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急嫁成本收益

摘要：对于女大学生“急嫁”问题的分析，学者大多忽略了“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来规避风险”这一特征。在我国当前的教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通过对“急嫁”和就业各项成本投入和实际收益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急嫁”确实是当前女大学生对就业高风险的一种短期的理性规避方式，但这种表面上的“合理性”实际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急嫁”行为侧面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关键词：女大学生；急嫁；就业；成本收益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婚姻的话题热潮高涨：“70后”、“80后”的“闪婚”、“隐婚”、“恐婚”，“85后”的“毕婚”、“急嫁”等。尤其是近些年来，女大学生“急嫁”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此人们从多角度进行了剖析。这些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两类：

（一）个人角度分析

消费和享乐主义盛行、对自身社会和事业价值的否定、金钱观念的扭曲和自身道德的沦陷、婚姻爱情观的背离、自身就业期望过高、意志品质缺乏磨练、自身缺乏核心竞争力等。这些分析切中了女大学生自身因素在婚姻选择上的重要作用，着重于主观方面的归咎。

（二）社会角度分析

传统“妇女归家”思想的回归、性别歧视、高校的盲目扩招、世俗观念“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影响、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女性的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同时被强化、高校人格教育和挫折教育的缺失等。这些分析强调了现实社会对女大学生婚嫁行为的影响，揭示出了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环境异变对女大学生导向混乱的现状。

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都主要出于社会预期作出评析，而少有站在女大学生本位上切实考虑她们面对“急嫁”或就业的选择时的现实困境与实际需求。

如何选择婚姻是每一个女性的正当权利，但却受到种种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女大学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而高素质人才不自食其力反而选择嫁入“豪门”与大众对女大学生理想化的社会预期有较大反差。其直接原因在于人们没有将当下社会环境与女大学生的个人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分析，忽略了人在做决策时的经济理性。关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每一项选择，都是建立在综合衡量个人与社会各种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的理性意识来为未来规避风险的过程。现从经济学成本收益角度，比较就业和“急嫁”各自在成本与收益上的效益差距，初步探寻“急嫁”背后的理性根源。

二、一般性分析：急嫁——规避失业风险的一种途径

高等教育完成后，女大学生主要通过就业和嫁人来收回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

然而，我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在我国家庭消费中有68.8%的家庭将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位。而城市居民家庭子女从幼儿园到接受大学教育的成本平均花费14万元，目前城市居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来源有89.6%来源于家庭工资收入。暂且不论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费用，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大学高等教育结束，完成人力资本投入的教育经费不可小视。我国的高等教育从1996年6月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开始走向大众化，具体体现为高校毕业生2004年为280万人，2005年为340万人，2006年为413万人，2007年为495万人，2008年为559万人，2009年为610万人。事实上，据2009年麦克斯公司调查显示：截至4月底，2009届全国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仅为39%，其中女大学生的就业签约率为30%。以上数据初步显示，对于女大学生而言，高等教育投资并不意味着能够找到高收益的工作。

目前，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依然存在。调查表明，65.3%的女大学生认为自己找工作的最大障碍是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37.1%的女生在求职中有多次被拒绝的经历。江西省妇联相关的专题调研显示有80%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性别歧视，有34.3%的女生有过多次被拒经历。

从法制角度来看，《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都做了保障男女平等、女性就业权利等的法律规定，但这些法律法规非但没有解决女大学生的就业不平等问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其应聘成本。例如，规定男女同工同酬，一般的企业在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不违背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前提下，往往选择尽量不雇佣或少雇佣女性职工，实际上加重了女性的就业压力。

女性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女性求职相比男性有更大心理压力。女性的生理体质普遍较弱，不宜从事流动性大、体力消耗过多的劳动。此外，女性的独立性与自我保护能力较弱，不能单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更需要关注自身的生理健康与人身安全。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面对急于用人的各个单位，女性的就业心理压力明显高于男性，这就直接造成了求职的困难。

严峻的就业形势，或隐或现的就业歧视，不够完备的法律制度，与女性自身的自卑心理结合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些客观因素的驱动之下，以急嫁来替代就业就成为女大学生规避失业风险的途径之一。于是，女大学生选择通过“急嫁”有经济基础和事业基础的成功男士来规避失业风险、收回教育成本并取得更大收益。

三、就业和“急嫁”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

按照经济学理论模型，女大学生的这一行为就可以看作是其在高校教育投资市场上失利后，利用自身的资本引发的新一轮在婚姻市场上的投资。以下便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分析“急嫁”是否能够为女大学生带来比就业更多的收益。

（一）成本分析

设就业的总成本为C1，总收益为R1；“急嫁”的总成本为C2，总收益为R2。当R2-C2＞R1-C1时，选择“急嫁”收益较高；当R2-C2＜R1-C1时，选择就业收益较高。当R2-C2=R1-C1时，选择就业和“急嫁”的收益相等。

