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及人文背景透析

本文作者：王苏娜工作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家庭环境和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6日生于马切拉塔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约翰•巴蒂斯塔•里奇（GiovanniBattistaRicci）、母亲乔瓦纳•安捷莱莉（GiovannaAngeletti）和奶奶拉里亚(Laria)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利氏家族是个古老的家族，族徽是一只绣在红底子上的深蓝色刺猬。利氏家族中的许多成员曾经或正在担任公职，有些人甚至在罗马教廷担任要职。约翰•巴蒂斯塔•里奇是一个药铺的老板，有13个子女，利氏家族的这一支系生活上虽然谈不上拮据，但也并不富裕。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子，天资聪颖的利玛窦从小便被父亲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日后进入教廷或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1561年5月中旬，按照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临终前的指示，13名耶稣会士来到马尔凯大区的首府马切拉塔创建了马切拉塔圣安德烈耶稣会学校（S.AndreadiMacerata）。6月19日学校正式开课，年仅9岁的利玛窦成为首批学员。至1566年，他一直在此就读，曾受教于许多杰出的老师，包括他幼年时期的第一位家庭教师尼科洛•塞兰杰利（NicolòSerangeli）。年幼的利玛窦在这里接受了耶稣会启蒙教育，耶稣会教师渊博的知识、开放的思想和雄辩的口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其日后加入耶稣会并进入耶稣会罗马公学院学习奠定了基础。①1568年至1571年，利玛窦奉父命前往罗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然而，根据利玛窦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熊三拔神父的记述，他在这些年里从未间断与耶稣会教士的联系，并最终放弃法律专业的学习，于1571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初修院。②对利玛窦进行面试的便是后来向他发出“成为中国人”指示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

耶稣会罗马公学院（1573-1577）

1572年10月初利玛窦被派往佛罗伦萨的耶稣会学校，在马蒂诺•德福尔纳里（MartinoDeFornari）老师执教的修辞班学习。1573年10月至1577年5月，他曾在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文学高级班，即人文班和修辞班学习，并进修了两年哲学课程。1577年末至1578年初，他在科英布拉（Coimbra）耶稣会学校学习了半年葡萄牙语和神学。1578至1582年，他在印度的耶稣会学校修完了神学课程。可以说，利玛窦在入华前接受过完备的耶稣会学校教育，在这段漫长的学习历程中，罗马公学院的4年最为重要。事实上，利玛窦在《信札》中曾多次提到过这段学习经历，表达了他对罗马公学院师生的思念之情，恳请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并充满感情地将耶稣会罗马公学院称作哺育自己的“母巢”①。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是著名天主教大学——天主教格里高利大学（PontificiaUniversitasGregoriana）的前身。教学活动开始于1551年，当时的校名为“语法、人文科学和天主教学校”（Scuoladigrammatica,diumanitàedottrinacristiana,gratis）。真正的建校时间是1553年，因为在这一年，学校开设了哲学和神学课程。16世纪，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各种裂教势力蓬勃发展，天主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教会内部的革新派，耶稣会致力于通过学校教育，在文学、自然科学、哲学和神学领域培养具有较高素养和坚定信仰的人才，并将福音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地区，皈化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民，以期弥补天主教会在欧洲失去的阵地，重振教会的声誉。耶稣会文化教育理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一致，即通过对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学习，研读古罗马和古希腊时期的文学、哲学作品，以古代哲人的文风、思想为典范，以古典演说家为楷模培养具有渊博知识、雄辩口才、高尚品格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演说家。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并笃信天主教的人才，认为博学、品德和信仰三者缺一不可。“宗教和技艺”（Religioniacbonisartibus）是至今还镌刻在天主教格里高利大学教学楼正面的校训。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辩才，在辩术的学习和训练方面，遵循昆体良（MarcusFabiusQuintilianus）在《论演说家的培养》（Institutiooratoria）中的教诲，以及著名哲学家、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Valla）的理念。后者认为“人文主义教育旨在获得真正的辩才，因为辩才是完美智慧的精髓，是最重要的艺术，它对于信仰的有效传播大有裨益。”②事实上，从1553/54学年开始，每逢开学典礼，罗马公学院都会公开举行隆重的辩论活动。在3至8天的公开辩论中，罗马公学院的教授和学生模仿古代演说家，用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就神学、哲学和文学等论题进行演讲和辩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才学和演讲技巧。辩论的优胜者将获得西塞罗、维吉尔、荷马等古典作家的作品集作为奖励。隆重的开学典礼、精彩的演讲和辩论活动吸引了上至主教下至普通市民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眼球，大大提升了学院的声望。耶稣会罗马公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大部分学生是非宗教人士，耶稣会士仅占不到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据记载，1561/62学年，耶稣会罗马公学院的学生总数已经达到910人；利玛窦就读期间（1574/75）学院人数激增至1330人，其中600人就读于人文班，230人学习哲学，250人学习神学，另有250人主修道德神学；次年，学生人数更是增至1500人。因为大量生源流向耶稣会罗马公学院，以至于同一时期的罗马大学哲学、神学和文学院中的学生寥寥无几。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免费教学，二是当时罗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神学院，三是拥有一大批神学、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四是极高的学习效率和突出的教学成果，五是与同时期意大利其他大学相比，更注重对学生演讲和辩论方面的培养和训练。①然而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并不能等同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教育，如果说后者旨在培养“善辩之人”（virbonusdicendiperitus）,那么前者则致力于培养“善辩之天主教徒”（vircatholicusdicendiperitus）。

