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文化论文十篇

欧美文化论文篇1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

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欧美文化论文篇2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欧美文化论文篇3

在《现代主义伦理学》中，欧瑟关注的问题是：人性是否生而有之？通过艺术或文学的教化，人类是否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欧瑟通过对文学中“人性”的考察将现代主义纳入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吗？在现代主义时期，人性发生变化吗？具体到文学领域的讨论中，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五位作家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和发展他们的现代主义伦理观点？

欧瑟认为现代主义延续了唯美主义传统，其本质是否认人性的存在。他分析了现代主义最经典、最有影响力的五位大师的作品，试图证明现代主义道德是基于脱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个人意识。他指出笛卡尔哲学的传统之一便是否认人性的存在，并依次梳理了笛卡尔对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从康德、威廉詹姆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莱维纳斯、德里达，一直到福柯。而与唯美主义传统相对的是两大确信人性存在的思潮，分别为“新达尔文主义”（Oser1)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Oser5)。这两种思潮虽截然不同，但都“目标宏伟也具有缺陷”（Oser1)。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品克（StevePinker)。在《白纸一张：现代主义对天性的背弃》一书中，品克阐述了他对“天性与教化”（NatureVsNurture)的这一古老争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有天性的，而且经过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性以复杂的方式预设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可见，品克对人性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欧瑟并不认同品克的人性观，而是推崇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与道德观。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坚持“具体而真实的道德生活”的信仰的复兴（Oser5)。“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一词也在本书中不断出现，指的是与真实世界接触的、并在群体中行使特定道德行为的个体。“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是自然的、真实的、具有目的性的，并且是头脑与身体的统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头脑与身体分离的“现代主义的身体，。从16世纪以来，笛卡尔式对人性的误解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现代主义正是笛卡尔式“头脑与身体分离”在文化上的表现。欧瑟认为现代主义的目的就是用“现代主义的身体”、“美学的身体”、以“头脑里的影像（animageinthemind)”（Oser9)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

厘清了现代主义伦理观的理论源头之后，欧瑟对比了两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和瓦特帕特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两人观点的对立预示了现代主义伦理和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冲突。阿诺德“为人性作了最后一次辩护”，此后佩特的观点在现代主义潮流中独领风骚。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诺德将身体和头脑相结合的行动置于诗歌的中心，提倡从行动中得出“伟大的人类情感”（Oser11)。而佩特却恰恰相反，从大众的人类经验中疏离出来，转向个性化的和抽象的人类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将美德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而佩特却认为，习惯窒息了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所推崇的独特而强烈的经验表达。

在此基础上，欧瑟提出了他最有创见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延续了佩特的唯美主义思想，追求的是“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普遍标准世界相敌对的纯粹的美”（Oser15)，而这最终将导向“虚无主义最后的胜利”（Oser133)。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真正完成现代主义的“道德课题”，唯有建立亚里士多德式的人性观，追求阿诺德所提出的“全面完善的人性”（humannaturecompleteinallsides)(Oser11)。欧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五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解释现代主义“用艺术改变人性”的道德课题，挖掘和探讨作品中的伦理思想，勾画出现代主义唯美思想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第一章“叶芝超越自然”中，欧瑟追溯了诗人早期对象征主义、布莱克和雪莱的探索，后期对尼采、伯克莱和温德汉刘易斯研究，以及形成“存在的统一”（UnityofBeing)的这一美学思想的过程。欧瑟认为，叶芝试图塑造一种“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统一性”(Oser43)，一种整体性的幻象，但却拒绝用自然科学来支撑这种独立的主体性。与尼采一样，叶芝怀疑科学的基础和价值，笃信“科学和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38)。叶芝试图用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来取代科学，从而陷入了笛卡尔主义带来的怪圈。他全盘否定了科学的指导性力量，使个人思想成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他不仅将艺术置于自然之上，也只通过艺术来理解自然。欧瑟认为由于受制于这样的指导原则，在叶芝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物质却不存在了”（Oser43)。

在第二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现代亚里士多德”中，欧瑟将艾略特作品评论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布拉德雷和阿诺德的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欧瑟不仅细致地分析了艾略特与亚里士多德和阿诺德的关系，而且深入挖掘了阿诺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欧瑟把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但丁一样“通过神经系统和血液”与社会相连的诗人，另一类则是与社会毫无联系的“文学流放者”（Oser53)。早期的艾略特应该属于第二类诗人，尽管艾略特的宗教诗却需另当别论。欧瑟借用了布拉德雷对于进化论式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清教徒式的神学伦理观的区分。根据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们的文化常规一般来源于第一种伦理观，而第二种伦理观教导人们疏离于自然，将自我意愿完全交给上帝。欧瑟认为，艾略特的《鸡尾酒会》中西莉亚孤独而“神秘的英雄主义”（Oser63)与爱德华、皮特等被社会所谴责的道德观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两种伦理观的区别。

在第三章“詹姆斯乔伊斯：怀疑主义者之爱”中，欧瑟认为乔伊斯的道德观具有“浪漫的讽刺”的特点，是一种“通向道德权威的健康的怀疑论”（Oser66)。他指出乔伊斯的怀疑论是一种自由形式，它既抵制了将人们导向战争和暴力的狂热，也丰富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尽管乔伊斯大量使用了浪漫主义讽刺，但他追求一种建设性的道德目标，而他的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道德教育形式。在《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中，斯蒂芬的成长经历了初期的自我意识到改良的（refined)自我意识的转变，为作者和读者确立一种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统一的模式。斯蒂芬拥有一种艺术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恰恰是佩特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在艺术的梦工厂中，身体沉睡了”，斯蒂芬完成了“美学洗礼”（Oser69)。如果《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拥有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那么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斯蒂芬已经转变为现代主义的身体。

在第四章中，欧瑟将伍尔夫置于与乔治摩尔及其《伦理学原理》的联系中，来探讨其美学观所蕴含的道德意识。根据摩尔的理论，美的意识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的蕴涵，而“善”则是“意识的一种非自然的特性”（Oser89)，它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善”存在于“对平凡的世界的存在和事物的意识”中，而亚里士多德却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Oser86)。欧瑟认为，摩尔理论对伍尔芙产生了的极大影响，她的几部主要小说都凸显了美学化意识的重要地位。伍尔芙的美学意识是一种“革命性的意志，在涤荡心灵的同时重建人类现实世界”（Oser92)。她相信，只有在美学家眼中世界才是一个美的存在。《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将一位母亲和儿子转变成了紫色的三角形形状，《波浪》中的小说家伯纳德消融了世界和自我的区分，将其融合在“形式化思想的复杂的整体中”（complexwholeofhisformalizedmind)(Oser101)。欧瑟指出在伍尔芙的美学观里，“形式主义战胜了人性”（Oser92)，而佩特的人性观取代了阿诺德的人性观。在伍尔夫的艺术世界里，“艺术的美，因其美本身，超越了对生活的否认”（Oser101)，而这种观点的实质便是以对美学意识的追求而抹煞了真实世界的存在。

欧美文化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美国；法国；国家关系；观念利益；转型；根源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战后，法美既能合作，又有争斗，而法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长期不畏于同美国直接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盟国。法关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事件包括美国反对法、英、以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提出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6年)，提出“缓和、理解、合作”、“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洲”的东方政策；法国公开反对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

欧美文化论文篇5

王义桅曾作为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在欧洲任职三年。其间切近观察和感受了欧洲的现状，试图从文明的角度解读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

