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十篇

南北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南方 北方 南北差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生活资料的空间配置和组合十分优越，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几大文明之国都出现在这一代。地理环境？，是指能够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系统。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产生的基础。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单纯的从地理上划分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一般都是以秦岭――淮河为界。秦岭淮河以南被称之为南方，以北则称之为北方。然而文化上的南方和北方的划分一般则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称之为南方文化，以北称之为北方文化。罗家伦先生曾在《历史的先见》中写到：“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所以说，中庸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然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南方和北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南北文化上的差异总的来说表现在性格差异、饮食差异、艺术差异、方言差异以及建筑差异等方面。

首先是南方人和北方人性格上的差异。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造成北方人的生活条件较差，人们的心思大多会被用于和自然斗争，和生存斗争。因此北方人的思想比较单一，直率，质朴，甚至可以说是纯真的傻，在思维上善于走直线，不喜欢拐弯抹角。因为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人们显得非常渺小，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于是北方人习惯于过这种简单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他们身材高大，粗犷彪悍，性格暴躁好斗，思想上则比较保守，进步虽迟却得寸守寸，败之不易。相比较北方南方则生活条件良好，人们的心思在满足生活所需的同时还会有大量的剩余，他们就可以对自身和大自然进行冥思，于是文学，艺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在南方就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们逐渐养成了曲线思维的习惯，做事比较含蓄委婉，在考虑自己的情况同时还会考虑别人怎么想，因此处事灵活，头脑发达。相对北方人的好斗直爽，南方人则习惯于安逸委婉，勤于休养，身体柔脆退化，性格温婉喜和，比较开放，但感官敏锐，害怕死亡。

其次北方人与南方人性格上的迥异造就出南北方饮食文化差异。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喜吃米；北方人喜欢大块吃肉，南方人则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的烂烂的，炒的嫩嫩的；北人喜欢大碗喝酒，甚至在冰冷的冬天也喝冰啤酒，南方人则喜欢把酒烫的温温的，甚至是煮出来的“黄酒”；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菜，几天不吃就不能如厕，北人就无所谓，即使只吃肉也不影响；北方人爱吃饺子，尤其是过年或者团圆的时候最不能缺的就是饺子，在北方人看来饺子意味着团圆。南方人喜欢吃混沌，北方的饺子用醋蘸蘸就吃了，一口一个，而馄炖则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这也就体现了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考究；在调味料方面：南方人喜欢吃葱，北方人喜欢吃蒜，南人喜欢吃泡菜，而北方人爱吃咸菜；由于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南方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方人吃辣椒则是为了驱寒，南方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方人则多是干辣、酸辣；北方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不包括其他，南方人喜欢把吃叫做“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南方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茶，细细品味每一种茶的味道。北方人大多只喝花茶就够了，他们觉得花茶既香且浓，却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北方人不懂品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如龙井、碧螺春，因为这些茶大多味道太淡，所以要细细品慢慢嚼才有那么点味，不适合牛饮，这正如南北方人的性格，北方人直爽而南方人则感情细腻。

此外南北方的差异还表现在艺术的差异上：比如北方唱戏热闹喧天，甚至有些剧种干脆就是“吼”出来的，如秦腔。而南方唱戏则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的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方剧讲究的是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绎历史剧。南方剧则是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方剧艺术的代表就是京剧，其特点是男人妆扮女人。南方剧艺术的代表则是越剧，其特点是女人妆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够唱出一股子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咿咿呀呀的仿佛是小鸟依人，所谓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具有男子气概，除了吃出来，还有很大一部分程度都是唱出来的。北方人唱歌是燕赵悲歌，悲壮、苍凉、激越、凝重、悠远，南方人唱歌则是轻快、婉转、玲珑、亲切、凄凉。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来分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方调或北方调。

另外，南北文化的差异在语言方面则表现在方言上，比如骂人，南方人喜欢骂人是瘪三，冲子，十三点，二百五，一般事从经济收入题，原因是南方人多少受到徽商文化的影响，因为穷人受教育程度不如富人高，而且骂得很委婉，充分表达了对你的蔑视，很符合南方人的思维习惯；北方人骂人骂得很干脆直接，比如下三滥，彪等，一般是从道德品质入题，这主要是受了北方晋商文化的影响，就事论事，从不指桑骂槐。在称谓上，北方男人称朋友父母为咱爸咱妈，偏重于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南方男人则称朋友的父母为张叔李姨，偏重于双方父母的关系。北方女人称公公为爸爸，是顺着丈夫叫，南方女人称公公为爷爷，是顺着儿子叫。

最后南北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建筑风格上：南北方在建筑上风格明显，各成系统，一提起南方的建筑，很多人立刻就会想到那小桥流水的美丽画卷，江南的一些旧式的保留着原始气味的小镇，比如乌镇，它们大多是一条小河流过，两岸都是青灰色的小房子，一顺的马头墙，青灰瓦，安安静静的。由于南方纬度低气温高，多阴雨潮湿，所以南方的建筑屋顶大多是高而尖，且建筑的窗户较大，这样是为了利于通风散热，及时排水。北方维度较高，气温低阴雨少，所以北方的建筑屋顶大多数是平的，建筑的窗户较小，这样利于太阳直射取暖，且可以收集雨水，增加资源的利用，缓解干旱。在园林的设计上南北方也各自不同。南方园林轻巧纤细，玲珑剔透，内外空间连贯且层次分明典型代表就是苏州园林；北方园林建筑的设计大多平缓严谨，粗壮质朴，内外空间界限严格分明，典型代表就是皇家园林。中国著名的园林学家陈从周总结中国园林特点：南方为相间，多敞口，北方为窝多封闭。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南北差异的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南北文化的特点来实现南北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华民族几千的文化更加辉煌灿。

参考文献：

[1]张九辰.中国近代对地理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及其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6）.

[2]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4.

[3]王坤红.原始之镜：怒江大峡谷笔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南北文化论文篇2

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以0.43％的面积创造了68.6％的国内生产总值。

据匡算，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万人左右，仅带动基础设施投入就达20亿元。从我国十五发展计划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范围内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里介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规划建设上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的经验。江苏省徐州市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力吸纳外来人口，并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走出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而山东省济宁市则采取构筑城市群的做法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的先机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迅速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从“十五”发展计划来看，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徐州市已开始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工业化水平达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全省将进一步突出四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徐州）和构筑三大城市圈――――苏锡常、南京和徐州。

江苏省的三大城市圈，现在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个从南向北的梯度，苏锡常最发达，南京次之，而徐州则排老末。最发达的苏锡常建设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曾经的华夏第一县已不复存在，这个早先的无锡县，后来的锡山市并入了无锡市成为锡山区，具有巨大经济总量的锡山区，使无锡市在迅速长大……看来江南特大城市会迅速崛起。

经济欠发达的徐州准备怎样成长为特大城市和构筑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和近现代战争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迹。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往往经济都不甚发达，徐州只有将自己变作商家必争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苏省赋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历史重任。

如何为城市化进程提速，徐州选择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强的运行机制。

城市化进程提速，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职业变迁、农业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徐州主动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摒弃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大力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上。

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徐州准备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实行以合法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准迁制度，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要清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费或类似费用，淡化行政对户口的干预，尽可能地打开城门，降低门槛，逐步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集聚。对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还要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大力引进并留住外来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积极鼓励投资移民，特别是符合徐州市发展方向的项目的投资移民。同时，要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方向，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医疗为主体，覆盖城乡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调整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取消不合理招工前置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可以参照个体、私营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广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民力，广聚民资，引导个体私营业户和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入城镇投资兴业，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应注入城市建设，就要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设之中，转化为城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徐州确定，今后要尽快建立土地市场，依法规范供地方式，促进土地有序流转。还要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对城镇闲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进三或企业破产、搬迁等需要调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回或收购，统一实施出让供应。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承包经营和有偿使用的，其使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实行国家作价折资、入股或租赁、出让使用。

对全市土地要实行总控制，优先保证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将积极鼓励离农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有偿转让，解除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逐步使转移人口“离乡”又“离地”，为农民进城定居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同时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必须改变财政投入的单一体制。实行多元化投资，徐州市的各级政府要在加强规划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法人和个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参与城镇住宅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变一方投入为多方聚资，变政府包建为全民共建。

