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消费关系思考

摘要：本文在分析投资与消费关系微宏观差异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阐释投资消费比例、投资效率、投资消费内部结构之间的理论关系。指出，政府主导投资的主要缺陷并非是简单地提高投资消费比例，降低投资效率，而是削弱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从而影响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关键词：投资;消费;结构;效率

一、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微宏观差异

在经济学说史上，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但是，在微观层面精确定义两者关系的是欧文•菲歇尔，其发表于1930年的《利息理论》指出了投资与消费在时间上的权衡取舍关系，即消费是取得即刻享受，而投资是延迟消费以期今后获得更多享受。其理论要义是，在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享受而享受要通过消费来实现的前提下，面对未来的个体，一般不会使当期消费等于当期收入，而是通过投资或负投资行为把收入进行跨期配置，使各期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实现一生的总量效用最大化。具体来说，消费者行为分析是运用消费者的即期效用函数与预算线来寻求各种商品的最优消费量，其中预算线斜率的大小决定于各种商品的交换比例或相对价格。而投资者行为分析则是运用投资者的跨期效用函数与预算线来寻求其收入在各个时期的最优配置，其中预算线斜率的大小决定于利率水平，即现在收入与未来收入的交换比例或相对价格。显然，经济主体必须先解决跨期选择之后才能决定即期消费选择问题，如何决定消费的跨期配置便是投资理论。由此，投资的内涵应从消费的角度加以定义与理解，以投资、消费、效用之间的内在逻辑来分析经济个体如何在利率与价格的双重引导下决定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及各种商品的消费量，以达到跨期与即期同时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状态。可见，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时，利率水平与跨期效用函数是决定经济个体投资消费比例的两个变量。那么，微观意义上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最优均衡状态在宏观分析框架下是否成立呢？经济理论与实践表明，微观上成立的命题在宏观上不一定成立。首先，微观意义上的投资与宏观意义上的投资并不等同。从微观个体角度看，储蓄与投资只是名称的差异，实则含义相同，但从宏观总体角度看，只有储蓄转化成现实的生产能力才是投资。因此，在宏观视角下，由于储蓄与投资的主体及影响的变量不尽相同，储蓄完全等于投资是经济运行的极端或理想状态，而储蓄不等于投资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波动则是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当储蓄与投资不相等时，微观个体考量的现在与未来消费的理想比例因为产出的原因在宏观层面不能实现，这在货币经济条件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货币经济使个体意义上的投资（储蓄）与宏观意义上的投资产生偏离的可能性与程度都会增加。其次，即使微观意义的储蓄等于宏观意义的投资，微观个体所设想的投资与消费均衡在动态上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这是因为，大多数产品具有独特的性质，要么是消费品或是投资品，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其投资决策并不需要考虑产品的性质或未来的产出结构。从总体来看，如果未来的产出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应，那么微观个体所预期的投资消费比例同样不能实现，因为未来的产出可能不是微观个体试图消费的产品。可见，在宏观层面，产出总量与产出结构的差异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能达到微观层面所预期的均衡状态。因此，微观个体财富按既定利率增长的均衡机制在宏观层面并不存在，相反，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成为各国经济实践的常态，只是波动的大小与周期的长短有所差异。

二、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在宏观动态上不能任意确定

投资与消费的微宏观差异表明，一国经济并非遵循一个确定的产出增长率，货币因素是导致储蓄与投资产生偏离的重要原因。这种偏离会导致以经济扩张与经济收缩交替出现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波动。一般来说，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事实上都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变化，只是被动与主动及数量大小的差别而已。因此，宏观干预政策对投资消费比例的调整，从短期看，会加大储蓄与投资微宏观差异的程度，从而增加经济波动的可能性。这一机制在我国经济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近年来我国历次经济波动的周期与货币供给的松紧周期基本吻合，强度高度相关。如果通过政策干预提高投资消费比例只是简单地导致经济波动，而不干扰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甚至在较长的时间区内能提高经济增长率，那么这种干预无可厚非。然而，从理论与现实看，任何政策干预对投资消费比例的调整不能真正改变经济运行的长期趋势，相反，还会破坏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这是因为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资源的可获取性，决定于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等；二是资源的配置效率，决定于各项制度能否保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三是资源的使用效率，决定于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显然，通过宏观干预政策在短期并不能改善这些因素，同时不可避免地集中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将导致资源过度利用与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对资本使用效率的忽视等问题。目前，持续高涨的投资率已经较大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协调与稳定。高投资消费比例的短期后果要么是通过出口来弥补消费需求不足，但会形成国内外供求的双重失衡；要么是本国出现经济收缩与产能过剩。在长期则是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减缓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部分学者十分强调高投资率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指出为了达到将来更高的消费水平必须降低目前的消费率，即用相对低的消费率来实现高的消费增长率。这一观点在某一经济发展阶段是成立的，因为低消费率支撑的高投资率会导致较高的产出，从而为消费增长提供可能与空间。如果放在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则这一论断不具备动态上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显然，如果高投资率即能达到未来可以享受高消费的效果，那为什么各国在不同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投资消费比例，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投资率呢？其根本原因在于，通过高投资消费比实现未来的高消费所需要的条件是极其苛刻的：一是本期储蓄能够完全转化成投资，这一点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本期产品的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是否匹配，还要具备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现代经济条件下表现为金融市场的效率；二是资本产出比在各期维持不变，这依赖于技术水平的变化，即技术进步可以抵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负面影响；三是下一期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这要求客观的资本品与消费品的比例与意愿的投资消费比例相一致，其中暗含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在动态上要优化升级，因为经济增长必然使消费者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这种消费需求并不简单地体现为消费数量的增加，更体现为消费质量的提升。因为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因此，通过高投资消费比例的方式来实现未来的高消费是一种理论假想，其缺陷在于片面强调资本对于产出的供给作用，而忽视了产出的市场需求。即忽视资本的配置效率与利用效率，前者主要决定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后者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的进步，而市场机制与技术进步正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与源泉。