“为海上扩张而衰者，是谓海殇。”王义桅在书中这样定义。他认为，海洋文明曾让欧洲称霸世界，却因过度扩张而辉煌难再。

在反思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王义桅提出“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希望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仰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进行纠偏。

“在过去的交谈中，王义桅博士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分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王义桅的这本书“将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令人期待”。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十分欣赏王义桅对于中欧文明关系的评论与思考，“这本书将被寄予极大期待。我希望它能帮助欧洲勾勒出对华政策新蓝图。”

近日，王义桅就欧债危机的文明解读、中国怎样走向新海洋时代，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欧文明关系等问题，接受了《t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是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 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王义桅说。

欧债危机折射的是文明危机

《t望东方周刊》：你在布鲁塞尔任职时曾近距离观察过欧债危机的爆发，并试图从文明的角度解读欧债危机，认为其是一种过度扩张的海洋文明所导致的制度危机，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王义桅：首先，我认为欧盟的创立是因为欧洲海洋文明扩张到了极限，扩张不动了，所以回到欧洲大陆。以前英、法、德、荷、西班牙等国家在海上争夺殖民地，进行过多次战争，后来更发展为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最后已经无法继续承担扩张的代价了。所以欧洲一体化本身也是欧洲海洋文明衰落的一个结果。

现在他们虽然回归到欧洲大陆，却仍带有强烈的海洋文明的基因。欧洲人以前认为，全球化就是欧洲化，后来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首强后，就改为西方化，冷战结束后，又变成了美国化。但无论如何，这还是欧洲海洋文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外延。

欧洲对美国不那么排斥，是因为美国折射了它的成功。美国如今就是西方的代言人，而美国现在在世界上的霸权也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海上霸权- - -用航空母舰把全球管控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个世界市场纳入其体系中。这就是欧洲海洋文明的一种延伸。

再看看欧洲现在的处境，他们回归大陆搞一体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市场地区化了，观念上却还自认为他们代表的就是全球化。欧债危机出现后，他们光靠欧洲大陆又解决不了，不得不把美国人也拉进来，搞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把眼光又放到了大西洋，就是重新走向海洋。所以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处境，都是和海洋文明的收缩和进一步复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欧洲大陆的整体衰落和海洋文明本身的衰落也是密切相关的。以前为什么他们能殖民，能全球化？是因为海上贸易通道不仅成本低，还可以打破陆地上的限制，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陆地上，成吉思汗征战了2300万平方公里，已经到极限了。海洋则超越了这种限制，只要带着指南针，就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海洋国家纷纷崛起。

但随着现在各种陆上、空中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还有新材料的进步，许多产品不再需要笨重的集装箱去运输，海洋在全球化中作为一个载体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当年只要谁占领了海洋，就可以控制世界，但现在你控制了海洋，也控制不了世界。这一切都导致了海洋文明的衰落。所以欧洲作为海洋文明扩张的产物，就随海洋文明衰落而衰落了。

欧债危机背后折射的正是一种文明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其海洋文明的基因。欧债危机如此尖锐的原因，表面上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但为什么其最初不能统一呢，就是因为老百姓不同意统一。欧元设计者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种危机的出现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但是它再怎么一体化也还是有局限性的。面对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庞然大物的崛起，它相对还是一个小的经济体。

更重要的一点是，海洋文明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扩张性，这使他们没有节约精神，没有自律。所以，欧洲的生产能力和它的消费市场总是不匹配。

现在欧盟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表面上是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但是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相对衰落的结果。欧盟可能还有一定进步的空间，它还在扩大，在深化，是有希望的，但是作为整个欧洲大陆来看，显然是在衰落的。它以前是主导世界的，美国出现后，它退而变成想争取世界的一极，而现在连争取这一极都有些力不从心，前有美国，后有新兴国家。

《t望东方周刊》：是不是欧洲重新走向海洋就能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呢？比如美欧自由贸易协定。

王义桅：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他们现在的处境，拓展市场。可能更有利于德国，但对其他的国家却未必。比如法国，要是和美国互相开放市场，它的汽车、文化产业、农产品估计都竞争不过美国。所以法国其实严重拖了欧洲一体化的后腿。现在欧洲一体化就靠德国这个单一发动机，英国则动不动要“闹离婚”。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趁机把欧洲一体化纳入它的轨道里。

《t望东方周刊》：美国在欧洲衰落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王义桅：首先，美国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欧洲的第一波衰落。现在欧洲面临的是第二次衰落，因为新兴国家也崛起了。美国是欧洲中心的终结者，但同时也是欧洲中心的一种延续，它把欧洲中心变成西方中心了，因为美国也讲欧洲的那套普世价值。尽管美国现在已经多元化了，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在欧洲。

其次，美国在二战后，也借助欧洲一体化来阻挡苏联的入侵。所以，美国的支持是欧洲一体化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而北约的存在更让欧洲人不用在意防务了，直接搞经济上的一体化就可以了。但这也同时限制了欧洲只能在经济上一体化，而在军事上不能搞一体化挑战美国。美国需要一个在它所能容忍和控制范围内、并为它所用的一体化。

欧元的诞生实际上挑战了美国，所以在欧元诞生之初，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了，包括这次的欧债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欧洲一体化绝对不能挑战美国的霸权。所以美国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欧洲问题的。如果欧洲衰落得厉害，成为美国的麻烦，那也不符合它的利益。美国认为自己主要的“敌人”和挑战者是中国。它希望欧盟能帮助自己重返亚太，服务于其战略轨道。

海洋2. 0时代

《t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提到现在人类进入了深海时代，又称“海洋2.0时代”，能否说说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欧洲的海洋文明为什么不能适应现在的这个时代？

王义桅：第一个海洋时代的到来是由于指南针、造船术等的发明。海洋只是承担一个海平面的作用，就是承载一种运输交通工具和武装力量的投送工具的作用。欧洲的商业、武力和传教士都是通过海洋扩张到全球的。这种扩张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各国都在走向海洋，而且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也使人类降低了对海洋作为运输载体的依赖。

但是，传统的欧洲海洋文明对于海洋内部的价值开发得并不多。对于海洋本身价值的探索，人类还只是刚刚开始，这就是我说的海洋2. 0。传统的海洋文明在衰落，而一种新型的海洋文明却正在开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在海洋的开发上没有太大的领先优势。在新一轮的海洋开发中，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动力，又是第一大造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赶超。比如现在深海钻井就是中国走在最前面。

《t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是否具有“海洋基因”？

王义桅：中国人传统认为“四海一家”，但这是源于我们的祖先认为天圆地方，我们这块大面被海包围，这种“海”还是局限于内海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大陆文明，所以我们没有“洋”的概念。中国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走向海洋？因为没有必要。天朝无所不有，可以自给自足，所以郑和只是下西洋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后来中国施行了海禁，因为（走向海洋）破坏了内陆的贸易，再加上海盗的滋扰，最后干脆闭关锁国了。

《t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郑和当年下西洋并未留下殖民的脚印，这对于现在中国走向海洋是一种后发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何处？

王义桅：首先，欧洲曾经有过很多殖民地，但是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殖民孽债，导致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欧洲人分享福利，这给欧洲带来了沉重的包袱。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在精神上是清白的。

其次，欧洲以前局限于一种扩张方式，所以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比如希腊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原来的航运、旅游等产业。而在新的深海时代，他们反而船大难掉头，很难转型。而中国因为之前是一张白纸，所以容易后来居上。

还有，中国现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陆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了。这也逼得我们必须往外走，走向海洋，占领更大的市场。另外，如果能在深海中找到新的能源，也可以缓解目前陆上能源的极度短缺。这就是需求产生的推动力。

