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探析

时间:2022-03-31 10:28:47

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探析

【摘要】作为古籍资源存藏丰富的公共图书馆,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责无旁贷,影印古籍是其方式之一。本文通过回顾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影印古籍自出版情况,分析这种出版模式的利与弊,以期为现代图书馆古籍影印出版提供借鉴。

【关键词】古籍影印;自出版;借鉴

1民国时期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的公立图书馆中,有很多省级图书馆在影印古籍时存在自出版发行古籍业务。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在其1935年发表的《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中总结当时省级图书馆古籍影印状况称:“南京国学图书馆以馆藏之多珍,与方针之所重,印行珍本为特多。次则山东省馆兼有博物馆之性质,藏金石甚多,故所出如《汉魏石经残字》、《两汉印帚》等,皆蔚为巨制,间亦有影印之珍本(如《穆天子传》)。此外如浙馆之印行目录学著作,赣馆之重印豫章丛书,豫馆之筹刊中州丛刻,陕馆之印行碑林目录,以及皖馆之编行乡贤像传,皆吾人所闻知,其未闻而出有佳籍者,犹不在鲜也。”[1]可见当时不少图书馆影印古籍,且各有特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江西图书馆等。1.1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前身为江南图书馆,辛亥革命后曾多次更名,1912年为江南图书局,1913年7月为江苏省立图书馆,1929年10月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沿用至1952年10月1日。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视影印古籍为一项重要工作,柳诒徵在担任馆长之初就考虑印行古籍善本的问题,他在《改良省立图书馆第一计划书》中谈到古籍影印的重要性:“又有一事,亟宜举办,即印行是也。馆中善本不啻鸿宝,任人阅览,既易损失;什袭珍藏,则等窖币。兵火之劫,盗易之弊,虫蠹之患,在在堪虞。他如传钞孤本有关学术者,仅恃手抄,事难功尠,故欲恢张国故,便利学人,宜取善本、孤本影印发行,则如一人化身千亿,恒干之外,子孙繁多,一面可以嘉惠艺林,一面可以获取重值。”[2]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特设立印行部,并为此颁布《印行部规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流通善本秘笈,服务于读者。“从民国十七年上半年开始,锐意于馆藏珍本古籍的印制,至民国二十五年图书馆新印书籍将近100种,达68384部,165720册。而且印行的珍本古籍的发行量较大,如民国十七年度虽然只印2种书籍,但印制册数达16514册,发行数达11653册。发行册数占印制书籍总数的70%强。从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印行书籍的册数为30676.7册”[3],从上述统计数据,可看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民国时期影印出版古籍数量之大。其影印古籍的种类主要为江苏地方文献和先贤著作、科技典籍、文学艺术方面的珍贵稿本、钞本、大部丛书如《云自在龛丛书》、《藕香拾零丛书》等。而且“其书类皆罕传本”[1],“当时学者以购得盋山精舍印行书,视为珍品。”[4]1.2浙江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成立之初,就将浙江官书局并入,其机构设置上兼有藏书与编刻书的功能。同时所刻各书公开在杭州的售书处售卖。1914年浙江图书馆的木刻书还参加了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可见其自出版业务已很成熟。据项弋平《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所述,“浙江图书馆的刻书业务,从1909年至1929年大致为第一阶段,只有木刻业务。出版的书籍从内容上说,大都是乡邦文献、地方志书;从形式上说,以大部头的丛书为主。如《蓬莱轩舆地丛书》、《台州经籍志》、《章氏丛书》、《通鉴辑览》等。从1929年至1937年为刻书业务的第二阶段,除木刻书业务继续扩大外,又增加铅印业务。这一阶段,木刻书板增至十余万片,印书达四百多种。内容有浙江文献、地方志书、金石书画和各类丛书。”[5]1.3江西省立图书馆。“自欧阳祖经担任馆长以来,江西省立图书馆非常注意访求、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将其重印行世。”[6]其中影印《豫章丛书》影响较大。1933年8月,又鉴于《豫章丛书》流传不广,“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高等院校又十分需要,‘为介绍学术宣扬文化起见,特补刊残缺,用上等连史纸,选择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装二百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书,定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江西民国日报》1933.8.2)由馆中装订员徐瑞堂印行100部,大多被全国各大图书馆购去。”[6]上述内容反映了江西省立图书馆影印自出版此丛书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文献瞥见《豫章丛书》再刊行的记载:“惜仅梓一次,传本无多。海内藏家,尚恨向隅。最近该馆馆长杨氏立诚有见于此,特商承教厅长程氏同意,将该丛书修补残简,重予印行一百部。”[7]除此外,江西省立图书馆还铅印《谭襄敏公年谱》等。1.4云南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成立后,屡易其名:昆明云南图书馆、云南省立国学图书馆、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云南图书馆曾辑刻大型地方文献《云南丛书》,“1914年专门设立了辑刻《云南丛书》处,负责编辑、印刷和出版工作。起初由唐继尧政府拨款万元,1916年初编印大部分完成。1923年以后由当地官僚资本开设的“兴文当”拨款,1947年丛书处改为文献委员会。《云南丛书》已编印的初编152种1148卷,二编53种254卷绝大部分是木刻,只有一少部分是石印、铅印本。”[8]可见图书馆辑刻大型丛书会遇到经费的困扰。这也只是众多图书馆影印古籍的一个缩影。

