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品对青少年的危害综述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是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文件强调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从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落实这一伟大的创举就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并制定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特别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清楚并摆正文化与市场的关系。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及精神生活需要的增加，我国的文化市场空前地繁荣起来。各种大众传媒包括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片、录像带、影碟和光盘等等在数量上比“”以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地增长。其中有不少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观赏性俱佳的好作品，特别是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对鼓舞人民建设四化的斗志，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四有”新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除了优秀的高雅文化产品之外，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通俗文化的发展，其中也不乏内容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作品。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市场的价值导向，一些创作者和经营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唯利是图，以牺牲精神文明建设为代价，出版了相当数量反映色情、迷信、凶杀、暴力和消极颓废情绪的少数甚至是黄色的反动的作品，加之盗版盗印的非法出版物，这些作品宣扬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毒化了社会空气、伤害了广大青少年的心灵，成为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曾经严肃地批评这种倾向：“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3页）。

精神产品不同于其他一般商品，它为人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我们这里说的“精神食粮”主要指的是大众传媒，特别是文艺作品，而技术专利、经济信息等应当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则应另当别论。后者的商品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应当通过技术市场、信息市场而大大发展，以促进其向生产力的转化，为经济建设增加更多的科技含量。健康的精神产品使人奋发向上，颓废的精神产品使人消沉甚至堕落。这一点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青少年更为明显。青少年做为一个特殊的受众群体正处于身体发育和心智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人的一生中拥有最多变量的、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在从儿童到成年人这一段转折过程中，他们开始用自己的目光、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和探索社会与人生的问题。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模仿性极强，外界的一切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而大众传播媒介做为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工具以及娱乐的手段就成为影响青少年的诸多变量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一、电视剧和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

我们在对某个中等城市200名中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他们课余时间接触最多的媒介是电视和书籍，有42％的学生和38％的学生把电视和书籍列为接触最多的媒介，二者之和占80％。而把报纸、杂志、广播、录像列为首位的分别占受试者的3％、3.5％、6％、4％，没有人把电影列为首位。最近这些年很多中等城市和县一级的电视台为了招揽观众，经常大量播放的是港台和美国的电视剧片或他们的电影制成的录像片。这是青少年除了足球赛等体育节目之外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在回答“在国产、港台、欧洲、前苏联、美国等电影片和电视剧中你最喜欢哪种？”时，受试者回答最喜欢港台的占34％、美国的占44％，只有10％的同学回答最喜欢国产片。在接触录像最多的4％的同学中，他们在录像厅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港台片和美国片。联系我国录像厅的实际情况，这4％的中学生也是一个相当令人惊叹的数量。当这么多青少年崇尚美国与港台地区文艺作品、为港台和美国的商业片倾倒时，我们很难得出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占领青少年思想文化阵地的结论。这可以说是中国影视的危机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危机所在。新出品的国产片中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能够抓住青少年的作品较少。