《t望东方周刊》：那中国走向海洋要注意些什么？能从欧洲海洋文明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王义桅：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海洋文明，我们走向海洋必须要有文明和文化作支撑。欧洲是用基督教作支撑，中国要用什么？是否能挖掘并放大我们传统文明中的“海洋基因”？

但是我们不能重复欧洲走向海洋的老路，以为走向海洋就是争取海权、扩张海军，着眼海底资源，秉承赶超思维，只能将中国拖入与现有海上霸权美国的对抗之中。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与相关国家）在海上协作分工，维护共同利益。

中国走向海洋也不是简单的复古，因为我们以前的海洋基因是狭义的“海”的基因，靠海吃海，但现在是深海时代，“洋”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去实现转型升级。现在的南海问题，就是因为海洋上的游戏规则我们根本还不会制定。这个如果不跟上去，走向海洋是走不远的。

另外，现在海洋文明本身就在转型，而中华文明又要从内陆走向海洋，这就面临双重转型，这是对中国走向海洋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 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中国悖论”

《t望东方周刊》：你曾作为驻欧盟外交官在布鲁塞尔任职三年，据你观察，欧洲人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印象？

王义桅：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欧洲人还是非常尊重中华文明的。欧洲文明中虽有着东方的比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的因素，但中华文明对于他们长期以来却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所以有距离感，感到很神秘，也很敬畏。欧洲人的触角曾延伸到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诸多区域，很多文明都被它殖民过，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所以，也有欧洲人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他们是一种挑战，甚至是威胁，因为他们搞不懂，也征服不了。

现在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欧洲人本想把它也纳入其普世价值体系之中，但后来发现中国作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也可以实现现代化，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经济持续繁荣。

2010年初，欧洲人中开始流行一句话：“看起来中国模式还真起作用了”。他们以前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迟早会崩溃，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中国走的是和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他们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市民社会，等等。

18世纪，欧洲曾兴起中国热。以伏尔泰、莱布尼茨为代表，对中华文明极度崇拜。因为那时欧洲经历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他们想要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但从其自身难以产生动力，而当时中华文明能给他们启发。后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曾经批评了这群人，认为他们为了自身的需要，把中国神化了，把中国坏的、落后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但不管怎样，当时的人们都清楚他们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典型来刺激西方的变革。现在也有一些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如今非常成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上反差非常明显。

比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以前我们很辉煌，但是那是“昨日辉煌”，现在中国才是真正的辉煌，创造了奇迹，这就显得美国梦、欧洲梦都黯然失色了。所以这些人对中国崛起、中国梦还是很警惕的。

事实上，中国崛起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大国之间此起彼伏的循环。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中国崛起也不是以完全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庞大文明体的复兴，这是西方人从没遇到过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来源，但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之所在。

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

《t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那么你认为中国今天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欧洲文明？

王义桅：我之所以说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被欧洲打败了，就由“天下观”变成了“民族观”，观念里只有东西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把我们的思维局限了。事实上，现在除了“东西”问题，还有“南北”问题。不能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过，就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对人类文明作者出更大的贡献，对文明有更大的担当，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东西南北”一起考虑。

如果我们不破除仰视欧洲、崇拜欧洲的神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自觉，也认不清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梦很简单啊，就是拥抱普世价值，按照西方的思路改革就可以了，有这么简单吗？欧洲人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了，还能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吗？所以我们应该破除这种路径依赖的思维方式。

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首先就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角度来看待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反思我们超越170年来的纠结。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绝对不是“接轨”。如果你长期以来仰视西方，会把它的东西当成自然的。现在很多人就把西方的理论照搬过来套用，但那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中国的复兴是一种原生文明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实现全球化、现代化，它有恢复历史的因素，也有面向未来的因素，还有当下的复杂因素，西方的那一套东西难以涵盖中国今天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复兴要有文明的担当，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它对于整个人类的贡献和价值都是巨大的。

我所说的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是指要超越欧洲近代以来的文明和它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实践，重新认识中国今天的发展对于东方、对于世界未来和全球化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明方面的启示。

在改造的基础上，我们要重新挖掘我们的原生文明。以前我们否定过的东西可能又适合人类的发展了，也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发展。

更进一步说，我们要回到世界，明白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未来趋势。

以前我们研究欧洲、研究西方，都是简单拿中国来比较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把欧洲现在的处境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然后再看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这是个三角形的关系，都要经历人类历史这个共同媒介。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已。应该回到人类这个共同的主题，而且要更加关注人类的未来，即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才是文明的担当。

长期以来我们学习西方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我们国家不独立、不富强，所以我们缺什么就去学什么。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首先要搞清楚它文明的精髓是什么，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去学习。我们现在相对能够平视西方，能心平气和、兼收并蓄地学习了。不是说不学，但是欧洲人也在学我们，大家都要相互学习。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足以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要创新、转型发展。创新是面向未来的，谁能抓住新一轮的创新，谁就能引领下一轮的产业革命。

《t望东方周刊》：如何在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规避可能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王义桅：鸦片战争以来，也有人认为西方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孔子也有民主思想，天朝无所不有。我认为这显然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所以对待西方不能是情绪化的一种反应，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一概排斥，这都是太极端的方式。我们现在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

中华民族5000年来，受过两种异质文明的重大影响。一是东汉末年传入的佛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也是被排斥的，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自信而成功地把它变为中国的佛学和禅宗了。第二种就是西洋文明，从明末开始传入，那时候还是小打小闹，直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冲击，及至甲午战争，这种冲击更巨大，因为我们不仅被西方打败，还被西方的徒弟日本打败，所以全盘西化的思想就开始流行。

欧美文化论文篇6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有”版权所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欧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自民族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文化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4-0193-02

引言

文化相对主义，是Fran boas提倡的对异文化的一种看法。所有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是对等的，应在相对自己文化结构的基础之上去看待异文化的结构。在观察某文化现象时，不是以局外人的价值观来判断，而是理解其文化现象的价值观，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个文化。

这就是各自文化虽有其独自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但是，文化是没有优劣，相对地存在着的这样的一种中立的，非评价的想法。是站在理解对方的文化内容的立场上，不是抱有本民族中心主义中，自己以外的文化都视为“劣质、落后、错误”等的价值判断标准。基本上包括两个观点。一个是道德=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再一个是知识的相对性。一般，被广泛提到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指前者，也被称呼为逻辑相对主义。

一、日本的欧洲中心主义

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与其他的非欧美文明圈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不仅没有直接处在欧洲列强的统治之下，而且迅速地吸取欧洲文明，成为了与欧洲各国并列的列强之一。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日本中上流阶层的文化有相当大程度的欧洲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美利坚合众国强有力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下，日本重新整顿，文化也全部转变成欧美的。

随着东亚各国和印度、拉丁美洲的经济显著发展，日美欧的经济、政治地位逐渐下降，但是，欧美和日本到现在仍有很强的文化、技术影响力。现在欧美的大众文化还相当程度地吸收非欧洲发源文化要素。

二、自民族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

所谓自民族中心主义，就是以自己所属集体文化最正确为基准来判断其他的文化。也有很多写成片假名エスノセントリゲム。也包含没有觉得自己文化是多么的绝对，但一旦遇到异文化时，变得以自文化的价值观来判断。譬如，进军外国的企业社员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定时回家，就会觉得这个国家的人很懒惰。也被叫做自文化中心主义。

