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食物消费升级与农业转型

提要:当前，居民食物消费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总量难以满足消费需求转变为农业生产层次和质量难以顺应消费升级需要。居民食物消费升级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居民食物消费营养化与农业高蛋白、高营养产品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居民食物消费绿色化、有机化与农业生产低端化之间的矛盾;居民食物消费多功能化与农业发展单一化之间的矛盾;居民绿色食物、有机食物消费需求与恶化的农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农业生产急需转型升级，以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耕地资源稀缺，这就决定了农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保障粮食供给基本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农业转型升级需要统筹推进生产结构多元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市场监管无缝化和经营主体组织化。

关键词:食物消费升级;农业转型;质量型农业;矛盾;路径

一、引言

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也已由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矛盾是导致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低下、效益较差、质量不高以及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本原因(魏后凯，2017)。农业转型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必然过程，也是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全局问题，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明确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能够满足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需要，也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由植物性食物为主向动植物性食物并重转变，消费层次已由温饱向营养健康转变(李哲敏，2007)。城乡居民对粮食、油脂、蔬菜等基础性食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肉禽类、水产品和瓜果类等高营养食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王震等，2015)。随着城乡居民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安全、健康、有机的绿色食品的消费需求显著增加(曹阳，2016)。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是新形势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界一般将农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量归纳为市场和行政两个因素(Pincus，1990)。从目前政策来看，政府对农业转型方向的意图比较明确，主要朝着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以资本下乡为主力的农业资本深化(李燕琼，2007)、以劳动节约型技术和作物杂交技术应用为内容的农业技术选择(罗浩轩，2018)、以“还权赋能”为基础的农地市场化改革方向前进(周其仁，2010)。贺雪峰(2015)则认为，中国农业转型应该在秉持小农立场的前提下，尊重农业生产规律渐进地推进，而不应该是激进主义的规模化和工商资本化。当前，在国家干预的推动下，中国农业转型呈现两个特征:一是形成以规模经营主体为主力的农业经营体系;二是形成以龙头企业等工商资本为主导的农业产业整合(龚为纲、张谦，2016)。国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实施了一系列的项目扶持，项目扶持的制度逻辑中蕴含着重构农业经营主体的逻辑，即在国家的干预过程中推动农业转型。尽管不同农业领域的变迁过程存在差异，但是大致遵循类似的逻辑，即市场逻辑与国家干预逻辑相互交织，相互耦合，市场逻辑是初始动因，而国家干预则在粮食安全的考量下，因应市场逻辑而动，进一步推动农业的转型(龚为纲、黄娜群，2016)。随着人们对营养、健康的关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对营养、健康、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现代农业追求的目标是满足需要为手段的经济利润，难以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檀学文、杜志雄，2010)。以上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维护农民利益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等方面来探讨中国农业转型，从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视角探讨农业转型的较少，从城乡消费升级差异、不同类型农业探讨农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研究更少。本文首先阐述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基本特征，其次介绍居民食物消费升级与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后以消费升级为导向，提出农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二、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基本特征

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总体特征是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而向质量型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首先出现在高收入人群，随着收入的增加，逐渐向其他收入人群展开。居民食物消费升级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居民食物消费向质量型转型升级首先表现为向多元型、营养型转变;其次，表现为向便捷型转变;再次，在满足多元型、营养型和便捷型的前提下居民开始追求食物的安全性和健康性。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基本特征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居民食物消费向多元型转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和层次迅速提高，居民食物消费更加多样化，由单一性的粮食为主，转化为多元化的食物消费模式。从1990－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迁的情况来看，1990年城镇居民的粮食(加工粮)年人均消费量为130．70千克，农村居民粮食(粗粮)年人均消费量为262．08千克，到了2012①年城镇居民粮食(加工粮)消费量下降到了78．76千克，2016年农村居民粮食(粗粮)消费量下降到了157．20千克。城乡居民蔬菜消费量也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城乡居民蔬菜年人均消费量由1990年的138．70千克和134．99千克下降到2016年的103．20千克和89．70千克。城镇居民鲜瓜果的消费量呈现波动变化的趋势，农村居民鲜瓜果的消费量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城镇居民对鲜瓜果的消费量大于农村居民对鲜瓜果的消费量，2016年城镇居民鲜瓜果年人均消费量为52．60千克，而同期农村居民鲜瓜果年人均消费量仅为33．80千克。