记有湖泊500余个，其名称各有不同，据统计，有湖114，泽100，陂160，池117，淀12，薮11，海7，其它38。实际上，当时许多湖泊还未计入。还由当时比较大的湖泊的古今情况对照，则湖泊变迁之巨大可见一斑。现已堙没或基本堙没的湖泊如：屠申泽（内蒙古磴口县）、芍陂（安徽寿县）、孟诸泽（河南虞城县）、圃田泽（河南中牟县）、黄泽（河南汤阴、内黄一带）、白洋陂（河南杞县）、九泽（山西祁县、介休一带）、王泽（山西新绛县

）、董泽（山西闻喜县）、大陆泽（河北隆尧、巨鹿、任县间）、林台泽（河北魏县、临漳一带）、鸡泽（河北永年县）、天井泽（河北安国市）、夏泽（河北大厂县）、雍奴泽（河北霸州市、天津静海间）、大野泽（山东巨野县）、菏泽（山东定陶县）、雷泽（山东菏泽县）、夷安潭（山东高密布）、都野泽（甘肃民勒县）、泑泽（罗布泊）、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等，现已大为缩小或缩小的湖泊如：洞庭（洞庭湖）、镜湖（浙江绍兴县）、巨淀（清水泊）、震泽（太湖）、参合陂（岱海）、青海（青海湖）、郭薨薮（博斯腾湖）等，彭蠡（鄱阳湖）则现已大为扩大。四、海岸推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岩岸线变化不大，而一些沙质海岸，受河流、波浪、潮汐等动力作用的，岸线较此前此后有所不同。

有关辽东湾顶部海岸线的资料较少。根据今辽宁黑山以南、台安以西、北镇以东的近海地区汉魏时空无城邑的情况，以及晋末到唐初辽东辽西间往返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这一带还是沼泽化滩地。长期的沼泽化，延缓了三角洲的形成和海岸的伸展。辽东湾滨海平原的主要入水道为辽河及大、小凌河，其上源在汉魏时期居住着乌桓族和鲜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原始植被未遭破坏，水土保持良好，河流来沙很少，海岸线因此长期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据，辽东湾顶部的古岸线，在今右屯卫、闾阳驿、杜家台、盘山、沙岭、牛庄、大石桥至盖平一线，这一岸线直到十一世纪，仍无多大变动。[15]

滦河三角洲平原海岸汉末三国时在今河北省昌黎北碣石山南附近，曹操曾登临碣石观海。由于滦河入海尾闾在三角洲上游荡不定，根据《水经注》的有关记载，可知当时的海岸线已在今乐亭县治以南。

渤海湾西部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这缘于黄河入海口的南撤。公元11年以后，黄河在渤海湾南部的山东入海，渤海湾西部岩线接受黄河来沙显著减少。在供沙不足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贝壳堤，北起天津东郊白沙岭、军粮城，向南经泥沽、邓岭子、上沽村、马棚口、歧口、张百河、贾家铺、狼蛇子一线。该道贝壳堤的主体，代表着1500—2000年前的古岸线。[16](P208-21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尾闾长期稳定在今黄河口附近，今冀鲁交接处海岸线因此向前伸展较快。《水经注》载五世纪时黄河在今山东博兴、利津间以下分汊，一股东南出，是支津，与济水汇合入海，一股是主流，出东北径直入海。当时黄河口是一个扇形三角洲，三角洲南沿的海岸线与相近，三角洲北沿则远在今海岸以内。

苏北海岸线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稳定。较为稳定的原因，仍是由于黄河安流于山东半岛北部，及在苏北入海的河流含沙量较少。南北朝时，苏北海岸线的大致走向为今赣榆、连云港市、板浦镇、响水西、云梯关、阜宁、建湖东、盐城、东台、富安、李堡、如东；当时云台山及其周围以及南通市，都仍在海中，为海岛。

