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文学话语整组模式

一、话语的压抑与冲动

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①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话语”是一个时髦同时又歧义丛生的概念。罗兰•巴特曾经简洁地指出，话语的组织超出了句子的范围，并且，“话语有自己的单位、规则和‘语法’”②。相对地说，托多罗夫解释得详细一些：“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它们因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则变成话语。”重要的是，托多罗夫指出了关键的一点：“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概念的结构对应物。”③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话语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相对于句子内部稳定、坚固同时又高度抽象的“语法”，外部的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有力地介入话语的组织，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生产机制和等级。话语不是语言学内部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社会交流、认知的定型框架。这表明话语从抽象的语言学跨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按照福柯的观念，无孔不入的权力终于掌管了话语的诸多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历史话语远非语言对于过往事实的单纯记录，历史的书写通常与权力机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历史话语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官修历史与私家修史之别，哪些人物有资格载入史册，哪些历史事件必须隐讳、回避或者篡改，历史记录或者评价出现了分歧如何处理，哪一个类别的专门史只能由指定的作者涉足，什么是正统的历史话语修辞风格，如此等等。换言之，权力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完整地转换为话语组织的各种规则。罗兰•巴特对于历史话语的分析间接表明①，人们之所以可能辨识相对于历史话语的文学话语，显然是因为另一套相异的话语规则———文学话语对于作者、故事情节、人物以及修辞风格无不设置了另外的指标体系。后者证明的是文学与权力机制的关系。我愿意重申的一个事实是，不存在“本质主义”的历史话语或者文学话语。首先，二者共同来自漫长的历史演变，彼此之间的疆界时刻改变；其次，二者的历史演变包含了复杂的相互参照、相互权衡与相互比较。之所以考察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异同，二者的相邻位置无疑是首要原因。相对于数学话语、哲学话语或者政治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最为接近，甚至拥有共同的根系，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文史不分”。二者之间的差异常常此消彼长，左右啮合。因此，要剥离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就不得不涉入二者之间渐进式的相互对抗；进入20世纪，这种对抗终于因为文学话语的现代性建构而逐渐清晰、稳定。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各司其职的时刻到来了。返回“文史不分”的命题，人们可以从远古搜集到大量二者混沌一体的话语标本。鲁迅不仅称赞《史记》乃“史家之绝唱”，同时譬喻为“无韵之《离骚》”———这种表述之中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不分轩轾。尽管如此，许多证据似乎显明，历史话语很快成熟，并且长期担任主宰性话语类型；文学话语毋宁说来自后续的分裂、派生和逐渐完善。孔子的《论语》之中，“文学”的语义远非现今的文学话语。当时的文学范本是《诗经》，“诗”在诸多古代典籍之中即是文学的代表，《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公认是中国文化版图之中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命题。《论语》简要地概括了诗的“兴、观、群、怨”，文学话语的初级形态无法启发更为复杂的理论阐述。然而，这时历史话语已经遥遥领先，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他列举了《诗经》之中的一些篇章证明，这时的“诗”更像是俯首充当历史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②。梁启超同时指出，中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专供统治阶级阅读③，统治者希图从历史之中收集统治术的参考资料，正如《资治通鉴》这个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可以推测，统治阶级的垂青肯定是历史话语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用钱穆的话说，“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④汉代的目录著作《七略》之中，史籍尚且附于“六艺”的《春秋》之后；到了《隋书•经籍志》，“史部”已经确立———大规模的历史话语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类型。如果说，古代诗赋的作者身份庞杂，那么，史官的设置保证了历史话语的职业化生产。这显然是历史话语迅速繁衍的重要条件。延续至《四库全书总目》，历史话语已经阵容庞大，名目繁多，拥有十五个类别，例如正史类，编年史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如此等等。史官的设置显示了政治权力体系对于历史话语的鼎力扶持，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体系设计的自我监督镜像。史官无畏地记录帝王的言行举止，迫使帝王不得不收敛种种恶行丑闻，力图保存一个勤勉而清廉的形象。