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研究论文

一、前言

我国在夏商周封建时代，不仅天子世袭，就连诸侯卿大夫士也全都世袭。降至春秋、战国，始开布衣卿相之局。同时私人讲学之兴起，知识走向大众化，民间人士游学于各国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礼聘为客卿。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从此“士”不再是贵族，而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称呼。汉代开国之君虽出身平民，但欲图国家长治久安，仍赖儒者制定礼仪，读书人在中央及地方上的行政系统中，遂居要津。人才的选拔，由郡县首长体察民意物情，访求乡里的孝子廉吏，然后举荐到朝廷，此即后世所称扬的乡举里选制度。但汉代也曾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又举茂材异等、可亲民者、通政事者，亦有文学之选，用人之道渐广。东汉又开射策、明经等科，皆经考试合格而后授，甚至入仕以后的升迁，也需经试而后得，不然，又如何比较优劣定取舍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行世族政治，用九品中正制选才，大中正官皆由门第高者任之，乃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弊，所以到隋唐时代开科取士，其中以进士科最盛。唐代又有乡贡，士子皆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不再论其门第之高下，故较合乎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至五代及宋元明清一千多年，皆实行科举制度，此一制度能实行如此之长久，自然有其独特的优点存在，虽一直有太学及州县之正规教育，尚难以取代。足见科名之诱人，历久不变。

二、宋代对科举制度之革新

宋代科举承袭唐代，但在防止人为之弊端上，却做了一些改进，以求达到真正的公平竞争。唐代科举由礼部主之，对天下举子来应进士试者，仅计校其一日之短长，未免有幸有不幸，乃许举子先投所撰之文卷，以便有司先明悉其素业，因此造成请托、奔竞、通关节之流弊。甚至被录取的举子，依惯例“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自称门生，尊主司为师门，乃有曲江恩门，遂致恩出私门，易于结党固权。宋太祖开国以后，鉴前代之失，乃下诏禁止。《文献通考》载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上虑其因缘挟私，诏禁之。”[1](卷30，P283)虽名为公荐，实则各有其所关连的私人情谊，皆能对知举官构成人情压力，在考校的过程中，易于造成影响。如此，则没有背景的寒士，就很难出头了。而且新科进士尊知举官为恩师，显然又是恩出私门，而将置天子于何地呢？（注：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以下简称《宋会要》）《选举》三载：“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庙，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所以禁止进士呼春官为师门及自称门生，违者由御史台奏劾，严加处分。）所以太祖特又下诏禁止朝臣公荐。到了乾德五年（967），因为翰林学士陶毅的儿子邴并无学养，却也考中进士，太祖恐有遗才，又念及寒士难敌官宦之家，于是有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有司具析以闻，当令复试。”（注：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以下篇称《通考》）卷三十。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世界书局影印本）卷九载于开宝元年（968）三月。王应麟《玉海》（大化书局影印本，以下简称《续长编》）卷一百六十《科举》则记于乾德四年二月二十日。《宋会要·选举》四之三○引《祖宗典故》作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三月。皆可参考。今姑从《通考》。）乃是怀疑知举公器私用，考校不够谨严，乃命中书再考，并未就名次有所调整。至开宝六年（973），因知举李昉考选不公，经落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论诉，太祖命于讲武殿重试，乃有御试，且加升黜，同时亦降旨：世禄之家子弟不当与寒畯竞争。此一新政，确能鼓励寒士努力向学，应举中选，步入仕途，一展其长才，庶几得行其救国救民之志。太祖的亲试，别有拔擢，即在彰显此意。《续长编》载：“开宝八年二月戊辰（二十五日），上御讲武殿复试王祜等所奏合格举人王式等，因诏之曰：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恭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于是内出诗赋题（复）试，得进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一人。”[2]礼部试之第一名为王式，而殿试重定者则为王嗣宗，式则屈居第四。因而马端临说：“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1](卷30，P284)显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士大夫的尊荣与穷达，皆仰能否得到皇上的知遇。自是年后，科举制度正式走向解试、省试、殿试三阶段。

