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行为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与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正经历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扩大和由此引发的区域间结构性矛盾多发期。国家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如何运用财政手段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关键在于实现财政着力点的转变，即由当前偏重于“逆风向行事”的宏观调控，向逐步加大区域发展协调和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转变。一方面，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可以通过财政直接作用于调控对象(个人、企业和区域)，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另一方面，财政行为会通过影响和改变微观主体行为而产生商品、要素等的区域间流动，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为通过有空间差别的财政行为选择来优化经济结构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能。在技术、知识与创新等第二天性(SecondNatureGeography)逐步取代自然资源禀赋等第一天性(FirstNatureGeography)成为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条件下，如果能够对财政行为的空间影响进行甄别与检测，就可通过采取财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策略来引导要素、商品的流动，进而优化经济空间，获得动态收益，提高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这不但可以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纠正要素空间上的错误配置，扭转日益扩大的区域发展不均衡趋势，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而且还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短期调节与长期增长的有机结合。不同于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影响的间接性和全域性，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直接的和局域性的，它既与时间有关，更与空间高度相关。事实上，无论是建国以来一直沿用的城、乡“二元”结构财政体制，还是1980年“分灶吃饭”体制下对广东、江苏和福建实行的不同于其他省区的包干政策，一系列财政经济实践均表明，我国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有空间差别的财政政策，但相关研究却十分少见。因此，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需求。

一、基本问题

1、研究方法

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就是要揭示财政行为、空间经济结构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缺少基于空间视角的财政行为分析工具，是当前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一方面，基于无空间维度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财政调控将政府带入了一个物价稳定与失业(增长)难以兼得的两难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宏观视角的“乘数效应”理论与“挤出效应”理论仅能从总量上解释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法描述与检验财政的空间经济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此，旨在研究政府财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空间财政理论与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需求前景。尽管公共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有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萨缪尔逊的公共物品理论、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理论等许多包含空间因素的财政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发展能够解释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影响的理论。这是因为尽管对区位选择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与“时间”变量不同，“空间”变量长期以来都未能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区位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是因为空间经济分析必先处理好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问题，这使得它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熟悉的建模技术无法解决的“瓶颈”。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在空间经济分析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企业问题，事实上根本无从下手”［1］。因此，经济理论的发展，更准确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步是空间财政理论产生的前提与基础。自上世纪末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空间概念重新引入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来，从空间角度讨论政府财政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尽管此类研究大多是将财政行为的空间影响作为一种能够被观测到的重要经济现象来描述，而非系统理论，但因其分析所遵循的理论前提和使用的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得出了诸如财政收支对区域经济聚集与扩散具有显著影响等许多主流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验证了财政行为在相邻区域间的溢出、政府间财政政策上的策略互动都会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等许多主流方法下无法验证的财政现象，因而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这种不同于所谓主流的空间经济分析在方法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的假设，即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是“平滑经济”的假设，赋予经济分析中关于要素流动不同的含义，使得区域经济具有非线性和不连续特征下的多重均衡和黏性效应等特性，从而为描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结构演变奠定了基础;第二，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D———S垄断竞争模型，成功解决了描述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技术难题，从而为讨论包括财政在内的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第三，以空间或区位为基础变量的建模方法，使得空间经济分析具备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为分析财政行为是如何和怎样改变个人和企业等微观主体行为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方法。

2、核心命题

空间财政理论的核心命题即为揭示财政行为的空间效应。以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的空间经济理论主要是解释经济的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内生作用机制，并发展出了描述这种内生作用机制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等理论诠释工具。其核心概念是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和区位选择。空间财政理论就是以上述空间分析工具和核心概念为理论基础，从微观角度研究、诠释财政行为影响和改变经济聚集与扩散趋势及其内生作用机制。从现有公共经济理论、最新研究成果及其财政实践来看，财政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对空间经济分布产生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既得到了现有理论的支持和经验研究的检验，也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二是对这些财政行为的大量最新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的同时也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空间聚集与外溢，且其受益范围在空间上存在距离衰减。三是关于政府间竞争的研究表明，相互学习和模仿已经成为各国内部政府间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且这种相互竞争中的“干中学”将导致政府间财政行为上的策略互动与趋同。这就是说，现有理论与经验(实证)研究成果支持的财政行为空间效应有三类，即经济增长的“局域拉动效应”、区域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和政府间财政政策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虽然关于税收与公共支出等财政行为的作用已经成为近年来空间经济理论新的拓展方向之一，但对上述财政行为三类空间效应的讨论仍然十分零散，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对财政行为效应某个方面的检验或验证，更没有形成严格遵循空间经济分析规范、能够涵盖三大财政行为空间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于财政行为的三大效应是如何通过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影响经济空间聚集与扩散，更没有得到科学描述。因此，构建空间财政理论框架是一个全新课题。