要变兵家必争之地为商家必争之地，徐州还要进一步学习运用市场机制来经营城市，把城市当做最大的国有资产，把城市建设当作一项产业，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运作、经营，提高城市建设的市场化程度，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的新路。徐州人意识到“借力发展”的重要，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城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业也必然长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业改革，走市场化经营的新路。城市交通、园林、公用设施、可利用空间等城市资产，都是价值可观的资源。但长期以来，许多城市都是将其当作公益设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难以长大。徐州人已经有“城市设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识，正在把这些资源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对城市道路、广场、桥梁、公园、建筑等设施的“冠名权”，对公园、交通、园林绿化的“经营权”，城市可利用空间的“使用权”，都可以进行公开公平竞争，或租赁或拍卖。闲置资产变成了“摇钱树”，无效状态下的公用行业变为有效资产，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资建设，补贴亏损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步伐，才能实现在城市长大的同时，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同步进入良性发展。

江苏的“西部地区”？

在江苏省确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经济欠发达的，它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的“西部地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2％，2000年GDP达到658.2亿元。人均7420元。三个产业的结构由24.5／45.3／3.2调整为目前的18.1／16.1／35.8。从这个调整结果看，徐州经济在“九五”期间自定位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徐州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是综合实力不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江苏的能源基地，采煤对徐州的资源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在江苏全局的棋盘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都没有在徐州布点，造成全市工业体系明显不合理。十年前兴起的乡镇工业大部分没有跳出五小工业的范畴，经济调整时，“刀”就自然落在这些企业头上，结果是徐州的工业产业对全市的支撑作用不强。从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苏人口第一大市――――人口达到708万，占全省11％，而GDP只占全省7.8％，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5.8％和47％。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个产业该高的没有高，该低的没有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苏南经济板块中，苏州无锡主要是靠县域经济支撑，徐州则主要是靠市区。徐州弱就弱在六个县市，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徐州国有经济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国有经济改革比较滞后，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较低。

看来，徐州与苏州、无锡（这二位是全国地级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经济总体实力、发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层次上，要实现江苏省的战略目标，要建设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苏南地区和南京有更长和更难的路要走。

设立目标锁定目标

徐州市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陇兰经济带东部商贸都会；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新兴旅游城市和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徐州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规模设立目标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左右，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市区人均GDP达到3万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市区人均GDP达到5万元。建成面积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全市城镇发展整体水平跃入全国先进地区行列。徐州市未来的总体布局是建设“一城两翼”的特大城市，构筑“一主五副”紧密城市圈，形成“两轴一带”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区做大做强。“两翼”，即建设贾汪和双沟两卫星城，使之成为两个增长极，开成以主城区为中心，向两翼扩大发展的特大城市构架，做到主城强，两翼丰；“一主”是以徐州特大城市为主中心，“五副”是把新沂、邳州、沛县、丰县、睢宁五个城区建成中等城市，成为徐州的副中心，形成徐州紧密城市圈；“两轴”一是徐连（连云港）、徐丰城镇聚合轴，二是徐淮、徐沛城镇聚合轴，形成特大城市为辐射源，中等城市和重点中心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带”即徐连经济带，要抓住徐连高速公路和新亚欧大陆桥贯通的机遇，充分利用连云港桥头堡优势，加快徐连经济带建设，使之成为南接沪宁，北连胶济的，带动全市和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新高地，也从而带动全市城市化进程。超级秘书网

为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间，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东进”：城区向东跳过三环路形成新的城市组团；“南扩”：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城市组团，并逐渐与主城区对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区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组团；“西延”：综合开发，完善功能，增强对外辐射力。

鲁南济宁将组群式成长

在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速之时，山东省也不示弱。山东省的“十五”计划中，确定了重点建设四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宁即为其中之一。

横览纵观，各国把城市做大有几种模式：其一是全国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国1／4人口于一城；其二是摊大饼，逐渐外延城区空间；其三是老市区不动，在邻近区域建设数个卫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采用组群结构，大约以50公里为半径，建设城市群，城与城之间不超过半天车程。

山东济宁市被省里定为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后，聘请北京大学9位城市规划专家，经过充分的专题论证，选择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种模式―――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并很快编制了“济（宁）兖（州）邹（城）曲（阜）复合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确定了对济兖邹曲复合中心实行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活动一体化的总体建设思路，以求打破现有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和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城市建设。

济宁市组群结构大城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济兖邹曲四个城市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包括四个方面―――

组织管理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是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的关键。

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是联系4个城市的纽带，是都市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保证。济宁市的目标是在四城市之间形成22万伏大双环电力网络；实现4个城市同城票据交换和电子联行异地转账“当日通”；建立都市区动态数据网络平台，四城市间网话

变市话；重组四城市广播电视系统；统一规划交通体系……

生态环境一体化。济兖邹曲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四城将统一规划治污和绿化。

南北文化论文篇3

摘要：隋唐以来，由于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收到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齐根本就没有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齐文学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北齐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同时，北齐文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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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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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9】刘怀荣.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齐鲁学刊，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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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五邑大学学报，2008,4.

【14】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中州学刊，2010,3.

南北文化论文篇4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北强南弱，或者说北胜南败的现象呢？笔者先从军事方面粗略讨论一下。以现代军事思想来说，“打仗就是打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中，经济实力又占绝对重要的位置，可是拿这个经济实力主导国力的理论来观照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却发现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匈奴最强盛的时候，人口财富加起来尚比不上汉朝一个大郡；乱华的五胡把他们的家产全卖了凑一起，也抵不上半隅江山。北宋国力，远非辽金西夏可比，南宋的金帛，更让蒙古羡慕得眼红。明末天下乱离，民业凋零，然而加起来，又哪里是后金的努尔哈赤部落可以望其项背的。但是本来应该占据优势的南方，竟就被弱势的北方一欺再欺，最终无一不是亡国速死--所有这些，都是有力反证。由此可见，以综合国力来解释北胜南败的结局，是错误的。

既然综合实力不是影响北强南弱的因素，那么其他方面呢？是政治制度，还是地理环境？是文化影响，还是人格特征？下面一一进行分析。

一、南北政治文化制度

从历次南北对立，可以发现，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在北，文明悠久的汉人政权在南，结局大家也都知晓，那么从政治制度上分析。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北方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比南方落后，南方政权的各种制度事业几近完美时，北方的部落却还在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南方政权的大臣们文韬武略时，北方部落的君臣将佐却大字不识，更不用说什么战略战术了。然而南方先进社会却是被这样野蛮落后的北方部落一欺再欺而束手无策。为什么在政治文化军事思想上都占着绝对优势的南方，竟就没奈何野蛮落后的北人呢？

仔细观察，不难看出，是有这样几个原因的。

第一，正是由于南方政治文化悠久，故积弊甚多，而北方则是以改革为主。南方在继承优秀的政治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了弊端，然而统治者却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要不危及权位，任何贪赃枉法的举动都可以包容。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荒淫腐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而同时，北方政权虽然统治上具有很大的落后性，比如畜牧业在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落后的奴隶制度和中原先进的生产力极不适应等，但是其大部分统治者却洞察时弊，果断地从政治、经济以及民族风习等方面彻底改革，除恶务尽。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均田制及与之相关的三长制、新租调制，将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牧民变成均田农民，纳入封建统治的轨道；实行俸禄制，杜绝了鲜卑贵族的任意勒索贪污，改善了吏制，缓解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 。北方统治者就是主要不断改革，吸收外族的合理成分，弥补自身的不足，使政权富有生命力。

第二，南方统治者并不抑制兼并，土地高度集中，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建立较晚，土地相对分散。南方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基本实行不抑兼并政策，纵容大族兼并土地，这严重影响政权根基。北方由于均田制的实施，使北朝政府增加了领民，扶植了众多的个体小农经济，“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上面两个是南北制度比较中发现北强南弱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是整体比较的结果，如果进行部分比较，就会发现，隋唐之前，南北战争之所以北胜南败还由于南方中央集权较弱，北方皇权日益壮大，这在北魏以后得到充分的证实。

二、南北双方文明演化

笔者认为，南北双方之所以北强南弱，另一个方面原因在于双方文明演化的不同。孔子曰：“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双方谁向“中国”靠近，谁就有可能统一中国；谁远离“中国”，谁就难以统一中国。从历史上看，北方政权，他们能统一中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日益以中国的标准看待自己，而不满足于偏安一方。汉族政权本身就是中国人统治的，然而对于其中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他们处在中国文明的核心，如果不想被消灭，必然走上中国化的道路，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民族。

对于南方政权而言，由于偏离了中国文明发源地，其文明演化必然走上当地化的道路，即日益与土著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即使是汉族政权，在南方这块土地上，也只能与当地少数民族结合，走上蛮化的道路。其结果就是，南方政权对恢复中原更加不热心，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保持在南方的地位，如何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试看历史上的蜀汉，六朝、南宋，哪个对恢复中原真正热心，其关心的都是如何解决土客之争，对北方中原那些陈年旧事，谁还会真正关心呢。

因此，南北双方的文明演化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南方日益蛮化，远离“中国”。北方要么就是中国（汉族政权），要么日益中国化（少数民族政权）。如果历史不让中国统一，那么双方还可能相持一段时间。如果历史的趋势是中国必然统一，那么除了由北而南，还能有别的方式吗？