历史上任何制度，日久必会生弊，故革弊和防弊都是必要的，而防弊尤重于革弊。国家考选人才，务在得贤，贤者为才德兼备之士，在考选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摆脱私情，不仅知举与评试卷的考官人人大公无私，也要防其偶发的私情，以减少举子的质疑。因此，首当选任贤臣为知举官，尽可能地先避嫌，例如翰林学士苏易简两任知贡举便是如此。《通考》卷三十载：“自端拱元年试进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注：又《宋会要·选举》三之六更载云：“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展示一种新作风。）贡举是朝廷抡才大典，关系着成千上万之读书人的仕途，难免有人请托，易简奉诏后立即赴贡院，不回私第，就可避开了。淳化三年（992），诸道所贡来京师举子凡17000余人，参加省试，盛况空前，知贡举苏易简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做了明智的抉择，以后并形成惯例。而且从是年开始，殿试首先采用糊名考校，令考官在审评时不知为何人之考卷，则考校更为公平。《续长编》卷三十三载：“（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皆以所试先进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这是殿试采用糊名考校之始，以后便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将文思敏速的钱易视为轻俊，而加黜落，或者为了要扭转书生浮华之习，而归向实学。太宗还诏刻印《礼记》中儒行篇赐给新科进士，谕以“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3](卷155，《选举》一)期勉之殷，亦可想见。自是年后，连续五年停止贡举，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始恢复，特诏知举官的亲属另行考试，以防人言。自此连续三年召试，所取人数最多。至五年春的省试，贡举人集阙下者达14562人，吏部侍郎陈恕知贡举，得合格奏名的只有78人，当时省试尚未实行糊名考校，恕是洪州人，为了避乡嫌，江南举子多不被奏荐，因此颇招怨谤。（注：此段叙述参考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十八《祖宗科举取人》，《续长编》卷五十一，曹彦约《经幄管见》（四库全书本）卷四叶二引《三朝宝训》。王旦评论说：“大约持心平允，无所不可，何必于父母之邦故为不足耶？”）所以到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上言：“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降付礼部贡院遵行。”遂诏令彭年与待制戚纶，以及直史馆崔遵度、姜屿共同议定。遂制定考试进士新格，立即颁行。

礼部侍郎周起请求省试亦用糊名法，是年十二月省试即依施行，乃设封印院专掌之。其详情是：“将试进士，上问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一万二（三）千余人，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慎择。晁迥竞慎，当以委之。周起、王青（曾之讹）、陈彭年皆可参预。冯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于理亦顺，尤须择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宴于士大夫间少交游。上曰：当以朱巽知举代周起，令起与元宴主封印。又召迥等谕之曰：取士之意惟务至公，使孤寒有艺皆得升擢，今别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当遣官复考。”（注：见《经幄管见》卷三叶十九至二十，惟开头谓“景德二年”，颇不合，其他也有误字，特以《续长编》卷六十七所载改正之。）省试也要糊名考校，虽试务繁重一些，然确是追求公平竞争的最好办法。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评、初考、复考官皆分别任命。大中祥符四年（1011），晁迥先后上详定礼部贡院条例及发解进士条例，颁下诸州，一切皆法制化。八年（1015）三月，以兵部侍郎赵安仁知贡举，开始采行誊录法，即是将每位举子的试卷全部誊一过，还要经特别增设的官员校对。其法是：“置誊录院，先令封弥官封卷，付吏录本，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考校。”[4]编排官是先将卷首之乡贯状去掉，别以字号次第之，再送封弥官去誊抄校对，确定无误，盖上御书院印，即送考官考校。初考官定等毕，交封弥官封之，然后送复考官再定等，最后由编排官核其同异，如初复考官所定不同，即交参详官再考之，取其相近者为定。过程相当繁杂。其考第之制分五等，“学识优良、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考校毕，取乡贯状字号合之，排定姓名及名次，并其试卷，奏闻于皇上。省试如此，殿试亦然。殿试后即唱名赐第。[3](卷155，P3610)如此，确定是公平竞争。省试完毕后，真宗极欣慰地告谕宰相王旦说：“今岁举场似少谤议。”旦奏称：“条制该备，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尽在于此。”真宗又说：“为国求人，无出此道，然程试之际，亦不可料。有大手笔偶不得意者，有素无称卓然特异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5](卷四叶一)此言甚有见地，考试本来就是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自贡举制度化以后，则诚如欧阳修所说的：“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6]人常有幸有不幸，是难以预知的。宋用科举取士已五十多年，处处防弊，逐步改革，乃制定贡举考校条例，不可能再改变。用以减少人为的偏私，追求至公的大道，这也是时代所要求的。到英宗治平三年（1166），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以后只有在考试的内容上有所改变，其他大原则始终未变。