城镇居民对猪、牛、羊肉的消费总量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年人均消费量由1990年的21．74千克上升到2016年的24．70千克。而对水产品、鲜奶的年人均消费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水产品由1990年的7．69千克上升到2016年的14．80千克，鲜奶由1990年的4．63千克上升到2016年的16．50千克。对禽肉、鲜蛋的消费量呈现先上升后保持平稳的趋势，近年来基本上保持在10．00千克左右。农村居民对猪肉、禽肉、水产品和蛋类的年人均消费量都呈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分别由1990年的10．54千克、1．26千克、2．13千克和2．41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18．70千克、7．90千克、7．50千克和8．50千克。奶类年人均消费量增加的也较快，由1995②年的0．60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6．60千克。而对牛羊肉的年人均消费量增加的幅度较小，仅由1995③年的0．71千克增加到2016年的2．00千克。从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差距来看，中国农村居民对猪肉、牛羊肉、禽肉、奶类、水产品的消费量均低于城镇居民，随着收入的增加，未来需求量会不断增加。从中国居民食物消费来源变动分析来看，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已经由过去以粮食、蔬菜为主转变为粮食、蔬菜、肉类、奶类、水产品等多元化的食物来源。受城乡收入差异的影响，城镇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总量及增加的速度快于农村居民，未来，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平衡和充分的发展，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来源构成的差异会越来越小，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来源会更加多元化。居民食物消费向营养型转变。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地提高，居民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总量和各营养物质的构成呈现不断变化的趋势。从中国居民摄取能量、蛋白质和脂肪变化趋势及各自的来源变动的趋势来看，居民食物消费向营养型转变，这种转变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居民食物消费的营养摄取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居民食物消费的营养摄取来源更加均衡。从FAO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90－2013年，中国居民日均能量摄入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1990年中国居民的日均能量摄入量仅为2504千卡，2013年中国居民日均能量摄入量为3108千卡。从居民摄取能量来源看，主要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增加的幅度较小，从植物性食物获取的能量从1990年2216千卡增加到2013年的2385千卡;从动物性食物获取的能量呈现增加的趋势，从1990年的288千卡上升到2013年的724千卡。中国居民蛋白质日均摄入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990年中国居民蛋白质摄入量只有64．55克，到了2013年达到98．02克。中国居民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的蛋白质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51．38克上升到2013年的58．74克;从动物性食物中获取的蛋白质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13．17克上升到2013年的39．28克。中国居民日均脂肪摄入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由1990年的52．38克上升到2013年的95．12克。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的脂肪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27．19克上升到2013年的36．37克;从动物性食物中获取的脂肪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25．19克上升到2013年的58．74克。中国居民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不断增加，并且能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来源由植物性食物为主向动植物性食物并重的趋势转变。居民食物消费向便捷型转变。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居民对食物消费的便捷性不断提高。例如，城市居民通过购买净菜来节约制作食物的时间。另外，周一至周五上班期间，城市居民往往选择在工作单位食堂就餐或者打包的方式来节约时间。在农村地区，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提高，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也在向便捷化方向转变。2016年对849户安徽省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发现:从农村居民家庭食用粮食来源情况来看，仅选择食用自己种植的粮食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9．57%，仅选择食用购买的成品粮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3．48%，而既有自己种植的粮食又有购买的成品粮的农户占总农户的46．52%。农村居民食用购买的粮食占总食用粮食的比例为49．25%。调查样本中，仅选择通过将自己生产的油料去油坊加工获取食用油的农村家庭占总调查样本的20．80%，62．50%的家庭选择购买成品油，16．70%的家庭二者兼有。调查发现，农村居民自己生产的油料加工成食用油的占总食用油消费量的29．10%，购买的食用油占总食用油消费量的比例为70．90%。而农村居民在瓜果、蔬菜、肉类、奶类、水产品等方面的消费大多数也是通过商品化的食物予以满足。同时，调研发现，农村居民在红白事中食物消费特征也呈现出便捷化趋势，以前农村居民操办红白事时，食物取材往往来自于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或者周围乡里的农产品，现在农村居民操办红白事时食物品种越来越多，大部分都是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的商品化食品。居民食物消费向安全型转变。近年来，中国食物安全问题频发，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问题鸡肉、问题烤鸭、甜味素香瓜、问题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时不时被媒体曝光，引起了城乡居民的广泛关注。食物安全问题的出现导致居民对现有食物供给模式的安全产生了信任危机，进而催生了一系列试图提供和获取安全食物的农业模式。例如，基于安全食物消费而产生了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重庆、浙江等省市出现了200多家CSA组织。2016年对安徽省965位城市居民有关绿色、有机食物消费意愿的调查发现:85%的城市居民有购买绿色、有机食物的意愿，有65%的居民购买过绿色、有机食品，但是由于受到价格高昂的限制，只有不到0．5%的被调查者会经常购买绿色、有机食品。在对849户安徽省农村家庭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居民只是听说过“绿色”、“有机”，对其概念并不清楚。虽然农村居民对“绿色”、“有机”的概念并不清楚，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注重食物的质量安全问题。