长江口南岸沙嘴，从四世纪起，开始向东推进。自孙吴征服山越和晋室东渡以后，由于大量山地得到开发，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加大了固体径流，泥沙逐渐在河水沉积。东晋时期，上海地区的海岸线大致北起娄塘，经嘉定城、南翔、诸翟、莘庄、闵行、南桥、柘林，然后进入杭州湾中的王盘山，再往西则至海盐的澉浦。至于杭州湾的南沿今浙江宁绍地区的海岸，则在现代岸线以南。

五、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相当频繁，对此，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仅两次，不足述矣。”[17](P13)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18](P15)

以上有关魏晋南北朝灾害次数的统计，是比较粗略的。以地震为例，据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地震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有感地震震级等于或超过4又3/4级者，三国时期14次，西晋时期37次，东晋十六国时期50次，南北朝时期95次，合计196次，这远远超过了邓云特统计的93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不仅次数频繁，而且受灾程度往往非常严重。此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频繁而严重的人为战争，又往往引起歉饱之灾与疾疫之灾。[19]要之，这是一个天灾人祸并作的时期。而天灾与人祸之间，又往往存在着种种复杂的联系，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西晋末年，匈奴刘渊立国于今山西，开五胡十六国局面。刘渊的顺利立国，与山西民户的流失、并进而使当地胡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有关。山西民户的大规模迁离本土，始自西晋末年，引发原因既有“人祸”，也有“天灾”。“天灾”如元康五年(295)，新兴、雁门、太原、上党大风，伤禾稼；永宁元年(301)自夏及秋，并州等地大旱，并引起大蝗。此后至于永嘉，疾疫兼以饥馑，灾害不断。永兴元年(304)，刘渊遂反于山西，自号大单于。[20]

例二，梁天监十三年(514)，梁武帝萧衍接受北魏降将王足堰淮水以灌寿阳之计，征发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县北淮河上）。天监十五年夏四月堰成，长9里，下广140丈，上广45丈，高20丈。九月，淮水暴涨，浮山堰倒塌，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若无浮山堰之筑，此次水患不致于如此猛烈。

其实不仅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与前述之气候形势、动植物资源，河流湖泊、海岸变迁等等，也都息息相关。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寒冷干燥的气候与五胡的长期入主中原，就不能认为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因为类似的历史大格局的变化，如女真的南下与宋室的仓皇南渡、满洲的入关与明帝国的土崩瓦解，都分别对应着寒冷的气候；或者说，当时气候的日趋寒冷，是促使本来就地处高纬度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一个重要动因。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阶段性成果。

【】

[1]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3.

[2]本节有关冷暖的标准，采用我国1951—1980年平均气候及物候指标.

[3]以下资料来源于《晋书·五行志》、《明帝纪》，《魏书·灵征志》，《太平御览》卷三、四，《南史》卷六.

[4]分见《恶书·五行志》、《宋书·二凶传》、《南齐书·五行志》.

[5][6]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安徽出版社.1991.

[7]魏书·天象志·资治通鉴[M].卷一一七.

[8]资治通鉴[M].卷一三八.

[9]宋书.孝武帝本纪[A].

[10]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册[Z]，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

[11][12][14]水经·沔水注、江水注、淇水注[A].

[13]魏书.世祖本纪[A].

[15]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6]在渤海湾西岩宽30—40公里的范围内，由陆向海方向分布着数条贝壳堤，它们是古海岸线停顿的可靠标志。以上所述是第二道贝壳堤。详《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17][18]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商务印书馆.1937.