由此可见，谁能统一中国，主要在于谁对中国文明的认可程度更高，而不在于其原有基础如何。如果论原有基础，那么元朝、清朝显然是不及南宋、南明了，但是由于元、清对中国文明的认可，他们的中国化使北方文明更符合中国文明的标准，更不用提秦、汉、隋、唐等汉族政权了。而南方政权的蛮化却使其远离了中国文明，即使南方政权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也不过如同今天的新加坡一样：有着华人的面孔，却没有中国人的心。南北双方的文明演化，使得在双方的交战中往往是北胜南败。

三、南北地理环境因素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与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有密切的关系。淮河至秦岭一线为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南、北方的主要区域。南、北方内部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南北之间跨度很大，南北气候、环境的差异较大，南北的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乃至生活习性差异也较大。这是南北对峙的地理基础 。

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大部分的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骑射为业，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勇猛善战；在战略、战术上，惯于骑兵野战、远程奔袭。这些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但他们久居北方，性喜温凉，而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宜于秋冬时节。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经过严格训练；其作战讲究排兵布阵，长于水战和守城战，多能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故其对北方的作战宜于春夏时节。另外，南方气候湿润，适合生存，南方人到北方是吃苦受罪，而北方资源希缺，对南方的掠夺是其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因此战略上占主动。故，南北双方不同的地理环境也是致使北强南弱的一个原因。

四、南北人性特征之比较

历史告诉我们，南人的北伐战争，为什么总是浅尝辄止，而北人南侵则是无休无止虽死不殚呢？是不是北方人天生的骠野好战，具有攻击性，而南方人则生来的怯懦沉静，不好征战呢？这让笔者想到曾盛行一时后来被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痛加批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来。

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乃至国民性格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处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特征。而这不同的性格特征，又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北方尤其是漠北，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往往群居群作，同为进止，彼此间能够团结一致。南方气候温润，首先不用怕被冻死，而且蔬果遍野，若非大灾之年，又不用怕被饿死，彼此间的依赖关系相对就不是那么密切，所以就不那么相亲相爱，不愿主动与人搞团结。日久天长，各自就成了流动于血液之内的先天禀性。南朝将军动辄不服王命，自作主张，一旦祸至，又相互观望，不相救援。而在北方，这种事却是很少见的。所以南朝整体虽强，却总不免被北方国力相对占弱势的政权打垮。南宋未之抗元，南明未之抗清，各地都是汹汹涛涛，却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结果被人家逐一击破。

南北文化论文篇5

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陈吉安主编《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本年出版了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田永胜、赵建功、许抗生《六朝宗教》两种。论文集有：《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朝研究》第四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史料类有：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全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新译作品有：[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曾布川宽《六朝帝陵》(傅江译，六朝文化译著丛书，南京出版社)。[法]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耿异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重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也在今年出版，收录了一组回忆唐先生的文章，以示对这位史学泰斗的缅怀之情。另外，2003年出版而一泠先生《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未及收入的尚有：《贺昌群文集》(三卷，商务印书馆)，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汪文学《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度新探》(岳麓书社)，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柏喜贵《四一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陈吉安主编的《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中的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邱敏《六朝史学》，许伯卿、吴功正《六朝文学》三种。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250篇以上，涉及领域广泛，以下分类择要介绍。

政治、制度

政治史。刘蓉《析魏明帝禁浮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太和年间禁浮华主要是从政治着眼，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孟祥才《论曹爽之败》(《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曹爽集团失败是由于其所重用之人多为浮华之徒。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特点、府僚构成及运作方式作了探讨，并考证了霸府的机构设置情况。陶贤都《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也对司马氏霸府进行了研究；他的《三国时期劫质现象刍议》(《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劫质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当时的忠、孝、信等社会伦理也有密切关系。王永平《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着眼于汉末流寓江东的广陵人士，指出他们不但在孙吴政权割据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吴地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他的《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武帝以惠帝为嗣，逼齐王攸就国致使其愤恨而死，并严厉打击拥戴齐王的“清议派”，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加速了西晋的灭亡。林校生《成都王颖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国学研究》第十四卷)辨明了成都王颖督邺前后河北都督区的分合变迁，指出司马颖幕府佐吏家族门第较高，里籍分布较广，南方士人和内迁胡人较多。认为司马颖以邺、冀地区为基地对抗东海王越，显示出邺、洛之间儒、玄两种政治文化的对立态势和地缘意味。李园、唐燮军《地域集团、萧沈对抗与刘宋政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l期)指出刘宋政制由于皇权过分伸张导致恩贫倖用事，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弊病，内轻外重之势使地域集团应运而兴，深刻影响了宋齐之际的历史走向。唐燮军《萧沈对抗与刘宋政治》(《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延续了上文的思路，进一步对萧沈对抗格局作了研究。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拓跋政权最初以十六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在德运次序中，孝文帝改革，在德运上直接以北魏承接西晋，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他的《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魏的直勤与嚈哒的敕勤和突厥的特勤，都源于共同的部族传统，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直勤制度在拓跋鲜卑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过程中，随着“改降五等”被孝文帝取消，引起了北魏宗室内部的情感和文化分裂，对北魏末年的变乱具有必然影响。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史学月刊》第3期)考察了慕容鲜卑君位传承从部落君长推选原则到嫡长子继承制的转变，指出前、后燕诸多政治事件与此相关。李凭《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文史哲》第4期)研究了北燕灭亡至延兴年间北魏与高丽的关系，指出频繁的使节交往和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促使双边关系由冷漠走向缓和发展，为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友好关系作了铺垫。朱兴和《略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朝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朝议的形成和发展源于北魏早期的历史变迁和孝文帝的主观努力，朝议主流观念来自汉文化，推动了改革深入发展。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地方豪右与东魏北齐政权关系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双方斗争的经过，指出行政区划增减与豪右和朝廷关系的消长有密切的关系。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文史哲》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和望族的精神领导。文章还分析了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及其特点。

政治思潮。黄少英《汉魏之际人物品题的三大社会功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指出汉魏之际人物品题对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人才流动和社会局势的变化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徐国荣《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文史哲》第3期)注意到汉晋时期名士间兴起的数字化标榜之风，指出它与取士制度相关并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汉晋时期的封建主张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权者重视同姓的藩卫作用，但在现实中很难恢复。

文官制度。胡舒云、李晨光《“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史学月刊》第10期)从设置、职责、性质、地位等方面对中正进行了研究。陶新华《北魏后期的中正制新论》(《历史教学》第1期)认为北魏孝文帝以后中正的作用表现在定姓族和保管士人档案两个方面，中正在选举中明确的是士人门品的高低，而不定士人人品高下。

罗开玉《蜀汉职官制度研究》(《四川文物》第5期)整理了蜀汉职官制度的大纲和基本体系，并分析了蜀汉官制的特点。王东洋《曹魏考课法的制定及其社会背景初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曹魏多次制定考课法，对后世考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汪征鲁《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从两汉至南朝的州、郡送故迎新，在南朝时开始与官员选任调动密切相关，州迎主簿、迎从事、迎西曹等成为一种入仕资格。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官员个人权利的消长，也表现出选官与官僚体制的微妙变化。张小稳《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史学月刊》第5期)接受了职位分等、品位分等的概念，认为秩级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官品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罗永生《“后魏尤重门下官”说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魏正光以前门下省地位不及尚书省，侍中职权亦远在录尚书事和尚书令、仆之下。《通典》所云后魏“尤重门下官”，绝非常态。金霞、李传军《〈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台欺寺久”一语，反映了北齐乃至整个北朝时期御史台和大理寺这两个平行机构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高敏《有关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制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和徐美莉《也谈北魏前期“百官无禄”之原因》(《史学月刊》第3期)分别对北魏前期“百官无禄”的状况以及向俸禄制的过渡进行了研究。翟桂金《北魏爵禄制度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也考察了北魏爵禄制的实施背景和颁行过程，并阐明了爵禄制下封君的权益。

武官制度。石冬煤《东吴早期武官考论》(《邢台学院学报》第l期)考察了黄武以前东吴武官的设置，指出了其作用和弊端。陶新华《北魏地方都督制补论》(《求索》第2期)对学者长期忽视的北魏地方偏裨都督和州、郡防城都督作了探讨。张鹤泉《东魏、北齐征讨都督论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从称号、设置特点、与行台的关系三个方面讨论了东魏、北齐时期的征讨都督；他的《南朝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将军职是都督设置的前提条件，都督所领将军职则影响到其地位和等级。张金龙《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南朝卫尉及其职掌考述》(《南京社会科学》第4期)、《东魏北齐左右卫府制度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2期)分别对汉魏之际、南朝和东魏北齐的禁卫武官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分析。