调查发现，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购买食物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大部分农村居民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绿色认证、有机认证等相关认证并不了解。农村居民大多从电视、手机等媒体中介了解关于食物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由于农村集贸市场或者小型超市难以购买到质量较高的食物，农民往往自己生产安全的食物满足对优质农产品的需要。这样，农民就出现了两种农业生产模式，一种是供出售的“石油农业”生产模式，另一种是供农村居民自食的安全农业生产模式。自食的粮食、蔬菜、水果在种植的时候不使用化肥、农药，而施用农家肥。自食的畜产品往往不喂配合饲料，只喂食谷物、南瓜等农产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已经从数量型开始向安全型转变，而城市和农村由于收入、市场供应的原因，居民安全食物消费的途径有所差异。居民食物消费向健康型转变。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食物供应总量不断增加，食物的品种日益丰富，同时，受西方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居民对汉堡、炸鸡等高热能的食物需求增加，摄入热量过多导致的肥胖症以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人群越来越多，于是，居民开始追求低热量、低脂肪的健康型食物消费模式。当前，城乡居民越来越注重食物消费的均衡性对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例如，为防止高热量、高脂肪食物摄入过多，居民增加了杂粮、杂豆和蔬菜水果的消费量。另外，动物蛋白消费更加均衡化，低脂优质蛋白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从FAO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居民牛肉蛋白日均消费量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2．73%上升到2013年的4．99%，禽肉蛋白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7．90%上升到2013年的10．57%，奶类蛋白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4．86%上升到2013年的7．94%。当前，城镇地区健康型食物消费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家庭中的婴幼儿、孕妇、老人等群体，还包括一些家庭中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人群。和其他人群相比，这些人群更注重食物的营养均衡、不同食物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他们会更积极主动地进行健康型食物消费。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大型超市、养生体验店等渠道来获取健康型食物，这些渠道的健康型食物的价格较高，普通人群或者低收入人群难以负担，但健康型食物价格一旦降到能够接受的程度，这些潜在的需求就会立刻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健康型食物的消费也不断增加。例如，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高收入人群膳食中摄入的能量、脂肪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出现了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等一系列健康问题，这些人群也开始关注自己的饮食习惯，主动从亲戚朋友、电视、手机等不同途径获取健康食物消费的相关知识，主动进行健康型食物消费。

三、居民食物消费升级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食物供应总量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农业生产的结构难以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农业发展的根本矛盾出现了转变，由过去的总量短缺到现阶段居民对健康、绿色、有机食物的需求与食物供给层次和质量较低之间的矛盾。矛盾之一:居民食物消费营养化与农业高蛋白、高营养物质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乡居民植物性食物消费总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不同品种之间有所差异。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对鲜瓜果的消费量未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城乡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方面，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猪牛羊肉、禽肉和蛋类消费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对于奶类和水产品的消费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动物性食物消费需求远远没有满足，未来对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增加的幅度会更加明显。中国居民从植物性食物获取的能量所占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动物性食物获取能量所占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中国居民从植物性食物获取蛋白质、脂肪的比例也在逐步下降，从动物性食物获取蛋白质、脂肪的比例逐渐上升。从FAO公布的数据来看，现阶段，和高收入国家韩国、日本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相比，中国居民在粮食、蔬菜和植物油等植物性食物消费方面的差异不大，但在动物性食物消费方面差异较大。中国居民猪肉消费量高于韩国，略高于日本，但中国居民牛肉消费量低于韩国和日本。这一方面由于中国居民对猪肉消费的偏好大于对牛羊肉的偏好，另外还在于牛羊肉的价格高于猪肉，尤其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收入水平难以满足对牛羊肉的消费需求。中国居民在水产品消费方面和日本、韩国有较大的差距，在奶类消费方面和日本仍有较大的差距，未来中国居民在水产品和奶类消费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营养摄入方面，中国居民总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均和日本、韩国居民相当，但是在营养结构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居民日均能量摄入量来自动物性食物所占的比重与韩国和日本相当，但中国居民动物蛋白摄入量所占比重低于韩国和日本，在低脂优质蛋白摄入方面比韩国和日本更低，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当前中国农产品供应的情况来看，高营养高蛋白的食物供应仍然难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动的需要，在牛肉、羊肉、水产品、奶类、水果等方面表现的较为明显，尤其是当前农村居民对这些高营养高蛋白食物的消费缺口仍然较大，未来会有较大幅度的需求增长。矛盾之二:居民食物消费绿色化、有机化与农业生产低端化之间的矛盾。在生产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种植业依靠投入大量的化肥、农药等现代化工产品来促使产量连续增加，但是石油化工产品的投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出现了耕地质量的下降、农业水资源的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农产品，尤其是粮食连续增产，但是离绿色、有机的目标越来越远。规模化养殖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实行圈养，同时为了获取最大经济效益，抵御疾病的风险，往往超量使用抗生素、生长激素等药物;另外，为了增加某些畜产品的瘦肉比例，往往不规范使用瘦肉精等生物制药。