《耶稣会教学大纲》（RatioatqueInstitutioStudiorumSocietatisIesu）

若要弄清耶稣会学校在16、17世纪的欧洲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探究利玛窦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背景，有必要了解耶稣会学校的教学法，尤其是利玛窦就读期间文学院和哲学院的教学大纲。耶稣会成立之初并未预见到日后会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学校，并逐渐形成庞大的学校体系。在最初的十年间，随着耶稣会学校网的不断扩张，教学活动的不断深入，亟待制订一部用来指导所有耶稣会学校教学活动的章程。《耶稣会教学大纲》是一部反映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并以此为指导，确立耶稣会学校教学法和管理规范的纲要，其酝酿和编纂过程长达近一个世纪。自1569年第一部草案问世以来，编纂委员会吸纳了来自意大利和国外耶稣会学校师生的大量反馈意见、建议，不断对《大纲》进行修订和补充，并于1586年和1591年先后颁布了两个临时草案。待到1599年《大纲》的最终版本在时任耶稣会会长克劳迪•艾奎维瓦（ClaudioAcquaviva，1543－1615）的主持下正式颁布时，利玛窦已身处遥远的中华帝国十七载。《耶稣会教学大纲》中的教学法和管理规范源于巴黎大学。包括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在内的第一版《大纲》的起草者和修订者均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而这段学习经历使他们深信“巴黎模式”是最有效的。因此，他们将这一模式首先引入了耶稣会在墨西拿(Messina)的学校进行试验，随后又将其引入罗马公学院，在结合文艺复兴背景下意大利社会、文化现实对其进行调整后推广到其他耶稣会学校。②（一）文学院教学大纲（Destudiishumaniorumliterarum③）1573年利玛窦进入耶稣会罗马公学院人文班学习，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修完了人文班和修辞班的课程。据1569年问世的第一版《耶稣会教学大纲》的相关规定，我们得以对当时罗马公学院文学院的年级划分、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和学习内容有较为详实的了解，从而比较准确地掌握利玛窦就读文学院高级班的学习情况。文学院被划分为5个年级，5至3年级为低年级，也被称为“语法班”；2年级和1年级为高级班，2年级被称为“人文班”，1年级为“修辞班”。学生的考核和升级不以学习时间为准，而以对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为准，通过三个月或半年一次的考核，富于天赋或学习努力的学生有机会跳级。耶稣会罗马公学院周一至周六上课，每天的教学时间为5个小时。教学分为两个部分，即“讲授”（lectio）和“讨论”（disputatio）。这一教学法源于中世纪，由教师的“讲授”和学生对教师所授课程难点进行“提问”（quaestiones）两部分构成。这一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中，《大纲》要求只以那些在语言方面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家为榜样。西塞罗被视为古典拉丁语的楷模和典范，因此，对他的诸多拉丁文作品的研读贯穿于文学院5个年级的整个学习过程。语法班的学生必须在打好“拉丁语语法基础”的同时，通过大量的实践训练在3年级的时候达到“以纯净的拉丁语进行写作”(orationislatinaepuritasloquendoscribendoque)①的水平。耶稣会认为拉丁文是世界性的语言，是传教必不可少的工具，拉丁文学在道德、哲学等领域成绩斐然；希腊文及希腊文明与拉丁文明同样重要，她是哲学、自然科学和宗教的摇篮，人们用拉丁语学习写作，用希腊语学习思考。因此，在利玛窦就读期间，从2年级，即从“人文班”开始，学生不仅要学习拉丁文，还要学习希腊文及希腊作家的作品。“修辞班”的教学重点是写作、辩论和翻译。《大纲》中特别强调，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对希腊文和希腊著作的学习不能少于对拉丁文和拉丁著作的学习。在整个文学阶段的学习中，《大纲》指定的44部拉丁文作品中有30部是西塞罗的著作，其余的14部出自其他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之手。利玛窦在罗马公学院的两位拉丁语教师分别为福勒尤•卡勒杜罗（FulvioCardulo）和贺拉斯•托塞里尼（OrazioTorsellini）。前者是当时教廷中最著名的拉丁语演说家，后者则因为一部修辞学著作和一部历史著作而名噪一时。利玛窦应该是以同样的方式师从蒋彼得•马非（GianpietroMaffei）学习希腊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②《大纲》在对拉丁和希腊文古典作品进行选择的时候，除了考虑作者及作品本身在语言方面的造诣外，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作品必须“不违反良好的社会风俗”③。《大纲》要求删除或替换作品中不利于对年轻人进行道德教育的部分，因此，《大纲》中列举的拉丁和希腊作家，如狄摩西尼（Demostene）、柏拉图（Platone）、修昔底德（Tucidide）、荷马（Omero）、赫西俄德（Esiodo）、品达（Pindaro）、贺拉斯（Orazio）等作家的作品中有违天主教义的内容被一一删除。①事实上，《交友论》、《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西琴曲意八章》等利玛窦中文伦理作品中就包含了诸如爱比克泰德（Epitteto）、贺拉斯、荷马、伊索（Esopo）、西塞罗、马可•奥勒留（MarcoAurelio）、塞内卡（Seneca）等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作品中的部分内容。②（二）哲学院教学大纲（Deartiumliberaliumstudiis）1574年10月至1577年5月，利玛窦在耶稣会罗马公学院哲学院进修了两年哲学课程。根据1570年正式公布的第一版《耶稣会教学大纲》哲学部分的相关规定，哲学课程历时3年。根据《大纲》规定，未修完哲学最后一年课程，即“形而上学”课程的学生不能开始神学课程的学习。③然而，早在1577年末，利玛窦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耶稣会学校学习葡萄牙语时就已经开始了神学的学习，并于1578-82年在印度完成了全部神学课程的学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利玛窦在罗马公学院期间，因为相关方面的卓越才能，通过跳级等方式，用两年的时间便修完了三年的哲学课程。《大纲》规定，哲学的研究完全围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展开：“在逻辑学、自然和论理哲学以及形而上学方面须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教诲。”(InlogicaetphilosophianaturalietmoralietinmetaphysicadoctrinamAristotelisprofiterioportebit.)④学生必须学习亚里士多德的以下作品：六卷《物理学》、《论天》（Decoelo）、《论生产和毁灭》的首卷和第二卷、《论灵魂》诸篇、《天象论》、《形而上学》及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哲学院在课时安排上较之文学院更加自由，除上午2小时的教师授课外，下午的3个小时学生可以独自复习上午的课程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分组讨论。每个周六的下午，就一个事先选好的论题进行辩论。每个月举行一次老师和学生参加的大型辩论。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纲》明确规定教师在授课时要对与天主教理论相左的哲学思想加以批判，并指出哲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神学的学习进行铺垫。在学习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同时，学生还必须学习包括几何学、算数学、天文学、地理学、透视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1570年颁布的《大纲》自然科学部分规定“数学不能被忽视”（Mathematicaedisciplinaepraeteririnondebent）,即便是没有天赋的学生“至少也要有关于圆的知识”(Spheraesaltemcognitionhabendaest)⑤。利玛窦在罗马公学院时教授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老师中，最著名的就是被他称作“恩师”⑥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丁先生（CristoforoClavio）。他曾在1570年和1574年分别再版了乔瓦尼•达萨克罗伯斯科（GiovannidaSacrobosco）的《论球体》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加入了大量丰富新颖、见解独到的评注。事实上，利玛窦在华时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及与李之藻合著的《圆容较义》均是对丁先生评注的《几何原本》及《论球体》的翻译。此外，利玛窦还在丁先生的实验室中学习了星盘、四分仪、六分仪、日晷、机械钟表、地图、地球仪、浑仪等科学仪器的制作和使用。①1574至1575年，利玛窦开始学习记忆法，并应挚友莱利奥•巴修内伊（LelioPassionei）之请为其写作了《记忆法概要》，而这本手册也成为利玛窦来华后应巡抚陆万陔之托为其子所作之《西国记法》的雏形。利玛窦用中文撰写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以及亲手制作的钟表和各种科学仪器，为他在中华帝国赢得了“哲学家”和“世界上最伟大数学家”②的称号，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耶稣会教学大纲》对数学等科学的重视。