三、科举对士风的影响

古人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孔子大圣，亦曾周游列国，庶几有朝一日得行其道。任何熟读儒家经典的青年学子，受孔孟之教，总会怀抱崇高的理想，于修己安人之道有所深思熟虑，修己苦学全靠自己，而安人治国则必须有位有权，如是非走入仕途不可，应科举、中甲科，又是走入仕途的惟一途径。宋廷重文轻武，读书人不断增多，各道解送京师的举子即多达一万数千人，进士科尚不到一百取一，则竞争的激烈可以想见。中第者即赐以官职，则下第人颇为不服，自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击登闻鼓申诉，指责知贡举李昉徇私用情、考校不公之后，每次试毕，举场中便常出现谤议。诚如马端临所说：“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赀。”其意乃谓争名夺利乃人之常情，用不着苛责。但如长此下去，必至士风日坏。在真宗景德年间，尚存有举子进纳公卷之制，但已弊端丛生。当时贡院即曾奏言其弊及防制之法：“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于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式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驳放之。或假用他人，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校公卷，分为等第。”[1](卷30，P287)公卷是在应举前撰就的，难免有抄袭他人文字或花钱请人者，故需严加防范，重惩投机举子。如果有人侥幸成功，必然助长恶风。所以朝臣不断建议修订贡举法，如前节所述之糊名誊录法，即是为避嫌而设的。南宋儒臣曹彦约任侍读时，便曾感慨地向理宗陈述贡举法之弊。他说：“科举取士，前代犹兼采誉望，至本朝糊名考校，弥封誊录，又立别院，百计关防，乃始严密。盖乡举里选既不专行于后世，则场屋严密极为良法。近世人伪日滋，奸弊百出，省试有全身者，御试有全写套类者，如此诈冒，皆得前列。其源在于士大夫不能平心国事，挟以私意，发觉有轻重，推究有出入，名为不恕，其实有力者犹有幸免。小人有所窥测，转相仿效，遂至于此。若此弊不革，则科举取士遂为虚设矣！”[5](卷三叶二十)扭转一种颓风恶习确实不易，如果居上位者不正，不仅不能防弊，且助长之。习之既久，视作弊为无可奈何之事。若善恶是非之观念皆不存于人心，而窃取甲科，步入仕途，更由士风之败坏，而导致政风之恶化，则趋炎附势之官僚，成为朝臣的骨干，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说科举不足以尽取人才，密法严防也难以弊绝风清，竟至仁宗以后所取之士，反而不如真宗以前。南宋史家吕中之论便是如此：“国初进士无糊名誊录之法，无同保连坐之法，上之人犹未以绳尺侍士，故所得者多名望之人，而为宰相，而为执政者，皆自此科出也。自进士之法既密，而擢甲科者多非人望。故自太祖以来，则进士得人为盛；仁祖以来，则制科得人为盛。……岂当时制科足以得人，而进士科不足以取士耶？盖朝廷之文法有疏密，人主之意向有轻重也。”[7]制科是由天子亲诏，不定时举行，以待草泽隐逸之士，经大臣荐举，其德行学艺皆极可称，而朝廷亦望其能直言极谏，被荐者绝不会迎合。而进士科则为常科，只较学艺，不考素行，难以察识有为有守的人才。所以宋末大臣马廷鸾便曾有所批评，其论科举文字之弊云：“国家三岁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犹有乏才之叹，下之人犹有遗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长，不能究其终身之抱负；有司一时之见，又不能罄士之底蕴。于是，新进小生有以词艺偶合而获选，醇儒硕学有以意见稍拂而见遗；岂不重可惜哉！”[8]所以考中进士的举子，只是时文偶合主司之意，乃一时的幸运，而落第的硕儒，只能说是不幸了。