刘知几的《史通》阐述了史官设置的意义：“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如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千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⑤由于历史记载内部潜藏的评价系统，历史话语逐渐超出繁琐的“起居注”而指向更高的意图：激浊扬清，颁布规矩，或者用司马迁的话说，可以“当一王之法”。这时，历史话语是具体记载与普遍哲理之间的统一，各种个别的案例强烈地隐含了训诫后人的意义。所以，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他在《文史通义》之中开宗明义地断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无论如何，政治权力体系拥有的特殊能量赋予历史话语特殊的繁荣。尽管历史话语的意义、效力以及叙述模式愈来愈明朗，但是，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另一些话语冲动的顽强存在，例如文学话语。文学话语的不同追求曾经引起历史话语的若干不满，刘知几对于华美言辞的贬抑之意溢于言表———《史通》指出：“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②然而，即使历史话语的强势和普遍崇拜形成巨大的压抑，文学话语的冲动也从未熄灭。《诗经》、《七略》之中的《诗赋略》或者《后汉书》之中的《文苑列传》以及四库全书之中的集部，文学话语始终不绝如缕。当然，现代意义上文学话语的定型已经到了20世纪之初，现代性制造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终于成就了文学话语建构之中关键的一步。

二、历史话语的特征

相当长的时间里，多数人津津乐道的是历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大无畏性格。一个政治权力体系设立的位置居然发出了叛逆的声音，这种戏剧性的话题通常令人兴奋。联系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依附性，史官的气节和舍身忘我的事迹得到了广泛的传颂。历史话语能不能坦率地说出真相？这种话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相形之下，另一种话题未曾赢得足够的兴趣———历史话语拥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征？首先，历史话语的一个内在矛盾是———个别事实与普遍规律之间始终存在张力。历史著作记载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件，千姿百态，不可重复。然而，历史学家的信心总会在某些时刻遭到一个事实的挑战：无论如何，历史著作记载的内容远远少于遗漏的部分。以历史话语覆盖过去发生的一切不啻于老鼠追赶大象。因此，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记载某些事件而放弃了另一些事件？多数时候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记载的个别事件隐藏了某种超出个别的意义。这些事件或者组织在一个前后相继的脉络之中，或者与某种重大的价值发生联系。总之，“个别事实的单纯描述……不配称为历史概念”，李凯尔特的这个观点是富于代表性的：“历史仅应表述‘本质性的东西’，这是能为每个人所断然承认的。”③尽管如此，对历史话语的“本质”辨识可能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科林伍德说过，历史是“一场即席演出的戏”，历史展示之前并不存在上帝写成的剧本，这个剧本先验地规定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同时，历史没有骨骼，没有哪些多余的细节可以删除，历史内部的所有要素同等重要④，无论是子曰诗云、刺绣女红、山川草木，还是达官贵人或者蝼蚁一般的草民。然而，如果没有任何基本的坐标体系，那么，人们如何判断———历史的“本质”究竟隐藏在一场血腥的政变之中，还是隐藏在一个茶杯里？当然，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历史话语的聚焦点即是政治权力，历史学家对于国家、王朝、帝王家族以及各种争权夺利的历史事件几乎拥有天然的兴趣。在他们心目中，寻常百姓的柴米油盐与帝王将相的决策、征战产生的历史贡献率大相径庭。政治权力是组织国家政权、确立社会模式的轴心。中国之所以拥有煌煌二十五史，每一部历史著作的诞生无不因为政治权力的改朝换代。所以，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之中说过：“时代的划分往往以统治者的更替、王朝的征服为界”，“当历史上不再有国王时，人们就以政府为线索，好在政府也是会倒台的，于是革命就成了历史分期的标志。”“帝国、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它们具有某种威望，这与长期以来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⑤当国王象征了政治权力的时候，当政治权力象征了民族国家的时候，历史话语似乎理所当然包含了民族意识的主题。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历史话语时常逾越政治权力的覆盖区域而表露出远为广泛的兴趣。无论是“存在即合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还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诸如此类的命题无不显示出历史话语背后种种活跃的视域。一个意味深长的倾向是，历史话语的关注范围逐渐摆脱单纯的政治权力而扩大至整个社会。这种演变形成了双重性质：首先，历史学家不再狭隘地以国家为主角，不再局限于政治权力直接制造的各种事件，例如战争、政变、王位争夺、大臣之间派系倾轧，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居高临下地控制国家和社会时所具有的宏观、开阔与综合性仍然牢固地存留于历史话语内部，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托因比曾经表示，他最为得意的论点之一就是：“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以理解的领域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关于社会的任意分割的片断”———托因比甚至不愿意认可国家对于社会的分割①。