文化普遍论：

文化是有共通性的，以一个价值标准就能判断所有文化的优劣，可以区分文化的优劣和高低。在“异文化理解”中，这个普遍主义大有意义，那是由于，它是在西欧的近代事物观？世界观中为了巩固理解异文化这个框架而设定的。但是，在近代文明中，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又动摇着普遍主义。

三、文化相对论

（一）文化相对论的由来

在19世纪20年代，以Fran boas为中心美国人类学家源于对西欧近代一元支配的批判和异文化的“发现”，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

形成真正的学问、思想形态是在19世纪30年代。文化相对主义是被本尼迪克特们提倡，然后逐渐变成人类学文化观的普遍潮流，更广泛地影响美国的知识社会。从20年代到30年代，作为反应人种问题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矛盾的文化相对主义，经过顽强的抵抗，成为了一种社会舆论。

产生文化相对主义最主要原因是对西欧文化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慢慢发觉“西欧的没落”，也不断地发现非西欧文化的价值。作为甚至尊重“未开”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独立性的相对价值观，成为时代的思想被广泛的接受。

（二）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

1.作为对抗西欧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多样性主张

2.各文化“自律的独立价值”

3.行为和事物价值所必需的“文化内容”

4.人类和社会平等主义的研究

5.“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差距”的否定

6.不存在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

7.对异文化的宽容

（三）文化相对论的问题点

1.极端文化相对论包含着自我矛盾，如果文化彻底相对的话，就不会存在人类共通的价值基准，就不可能对异文化相互理解。

2.文化相对主义承认其他文化的这一说法，通常在否定和其文化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更鲜明地展现出和其他文化差异的同时，就会陷入不承认自己文化细微差异的危险中。

3.就普遍的人道等观点来看，文化相对主义也有不完备的地方，以固有文化的价值为挡箭牌是抵挡不住抑压（在伊斯拉姆的人权侵害）。

4.有容易僵硬地划定“自文化”和“他文化”的结构，表面上规定不能进行优劣之分，却容易陷入强调对方文化奇怪方面这样的批判。

5.相对主义不是拥护各自的文化、思想、习惯等的姿态，而是彻底排除存在其中的偏见研究的方法，因此，拥护文化相对主义的人未必支持非伦理习惯。

四、对异文化日本的横向态度

纵向态度：日本由于至今仍有很强脱亚入欧思想和崇拜白人的态度，因此以欧洲文化为第一，其次为日本文化，最后为发展中国家文化的顺序歧视亚洲诸国的文化。

横向态度：欧洲文化、日本文化、发展中国家文化处于平等地位，没有优劣之分。

日本人在异文化交流中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理解单纯地以优劣评价文化差异的危险性，应培养对异文化的“横向态度”。在向世界倡导日本文化的价值时，应该意识到文化相对主义对应在什么地方。

五、反文化相对主义的动态

（一）反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

文化相对主义认为应保存“未开化社会”原有不变的状态。但是，文化、社会特别是在近代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未开化社会”的人们也期盼生活质量的提高，憧憬近代生活的便利和技术的进步，也期待变化。从殖民地获得解放的新兴国家，开始批评文化相对主义把他们的文化控制在传统和殖民地的框架中。

1.第二次大战后，特别是在美国对文化相对主义产生了质疑。此时的文化相对主义批判是虽承认其基本部分的相对性，但却拯救不了世界，人类有必要完成普遍的价值和目标，而其模型是由“我方所有”这一乐观主义形成的。

2.50年代以后，这样的文化相对主义批判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昙花一样迅速地凋谢。

3.到70年代后半期所显露出来的反文化相对主义动态中，特别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在伦理方面的反文化相对主义变得强大起来。

4.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反文化相对主义者主张的最大特征是批判文化相对主义为逆歧视这一点，逆歧视论有以下观点。

（1）一度影响着批判人类歧视论的文化相对主义，由于对西欧近代“未开化文明”的过度拥护，以至于变得歧视西欧文化。

（2）非西欧文化、特别是从技术上处于劣势的“后进”社会的立场来谴责西欧文化，相反却变得歧视其文化。

（二）反文化相对论动态的原因

到现在过多地宽容异文化，在这基础上，不知不觉地就会夸大“他们”的优势，造成自文化的权威崩落，反过来就是变得歧视“我们”，这样的状态不能弃之不管。

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成为支配西欧近代文化的警钟，不过，现在似乎有很多人支持它逐渐激化成逆歧视这样的主张。今天美国人类学者或更为广泛的知识一学问领域提出了怎样能从“相对主义的地狱”摆脱出来这样的提问。伦理方面的反文化相对主义，开始触碰日美关系的底流。

欧美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欧债危机 政治经济学 研究综述

一、关于欧债危机的成因

（一）外部原因

从外部根源的经济因素来看，虽然考特赫里（cottarelli）和谢克特（schaechter）认为，欧洲国家债务水平总是在困难时期逐步上升，却没有在繁荣时期下降，因此主权债务危机是此前长期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所积累的结果，而不应该归咎于金融危机。但中国学者普遍将国际金融危机视为欧债危机的直接形成原因。宋国友认为，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刘洪钟也指出，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触发器。两位学者将欧债危机放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将之看作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欧洲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但是，并没有深入挖掘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之间的传导机制。对此，扈大威回答了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政府税收减少，资产泡沫破裂，迫使私人经济部门实行去杠杆化。在私人部门债务向公共部门转移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激增，主权债务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延伸表现形态。

从外部根源的政治因素来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王晓丽认为，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由于其具有的广泛影响力，降级活动本身进一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余维彬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认为，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有可能存在国家战略意图。但他并未就此继续探讨下去。黄河和吴兴唐分别在两篇文章中将这种国家战略意图的矛头指向美国。吴兴唐指出，欧债危机是美国推行经济和金融霸权的结果，目的是打压欧元，进一步巩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河将这种霸权行为具体化，美国评级公司利用其“特许经营权”攫取了全球金融资产定价权，使其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通过这些大搞虚假评级的巨头不断扩张其经济帝国的霸权，三大评级机构也已成为美国经济霸权和金融战争的锐利武器。

（二）内部原因

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不禁发问：为何债务危机在被人们认为社会发展最好的欧洲爆发？同样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威胁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爆发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研究从体系层次引向单元层次。在单元层次上，学者们主要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一个是欧盟层面，一个是欧元区各成员国层面。

就欧盟层面而言，主要有“治理结构缺陷说”、“财政纪律缺失说”、“法律条款缺陷说”和“一体化过快说”等等。“治理结构缺陷说”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指出的问题，85%的文章都提到了这点，即欧元区在实行统一“货币”时，却实行分散的财政政策。这被多数学者认为是此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源。保建云认为，由于欧元区货币政策归属于欧洲中央银行，但欧洲央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大国，即法德等国家，而小国仅仅只有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何帆认为，存在“成本外溢”机制，其一成员财政扩张所引发的通胀成本将由经货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共同承担，这种成本分担方式使欧盟成员国具有强烈的预算赤字动机。但是，这种“赤字动机”是否必然导致小国就会大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了呢？欧盟在运行过程中，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并对此作了法律规定，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该国gdp的3%，该国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之0.5%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规定是否能够制约各成员国呢？“财政纪律缺失说”和“法律条款缺陷说”对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刘兴华回顾了近二十年德国财政政策的历史后发现，2002年～2005年，德国均超过3%和60%标准，其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在2005年修改了《稳约》，给欧盟约束规则带了个坏头，也给其他国家违反规则找到规避的借口。周茂荣也认为，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财政纪律执行不力，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检查机制。刘洪钟认为，《稳约》中的“不救助”条款

