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与文学构思

一、引言

纵观日本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以中国典籍为题材是日本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在古代，从上山忆良的和歌到紫式部的物语、从松尾芭蕉的俳句到观阿弥父子的能乐剧本都留有明显的中国题材的印迹。明治维新以来，虽然日本社会进入了以学习和摄取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时代，但是近现代作家不仅继承了古代利用中国题材创作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拓展了中国题材在文学创作中的新领域。他们利用新的文体样式使中国题材在近现代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力量。如森鸥外、中岛敦、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人的小说，长与善郎、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新剧、土井晚翠、田冈岭云等人的新诗都充分借用了中国的相关题材。可以说，以中国典籍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其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就如同日本其他作家一样，善于以中国典籍为题材从事文学创作。其短篇小说《麒麟》就是典型。然而，国内有关谷崎润一郎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细雪》、《春琴抄》等知名作品上，而对《麒麟》的研究至今无人问津。因此，为了更好地探讨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深入研究其文学创作的中国元素，分析《麒麟》对中国典籍题材的取舍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历史的叙述：细节的真实性

小说《麒麟》发表于1910年12月号的《新思潮》，向读者讲述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故事：孔子离开鲁国后，来到了卫国，受到了卫灵公的热情款待，卫灵公决定接受他的道德学说，弃恶从善，励精图治，力争成为一名贤君，然而，却终因未能抗拒其妻子南子夫人的美色，前功尽弃。孔子因此也离开了卫国，前往宋国游说。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却采用了较为真实的写法，向读者叙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片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小说的基本情节源于《史记》、《左传》、《论语》等文献。作者正是通过摄取中国典籍题材的方式来建构文本的历史性。关于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具有叙事性的同时，也具有虚构性。因而，想要通过历史文本来把握真实的历史完全是一种幻想。话虽如此，但是他们也同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细节真实的方式来体现文本所涵盖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因此，从某一程度上说，借鉴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确保叙述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是文学创作理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必然缺乏可信度，而无法让读者信服。为了更好地说明《麒麟》故事情节的历史性特征，我们将小说的情节简化为三个方面，即孔子为何游说卫灵公？如何游说卫灵公？游说的结果如何？小说一开始，作者就以一位历史叙述者口吻向读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493年，据左丘明、孟轲、司马迁等人记载，在鲁定公举行第十三年郊祭的春天伊始，孔子由数名弟子伴随在车架左右，从故乡鲁国踏上传道之途。［1］95此段引文正是作者借用历史题材向读者交代孔子游说的缘由。因为《史记•孔子世家》有类似记载：齐人闻而惧，……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卫，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2］1918－1919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说齐国担心孔子的学说让鲁国强大，特意送了八十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到鲁国，季桓子多次微服前往城南高门外，多日不理朝政。孔子对此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却没有送给孔子，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去卫国寻找出路。通过比较，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作者之所以如此叙述，一方面，想要将读者引往春秋时期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为小说营造环境；一方面，以近似历史性叙述方式让读者相信题材选用的真实性。其次，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来到卫国的孔子在游说卫灵公期间又如何体现题材摄取的准确性？