二、研究现状

关于财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效应，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的理论支持。笔者拟从经济增长的局域拉动、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和政策选择的策略互动三个方面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1、财政的局域拉动效应

随着财政理论研究由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逐渐向以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转变，财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再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近些年对财政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效应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展开。(1)传统经济理论下财政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研究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大都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技术路径展开，在方法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从结构入手来考察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些年学者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税负、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上。Johansson(2008)［2］和Myles(2008)［3］等把税制结构、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不同的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间接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何茵(2009)［4］、赵志耘(2010)［5］、刘海庆(2011)［6］、李涛(2011)［7］等对我国税负水平、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二是自Kneller等(1999)［8］修正了将支出与税收分开来讨论的传统方法以来，把政府支出(公共服务)与税收(筹资手段)结合起来讨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近些年公共支出研究的主流。Chen和Lee(2005)［9］、Yuk(2005)［10］、Henderson和Kumb-hakar(2006)［11］运用时间序列数据与面板数据分析公共支出及其筹资手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发现筹资手段的差异将影响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筹资手段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公共支出回归分析的系数。国内学者也进行了许多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是郭庆旺等(2003)［12］得出了支出总水平存在经济增长负效应，但生产性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的结论;刘进(2004)［13］运用1982－2001年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公共支出总量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效应。

(2)空间视角下财政的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运用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一是基于要素流动模型讨论税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Ludema和Wooton(2000)［14］建立了一个均质商品供过于求的模型，发现政府税收对制造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Andersson和Forslid(2003)［15］根据自由企业家模型分析了税收和公共品对流动要素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对空间经济框架下税收理论与传统税收理论进行全面讨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由Baid-win等完成的。Baidwinetal(2002)［16］较为深入地考察了空间经济理论框架下区域间的税收，并与基于BTCM模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边际收益递减)的区域间税收进行比较后发现，由于存在聚集效应，区域间税收竞争及其结果与新古典经济的情况完全不同。只有交易成本足够高或聚集效应很弱时，基于BTCM模型的新古典主义研究结论才能成立;当贸易自由度足够高时，聚集将促使流动要素在地理上集中，此时，区域间税收差异的激励效应不存在。Termansen(2005)［17］将税收及税收收入在区域间的分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基于中央政府对生产要素征税并将税收分配给所有人(即在聚集均衡条件下对聚集租金重新分配)的假定，通过将税收和转移支付引入标准的核心———边缘模型后的研究发现，税收和转移支付改变了聚集均衡的特征;在聚集条件下，中央政府把税收更多的分配给边缘地区，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因此缩小;反之，多分配给核心地区，则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会因此扩大。Egger和Seidel(2007)［18］在自由资本模型框架下讨论了不完全劳动力市场对税收的影响，他们发现，当存在失业时，可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充分就业时更强，不充分就业起到了类似于贸易自由度增大的作用。二是基于溢出效应模型和要素流动模型对公共支出的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研究。自BesleyandCase(1995)［19］运用标尺竞争理论研究政府部门以来，一些学者运用标尺竞争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公共支出、财产税、福利支出等进行了考察，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标尺竞争效应;Bucovertsky(2005)［20］对公共投资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会产生聚集效应;刘寒波(2007)［21］以要素空间流动为切入点，研究讨论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局域要素收益水平与要素聚集之间的相互关系。

2、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

地理距离差异一方面抑制了财政外溢效应的空间扩散，另一方面强化了其空间聚集。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就是财政的空间外溢(聚集与扩散)与地理距离差异相互作用的结果。