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这种观念不谋而合。他提出的历史定义之一是“人类社会之庚续活动：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②可以认为，历史话语的诸多特征无不可以追溯至这个结论。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锁定整个社会，历史学家的考察必须预留足够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并且清理大型的因果关系脉络。一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可能卷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话语时常架构起巨大的跨度。这即是所谓的“宏大叙事”。许多局部故事或者历史的瞬间必须置于“宏大叙事”提供的广阔图景之中承前启后地定位、编码，继而解释包含的各种意义，或者证明某些普遍存在的规律。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研究”和“总体史”所强调的宗旨。历史学家的视域必须接纳较大的周期，巴勒克拉夫在评价年鉴学派骨干成员布罗代尔的工作时说：“长期所揭示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能够超越和抵制政治的动荡。正因为如此，必须建立结构的历史。”历史话语不可“过分拘泥于事件的过程，过分拘泥于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日常决策活动，因而忽略了说明包含这些事件和决策在内的较大的周期或‘事态’”。在他看来，结构和“事态”是历史事件赖以发生的基本舞台，个人如同演员一般来去匆匆，但是，舞台长存不已③。在一个“长时段”形成的巨大舞台之中，某种稳定的构造和性质缓缓浮现的时候，许多无关宏旨的局部作为多余的边角料遭到了遗弃。某些时候，这些边角料甚至被视为一种干扰，一种遮蔽总体图景的障碍。历史话语之中，大规模事件或者某种普遍的模式远比各种细节准确。据说，伏尔泰对于历史细节深为排斥。他说：“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都抛开。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④总之，当历史话语热衷于描述整个社会的时候，细节的自足意义就被粗暴地剥夺了。那么，如何解释历史著作之中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许多人立即想到了司马迁的《史记》。

从孔子、廉颇与蔺相如到那些英气逼人的刺客，这些历史人物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许多时候，他们的生动形象与各种独一无二的细节紧密相连。项羽的性格怎么能与“学万人敌”或者“彼可取而代也”的口吻分得开呢？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人们怎么想象荆轲的豪迈呢？然而，尽管历史话语可以如此地精细，历史学家仍然不会盘旋于个别的人物性格而是指向了更大的主题。历史学家擅长记载的是这些人物的传奇性英雄事迹。不管是坚定的信念、崇高的道德还是钢铁般的意志，历史话语关注的是这些性格如何汇聚到夺取或者捍卫江山社稷的重大行动之中，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伟业；换言之，这些传奇性英雄事迹即是历史事件的主体，相对地说，历史著作没有兴趣完整地展示性格，以及造就这种性格的环境。母亲的慈爱眼神，父亲打喷嚏时发出的响亮声音，居住的街区里树木葱葱郁郁，主人公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沉湎于长长的沉思……通常，历史话语对于这些琐碎的日常景象不屑一顾。如果生动的细节没有在整个社会的运行之中打下烙印，那么，这种或者那种独一无二的性格又有多少意义？所以，梁启超认为，历史话语选中的英雄必须担任历史的精神主角———他所使用的概念是“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他举例表明，如果不存在某些精神主角，历史多少会改变运行的轨道：“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如何？”无论是梁启超所区分的“首出的人格者”还是“群众的人格者”，重要的是，“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梁启超相信，“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可以略睹矣”①。对于许多历史学家说来，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没有人可以否认个人的独特性格，否认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个人的自由空间不可能不接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话语的职责是描述这种历史条件的存在，描述个人被抛入的历史环境具有何种基本结构，同时，个人如何或多或少地撼动这种基本结构；历史学家没有兴趣聚焦于个人的种种活动。“在传统历史著作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个人也是一种‘抽象’，就像一个群体概念一样，同样是思维的产物”，巴勒克拉夫引用另一个历史学家的话说，这种人物是“概念的统一体，而不是感性的统一体”②。因此，钱穆对于历史人物的观点或许可以视为一个恰当的总结：“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他对于历史人物的界定是：“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当然，这种影响不仅显现为事业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杰出人格形成的历史表率③。然而，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迟早将意识到，历史话语谈论整个社会的时候，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隐而不彰。无论是将政治权力、帝王将相、国家还是所谓的“社会规律”视为社会的重心，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始终找不到位置。他们哪里去了？哪一种话语愿意为之代言？

三、居高临下的历史话语