三、投资效率是衡量投资消费比例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

投资效率是资本配置效率与利用效率的综合体现。从本质上看，投资效率所揭示的是投资成本与投资收入的关系。投资成本反映了资本品供给的充裕程度及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即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与技术进步状况。投资收入反映了资本是否配置到其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领域，从而是否具有继续扩张的空间。由此可见，投资效率揭示了资本供给与产出需求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资本供给与产出需求的静态结构及动态变化反映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投资效率的高低意味着投资消费比例是否具有静态上的合理性及动态上的可持续性。虽然投资效率的度量经历了从表示平均效率的资本产出比到表示边际效率的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改进，但从理论角度看，两者都不是度量投资效率的准确指标。其原因在于，总产出是多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资本只是提供产出的要素之一，因此，资本数量与产出的比值未必能够真实反映资本的效率。另外，增量资本产出比中虽然运用了“增量”概念，但并不是真正的边际分析，因为在产出增加过程中并不能保持除资本之外的其他要素的数量不变，从而不能认为产出增加是资本增加的结果。对于用资本产出比或增量资本产出比衡量投资效率所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中国的投资实践中得到验证。例如，通过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投资率上升的年份，投资效率是提高的，即资本产出比或增量资本产出比是下降的，增量资本产出比下降的幅度更大，这似乎与一般常识相违背，因为根据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投资率上升时，其效率应该下降。但稍加分析不难理解，投资率高的年份，一方面，高投资率往往动用了更多的其他生产要素，其他要素的投入会导致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进而资本产出与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值下降，以其表示的投资效率上升。投资率低的年份，其他要素也会处于相对闲置的状态，导致GDP增速下降幅度更大，其结果是资本产出比或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值上升，以其表示的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投资率高的年份，意味着原有资本基本处于充分利用的状态，即资本利用率较高，产出增长较快，与之对应，投资率低的年份，原有资本很可能部分闲置，即资本利用率较低，产出增长较慢。正是由于未考虑由投资的变化所带来的其他要素或资本存量的利用状态变化，导致了资本产出比和增量资本产出比的数值呈现出与一般理论分析不一致的结果并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而且从理论上可以解释，增量资本产出比具有更大的波动与不稳定性。投资效率指标的以上缺陷大致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予以回避：一是对于投资效率的高低要从长期或趋势的角度加以把握与理解，无论用何种指标，只要投资与产出的比值在趋势上增加，则表明资本形成效率低下。数据资料显示，我国的资本产出比与增量资本产出比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即投资效率是下降的。二是摆脱用资本存量或增量研究投资效率的固有思维方式，可用每年的能源消耗来近似替资效率。图1说明了中国能源总消费的世界占比及GDP的世界占比。由图1可以看出，中国能源总消费的世界占比及GDP的世界占比之间，大致存在8-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这一差距表明中国依靠粗放型、高投资率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

