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的确立，使得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然也存在着研究资料整理欠缺、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趋于单一、研究成果多数重复等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需立足文献，撰写唐宋总集分类叙录；拓宽研究对象，众体总集之外，注重单体总集的体类细化研究；确立总集“异体”分类与“同体”分类两个维度的“分体”内涵，将视野延伸到多样化的“分类”方式上，注重“体”“类”相兼，关注总集体类设置对于其他文化典籍编纂体例借鉴；最后，在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的结合中，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推进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

关键词：唐宋总集;异体与同体;分体与分类;文学观念

一、引言

唐宋总集的编撰与出版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热点。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学者更加重视总集作品的去取方式与原则、序跋对编纂宗旨的标榜宣扬，以及诗文评点中趣味的玩赏等方面的研究，而于总集编纂体例的关注则相对不足[1]。总集的体类设置，集中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类别、功能价值、技艺层次以及文体特性的认识水平。总集的体类设置，集中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类别、功能价值、技艺层次以及文体特性的认识水平。而总集文体类目名称的变迁，一方面可以见出文体创作的盛衰趋势，反映文体观念的新变，同时也是编纂者分类思想、文学观念的体现。唐宋总集在承继前人分类观念与分类实践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总集分类方式和分类层次。唐宋总集多样化编次体例与分类方式既是编者的分类思维和文学（文体）观念体现，同时也是时代特点、文化倾向的影响。因此，通过爬梳唐宋总集体类设置研究总集分类体例，探究唐宋总集分类观念，这既是建构中国古代总集分类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凸显总集分类观念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重要保障。