法律制度。楼劲《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梳理了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明确了这些用语的指称对象和方式。同时还讨论了这类法规的内容及其在当时整套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阐述了其源流。薛菁有数篇文章研究该时期的法律问题。《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论析》(《东南学术》第3期)对汉末魏晋复肉刑之议的缘起、内容及其影响作了梳理和分析；《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福建论坛》第9期)指出魏晋时期特权法的制定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论北朝的流刑制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从流刑制度的源流出发，探析了北朝流刑制度的成因和特点。金霞、李传军《魏晋南朝刑律中的妇女地位——兼谈魏晋南朝刑律的轻省化》(《南都学坛》第2期)指出法律的轻省化是魏晋南朝时期刑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妇女的法律地位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何宁生《论前燕的法制》(《西北大学学报》第5期)讨论了前燕的法制原则、法律内容和司法制度。

经济

生产关系。孟彦弘《〈吏民田家莂〉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推测《嘉禾吏民田家莂》所登录的田地属民屯的一种，并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作了论述。张尚谦、范丹《户籍样、田令、“均田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l期)和张尚谦《何物“均田制”》(分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4期)认为北魏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丘井之式”，二者都不是分配土地的法令。文章对“均田制”概念以及关于“均田制”的各种解说提出了质疑与批评。

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本年度颇受研究者重视。张泽咸《汉唐间浙江丘陵农业生产述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引证分析大量史料，指出浙江丘陵地区在先秦至唐宋之际千余年间，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内徙诸少数民族使北方经济出现短暂、局部的破坏，但从总体上看，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并没有造成历史的大倒退；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经济的发展》(《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认为魏晋和北朝时期河北地区经济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财赋区之一。李松《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南地区经济开发初探》(《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吴海涛《魏晋南北朝时期淮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王鑫义《东晋南朝时期淮河流域农业生产述论》(《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张宪华《东晋南朝皖南的社会经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对淮河南北和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考察。任桂园《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盐业史研究》第1期)阐述了三峡地区井盐业的发展，指出盐业经济对移民文化在该地区的碰撞、融合起了支撑作用。赵昆生、张娟《试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对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了论述。

商品经济。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市”》(《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城市中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起一套市场管理体制。孙继民《邺下“俗薄”的商业文化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认为东魏北齐邺城“俗薄”的形成，与其作为北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特点密切相关，“俗薄”的文化性质就社区而言属于都市文化，就经济而言属于商业文化。

财政货币。陈明光《“修耕植，蓄军资”——曹魏财政建设基本方针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分析了曹魏确立“修耕植，蓄军资”为财政建设基本方针的背景，考论了这一方针的主要措施及收益。操晓理《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当时钱币并未退出流通领域，认为过分贬低该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是不恰当的。史卫《北魏货币使用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l期)关注的也是北魏的货币问题，认为当时金属货币、实物货币都曾使用和流通，国家对货币也有明显的干预活动。他的《北魏平城政权动态的财政平衡》(《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平城政权主要通过“以支定收”实现财政平衡，着重分析了军费和官俸是如何通过自我消化来完成平衡的。

另外，许智银《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对三国时期的狩猎活动进行了阐述。刘春香《魏晋南北朝时期荒政述论》(《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采取的救荒措施，并肯定了其积极作用；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生态学的认识及其利用》(《许昌学院学报》第l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态学知识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孙丽《两晋十六国时期疫情浅析》(《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薛瑞泽《六朝时期疾病流行及社会救助》(《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分别对疾病的产生、流行以及救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民族

罗君《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及其影响》(《重庆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他的《十六国匈奴政权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研究了十六国时期四个匈奴政权在职官制度、政权形式、权力与职能分配以及封建礼仪等方面的特点。李志敏《魏晋六朝“杂胡”之称释义补说》(《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史籍中“杂种”、“杂胡”之名意即“小种”、“小胡”，源自游牧社会，并非出于华夷之辨观念。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节录)要注》(《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对《梁书·西北诸戎传》作了节录注解。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族统治者自觉实践儒家“用夏变夷”和“协和万邦”的民族理论，在当时民族融合的复杂形势下，表现出众多的趋同性，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彭丰文《西江督护与南朝岭南开发》(《广西民族研究》第2期)对南朝西江督护一职进行了考证，认为此职武力色彩浓厚，在开发岭南和维护南朝在岭南统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南朝岭南民族政策新探》(《民族研究》第5期)延续了上文的思路，认为南朝对岭南的民族政策是以征讨为主，其政策具有长期性和地方性等特点，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南朝寒人武夫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地理、军事

地理。胡阿祥对《宋书·州郡志》进行了详细研究，发表了《〈宋书·州郡志〉考疑》(《学海》1—4期)、《中华本〈宋书·州郡志〉标点献疑》(《文史》第2期)、《(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献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安徽史学》第4期)等一系列论文；《以魏晋本土文学为例谈地理分区》(《史学月刊》第4期)对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如何进行地理分区进行了探讨；《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研究了陈朝疆域变迁和政区建置，并对记载与研究陈朝疆域、政区的主要文献作了评说。

任重、陈仪继续对魏晋南北朝城市地理展开研究，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l期)和《魏晋南北朝城市居民管理刍议》(《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两篇文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开设了“统万城研究”专题，集中刊登了四篇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夏国都统万城的论文。吴宏岐《关于大夏国都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依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资料和实地考察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与内部布局问题进行了研究。袁林《从人口状况看统万城周围环境的历史变迁——统万城考察札记一则》统计分析了隋至宋初统万城附近地区人口的状况，不同意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统万城周围地区环境恶化的观点，认为统万城的沙漠化是自然变迁所致。徐小玲、延军平《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研究》对统万城的现代意义与价值作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陈喜波、韩光辉《统万城名称考释》考证了“统万”的匈奴语源和语义。另外，姚勤镇、吕达《统万城的历史演变及其建筑特点探析》(《延安大学学报》第2期)也对统万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王雪玲《历史时期陈留阮氏的迁移与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通过考察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水路交通的拓展》(《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政治、军事原因促使南北水路交通不断拓展，从今杭州通往今天津附近的水路交通隐隐形成，成为隋代大运河的历史基础。

张修桂《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第3期)认为展开遭遇战的赤壁，即今武汉市武昌西南的赤矶山。今赤壁市赤壁山，非初战赤壁，但也是整个赤壁古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杰《汉中对三国蜀魏战争的重要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认为汉中对蜀的重要性大于魏，汉中的丢失促成了蜀汉北线防御体系的崩溃和蜀汉的迅速灭亡。孙长初《略论六朝时期建康城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六朝建康城自然地理环境及形制和规模的分析，阐述了建康城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姚乐野、段玉明《论李氏据蜀与南中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考察了南中得失与大成政权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崔彦华《晋阳在东魏北齐时的霸府和别都地位》(《晋阳学刊》第3期)指出晋阳以其优越的地理、军事、经济等条件成为东魏北齐时期的霸府和别都。乔凤岐《北周孝闵帝在位时期硖州尚未设置——兼述西魏北周两朝拓州、硖州的设置及其历史沿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认为孝闵帝在位(557年正月至九月)的几个月内，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的“硖州”尚未设置。

军事。张靖龙《赤壁之战时间考论》(《学术月刊》第2期)认为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李万生《侯景江北防线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对侯景在江北建立的防线及其变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此条防线前后存在了约六年时间。陈仪、任重《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对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南北朝之间的地区差异。

士族、人物

士族。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需要修订，并提示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给予关注。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玡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第3期)从琅玡王氏各房支变动的具体状况分析土族的衰落过程，认为士族内部的分化瓦解是侨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陈郡谢氏在江左家居地和仕宦地的选择，为它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也与这种地域支持不复存在直接相关。

杨升之《“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注意到魏晋士人“清”的理念，认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陆静卿《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谈谈魏晋上层妇女的“达”》(《肇庆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与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张宏慧《魏晋风度与士人服饰》(《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士人在服饰上的刻意求新是审美思潮的新导向，是魏晋风度在服饰艺术上的体现。

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中州学刊》第3期)阐述了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与门阀制度盛衰之间的关系。金仁义《南朝国婚的门第观和人物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门阀制度和人物风尚对南朝国婚影响甚大。