就业的总成本C1为大学教育总成本和选择就业所需要追加的成本；“急嫁”的总成本C2为大学教育总成本和选择嫁人所需追加的成本。设大学教育的总成本为T（在分析就业和“急嫁”所分别产生的成本时，因为对于同一个女大学生来说，无论是就业，还是急嫁，大学教育是已经发生了的前期成本，因此均用T表示），选择就业所需追加的成本为x1，选择“急嫁”所需追加的成本为x2。得出就业的总成本C1=T+x1，“急嫁”的总成本C2=T+x2。大学教育的总成本是相等的，现分析除去大学教育后就业和嫁人所需追加的成本。

1、因就业所需追加的成本

假设经过半年时间女大学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这期间所需追加的成本x1包括：心理成本a1、直接成本b1和间接成本d1，即x1=a1+b1+d1。心理成本a1指为找工作其所需承受的压力等；直接成本b1指找工作途中所产生的通讯费、交通费、简历制作费等；间接成本d1是指就业所需放弃的除婚姻以外带来的损失。

2、因“急嫁”所需追加的成本

同样假设，经过半年的时间女大学生可以找到其要嫁的人。所需追加的成本x2包括：心理成本a2、直接成本b2和间接成本d2，即x2=a2+b2+d2。心理成本a2是指为寻找四有男人而所遭受的压力等；直接成本b2是指搜寻合意的四有男人所需的化妆费、通讯费、上交给婚姻介绍所的费用等；间接成本d2是指嫁人所需放弃除就业以外所造成的成本。

就业的总成本就是C1=T+x1=T+a1+b1+d1，而急嫁产生的总成本是C2=T+x2=T+a2+b2+d2。T是相等的，由于就业和“急嫁”所产生的心理成本是一个心理感觉，与个体差异性有关，为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将其忽略不计，即a1=a2。半年内，就业和“急嫁”所花费的直接成本是相当少的，可以认为b1=b2。而选择就业和“急嫁”所需放弃其他收益的机会是相等的，那么d1=d2。得出C1=C2。

目前，问题就可以简化为就业和“急嫁”各自所产生的收益R2和R1的比较了。当R2＞R1时，选择“急嫁”收益较高；当R2＜R1时，选择就业收益较高。当R2=R1时，选择就业和“急嫁”的收益相等。

（二）收益分析

无论是就业的总收益R1，还是“急嫁”的总收益R2，现将就业的总收益R1划分为经济收益m1、社会资本收益f1、就业机会收益j1、亲人收益r1、情感收益s1五种。同样，“急嫁”的总收益R2也划分为经济收益m2、社会资本收益f2、就业机会收益j2、亲人收益r2、情感收益s2。即就业的总收益R1=m1+f1+j1+r1+s1，“急嫁”的总收益R2=m2+f2+j2+r2+s2。

1、经济收益

经济收益，即通过就业所获得的无论是货币的还是非货币的直接收入，如工资、福利、“三金五险”、奖励等，用m1表示。

麦可思咨询公司在《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指出2008届到2010届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工资水平分别为2075元、2295元、2929元。如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则这三年内的总经济收益为8.7588万元，即m1=8.7588万元。

而女大学生通过“急嫁”“四有男人”为自身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这里同样称之为经济收益，用m2表示。成功男士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女大学生可以通过双方的劳动分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国家统计局拟定的中国富人标准是：户均年收入3.2万元以上，拥有商品房或者拥有私人汽车；日前在武汉召开的全国个人所得税座谈会上，全国的税务专家们初步拟定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为高收入有经济基础的人群。由此我们假定有经济基础的“四有男人”年均收入为6万元，也同样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那么2008-2010年总经济收入为6×3=18万，假设“急嫁”的女大学生和“四有男人”平均分配消费，这样我们的女大学生也能获得9万元的收益，即m2=9万元。还不算其所拥有的商品房和私家车。得出m1

2、社会资本收益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这里用获取社会资本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的多少来衡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多，社会资本收益就少；反之，则社会资本的收益就多。

通过就业可以有机会获得个人所需要的人脉资源。但是，对于就业者来说，一般情况下，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而“急嫁”“四有男人”的女大学生却可以相对轻松容易，也不用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得社会资本。得出f1＜f2。

3、就业机会收益

就业机会收益，即通过嫁人所获得的进入职场的机会。可以用社会资本的多寡来衡量就业机会收益的大小。

“急嫁”“四有男人”女大学生可以较为容易的获得进入职场的机会。成功男士除了拥有财富和地位以外，还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调查表明，81.2%的用人单位会优先考虑同事、朋友和亲戚推荐的大学毕业生，而实际工作能力则处于第二位。95.6%的人认为个人社会资本对找工作帮助非常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女大学生可以通过与四有男人的“资源共享”可能会获得比直接就业还要多的就业机会，且耗时更短。就业虽然也可以认识更多的拥有丰厚社会资本的人，通过这些人也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位，然而，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直接就业产生的就业收益j1小于嫁人所获得的就业收益j2，即j1＜j2。