二、从文献描述趋于理论探究——唐宋总集分类体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编纂实践层面来看，总集汇聚不同作者诗文作品成集，因此如何运用合理的分类体例来实现一部总集的编纂目的和实用功能是编者最先考虑的重要问题。受时代、受众、选入作品特质以及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的总集分类方式各异，从而产生不同的类目、序列与分类体系。合理的分类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总集编者表达文学与文体观念，实现编纂宗旨和目的，便于读者取资检索；同时还能在编纂体例上为后出总集分类提供范式借鉴。而从分类批评上看，后人在衡量评价总集体例时，必以考量其体类命名、类目排序是否合理为前提。苏轼曾就《文选》的选文分类，提出“编次无法，去取失当”[2]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明文海》“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3]，认为《文章类选》“标目冗碎，义例舛陋”[4]之处不可枚举，而《元诗体要》分类方式存在“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5]等弊病。此外又言《荆溪外纪》虽“采摭颇为详赡”，然“诗以绝句居律体前，律体居古风前，稍失次；又四言亦谓之绝句，而七言古诗之外又别出歌行为二门，亦非体例”[6]。总集分类体例是否合理，不仅体现在其文体分类标准以及文体类目名称设置上，文体类目的排序亦是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从具有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传统的文体分类学科体系介入中国古代总集体类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总集类目划分存在趋细趋繁、标准不一、不成体系等问题。这种忽略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总集体类研究的深入发展。1981年，郭绍虞先生于《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中呼吁建立文体分类学[7]。文体分类学的正式提出，是学科内部的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具体说来，唐宋总集体类设置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新世纪为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34年，薛凤昌《文体论》（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系列丛书之一）第一章“历代辨别文体的著作”，通过简单梳理《唐文粹》《文苑英华》《宋文鉴》《文章正宗》等总集的体类名目来分析文体流变情况[8]。金振邦《文章体裁辞典》介绍《河岳英灵集》《乐府诗集》《文章正宗》《唐文粹》《宋文鉴》《古文苑》等总集体类名目[9]。曾枣庄先生曾在《古籍整理中的总集编纂》系统地回顾和检讨历代总集的编纂体例得失时指出：中国古代总集（特别是大型总集）具有“分类锁屑，类目不清”“体例不纯，标准不一”[10]的通病，唐宋总集如《才调集》《文苑英华》《成都文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在体类设置上多少存在一些问题。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90年的增订本附录《古代文体分类》详细列出《文选》《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文粹》《宋文鉴》等总集的文体分类条目，为后学总集文体分类研究提供参考[11]。钱仓水《文体分类学》第三章“文体分类学的意义”指出文体分类对于总集编纂的重要意义，并分析《文选》“类聚区分”的文体分类体例对于历代总集编纂的影响[12]。至此，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成为新兴的学科门类，向学者敞开。新世纪以来，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2005年，吴承学先生明确指出古代文体分类学与文体类型学研究是文体学史研究的重点[13]。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推进和文献数字化的发展，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新时期，学者关注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多集中论述唐宋某一部总集的文体分类成就。巩本栋先生《〈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指出《文苑英华》分体反映出宋代文体和文学发展的若干消息，文体之下又按题材内容分类，既可见出文体演变的痕迹，还能充分展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反映出时人对事物的普遍认识水平[14]。郭洪丽《〈文苑英华〉赋类目研究》、孟婷《〈文苑英华〉散文类目研究》、高娟《〈文苑英华〉诗歌类目分类体系研究》三篇鲁东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开始关注总集文体内部细目分类问题。任竞泽《〈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体认真德秀“四分法”是融合功用性分类、功能性分类和形态性分类的分类方式，其实暗合现代文学分类法[15]。汪雯雯《初唐总集编纂的大国气象与文化输出——以〈文馆词林〉版本环流与分类结构为中心》关注到《文馆词林》“部”“类”统摄体类结构所彰显的新兴王朝囊括宇宙的霸气和生命力[16]。蒋旅佳《〈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指出《文馆词林》扩展《文选》二次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更具体系，为后世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和体类结构提供示范之本。[17]朱我芯《郭茂倩〈乐府诗集〉关于唐乐府分类之商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针对《乐府诗集》中唐代乐府诗歌的分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研究成果多是针对唐宋时期较为熟悉或是在分类实践上有突出建树的总集进行单一研究。第二，一些研究者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圈定同种总集展开类型研究，并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在个案差异的基础上，关注共性趋同。郭英德先生选取唐宋时期《文选》类总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文苑英华》《宋文鉴》《唐文粹》等总集文体分类的方式与体类排序规则，挖掘唐宋总集二级分类的基本体式及其分类原则与分类实践，研究其与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因缘关系[18]。汪超《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从总集编纂的技术指出《文选》“分体次文的原则”对宋代总集编纂产生直接的影响[19]。第三，选取某一具体时期总集编纂体例加以考察，通过众多总集分类体例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体例共性，进而探究该时期的总集文体分类观念及意义。这一类研究，以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为代表。该文从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分类所反映的新、旧文体的衍生和变迁研究宋代文体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总结出宋人文章总集大致有“以体叙次、以人叙次、以类叙次和以技叙次”几种类型，体现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20]，文章为后学从事总集分类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导，具有学术开拓之意义。蒋旅佳《科考视野下南宋总集分类的文章学意义》得益于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的启示，分别探讨南宋时期的文章总集“以人叙次”“按时编排”“分体编录”“以技叙次”“依格编次”“按类四分”等体例所反映编纂者独特的关注视角和分类观念，这些分类方式统观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考视野下，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21]王晓鹃《〈古文苑〉与〈文选〉赋体分类管窥》(《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将唐宋时期具体的某一部总集分类体例与《文选》加以比较，从而论述该部总集分类体例何以在承袭的基础上建构，这也是另外一种研究思路。第四，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唐宋类编总集和地域总集分类体例的特殊性。张巍《论唐宋时期的类编诗文集及其与类书的关系》，将唐宋时期类编诗文集与类书联系起来，通过考察类编诗文集形成的过程，发现其在体例设置上借鉴类书的分类方式。[22]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兴起，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宋代地域总集的分类体例与特色。蒋旅佳《南宋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关系论——以李兼台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树为中心》指出，李兼在长期的方志与地域总集的文献整理与编纂实践中，发现二者在辑录诗文文献史料上具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2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地方观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强化，形成一种地志文学[24]。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点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总集的双重性质，而趋于定型的类目体例以及多样化的诗文编录方式，为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体例提供了借鉴。蒋旅佳《论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分类的地志化倾向》指出《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取资地方志设置类目名称，《宣城总集》《吴都文粹》《赤城集》则仿效地方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25]。