人物。朱子彦《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史学集刊》第4期)、《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东岳论丛》第5期)、《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第5期)三文对诸葛亮的传统形象作了逆向思维的研究。王永平《论诸葛恪》(《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诸葛恪的家族门第及文化并非典型的儒学世家，他的败亡体现了孙吴政权南北人物之间的斗争，也是孙吴皇族与士人斗争的反映；他的《南朝吴兴武康沈氏之学术文化述略——沈氏之家风、家学研究之二》(分刊《许昌学院学报》第3、6期)认为吴兴沈氏在武力最盛时成功地向“文化士族”转变，是保持其家族门第长盛不衰的关键。孟繁冶《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论》(《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阮籍不欲子侄“作达”蕴涵了他祈愿子侄们能避害自全，保存家族实力，维护家庭利益的良苦用心。杨合林《陶侃及陶氏家庭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史学月刊》第7期）指出陶氏家庭的寒门地位并未因陶侃以武功崛起而有根本改变，它的中衰具有某种必然性。雒三桂《陶潜之归隐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陶潜的辞官归隐是次等士族在政治上无望进取的无奈之举，也是缺乏政治才能的陶潜的必然归宿。

学术、文化

学术。王立群《魏晋南北朝学士研究的几个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学士可以分为文人学士与官员学士两类，在学术活动中是一支重要力量。瞿林东《论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有关。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南都学坛》第1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中的名教观念》（《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分别讨论了现实政治和名教观念对历史撰述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的时代特点》（《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对谱学的时代特点进行了研究。

胡宝国《杂传与人物品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二集）认为，东汉至东晋受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人物杂传大量涌现。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使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杂传明显减少，谱碟之书代之而起。文章还指出，杂传对正史的体例产生了阶段性的影响。金生杨《陈寿的学术渊源》（《史学史研究》第1期）考察于陈寿的学术师承渊源。张瑞龙《从经注与史注的变奏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学术史地位》（《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裴注的在承袭总结魏晋以来史学研究和史注的成果，并继承经注长处的条件下出现。曹文柱《陈寿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说》（《中州学刊》第5期）认为陈寿以有勇无谋和“轻狡反复”评价吕布有失公允。许殿才《〈汉纪〉多样的史论形式》（《史学史研究》第1期）分析了《汉纪》的史论系统。钟仕伦《〈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对《金楼子》的成书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王晓毅《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达庄论》创作于正始之音高潮时，它从庄学角度丰富了正始玄学的“儒道同”理论，并为后来向秀、郭象的“冥物”（齐物）学说，开辟了学术理路。王启发《南朝时期学术走向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4期》）阐述了南朝时期学术发展演变的特点和具体走向。

文化。许辉《六朝文化及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分析了六朝文化的形成及内涵，肯定了其历史地位，并阐述了其现代价值。陈德弟《十六国北朝官府藏书活动述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第3期）、《北朝官府藏书活动述论》（《高校图书馆工作》第2期）叙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活动。李传军《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巡使制度初探》（《晋阳学刊》第2期）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风俗巡使制度，认为它存在反映民情、考察官吏、沟通民间舆论与统治阶层的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歌谣的传播》（《石油大学学报》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风议与官民互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分别探讨了歌谣的传播方式及与政治的互动关系。金霞《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的基本表现与社会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占卜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与玄学、道教、佛教文化相结合。仝涛《从魂瓶看吴晋时期的庄园生活和丧葬礼俗》(《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通过明器魂瓶上的堆塑内容探讨了吴晋时期地主庄园的生活情况及丧葬习俗。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幽婚故事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考察了幽婚故事包涵的信仰观念及其流行的现实基础，认为其中包涵的光耀门庭的观念由来已久，而魏晋以后大讲门第阀阅的风习刺激了此类传闻的流行。

宗教、考古、吴简研究

宗教。汤其领《三国时期道教流布探论》(《史学月刊》第12期)认为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刘跃进《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六朝僧侣往来各地，成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普慧《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慧远在佛学理论体系、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方面对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介永强《中古时期西北佛教译经文化区域考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认为中古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域，佛教译经文化活动重心久在西域，晋唐时期转向了关中。孙长初《六朝青瓷中的》(《东南文化》第1期)通过对六朝青瓷造型和装饰题材的分析，揭示六朝青瓷所隐含的史前原始宗教巫术、道教和佛教信仰等思想内容。

考古。本年的考古报告有《广州黄花岗汉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4期)，《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发掘简报》、《太原西南郊北齐洞室墓》(《文物》第6期)，《江苏江阴长泾镇宋墓》、《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文物》第8期)，《河南巩义站街晋墓》(《文物》第11期)，《辽宁沈阳八家子汉魏墓葬群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3期)，《湖北黄梅县松林咀西晋纪年墓》(《考古》第8期)，《重庆晒网坝一座晋代墓葬的发掘》(《江汉考古》第1期)，《马鞍山林里东晋纪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5期)，等等。

刘尊志《徐州出土晋代记事碑及相关问题略考》(《中原文物》第2期)对一块西晋记事碑及相关问题作了考释。胡国强《两件北魏“真王五年”造像铭考》(《文物》第9期)对两件造像铭进行了考释。王则《魏故宁陵公主墓之考释》(《北方文物》第3期)据墓志志文对北魏故宁陵公主祖、父、夫及其本人的一生行状进行了考证，并对墓志书法进行了研究。陈康、刘可《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射箭图像研究》(《敦煌研究》第l期)通过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射箭图像，探讨了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射术活动。

南北文化论文篇6

随着山水画的逐渐成熟，山水画也逐渐产生“南宗”与“北宗”之分，所以“南北宗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所谓“南宗”，就是以五代南唐董源、巨然为代表的南方派山水画派。北方派以五代后梁荆浩、关同为代表。关于绘画流派的划分，欧洲绘画史也有相似情况，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流派的以地域来进行划分。而“南北宗”这一理论到底是谁先提出的，较多论著与学者认为是明万历画家董其昌首先提出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在其绘画论著《画禅室随笔》中，董其昌将唐至元的绘画历史，按照画家的技法、风格、身份分为两大派别，认为南宗北宗各有一脉相承的体统，唐代的王维和李思训是这南北两宗画派的始祖；南宗是文人画，北宗是行家画，抬高南宗贬低北宗，提倡文人画的南宗，贬抑行家画的北宗。董其昌将自己列为南宗正统的继承人，认为南宗画有书卷气、富天趣；北宗画只重苦练，毫无天趣可言，甚至认为北宗画不应学。与此相联系的是，董其昌《画旨》中的另一段话：“……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芾）及虎儿（米伯仁）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借其正传。我朝文（征明）、沈（石田），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所宜学也。”由此可见，董其昌所谓的南宗，实际上指的就是文人画。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从技法和风格特征对流派进行划分看似不偏不倚，但身为文人画家的董其昌对“南宗”的尊崇和褒扬却显而易见。除了强调南宗画风的 “虚和萧散”，更是为了标榜身在官场，但志在隐逸的文人士大夫在情操与人格上的优越。“南北宗论”首先在一个以董其昌为核心的小圈子里获得认同，比如在他的友人莫是龙的著作《画说》、陈继儒的《偃曝余谈》中，都有与南北宗论相关内容。由于“南北宗论”最早见于《画说》，以至有学者认为此论应是莫是龙最先提出[1]，近代也有不少学者怀疑是董书误收莫文。而董其昌与陈继儒相交至老，两人在不少书画诗文交往中都论及禅学画论，作为艺友与禅友，两人关系一直维系终生，所以说，陈继儒参与创立“南北宗论”是可信的。但也有学者采取了一个折中的说法，指出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三人为好友，著书立说持以同调，山水画南北宗说为三人共同提出。董其昌侧重于从画法上区分南北宗，北宗系“著色山水”，南宗系“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而陈继儒则侧重于从画风上进行区分，“李派极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比董其昌稍晚的沈颢在其著作《画尘》中完全附合此学说，亦有南北宗论，与董其昌、陈继儒大同小异，其侧重于从画格上区分：王维“裁构淳秀，出韵幽淡”，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燥硬”，认为南宗是文人画，北宗是行家画。“南北宗论”提出后，在明清时风靡一时，其提出的美学观点极大的影响了其后的山水画创作，甚至波及了书法、诗词这些相关的艺术门类，是中国书画史上一种颇具影响的理论学说, 也使中国画学有了流派理论体系。在晚明乃至整个清代，“南北宗论”贴着董其昌的标签，逐渐成为后人评判山水画的一种权威理论，进而演变为描述画史的常识以及评判作品的标准。赞同、引用或沿着同一思路深化“南北宗论”的画家和理论家很多，将此奉为金科玉律，大加赞赏南派山水，对北派绘画大肆排斥，认为北派画作有“恶气”，甚至北宗画家是“野狐禅” [3]。

