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稀土资源的管理与战略

一、背景分析

2009年3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撰文《中国掌握技术未来钥匙》，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稀土金属供应的“最大垄断国”，这一主导地位将使中国控制消费类电子和绿色技术的未来[1]。

以这篇文章为标志，国内外众多媒体对“中国稀土”给予了极大关注。中国限制稀土生产更是引起巨大影响。

纵观国内外媒体报道，国外媒体关注的核心是中国稀土出口政策也就是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众多媒体表达了国外政府和公司对稀土稳定供应的担忧；而国内媒体则更多关注“丢失的稀土话语权”以及稀土开采与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稀土是否该限制出口。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和应用技术研发取得较大进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稀土行业发展中仍存在非法开采屡禁不止，冶炼分离产能扩张过快，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严重，高端应用研发滞后，出口秩序较为混乱等问题，严重影响行业健康发展。为此，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都采取相关措施。2010年，国土资源部通过开展以稀土为主兼及钨锡锑等矿种专项整治行动，中国稀土等矿山目前已经从400个整合为116个，违法违规勘察开采行为得到有效遏制。2011年，国土资源部划定了首批稀土、铁矿国家规划矿区。国家环保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了《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其对稀土企业的排放、能耗总量做了详细规定，并对从事稀土生产的企业资质进行了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于2011年2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因此，鉴于稀土资源重要性，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加大对稀土资源管理问题研究，运用多种方式加快转变稀土行业发展方式，促进行业整合，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确实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二、中国稀土产业存在的问题

1.开采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由于稀土矿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地方矿山生产企业无证开采、越界开采、乱采滥挖现象经常出现，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普遍存在主体过多、采富弃贫、资源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这严重扰乱了矿产资源开发秩序。例如，中国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省区中重稀土资源，由于管理不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营、集体、个人开矿一起上，都不同程度地造成采富弃贫、采易弃难、漏采弃矿压矿的现象严重，资源利用率只有20％～30％。

包头白云鄂博自1958年实现工业开发以来，随铁矿采出的稀土资源至今已到1250万吨左右，其中约200万吨在采选、冶炼及堆存等过程中损失掉，损失率在15%左右，实际利用仅有120万吨左右，利用率不足10%，其余900多万吨都被排入尾矿坝内。近年来，白云鄂博矿的铁矿开采规模仍在扩大，每年附带采出约50万吨稀土矿，其中仅有5万吨左右得到利用，其余均排入尾矿坝。环保意识薄弱，污染问题突出。在相当长时期，中国稀土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一些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中国稀土的分布决定了南北在污染问题上有所差别，北方轻稀土主要是放射性物质排放造成的污染，分布在四川和内蒙古；而南方重稀土则主要是重金属污染，分布在江西、广东、福建、广西、湖南、云南、四川七省区。

例如，江西省赣州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起，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错误思想影响下，稀土资源陷入乱采滥挖、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几乎县县开采，最高峰时有采矿证的矿山就达1035个。由于技术和思想观念落后，许多开采行为“吃一半扔一半”。这不仅严重浪费了资源，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一片青山几个月后就满目疮痍，黄土一片。为保护环境，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从2003年起，赣州市全面停止了综合回收率不到50%的池浸工艺，2007年全面停止回收率不到70%的堆浸工艺，积极探索并全部采用回收率在80%以上的原地浸矿工艺。但是，业内专家指出，即使改进开采工艺，也无法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矿区地表植被一旦遭到破坏，恢复十分困难。

正是由于担心稀土开采、选冶等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美国封存本国稀土矿而从中国进口稀土。资源性产品成本构成不完善。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科学制定资源性产品成本的财务核算办法，矿业权投资、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安全设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退出和转产总计七项费用被明确列入了资源性产品的成本构成。

但长期以来，中国稀土资源等资源性产品只反映了采掘、运输等开发成本，忽略了资源稀缺性、环境损害等成本，主要表现在：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过低，无法体现矿产资源稀缺性，损害了国家所有者权益；矿山环境治理的成本长期外部化；生态修复成本长期被忽略；大多数矿山，特别是小矿，安全生产支出投入不足，常常因此造成事故频发。至于为企业转产所准备的费用，矿山企业层面上更是很少考虑。成本构成不完善，没有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稀土走私已形成“产业链”，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在加征出口关税和削减出口配额后，稀土走私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中国战略性资源出现流失。近年来，中国稀土走私业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专人分别负责采购、收货、报关，走私主要是销往日本，韩国。

由于国内稀土市场报价还比较混乱，以日本需求比较多的中钇富铕矿(国内市场价约13万元／吨)为例，走私200吨货，纯利一般在4000万元左右(含“灰色”走私费用)。在南宁海关破获的稀土走私案中，涉案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69票，约4196吨，案值约1．09亿元，偷逃税款1300多万元。特别是国家出口退税取消后，走私者往往报关是一种产品，实际上是另一种产品。这样，他们不仅赚了成本和出口价的差价，还赚了低税收这个钱。

