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的刘易斯拐点及创新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形势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内生于美国在本世纪初的长期低利率政策，孕育数年后猛烈爆发，沉重打击了西方金融机构过度发展的信贷扩张和冒险行为。早在4、5年前，美国经济的双赤字问题就愈演愈烈，人们对此口诛笔伐却无计可施。没有人知道如何纠正美国的负储蓄率行为，也不知道这种全球性失衡会如何收场。当美国经济如日中天、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制衡它的外部力量时，2007年美国经济从内部开始崩塌，加息周期首先引爆了美国次贷市场，然后迅速蔓延全球。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爆发已近2年，世界经济仍然难言从废墟上站起。

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伴随各国政府强力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快速注入的大量救市资金绕开产能过剩的实体经济，集中涌入能源、资源和股市等市场谋取短期投机利益，这迅速提高了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产泡沫，为刺激政策退出和加息周期启动埋下了伏笔。

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过程。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经济体，将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造成国际进口市场萎缩；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经济体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减少出口，产能持续过剩并降低投资水平。由于经济体消化不良资产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尚需数年，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因此全球经济将告别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光，未来维持高失业率和低增长态势。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增长速度为2.7%。

国际金融危机很可能重塑未来5~10年的全球金融环境。作为金融危机后的矫正反应，未来金融市场监管趋严、范围扩大，市场避险情绪普遍上升，衍生产品和其他创新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减少，高收入国家的银行进行资本重建，这些方面意味着未来流动性将会更加稀缺，成本更加高昂。与当前资金充斥、成本较低的情况相反，从中期的视野看，借贷成本提高和资本流动降低，将收紧全球金融市场。

很显然，金融危机和救助政策再次强调了古典主义的主张：宽松的金融环境虽然暂时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高增长不可持续，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投资增长偏快、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占款被动扩张形成严重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自身难以持续并助长了全球经济失衡。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冲击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业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国内股市、房市和固定资产投资迅速降温，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和就业急剧下滑。另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显著增加。我国继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经济调整和转型亟待加快。

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金融政策承受了巨大挑战：从2008年初的适度紧缩货币政策，演变为2009年极度扩张的近10万亿信贷总量；2005年开始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单边升值转为2008年的严格盯住美元；随着经济企稳复苏，全球通缩很快转变为通胀趋势；美联储维持极低利率政策，国内通胀抬头但央行忌惮中美利差过大而难以加息。金融环境的复杂化对国内金融政策持续造成压力。

二、当前我国经济模式和金融体系面临的挑战

要素禀赋特征决定了实体经济的最优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特征，以及与其匹配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早期，我国劳动力优势突出，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因此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不仅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以出口拉动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尤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07年的64.8%，贸易顺差快速积累，2009年底外汇储备达到2.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9%。

从收入分配上看，劳动力过量供给持续抑制劳动收入提高。有资料表明，东南沿海地区的工资水平，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多年时间里维持不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相对较低，而资本利润的占比则相对较高。在居民收入增长慢、企业利润增长快的情况下，形成了我国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的局面。

我国金融体系也形成了一套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为了推动向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方便贸易结算和降低汇率风险，我国建立起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严格限制波动幅度，1994~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几乎维持不变。在改革开放早期缺乏有效的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卓有成效地保护了出口企业，化解了汇率波动风险，帮助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在固定汇率制度和鼓励资本流入政策的情况下，我国的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虽然中美经济周期差异较大，但我国只能长期、被动地输入美国货币政策。

出口迅速发展和经常项目顺差过大，造成我国外汇占款过量发行，形成了货币被动、超额投放。普通情况下，央行可以通过利率手段回笼货币，这也是国际通行的货币政策手段。但是在汇率盯住美元的情况下，利率也必须追随美元，否则中美利差过大会给汇率政策造成压力。因此，缺少利率手段的央行，更多地采用了行政干预和数量控制手段，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发行央票、信贷额度管理等方式进行调控。当前，银行业资产总量占我国金融资产比重90%左右，银行贷款在融资结构中占比超过80%，银行业是最重要的货币调控抓手。2009年银监会要求银行确保发放的贷款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而不是流向房市和股市；2010年政府提出了总体信贷增长目标为18%，并对每个月的信贷规模设定了限额，以防止信贷增长过快。

