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服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探析

摘要: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城乡“钟摆式”流动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典型特征。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属性体现在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属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属性和返乡下乡群体的从业属性。新时期职业教育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接农业高质量发展;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力技能型人才创业;支持返乡下乡群体，开拓乡村多样化职业等路径实现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关键词:职业教育;农村人力资源: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技能;乡村振兴

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关政策逐步完善。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空前，向进城务工人员释放了返乡建设农村的积极信号。《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对于长期居住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群体而言，其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能够切实提升职业能力与素质，从而保障农民的稳定增收。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不仅是农村富民的重要渠道，更是发挥农村人才技能、技术和聪明才智的平台。［1］职业教育服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重点服务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返乡下乡群体，发挥农村人力资源的价值功用，支持乡村事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一、新时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势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人口主要流向城市，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截至2019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时的17.9%提升至60.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4%。［2］这意味着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已经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剪刀差”也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没有加入到城市户籍，受诸多条件的影响，这部分以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农村人口的户籍仍在农村。基于农民工户籍所在地与工作所在地之间的关系，将农民工群体分为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在乡镇地域内从业，外出农民工在乡镇地域外从业，通常外出农民工在省内或是跨省流动;基于农民工工作所在地与居住所在地之间的关系，将居住在城镇地域内的农民工称为进城农民工或是进城务工人员。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2018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在逐年增加，但增速在逐年降低(见表1)。2018年进城农民工为13506万人，比2017年下降1.5%。［3］数据说明，农民工群体在快速由乡镇涌入城市的同时，出现了向乡镇回流的趋势，农村劳动力呈现出“钟摆式”流动特点。

二、新时期农村人力资源的主要样态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国农村人口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农村出现了人口“空心化”的危机，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流失，无疑对乡村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人们逐渐意识到乡村振兴需要多元的人力资源和多样化的职业，不仅需要本地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业工作的劳动力资源，还需要“新村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者、返乡下乡能人等从城市回流乡村从事非农产业的经营和建设，带动乡村社会和产业结构转型。随着我国“城乡双栖”人口数量的逐步增加，农村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常见的“返乡兼业”现象，部分外出农民工开始回流并形成一定规模。当前，乡村振兴需要农村人力资源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主力军，两者既具有交叉的职业特点，还能实现职业转换，在现代农业产业的新技术应用、新品种推广、新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界定不断完善，分类逐渐细化。2012年农业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将新型职业农民界定为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2015年农业部将社会服务型修订为专业服务型。生产经营型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等，专业技能型包括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社会服务型主要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

三、新时期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属性

舒尔茨(Schultz)认为，“对农业进行投入时，只依靠物质资本，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农民人力资本进行投资”。［4］新时期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于明确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不仅要培训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实用型人才，还要培养农业科技和技能型人才，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一)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属性。长期以来，中央“1号文件”始终聚焦三农问题。2012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之后每年都提出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截止2017年底，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超1500万人，预计2020年总量将超过2000万人。［5］农民是从事农业产业活动的主导力量，具备良好的职业习惯、职业行为和职业精神，才能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型职业农民的特点在于“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如何对乡村原有劳动力开展更为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促进他们具备长期的职业发展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成为当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关键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在于农民的职业化发展，强化农民的职业属性。职业属性意味着行业的“规范性”，可以说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属于规范化教育，规范化教育使学习者能够清楚地了解职业规范与职业发展，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6］(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属性。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办者多数具有外出务工、经商、求学和服兵役等经历，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创业主体，他们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经营力量。据中国社科院2017年的《农村绿皮书》显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自我经营的家庭农业、合作经营的农民合作社、雇工经营的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及新农民。［7］新时期我国将持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释放其巨大的创业潜力，增强现代农业活力。以农民合作社为例，据农业部数据显示，在2008年至2012年的4年间，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从11.1万个增加到68.9万个，年均增长57.8%，2018年我国农民合作社累计217万个。［8］同时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今后我国农业主要的经营方式，截至2016年，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9］由此可见，未来以家庭农业、农民合作社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将快速增加，规模日益扩大。需要说明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者属于乡村振兴的技能型人才。一方面，这类人才具有专业性，能够解决农村最实际的专业问题;另一方面，这类人才通过基层农技推广的形式开展创业活动，是进行基层农技推广活动的重要群体。(三)返乡下乡群体的从业属性。按照年龄结构划分，农民工群体可分为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使得进城务工人员更加偏向年轻化，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流向大城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跟随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接受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在流入城市接受了良好的职业教育，获得了相应的学历。［10］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在流入城市通过职业技能教育或培训掌握了岗位技能和从业技能，拥有了返乡从业的资本。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从业间接地促进了城镇资本流向乡村，有利于改变传统的乡村发展理念。国际经验表明，当城镇化率达到70%后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预计在2030年前，我国农村地区将出现明显的人口回流和人群多样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各类返乡下乡人员约有780万人，其中有部分人员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完善;有部分人员在农业生产中引入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要素;还有部分人员创办田园综合体、市民农庄、现代农场等新型乡村业态，这些都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的职业技能。

