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华人文学作品女性个体生存观思索

欧美华人女性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是作者刻骨铭心的女性生存体验，由此折射出中国女性艰难曲折的反抗命运、走向主体性自我的心路历程。由于内容的跨时代性和作家视角的跨地域性，这些自传、自传体小说和自述性散文等的创作无论是在对社会生活表现的广度上还是对现代人心灵开掘的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了自传体或者女性题材所限定的范围，其中贯穿作者创作和文本表述过程的是一种全新的女性个体生存观，即通过对传统中国女性个体生存的超越，张扬主体性的自我，在最大的程度上达到现代女性独立人格的建树、自我形象的塑成和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

一、“女性个体生存观”的命名

(一)关于女性生存。在其自传体文学作品中，作者通过家族史、个人心灵史等方式考察了几代中国女性，即中国女性自二十世纪初至九十年代中期跨越百年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历程。对中国女性在城市与乡村、社会底层和权力中心、中国和西方、世界大都会和处于边缘人地位的不同时空下的生存状态作了真切和深刻的揭示，从而实现了对中国女性群体命运的反思和对于中国女性个体生存方式的探索和发现。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展示了几代中国女性的苦难和坚强。其中，祖辈的中国女性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悲剧性格，以弱克刚、以弱御强地反抗命运。峥嵘岁月里的革命女性则冲出旧家庭，投身到大时代的风云之中。但是她们的性别诉求和自我实现被大时代所遮蔽，她们陷入到因自己所并肩战斗的男性的政治沉浮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之中，逐渐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者铁石心肠的中性人。在历次斗争中她们表现了自己的刚性、坚强和忍耐力，同时也消弭了女性雌性的光辉。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披露了一个革命年代被扭曲、异化的女性形象。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杨瑞的《吃蜘蛛的人》和严歌苓的《穗子物语》以中的成长题材透视了那个时代中国少女对生命的困惑、所遭受的精神荼毒，因苦难而成长这样一种生命的历程。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作家的一个创举就是塑造了世界视野里的中国女性———新世纪、新世界中有着全新视野的时代女性形象。在张辛欣的《激情遗址:一个关于80年代的自我传奇》、曹明华《世纪末在美国》和王小慧《我的视觉日记》中，不再有传统女性因袭的精神重负，也不再有“无根”的一代的精神痛苦，有一种四海为家、独步东西的人生姿态，标志着新的女性个体生存观念的实现和中国女性主体性自我形象的确立。

(二)关于个体生存。对于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作家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她们的写作就是围绕着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一个人的逃离，一个人的奋斗，一个人的自我超越而作的。甚至她们的写作本身，也是以个人生存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目的。和国内的女性作家张洁、徐坤等不同，她们并不想承担对于中国女性历史命运和现实生存代言的重负;和於梨华、聂华苓等上一代的海外作家也有不同，她们的创作中也没有“家”、“国”、“寻根”等观念的承载。她们强调个人化的生命历程，个性化的生存体验，对于宏大叙事、政治化叙事有所规避。从其作品的命名，可以看到这样的立场，像杨瑞的《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的个人记忆》、张辛欣《激情遗址:一个关于80年代的自我传奇》，她们所强调的是一种关于女性“个人”的、“自我”的生存观。

(三)关于主体性的个体生存。作为个体的人的目标应是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通过对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到，尽管作者以及文本中的人物形象的生活道路各有不同，但贯穿其中的是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那就是清醒地面对惨淡的人生，大胆地选择个性化人生道路，不断追求和超越，以达到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个性张扬也好，蕴藉不发也好，无论人格和文风，每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在反思了作为前辈的中国女性所走过的道路之后都作出了主体性的人生选择，那就是一定要遵循自己的爱和恨，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二、“女性个体生存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通过对作品的研读可以看出，欧美华人女性作家大多受人文主义和古今文化的濡染，自小读世界名著，有着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学校教育中的理想主义模式，英雄人物的精神感召，少年时代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大无畏精神，鲁迅著作中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思形成的社会批判的眼光等都对其思想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青年时代的大学教育和创作生涯，对存在主义等西方哲学及文艺思潮的接受，作为留学者和学留者到达欧美后的生存困境和其后的奋斗经验使她们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残酷竞争中的真切实践:欧美社会决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狱，是人生的战场，绝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综合的教育和经历形成了她们特殊的世界观和创作观的基础。用这样的参照系来反思母辈的苦难和自己的人生，得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人的主体性理论如此契合的结论，形成了自己主体性的个体生存观。通过对其创作和访谈所作的分析，其主要思想根源来自于三个方面:传统家教中儒家的“有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和人的主体论原则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