4、亲人收益

通过嫁“四有男人”可以利用成功男士的社会资本为自己身边的人创造利益，在这里称之为亲人收益，如父母的养老、亲朋好友的就业、子女的教育基金等。由以上对经济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对于平均月工资2000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尚且还勉强。“急嫁”“四有男人”所获得的亲人收益就要大于就业所获得的亲人收益r1，即r1＜r2。

5、情感收益

情感收益，即由情感生活所带来的收益。对于就业的女大学生来说，择偶的时间比较长，相互之间的了解会更多，磨合也就更充分，这样的感情相对比较牢固。选择“急嫁”的大学生，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判断对方是否适合她。更何况经济尚未独立，相对于有工作也有社会经验的女大学生来说感情缺乏稳固性。嫁人所获得的情感收益要小于就业所获得的情感收益s1，即s2＜s1。那么就业与“急嫁”的选择就是一种或然选择，是情感收益与除情感收益以外其他收益总和的比较。

现将除情感收益以外的收益总和称之为物质性收益。物质性收益与情感收益的在女大学生心里价值就影响了女大学生就业或者“急嫁”的选择。当情感收益被低估，即情感收益＜物质性收益时，人们就会选择“急嫁”；当情感收益被高估，即情感收益＞物质性收益时，人们则会选择就业。一般情况下，情感的收益是一个长期获得的过程，相对而言物质性收益却可以短期获得。在情感收益被高估的情况下，女大学生更看重感情，愿意用更多的时间来自我经营一份感情，在加大择偶的搜寻成本的同时预期会获得一份稳定的感情，那么就业就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以上可以看出：m1＜m2，f1＜f2，j1＜j2，r1＜r2，得出m1+f1+j1+r1＜m2+f2+j2+r2即在物质性收益上，“急嫁”更占优势。因此，期来看，“急嫁”的女大学生更占优势。

现实中情感收益也确实是被低估的。即很多人往往倾向于做出投资回收期短的选择，更看重物质性收益所带来的短期效应。2010年12月14日的《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稳定收入和一定积蓄才能结婚。这说明，大部分女性还是很重视对方所能带给自己的经济利益，即情感收益是被低估的。

且调查进一步显示，85.5％的青年认为，和上一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48.9％的青年明确表示，爱情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可见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更加的现实，即普遍认为s1＜s2，得出m1+f1+j1+r1+s1＜m2+f2+j2+r2+s2，即R2＞R1，此时“急嫁”的收益较高。女大学生做出“急嫁”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就业或者“急嫁”，关键在于女大学生对于就业或者“急嫁”所产生的情感收益的评估。现实中，情感收益是被低估的，即人们更偏好物质收益丰厚的“急嫁”。“急嫁”是满足女大学生心理和生活需求的一种短期理性选择，这不仅仅是女大学生自身的婚姻观、价值观与社会预期的婚姻观、价值观不一致的结果，更反映了教育体制、政府政策等政府管理与社会文化方面的缺失。

（一）女大学生自身应注重长远规划，慎重选择婚姻

“急嫁”的所带来的除感情以外的短期收益是较高的，然而这种选择产生收益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高风险的并存。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当这种收益利用殆尽时，女大学生的这种趋于功利化的“理性”选择，即在寻求收益更多的心理因素的驱动下，就无法确保双方婚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急嫁”虽然可以规避失业风险，然而对某一女大学生有着强大吸引力的“经济适用男”也同样对其他的女性有着同样甚至更大的吸引力，这种经济理性并不意味着情感理性因而也就存在着高的风险。因此，在追求“经济适用男”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自己未来的婚姻稳定性与幸福指数进行全面的评估。

（二）大学教育应该符合社会的用人需求，并注重培养大学生自立自强的价值理念

“80后”的一代是独生子女居多的一代。从小缺乏抗压能力的她们，在所学知识无法应对社会要求以及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打压下，他们努力寻找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生存环境，甚至不惜为此放弃对纯真爱情的追求。这种的现象背后，潜藏的却是现行教育体系与社会需求的偏离与脱节，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匮乏，更显现在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背离。这意味着大学教育不仅要在课程设计层面上与社会需求切实对接，更要需要在人格培养层面上引导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价值理念。

（三）党和政府应着力拓宽女性就业领域，完善相应的就业保障制度

政府在根本上要依据女大学生的自身优势，在方针政策与发展规划上扶持并开拓相应的就业领域，尤其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女大学生的巨大吸纳作用，切实为女大学生拓宽就业领域。另外，国家对雇佣女职工的中小型企事业单位可以给予一定经政策扶持或经济补偿，将女性在孕期、哺乳期、育儿期的非市场劳动的成本社会保障化、福利化。女性非市场劳动的经济社会价值关乎民族后代、关乎国家未来，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女性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