南北朝范文篇10

［关键词］北朝散文；质朴刚健；实用性

关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学史家对之虽有概括，但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脱胎于唐代魏征的说法，而且对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现缺乏探讨。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

关于北朝散文的文风，最早加以明确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较南北朝文学最繁荣时期的南北文风差异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魏征指出了这一时期北朝文学具有“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征，也就是质朴刚健的风格特色，这也适用于整个北朝散文。

今天的许多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得出结论说：“从散文来看，北朝尚质，亦甚明显，贞刚之气，时有可观。”［2］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对比南北散文风格之异时说：“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与南朝文章崇骈、尚文，风格柔和绮靡有明显区别。”［3］王钟陵先生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优长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落后的民族的许多创作，往往并非一个远为先进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画描写、声律对偶等方面的精致，无疑是艺术上的进步，北朝文学在这方面远不及南朝，但它质朴浑厚的气韵又远超于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4］无疑，王先生实际上肯定了北朝质朴浑厚的文风。

在北魏前期的一百年里，散文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散文语言总体说来质木少文，甚至谈不上文采。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以后，帝王好尚文学，文士们向南朝学习创作技巧，追求审美化，散文发展才获得转机，但直到孝明帝时才出现“综采繁缛”之文。但北朝散文的文采、声律等形式，与南朝的精美化、雕琢化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西魏时期和隋初的散文，由于西魏宇文泰、隋朝杨坚改革浮华文风，凿雕为朴，导致这两个阶段的文风重返质朴，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就是在东魏北齐时期，在散文创作技巧上虽与南朝不相上下，但还比不上南朝文的精巧流转。因此，王锺陵先生指出：“南朝文风在讲究文字之美上是远超于北朝了。”［5］

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创作构思等技巧上，就拿赋作为例：“抒情言志较少依傍外物，而是直抒胸臆，在十六国和北朝赋中表现尤为显著……这是北朝文风直质朴实的表现，也反映了北朝赋的总体艺术水平不高。”［6］曹道衡指出：“北朝文人……在作品中往往能直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很少使用隐晦曲折的手法。”［7］曹氏所论也是再说明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文风。

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北朝散文的内容上。整个北朝散文反映的社会生活始终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很难发现像南朝那些纯粹“吟风雪，弄花草”，甚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8］的作品，更没有低级的色情成分。即使有人偶尔为之，也会被指责而加以矫正，如北齐的王昕“好咏轻薄之篇”、隋初司马幼之“文表华艳”都被治罪。遑论那些以治国为宗旨的军国公文、宫廷诏诰以及大臣章表等应用文字，就是一些抒情文字和山水文字也充满贞刚之气。北朝山水文总是突出山水雄奇之壮美，而南方山水文则多表现山明水秀之优美；“南朝作家对山水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微观上，而是力求形成意境，以意境涵盖全篇；而北魏山水文由于初起，手法上还显得嫩稚，于山水的描写上偏重于客观描写，意境构成不足”［9］。就抒情文而言，北朝散文多感情真挚、感荡心灵之作，特别是那些书信散文如《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阎姬母书》，在形式上实无“文”可言，但千载之下读之，无不为其情真而折服。相反，“终南朝之世，并没有出现强烈地激动人心或者深刻地感染人心的作品，作家所追求和创造的，大抵是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10］。相对于北朝散文的质朴刚健，南朝散文显得浮靡而柔弱。

形成北朝散文特有的文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文化上的，也有民族风尚上的，又有地理上的等等。

首先，北朝散文乃至整个北朝文学发展的基础极差，起点很低，几乎是在文学的沙漠上开始发展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晋末大批中原士人南渡，十六国时期连年干戈扰攘，致使北魏散文和一直向前发展的魏晋文学断裂开来，致使北朝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而南朝则不同，上承魏晋深厚的文学积累，沿着魏晋以来重形式美的方向，踵事增华，变本加厉。

第二，整个北朝的藏书很少，这使文士失去了丰富学识和借鉴前人创作经验以提高写作技巧的机会。《隋书》对整个北朝藏书情况统计说：“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11］可见，北朝藏书的总数才达一万五千卷。而南人私人藏书往往上万，有的甚至比北朝藏书的总量还多。如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莫比”［12］，任昉“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13］，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14］。