现在可以重新正视这个问题了：历史话语不断地察觉某种异质的不驯冲动，这种冲动甚至对于历史话语的正统位置产生了持续的威胁。历史话语采用的策略通常是，竭力利用强大的阐释机制再度把各种异质的冲动收编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直至这种阐释学丧失了控制能力而衰竭、破裂。历史话语对于“美文”的反感几乎始终如一。义理、考据、词章之中，“词章”仿佛带有原罪的意味。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情结。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观念到“辞达而已矣”之说，文采不仅被视为语言的过剩，同时还强烈地隐含了文过饰非的意味。换句话说，文采常常是对于“真实”的冒犯。当“真实”被奉为文明的公认价值准则之后，文采的巧妙再现成为一种危险的功能。有趣的是，历史话语常常专横地垄断“真实”的名义，从而把文采的华而不实判给文学。刘知几的《史通》曾经在这个意义上分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种历史记载“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然而，由于汉代赋体繁盛，流风所及，诸多文人投身于浮夸的风尚，言辞矫饰，“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遭受这种风格侵蚀的历史著作“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一旦“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所以，刘知几反复叮咛历史话语远离文采的诱惑：“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①章学诚曾经自负地认为，《文史通义》的见识超过了《史通》，但是，二者对于文采的贬抑如出一辙。“文贵明道”是章学诚的一贯主张，“文，虚器也；道，实指也”。因此，“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显然，历史话语必须成为模范：“史所贵者义也”，文采的争奇斗艳无异于舍本逐末。在章学诚看来，这种观念是“史德”的组成部分②。当然，即使在西方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编纂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柏拉图心目中的修辞学犹如一门精致的骗术③，人们的顾虑仍然是利用花言巧语涂改真相。历史话语把语言奉为主角，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罗兰•巴特认为，历史话语无法触及“现实”而仅仅赋予现实某种“意义”④，海登•怀特更为大胆地论证，历史著作的深层结构是诗学的语言学⑤———这些观念毋宁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产物。至少在刘知几或者章学诚这些人心目中，诗赋通常被视为“美文”的标本。如果说，“文贵明道”的口号并不能迫使诗赋绝迹，那么，平平仄仄、象征或者隐喻的合法证书至少必须由历史话语颁发。可以从许多文学史资料之中发现，古代批评家曾经不懈地将诗歌召回历史话语，企图在《春秋》、《左传》或者《史记》金交椅背后安放诗歌的席位。《毛诗序》力图根据《诗经》证明，诗歌内部存在历史演变的征兆：“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⑥。无论是把《关雎》解读为“后妃之德”，还是在《楚辞》之中设置香草美人或者虬龙鸾凤的所指，这业已形成一种批评传统：诗歌被形容为一幅政治故事的象征图谱。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解释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⑦杜甫诗曾被尊为“诗史”，理由是“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⑧。作为一种荣誉，“诗史”之称隐含了诗歌与历史话语的主从等级。《史通》之中，刘知几理直气壮地把诗当成了历史资料记录：“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辞。”⑨时至如今，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质疑这些结论———诗歌决不会由于征用各种历史资料而成为历史话语；古代批评家之所以遵从这种解读方案，历史话语的优越感无疑是首要原因。历代的典籍收罗了各种话语类型，从魔幻的神话、直率的民歌到缜密的论辩。《史通•杂述》曾经把诸多趣闻轶事的记录纳入历史话语的辅佐；虽然“言皆琐碎，事必丛残”，但是仍然可资正史参考———“杂述”显然相对于“正史”而言。这些记录多为说部的内容，充当了小说的前身；然而，即使考察这些记录如何酝酿成为小说，历史话语仍然如同一个幽灵往来游荡。“饰小说以干县令”———“小说”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庄子那里即已确定了卑微的身份。无论是“残丛小语”还是“街谈巷语”，后继的论述始终把各种杂碎的记录视为有别于“大言”的拾遗补阙。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承认“小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瑏瑠所谓的“小道”，可以视为相对于“义理”之大道的小常识；所谓的“小说”，还可以是相对于“正史”的“稗史”———“稗”乃微小琐碎之义。许多时候，“小说”与“稗史”同义，文学批评曾经反复论证“稗史亦史”①。因此，“小说者，正史之余也”②———当然同时是“正史”的补充。另一方面，一些通俗的历史演义小说列入“史部”书目，充当历史的通俗读本，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文学话语对于历史话语的臣服。这就形成了小说与历史话语的相互纠缠。例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的参照文本即是《史记》：“《水浒》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③；无独有偶，毛宗岗分析《三国演义》时似乎如法炮制：“《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④；有趣的是，张竹坡考察《金瓶梅》时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提到《史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⑤。在这些批评家心目中，历史话语始终充当了小说的范本。即使夸耀小说引人入胜的长处，历史话语仍然是强大的竞争对手。