在“南北宗论”提出的这300多年来，已有不少理论家与画家对其进行考证，从完全附和到认为此论调谬误无穷，对此争论从未停止过。虽然自“南北宗论”提出后，有一些学者在论著中表示怀疑或者反对董其昌一伙“崇南贬北”的南北宗论点，但这一理论的影响力之大，怀疑反对的声音显得很微弱。“南北宗论”甚至波及国外，国外学者以此理论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绘画。民国年间，“南北宗论”仍然盛行画坛，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的推动下，董其昌和他提倡的“南北宗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判与怀疑。虽然近现代画家与学者黄宾虹、傅抱石等人都认同或支持“南北宗论”一些论点，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发现其中的矛盾与错误。学者滕固、童书业、启功、俞剑华等人通过详尽的考证后，指出“南北宗论”的大量缪误。也有学者认为董其昌罗列的南北宗画家名单错误百出，自相矛盾[4]。“渲淡”与“钩斫”这两个概念含混不清，用来区分流派显得过于简单生硬；由于董其昌以技法观点作为评判标准，以水墨渲淡为南宗，青绿山水为北宗，但不少画家二者兼得，难以区分[5]；虽然董其昌一再强调“其人非南北”，但“南”、“北”这两个方向感明确的字眼还是易让人联想为画家所在的地域；唐代文人王维在画坛的地位被人为地抬高了，等等。这些批评普遍倾向于把“南北宗论”看作是一种画史论，而作为画史论，它又是粗疏武断的。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南北宗论”存在诸多疏漏，但也应承认它是艺术画论的一个重要阶梯。

现在，“南北宗论”基本上被当作一种对山水画的错误定义与分类而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否定。不过，这样一个疏漏百出的理论如何做到左右画坛数百年，规范了无数山水画家的创作呢？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董其昌个人对画坛的影响力。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指出，要把正确认识“南北宗论”，就要了解当时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明代中前期，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曾经荒废数百年的宋代画院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复兴，宫廷画家的绘画风格被时人所推重，颇具代表性的是浙江杭州地区的戴进、吴伟、张路、夏芷等人形成的 “浙派”，和苏州文人画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所代表的“吴派”。大约到了16世纪初期，“浙派”迅速衰落，格体精工、细致富丽的画风慢慢退化，线条愈加呆板沉闷，匠气十足。有些“浙派”画家比如张路、蒋嵩、汪肇等人，试图通过极端的“狂态”和夸张的线条，为如日落西山一般的“浙派”注入一线生机，但粗陋、矫情，装腔作势，与“浙派”领军人物戴进、吴伟的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随着明代文人画坛主宰者的沈周、文征明等人的相继去世，“吴派”文人画家们笔下的文人画追求以余兴作画，把注意力放在画面的“意境”中，却忽视笔墨与造型的训练，其画作弊病日显。中国传统山水画发展至此，似乎已经进入到死胡同。作为明代艺坛主流人物的董其昌当然会对绘画现状不满，便提出了南北宗的理论。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中，北宗画与南宗画这两种画派，并不处于两个对等的地位，在论调中充满了对北宗画强烈的批评与不屑。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深层次的动机并不是不是简单地梳理之前的画史，更不是为画史立派分宗，而是暗含了董其昌本人的绘画趣味和审美理想，以及对平淡的艺术境界的爱好与追求。

表面上看来，“南北宗论”是以梳理画史的面貌出现，似乎与现实无关。其实，董其昌的本意是侧重在对北宗画的批评上，影射出对当时“浙派”、“吴派”的不满情绪，树立理想的典范，引导人们去学习与欣赏真正的传统山水画，摆脱眼前的困境。董其昌还提出了“以古为师”，追求平淡的艺术境界，即是宋元时期文人画的平淡境界。严格来说，“南北宗论”的主要评判依据不是表面上所说的“着色”、“渲淡”等的绘画技巧，而是山水画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南宗画就是董其昌所说的文人画，其对文人画推崇倍致，代表了董其昌对绘画的审美理想和趣味。“南北宗论”就是通过批评“无天趣可言”的北宗画，提倡“徒有功力不可及”的南宗画。

虽然“南北宗论”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偏见和对历史事实掌握的不正确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但董其昌是中国古代最先、也是唯一的系统研究山水画画派的文人[6]，他的理论对中国画坛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未消除，我们不应该抹杀他作为艺术流派研究先行者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6]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2]启功.启功丛稿•论文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9

[3]沈颢.画尘[M]

[4]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

[5]伍蠡甫.中国画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南北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苏南苏北；区域经济；文化差异

一、我国南北差异大况

在一个经济至上的时代里，区域差异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偌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分野永远也不会消失。每一个走南闯北的中国人，也都能从生活的大事小事中切身体会到中国南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巨大差异。正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的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内部的南北方地区差异同样可以上升到这种学术高度。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和文化发展的地域分异是其中最显著的两个方面。

如果，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基础之于文化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的强调来看，中国南北方地域文化和群体性格的差异无疑应该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所导致的。但若要深究区域经济差异何来的问题，又常常要绕回到地域文化差异的层面上来。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就是这种强调文化对经济差异巨大形塑作用的典型著作。看来，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仍然是地区差异问题中一个争论颇多的焦点。

二、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差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更是政府政策选择的道德伦理问题和国家政治的统一问题。地区之间保持适度差异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有利于经济社会系统内部保持相互间竞争的压力与动力，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优化，这对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地区之间经济不平等又总是和政治不稳定紧密相连，不同区域间的不平等就像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一样，会成为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根源。“历史告诉我们，当地区差异太大时，会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不同，加上经济差距，就会产生爆发性的局面。”印度的旁遮普邦、英国的威尔士、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为防引起我国经济发展秩序混乱和诱发社会动荡，必须深刻探究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种因素，从而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更加完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既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三、区域差异分析：以江苏为例

为了探究区域差异的焦点问题，理清中国南北方区域经济差异和地域文化差异的相互关系，最终缓解地区发展分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选择了江苏省作为个案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江苏是我国的经济大省。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沿海重要对外开放省份，一直引领着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主要经济指标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占全国1.0%土地面积和5.79%人口的江苏省，创造了占全国9.43%的GDP总量、9.9%的财政收入、15.3%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17.8%的实际外商投资，人均GDP是全国人均GDP的1.75倍，城市化率达55.6%”。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江苏已经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地区行列。

但是，作为处在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之上的大省，江苏也“历来是一个具有一定全国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省份”，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具有梯度性的。这种梯度特征表现为三个区域层次，也即苏南、苏中、苏北这一广为人知的江苏三大区域划分。

四、江苏三大区域的划分

苏南，在狭义上仅指“苏锡常”三市，而在广义上也包括南京、镇江；苏北，在狭义上专指徐州、连云港、宿迁、盐城、淮安五市，以前在广义上还包括了长江以北的扬州、泰州、南通；而“苏中”这一概念兴起于近些年江苏省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视，把江苏中部地区经济、文化呈过渡阶段的扬州、泰州、南通统称为“苏中”，而在有些学者的论述中，苏中地区也包括南京、镇江两市。

这种种划分方法，有的侧重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分，有的侧重于地理区位和历史沿革，有的则以地区方言和地域文化的不同为依据。在这里，我综合考虑经济和文化及语言的差异，以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五市为“苏南”，以扬州、泰州、南通三市为苏中，以徐州、连云港、宿迁、盐城、淮安五市为“苏北”，这种划分方法也与孟召宜教授对江苏省文化区的划分相照应。

五、江苏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性特征十分显著。以反映各区域综合实力和经济地位重要指标的GDP比重数据来看，从1984年到1995年，苏南、苏北所创造的GDP占全省GDP的份额分别由31.5%、39.1%变为40.1%、22.4%。而到了2008年，苏南地区的GDP占全省GDP的61.86%，苏中地区的GDP占全省GDP的18.31%，苏北地区的GDP占全省GDP的19.83%。苏南31.75%的人口创造的GDP是苏北44.91%的人口创造GDP的三倍多。从GDP增长率看，1995年至2005年间，苏南、苏北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4.2%、11.9%，苏南增速明显快于苏北。而在人均GDP方面，1995年苏南、苏北的人均GDP分别为13657元、3859元，比值3.54：1。而到了2005年，苏南、苏北的人均GDP分别为42710元、9971元，比值扩大为4.28：1，苏南、苏北差距明显扩大。

从多项指标都可以见得，苏南、苏北的区域经济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十分明显，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江苏省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有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有统计学出身的学者更是采用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精确的分析了1990年-2006年江苏省13个城市的人均GDP，发现在这整个时间区域上，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趋同和绝对趋同。这也就是说，如果任由苏南苏北经济自由发展，江苏区域经济的差异或将越来越大。

不过可喜的是，正是在2006年以后，从江苏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苏北地区的GDP、人均GDP、工业生产总值和进出口总额四个经济指标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苏南地区。苏南、苏北在2006-2009年间，经济发展差距正在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2007年前后美国次贷危机对江苏沿海对外贸易度高的苏南地区造成冲击，苏南地区进出口贸易受到巨大影响，从而部分位于苏锡常地区的产业逐渐转移到长江以北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