三、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唐宋总集编选活动贯穿整个唐宋社会发展始终。唐宋总集编纂者人数众多，总集数量倍增于前；汲取前朝总集编纂方法时有不懈地探索创新，体例状貌也逐渐丰富而各有特点。纵观前辈学人唐宋总集体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相较于上个世纪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从整体上看，唐宋总集体类研究起步较晚，存在较多的研究空间亟待接下来的学者探索研究。下文拟就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眼下还未获得学界密切关注的若干问题略陈浅见。第一，唐宋总集文献资料整理需要进一步推进。前辈学者对中国唐宋总集文献资料作了一些整理，诸如张涤华《古代诗文总集选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金开诚、葛兆光《古诗文要籍叙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已经就“唐人选唐诗”(十种)、《唐文粹》、《乐府诗集》等部分唐宋时期总集分别加以介绍。傅璇琮先生《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又从更为细致的角度梳理唐人总集的文献情况。祝尚书先生《宋人总集叙录》力求完整地叙录宋人总集，对现存的以及可考究的宋人总集一一叙录，涉及内容包括总集名称、编者的考证、编纂背景、版本流传以及现存馆藏情况等。相对于唐宋总集的数量与价值而言，现有的文献整理工作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无法确切地统计出唐宋总集存世和亡佚情况。一些在总集编纂分类体例上颇有成就的总集，至今尚未走进学术界的视野。可以想象，受文献资料掌握程度的限制，一些基本的论断如今看来多有可商榷之处。资料的掌握不足导致视野的拓展缺少推力。因此，眼下迫切需要对唐宋总集分类情况作出基本的梳理，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文献依据。第二，唐宋总集体类研究视野和格局尚不够开阔。已有的唐宋总集体类研究成果多为就事论事，且多停留于常识的描述介绍层面，多数论文缺乏创新意识，研究深度不够。以个案研究为重点，所涉总集的数目依旧有限。相当数量的成果，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文馆词林》《文苑英华》《古文苑》《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乐府诗集》等总集的分类体例反复被论及。即便是针对一部总集的个案研究，也还存在钻探不够深透、联系不够广泛的缺憾，宏观视角的切入明显不足，一些学人虽已采用圈定相同类别的唐宋总集开展研究，但缺少整体把握研究对象的视野，或就历史朝代划分研究对象，或以总集属性择取同类总集，没能很好地做到通古今之变。第三，受早期总集基本分类体例的影响，学者多关注唐宋总集分类体体例中的初次分类的分体编录方式，而于其他分类方式以及分类层级等问题研究不多。《四库全书总目》体认总集“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26]。《流别集》将古文章类聚区分，分体编录。《文选》分体之外再以细类区分。历代的总集大都按类选文①。吴承学、何诗海《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提出总集的文体学价值，首先表现在文体分类上，分体编次的传统，决定了古代文章总集在文体分类学上的研究价值。[27]相比而言，目前学者们对于“分体”之外的总集其他的“分类”体例关注甚少。总集作为中华文化基本典籍的一种，其在编纂体例上和分类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总集初次分类所体现的各种分类依据与分类标准，除按“文体”区分之外，唐宋总集分类尚有以“主题事类”“创作技法”“修辞格目”“时代作家”“音乐类型”“声辞韵律”等方式标准，不同的总集编者根据不同编纂目的选择不同的分类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分类类目以及类目排列序列。不仅如此，唐宋总集还在《文章流别集》《文选》所确立的二级分类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选文作品的分类级次。这些都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第四，前人的唐宋总集体类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多数倾向于采用文献梳理、理论阐释等文献史料描述、文体分析与比较等相对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古代总集文体分类体例对于其他典籍编纂体例借鉴及其与文学思潮、文化现象的双向互动关系等外部文化透析与关照等方面的研究远远不足。因此，丰富和完善研究方法，将文学文体学与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方法植入总集文体分类研究当中，亦是后之学者努力的方向。