(1)无地理距离变量的财政空间外溢理论现有相关理论研究大都是在所谓D———S框架下进行的，侧重于揭示空间聚集机制或聚集力来源。尽管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地理距离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未能从理论上完成对空间外溢距离衰减效应的刻画，但仍从理论上证明了空间外溢效应的存在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角度来看，这类研究包括基于要素聚集角度的研究与基于区域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两类。基于要素聚集角度的研究具体有三:一是聚集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空间流动二者相互作用结果的要素流动模型。其模型主要有Krug-man的FL(FootlooseLabor)模型、Baldwin等的FC(FootlooseCapital)模型、Forslid和Ottavinano(2003)［22］的FE(FootlooseEntrepreneur)模型等。二是聚集来自于本地市场效应与企业间投入———产出关联、互动结果的垂直关联模型。其模型主要有Krugman和venables(1995)［23］的CPVL(Core－Periphery，VerticalLinkages)模型、Otta-viano和Robert－Nicoud的FEVL(FootlooseEntre-preneur，VerticalLinkages)模型。三是聚集来自于要素累积和要素耗散(Decumulation)而不是流动的资本创造模型。其模型最为基础的是Bald-win的CC(ConstructedCapital)模型。除FC模型外，这些模型在空间外溢效应与聚集之间内生互动关系的理论描述上，都能较好地刻画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非对称性以及骤变式聚集等聚集机制的作用。因此，尽管这些模型中的不变需求弹性、需求弹性等于替代弹性和制造品的对称性等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并不相符，但还是常被用于检验税收竞争效应与财政支出效应。如FE、CC、FC模型常用于讨论税收竞争;FC模型常用于讨论公共政策等。侧重于区域经济发展成本角度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公共服务设施或公共投资政策对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影响。如果说上述运用FE、CC、FC模型揭示了税收对空间聚集机制或聚集力来源的影响，这类研究则重在区分政府财政行为在空间聚集力与离心(扩散)力形成中的不同影响。一是基于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force)都与成本而不是就业和支出份额急剧下降的农业部门有关的研究。Ottaviano等(2003)［22］通过引入所谓“城市成本”变量构建了一个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该模型通过引入城市成本这一新的分散力，着重研究运输成本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即在满足一定参数关系的情况下，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将先后经历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个阶段。二是以Berliant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将技术创新与知识外溢纳入空间外溢效应分析框架，研究其与聚集的内生互动关系。Berliantetal(2002)［24］通过构建一个企业和家庭沿线性分布的一般均衡模型，在竞争性均衡框架下，成功地将商品和要素的配置、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要素价格和土地租金作为内生变量进行了考察，发现城市的均衡取决于通勤成本、知识外溢水平、初始时企业的分散程度和就业人口等。Alonso－Villar(2002)［25］发展出了一个在垄断竞争框架下解释都市区形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规模报酬递增、城市间运输成本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形成聚集的向心力，城市内部的拥挤成本则形成离心力。此外，Lanaspa等试图将公共部门纳入空间分析框架，实现公共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Lanaspa等(2001)［26］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将政府部门引入Krugman的核心———边缘模型，并从公共收入(税收)与公共支出两个方面考察财政行为对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征税和公共支出对最终空间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公共部门的效率不同也会对空间结构的均衡产生影响。刘寒波等(2007)［21］通过构建一个只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依据要素是否在空间流动取决于区域间要素收益水平的差异，考察了区域间增加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对要素流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递减的变化趋势，讨论了政府规模、商品替代弹性和交易成本等变量在公共服务影响要素空间分布中的不同作用，进而分析了要素流动、财政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2)地理距离影响财政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关于地理距离对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经验)研究。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存在性检验，另一类是对这种影响的估计与测度。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检验基本上是对公共支出的实证研究，且始于Case(1993)［27］把空间计量模型引入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Ba-icker(2005)［28］通过应用工具变量及Conley(1999)处理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成功地将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与外溢性影响相分离，运用1983－1992年间美国各州公共支出数据，证实了州际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并且根据“邻居”的不同定义，发现溢出效应的大小存在差异。Albert(2006)［29］也发现一个地区财政支出增加会使相邻地区受益。Holtz－Eakin和Schwartz(1995)［30］通过建立空间权重矩阵，在传统生产函数中加入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变量，构建了一个考察公共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模型;Boarnet(1998)［31］以现有模型为基础，运用美国加州各县数据，发现公路设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张学良(2010)［32］在区分经济增长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其他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也对其他地区产生了要素扩散效应。张浩然等(2011)［33］则分析了地理距离对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的空间外溢效应测度方面，Fesere(2006)［34］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美国都市化地区扩散回流作用的不同距离进行了估计，发现在45－60英里距离内最为显著;相邻的同等级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Partridge［35］基于美国1990－2006年的城市数据发现高等级城市抑制了临近中等城市的发展(自上而下的扩散回流效应)，但却促进了周边小城镇的人口增长。张晏等(2010)［36］分析了我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的差异，检验我国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以及这种相关性的跨时差异与地区差异(识别方式)，既证实了这种外溢性的存在，也识别出这种外溢性来源于我国地方政府间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YardstickCom-petition)，并发现地理相邻与GDP相近的省份之间有较强的溢出效应。类似的研究还有:柯善咨(2009)［37］综合增长极理论和中心地学说构建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各市县进行大样本研究后发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100公里范围表现最为显著，300公里以外明显减弱;周密(2009)［38］讨论了非均质后发大国的异质性决定技术空间扩散系统对技术空间扩散具有重要影响，发现技术空间扩散受到空间距离、技术差距、产业联系和政府四大因素影响，且空间距离所产生的空间依赖性和产业联系与技术扩散正相关，技术差距与技术扩散负相关。