总体上，我国过剩的劳动力要素特征对建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固定汇率制度又制约了利率调节空间，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银行信贷管理也较多采用行政手段和数量控制手段。如果劳动力要素仍然严重供过于求，那么沉重的就业压力势必要求维系经济体原有格局，阻碍我国经济模式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汇率定价机制放开和汇率波动加大，将直接影响到低端出口行业的生存，大量中低端劳动力的失业会接踵而至，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果汇率体系不进行改革，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则难以摆脱美国利率周期的影响。

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不利的外部因素包括：第一，发达国家失业率高企、经济复苏缓慢，产能过剩难以解决，我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降并将长期维持低位；第二，投机资金大量涌入能源、原材料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升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反弹；第三，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和美元加息周期预期不断加强，资金大量回流美国，资金成本势必提高。这些因素的综合效果就是抬高我国出口产品成本的同时，减少了出口产品的需求。国际金融危机指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必须转向，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需拉动。

三、我国提前到来的“刘易斯拐点”

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也是我国劳动力数量达到顶峰、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变化的阶段。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工业输出廉价劳动力。如果工业化进程已把剩余劳动力充分吸收，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这个临界点叫做“刘易斯拐点”，它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尾声。根据蔡昉2007年的研究，我国将在2013～2015年达到“刘易斯拐点”。但是有迹象表明，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提前到来，或者已经非常逼近。

根据官方数据推算，我国在2010年大致处于18～60岁人口比重的最高峰，之后会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这个阶段60岁以上人口较快增加，社会老龄化程度将不断提高，抚养率和社会负担随之加重。由于以下原因，劳动力供给减少将会提前到来：第一，大部分城镇职工特别是制造业职工退休年龄低于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婴儿潮一代的农民工已步入中年、不再愿意从事高强度劳动；第二，国内缺少充足的与大学生相对应的工作岗位，大学生群体出现了大量的摩擦性失业；第三，超时工作和过度透支体能，使绝大部分农民工很难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第四，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有更高要求，不再像父辈一样愿意在工资水平极低、长期加班的企业就业。

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可以显示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的转向。从2005年起，我国就逐渐出现了“民工荒”的问题。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和生产活动萎缩，这一现象暂时被掩盖。但随着危机后中国经济的企稳复苏，2009年下半年开始，“民工短缺”问题再次出现。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供给趋紧，工资水平较快上涨。2009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比上年增长3.5%，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比上年减少7.8%和22.5%。调查还表明，2009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收入为1417元/月，其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增长8.3%，达到1378元/月，逼近东部地区农民工收入1422元。

除了供给不足外，还有其他原因也推升了劳动力成本：食品、房价、教育等生活成本的上升；运输成本、户籍制度等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供求在年龄和技能方面的结构性错位；政府改善民生的措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劳动力技能要求的提高。

除了内部的不利因素外，我国劳动力优势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例如，印度这类人口结构更年轻的国家，或者孟加拉国这类更贫穷的国家。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危机造成的全球增长放缓已经加剧了贫困问题，预计201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比危机前增加6400万人。危机还大幅减少了贫困国家的财政收入，符合世界银行融资条件的国家需要多达350~500亿的追加资金，才能勉强保持2008年的规划水平。中国劳动力优势将来很可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取代。

