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形成发展思考

摘要:文章对汇率制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历史回顾。结果发现，人们对汇率制度理论的研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要不要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开始的，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轨迹潜藏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之中，并伴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每个阶段所产生的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都对当时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其结论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具有一般性指导作用；汇率制度决定理论还需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高储蓄两难

一、从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提出以及基本理论观点的构建

人们对汇率制度理论的研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要不要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开始的。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设计的思考，以及对该体系运行、崩溃原因的反思，为汇率制度基本理论观点的构建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思想准备。

(一)问题的提出

汇率问题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在金本位制度运行时期，各国货币以黄金输送点为界限，围绕着货币的黄金平价上下波动，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汇率一般来说比较稳定。因此，在整个19世纪，经济学界主要是对金本位制度下如何调节国际收支的原理做了一些论述，而并未对这种体制本身提出异议。人们对汇率制度理论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金本位制度的崩溃，纸币泛滥成灾，并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经济学家们由此开始清楚地意识到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从而开始了对汇率制度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方向从汇率的决定和变动转向了对固定和浮动两种制度的利弊分析，改变了以前汇率理论研究以给定的汇率制度为前提的局面，开拓了汇率研究的新领域。从此，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就开始成为国际金融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理论界由此开始分为两个派别：一派属于古典派或旧派，如霍特里等人，主张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与这一派相对立的是新派，如卡塞尔等人，积极主张对汇率制度进行改革。尽管不同的学者提出的具体改革方案和建议有所不同，但是，在这两个派别的理论中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货币的金平价是可以改变的，一成不变的固定货币平价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应当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正是这一开创性的见解产生了最早的浮动汇率理论。

(二)汇率制度选择基本理论观点的构建

在早期的“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中，经济学家尽管已经提出了两种汇率制度的模式，但由于争论以是否应当恢复金本位制度的问题为中心，所以，即使是革新派，也不曾对浮动汇率制度进行充分的理论分析。20世纪30年代以后，固定汇率理论和浮动汇率理论之间的论战有了新的发展。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1.均衡汇率观点的提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西方各国竞相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导致了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在1925年恢复了的金本位制不得不于1931年宣告解体。自此以后，直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建立的这段时期内，西方各国货币的汇率完全脱离黄金平价，实际上处于浮动汇率的体制之中。

面对这些现实，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凯恩斯(Keynes)提出了均衡汇率理论。他认为，如果一种汇率能使就业处于正常水平，而且使国际收支、资本余额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样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因此，他主张根据均衡汇率来确立一个固定的货币平价。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各国的国际收支，从而使国际经济体系趋于均衡状态。但凯恩斯(Keynes)的均衡理论遭到了一些主张实行浮动汇率的经济学家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固定的货币平价制度很难实现，利息率、工资率、有效需求水平、国际储备等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导致汇率的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各国之间的货币战推向高潮，各国的通货膨胀政策、货币倾销政策、贸易限制和关税使正常的货币汇率的积极作用几乎不能得到发挥。因此，建立稳定的世界货币体制的任务迫在眉睫。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和美国已经在积极筹划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制的问题。1944年7月，美国凭借在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一致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各国货币同美元建立固定平价，并可以在1％的范围内浮动，而美国则承担以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义务，由此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这种新的货币体制在原则上同凯恩斯的均衡理论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是凯恩斯固定汇率的实际运用。

2.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瓦解的反思：米德冲突、特里芬难题、最优货币区理论、政策搭配论。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4年运行，到1973年崩溃瓦解，运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三十年中，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该体系最终的瓦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派都提出了一些至今仍然极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来看，该体系并不像凯恩斯(Keynes)所预言的那样完美无缺。它既没有始终保持固定平价不变，也没有使资本主义失业和经济衰退状况有所改善，相反，由于汇率不能及时调整，有些国家常常出现外汇危机。面对这样的现实，以米德和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家倡导了建立浮动汇率制度的运动。米德从固定汇率制度的“二元冲突”（注：“二元冲突”是指国际资本流动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即资本的充分流动会冲垮固定汇率制度，或者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资本管制。）入手，分析了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性；弗里德曼则从浮动汇率制度下投机的稳定特性出发，论证汇率制度的生命力问题；特里芬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著名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dilemma)”（注：在金汇兑本位制度下，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储备货币国家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但如果该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其对外债务不可避免地超过其偿付黄金的能力，一旦各国将其储备货币要求兑换黄金，就会爆发“黄金与储备货币危机”。），从本质上论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然倒台的命运。与此同时，以蒙代尔(Mundell)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论证固定汇率制度的优点，批判浮动汇率制度。于是，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这个问题，形成了战后两个独立的派别：主张实行可变汇率制的浮动汇率论和支持布雷顿森林货币体制的固定汇率论。