3、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效应

政府间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包括策略互补(模仿)和策略替代(差异化互动)两类。国外学者大都注重政府间竞争中是否存在策略互动类型的识别标准;国内学者更关注这种策略互动的成因及其对我国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刻画政府间策略互动(StrategicInteraction)的理论解释有三:一是财政溢出效应理论;二是财政竞争理论;三是标尺竞争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推动下，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目前主要的做法是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估算区域财政的反映函数，以检验区域间财政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进而识别政府间是否存在财政竞争上的策略互动效应(Caseetal.，1993;Borcketal.，2006［39］)。Baicker(2005)［40］则指出，运用空间矩阵有助于识别影响地方政府策略互动行为诸因素中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对于具体财政竞争中的策略互动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关于税收的策略互动效应研究。该领域的研究大都是基于早期Ladd(1992)［41］、Case等(1993)［27］、Besley和Case(1995)［42］发表的验证税收模仿假说以及关于美国税收竞争的文献展开的，所不同的是以弹性系数来度量竞争程度的差别，并更侧重具体税种的研究(Brueckner和Saavedra，2001［43］;Hernandex－Murillo，2003［44］;Coughlin等，2006［45］;Ja-cobs等，2007［46］)。Hettich和Winer(1999)找到了税收竞争中的策略替代证据。Frederiksson等(2004)［47］的研究则发现税收模仿与策略替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除了大量基于国别研究的文献，Devereux等(2004)［48］、Redoano(2007)［49］还进行了跨国数据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都发现税收竞争存在策略互补，且竞争都较为激烈。二是关于公共支出的策略互动效应研究。继Case(1993)［27］等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在人均公共支出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或策略互动关系以来，Ba-icker(2005)对地方支出与结构的检验、Kelejian和Robinson(1993)［50］对治安支出的检验、Figlio等(1999)［51］对福利支出的检验、Schwarz(2004)［52］对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Soloolle(2006)［53］对西班牙的研究、Freret(2006)［54］对法国的研究，都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策略互动关系。近些年，我国学者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周业安(2003)［55］认为，受垂直化行政管理体制和要素流动性限制，保护性策略和掠夺性策略都可能被选择，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周黎安(2007)［56］则指出，由于晋升锦标赛是政府官员的主要激励模式，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会随着要素(尤其是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动性日益增强而加剧。李永友和沈坤荣(2006)［57］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的税收博弈进行检验，发现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验证了省际间税收竞争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58］指出，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会产生采取违规优惠政策引资的强烈动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各类支出项目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且1994年分税制改革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得到遏制。李涛(2009)［59］发现，省本级人均财政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预算外等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