六、区域经济差异因素分析

对于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这种巨大梯度性差异的成因，陈文超认为是外资利用、经济结构和教育水平三大因素，欧向军等从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条件、区域发展策略、产业结构转换、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全球化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七个方面进行分析，上官敬芝则举出区位因素、发展基础、发展策略、发展速度、资源流失、文化底蕴和思想观念、科技要素投入这七个方面。

而我认为，这首先无疑是深刻地受到地理区位的影响。先天的，苏南和苏北在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上明显的分属我国南方和北方两大区域，当地人民的起居饮食、方言习俗和家庭观念相差显著，经济发展必然也不会在同一水平线上。后天的，苏南地区由于沪宁铁路、高速公路横贯东西，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更由于与部级区域中心城市上海有着密切的地缘联系，因而无论在交通运输成本、贸易通讯条件、产业技术转移等各种经济条件上都优于苏北地区。地理区位的优势，使得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经济中心南移之后，一直能坐收渔利，走在苏北前头。

其次，政府宏观的区域发展战略对苏南苏北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着区域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地理区位占优势的苏南地区往往能得到全省甚至全国的政策优惠，引领着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潮头，因而其相对于苏北地区的经济差异也是自然而然难以避免的。这也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此的体现。

再者，这种区域经济差异由各种社会发展指标和经济内在指标所直接导致，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调整、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及技术创新、教育投入等等。苏南、苏北在这些因素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这些因素又都被学界一再证实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学界往往把上述这些经济发展的普遍内在因素差异看做是苏南苏北区域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却不进一步追问这些经济因素差异的原因。为什么苏南能赢得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眷顾，而苏北同样属于江苏、同样沿海临江却不能？为什么苏南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苏北更加完善？为什么苏南的人才和教育资源更占优势？为什么苏南的企业家更加注重实业更加注重外贸？为什么政府宏观政策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十余年来苏南苏北之间的差距仍然越拉越大？若要仔细追问，就会最终涉及到江苏省文化区的划分和地区人民性格和文化特征。

苏南文化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重商重实业的价值追求，这使得苏南地区能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赢得经济发展的先机。而苏北文化具有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其心智模型和思维方式具有封闭性的精神特质。孟召宜等的研究分析表明，江苏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导致形成不同的心智模型和社会行为制度，从而对经济发展的行动形成不同文化动力，这是导致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的文化动因。

七、苏南苏北协调发展的文化对策

既然文化差异是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的核心，那么，为了促进苏南苏北区域的协调发展，除了考虑外商投资、企业贷款、财政支持等等这些经济方面的措施之外，更要真正从价值、理念、精神等文化层面的转变着手，才能达到所希望的协调发展目标。

针对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的文化因素，我提出了以下几点文化层面的对策：

1.努力实现整个江苏地区的文化认同，促进苏北江淮文化与苏南吴文化的融合。因为“文化认同是不同区域人们对其他区域文化的了解与认可，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区域间进行交易时的法制风险、经济风险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降低区域间因对彼此之间文化背景缺乏认识而造成的磨合成本。”

2.弘扬“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的创业精神，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江苏人文精神，尤其要弘扬“创业创新创优、率先争先领先”的江苏精神，从而更深层次的激发改革动力，创新发展模式。

3.进一步开展苏南苏北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要发展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丰富地区文化资本。

4.抛弃传统文化糟粕，摆脱地域观念束缚，积极开拓，努力进取，共谋经济进步。

八、经济与文化的宏观关系

在进过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探究之后，对于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仍然无法断言。对经济的过渡重视容易造成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而对文化的过分强调则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地理决定论。要解答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仍然希望做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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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文化论文篇8

论祁州药市金融

吕文德若干问题研究

端平入洛对会子的影响

宋代东部地区的私人田庄

试论宋代社会的宠物现象

北宋嘉祐二年幽州大地震再考

唐宋间国家投龙仪之变迁

北宋时期四明史氏家族考论

南宋周必大家世行实考述

宋代检校官的源流及其嬗变

宋代官员贬责后常任官职述略

论宋代地方监察制度之效能低下

论宋代法律文明的缺陷与不足

从户等划分说宋代乡村家庭经济

弄璋弄瓦:宋人产育中的性别选择

黑水城出土两件租赁文书考释

宋朝遣辽使节对宋辽关系的影响

“岳家军”作为特殊历史现象的思考

宋金对峙时期南宋归正人政策之运行

北宋末年举人群体的二相公信仰初探

宋代福建莆田科举的兴盛及其成因

试论北宋出使使臣的外交情报搜集活动

论宋代监司对州县司法审判的监督与复核

南宋推行朱熹社仓法给人的启示

宋代铁冶业主汪革“谋反”事件析论

北宋开封府赤畿知县任职资格研究

宋代视朝活动探研:以时间和班次为中心

北宋中期士大夫集团的分化:以濮议为中心

宋代五山文化的日本传播及其本土化发展

北宋孔道辅“天庆观击蛇案”的流传及演变

论皇权至上——以北宋正旦大朝会为切入点

“福华编”:南宋末年贾似道执政时代述论

试论北宋沿边守臣的信息情报搜集活动

宋代民间参与贡士活动的兴起及其社会意义

试论南宋士人参与地方公益的外在动因

南宋初范汝为起义与招安策的施行

宋代博易场研究——以广西博易场为中心

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物价变动研究

南宋两淮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宋金战争

宋代商业立法与欧洲同期商法之比较

试论宋代诬告罪的犯罪构成及量刑原则

宋代惩治官吏渎职罪法律的特征

辽代的边将——以西部边疆为中心的探讨

因文化而地位:南宋“士人社会”的成立及其意义

宋代中国南部边疆的海防建置——以潮州为视角

虚实之间:北宋对南江诸“蛮”的治理与文献记载

国富论对宋朝经济政策的影响——从宋朝榷茶制度说起

南北文化论文篇9

在传统陶瓷画中，“样式”即图式风格是十分突出而且备受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能给人以“各师成心，异如面”的印象。风格的形成受时代、地理，文化、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所有论述派别的理论中，“南北宗论”的学术反响最为强烈，以至“海内翕然从之”（《山静居论画》），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就连石涛也不得不承认“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体”。而从南北宗理论的实质来看，明显存在着崇“南”抑“北”的弊端。所以明以来的山水画论几乎是清一色的南宗理论，画谱也很少涉及“北宗”的技法及图式问题，继承北宗技法传统和研究北宗技法的人越来越少。直至20世纪，经过许多学者和画家的反思和实践，特别是故宫藏画的开放和近代印刷技术的运用，人们的眼界也逐渐宽广，南宗观念才有所降温，南宗山水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有了一定的改变。

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形式要求总是多元的，任何从艺者都有自己偏爱的表现形式，绝不会守服于某种特定的形式，无论其主流地位多么稳固，理论阵营多么强大。

在介绍具体的技法以前，关于山水画南、北宗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

1、从字面上看 南北宗据称的“南”与“北”，似乎是指的地区和方位，即南方与北方。然而事实却并不完全如此。在分宗理论上，“南北宗”之本意并非指地域的概念，即不是以画家的生活地区来划分南宗北宗的，而是以“南禅”与“北禅”的不同修行法门来喻推和类比山水画的两种习艺方式、技巧特色和创作倾向。例如被划到“北宗”行列中的绝大多数人，如马远、夏圭、刘松年、赵伯驹、戴进、吴伟、蒋嵩等都是南方人；而被划到“南宗”先烈中的许多人，如赵幹、关仝、李成，包括南宗开山祖王维等则都是北方人。所以董其昌在他的分宗理论中也特别强调“其人非南北耳”（《画禅室随笔》）。不过，南北宗两大风格体系的形成也不能说与地区绝对没有关系。抛开董其昌分宗理论的表面文章，探究其观念的实质，北宗的成熟期应在五代、北宋之间，典型代表应该是荆浩、范宽、郭熙等人，而对北宗的重大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李唐，不仅继承了这几个人，而且一直生活在北方，近8 0岁时才南渡到临安。所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南北两地画家的不同生活体验。当代学者和画家也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北宗画法更适合表现北方那种风骨崚嶒的自然景色，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南北自然因素的生活依据。