一直是欧洲政策的核心，这项条款主要为了威慑和遏制成员国激进扩张的财政政策行为，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各国最终采取了救助行为，违反了条款，也使其失效。部分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认为问题出在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由于成员国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相同，当年扩展过快过大。孙杰甚至认为，由于各国从货币一体化中获得的收益是不同的，因此差异甚至扩大了。对于当时为何扩展过快过大的问题，丁纯认为，欧洲一体化更多地是由政治和安全因素决定的。政治收益的考虑超过经济收益是欧洲加速推进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从危机爆发的外因和欧盟层面的原因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治理结构的缺陷双重作用下，欧元区部分国家试图采取大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缓解经济压力，并且，在表面上完美制度设计背后的监督松散性和法律条款的缺陷又使之成为可能，欧债危机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制度缺陷中爆发了。但这其中，仍旧有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欧元区小国的政府税收为何得不到增加，政府支出又为何减不下来呢？学界对此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希冀于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内制度层面。

在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特别是出现问题的南欧国家的研究过程中。“竞争力”是所有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切入寻找原因，落脚点都是回答“为何南欧国家竞争力下降的问题”。事实上，“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竞争力”也正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学者们对欧债危机的国内根源研究比较丰富，有“经济结构失衡论”和“选票绑架论”以及从中引申出的“高福利论”。 “经济结构失衡论”是学者们认为的国内根源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冯伸平认为，欧元区内部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魏民指出，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西方发达国家经历“去工业化”之后，已基本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此时，虚拟经济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难免对一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为何在南欧国家得以确立呢？学者们进一步作了探究。虽然以德国为首的国家采取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主导经济模式，但是，南欧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来自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吴兴唐就指出，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金融无限扩张的“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近20年来，美国竭力向欧洲推行美式“新自由主义”，改变欧洲原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核心内容，欧盟国家的金融体系逐步而深度地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虚拟资本体系。陈凤英指出，这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极致化。而这种“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消极影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所以，在南欧国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方面，学者们将其归结于英美经济模式扩张的结果。“选票绑架论”和“高福利论”从南欧国家民主制度中寻找原因，认为南欧国家的政治家处于选举需要，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增发福利、取悦选民。这种福利的增长把目标指向法德等发达国家，但经济实力却基于极大的不平等性。曲星认为，西方国家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零和博弈损害了公共效率，民主政治异化成选举政治，导致工资和福利过快上涨，从而引发危机。张建国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欧洲目前人口的老龄化严重，已深陷“高福利、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的怪圈。来永红甚至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民主危机”、“政治意志危机”。冯仲平将这种福利制度与经济竞争力下降联系起来，“维护高福利就意味着保持欧洲产品的高成本，其后果则是欧洲国际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因此，一方面，南欧国家的发展日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远高于自身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南欧国家的竞争力自然就下降了。

从这次学界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呈现逐渐全面和逐步深化的特点。对于任何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是一两个学者就能够研究透彻的，欧债危机的成因也不例外。虽然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完全遵循上文外部环境——欧盟层面——国家层面的

辑，但是能够发现，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是越来越深入和越来越广泛的，每一位学者都试图回答既有文献提出的问题，或者既有文献忽视的方面，或者针对初步解释，通过研究提出更深层次的解释。这样，虽然，每一位学者做出的贡献有限，但是综合起来看，对于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目前已经能够呈现出较为完整和全面的图谱，为以后学者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无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争鸣不断。以上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并没有包括所有学者的观点，不少学者在新的研究过程中对既有解释提出了质疑。比如，针对有学者提出，高福利经济制度是根本原因这一观点。戴炳然反问：为何社会开支最高的北欧国家受危机影响反而最小？对此，林德山、吴兴唐、王鹤等学者都对此作了回答，福利制度本身并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福利制度管理出现了问题，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制度不相匹配造成的。再者，针对绝大部分学者认同的“治理结构缺陷说”，孙杰和孙少岩的两篇论文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孙杰认为，从表面上看，此次债务危机似乎印证了此前流行的有关欧元区制度安排中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的观点，即欧元区统一了各国的货币政策，但是各国的财政政策依然各行其是、不受约束，最终酿成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然而，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也即是这一观点，将学者们的专注点从“欧元区治理结构”转向隐藏在其背后的欧元区制度的松散性。孙少岩则是通过与西非法郎区进行对比以及深入分析欧债危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后发现，这并不能充分解释欧债危机的爆发。另外，刘程基于新三元冲突理论解释了其不赞成“过度消费论”的观点。这些学术争鸣使得学者们对欧债危机成因的解释不断地运用新视角和迸发出新观点，对于中国学术的成熟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理论工具运用丰富。学者们在本次对欧债危机成因的探讨过程中运用了多种理论工具进行分析，包括霸权稳定论、霸权依赖论、权力转移论、公共利益理论、马克思主义一体化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币缘政治理论和小国开放经济理论等。过去，对于问题研究，中国学者较少借用理论来做分析框架，更多地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根源，使得研究缺乏理论支撑，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观点的说服力。而在本次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既有理论解释中寻找原因，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当发现既有理论存在缺陷或者无法解释某一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对理论进行修正，甚至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这是一大进步。这首先要归功于近年来中国学界引进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懈努力。其次说明，中国学者的理论自觉性确实在逐步提高。

三、关于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的影响可以分为当前影响和长远影响。学者们对当前影响的研究，包括经济方面：冲击了欧洲金融业、拖延经济复苏、股市和汇市过渡动荡、通货膨胀。政治方面：极右翼政党崛起、疑欧主义发展、政府间主义力量加强、民粹主义泛起等等。由于当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不会对欧洲主流政治和经济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因此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笔者主要考察欧债危机对欧洲和全球产生的长远及重大的影响。

（一）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关于长远影响，首先必须回答两个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1）欧元区会不会垮台？（2）欧洲一体化进程会不会倒退？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西方，“倒欧派”明显略占上风。“倒欧派”认为，欧元有最终崩溃的危险。他们甚至公开争论欧盟解体的可能性。美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说，欧元区消亡的日子可能已经屈指可数。相反，中国大多数学者对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几乎没有唱衰欧元区与欧盟的论调。学者们均认为，虽然，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欧元不会垮台，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会倒退。何帆从制度成本的角度认为，一国退出欧元区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法律、技术方面的障碍，而这不是希腊等欧元区小国能够承受的。更多的学者从政治战略角度为这种观点提供依据。比如，宋新宇认为，欧洲货币一体化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背后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赵柯认为，欧元的创建在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工程，对国际政治影响力的追求不可能使欧元区走向解体。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欧元前景的悲观态度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思考的，而中国学者更多的从政治角度来思考。货币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然后才是经济问题。正如德国总理莫克尔所强调的：“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学者们多从历史角度来看当下的危机，认为，危机将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比如，赵怀普认为，欧洲一体化大势总体依然向好，欧债危机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更深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这更深一体化应该就是一些学者认为的财政联盟道路。戴启秀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了欧盟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不断克服危机、不断制度创新和建设的过程，这次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还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冯仲平认为，一体化难以共同推进，随着成员国的增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一些国家先走一步，其他国家则等条件成熟后再跟上。他认为，“多速欧洲”是未来趋势。张健也持这样的观点，不过，他更精确地用“双速欧洲”指代欧元区和其他欧盟国家之间不同的发展速度。陈新、熊厚则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认为，欧债危机无疑将促使南欧国家向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靠拢。（二）对国际货币竞争格局的影响