第三，北方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与此相伴的崇尚朴素节俭的生活风尚也是形成质朴刚健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她是积极向上日益强盛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勤奋节俭的；如果她是从繁荣走向衰落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享受的奢华的。北朝人大都尚俭节用，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北朝由于多有战乱，致使经济远落后于南朝，又加之特有的“聚族而居”生活方式，要求北朝士人崇尚节俭又积极进取。《颜氏家训·治家》：“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5］即使是位居最上层的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也以节俭为美，身体力行。而且北方的帝王多有励精图治、统一天下的宏远抱负，如北魏道武帝、太武帝和孝文帝，北齐的高欢、文襄帝以及北周宇文泰、周武帝，还有隋文帝等等，而在南朝却很难找到这类怀有宏图大志的帝王，相反，“统治集团很少有宏图远略，惟以保持一时的安定承平为治国的根本方针”［16］，“士大夫们的奢侈淫逸，大约也不是个别现象”［17］。仔细考察一下北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北魏至隋朝，北朝经历着一个不断强大直至统一南北的过程，而南朝则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被蚕食直至灭亡的过程。南北间不同的生活风尚和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反映在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风。

第四，南北人的民族情愫刚柔不同，也会对文风产生影响。《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18］“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19］北朝人的性格粗犷、豪放，和长期与少数族融合以及战乱频生的社会环境有关。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南方的情感是柔弱的，偏于个人的享乐，北方的情感是雄壮的。”［20］南人情感脆弱，北人情感则刚强，反映在文风上则南朝文柔弱，北朝文则刚健。

第五，质朴的文风也受北朝的学风和宗教的影响。无论北朝的儒学，还是北朝的佛学和道教都有素朴、重实用的特点，与南朝重义理探寻的学风不同。《隋书·儒林传序》指出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1］这种学风的差异和南北朝玄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北朝几乎没有玄学，只有个别人感兴趣而已，如北魏末期的卢元明、北齐的杜弼、阳烈，终整个北朝都没能形成风气。而南朝则不同，南人继承了魏晋以来对玄理的好尚之风，以致对玄理的追求发展为士人高贵身份的象征，这样崇尚玄学便成了风靡南朝的社会风尚。许杭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指出：“北方的学风趋向朴实，带上了汉代经学的遗风。南朝则继承中朝清谈玄风，崇尚玄理之学。与之相应，南北朝的佛教文化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北方佛教重行业修行求取福田，如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和开凿佛教石窟等等；南方则较多地受玄谈的影响，侧重于探求佛教的玄理。”［22］汤用彤也指出北朝佛教重实用的特点说：“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23］南北道教也明显不同，“南方的道教徒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个人的修炼成仙，长生不死，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似很少直接联系”；而北朝“寇谦之则要辅佐‘太平真君’，‘兼修儒教’，两者显然不同”［24］。

第六，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风格与北方特有的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音辞》中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25］北方特有的深厚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会影响特定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方的风物经过作家审美观照后形成作品，也就表现出雄壮刚健的文风。

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北朝散文的另一特征是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北方人对政治盛衰的关心则远远超过南方”［26］，“北朝文以笔札之文为主，文士创作重视经史之文及军国实用文体”［27］。严可均所辑《全后魏文》共收录散文一千三百余篇，而纯文学的赋作包括存目在内约四十篇，还不到总数的3%（其中还有一部分歌功颂德一类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字），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实用性的章表奏议书檄碑志颂启等文章。正如周建江所指出的：“贯穿北朝始终的关于对文章的看法是偏向于文章的实用性，即以表现儒家思想、研究儒家典籍的文章和军国文翰为文章之首。”［28］这些文章毫无疑问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甚至就连表现心性的赋作也不能例外。北魏后期，由于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便产生了一些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不满情绪的赋作，如李骞的《述身赋》、《释情赋》、阳固的《演赜赋》，元顺的《蝇赋》等。北朝四部散体文著作，代表了北朝散文的最高成就，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如范文澜所指出的：“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29］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地理著作，由于其描写山水相当出色，因而又是山水游记散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是记录北魏洛阳佛寺兴衰历史的史传散文；《魏书》本身就是史书，同时也是优秀的史传散文；颜之推《颜氏家训》是家诫类文字，是为教育子孙如何“安身立命”而作。北魏初中期、西魏以及隋初是北朝散文表现政治性、实用性最为突出的时期，占据了北朝历史的一大半的时间。北朝散文虽然随着南朝文风影响的加深，以及北朝作家审美意识的逐渐自觉，其审美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但始终没有忽视文章的实用价值。