美国和香港是当今世界上商业电影和电视剧的最大出口者和获利者，他们搞商业片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商业片水平最高。他们对观众的文化和心理需求、欣赏口味了如指掌，他们有一套高超的编造剧情和电脑制作技术及电影特技手段，为了获利他们的制片人和编导可以说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不否认香港和美国的商业片中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作品，如《狮子王》之类，但是很多是充满凶杀、打斗、床上戏的庸劣之作，特别是一些录像厅和县级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更是俗不可耐，老百姓称之为“文盲加流氓”和“拳头加床头”。这些荒唐戏露骨地表现血淋淋的黑社会、黑老大、黑吃黑现象，表现嫖客和妓女的赤裸裸的下流镜头。这些戏能传播给孩子们什么呢？如果再考虑到还有大批走私进来并非法翻制的录像带和影碟、软盘等会进入千家万户的情况，我们的文化市场确实形势严峻。在对某省少管所被管教人员进行的50份问卷的结果中，我们发现他们喜欢读报的只占10％，他们回答接触最多的媒介中，电视占34％，录像占30％，电影占26％，三项之合为90％，其中接触录像最多的人员每月到录像厅最少五次以上，他们最喜欢的是武侠片、警匪片。被管教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接触过色情片。在回答“你认为黄色作品对人有何影响”时，90％的人回答“诱导犯罪”，只有10％的人回答“没影响”或“影响不大”。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15岁到20岁的青少年被管教人员在回答“写出你最喜欢的五个影视人物时”，几乎没有人写出剧中人的名字，而写出的是演员的名称，近90％写的是港台演员“成龙、刘德华、周星驰、周润发、张曼玉、林青霞”等等，还有少数人写“李连杰、王志文、巩俐”等。没有人写出国产片中革命英雄人物和扮演这些英雄人物的我国著名演员的名字的。这真是一个悲剧！这说明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是港台的和美国的“武侠片、警匪片及言情片”。他们看电影电视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和娱乐，审美的和受教育的成份几乎没有。文化水准低鉴赏能力差，只爱看热闹追求视听感官刺激，是相当一部分小市民的文化生活和心理的需要，这中间包括很多初中文化以下的青少年。他们是通俗文学及其影视作品的主要消费者。我们当然不能对通俗文学及其影视作品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通俗文学作品中猎奇和媚俗现象太多了。相当一部分作者已经堕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电视剧和电影片翻转的电视片虽然在某些方面，主要是修辞和心理活动描写方面不如文学作品，但其直观、形象、通俗给它带来了更多的观众，包括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文盲的人都能看懂，因而它比图书更普及。中国的电视机已达近三亿台，每天有七、八亿人口把它作为消闲娱乐的工具，电视剧和电影片翻转的电视片的影响实在太大了。青少年在观看电视剧和电影的时候必然要参与进去，对剧中人物形象喜欢与否无不受其价值观、人生观的左右，反之，有强烈感染力的电视剧和电影会改变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比较好的国产电视剧如《三国演义》、《宰相刘罗锅》、《16岁花季》对他们影响较大，但影响最大最深的接触最多的还是香港和美国的商业片。

二、书刊对青少年的影响

书刊是在青少年课余生活接触多少中排第二位的，但其对孩子们思想影响力又排第一的大众媒介。从教师的介绍中很多孩子了解了中外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青春之歌》、《牛虻》等，从电影电视剧中孩子们又了解到《红楼梦》、《水浒》、《聊斋》等古典名著。但是，中学生里真正认真读了这些书的并不多，很多人只是听说。他们自己拥有的书最多的是课本和学习辅导材料，而其他方面藏书很少。在对某城市200名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在受试者中56％的人家中拥有10册至100册，36％的拥100册以上的图书，其中多数是辅导教材。他们自己买的或同学手中传阅最多的是金庸等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王朔等人的小说及《女友》、《少男少女》、《故事会》等书刊。课堂上老师宣讲的是中外名著、高雅文化，中学生们在课余接触最多的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通俗文学，各有各的时间和空间，形成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局面，但谁的影响最大呢？通俗文学中大量不健康的内容又有多大影响呢？这里面就大有文章。

