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学视野下亚·玛丽尼娜创作

20世纪末，急剧的社会转型以及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生存土壤，在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共谋之下，曾处于社会精神生活中心的文学被迫降格为“大众交际的渠道之一”[1](P5)，开始了其边缘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俄罗斯文学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之后呈现出一幅迥异于前的生态图景，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大众文学的勃兴。时代文学的变迁必然反映在具体作家的创作之中。在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浩瀚的星空中，亚历山德拉•玛丽妮娜(АлександраМаринина)无疑是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由于历史的巧合，她的文学创作恰好始于本土大众文学勃兴之际，这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使我们有理由将这位备受争议的作家的创作视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嬗变的一个缩影。本文即尝试通过文化与文学的双重视角来探讨玛丽妮娜侦探小说创作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意义。

一、作为大众文化现象的玛丽尼娜的创作：文化的视角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俄罗斯进入了一个以价值重估、思想再构为主要标志的文化转型期。文化在整体上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文化理想的多方探求使得这个转型期变成了旧形式复活和新形式诞生的时期，各种异质的、甚至是矛盾的文化形式共存并处，呈现出一派文化狂欢的景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大众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进程。玛丽尼娜的创作是文学大众化的典型表现之一。加拿大学者芭拉班指出，“就像（20世纪）70-8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维索茨基、普加乔娃①、拉伊金②和《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一样，90年代的大众文化史不能没有玛丽尼娜。”[2](P83)作为文学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演变形态，“玛丽妮娜现象”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文化特征。首先，玛丽尼娜的创作是俄罗斯文化从意识形态文化向消费性文化质变的形象阐释。前苏联解体之后，随着以思想政治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失范，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大众文化勃然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意识结构和阅读习惯。统治了人们近二百年的文学观念随之土崩瓦解，文学创作从“灵魂工程”降格为“商品生产”，作品异化为商品，审美退化为消费。文学价值的决定性因子也从审美内涵、思想深度变成了商业运作。玛丽尼娜敏锐地感受到了文学的这一变化，她主动寻求适合读者市场的小说模式，始终将满足读者需求作为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力，最终形成了以紧张有趣的情节、平实易懂的语言、生动逼真的形象以及极为生活化的场景为特征的创作风格。此外，她还与著名的埃克斯摩出版公司合作，通过多方位的商业营销手段将其作品推向市场。1995年，她的几部小说出现在埃克斯摩的《黑猫》侦探小说摘要：大众文学的勃兴是20世纪末俄罗斯文学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学现象。玛丽妮娜的创作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文学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变迁。她的创作既呈现出消费化、媒体化、通俗化的大众文化属性，又是对多种文学元素的并置综合，更是对文学与现实审美关系的重构。关键词：玛丽妮娜；大众文化；大众文学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288(2012)01-0036-04收稿日期：2011-08-17作者简介：武玉明（1974-），男，山东沂水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俄罗斯文学。①阿拉•普加乔娃（1949-），俄罗斯著名通俗歌手，她演唱的歌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普加乔娃在前苏联解体后曾一度成为俄罗斯流行歌坛的领军人物。②阿尔卡季•拉伊金（1911-1987），前苏联著名戏剧演员、导演、剧作家及幽默家，其小品剧和戏剧作品幽默睿智，以讽刺见长，深受前苏联观众的喜爱。