“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会怎样？未来随着经济继续复苏，劳动力需求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很可能长期保持，并触发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根据国际经验，日本于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实际制造业工资水平持续大幅上涨；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刘易斯拐点”后，实际制造业工资水平同样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上涨。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较日、韩更为庞大，“刘易斯拐点”推升制造业工资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不会太高，但是上涨趋势已经形成，并很可能延续较长一段时期。人口因素对经济体的影响深远，但重要性很容易被忽视。虽然人们习惯上认为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将日本拖入“失去的20年”，但有的人口学家却认为，日本在1990年到达人口拐点，经济停滞的根源在于老龄化不可逆转，而不是广场协议。

四、“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经济模式、金融体系的变革

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将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金融体系的基础。过去，国家政策正确地照顾了低收入阶层的需求，通过金融体系支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出口行业的发展，成功解决了数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现在，“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将政府从保就业的沉重压力中解放出来，使过去被锁住的相关金融制度改革得以重新启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消弱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减轻政府的保就业压力，释放金融体系改革的空间，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持续推高通胀水平，高利率时代来临。长期以来，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压低了国内通胀水平，甚至通过可贸易产品压低全球通胀率。未来，人口结构可能扮演相反的角色。国内劳动力市场发生趋势性变化后，不仅会提高国内物价水平，而且有可能向国外输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通胀必然引发国内货币政策的紧缩行为，再加上国外加息周期启动、金融监管的加强和杠杆工具的减少，所以低利率时代行将谢幕，高利率时代准备登场，流动性可能长期趋紧。

第二，削弱我国出口行业竞争力，修复国际收支平衡。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造成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的潜在影响，再加上外需下降，贸易顺差将趋于收窄或者转负。以前我国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很可能会逐渐向国际收支平衡收敛。低端出口行业将面临较大生存压力，产业升级或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不可避免，相关行业的信贷风险随之增加。作为顺差下降的自然反应，我国外汇占款的货币投放也会随之减少。

第三，推升消费率，纠正国内经济失衡。我国低消费水平的根源，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太低，国民收入被更多的分配给了企业。企业利润提高的结果是扩大投资，居民收入提高的结果是增加消费。“刘易斯拐点”到来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劳动收入低和消费率低的矛盾，使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扩大消费，降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

第四，降低贸易顺差和汇率升值压力，加快汇率制度改革。虽然人民币汇率政策长期承受着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升值压力，但由于忌惮于伤害出口行业和减少就业岗位，汇率制度改革总是顾虑重重。强势经济体拥有更趋灵活的货币定价机制是大势所趋。当前，劳动力供求进入拐点区间，有利于汇率制度减轻对低端出口产业生存问题的顾忌，较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第五，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几乎完全被汇率政策绑架，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只能被动输入美国的货币政策，官方利率水平也只能追随美国利率周期。一旦汇率形成机制开始市场化改革后，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望得到实质性推进。

第六，推动银行信贷和监管方式改革。当前，我国缺少利率手段的货币政策调控，大量采用行政干预、信贷额度管理、准备金制度、发行央票等非常规手段，并且还要尽力消除市场利率和官方利率差异的影响。在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银行信贷管理方式必然更多地转向利率手段，银行监管方式有望更加科学、简化和透明。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是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的基石，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必然引发经济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过去，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保障了促进就业这个首要的宏观目标。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领域，金融体系被迫扭曲并积累了大量的结构性矛盾。金融危机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劳动力优势的逐渐丧失，将使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重新向均衡状态和正常的增长方式恢复。未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也许不会再有，但是我们有望获得一个更加健康、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过程。

短期来看，有必要保持经济稳定和政策连续性，解决经济突出矛盾，夯实经济复苏的基础；在长期，应努力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比重。具体建议包括：一是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共享机制，减少人员流动成本和障碍，保障劳动力实际收入增长；二是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和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主动淘汰部分低端制造产业；三是通过数量手段适度紧缩货币供给，避免通胀持续加速；四是调整金融资源的产业配置，防范出口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信贷风险；五是加强消费信贷支持，缩减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资源；六是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波动区间；七是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债券市场；八是改革信贷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干预，给予金融机构更多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