然而，生产企业对稀土走私和正常出口的“一视同仁”，让更多稀土走私者铤而走险。部分稀土原产地开采企业不管出口，只负责将原料售卖给客户，至于客户买稀土用来做什么就不得而知。监控管理困难。中国稀土资源产地大多位于边远山区，而矿产资源监管机构又大多位于城市，这给监控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乱采滥挖的中小企业抓住这一特点，采用迂回游击战术，巧妙地避开管制。此外，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加之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也给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

6.高端技术滞后，自主创新不足。中国稀土产品产量和消费量较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稀土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投入不足，导致稀土应用技术含量低，跟踪仿制多，独立创新少，开发应用滞后。中国生产主要是低端的稀土产品，在高端产品方面大大落后于美国、日本、欧洲。

三、政策建议

1.完善稀土资源成本构成。（1）政府要尽快通过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稀土矿产资源品的成本构成。国务院虽然在《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提出，但是尚没有对稀土等资源性产品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加以具体化。因此，必须通过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加以明确，使其法规化、制度化，强调所有从事矿产勘察和开发的市场主体必须执行，各级矿管部门有责任加以检查监督。（2）加快矿产资源税费改革的进程必须在理论上明确，矿产资源补偿费是矿产资源所有权作为财产权的实现，不是行政收费。加快调整稀土资源补偿费费率，建立与资源利用效率挂钩的浮动费率制度；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3）在稀土矿产品成本构成中，重点要抓好矿山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费用的到位。首先,必须坚持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明确成本支出的责任制，矿山企业是治理、修复的出资主体；其次,要从源头上做起，坚持矿山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建立落实矿山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欠新账；最后，政府矿管部门要加强矿山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监督，建立和完善环境治理的保证金制度。对不按预定要求治理矿山环境的，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及时处理，并通报批评。（4）科学制定稀土矿产资源产品成本的财务核算办法，把矿业权取得、资源开采、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安全设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退出和转产等费用列入稀土矿产资源产品的成本构成，完善稀土生态补偿制度，防止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私人成本社会化。严格准入门槛，加快企业整合。中国稀土产业企业构成上的特点是民营投资多，规模小，但数量上超国企，多年来形成了稀土企业散乱小的不利局面。众多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规模，造成供大于求，这是导致中国稀土价格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稀土资源，必须通过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对稀土产业要素进行整合，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首先，要制定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法规的生产工艺、规模、设备、环保等标准体系。只要符合条件，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不论是地方国企还是中央企业，皆可入行；不符合条件，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也要限期整改甚至淘汰出局。然后，要发挥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功能，尽快出台稀土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系列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区域稀土企业重组整合，引导稀土企业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互相持股、整合产能等方式进行战略重组，使区域稀土企业既有高度分工、又相互紧密协作，以达到优势互补，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稀土骨干企业规模的目的。其次，要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和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资源流动和技术创新结合，使上下游相关企业切实在战略合作中获取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走出一条使稀土产业整体优势得到体现的新路子。最后，除了提高行业准入技术壁垒之外，还应将环保、能耗标准和技术水平等指标均加入行业执法之列，制定企业处罚制度。通过政府干预，行政立法，协会与企业配合，上级与下级政府，当地政府与当地开矿企业签责任状等多种方式，强化执法管理。对于达不到或违反行业标准的企业，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对其进行制裁。统筹各种因素，合理确定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推进生产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2010年11月，商务部发出了《关于2011年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的公告》，同时公布了2011年稀土出口配额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其中对申报出口配额的生产和流通企业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既有助于在合理确定年度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的基础上提高企业经营集中度，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又有助于实行严格监管，防止非法开采的稀土流入出口渠道，最终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

未来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相关政策制定，要统筹考虑国内资源、生产、消费以及国际市场情况，合理确定年度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推进企业生产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鼓励稀土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共同促进产业升级。当前应重点支持内蒙古、江西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从原料型基地向深加工及应用产品开发基地的转变，在条件具备的其他地区重点发展稀土深加工及稀土永磁电机等应用产品。

尽管稀土开采总量和出口配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资源，但是并没有有效地扼制稀土产量的增加。因此，应探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其他经济手段资源合理利用和产业升级转型。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增长方式转变。中国稀土行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创新意识不强，技术开发能力不够，产品技术含量还比较低。因此，中国稀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充分依靠科技创新，走出一条高起点、精产品、高质量、多品种、低能耗、高效益、可持续的内涵式、集约式的发展道路。稀土产业的发展动力主要依靠稀土新应用、新市场开发，也就是依靠稀土应用技术的发展来拉动。因此，稀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稀土产业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将中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

稀土企业应该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谋发展，加快技术进步：一是要加快稀土选矿和分离等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强对稀土资源的综合利用、再生回收等技术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二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高技术新材料及其高附加值应用产品，比如高综合性能稀土贮氢合金材料、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新型发光材料、稀土催化材料、高性能电子陶瓷、高性能稀土光学玻璃材料、稀土纳米材料等等，并使之实现产业化，形成产业链，从而提高中国稀土产业的科技水平，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后劲。三是稀土企业要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为稀土工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