2012年2月Feb.2012系列中，几乎是马上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个事实反过来又成为玛丽尼娜创作的助推力，自此她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创作了几十部侦探小说。在其创作的高峰期，甚至每两三个月就有一本新书面世，且部部畅销，为出版社和作家本人带来了丰厚物质回报。据《俄罗斯福布斯》杂志提供的数据，仅在2004年玛丽尼娜的收入就达到百万美元，成为名符其实的“俄罗斯文学新贵”。作为一种消费性文化，大众文化在向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文本的同时，悖论性地提供了越来越少的意义。这肇因于不断的自我摹袭而导致的文化“内爆”。为了维系作品的消费价值，玛丽妮娜在其小说创作中将“内爆”奉为一种常态的生产机制：她最著名的卡敏思卡娅系列小说实际上就是对有限叙事模式的一再重复衍化，其结果是创造了一种“不断增长却并不那么丰富的”语言景观。另一方面，从大众文学创作的整体语境来看，玛丽尼娜的侦探小说则成了其他作家文本实践的参照点。在达•东佐娃和伊•沃尔科娃等人的小说中，“玛丽尼娜”往往作为一个消费符号而出现，变成了这些作家用以拉近与读者的关系、激起其阅读兴趣的商业性手段。可以说，玛丽妮娜的“符号化”与大众文化中无处不在的自我指涉是相符合的。其次，玛丽尼娜的创作是西方大众文化与俄罗斯本土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结果。归根结底，玛丽尼娜的成功并不纯然是商业运作的结果，更主要的是她把准了文学的市场脉搏，敢于突破西方小说模式，赋予其作品以俄国文化元素。今天来看，世纪末的俄罗斯大众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一场“变革与独立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动荡和文化大众化的加剧使得严肃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界开始转向边缘文学地带和民间创作领域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译自西方的大众小说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挤满了俄罗斯的文学空间，俘虏了无以计数的读者。这些翻译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主要是大众读者———的文学观念，拓展了文学的疆域。但与此同时，这些翻译小说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文学格调的低俗和文学价值的低下。深受经典文学熏陶的俄罗斯读者很快就腻厌了这些小说的肤浅，进而表现出对传统文学主题和正面主人公的怀念。玛丽尼娜洞悉并顺应了读者的这种阅读期待。作为对西方大众读物的反拨，她的“人道的侦探小说”将创作重心重新定向人性、命运、道德等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主题。玛丽妮娜如此界定自己的创作宗旨：“经过对犯罪现象多年的研究，我明白了在犯罪本身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有趣的东西。因此，我的书不写犯罪，而是写人，写他们的命运、心灵、思想，以及他们在做出某些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是犯罪———时所遵奉的动机。”[6](P529)玛丽尼娜将西方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融合，在新时期俄罗斯侦探小说萌生之初即为其奠定了创作基调，找到了一条独特的侦探小说写作之路。在其影响下，俄罗斯本土侦探文学创作的大潮涌起，逐渐将翻译小说排挤出文学市场。最近几年颇具影响力的畅销书作家鲍•阿库宁认为，当代俄罗斯消遣文学的热潮正是始于玛丽尼娜，是她第一个把“异教徒”从书柜上挤走。[7]由此可见，玛丽尼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决不仅限于其文学创作本身，更重要的是，她引领了俄罗斯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的“变革与独立”运动。再次，玛丽尼娜的创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当代俄罗斯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紧密联系。大众传媒既是大众文化的传播工具，也是其重要的创作材料来源。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当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作为一种媒体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俄罗斯是随着传媒的普及而崛起的。玛丽尼娜敏感地认识到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她积极利用媒体来宣传自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成为大众眼中的“明星”，根据她的侦探小说改编的系列电视剧更是大众文学与影视联姻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她在自己的小说中插入了大量的以媒体文本形式出现的内容，如在《我死于昨天》和《第七个受害者》中对电视访谈节目的描述，这在增强叙事的逼真感、提高作品的可读性的同时，更是对20世纪末俄罗斯文化“媒体化”事实的忠实反映。最后一点，玛丽妮娜的创作反映了大众文化生产的通俗化原则。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削平了“深度模式”的审美形式，大众艺术容不得深奥抽象的理论话语的存在，因而被纳入其视野的一切思想观念都应被折射为大众意识的内容，才能成为其艺术文本的反映客体。玛丽尼娜的创作与女性主义观念的关系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原则。前几年，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玛丽尼娜小说的文化意义似乎成为一种时尚，例如，批评家特里丰诺娃就曾提出，“玛丽尼娜和她的娜斯佳•卡敏思卡娅为改变俄罗斯的父权制心理所做的，远比所有的女权运动和学术著作要多得多、快得多。”[9](P171)这种研究视角和观点实在有待商榷。众所周知，女性主义原是一种源自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后才传入苏联。由于历史的巧合，女性主义观念在俄罗斯的滋长是同整个社会对政治武玉明第1期:文化与文学视角下的亚•玛丽尼娜的创作和文化极权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俄罗斯女性主义往往带有很强的批判性甚至进攻性。在卡敏思卡娅身上的确有一股自发的女性主义气质，但是，与主流女性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观念不同，卡敏思卡娅的女性主义观念是被极度弱化了的，是与传统思想折中的产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玛丽尼娜无意在她的侦探小说中研究、分析社会意识中的性别观念，更无意去颠覆父权制思维模式、进而重构女性形象。玛丽尼娜所属意的显然不是走在时代思潮前列的旗手，她只是尽量如实地描述女性主义观念对普通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即是说，她只愿做一个社会意识的记录者而不是构建者。因此，将玛丽尼娜归入女性主义作家阵营以擢升其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的做法，实有武断之嫌。