吴沃尧在《月月小说序》之中表示：“是故吾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旧史之繁重，读之固不易矣；而新辑教科书，又适嫌其略。吾于是欲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焉。”⑥他期待小说显现的成效是：“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小说附正史以驰乎？正史藉小说为先导乎？”⑦无论如何，历史话语总是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文学史表明，小说与历史话语的相互纠缠延续到19世纪末期，剧烈的转折终于出现———小说开始数落历史话语的不足，大张旗鼓地开拓自己的领域，甚至抛弃历史话语的“实录”风格而伸张虚构的权利。《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文献。在历数了历史著作传播的五个局限之后，作者认定小说是“人心所构之史”。他们对于小说与历史话语的优劣进行了细致的比较：据此观之，其具五不易传之故者，国史是矣，今所称之“二十四史”俱是也；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所谓《三国演义》、《水浒传》、《长生殿》、《西厢》、“四梦”之类是也。……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危。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⑧19世纪末期的文学正在积聚一个重大事变。不论如何评价历史话语，一个重要的迹象是，诗歌和小说正在摆脱历史话语的依附而重新聚合。现在，这个问题必须浮上水面：文学话语有没有异于历史话语的聚焦点？四、文学话语的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鲁迅曾经在《门外文谈》中指出，史官可能脱胎于巫师，文字来自史官的创造：“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这多少证明了历史话语的源远流长。相对来说，文学零散而杂乱。正如鲁迅所言，《论语》之中“文学子游子夏”一语的“文学”异于现今的语义———现今的文学概念“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⑨。换句话说，在literature指称的“文学”正式命名前，人们的意识之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完整的文学话语。四库全书目录显示，文学话语分别散落在史部、子部和集部；人们可能从诸多不同的线索接触文学话语，但是，这些线索并未及时地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聚合起来。

许多时候，“词章之学”与文学同义。文学即是文采之学，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陆机的《文赋》说：“诗缘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赋之所以从一批论说或者公文之中脱颖而出，文采显然是首要的标志。尽管如此，文采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崇高的声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采始终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外在的装饰物，因此，喧宾夺主的异化始终是文学批评必须防范的危险。如果说，古希腊的修辞学曾经是政治论辩中的利器，能言善辩曾经在先秦那种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之中占得先机，那么，当儒家的“君子”形象赢得公认之后，“讷于言而敏于行”的风格常常排斥夸夸其谈，甚至鄙夷地斥之为巧言令色。中国古代批评家屡屡表示，诗人没有必要对语言修辞倾注过多的兴趣，所谓的“炼字炼句”应当适可而止。对语言修辞的过分重视必将形成雕琢的风格，这是胸襟狭小、气势萎靡的表征。因此，语言修辞的理想状态是“极炼如不炼”。这似乎隐含了一种矛盾：文采成为文学话语的标志，同时，文采仅仅是皮毛而非精髓———这显然是历史话语轻蔑文采的理由。文学话语的另一条支脉显然是“诗言志”的拓展。《毛诗序》进一步阐释了这个命题：“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①尽管古代诗人心目中的“志”始终包含了圣贤的训诫，但是，诗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诗意联系逐渐明朗。陆机的《文赋》如此描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②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之中，诗人徘徊于世间万象寻觅灵感：“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到了钟嵘的《诗品序》，诗意覆盖了生活的诸多区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于是，“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时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眉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③无论是赋、比、兴的强大传统，还是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以禅喻诗抑或境界说，这一条支脉文学话语的核心涵义很快成熟，继而从历史话语内部突围而出。如果说，诗赋是一种形态清晰的话语部落，那么，古代大量存在的笔记令人困惑。笔记既异于求声韵、重对偶的赋体，同时又与“诗言志”的庄重严肃格格不入。对于众多笔记芜杂而琐碎的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称之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哪些因素促使人们把笔记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共同归结于“小说”的名义之下？《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的诞生必须追溯至宋元话本，追溯至当时的城市文化生活，尤其是瓦舍勾栏之中的“说话”，这更像另一种性质的话语生产；某种程度上毋宁说，这种话语生产与戏曲不谋而合，尽管后者集说、唱、歌、舞为一体。