这些生物化学类的养殖技术的应用破坏了肉质的口感，同时也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在消费端，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对食物营养和健康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另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石油农业的发展，居民因为食用不健康、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食物而患上各种疾病的比例在不断增加，这就促使了消费者对健康、绿色和有机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食物消费升级可能最开始出现在高收入人群，但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食物安全和健康，而当前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满足居民的这些需求。这样，农业生产与农业消费之间就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会随着居民的消费升级不断扩大。矛盾之三:居民食物消费多功能化与农业发展单一化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比较单一，就是解决中国居民的温饱问题。40年的发展，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食物供应数量基本得到了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对食物的消费，不再仅仅局限在满足供应能量的需要，对体验农业、采摘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型农业的需求逐渐增加。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让许多城市居民回归乡土的需求不断增加，城市居民参与生产、采摘、制作食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另外，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希望通过合理膳食调节来改善身体机能的需求不断增加。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目标单一，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农业产量，保障农业安全。地方政府抓农业的目标，也是不断提高农业产量。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石油农业”的发展，可以从其农业治理目标和治理动力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在农业治理目标上，近年来县乡政府逐渐确立了改造小农、培育规模经营主体的农业治理目标。在农业治理动力上，源于行政体制内部的“规模农业锦标赛”和县乡政府农业治理中的治理便利化，构成了县乡政府推动以发展大户为内核的农业转型的双重动力(孙新华，2015)。而农民的农业生产目标也比较单一，就是通过增加农业产量，获得最大收益。农民农业生产目标主要通过采用节约劳动时间的农业机械、增加化肥农药的投入等手段来实现。这样，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三者的农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最终促成了当前农业发展的单一化目标。这样，居民食物消费多功能和与农业发展单一化目标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矛盾之四:绿色食物、有机食物消费需求增长与农业资源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中国农业向绿色、有机转型面临诸多的资源环境的制约。首先是水资源的制约。我国农业发展所需的淡水资源分布不平衡不均匀，一般表现为东部多，西部少，长江流域及以南多，长江以北地区少等特点。另外，水资源质量问题也严重。据《2017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地表水1940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Ⅳ类、Ⅴ类和劣Ⅴ类占32．1%。对全国5100个地下水监测点水质进行检测显示: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所占的比重分别为8．8%、23．1%、1．5%、51．8%和14．8%，较差级和极差级占到了66．6%，主要超标指标为总硬度、锰、铁、亚硝酸盐氮、氨氮、硝酸盐氮、硫酸盐、氟化物等，个别检测点存在砷、六价铬、铅、汞等重金属超标现象。其次是耕地资源的制约。全国耕地评价为一至三等的高等地为5．55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4%，评价为四至六等的中等地为9．12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5．0%，评价为七至十等的低等地为5．59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7．6%。再次，农业资源有效利用率也较低。2017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36，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为38．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64%，秸秆综合利用率为82%左右。绿色、有机食物的生产需要良好的农业资源环境的保障，如果任由农业资源环境不断恶化下去，居民对绿色、有机食物的消费需要难以满足。居民对绿色、有机食物需求的增加与不断恶化的农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日益突出，需要农业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不断转型升级。

四、居民食物消费升级视角下中国农业转型路径分析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农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表现为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共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农业生产的供给侧。由以上对食物消费升级基本特征、食物消费升级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农业转型升级主要是指由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这一内涵的确定是基于对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的响应。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放弃食物的数量安全，数量的保障是农业转型升级的大前提，是农业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讲数量与质量并重，那么，中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质量型农业。居民食物消费升级视角下中国农业向质量型转变是指围绕市场主体对农产品和服务的各类需求，从农业供给侧、生产端入手，用改革的办法推进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优化和生产经营制度的革新，以提高农产品供给结构对于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断提升农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消费需要的同时，实现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张社梅、李冬梅，2017)。中国农业转型需要统筹推进“五化”，即生产结构多元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市场监管无缝化、经营主体组织化。