四、新时期职业教育服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路径

新时期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既要遵循“以农民为本位”的政策取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还要重视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服务和返乡下乡群体的支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有针对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的职业教育介入。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机构数量众多，种类齐全，以高职院校为“主力军”的职业教育机构参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促使农村人力资源更好地支撑农村发展，是职业教育服务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尝试。(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接农业高质量发展。虽然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是总量相对偏低，与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体量需求仍有差距。谢维和教授认为农民是农村教育的主体命题，从体制上看，农村教育靠农民;从目标上看，农村教育为农民;从内容上看，农村教育有农民。［11］如何使农村教育对接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考虑到乡村人才流失的客观现实，还要解决农民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低下的问题。对此，要做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当地化、本土化培养，必须坚持农村职业教育面向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使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真正做到关注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职业能力，强化他们对农村生活的认同感。一是政府要明确农民接受农业生产技术与技能培训的责任，深入开展多元主体帮扶，以“农科教”合作的形式，实现农民直接参与要素投入与分配，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二是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可进行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和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还可为他们提供正规的学历和非学历教育，长期和短期教育，职前和职后教育等灵活多样、自由宽松的教育方式。［12］三是要发挥区域高职院校的职能，高职院校与政府签订合作协议能为农民职业化发展注入“新活力”，如联合举办职业农民定向培养班，或在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等设立职业农民培训教学点，实现校地互动、教产衔接。四是要重视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和农民个性化需求，高职院校要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重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打造一批乡村工匠;开设乡村创业课程，激发农民的创新潜能，培养一批创业人才。(二)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力技能型人才创业。乡村振兴的技能型人才涵盖了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者、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等，他们一般通过基层农技推广的形式开展创业活动。对此，高职院校要以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帮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者开展基层农技推广活动，提升其创业素质和能力。一是结合农村产业发展现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编制培训教材、制定培训方案，开发培训课程包，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层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需求，联合企业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者开展常态化创业培训、专题培训，重点面向家庭农场主、科技示范户等生产经营主体，更新其创业理念。二是开展乡土人才示范培训活动，助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办者投身乡村事业建设，重点面向农村能人和农村青年等本乡人员，提升其专业技能，更好地进行基层农技推广。三是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组建村镇现代企业提供服务，在对此类企业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企业家队伍的培训上，要引导其明确用“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的目标，有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要将优势学科与村镇主导产业进行融合，建立农业技术推广联盟，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另外，目前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体，需要高职院校的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的共享支持他们创业，但小农户接受技术指导会受到时间和场地的限制，可采取弹性的学习形式，如探索田间课堂、网络学习、职业教育慕课等开放共享的形式助力其开展农技推广活动，带动小农户增收创收。(三)支持返乡下乡群体，开拓乡村多样化职业。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呈现出城乡“钟摆式”流动趋势，特别是返乡下乡群体在农村从业，为乡村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新时期，乡村振兴面临最大的难题在于人才和创意的缺乏，只有将乡村独有的资源和返乡下乡群体的创意相结合，才能促成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最终实现乡村再生。在返乡下乡群体中，有部分人员具有创业成功的经验、持有创业项目和资本，选择到农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开拓文创旅游、民风民俗体验、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建设等领域，在丰富乡村业态、改善乡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乡村创造了多样化的岗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来到农村投入乡村事业建设，为乡村发展增添了新活力。对此，高职院校一是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引导毕业生，特别是农村出身的毕业生要正确看待到基层就业，或鼓励其返乡创业，打破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也可为返乡农民工、退伍军人到基层就业创业提供服务。二是要积极主动培训“新农人”“乡村精英”“乡村创客”等接受过高职教育的青年人才的创新思维。对于这类群体，通过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放飞其创业梦想，凭借其在城市中成长积累的眼光和经验，引进互联网思维，发展乡村电商。三是鼓励专业教师到乡镇企业挂职、兼职或离岗创业，帮扶返乡下乡群体在乡村开办新企业，推进企业制度、组织和管理模式创新。此外，还需建立区域、城乡、校地人才交流机制，强化社会支持，引导社会各界人才下乡就业创业，为乡村多样化职业的开拓提供保障，如城市教师、科技文化人员等定期下乡开展服务。

作者:韩嵩 纪世元 单位:1.东北师范大学 2.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