据考，中国古代“小说”一词逐步分蘖出双重涵义：“一为讲述‘一奇怪之事’，有‘得胜头回’和‘话说赵宋某年’的专有口头伎艺名称；一为传统的‘子部•小说家’文言笔记或传奇小说”④。何种意义上的“家族相似”保证二者可能共享相同的文类名称？或许人们可以在更大范围想象：虽然诗赋、笔记、白话小说或者戏曲分别盘踞于不同的区域，拥有自己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系统，但是，一个若隐若现的问题仍然日复一日地加重了份量：这些话语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公共性质？从明道、言志到怡情养性、消闲娱乐，这种公共性质始终保持主宰作用；换言之，这种公共性质是否另一种话语类型的标志？———当然，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话语的束缚。现今看来，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标志了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人们可以援引教育史的一段插曲显示，文学话语的建构包含了哪些重要的观念跳跃：围绕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人们对于“文学”涵义的理解几度出现了意味深长的转折。考察《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三份文件可以发现，“文学”的涵义逐步从宽泛的“溥通学”———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知识———或者狭隘的“词章”之学转向了如今独立的文学话语。这独立的文学话语不仅包含了诗赋、小说、戏剧，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为一个“专科”划定了内容与边界。这时，文学话语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以抗衡历史话语。当然，文学话语的建构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年完成，literature的示范意义功不可没。晚清是西方知识蜂拥而至的时期，主持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置的梁启超、张之洞均为学贯中西的通才硕儒，literature理所当然地介入了文学话语的建构①。京师大学堂的筹办显然是现代性的代表事件，课程设置隐含了现代性对于文学话语的重组。当然，梁启超或者张之洞仅仅充当了新型文学观念的传声筒，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最终必须由文学写作的实绩给予证明。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轫，这是文学话语脱胎换骨的重要时期。正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中所说的那样：“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②这时，白话文运动犹如开启另一个时代的铃声。围绕白话文形成的著名争论弄得满城风雨，但是，真正的分歧毋宁是文学话语的性质。因此，在胡适、陈独秀的“八不主义”或者“文学革命论”制造了轩然大波之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以及《平民文学》名动一时。前者肯定了人的灵肉二重性，“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解释说，这种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③。后者强调“平民文学”的“普遍与真挚”，“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④。也许，这两篇文章的标题甚至比内容更富于象征意义：“人”———“平民”。现代性不仅将诗赋、笔记、各种白话小说和戏曲组织为一个整体，同时，人———平民被确认为这些话语之间的公共性质。这是文学话语建构的一次飞跃。如果说，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那么，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换言之，“人生”成为主宰文学话语的特殊范畴。文学话语的聚焦指向了“人生”的时候，那些号令历史的英雄豪杰腾出了空间，众多普通的凡夫俗子终于被找出来了。他们的各种隐蔽的经验开始浮出视域。伤春悲秋，游子思乡，长叹韶华之易逝，道不尽郎情妾意朝朝暮暮———这一切都是在人生之中注册的情结；一次突如其来的邂逅，一段惊天动地的冤情；悬梁刺股，出人头地；豪门生变，十年报仇；这些故事之所以不断赢得文学话语的青睐，因为人生的轨迹可能为之彻底扭转。无数的历史事件绵延不尽，文学话语仅仅切割出若干情节或者收罗若干片断，目的在于讲述几个人物生平。《红楼梦》显然异于《清史稿》，大观园不过是宝玉、黛玉这些公子小姐们的人生舞台；虽然巴尔扎克声称做法国历史的秘书，可是，《人间喜剧》记录的无非是一些人物“性格发展史”。当然，文学话语有权从任何一个入口访问人生而不必从他的出生开始，同时，文学话语所提供的结局未必是死亡———作家对于人生的段落划分时常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然，所谓的“人生”范畴同时是一个栅栏，另一些文本遭到了阻拦，继而退出了文学话语。“感时花溅泪”或者“月是故乡明”正式纳入文学话语，记录植物花期或者研究天文规律的文本则被抛向了另册。从诗赋、笔记到各种白话小说或者戏曲，现代性对于文学话语的重组即是确认“人生”范畴。例如，古记的相当一部分篇目之所以撤出了文学话语，首要的原因即是———无法汇聚到“人生”这个主题之上。对于历史话语如此强盛的文化传统，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意味了什么？五、文学话语的聚焦与潜能在对历史话语的普遍敬重之中，尼采曾经抛出一个不恭的命题：过量的历史。这时，历史话语只不过是一些“无法消化”的知识，一种毫无用途的“木乃伊”。尼采对于黑格尔式的历史崇拜深为不满：“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我们现已发现的、有特征的实用词语‘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的一种偶像崇拜。”对于历史话语的压制，尼采企图找到一种“非历史”或者“超历史”的解药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话语的崛起意味了一种解放。文学话语试图冲决陈陈相因的历史话语，另辟蹊径，自铸伟词，设立另一套处理过往历史事件的方式。冯梦龙曾经指出：“史统散而小说兴”②，某种程度上，这可以扩大为文学话语的写照。从对历史话语的依附到大张旗鼓的突围，这至少是文学独立的路线图之一。历史话语拥有真实可信的、公正稳重的品质，文学话语轻佻放诞，投机取巧，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种观念多半源于“词章之学”的声名狼藉。尽管文学话语制造的特殊冲击从来没有停止，但是，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讥讽到“形式主义”屡屡遭受的呵斥，围绕“词章之学”的贬抑之声不绝于耳。