四、异同分体与体类并重——唐宋总集体类观念研究两个维度

区别于传统的总集研究侧重正文本研究，关注文学作品体现的文学观念与文献价值，当下总集研究出现转而论述总集分类体例的设置及其所蕴含的分类观念、文学意义、文学批评的倾向。针对上文所述的研究现状，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文献整理层面，亟待撰写唐宋总集分类体例叙录。据已有研究成果统计，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二百余种[28]，惜因五代战乱，文献亡佚，今可见者十不存一。宋代总集见于宋、明目录就有三百多种。今人祝尚书《宋人总集续录》叙宋人总集八十五部，附录又考证散佚总集一百八十部[29]。大都存世可观的唐宋总集为我们考察其分类体例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献参照。唐宋存世总集之清单的开列，分类体例叙录的撰写，遗佚总集的钩沉与考索，以及序跋、凡例、目次等文献资料集成，是该研究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唐宋总集分类体例叙录，即全面搜集唐宋总集文献资料，以个案为中心，通过阐释总集作品分类的标准依据、分类级次建构、类目序列编排等问题来论述总集的分类特点，探究编纂者的分类观念与文学思想，确立总集的分类建树，建立起以“叙录”为基础唐宋总集分类体例文献资料库，便于后人检索研究。第二，拓宽个案研究的对象类型，加强细化研究。当下唐宋总集分类体例研究成果几乎多集中在少数几部学界熟识的诗文总集和诗歌总集上，对词总集、赋总集、乐府总集等（单体总集）以及包括地域总集在内的其他类型总集，则关注甚少。受《隋书经籍志》总集观念和著录次序对于总集体例优劣判断的影响，目前存录单体总集尚未完全走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因此，需要全面拓展唐宋总集研究对象类型，将诗歌体裁之外的单体地域总集和众多学术界尚未触碰的众体诗文总集纳入研究范围，才能呈现出唐宋总集分类体例的整体特点。第三，转变研究思路，放宽研究视野，宏观介入类型研究。南宋时期的文章总集，有“以人叙次”“按时编排”“分体编录”“以技叙次”“依格编次”“按类四分”等多种分类体例，但统观在宋代科举考试的文化背景下，每一种分类方式都反映出总集编纂者独特的关注点，同时也传递给总集接受者不同的体例感知和观念认同，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唐宋地域总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广阔学术空间。唐五代存世与亡佚地域总集五种左右，宋代约有五十种，而目前学术界对明清地域总集分类体例关注不足，研究成果偏少。从目录学分类来看，地方志与地域总集分属于“史部”和“集部”两个不同的文献系统，然二者在以“地”为限的辑存文献方法，留存当地人文作品以及宣扬地方文化的功能层面关联密切。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兴起，尚未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分类体例。宋代地域总集纂者逐渐摸索出一种既能凸显作品地理特点，又能体现总集编纂宗旨和功用价值的分类方式，即借鉴地方志类目体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与袁说友、程遇孙、扈仲荣等《成都文类》二级类目命名借鉴地方志彰显地域色彩，李兼《宣城总集》、郑虎臣《吴都文粹》、林表民《赤城集》效仿地方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从整个古代地域总集的分类体例来看，多数类目体例与普通总集并无二致。宋代地域总集类目命名设置以及作品编排的地方志化倾向，在明清时期地域总集编纂分类上得以实现运用，明钱榖《吴都文粹续集》、清顾沅《吴郡文编》套用地方志类目编次诗文作品，并逐步定型、完善，建构起类目清晰、层次分明的分类体例[30]。第四，从“异体”与“同体”两个维度深化唐宋总集分体研究。《隋书•经籍志》在著录顺序上赋予《文章流别集》《文选》类众体总集优先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总集研究，历来对于单体总集的体类研究多有忽略[31]。而事实上，无论从总集数量上，还是分类体例上，单体总集的体内细化分类都是总集分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总集“分体”可划分为两个维度：“异体”分类和“同体”分类[32]。“异体”分类，以众体总集为研究对象，探究编纂者编排不同文体作品所采用的分类标准、文体类目排列以及文体分类结构等问题。目前，学人多由此介入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同体”分类，则是关注于某一种文体之下的内部细目的分类现象，单体总集以及众体总集体下分类，都是“同体”分类的研究对象。区别于多体总集横向严分体制，单体总集纵向细别品类。以“同体”分类为线索，首先可以结合作品与序跋、评点等文本形态，来探究编者的文体观念与文学思想；其次，亦可针对同种分类方式的单体总集进行比较研究，研究体式类别设置的分类智慧和价值意义，也便于研究者按某一维度对总集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唐宋总集的文体分类，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唐宋“分体编录”类总集所分文体类目在《文选》39类基础上增减，大体呈现趋细趋繁的态势。这一方面是文学创作中新文体不断出现的客观事实在文体分类上的必然体现，另一方面也与唐宋文学批评中辨体意识的增强密切相关。总集文体类目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演变历程：文体的发展、衍化、增殖、消亡以及文体内涵、文体地位的变化都在总集文体类目的变动中动态呈现出来。唐宋总集在拓展二次分类范围、丰富二次分类方式以及建立多层分类结构等方面比前人走得更远。宋魏齐贤、叶棻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青词、朱表、上梁文、祭文、乐语按题材内容下进行二级分类，“生辰赋颂诗”本以关涉文体应用场合和诸体内容命名，其二级分类先以“赋颂”与“诗”二分，于“生辰诗”下再以五言长篇、五言八句、七言长篇、七言八句、七言四句等体式细分，这些多样化的分类方式和分类标准反映了唐宋总集分类方式和分类观念的复杂多样性特点。《文馆词林》扩展《文选》二次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体与文体分类理论的研习，同时在编纂实践上为后出总集分类编次提供借鉴的范本，丰富了中国古代总集分类框架结构。第五，注重探究唐宋总集分“体”之外分“类”体例的文学观念与文化意义。吴承学、何诗海《文章总集与文体学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4期）提出总集的文体学价值，首先表现在文体分类上，分体编次的传统，决定了古代文章总集在文体分类学上的研究价值。作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核心理论范畴，“辨体”批评研究在近四十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33]。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总集在承继前人分类方式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总集分类方式。多样化编次体例与分类方式既是编者的分类思维和文学（文体）观念体现，同时也是时代特点、文化倾向的影响。不同的总集编者根据不同编纂目的选择不同的分类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分类类目以及类目排列序列。仅以南宋与科举颇相关联的总集分类来看，就有以“人”叙次分类（《增注东莱吕成公古文关键》）、以“时”分类编次（《崇古文诀》）、以“体”区分（《古文集成》）、以“类”分类编次（《文章正宗》）、以“技”叙次分类（《文章轨范》）、以“格”分类编次（《论学绳尺》）六种分类编次方式。这其中“分体编录”“以时叙次”“以人叙次”以及三种前人总集多有运用，而以“技”以及以“格”分类，则是宋人总集中最先使用的。这两种分类方式根深于宋代文章学对于章法技巧的重视以及科举时文创作需要的双重历史文化语境，当其运用到《文章轨范》《论学绳尺》作品编次中，更能体现编纂者在充分把握文章创作规律和读者心理接受层次的基础上将创作技巧通过范文示例和评点注解结合起来的编纂用心，当然也更具实用性。《文章正宗》“辞命”“议论”“叙事”和“诗赋”四分类，颠覆了传统诗文总集的分类编纂方式。真德秀从文章功能入手，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各体文章重新编排归类。从文章所反映具体内容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分“议论”“叙事”两类；又以文章运用的具体场合、领域和读者对象来揭示其实际功用特点，确立“辞命”类，“诗赋”则以文体形态分类划分。《文章正宗》将文章功用与表现方式（文章功能）以及文体形态综合起来加以分类，将先秦至唐末理学家所崇尚“明义理”“切世用”之文四分，各类以纲目为统领，以“文章正宗”为名，标举“源流之正”，其文章选录原则、文体分类方式、类目排列顺序、文章评点都以“义理”“世用”为纲，为理学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了总集范本[34]。《文章正宗》四分法，为科举时文日益理学化提供了学习创作的借鉴门径和文章典范。《苏门六君子文粹》将六君子之文合编，先以人叙次，分《宛丘文粹》《淮海文粹》《豫章文粹》《后山文粹》《济南文粹》《济北文粹》，诸家文粹再分体编录，如《宛丘文粹》分体为论、杂说、议、说、议说、诗传、书、记、序、杂著10类。《乐府诗集》以乐府音乐类型为划分依据分类编次乐府歌词，《古今岁时杂咏》以“时令”“节气”编次诗歌等。分类学的观念是对事物做怎样的分类，首先取决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目的不同，分类的依据和分类的标准也随之做出相应的变化，自然划分的类目也千差万别。如何透过总集缤纷多彩的分类现象见出编纂者的分类观念思想，这是总集分类研究的重要内容。唐宋时期总集编纂者，在同一级分类之中，背离了分类的同一性和排他性原则，将作品文体类别、主题内容、功能价值等分类标准杂糅起来确立体类，实际上是借鉴了地方志、类书等其他典籍的体例方式，这其中蕴含着重要的文学思考与文化意义。