四、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升级是两者协调增长的基础

在宏观模型或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等都是总量意义上的具体数值，但实际经济活动中，这些变量则是由一系列具体的产品或劳务所构成，从而具有结构性。对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一个基本事实是总量不平衡必然由结构不平衡所导致，当面对总量不平衡这一结果时，必须从结构层面找原因，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总量不平衡问题。例如，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形下，如果不进行结构分析，而只是强调用增加投资的方式弥补供需缺口以达到总量上的价值平衡，其结果很可能是不能实现结构上的物质平衡从而导致更大程度的过剩，因为当期剩余的产品可能不具有投资品的性质，即投资消耗的未必是当期相对过剩的产品。另外，投资所导致的未来产出结构也不一定与未来的需求结构相对应，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过剩。因此，以追求总量平衡与特定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比例调整必须考察投资与消费各自的内部构成，否则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只有内部结构在静态上合理，才能在动态上实现相互促进的结构升级，进而达到两者协调增长。当前中国的消费率下降显然不是因为消费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而是体现在生活必需品需求不断相对下降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的高级消费品需求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下降是因为我国经历了三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由于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收入增加的结果必然是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下降。高级消费品没有随着基本消费品需求的下降相应得到有效提升，其原因是供给层面的生产相对不足与需求层面的能力不够。当然，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当高级消费品供给不足，也就是意味着低级消费品供给过剩，这种供给过剩在浪费经济资源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的收入水平。供给过剩必然导致要素供给者包括劳动力的收入下降，收入下降会影响需求能力，从而抑制消费升级，消费升级乏力使投资结构升级失去了市场需求拉力。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水平相对下降会导致最终需求不足，进而抑制投资，因此，持续的高投资消费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存在。中国高投资消费比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存在显然是非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的相对下降从需求的角度抑制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国民收入与其他资源向政府倾斜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与间接控制，使其通过投资方式弥补消费不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进出口等政策导向使高投资与低消费矛盾爆发的时点得以推迟，其原因是政府主导投资所形成的产出在国内不能实现的部分可以通过出口加以消化。但这种总需求结构由于最终不能促进供给结构升级，从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其中的逻辑在于，在特有的结售汇制度下，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是国家储蓄，其本质是由私人储蓄（收入）转化而来，这种私人储蓄（收入）的下降使消费结构升级失去了基础支撑。同时，巨额外贸顺差对消费升级的作用相对有限：一是政府一般是以投资而不是消费的方式运用外汇储备；二是即使企业或个人以购买消费品的方式运用外汇储备，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为很多高层次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比如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住房等。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及巨额的外贸顺差等现象反映了非完全市场化的政府主导投资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维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会导致消费结构升级缓慢，不能有效促进投资结构升级，最后可能形成高投资、高出口与低消费持续存在的局面。再加上货币供给增加，M2与GDP的比值持续攀升，隐含的金融风险及经济风险突显。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兼顾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协同升级是经济增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的必由之路。

五、转变政府职能是实现投资与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投资与消费内部结构不平衡带来的中国高投资消费比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与投资的政府主导。事实上，这两者存在互为因果和相互强化的关系。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对政府主导投资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等不平衡问题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使得政府通过投资来弥补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缺口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中国特有的金融体系、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在使政府主导投资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再者，以经济增长绩效为主要指标的考评机制使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主观投资动力。政府主导投资加大了资本收入份额，又进一步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发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资本报酬份额与资本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呈逆向走势，即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资本收入份额反而上升，这说明吸引投资的动因是资本的收入而非资本的效率。但是，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此角度看，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又成为政府主导投资的结果。可见，要想通过调结构的方式使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必须规范政府行为。第一，中央政府应抑制在宏观上干预投资的冲动。政府通过投资的方式干预经济源于凯恩斯经济理论。但是，凯恩斯主张通过扩大投资来治理萧条的政策是针对当时极端经济状况提出的短期权宜之计，在动态上并不具有持续性。在20世纪30年代影响范围广、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的经济危机形势下，凯恩斯运用短期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其现实基础及合理性，但其政策主张不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凯恩斯并未回避其理论主张的动态困境，在《通论》中，他指出：“当我们每一次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取得二者的相等时，我们就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难”。换言之，通过政府主导扩大投资的方式来弥补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在当期可以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但由于投资在长期具有供给功能，下一期将有更高的收入，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将变得更大，从而需要更多的投资加以平衡。第二，地方政府应最大限度地退出直接或间接的投资行为。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投资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也导致了投资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过度直接或间接从事投资行为会延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一方面因为侧重短期评价的考核机制使地方官员更有动力采取外延式投资这种见效快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少考虑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及动态效率。同时，对所辖区域内企业运用各种方式加以保护，以维持短期局部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而企业通过开放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得以推进与经济增长能够持续的基础。第三，努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增长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收入分配过度向政府与企业倾斜，导致居民消费升级缺乏收入支撑，投资结构升级失去了市场诱导。因此，政府应努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质量，在消费的拉动下，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从而真正实现消费与投资总量及结构的良性互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从两个方面释放消费需求：一是适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为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通常要高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可刺激整体消费倾向，提升消费水平。二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者收入的保障性增加会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降低会促进消费者的消费倾向。

六、结论及展望

本文从微观与宏观、总量与结构、静态与动态等不同角度对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了投资与消费比例确定应遵循的原则，及促进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与结构升级互动的政策建议。本文的观点是，我国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职能未充分清晰界定，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等，破坏了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动态机制。其内在逻辑是，收入分配格局过度向政府与企业倾斜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使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及投资的政府主导，在缺乏市场的有效引导下，导致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升级缓慢及效率低下。由此可见，投资与消费比例过高，并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而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有消费不足而导致的被动因素，也有政府基于激励的主动因素。这一模式从短期看，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幅度与频率，从长期看，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逐会消弱长期增长的基础，主要表现为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及对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忽视，如市场机制、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而这些因素正是一国经济结构转型及长期增长的源泉所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虽然本文试图从多角度来分析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但注定是不全面的，本文只是粗略地提出了分析这一问题的简单思路。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应该远比现有的理论描述更为复杂，因此，在理解国外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如何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内部结构以及完善两者动态互动机制，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欧文•菲歇尔；陈彪如译：《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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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丽丽、尹煜：《投资、消费关系的协调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

［5］吴先满、蔡笑、徐春铭：《中外投资、消费关系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1期。

作者:周士雄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