至于贡举所考试的科目，在英宗以前只考诗、赋、论三题，自神宗熙宁三年（1070）始考时务策，以谘访治道，诏谕举子各指陈时政的得失。当时王安石正推行变法，殿试策即以此为问目，投机者乃曲意迎合，果然得中甲科。司马光亲见其事，乃手记于《日录》中。有云：“时韩维、吕惠卿初考，附会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多在下等。宋敏求、刘攽复考，反之，吴充、陈襄从初考。（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上，复考为五等中，吴充等奏；从初考。吕公择、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擢祖洽为第一，佃知新法，升为第二，均第五。轼退拟进士对策而献之，且言：‘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注：见《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神宗熙宁三年纪事引《司马光日录》，另参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宋刊本）卷二《苏轼拟进士对策录》。）在《宋史》卷三五四《叶祖洽传》中亦云：“熙宁初，策试进士，祖洽所对，专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苏轼欲黜之，吕惠卿擢为第一。”将政治改革透过科举考试而强化理念，就助长举子为中高科而向当权者投靠，以求宦达，此风实不可长。刘安世曾批评：“人但见策问比之三题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极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计较为重，岂敢极言时政阙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从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党也。倘或为沾激直言之士，未必有益。”[9]果然如所言：阿谀的人高中状元，赞美新法的也高居前列，而直言反对变更祖宗之法的则全降入第五等。真的是于事无补。到哲宗绍圣元年（1094）三月亲试举人，又引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史载：“赐毕渐以下及第出身有差。考官取答策者多主元祐，杨畏复考，专取主熙丰者，故渐为之首。时策问乃中书侍郎李清臣拟进。其略曰：‘复词赋之选而士不加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兴而河患滋。……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何有固必焉！’于是国论遂变。清臣与仆射范纯仁议不合，士大夫争陈绍述之策，元祐之人皆相继得罪矣！”[10]李清臣唱绍述之说，乃拟进此一策题，显然已宣示新的政治动向。举子答策时，或主元祐，或主熙丰，自然主张恢复新法的受到优遇，新旧党争遂越演越烈。降至徽宗崇宁，更变本加厉，北宋之亡，实肇端于此。