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下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情况。历史上，南子本是宋国宗室的一位女子，也是历史上著名的美人之一。弱小的宋国迫于卫国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将南子嫁给年岁已高的卫灵公。那么，《麒麟》中的南子是否如此？小说有一段关于南子外貌特征的描述：……访问我卫国、见过我的面容的每一个人，无不惊奇地说：夫人额似妲己、目似褒姒。先生若是真正的圣人，请告诉我，自古代三王五帝以来，世上有比我美丽的女子吗？［1］109很显然，作者笔下的南子美貌出众，单这一点就与典籍中的记载相差无几。正因为南子具有倾国倾城的容貌，所以当她得知孔子来到卫国传道后，极力想会见孔子，希望获得他的称赞。为此，小说用了近十页纸的篇幅大力描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况。虽然这段文字不乏作者的虚构和想象，但俩人的会见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就有记录，不妨照录如下：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2］1920这是一段非常简洁的情景描述。除了记载他们见面的原因，以及之后打躬作揖以外，还提到了南子的配饰和服装，其他情况均没有提及。然而，南子为什么一定要会见孔子？难道只是想借孔子之言来印证自己的美丽？除此之外，是否还另有隐情？小说有一处描写南子眼中的孔子形象引起了注意。文章这样写道：“他（孔子）额似尧，目似舜，项似皋陶，肩似子产，腰以下不及禹，约三寸而已，……身长一丈九尺六寸，具有文王的身材。”［1］101这一段文字描述并非空穴来风，作者随意臆想的结果，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情况如出一辙。“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2］1921根据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史》的推算，周尺一尺有19．91公分。也就是说，孔子身高1．91米。面对如此高大的男子，耽于唯美的南子定会一睹真实。谷崎润一郎为了刻画他们相见的场面，不惜浓墨重彩，两者的相见和孔子外貌的描述均能在文献中找到相应的出处。由此可见谷崎润一郎在选取中国典籍题材的过程中的确充分考虑了所选素材的真实性，以确保其故事情节的历史性特征。相比会见，小说仅用了不到一页纸的篇幅对游说过程进行了描述。然而，尽管作者在此惜墨如金，但是还是能从数百字中寻找到一些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故事情节。譬如，为了接见孔子，卫灵公清心寡欲、沐浴斋戒、以礼相待，听取富国强兵、王天下之道。然而，圣人对于伤他人之国、害他人之命的战争之事不置一辞，对于榨取民脂民膏、掠夺民财致富之事也没有辅佐之言。也就是说，卫灵公想向孔子咨询军事方面的问题，孔子对此避而不答，拂袖而去。因为此事与提倡仁政、主张以礼治国的孔子学说背道而驰。《麒麟》所描述的此事在《论语•卫灵公》和《史记•孔子世家》都有记载。前者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3］231后者云：“他日，灵公文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2］1926两处文献引文的内容显然与小说描述的的情节极为相似。因此，遵循历史，确保故事情节的历史性可以说是谷崎润一郎选取中国题材的一个标准。至于游说的结果如何，小说也只用了数百字加以描述。此处，引结尾处的一段文字为例，分析其情节的历史性特征。公元前493年春的某日，在黄河与淇水相夹的商墟之地、卫国国都的街道上，走着两辆马车。……第一辆车子上，载着卫灵公、宦官雍渠、以及以妲己、褒姒之心为心的南子夫人。……第二辆车上，载着以尧舜之心为心的乡下圣人孔子。……翌日清晨，孔子一行又踏上前往曹国的传道之途。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圣人离开卫国时的最后一句话。［1］115－116《史记•孔子世家》同样记载了此事。具体如下：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2］1921对比上述两段引文，发现小说的描述内容与史书记载的内容如出一人之口，如出一人之手，出现的人物、地点、道具等具体细节都如此相同。《麒麟》能够如此准确地表现题材本事，不仅说明了作者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之高，而且也再次体现了小说情节的历史性特征。一般来说，良好的方法往往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题材，作家们都会根据时代、社会的要求、个人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来选择和处理相应的题材。那么，作者谷崎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作品的细节相对采用了相当真实的写法，沿用历史叙述的内容，表现情节的历史性特征的？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舍九取一。所谓舍九取一的取舍方法是指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为强调人物的某一种性格特征而将那些表现人物其他性格的题材故意隐匿起来，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类似于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仅借用有关的历史题材来表现“人物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4］61作品中孔子和南子形象的言行举止之所以能够多次与历史相吻合，离不开这种题材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作者在题材选取时注重其历史性的一面，也有利于作者不拘泥于这些题材，而进行明确的目的性舍弃。