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北朝以儒学治天下，而儒学的精义在于经世致用，要求文学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性。正如前面在北朝散文发展的动因一节所述，儒学在北朝一直兴盛不衰，帝王们大多好尚儒学，士人们也多治经。《隋书·儒林传》指出了北朝儒学兴盛的情状：“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30］赵翼指出：“六朝人虽以辞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31］“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学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胜，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32］

其次，北朝经济落后，不允许文士创作不切实际、不关现实的文章。由于北魏经济落后，以致百官无禄。例如，高允虽在朝廷为官，但“时百官无禄，允恒使诸子樵采自给”［33］，至太和八年才准备颁禄。北朝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是不允许北方民族脱离生存的现实，作玄思冥想和浮光蹈世之举的客观基础”［34］。梁启超颇有见地地指出：“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35］

第三，北朝人在文学观念上，重视文学的实用性，反对不关实用、浮靡空洞的文风。颜之推对实用性的文字大加肯定，代表了北朝人重实用的文学观：“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36］相反，他反对尚虚谈、重娱乐的文字，曰：“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37］又曰：“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38］隋开皇四年，隋文帝杨坚改革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39］。接着，李谔又批评那些不关风教之文，说它们是“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40］，显然他们也是持政治功利性的实用文学观。

北朝人虽然也重视审美，随着散文的发展，审美性不断增强，但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文章会遭到强烈反对。例如，北齐的王昕因咏南朝轻薄之篇而被文宣帝高洋免官。《北史·王宪传附昕传》：“帝愈怒，乃下诏曰：‘（王昕）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此而不绳，后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41］无独有偶，隋初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42］。

第四，北朝人看重治国功业，而视文学为小道。实际上，一些上层贵族往往看不起文学，动辄以“刀笔”、“雕虫”、“小道”之类轻视意味的字眼对待文学之士。这种现象在南朝是绝少见的。北魏末，为胡太后父谥号一事引发一场辩论，颇有文才的袁翻受到轻视：“(张)普惠厉声诃（袁）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43］北齐文宣帝时，朝臣议《麟趾格》，太子少保李浑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44］窦泰违反军令而败亡之后，高欢责问杜弼为什么不阻止窦泰，“弼对曰：‘刀笔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议所不及。’”［45］又如《颜氏家训》载席毗嗤鄙文学事：“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46］席毗意思是功业是第一位的，可流传千古，然后才是须臾之玩的文学。北周的李昶也持如此观点：“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47］这样，北朝文学始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文学就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服务于政治。

第五，北朝重“理”的文学观也是形成散文实用性的因素。北朝文重“理”，“理深者便于时用”［48］。北朝人常把“文”与“理”相对，或“辞”与“理”并举，“理”指文章的内容，“文”或“辞”指文章的形式。如：

八月甲辰，（孝文帝）诏曰：“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49］

（宣武帝）诏曰：“辞理恳至，邈然难夺。”［50］

（邢颖）中遇沈痾，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51］。

（刘昶）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52］……

刘景安书规（崔）亮曰：“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53］

（裴景融）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理会处寡［54］。

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故处士赵郡李谧：……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55］

（献文帝）诏曰：“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56］

（孝文帝）曰：“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57］

（隋文帝）劳之曰：“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58］

（李谔）于是上书曰：“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59］

《颜氏家训·文章》：“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60］

与北朝文重“理”相对，南朝文则重“情”，所以，南北所重不同，文风则异。

其实，以上所论两大特征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反映后者。

总而言之，北朝散文表现出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的特征，和南朝散文重抒情尚词采的绮靡柔弱文风大异其趣。这主要是由南北之间文化上多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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