宋室南渡以后，君臣痛定思痛，将靖康之难的罪责归之于王安石，指其得罪名教。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罢安石配享，宰相赵鼎实主之。士大夫皆反安石新经，转而尊奉二程性理之学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科举之文也稍稍用程颐之说。但到秦桧独相、与金约和之后，又开始反程学，诋之为专门曲说，举子有用二程说者必黜之。每届贡举，秦桧皆荐其亲信为知贡举，桧的姻戚族属应贡举者皆得高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秦桧之孙埙应试，知贡举魏师逊欲以埙为省元，参详官董德元从誊录所中取到编号而知之，竟然很高兴地面对其他考官说：“吾曹可以富贵矣！”其曲意奉承秦桧之丑陋面目，完全展现，士大夫无耻至此已极。殿试的策题是问诸生师友渊源及专门之学，埙对策力攻程氏，有“言正心而心未尝正，言诚意而意未尝诚，言治国平天下而于天下国家曾不经意，顽顿无节，实繁有徒”之句，考官擢为第一，以媚秦桧。及读策唱名赐第，高宗甚以埙的答策全像秦桧平日之言为不悦，乃升第二名张孝祥为状元。考祥虽未攻诋程氏之学，然其出自汤思退门下，且其对策中也出现：“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难，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佑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俱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这段文字既歌颂高宗，又阿谀秦桧，似亦非有志节高行之士。（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一六六“三月辛酉条”。另参考不著编入《宋史全文》（元刻本）卷二十一同日之记事，其后又引《大事记》云：“秦桧子熺既为举首，又以其孙埙为举首，……进士榜中悉以其亲党居之，天下为之切齿。”又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学津讨原本）卷六更言“张孝祥为秦桧之馆客”。）可见在权臣高压之下，读书人不应举则已，若已应举，又思中第，则非谄誉或逢迎权臣不可。幸而次年秦桧死了，形势才有些好转，但先前的十五年，科场的逢迎恶习太严重了。如殿中侍御史汤鹏举所说：“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以入试场，或多金以结，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中，而富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甲科，而知举、考试官皆得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11](绍兴二十六年正大辛亥年)秦桧不仅操控朝臣之任免升黜，也掌握着新进士子的前途，皇帝竟成了傀儡。掌贡院者迎合大臣，出题目时常借用经传之言，以谀佞权相，如论伊尹、周公，则以时宰可媲美，全不究历代治乱兴亡，是以后生晚学皆不读史。士风败坏，仁义沦道德丧，以至于此！

孝宗时代政治安定，没有权臣专政，而且学术兴盛，民生亦乐利，帝一直想恢复故土，只缘缺乏良将，士大夫亦不知兵，故难以如愿。乃于淳熙二年（1175）御试后面谕宰相：“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乃于唱名后令新科进士比赛射艺，皆改穿戎服，各给六箭，可以自己衡量选弓，射中者以多寡推赏。[1](卷33，P301)其意在倡导尚武精神，庶几能开一代新风气。历光宗至宁宗，道学甚盛，因为外戚韩侂胄反对宰相赵汝愚，而汝愚又荐引朱熹为侍讲，为侂胄所嫉恨，遂承袭秦桧之余续，指道学为伪学，强加禁绝。乃在庆元二年（1196）二月省试时贯彻实行。《通考》卷三十二载：“自韩侂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录语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1](卷32)利用科场进行政治斗争，如此严厉执行，一时号为君子者，无不斥逐，此即贻祸无穷的庆元党禁。但助桀为恶的则为无耻的士大夫。刘时举论之说：“韩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权纳贿，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为说以网善类也。而士大夫嗜利无耻、或素为清议所摈者，乃教侂胄，言：凡相与为异者道学人也。……又为言：名道学则何罪？当名曰伪学。盖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皆伪学也。于是，壬险狠猥薄无行之徒利其说之便，攘臂奋袂以攻伪干进，而学禁之祸酷矣！”[12](庆元二年正月庚寅条)如此颠倒是非黑白，实在可怕，那么，如果贪生怕死也是真情，又有谁敢舍生取义呢？