在探讨了欧元区发展前景之后，下一步便是重新评估欧元在危机后的国际地位问题。自从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和提供世界货币流动性的相互冲突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欧元的创建被认为是对美元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那么，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对欧元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的地位是否仍持这样的期盼呢？换句话说，欧元是否还有实力挑战美元？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否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未来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可以依据欧元是否还能对美元形成挑战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

乐观派以高倩倩、郑建军和宋国友等学者为代表，认为如果欧盟能够处理好此次债务问题，欧元仍然能够对美元形成挑战，多元货币格局将形成。高倩倩和郑建军认为，从短期来看，欧债危机以来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还是相当温和的。宋国友认为，在欧债危机期间，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受到损害。当前欧元相对美元的地位不仅已经恢复到了债务危机之前的格局，还有所增强，欧元仍可对美元形成事实上的挑战。王东则从反面美元地位的下降角度，认为，由于同样遭受主权信用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并不比欧元好到哪里去。魏敏同样认为，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实际是在为美元的最后垮台挖掘坟墓。

悲观派以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为代表，认为欧元区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由于欧洲缺乏霸权国家所具有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向财政金融信用体系赋权的政治力量，这大大限制了“法兰克福一布鲁塞尔共同体”拳脚施展，使欧元圈从地缘纵深到币缘纵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两方面都暴露在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垄断军事力量（地缘）和垄断币缘力量（“华尔街一华盛顿共同体”）面前。他们认为，欧元从属于美元的结构将使其无法取代美元。乐观派与悲观派虽然表面上持不同态度，但实质上只是强调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一方认为很有可能，另一方认为难度较大。悲观派之所以更担忧欧元的国际地位，是其更关注货币的政治逻辑的结果。王湘穗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提出“币缘政治”概念后，货币的权力属性日渐为学者们所认同，并且“币缘政治论”在此次欧债危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湘穗指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金融化的过程。币缘政治的主要政治目标在于于己有利时维持国际金融秩序，于己不利时修改或改造金融秩序。币缘政治的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由此可见，货币背后的权力才是影响欧元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而权力最主要由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在这两个方面，美国仍然遥遥领先。这样看，兰永海等学者的担忧不无道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美国利用国际评级机构打压欧元也是此次欧债危机的重要外因。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学者们也比较谨慎。李晓、冯永琦认为，一方面，现阶段中国已成为现行“美元体制”的主要支撑者，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何过激的“替代方案”都不符合中国的切身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人民币仍不具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个条件——稳定的币值、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高的透明度。张谊浩、裴平、方先明认为，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还有一些学者担忧，美国打压欧元后，下一步将针对人民币。兰永海提醒我们，近两年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只是美国全球战略刚拉起的序幕。

（三）对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新一轮关于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格局的讨论又再次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金融危机期间，学者们热烈探讨了美国是否走向衰弱。而此次欧债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开始探讨欧洲是否正在衰退。针对这一问题，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困境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衰退，也不意味着欧洲势力的降低，世界仍然将走向多极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正在衰退，多极化将难以形成。对此，来永红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将形成分散化和碎片化的“零极时代”。而王义桅认为，世界将蜕变为两极化：美国代表发达国家，中国代表新兴国家。

综合学者们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国际权力分配方面，学者们均认为，（1）新兴经济体的地位相对上升。学者们为这一论断赋予了很多词汇，如“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投资格局已经并且继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大国的全球影响力趋于上升”；“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和改革议程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影响力不断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等等。但同时，学者们深刻认识到，（2）虽然发达经济体的地位相对衰弱，并且欧债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发达经济体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一论断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论断是相同的。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权力分配变化时，与2008年相同，较少有实证分析类的文章，学者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各国实力，绝大多数论文仍旧是策论类的，这导致此类论断缺乏科学性。在没有具体数据和缺乏实证研究的情况下，“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论断更多出于学者们的主观判断。同样的，我们知道，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也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影响，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隐性的债务问题。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地位是否相对上升需要运用科学工具提供使人信服的数据和资料。否则，对于国际权力分配的研究将仍旧模糊不清、深度有限，对于进一步的国际格局的预测也就更难以进行下去了。

另外，学者们的推理逻辑也存在一些问题。仅从欧洲经济的衰弱就推导出欧洲正在衰弱，仅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发达经济体就推导出新兴经济体地位正在上升是欠妥的。一国的上升或衰弱是一种实力的综合体，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学者们从债务危机推导出经济衰退，进而推导出国家衰退的逻辑是不科学的。欧洲经济实力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其仍旧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其科学技术、政治模式、国际影响力、软实力等其他方面仍然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

四、结语

欧债危机远未落幕，中国学界对欧债危机的探讨也仍在进行。从近三年学界对欧债危机的研究状况来看，应该说反应是及时的，议题是丰富的，成果是全面而深入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锋明显增多。但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较少透过本次危机反思既有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是借用理论解释事件，对于事件解释后重新反思理论的逆向做法较少。学者们并未借此机会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重新解释、修正和充实。学者们也较少运用建构主义或非主流理论对欧债危机的成因进行解释。在问题类研究中，就事论事仍是主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比较松散。第二，研究的科学性不足。上文已提到，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主观判断层面，而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特别是对于欧债危机这类更偏重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实证研究、定量研究和数理统计类的论文在国际政治期刊中并不多见。这说明，中国学界在研究的科学性方面仍

需要下大功夫。第三，研究的逻辑性仍需提高。对于某一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呈因果关系，某一自变量是否是因变量的主因等问题，是需要通过大量事实来提供依据支撑的。而这又需要第二点所提到的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以及更多的客观研究。

欧美文化论文篇9

三大问题谈而无果

在会晤中利用多种场合，试图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是有关相互尊重和彼此平等的问题，欧盟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应该具有远见卓识。而欧盟也承认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很重要，并承诺将继续朝解除禁令的目标努力。尽管如此，中欧双方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似乎还没有超出以往的立场。就在同欧盟主要领导人举行会晤前，欧洲议会曾表示，在问题得到改善前，欧盟不应解除武器禁运。

人权问题是此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一个重要内容。本届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总理万哈宁还同总理就有关死刑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的讨论。德新社援引总理的话说，中国愿意同欧盟讨论人权问题，但是这样的讨论应该同贸易严格分开。尽管中欧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对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都不持异议。双方都没把继续谈判的大门堵死。

解决中欧贸易不平衡、促使欧盟尽快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此次中欧峰会的另一个实质性议题。目前，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中欧贸易应该建立在平衡和互惠的基础上，这是防止欧洲公众对中国经济崛起反感的关键，也是防止欧洲对华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和失业日益严重的核心问题。此外，中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也给欧盟带来巨大损失。保证，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整治力度。中欧关系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中国希望欧盟尽早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解决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也符合欧洲的自身利益，越早越有利。希望欧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展示远见卓识，独立自主地作出正确的政治决断，为中欧关系发展扫清障碍。

“中国”深入欧人生活

布鲁塞尔几乎每天举行研讨会，而大部分都与中国有关。在每一个场合，只要中国外交官一出现，马上就有人围上来，并成为交谈中心。中国驻欧盟使团关呈远大使称，在布鲁塞尔工作的这几年，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实力在增长，不仅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增长，还有文化、理念也得到了国外的认同。

今年4月底，马歇尔基金会在布鲁塞尔组织一次研讨会，欧美双方来的都是“重磅人物”，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琼斯将军以及下届美国总统热门人选共和党参议员麦卡恩、上届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等人。讨论的主题本来是欧美关系，却专门辟出分会场讨论中国。会议开始前一刻钟，就已座无虚席，准点前来的只好坐在外面。与会者们品着咖啡，讨论着欧盟对华军售解禁、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快速发展等严肃问题。会议的主讲人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库珀会后说，现在世界上几乎什么事都离不开中国，欧美关系研讨会来讨论中国问题顺理成章。