她们汲取了传统儒家教育中的关于“有为”的思想:“天生我材必有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她们的思想还和一系列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论相契合。八十年代初期，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了新的人道主义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人的自由解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就必须革命，消灭私有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这种新的认识，理论界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揭示等对当时正值青年时代的欧美华人女性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八十年代，存在主义哲学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作为那时的大学生或自由文化人，大陆出身的欧美华人女作家也不例外。现居美国的张辛欣就因为当时的作品《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存在主义意味受到批判。存在主义哲学家宣称:一切存在的出发点是个人存在，人是通过自由选择来造就自己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是其基本原则。[1]存在主义还强调所谓“主观性”，也就是说，人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主观性”决定着人首先是一种把自己推向将来的存在物。

因此，欧美华人女性作家的女性个体生存观还和人的主体论原则相契合。主体论首先与人道主义思想有关。19世纪中期以后，原来那种被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已很难解释现代社会中人的种种处境与状况，人们也不再满足于仅仅以认识、利用、支配外部世界为目的的一般人生价值。于是，以个体本位为核心的主体性原则从泛人本主义中突现出来。这一原则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主体，因此他的个体生存状态、内心体验和自由意志必须受到重视。每个人都有着内在的主体冲动力，这118是他生命潜能即主体能动性的自发表现。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人的本质不断的自我超越。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把这种主体性具体化为个人的“选择自由”。心理学层次上，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区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人的受压抑了的冲动要求一种转换，即以一种非现实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欲望。种种精神压抑若非通过精神的疾患来发泄，就会通过人的艺术创造和其他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实现来实现。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文学作家的童年记忆和少年的苦难，以及青年时代婚姻的不幸等使得她们有着压抑和转换本我的欲望，按照现实的原则达到对自我的认识，通过自我宣泄即艺术创作实现超我的愿望，最终，达到她们自认为的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潜能的一种人生境界。马斯洛的科学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将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进行了七个层次的区分。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作家通过作品中人物个体生存的过程张扬了种种需要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并通过自身的也是自传人物的特殊经历达到了这种需要的现实实现。这种人的需要的满足形成了所谓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实质上是一种审美体验。把这种经历和体验创作为文学作品，既成为自己的生存之本，又成为一种审美的自我回味，还使之成为一种对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哲学思考，这是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文学作品创作的主观动因。

三、女性个体生存观的具体体现这种女性个体生存观首先在于其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

(一)直面人生，战胜苦难人生是充满苦难的。人的苦难和负重一方面来自物质的匮乏，一方面来自精神的羸弱。其原因既有他者的阻挠、掠夺和摧残，又有自身的迷失、沉沦和自戕。欧美华人自传体作家本着书写本色人生的创作原则，“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3]，避免对现实生活的粉饰和美化，表现为《饥饿的女儿》对自己家族隐私的暴露，《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对前辈女性精神裂变、心灵扭曲的剖析，《别爱苏黎世》对于留学的艰辛和女性的沉沦不加掩饰的揭示。但是，人生是可以改变的。通过个人主观的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就可以作命运上的突破，从而在根本上转变自己人生的航向，这是贯穿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主题。

(二)东方哲学和柔韧刚强的女性形象在对命运抗争和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她们更倾向于中国传统的柔韧而百折不挠的理性行为方式。中国文化强调守中致和，是一种行欲圆而志欲方，外温润而内坚刚的的哲学。对这种哲学的认可和坚守是中国女性虽命运悲惨却坚韧不屈的精神体现。在中国传统女性的集体意识里，既有“认命”的因素，表现为极强的忍耐精神，同时，她们又以自己特殊的行为姿态即极强的柔韧性实现反抗，一种理性的价值实现方式。欧美华人女性自传体作家受这种“中和之美”、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哲学的影响，将中国女性描述成理想化的柔性而刚强的内省化的形象，这种形象极大程度地符合了西方印象里的东方女性镜像，对西方受众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