五、结语

绾结而言，将唐宋总集做整体全面的分类观照，梳理此一时期总集分类的发展历史，探究总集缤纷多彩的分类现象背后隐藏的分类观念，是当下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基于此，通过爬梳整理总集编纂体例的相关文献资料，撰写唐宋总集分类体例叙录，为唐宋总集体类研究提供基础的文献保障。“体制为先”是古代文体观念的逻辑起点，文类、文体之演兴盛衰，最终又从文章体制、体式的变化而来[35]。一定时期内新近产生的文体得到重视，一般会在分体编录的总集中有所体现。唐宋总集在总结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为新文体正名，以唐宋总集新文体类目为线索，针对具体的文体形态，从文体学的角度，融合历史学、文献学与图书编纂学的知识与理论，对文体兴起之原因与命名由来、文体生成及特征进行追溯与考察，能够丰富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而通过追踪唐宋总集选文分类新变，并将其放置于唐宋学术思想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总集编纂者分类思想和文体观念的转变。除“分体编录”之外，唐宋总集在前人总集分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总集分类编次方式。因此，研究者在关注唐宋总集文体分类之外，也要注重总集其他多样化的“分类”方式，做到“体”“类”相兼。从外部文化透析的角度，揭橥唐宋总集体类名目和分类方式对于类书、地方志等典籍的体例借鉴，还原编者体例选择的历史语境，使我们对唐宋总集分类有一个更为鲜活和准确的认识，亦是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之上，与前人总集的分体与分类进行对比，见出唐宋总集分类体例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异同分体与体类相兼，是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的两个考察维度，缺一不可。

作者:蒋旅佳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