20世纪“语言转向”之后，全面的颠覆性评价姗姗来迟，“词章”或者“形式”隐含的意义终于得到充分的解释。尼采的“修辞认识论”可以视为“语言转向”的某种前驱，当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或者福柯的观点普遍盛行之后，结构主义以来提供的认识逐渐占据了上风：符号秩序决定了世界的显现方式。换言之，语言不是认识世界的事后模仿，相反，语言结构决定了认识的模式———主体即是来自语言的构造。这甚至破坏了历史话语固有的传统威望。如果说，日常生活之中相当多的叙述可以与实在对象彼此验证，那么，历史话语永远丧失了这种可能。所以，罗兰•巴特指出：“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所以，衡量历史话语的时候，话语组织的完善程度成了首要标准：“从今以后历史的试金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可理解性”。的确，传统的历史话语给出了“真实”的许诺，然而，至少在罗兰•巴特心目中，这种求真意志并没有如期抵达“真实”；“真实”仅仅是一种叙述的效果，譬如“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所指物在自言自语”，如此等等③。如果说，过去发生的一切始终固执地向时间之渊沉没，历史话语仅仅是挽留、重组的一种形式，那么，文学话语为什么没有权利提供另一种挽留和重组形式？如同保罗•德曼所言，文学话语之“文学性”是修辞超过了语法和逻辑④。当常规、常识以及严密的推理遭到蔑视的时候，“真实”的意义急剧下降。不论是“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还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些诗句业已放弃了历史话语“实有其事”的幻觉。另一些时候，修辞逐渐与文学话语的虚构结成联盟。远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⑤。这时，文学话语给出的许诺必须是“真实”之外的更高意义。因此，《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的这一段话如同亚里士多德名言的一种注解———文学话语虚构了什么：事相习矣，天下之事变万端，人心之所期，与世浪之所成，恒不能相合。人有好善恶不善之心，故于忠臣、孝子、义夫、烈女、通贤、高士，莫不望其身膺多福，富贵以没世；其于神奸、巨蠹、乱臣、贼子，无不望其亟膺显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上帝之心，往往不可测。奸雄得志，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穷凶极丑，晏然以终；仁人志士，椎心泣血，负重吞污，图其所志，或一击而不中，或没世而无闻，死灰不燃，忍而终古。若斯之伦，古今百亿。此则为人所无可如何，而每不乐谈其事。若其事为人心所虚构，则善者必昌，不善者必亡；即稍存实事，略作依违，亦必嬉笑怒骂，托迹鬼神。天下之快，莫快于斯，人同此心，书行自远。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者易传。……⑥文学话语造就的“语言乌托邦”———借用罗兰•巴特的表述⑦———引入了历史话语视而不见的盲区。从忠臣、烈女到奸雄、贼子，各种奇特的“人生”从历史话语热衷的民族、国家、朝廷、社会背后解放出来。尤为重要的是，文学话语不再始终仰视那些惊动历史的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众多普通小人物的“人生”不断地闯入诗人或者作家的视野，从贩夫走卒到三姑六婆，从窦娥、贾宝玉到阿Q或者祥林嫂。这表明一大批作家企图从另一个方向接触历史。相对于历史话语，文学话语显得狭窄、琐杂，但是，围绕“人生”的各个故事细致入微。海登•怀特曾经敦促历史话语向文学话语表示敬意。在他看来，历史话语的内在架构多方面地挪用文学话语，从编年史向故事、情节转换，或者运用隐喻、转喻、提喻、反讽诸种模式论述历史意识。例如，历史叙事“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视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①。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表明，历史话语的“情节”以及诸种比喻模式的主人公是演变之中的社会。相反，文学话语的主人公不再面目模糊，大同小异，各种千奇百怪的“人生”声口毕肖地浮现出来。历史话语再现了社会，文学话语再现了个人。

作为一个不可祛除同时又令人烦恼的范畴，许多思想家曾经在各种意义上描述过“个人”———不论是启蒙主义的主体、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还是福柯的生命政治。余英时谈论过中国历代思想家的“个人”或“自我”观念，例如儒家、道家的庄子或者佛家的禅宗②。然而，文学话语之中的个人通常镶嵌在一幅特殊背景之中：富有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从小炉子上冒出呛人的煤烟到呼啸地掠过旷野的季风，从厅堂屏风上的雕花到池塘里干枯的荷叶，从车水马龙的街道到悬挂枝形吊灯的客厅……总之，文学话语提供的人生始终安顿在形形色色的日常环境里。“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精髓之一是，逼真地显现种种日常环境。“文学研究会”自称崇尚“为人生”的文学；对于沈雁冰、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这些作家来说，悲凉凋敝的日常景象乃是各种人生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文学话语再现的日常生活并非一本琐碎的流水账，叙述即是日常生活的探索。