二、综合的写实艺术：文学的视角

俄罗斯文评界一般认为，就文学血缘而言，玛丽尼娜是英国侦探文学传统的继承者，所以，给她戴上“俄罗斯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冠冕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是，对这个封号应当谨慎看待。如果单从两位作家在侦探文学中的地位来讲，这种类比似无不妥；然而，如果从创作特征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却是谬以千里。玛丽尼娜本人对这种类比也不甚认同，她说“：我们相互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我对绞尽脑汁的谜语毫无兴趣。主要的不同在于，我的书是立足于如下问题的：尖锐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人际关系的非同一般的转折，人们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遍观玛丽尼娜的整个创作，应当承认以上说法是十分中肯的。克里斯蒂小说的魅力来自情节本身的张力，她纯以巧妙的构思取胜，在侦探情节之外着墨甚少，因而其作品风格奇峻瘦硬，很有“骨感”之美。相比之下，玛丽尼娜小说的构思虽然逻辑性也很强，但她似乎更善于描写生活细节和现实场景，这仿佛是在侦探情节的骨架上填充了颇富感性的血肉，小说结构因而显得敦厚丰润。环肥燕瘦，各有各的风韵，但两者的不同是一目了然的。其实，玛丽尼娜的侦探小说创作并不是单纯地对某种侦探文学传统的继承，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多种文学传统的杂糅。她将古典侦探小说、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和苏联警探小说的某些诗学特征各自抽取出来，有机融合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时又对各种传统有所突破创新。她吸收了古典派侦探小说的智性因素，以巧妙的构思和缜密的逻辑作为小说的情节内核，同时又大胆突破叙事结构的囿限，将作品的叙事视野从狭小的“密室”空间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在反映现实的广度上，玛丽尼娜的小说与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颇有些类似之处。但她从不像硬汉派作家那样宣扬个人英雄主义，更不鼓吹暴力抗恶。她的小说中，主人公卡敏思卡娅迥异于哈米特笔下万事一肩扛的侦探斯佩德，她从来都是作为集体的一员在行动，并主动寻求与同事们的合作；此外，尽管卡敏思卡娅对种种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充满愤恨，但她的惩戒手段是法律而不是暴力。在文学风格上，玛丽尼娜的小说更接近于苏联警探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现实主义倾向。如同阿达莫夫、谢宁等人的作品，玛丽尼娜的小说也同样具有道德探索的激情，但与前者相比，其探索领域显然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层面，触及到了社会道德范畴。玛丽尼娜对苏联警探小说的超越还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剥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同意鲍里斯•杜赫关于玛丽尼娜的小说是“带有社会主义面孔的警探小说”的论断。除了以上三股主要的文学源泉，玛丽尼娜的小说在心理分析方面还秉承了契斯特顿和西姆农的遗风，特别是同后者一样关注人性的复杂多样，并且有意识地利用人物心理变异制造悬念、铺染情节，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除了侦探小说，玛丽尼娜还广泛摄取其他文类的营养元素，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接受上的广谱性。她将“美国推理小说之父”范•达因关于侦探小说里不应有爱情线索的告诫弃之不顾，在多部小说中描写了卡敏思卡娅与契斯加科夫马拉松式的爱情长跑，以及他们婚后的情感经历和家庭生活。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对生活细节的细致描摹，使得书中的情感描写显得细腻可感，令许多言情小说的爱好者不忍释卷。