10年前，欧洲人主要谈论的是如何到中国投资设厂，10年后，欧洲人却在研讨如何吸引中国投资。而且为了吸引中国企业，一些配套设施开始兴建。如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正在筹建中文学校，以解决中国商人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

的确，中国正在成为欧洲的一个中心话题。这里的报纸电视，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消息。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也是中国问题。一位欧盟官员对媒体说，他每次与朋友聚会，总是免不了要谈到中国，因为“中国”这个词已深入到欧洲人的生活。就连欧盟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务高级代表索拉纳访问南非，也要讨论中国话题！

对华态度具两面性

这些年，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看法在变，变得更加全面、更加务实。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又对欧洲已有的经济模式及社会结构带来一些冲击，这让不少欧洲人对“中国龙”的腾飞产生一些疑虑和防范心态。

芬兰在传统上一直对华比较友好，但最近人们开始讨论“中国现象”，说的是芬兰企业将生产部门迁往中国，又将产品卖回欧洲，对欧洲的就业造成很大冲击。芬兰公众舆论关于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批评的声音在增强。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客们的决策。舆论对中国表示担忧的声音越来越大，这并不只是发生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保守国家”，也开始出现在北欧等“自由国家”。一位欧盟官员甚至私下表示，“不无夸张地说，中国要把我们吃掉”。

受中国的影响，欧盟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加强，越来越趋于保守，甚至有人叫嚷“欧盟也要对中国说不”。如今年欧盟对中国皮鞋采取了临时性反倾销措施，中国继续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这种趋势的蔓延，的确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其实，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完全市场地位等中欧之间的敏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公众舆论就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欧洲议会关于欧中关系的决议认为，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中，保护主义措施是不灵的，会限制自由贸易与消费者的选择，可能导致商品价格上升，甚至会导致一些欧洲企业倒闭。

据专家分析，造成欧洲人对华态度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欧洲传统福利体制面临来自外界冲击，人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二是寻找卖点的媒体推波助澜；三是中国本身存在一些结构问题，如恶性竞争出口、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还有不少需要完善之处。对欧洲人而言，保证获得经济利益，要求遵守国际规则等，是他们与别的经济体打交道时考虑的首要目标。欧盟近来密切关注中国在非洲、拉美等地的举动，最怕的就是中国人垄断资源，不按国际规则办事。因此，欧洲人希望将所关注的话题纳入法律轨道，比如要与俄罗斯、中国启动关于新合作框架协议的谈判，以便今后“有法可依”。有学者称此为欧洲的“规制主义”举措。

在欧盟内部，始终认为中国对欧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他们始终将两者放在一起考虑。这其实道出了欧盟内部对待中国的真实思路，那便是既合作又防范。

欧中关系受美制约

在过去的几年间，尽管贸易往来仍蓬勃发展，但欧中之间的政治关系却正在失去动力，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在进入一种更加复杂化的新阶段。

欧中有多方面利益关系。概括地说，欧盟对中国的利益定位是经济贸易利益居首，战略利益居次。这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欧盟国家悠久的经贸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欧盟对外政策。从现实需要来说，欧盟大多是福利国家，要维持和发展这个体系，经济发展是重点。正因这样，欧盟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表示欢迎，因为中国发展已为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注入新动力，欧盟各国都想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这并不是说双方在经贸关系上总是利益一致。欧盟一方面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出口经常设置障碍。

欧盟对华的战略利益居次要地位，地缘政治因素是关键。欧盟远离中国，没有直接地缘利益之争。欧盟迄今为止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作为一个整体，欧盟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因为近年来欧盟的大扩张，进一步的整合尤其在政治和战略上整合有相当大的困难。如果不出现一个强大的“外敌”，欧盟的战略一直会处于一种防御的方式。只有当欧盟作为整体遇到一个强大的“外敌”时，进攻式的战略才有可能。从这点来说，欧盟对华战略考量和美日等国不同。美国既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也在亚太地区有全方位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日本更是和中国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但一旦美国因素出现时，欧盟对华关系的战略考量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欧洲的对华政策不断在向美国靠拢。在欧盟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方面，和美国一样，欧盟近来也盛行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根据这一说法，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但中国崛起的内政外交的方向则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和中国交往，尤其是经贸交往的同时，必须用各种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其有可能朝着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欧洲议会的决议称，欢迎美国倡议举行的美欧战略对话以应对中国崛起，鼓励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协商。在去年中国出台《国家法》之后，美欧有关中国的战略对话已形成机制，定期举行。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

战略合作不可或缺

尽管如此，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快速发展除了双方互利的经济利益所驱动外，最近多了一个驱动因素，就是他们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持谨慎的态度。中国的崛起被欧洲的许多领导人看作是世界更加多极化的正面迹象。所以，无论对欧洲还是中国，双方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和发展，都能确保共同的利益。目前，欧中在外交等20多个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对欧洲来说，在这项事关欧洲各国人民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应该制定一个“中国战略”。

首先，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应该有一个共同价值的平台；其次，在达成一致的问题上与中国制定一项真正的结盟战略。中国在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等项目上给予欧盟的支持表明，中欧联手推动重大项目是有可能的。

欧美文化论文篇10

一、 欧美文化内涵中的英雄主义

欧美英雄主义思想的诞生和心理意识因素及宗教因素有直接关系。《圣经》指出，人类经常迷失自己，需要得到上帝的救赎和指引。欧美人的观念是：能力与责任成正比，有多大能力就要担负起多大的责任。美国是超级大国，他们认为自己要承担起拯救世界、保护人类的重任。当国家、人民面临危险时，是英雄就一定要勇敢站出来。英雄的价值观及使命感在欧美地区根深蒂固具有其宗教因素。

最先移民美洲大陆的英国人都是清教徒，他们受到宗教的迫害，在新大陆上建立起自己的美好家园。清教徒崇拜上帝选择论，遵守严格的教义，他们以非凡的宗教热情及对未来丰富物质的渴望，只用200年的时间，就将蛮荒之地建设成超级大国。这些深层次的思想意识对美国英雄主义理念有重要的影响。另外欧洲拥有源远流长的骑士精神，以拯救他人为已任，进而体现出英雄主义文化理念。所以欧美英雄总是表现出正义使者或救世主的姿态，并得到其他人的赞美与欢呼。

在心理意识方面，英雄主义文化显示出危机感和对死亡的惧怕，人的人生观及思维模式会受到意识的影响。从古到今，人类都惧怕死亡的威胁。因此，人们会被为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勇气而感到震感，并将其视为英雄。在较长时间内，美国的危机感在英雄主义文化方面有所体现。在殖民时期，美国人生活在殖民与宗教压迫的环境中。现代时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美国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军事大国。然而在强大的表象下，危机不断酝酿与发生。人们思想意识中潜伏着不安定因素，如科技导致的危害、自然灾害以及敌对国带来的威胁。这些不安体现在多种电影中。欧美人的危机感来自于以科学的研究和对人性的分析。危机来临时，欧美人并非一味悲观，而是热切地期盼英雄出现，相信人定胜天。于是在大银幕上超人回来了，邦德回来了，美国队长回来了，邪恶被正义消灭，人们获得和平宁静的生活。