科举场屋乃是追逐名利之地，读书人有志于功名利禄，本为正常现象。有的读书人心存大孝，应举中第可以“扬名声，显父母”。要知中举中进士只是入仕的开端，而步入仕途后必须有所坚持，那就是心性之喜。君子与小人是不同的，不可能同官于朝。能出污泥而不染者，在任何时代总是有的。宋有天下320年，优宠士人，士之所以思报答者，就在于“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如北宋名臣范仲淹便倡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大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他的影响下，士风为之一变，士大夫间互相砥砺名节，也成就了仁宗庆历之盛。仁宗朝共亲试进士13次，得人最盛，神宗、哲宗时代的名臣，多是仁宗时中进士高第的，其言论行事尚多有所坚持，并不全以富贵显达为心。所以淳厚的士风毕竟是要靠居上位者涵养的。上之人如能以公取士，以诚待士，则士必以仁义相劝勉，各自忠于所事。朱熹的弟子李燔有言：“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为职事方有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则功业矣！”[3](卷430，《李燔传》)此正是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良医时时惠及病人，不分贵贱亲疏，也是一项功业。所以叶适论科举之害，将“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列为其中之一。[13]但科举之吸引士人，为时已久，“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似乎压力很大，但如真能严于义利之辨，不再患得患失，于应举答策问时，一本自己平日所学与终生信念，一一写出，仍会受到重视。如胡安国的例子：“少长入太学，昼夜刻励，同舍有颍昌靳裁之，尝闻程氏之学，与公论经史大义，公以是学益强，识日明。登第时策问，大要恢复熙丰之政，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平天下之道，词几万言。考官得之，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以策中无诋元祐语，欲降其等，哲宗亲擢为等三。”[14]哲宗命再读一次，注听称善者数次，乃亲擢为第三。可见哲宗并不全反元祐。此为亲试，自仁宗嘉祐二年（1057），殿试不黜落，安国只是降名次，不会被黜落，如果是应省试，便一定被淘汰。不过也有例外，如朱熹弟子叶味道竟在应宁宗庆元五年（1199）殿试时却被黜，甚违宋朝传统。《宋史》卷四三八《叶味道传》载：“少刻志好古学，师事朱熹。试礼部第一，时伪学禁行，味道对学制策，率本程颐无所避。知举胡纮见而黜之，曰：此必伪徒也。既下第，复从熹于武夷山中。学禁开，登嘉定十三年进士第。”[3](卷438，《叶味道传》)叶味道至嘉定十三年（1220）始中进士第，已晚了21年，虽受一时的委屈，但毕竟能忠于自己所信仰的学术思想，深不愿迎合当权者，在当时确属凤毛麟角，对当时萎靡不振的士风，起了提升的作用。

四、结论

国家开科取士，旨在选拔人才，任以官职，三年一试，新人辈出，名臣贤辅，皆由此选，得人不为不盛。然科举考试只校其文艺之高下，无法知其素行。所以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奏上十事疏，提出精贡举之策首在广兴学校，让士子皆入学，先察德行，后较文艺。考试总是有舞弊的，前文已述及之，凡被人检举或监试人发觉者，都受到惩戒，但仍有人心存侥幸。所以朱熹评之说：“今世有二弊：法弊、时举；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15](卷108)人人皆有私心、好恶，君主亦然，若此处不能革，只在法制上增添一些防弊之新规定，可说是舍本逐末。时代在变，科举之试题也跟着改变，诗赋固然无益于政治，而时务策虽号为有益，但只喜欢收取迎合谄谀者，亦非本诚心广求贤才之道。由是，士习于奔竞，但求虚名，不务实学，而科场的处分又轻，更助长一些投机者心存侥幸。[16]因此就有不少人批评“科举之学足以坏人心术”。从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但南宋初年的名儒张九成则认为这是凡人的见识。其论云：“或问：‘科举之学亦足以坏人心术，近来学者唯读时文，事剽窃，更不曾理会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说皆凡子也。学者先论识，若有识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举，时文中议论正当，见得到处，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见识，足矣！科举何尝坏人？’”[17]北宋的名臣如王曾、寇准、杜衍、韩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都能修身行己，皆是由进士出身，步入仕途，而成就其经世济民之功。其识其量非凡子所能企及。张九成更强调，只要士大夫明礼义、知廉耻，就可以抑止奔竞之风。只是世俗好名趋利之习，总是难以杜绝的，士人生于其时，也难以不受影响，要在自己有所坚持，不随波逐流而已！兹再引朱熹的话以为本文的结束语：“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15](卷13)应举中进士，出仕有俸禄，可以养亲蓄妻子，此不得已之事，要在坚守仁义，能化俗而不为俗化，科举是不会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