起初，双方论战的主题是汇率制度同国际收支、贸易流量的相互效应问题，以及汇率制度同国内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以及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蒙代尔(1961)提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而应该结合某些经济特征来进行汇率制度的选择，从而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什么样的货币体制下效应更大的问题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从而产生了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当中的政策搭配论。

二、从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建立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汇率制度理论的新发展——“名义锚”理论、货币危机模型、汇率目标区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允许各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因而对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在关注全球体系设计的同时，从单个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角度所进行的讨论越来越多，从而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汇率制度选择的文献，汇率制度理论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针对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盛行的高通货膨胀，主张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以当时流行的理性预期和动态一致性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名义锚”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对汇率确定一个目标，即固定汇率制度，以此来加强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计划(Frankel，SchmuklerandServen，2000)。与此同时，以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96)、弗拉德(Flood，1984；1996)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从货币投机冲击的角度论述了固定汇率制度与外汇危机的必然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Krugamn，1979)的第一代货币冲击模型和奥伯斯菲尔德(Obstfeid，1994)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第一代模型强调的是货币危机的政策根源，第二代模型关注的则是固定汇率制度这一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

汇率制度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汇率目标区理论的诞生，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Krugman)、米勒(Miller)、威廉姆森(Willamson)等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基本原理是由中央银行制定一个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目标区域。在区域内，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当汇率波动幅度过大，接近上限或下限时，中央银行才入场进行保护。由此可见，汇率目标区理论跳出了以往非固定即浮动的争论框架，提出了一种介于固定和浮动之间的折中的制度类型，从而大大增加了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空间。

另外，SebstianEdwards在1996年从货币政策制定者追求政府损失函数最小化的角度，构造了一个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经济模型，这个模型使人们认识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而且也包括决策者偏好等政治因素。

三、20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两极论、原罪论、害怕浮动论

20世纪90年代在新兴市场国家广泛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关于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起因的激烈讨论。尽管在众多的讨论中，各方列出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公认的是，在国际资本流动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有问题，这一现象再次燃起了人们对汇率制度研究的热情。这一时期产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主要有两极论、原罪论、害怕浮动论等。

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一时期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危机使得汇率问题的研究更加注重外部经济环境，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危机使得中间汇率制度遭受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也使争论从主要围绕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转向中间汇率制度和两极汇率制度之间；中间汇率制度和两极汇率制度之间的理论争论更加重视汇率的决定模式对汇率选择的影响，他们试图清楚地界定和区分严格的固定汇率、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而且要对一国的名义汇率制度和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进行界定和区分(文轩，2004)。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人们对汇率制度理论的研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要不要恢复金本位制度的争论开始的，最初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优劣的比较上。后来，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角度日益多样化，从简单比较两类制度的优劣，发展到结合一国的经济结构特征、金融市场特征甚至政治特点等来讨论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由此可见，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轨迹潜藏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优劣的争论之中，并伴随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每个阶段所产生的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都对当时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其结论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具有一般性指导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各个阶段从不同角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相互之间独立性较强，目前，理论界还很难将这些差异性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经济中所出现的新型问题，单纯用已有的理论实际上难以对之进行解释，汇率制度决定理论还需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补充和完善。比如，上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关于汇率制度的争论，在争论中产生了原罪论、害怕浮动论、两极论等汇率制度选择理论。这些理论普遍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大多鼓励过度的借贷，经常账户逆差，导致积累了大量的美元、日元外债。据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危机后这些国家不可再有任何形式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然而2003年以来，东亚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以及未发生危机的经济体都重新采用了软性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中国大陆和香港则是采取了刚性钉住美元的汇率制，甚至日元对于美元的波动幅度也减小了。对于现实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已有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显然缺乏解释力。麦金农教授在对已有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用“两难美德”（注：“两难美德”主要是指“高储蓄两难”，原因在于，一般来说有美德的人总是进行大量的储蓄，东亚的国家储蓄率相对较高。两难美德的意义就在于，对高储蓄率的国家而言，他们若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并向外资出美元，随着其美元储备的增加，外国开始抱怨他们的贸易顺差是不公平的，是由于高储蓄国家被低估的美元汇率造成的。另一方面，本国的美元持有者则会担心对于本币的升值期望不断加强会带来持续的本币购买，最后导致本币升值。在这两方面的持续作用下，本国的利率会不断压制，最后接近于零。）对东亚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所进行的解释，笔者认为是较为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