二、 欧美电影中的英雄主义文化特征

欧美电影通常分为反战题材、体现开拓和竞争意识、体现宗教文化、体现民族团结、彰显英雄主义、展示自由意识等题材。[1]欧美电影以实际生活为素材，运用直观影像将欧美文化展现在世界观众的面前。英雄主义的概念是脱离群众，只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某种使命的行为及思想。其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原则，突出个人在社会活动及历史活动中的作用。个人主义和平等意识是欧美社会和欧美电影最重要的特征。英雄主义则是欧美精神的内涵与核心，当自由和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时，会就爆发抗争。欧美人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拥有独特性，拥有完成自己梦想的平等机会。此理念的存在，让欧美国家成为全球人民向往的国度。很多的英雄形象是在此愿望中诞生在欧美电影屏幕上。

好莱坞又被称为梦工厂，这里生产很多英雄神话，刻画类型不同的英雄形象，他们以高强的本领及大无畏的精神去完成难以完成的任务，就他们而言，成功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追求的目标。在《美国队长2》中，塑造了斯蒂夫・罗杰斯这个美国队长的形象。一方面当他被冰封醒来要面对70年后的生活，昔日美女已变老妪，在内心中感觉无限荒凉。另一方面，在逆境与迷惘中他仍是孤胆英雄，在纽约事件后而为人们崇拜的英雄人物。电影中罗杰斯通过不断的努力，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其威猛形象的背后，体现出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精神，得到欧美甚至全世界观众的喜爱。

总之，欧美电影刻画的英雄人物或贴近现实、或保护平等权利、或捍卫民族和国家利益，具有正义与自由的精神，彰显出欧美人民追求和平、尊严、民主的愿望，体现出非凡的人性光辉。然而透过其华丽的表象，英雄主义文化是欧美电影精髓，不断被深化和延伸，在英雄身上全面体现出欧美文化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欧美电影中强烈表达了英雄主义元素，其自强、自立、自信的存在着，在寻找平等和自由的过程中，以自己的不懈努力来锄强扶弱、伸张正义，体现出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受到应有的尊敬和赞扬。

三、《美国队长2》英雄主义思想

（一）追求个人价值

实现个人价值是欧美文化的内涵之一。[2]美国是由外来移民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国家。最早的居民试图逃避贵族、教会、牧师、政府、国王等人控制，而漂洋过海来到陌生大陆生活的人们。他们不惧艰险、向往自由，进而成为美国文化中最鲜明的特点。人们坚信在美国，只要积极努力、不断奋斗，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实现自己的理想。换而言之，就是人面对工作时要有创新、有勇气、有决心、付出辛勤的劳动，就可以逐步走向繁荣，而不是借助他人及社会的帮助。在欧美文化中，个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提高自我价值的追求。

《美国队长2》中，男主角斯蒂夫・罗杰斯是个劳模级人物，他并非具有飞天遁地的超能力，而是与时俱进将身体难以达到的极限状态展现给观众。剧情承接《美国队长1》罗杰斯经过长时间的冰封后，来到70年后的现代社会，醒后被神盾局看中，成为复仇者联盟的一员，并在华盛顿安定下来，但是当神盾局关键性人物受到神秘袭击事件时，美国队长挺身而出，用盾牌抵挡对他造成阻碍的各种因素，防范内部的阴谋诡计、战胜各方面的挑战。罗杰斯并没因为科技变化和物是人非而不自在，反而以优秀的品质和自信体现出对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和肯定。

（二）展现个人英雄主义

欧美文化的个人英雄主义重视创造性与独立性，在少受或者不受政治、社会势力的影响和牵制的条件下，让英雄主义自由发展。个人既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也推动个人主义的持续发展。欧美文化以个性与自由为核心，并将此两种元素深深的植入英雄的内心与灵魂中。电影主人公运用自立更生的人生理念、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平等及自由观念来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博大内涵。

《美国队长2》中斯蒂夫・罗杰斯注射超级血清后，变成武功非凡、潇洒英俊的士兵，进而开创出伟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新时代。虽然光怪陆离的现代科技让他很不适应，也受到周围人群的不解与笑话，但罗杰斯不断反思，他内在的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信念，保护人民、保卫国家、和邪恶力量战斗才是他人生的真正目标和意义。电影从罗杰斯在现代世界中加入神盾局，到接受指令到舰艇上救人，再到各种阴谋的纷至沓来，以及对阴谋活动作出的反击。凭借一次次的战胜对手，个人英雄主义获得了全面的展现。

欧美英雄可以担负重要责任、完成历史使命，可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冒险，让英雄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全面的体现出来。《美国队长2》中罗杰斯不管面对怎样的艰险和困境，总会以从容的心态来面对，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战胜困难，一次次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美商业电影要得到观众的支持和喜爱，英雄通常是鲜活的、多面的、真实的。此英雄主义体现出为幸福、为自由而努力奋斗的救世主意识，也体现出对社会、民主、人类等方面深刻的思考，是美国文化最典型的表现。

（三）体现忠诚正义

追求正义可以反映出人类的本性，能观照和体现出人文主义。[3]道德行为是人类的最高荣誉，不论是善意和恶意的行为，其产生的后果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幸福、尊严和人格。正义代表着一种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邪恶和正义间的反复较量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原动力。在邪恶势力的笼罩下，全球面临着灭亡的威胁和恐惧。这时，需要与邪恶进行战斗的正义力量。以“黑寡妇”为首的邪恶势力是引发战斗的根源，她为了得到利益而不考虑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反人性、反人类意识。

男主角斯蒂夫・罗杰斯体现出人性与正义，和人类对于善良与和平的强烈期盼。美国队长和“黑寡妇”之间的战斗在深层次上体现出人性和非人性之间的斗争。在正邪较量过程中，代表正义的美国队长战胜了代表邪恶的“黑寡妇”，消灭邪恶势力的同时，弘扬了正义。

善良就广义而言是对国家和人类有用、有益；就狭义而言，善是人们之间应该遵守的道德评价和行为准则。人的善能够体现出其自身的本质，其拥有的理想、道德、信仰，是人成为有道义、有责任心的人的重要标志。忠诚同样是优秀品质，体现出人最深层次的精神。斯蒂夫・罗杰斯对于国家特别忠诚。在苏醒之后，虽然是已经和时代脱节的90岁“老人”，虽然难以跟上社会的进步，但他依旧保持着对国家、人民的忠诚。无论运用哪种方式，都是对祖国的报效。在忠诚的理论下，他战胜很多困难，体现出他较高的忠诚度和强烈的责任感。

《美国队长2》体现出明显的英雄主义文化。罗杰斯以追求自由为促进自己不断发展的动力，以拯救国家、保护人类为已任，进而体现出对英雄的讴歌和推崇，是欧美历史素养与文化精神相结合而产生的作品。在该电影中，残酷的环境和凶恶的对手是塑造英雄的重要手段。为了遏制犯罪、揭露阴谋，英雄总是孤军奋战，以保障自己利益、维护自身清白，进而取得傲人的业绩。

结语

英雄主义体现在欧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理念有重要影响，体现出对欧美文化的喜爱与追求，并影响到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电影传播文化，是文化的最佳载体，电影屏幕上塑造出的英雄形象，能够体现出欧美文化中向往自由、热爱冒险、追求独立、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等价值观。《美国队长2》既是取得非凡成就的商业电影，也体现出对个人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英雄主义属于事物的表象，体现出人类的正义之光，也折射出欧美文化和人性光辉。在大众文化全面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再一次昭示和关爱人文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王淑琴.从美国影片看美国文化中的英雄主义[J].电影文学，20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