此外，在玛丽尼娜的艺术思维中还蕴含有民间创作的成分。譬如，在卡敏思卡娅的形象中就潜含了“灰姑娘”的童话原型。这个形象满足了普通市民对人生幸福的渴望与想象，是玛丽尼娜的小说吸引大众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令人难以抗拒的诱饵。由上可见，玛丽尼娜在其小说中融合了多样性的文学元素，创造了新的叙事模式，这使她的小说不同于历史上已存在的任何一类侦探小说。应当认为，这既是兼顾不同读者阅读趣味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的文化传统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产物。我们知道，自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便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主流观念。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观，更是这个北方民族的世界观。把现实当作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对象与枢轴，是俄罗斯人惯常的思维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种思维模式早已浸透了俄罗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社会的剧烈转型导致了人们现实感的丧失。时代给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务。玛丽尼娜生逢其时，她试图在“阅读的快乐”中把现实感归还给读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在保留传统侦探小说的智力性、刺激性的同时，在自己的作品中摄入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记录了20世纪末俄罗斯的历史变迁，反映了苏联解体前后市民观念意识的变化。政坛的明争暗斗（《不要阻挠刽子手》）、科研单位的现状（《追逐死亡》）、新形式的经济诈骗（《我死于昨天》）、出版业的欺诈黑幕（《修辞家》、《别人的假面》）、底层人的生存挣扎（《被窃之梦》）……等等，所有这些生活现象都进入了玛丽妮娜笔下的艺术世界。不但如此，她还不厌其烦地对一些生活细节，例如做菜、煮咖啡等进行纯技术性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增大了其所描绘的艺术世界的感受密度，使之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更为有趣的是，读者还可以从她的作品中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计算机应用、医学、饮食、烹饪、装修，甚至学位论文的写作等等，无怪乎有人将她的小说称为“生活指南”。从反映生活现实的广度来说，将玛丽尼娜的创作喻为“当代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似乎不为过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玛丽尼娜的小说中，对第一性现实和传媒化现实的反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肇因于大众传媒在今日俄罗斯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人所尽知，大众传媒受制于作为整体的大众文化，它需要遵循一定的大众文本建构原则，因此它所反映的是被组织起来的现实，它所体现的也是被组织起来的意义。

这也就是说，人们所认识的现实并非完全真实的现实，而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仿像化的现实或“超现实”。究其本质，这种“超现实”是对外在现实的一种抽象的、标准化的概括。在这一点上，玛丽尼娜的作品和以电视为主的当代大众传媒是极为相似的。已经习惯于从电视上认识“现实”的观众在玛丽尼娜的小说中看到的都是同样熟悉的场景和事件，因此，他们在阅读中可以获得某种认同快感，而不会产生在阅读严肃文学作品时所遭遇的认知上的阻滞。玛丽尼娜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文学的传媒化倾向，这应当被视为当代社会深度审美能力缺失的后果。由此可见，玛丽尼娜小说对社会生活现实的反映实质上仅止于大众可见的感性表象，而对于表象之下的本质现实却视而不见。这使她的小说从“高于生活”的神坛上走了下来，融入到生活自身之中，变成了像电视节目一样的日常文化消费品。总概起来说，玛丽妮娜的“写实主义”是极其肤浅的，带有表面化、模式化甚至自然主义的倾向，她对典型形象的概括以及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远未达到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准。在玛丽妮娜对现实的观照中，现实本身上升到艺术客体的地位。这一事实弱化了传统现实主义“说明生活”、“判断生活”的文学功能，从而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简化的、缺乏深度的新型审美关系。然而，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看，她的小说正是以其丰富的“生活的真实”和“为历史存真”[14](P7-8)的本色弥补了严肃文学在客观反映生活方面的不足，并因此而获得了独特的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

综上所述，玛丽尼娜的创作革新了侦探小说的文化模式，见证了文学观念在新时期俄罗斯的变迁。在她的小说中反映了不同于主流文学的文化事实，这些事实是肤浅的，但却是当代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分。整体来看，玛丽尼娜的创作呈现出消费化、媒体化、通俗化的显著特征，是“20世纪—21世纪之交大众文化的典型标志”[15](P263)。同时，玛丽尼娜对文学与现实的综合使得其小说在文本结构上较古典侦探小说要复杂得多：一方面，这是对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和民间创作诸种文学传统的综合性继承；另一方面，她的小说又因多层次的现实叙事而呈现出社会小说和大众传媒文本的某些特征。这实际上是更高层次的艺术综合，这种综合赋予玛丽尼娜的小说以多重解读的可能性，从而使其在面对不同的接受主体时会获得不同的阐释，真正成为雅俗共赏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