2自出版利弊分析

通过了解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古籍影印自出版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出版方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2.1优势。2.1.1版本可靠,排版多变。图书馆提供馆藏古籍资源,能够保证版本精良,将古籍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曾言:“往者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虽借馆书印行多种,惟书贾牟利,不善鉴别。所印者,或改易原式,或不适实用。若馆中自行印布,善本则依原尺寸,钞本则排印精校,聚之则为丛书,分之亦可单售,较之假手书贾,必有良楛之别。”[2]他指出商务印书馆曾借图书馆的书,为牟利不善鉴别,而图书馆自行影印古籍排版形式可多变,或丛书或单册,既可裨益学界,又可避免书商作伪。2.2.2专人专部负责,专业性更强。图书馆出版古籍,可以在资源保护、资料选择、刊印等方面做得更专业。浙江图书馆“民国元年设总理副理各一人,其下职员若干人。是冬裁副理,改总理为馆长。下设监理兼编辑二人,检校兼文牍、庶务兼会计各一人。司书生四人,缮录生一人,印行所管理员、书版匠头各一人,司书生二人。”[9]从材料可以看到,浙江图书馆有专人负责出版业务。“1929年浙江图书馆租赁了杭州水陆寺巷的房屋,购买铅印设备,成立铅印部。铅印部除印书外,还接收外来业务”[5]。由此可见,浙江图书馆还专购设备、专设机构负责印刷。2.2.3顺应时代需要,发挥馆藏价值。自出版能根据当时需要及时刊印古籍,发挥其作用。“当时正处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意欲图谋全面侵华之际,国学图书馆以印行馆藏《郑开阳杂著》、《经略复国要编》、《三朝辽事实录》和《正气堂集》等古籍珍本的方式,将这些史书里记载的著名抗倭、平倭事迹广为刊布,以警醒国民,传扬民族精神。”[10]处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以此种形式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使命与担当,在当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2.2弊端。2.2.1人力有限。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人力资源有限,业务多样,很多图书馆人都是身兼多职。从事古籍出版业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并非专业出版人士,缺少专业经验,他们懂古籍,却不懂出版、排版等。2.2.2物力有限。民国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成立初期,各种物资紧缺,如房舍紧张,可用设备少,可维持如木印、石印等古籍影印业务的场地、专业设备等资源有限,有专门机构和专业影印古籍设备的图书馆很少。待图书馆事业发展趋于稳定,战争又起,以致正常事业发展受到影响。2.2.3财力有限。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经费匮乏,主要靠拨款,各项事业发展可分配的经费有限。古籍影印自出版业务受到经费调配的影响,如云南图书馆收到不同拨款机构提供的出版经费,断断续续进行刊印。2.2.4缺乏稳定性、持续性因经费匮乏、人力、物力、财力、战争等原因的影响,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影印自出版业务,其稳定性和持续性无法得到保证,工作的开展只能间断性的、非常态化的。

3借鉴

时至今日,古籍作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其影印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影印自出版模式,对当今图书馆仍具有借鉴作用。3.1培养复合型人才。古籍影印工作既需要了解古籍的专业人才,知道馆藏古籍的版本、损毁情况、适合出版的内容、当前的古籍政策、古籍的纸张和函套材料选择等;又需要掌握出版业务技能,了解符合出版政策、易于出版发行的内容,了解适合排版与印刷的纸张和材料等的出版专业人才,图书馆应该培养二者兼具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为更好地开展古籍影印工作及日后自出版提供人才储备。3.2优化资源配置。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馆藏资源整合古籍影印出版业务,充分发挥自出版优势,注重馆藏的珍稀资源,专人专业管理,提供良好的保存条件。图书馆还可以提供资源,寻求与社会相关机构如出版、印刷机构合作,采取“资源+服务”模式对珍稀古籍进行影印,解决专业出版人欠缺和经费匮乏以及物力有限等问题。3.3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图书馆出版影印古籍是古籍保护与传承必不可少的方式,有规划地开展这项业务,不仅是保护古籍的重要手段,也能为整理与研究古籍者提供优良资源,还能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公共图书馆很有必要规划筹建古籍影印出版项目和机构,稳定、持久、常态化地开展古籍影印业务,定期定量按需出版,推动古籍保护事业,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三编第17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121.

[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三编第1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294.

[3]甘桂荣.艰辛与辉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1937)[D].苏州:苏州大学,2009.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174.

[5]项弋平.浙江图书馆刻书述略[J].图书馆杂志,1984(1):69.

[6]周建文,程春焱.江西省图书馆馆史(1920-2010)[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78.

[7]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重印豫章丛书讯[J].浙江图书馆馆刊,1933(4):178.

[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华文史资料文库[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593.

[9]浙江省立图书馆.本馆历来经过之情形[J].浙江图书馆报,1927(1):2.

[10]甘桂荣.艰辛与辉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1937)[D].

作者:桑丽影 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