在天主教会中，对于古典文化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派主张排斥一切世俗文化，其代表人物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us）、安条克的狄奥菲鲁斯（Teofilod’Antiochia）等，另一派以图尔的贝伦林尔（BerengardeTours）、亚历山大的克雷芒（ClementediAlessandria）、圣奥古斯丁（S.Angostino）、彼特拉克（Petrarca）,洛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埃拉斯莫（ErasmodaRotterdam）等人为代表，主张批判地继承古典世俗文化中的精髓，通过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为神学研究和信仰的传播铺平道路。耶稣会继承了后者的传统，试图借助“古典世俗学者的学说”构筑“神学的殿堂”。因此，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曾明确指示：“所有学员应在语法及文学方面得到良好的培养„„（学院）必须开设包括诗歌、修辞学、逻辑学、自然和伦理哲学、形而上学、数学在内的一切为人们所接受的学科。因为耶稣会必须拿起一切‘武器’为传教事业服务”。③1577年5月18日，当利玛窦离开罗马公学院，踏上奔赴远东的漫漫征程时，这位接受过良好的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的年轻会士，注定会通过撰写自然科学、哲学、神学作品，以及制作各种科学仪器，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亚里士多德-托罗密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地理、绘图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哲学、历史等西方古典文化经典带到东方古老的土地上；注定会以耶稣会人文主义者特有的对古代智慧和异质文化的开放精神审视中国古典文化和儒家思想，成为明末东西方文明伟大邂逅的见证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