生产结构多元化。生产结构多元化的目的在于满足顾客多样化、多层次的食物消费需要。生产结构多元化要求调整中国当前农业生产结构，首先要统筹协调粮经饲作物种植结构，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来调整农作物种植面积。粮食作物要稳定水稻、小麦的产量，增加优质水稻和优质小麦的种植面积。对于三元作物玉米来讲，继续稳定玉米优势产区的种植面积;调减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该区域大豆、薯类和杂粮杂豆的种植;对于生态脆弱区种植玉米的应该向苜蓿、牧草等饲料作物转变。其次，发展高效规模养殖业。由于中国居民对生猪消费的偏好，畜牧业的发展首先要稳定生猪产量，调整生猪生产区域布局，引导生猪生产向饲料主产区和人口密度较小的区域转移。再次，推进品种改良，大力推进优质牛羊等畜牧业的发展。多种举措振兴中国奶业，从奶业基地建设，到奶产品标准化生产，以及奶业品牌化建设等全产业链振兴。加快推进水产品养殖业发展，稳定和优化淡水养殖，积极开拓海水养殖业，发展海洋牧场。生产过程清洁化。在产前阶段，做到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清洁化。不用或者少用化肥、农药、农膜等投入要素。产中阶段，要做到生产技术和耕种方式清洁化。通过生物技术来实现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通过推行农作物间作、套作、休耕、轮作、免耕等耕种方式来改善土壤的质量。产后阶段做到废弃物处理清洁化。积极推进种养结合的生态型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推进畜禽粪便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创新应用，大力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应用，实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农业生产清洁化的投资周期较长，农业经营者难以负担如此大的成本，需要各级政府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建立完善的财政支持体系，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对农业进行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对于选择施用绿色农家肥、对土地进行休耕保护、采用人工除草等行为给予财政支持。同时对于高校、科研院所、公益性组织、生态型农业科技公司从事生态有机农业育种技术、绿色生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和有机肥生产技术等相关科研创新活动给予积极的支持，提供足够的资金和相关的资源，为农业清洁化生产提供完善的服务。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农产品质量标准化需要分别从国家、行业、地方、企业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对于进入国际市场的农产品还需要按照国际标准来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农产品质量标准按照农产品流通的过程可以分为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农产品储存质量标准、农产品包装及运输质量标准等方面。按照行业来分，农产品质量标准又可分为种植业产品质量标准、林业产品质量标准、畜牧业产品质量标准、水产养殖业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内容，每个产业内部按照品种又可以分为多个标准。另外，不同产品层次又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中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化首先要做到系统化，按照系统的思维，将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农产品流通中的各个环节均纳入质量标准系统中。其次，农产品质量标准要做到系列化。由于中国居民收入的差异，不同居民对食物要求的标准不同，这就要求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在针对某类农产品时，以品种、加工方式、等级、食用方式的不同分类建立产品质量标准，以规范生产经营主体的行为，满足不同类型居民食物消费的需要。再次，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化需要不断创新。由于我国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检测技术等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质量标准也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要求中国不断提高农产品标准化技术，以此来增加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农产品市场监管无缝化。为了监管农产品市场各经营主体的行为，需要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的各个主体、各个阶段进行无缝化监督。加快对信息科技、卫星定位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相关技术的整合力度，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监管做到实时化、无缝化，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农产品生产阶段，对于通过无公害、绿色、有机认证的农业生产基地，对产前、产中和产后实施严格的监管制度。在农产品加工、运输阶段也要做到全程监管。当前，农产品销售的终端也是市场监管的薄弱环节，很多农贸市场，虽然设置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点，但是往往只是挂一个牌子，没有工作人员，往往流于形式。农产品市场监管无缝化需要通过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将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联动起来，做到实时化、无缝化。经营主体组织化。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大多数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户，而这一现实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由于市场监管成本高，小农户分散化、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产品标准化和市场有效监管。这就需要将小农户组织起来，目前学术界认可的有三种组织化模式，一是市场服务组织+农户的模式，二是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模式，三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其中，以合作经济的机制实现集体经济的创新，是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的重要组织载体(郭庆海，2018)。经营主体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还有利于农民收入的增加。虽然新型组织化经营主体较传统分散的个体农户在质量型农业认知、成本和收益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采用清洁化生产技术、推行农产品质量标准化、建立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等方面仍然面临资金、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约束。例如，国家虽然安排专门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重点支持畜禽粪污处理和利用设施建设，但是需要经营主体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设符合标准的养殖污染处理设施，这时就需要相关金融部门给予积极的支持。

作者:陈忠明 郭庆海 姜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