这个领域并非平庸的代名词。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生”的表演舞台，塑造出这种而不是那种“人生”———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话语可能察觉日常生活内部隐藏了不同寻常的潜力。无论是“个人”、“自我”、“普通小人物”还是所谓的“日常生活”，这些范畴冲开了历史话语的限制而拓展了文学的独特空间。这显然隐含了重大的政治意义。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到“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些命题的论证通常必须追溯至普通人的命运。所谓的“个人”或者“自我”并不是主张唯我独尊，这些概念的产生首先表明：“人生”是一个拥有独立意义的基本单位，许多时候，这个基本单位先于民族、国家、社会而存在。这个观念是文学话语理解历史的前提。这个前提愈来愈清晰之后，文学话语愈来愈彻底地摆脱了历史话语。然而，这个事实时常被叙述为文学摆脱了历史———一个可耻的逃避。在洗刷这种耻辱的时候，另一些批评家总是习惯地祈求“为艺术而艺术”或者“无用之用”之类论述，仿佛心安理得地放弃了文学话语的政治意义和尖锐性。什么是文学话语的尖锐性？“人生”的叙述揭开了哪些秘密？迄今为止，历史话语始终没有过时，“宏大叙事”指涉的民族、国家、社会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主题。割弃“宏大叙事”的种种解释通常不可能完整。尽管如此，历史话语并没有说出一切，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无法解读另一些故事。所谓的“人生”不是一个个标准配置的零件，性质相同，功能一致，秩序井然地安放在指定的位置上。相反，“人生”可能是崇高的气节、忘我的爱恋或者怯弱与恐惧；“人生”还可能是不轨的激情、欲望、野心；“人生”可能是矛盾，是犹豫，是目空一切的傲慢或者是对于弱者的暴虐。所以，得意于功名利禄之际，人们还是听到了“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叹息；戎马倥偬，平定河山，“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是，一生如白驹过隙，尚有豪情几何？———“可怜白发生”。位置的沉浮，视角的转移，民族、国家、社会不仅激起了壮志，同时还可能卷入纷杂的思绪。男儿自强，卫国戍边，按捺不住一腔的热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然而，天昏日暮，碧血黄沙，这些将士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显露出另一种内心，思念、怅惘、疲惫乃至颓废络绎不绝：“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某些时候，文学话语甚至说出一些历史话语避之不及的主题，例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甚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历史话语显现的是一种社会的概况，或者一种整体性的演变。然而，每一个社会内部各种根系纵横交错，区域性的骚动、分裂、冲突以及短暂的平衡随时发生。震撼性的能量仅仅活跃在局部，甚至稍纵即逝。远在大规模的社会对抗出现之前，日常生活的内部压力已经开始积存。这些压力可能表现在超市货架上的价格表上，可能渗入一场邻里纠纷之中，也可能影响某一幢建筑的开工日期。当然，文学话语的巨大兴趣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各种性格的特殊表演。这些性格的交汇为什么组成了如此怪异的“人生”，那些性格之间的恩怨具有哪些必然的原因？许多时候，这些故事有效地验证了历史话语的结论，包括验证历史话语提出的各种范畴，例如阶级、阶层的分布，经济状况，土地的占有，改善交通的后果，城市与乡村的博弈，如此等等；另一些时候，文学话语可能对众多现成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某些奇特的人物性格，某些前所未有的情节和遭遇，若干惊世骇俗的文学主张，种种离经叛道的叙述方式———总之，传统的解释开始失效。那个拒绝了仕途经济的贾宝玉，那个擅长自嘲自勉的阿Q，那个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那个愤世而又软弱的哈姆雷特；卡夫卡带给人们的诧异方兴未艾，詹姆斯•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又如同一个怪物闯入；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争议记忆犹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接踵而至；还没有人说清什么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又急不可耐地粉墨登场……显然，文学话语中大大小小的波澜如同不可删除的异质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了历史话语的既有陈述。无论历史话语可能做出多少修改，文学话语的最终意义在于贡献出另一种独特的视域。由于文学话语的聚焦，过往事件之中的某些内容开始显露。人们终于意识到，历史话语不屑地掠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某些无名的能量正在这个领域集结。的确，文学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些许故事，若干人物，几声激烈或者含蓄的抒情，然而，这些无名能量的持续积存足够摧毁各种僵死的成规。“千古兴亡，百年悲笑”，历史话语意味了一套叙述，一批举足轻重的范畴充任了这一套叙述的轴心，例如民族、国家、政权、社会制度、战争与革命，如此等等，众多声名卓著的历史人物依附于各种事件，他们的故事通常是片断的，零星的；文学话语提出了另一套叙述，文学话语注视的是世俗的“人生”，并且转向了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对于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可能是一种见证，一种充实；也可能是一种干扰，一种瓦解。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又一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倾心普通的小人物，更为关注底层，更多地投身于压抑与解放的活跃主题———因而对于潜伏在日常生活内部的反抗倾向先知先觉。历史话语首先认识了社会，继而认识了个人；文学话语首先认识了个人，继而认识了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话语类型之间的分歧隐藏了一系列观念的漫长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