三、丰富的想象：作品的文学性

虽然《麒麟》能够较为灵活地运用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历史事件，使其故事情节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但是谷崎润一郎并没有拘泥于源典素材，而是对出典素材进行了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取舍。譬如，前文所引小说开篇的那一段引文就存在明显与历史事件相违背的地方。依谷崎润一郎所言鲁定公举行郊外祭祀是在公元前493年，而事实上，鲁定公不可能在这一年举行郊祭，因为据《左传•定公》记载：“定公十五年，公薨于高寝”，［5］546也就是说，鲁定公已在公元前495年病逝，因而，不可能在公元前493年举行郊祭。那么，鲁定公郊祭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2］1918这里所说的膰就是古代用来祭祀的肉。因此，鲁定公郊祭应该发生在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小说所指的公元前493年据查为鲁哀公二年，即卫灵公去世之年。《左传•哀公》有云：“夏，卫灵公卒。”［5］552这样一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作品中局部的故事情节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而整个故事却发生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具有明显的虚构痕迹。那么，作者为何会出现如此显而易见的差错？是失误，还是另有意图？事实上，谷崎润一郎是一位熟知中国典籍的作家。据其在《少年时代》中的回忆，十三四岁时，谷崎润一郎进入龟嶋町的秋香塾学习汉文。“每天早晨上学前学习三十分钟左右。先生是一位六十岁左右、蓄着长胡须的老人，多亏老人家的指点，汉籍的经典大致都是在那个时候读的。……所以在秋香塾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顺序进行学习，学到了十八史略、文章规范。”［6］169因此，出现如此差错绝非失误，而是另有它意。那么，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李俄宪曾说过：“一般意义上讲，取材于历史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从历史纪录里挖掘出没其中的人物，并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选择取舍，然后再把人物作为文学形象进行个性化、典型化塑造。”［7］126也就是说，要想弄清作者的创作意图，分析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首先，以作品中孔子形象为例。不仅外貌特征与古籍中的记载相同，而且其行为也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征。例如，当孔子一行来到卫国时，听到宫内传出的钟声，孔子告诉弟子子路钟声非但不美，相反还十分可怖、凄厉，因为它包含了暴政压迫下的人们的诅咒和泪水。当卫灵公求教于孔子治国之道时，孔子告诫卫灵公应该克服私欲，以仁使天下驯服。由此可见，谷崎在塑造孔子形象时，想象性地将之塑造成为一个克己复礼的圣人。孔子本有的血肉被割舍了，只剩下一个被抽象化了的符号———善。也就是说，小说在塑造孔子形象时仅仅刻画他的为善之行，而对其他方面则没有提及。这一点在孔子与南子夫人见面时表现的最为突出。面对南子的美色和富有挑逗性的言行，孔子正襟危坐、表情极为严肃。虽说在孔子被“圣化”的过程中，司马迁的推波助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其笔下的孔子形象也并非一味的高大，圣贤，落魄、穷困、潦倒的窘相时常会出现在《史记》的记载之中。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在百姓眼中“垒垒若丧家之犬”。［2］1921如此，谷崎为了突显孔子的善教、知礼、有德，有意识地放弃他的其他方面，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在对史实题材的处理上采用了舍九取一的取舍方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加之，《麒麟》属于短篇小说，其容量有限。因而，作者只能够选取历史事实的一个层面，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集中笔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于是也就成为其塑造人物的方法，至于与人物有关的其他情节则只有借助想象来虚构和演绎。与孔子形象一样，小说中的南子形象也同样体现了作者舍九保一的题材取舍方法。虽然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有南子这样一位美女，但据典籍记载南子更是一位喜欢舞权弄政的女子。这一点有《史记》和《左传》为证。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饹宋，已而之晋赵氏。”［2］2178《左传•定公》也有记录。“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6］544那么，《麒麟》中的南子形象是否也是如此？通读全文，我们没有发现说明此事的文字。显而易见，作者在选择中国题材时，并没有严格遵循历史，而是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意识。小说中的南子不喜权术，而爱施虐。“那些谈及夫人恶德的男人们，被她炮烙毁容、颈套长枷、贯穿双耳……那些惹动了灵公的心而遭致夫人的嫉妒的美女，被她割鼻、刖足、系以铁索。对此光景看得出了神的南子的面容，有如诗人般美丽、哲人般严肃。［1］114可以说，为了突出南子恶魔般的行径，作者将南子幻想为妲己，这显然与《史记》等典籍记载相违背。至于小说叙述南子向孔子求证其美之事，南子命宫女为孔子奉上珍馐美酒之事也都没有史料记录。换句话说，这些情节的设置都是作者想象的结果，与典籍没有任何关联。由此，作者为了确保南子的妖艳而舍弃了其他方面，这正是作者借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法塑造人物形象的结果。对此，加藤周一有过相关评价。“他（谷崎润一郎）只善于描写生活与某种理想相关联的一面，其他所有方面都被抛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谷崎的小说世界是抽象的。”［8］374加藤所说的某种理想显然是指作者的创作意图。“谷崎的小说，当然不是作者自身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实际生活的反映，而是由此岸的或者现世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美的反映，而且是快乐主义的反映。”［8］374换句话说，谷崎在小说主题上为了推行唯美的观念，可以割舍与之无关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真实的历史题材。南子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一句话，南子在其笔下是一位妖魔化的女性，是虚构多于事实的女性。由此似乎发现了小说的一个秘密：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采用了舍九取一的方法，一方面极力表现孔子的善，一方面却又极力突出南子的恶，两种截然相反的方面构成了彼此之间的一种张力。随着这种张力的增强，人物形象越单一，作品的文学性却越强。这种扁形式人物虽然单一，但也正是这种单一充分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因为这种人物之间的张力既是人物冲突的表现，也是人物性格的张扬，彼此矛盾越大，冲突越剧烈，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越清晰。作者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有效回避了角色自身内部的冲突，因为这样不利于创作意图的表达，尤其对于像《麒麟》这种不足4000字的短篇小说来说，更是如此。

四、结语

日本作家佐藤春夫在评论谷崎润一郎作品时曾经说过，谷崎的作品在整体上写的不是事实，而在细节上是严格按照事实原原本本写出来的。对此，学者王晓平也持相同的意见，并认为这一评价也完全适用于谷崎那些描写中国古代故事的作品。［9］272小说《麒麟》这个标题似乎是一开始就决定的这一特点。麒麟这个词虽然本身在《史记》和《左传》中找不到出处，但据最新版《辞海》一书中所收录的“麒麟”一词，其意思是指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其状如鹿，有独角，全身生鳞甲，尾像牛，多为吉祥的象征。［10］1777由此可见，麒麟虽然细节上具有如鹿、如牛等实物的真实性特征，但整体上却是一种想象的动物，虚构性才是其最根本的属性。谷崎润一郎在这里借用这个词显然包含了作者一个强烈的意图：小说在整体上不描述事实，但在细节上却要严格按照事实原原本本将之描述出来。总而言之，小说《麒麟》取材于《史记》、《左传》、《论语》等典籍中的人物和事件，而又不拘泥于这些原典素材。作者采用舍九取一的题材取舍方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以细节的真实确定作品富有历史性的同时，又以丰富的想象确保其作品的文学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