2、从技法风格上看 南宗圆柔疏散，北宗方刚谨严；南宗多线型结构，北宗多块面结构；南宗气局尚平淡浑穆，北宗体势尚奇峭突兀；南宗倾向于自如而随意，北宗倾向于刻画而著意；南宗多用“积墨法”，一般情况下可改可救，北宗多用“泼墨法”，一遍写就无以复加；南宗之力多包容，笔墨运行往往较从容豁散，北宗之力多外拓，笔墨运行则往往需要发力且迅走疾行。前人论书法有两各倾向，一种是“内含刚柔”，另一种是“外露筋骨”，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山水画南北宗的不同笔路。无疑北宗应属于“外露筋骨”的类型。3、从地质地貌特征上分析 南宗适合表现多土而植被较丰厚的山体，北宗则适合表现多石且石质坚凝顽重的山体。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披麻皴”与“斧劈皴”两大体系，是南宗与北宗的两大重要标志。当代山水画家陆俨少先生在《山水画刍议》一书中说：“天下的山分两大类，即土山与石山。所以皴法也有两大类，披麻皴一类，表现土山的形体；斧劈皴一类，表现石山的形体。卷云、荷叶、解索、牛毛等是披麻皴的变体，大斧劈、小斧劈、豆瓣、折带等是斧劈皴的变体。此指大体而言”。又说：“董其昌创为‘南北宗’之说。而褒南贬北，实则主张恢复董、巨披麻皴法”。这两大皴法系统，对南北宗两大阵营的划分，的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风格演化到一定的阶段时，也有打破地域界线和既定程式范囿的情况，因为古人作写生时，往往根据多年形成的笔墨习惯而行事，有时与客观景物产生很大的距离，不论土山、石山，总有一定之规。如明代的王履与清初的王原祁都画过华山，前者用典型的北宗的画法，后者则用典型的南宗画法。而明末蓝瑛所绘华山则介于南北宗之间。宋以来，受禅学观念的启发，士大夫往往以“参悟”的形式认识和感觉客观世界，经过思维的沉淀、身心的体验，悟出自然、生命、哲理，而如何进行艺术创作和如何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常常靠这种参悟来加以实现。山水“岳镇川灵，海涵地负”，可以涵盖自然中的一切，无不是“胸中有丘壑，发而见诸形容”。体现人自身生命性格及感悟方式的“胸中丘壑”、心源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山水画创作的图式面貌，从而演化出适合于各自表现目的的符合化倾向。“北宗”的风貌正是强化后的图式类型的总称，而斧劈皴则是构成北宗面貌的最抢眼的图式信息。

4、南北宗山水 都同样存在“工”与“写”、“密体”与“疏体”的问题。有人认为南宗简易，应属写意的范畴；北宗繁琐，应隶属工笔的范畴。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被称为“南宗正脉”的元四家之间，工写繁简的差异很大，如王蒙构图复杂、繁皴密点，极尽工密，而倪瓒则逸笔草草，极其疏简空寂。北宗画家中，周臣、仇英、二袁都较工致严谨，而吴伟、张路、蒋嵩则简劲疏放。马远、夏圭更是一角半边，简到极简，“以少许胜多许”。也有人将较工细的北宗画法称为“草书式的北宗”，不无一定的道理。所以北宗山水的艺术面貌和表现风格，也异常丰富，多姿多彩，同样具有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不同时代、不同个体之间也千差万别，各有优缺点，学者应本着“取法乎上”的原则，有所鉴别，有所筛选。

5、与南宗山水相比 北宗山水较多地受到理性精神的制约，自律性的特征比较突出，画家受到各种技法规范的强力约束。北宗山水的技术难度是古代画家所公认的。士大夫文人往往不能与职业画家和宫廷画家那样在技术问题上费过多的心力。就连南宗画派的画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董其昌便认为北宗“其术近苦”。清代四五曾被称为“南宗嫡支”。一位继承四王的文人画家李修易在《小蓬莱阁画鉴》中说：“或问均是笔墨，而士人作画，必推尊南宗，何也？余曰：北宗一举手即有法律，稍觉疏忽，不免遗讥。故重南宗者，非轻北宗也，正畏其难而。”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片面，但北宗山水在技法训练方面有较高的要求，确是事实。在艺途上，知其路难避而绕之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然而也正是北宗山水画家的职业化特征所决定，他们很难像文人画家那样对创作实践进行理论的总结，也很难对自己的审美追求加以阐说和辩解，只好一任他人的否弃、贬低或冷落，使许多精华也被当成糟粕。这显然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对山水画的健康发展，甚为不利。20世纪以来，许多画家都为振起北宗做了不懈的努力，如湖社画会的金拱北、刘子久、陈少梅、吴镜汀，上海的贺天健，岭南的黎雄才，南京的宋文治、魏紫熙，辽宁的孙恩同等。都在借鉴北宗传统反映当代山水面貌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6、南北宗之间有许多审美规律是互相通融的 但也有许多相互对立的因素。有些特征在南宗中是优点，而放在北宗中就可能成为瑕疵。如南宗山水中所崇尚的松、毛、涩、苍浑、圆厚、平淡等，都未必适用于北宗山水。而北宗山水中所崇尚刚古峭劲、“元气淋漓幛犹湿”等特征，在南宗山水中就有可能须眉为画病和避忌。因此，要突出其风格特征，便需明确和突出两者之间的距离和反差，强化各自的情感特征。然而，也不能将二者视为水火不能相容。在古今画家中，也有许多南北兼收并蓄而获得成功的画家，如明代的沈周、唐寅、蓝瑛、项圣谟，清代的王翠及“金陵八家”等。因此，学习北宗山水也不必非走纯粹和极端的路子不可。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

南北文化论文篇10

中国新一轮高考改革启动，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成为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

考试公平与地域公平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个“千古难题”。考试公平要求唯才是举、按分取人，而地域公平要求顾及各地域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差异，对落后、边远地区实行照顾政策。

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独创并维系千年以上的选才制度。尽管科举制有种种弊端，但以考试论英雄的公平竞争，毕竟打破了官僚贵族世袭把持政权的传统，为寒门士子提供了更多上升的机会。

但“以考试论英雄”，必然要面对因地域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对等和不平衡，不考虑这种差异，必然带来另外一种不公平。

隋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方文气盛于北方，科举取士胜出者往往南方人多于北方人。至北宋，据研究统计，现存可考的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达9164人，而北方仅有466人。统一的考试标准使得北方士人的录取比例大幅减少，引发作为北方士人代表的司马光和南方士人代表欧阳修之间的争论，欧阳修主张“唯能是选”，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司马光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场论争旷日持久，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员都参与了讨论，王安石、苏轼等人皆有撰文。

此后，围绕科举取士的地域公平问题，在明朝甚至酿成一起科场血案。

明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会试，南北同榜，三月初五皇榜甫一放出，群情哗然：所录52位贡士全是江南考生。北方举人强烈不满，指责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偏袒南人压抑北人。朱元璋闻之震怒，下令将20多位考官凌迟处死，状元陈某一并问斩，已届85岁高龄的刘三吾充军流放。事后朱元璋亲自阅卷，放出“北榜”，录取了61位北方士人。朱元璋用极其血腥的方式残暴终结了北方士人对公平的质疑，但问题仍在。朱元璋死后，明仁宗时期的大学士杨士奇提出南北分卷录取的设想，试图平衡南北文教上的差异。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南北分卷”正式形成，司马光“分路取人”的设想最终成为定制。南北分区外，还留出“中”卷，用以划分那些难以区分南北的地区。此后明代的会试录取，一直维持着南卷55%、北卷35%、中卷10%的比例，初步形成了地域分配的制度化保障。

清代为统和南北、民族差异，在“南、北、中卷”的基础上愈加细化。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最终确立了分省定额录取的“分省取中”办法，“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还曾专门在湖南、广西为“瑶童”立学额；在台湾为“番民”立学额，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超过10名，就至少有1名能登进士第。朝廷用配分数额的办法，实现不同地域科举取士的公平。

“分省取中”的核心原则，是扶弱。因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考生，必然考不过经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所以朝廷要对弱势地区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化差距，实现地域公平。

“朕先因此三省路远人少，每至脱科，念边陲穷士，跋涉山川，曾论酌量增额，以示劝兴。故今三省文风日盛，士子俱各勉肄业，考试者渐多，但取中额数尚少，宜更加增”――清代，康熙帝为增加云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在会试录取配额作出的“批示”，堪称科举时代朝廷考量地域公平的“经典谕旨”。

清末废科举之后，民国时期高校实行单独命题、自行录取的招生办法，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使一些边疆省区陷入无学可升的尴尬境地。例如1923年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中，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等省的考生，均榜上无名。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教育部曾建议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总体上实行的是名额分配到各省份，依稀能见“分省取中”的传统。只不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名额分配越来越显示出对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倾斜，导致京津沪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一些人口大省的不正常状况，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国人对招生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无可非议，但对过分优待京津沪却难抑愤懑。因为，这既难容于现实人心，也完全违背了历史上“分省取中”照顾“老少边穷”地区的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