三、框架构建

1、基本思路

虽然现有研究成果已从某一方面论证了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未能全面界定其内涵，更未形成系统化的空间分析框架和提供坚实的量化支撑，这些是财政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缺乏系统的财政空间效应研究，仍然是现有研究的软肋。财政空间效应及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如何检测与度量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1)现有研究无法全面深入考察财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关于税收竞争的讨论是基于FE、CC、FC模型;关于公共(基础)设施的讨论是基于LS模型;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是基于FC模型等。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这些模型并非以研究或解释财政作用为建模目的。如果要通过这些模型来完整刻画财政的作用，显然会受到模型本身解释力的限制。

(2)现有研究无法考察财政行为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财政空间效应的影响现有理论模型没有考虑财政行为空间外溢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更没有反映这种空间扩散和地理距离衰减的可计算方程或函数，从而导致现有研究无法考察财政行为空间扩散及其介质差异对财政空间效应的影响，对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解释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要通过财政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键的逻辑接点是财政的空间效应，而决定财政空间效应的是财政行为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在空间扩散与扩散介质方面的差异。

(3)现有研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对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现有关于知识、技术与创新的空间外溢效应分析中，往往只考察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外溢，并没有考察财政在文化、教育、科学等公共平台与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对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外溢的影响，既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也忽视了技术性外溢在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导致许多学者得出财政非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的实证研究结论的原因所在，也与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大与知识、技术进步与创新相关投入的现实不相符。

(4)现有研究无法解释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与着力点选择虽然现有时空动态模型已经说明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无法解释政府运用财政政策的时机选择与着力点选择。一是根据现有研究，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随着核心区(增长极)的不断发展而相互消涨，进而完成由依靠吸收地区稀缺资源实现发展，向带动地区发展的转变。因此，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也存在一个时机选择上的“相机决策”。在这一点上，现有研究无法提供合理解释。二是现有关于政府间策略互动效应的研究已经说明，策略互动对财政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策略互动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以及面对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中央政府如何选择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

2、理论菜单

自克鲁格曼创立新经济地理理论以来，空间经济理论总体上是沿着拓展空间经济分析的理论菜单、寻求实证研究和探讨空间经济的福利与政策含义等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空间财政理论作为公共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也当如此。目前，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税收与公共支出与经济聚集关系的研究成果，但若按照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或理论体系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研究还仅仅是初步的。根据前述空间财政理论的核心命题，构建一个空间财政理论框架至少还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1)进一步总结、吸收、消化空间经济分析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财政空间分析理论模型一是微观基础构造上，将公共服务定位于一个有界集合之中，并用一个平面子集的组合予以代表，进一步在D———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公共部门的空间经济模型。二是以现有的公共服务空间分析模型为基础，引入公共服务空间溢出变量和地理距离变量，构建财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三是将公共服务筹资方式(税收、政府间转移支付等)引入模型，考察公共服务筹资模式差异对一般均衡的影响。

(2)财政行为的区域经济增长局域拉动效应理论分析根据财政对要素收益率的影响，推导政府财政行为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财政的本地市场放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分析财政政策对生产成本、私人产品替代弹性和区域间交易成本等变量的影响。实证研究上，从财政角度建立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重点考察公共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债务政策及投资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空间结构性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3)财政行为的空间外溢距离衰减效应理论分析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描述财政外溢效应随距离衰减的时空扩散模型，以有效刻画财政空间外溢的距离衰减效应对局域拉动效应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上，将区域的空间地理距离变量引入财政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模型中，以考察地理距离通过公共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债务政策及投资政策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及程度大小，并估计地理距离对不同类型财政行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

(4)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理论分析基于区域间政府竞争存在财政行为上的策略互动(互补与替代)效应的已有研究结论，对区域策略横向影响关系进行识别与检测，建立地区横向策略结构优化模型，以讨论财政行为选择上的策略互动效应对局域拉动效应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学习与模仿效应作为区域间策略互动效应的变量，从公共收入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债务政策及投资政策四个角度考察各区域间财政行为的相互激励、相互模仿、相互竞争的效应大小，并进一步分析其对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