不应否认，由于20岁以下的城乡青少年中初中文化以下的占大多数，通俗文学作品已经占领了这部分观众的大部分阵地。通俗文学产生于宋代，它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和市场经济，它就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一开始就打上了商品的烙印。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形成了以小市民为主的文化消费群体。通俗文学的发展得益于这些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积极性。它反映了小市民的生活和消费需求，具有很强的消遣性和娱乐性，是休闲性的文化消费。这些作品中很少有传世之作，很多属于“一次性消费”，看热闹而已。但是这些作品有很强的大众性，文化低的可以看懂、文盲听说书人说“评书”也能听懂。因而它的观众是最广大的，现在我们的中学生也成为了其中的数目不少的一群。这就是一些武侠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现在通俗文化书籍中又增加了伟人传略及其私生活奇闻轶事之类的内容和测字算命之类所谓《预测学》的宣扬封建迷信的书籍。现在小书店和街头书摊中这种书比比皆是。这些都混迹于大众通俗文化之列了，这中间的倾向性问题不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大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我们文化市场出现的大众通俗文化不应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我国解放前的文化市场中通俗文化完全一样。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和利润是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一切社会活动的巨大杠杆。为了赚钱，一切都商品化了，包括人们的良心和女人身体。罗素曾经感叹地说：20世纪以后，这世道成了生意人的了，这世界成了他们的天下。一些人靠昧良心可以一夜暴富，另一些人可以一夜间倾家荡产。疯狂地追求眼前利益、追求发财，他们的价值观严重扭曲，丧失了追求崇高美和精神永生的思想，代之以享乐主义和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而“丧失永生的思想，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败和死亡”。一切精神产品都被商品化了，色情、暴力、迷信、诈骗等等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场面充斥了大众传播媒介。严重地毒化着社会风气侵蚀着青少年健康的心灵，为社会犯罪的日益严重添加着催化剂。最近几年从国外流入的大量的这方面的书刊和录像磁盘等就是这些国家精神产品商品化的产物。对于这一点，连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和有识之士也非常反感，他们要求对青少年进行健康的思想教育。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这些国家政府也程度不同地进行干预和经济上的重点扶持，因而一些发达国家的高雅艺术和具有爱国思想的文艺作品也出现了不少。但是宣扬色情暴力的作品始终有增无减。但是，不幸的是在我国的文化市场也出现相当多打着“大众化的通俗文学”招牌的内容不健康甚至黄色的反动的作品，还有很多书刊是“打擦边球”的。很多武侠小说、公案小说不是着力描写为民除害、扶正去邪的英雄人物，不是宣扬爱国主义精神，而是胡编乱造怎样热闹就怎样写，着力描写门派争斗、单纯个人恩怨、宣扬封建家长制、妇女三从四德、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思想。一些“言情”小说向“言性”发展，不称颂“梁祝”式的忠贞爱情，把对“男欢女爱”的描写从“爱欲”宣染为“性欲”，赤裸裸地表现性心理、性行为和性混乱。更有甚者，一些所谓“法制文学”正不压邪、宣扬暴力犯罪和性犯罪，无异于变相教唆犯罪。这些低劣的通俗文学及其影视作品对青少年的危害已经引起很多家长和老师的反感，他们曾多次向党和政府呼吁，要管一管文化市场，以保障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三、坚持“二为”方向，摆正文化与市场的关系

要扫除“文化垃圾”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就必须搞清楚“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文化事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市场”不是“文化”和“市场”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把文化推向市场就简单了事，而是文化和市场的融合，这种“融合”涉及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市场对文化的冲击，有进步的积极的，也有负面的和消极的，如果不把这些复杂的关系理顺，就不能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落实“一要管理、二要繁荣”的方针。

对大众传媒特别是其中的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不同意见，诸如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人民群众、主旋律与多样化等等的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已经明确了指导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早已强调过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但在文化界有些人并没有真正接受，他们或散布错误的理论和思想，或在创作中我行我素，反映在文化市场中就出现了大量不健康的甚至是有政治倾向问题的作品。个中原因除了这些人上述关系没有摆正外，就是新出现的“文化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使这些人进一步迷失了方向，这些人不愿意做政治的奴隶，但是却甘心做金钱的奴隶。市场对文化的冲击，在这些人身上就体现为金钱对创作的冲击，为了赚钱他们宁可牺牲了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去搞一些猎奇媚俗的东西。

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样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文艺不应从属于政治，但是又不能脱离政治；同样文艺不应该从属于市场经济，但是又不能完全脱离市场。很多文艺作品具有商品的属性，但是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归结为商品；正如人具有动物的属性，但不能把人归结为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文艺的本质是集娱乐性、艺术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形态。那种把文艺作品等同于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一样投入市场，以经济效益为第一和唯一的准则，由市场决定其生存发展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文艺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同时尽量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特别是价值规律对产品结构调整及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将产生巨大的刺激和影响，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对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而言，对于精神产品的生产特别是文艺作品的创作，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影响呢？这需要具体分析。应该说文化与市场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文化要靠市场来实现它审美和娱乐的功能，市场要靠文化来赢得经济利益，但是文化首先要讲究社会效益，它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新人服务的，它不能按市场的价值导向进行创作，而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即商品化的根本原则是追求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点上文化与市场又是尖锐对立的。当然有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在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这样的优秀作品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这正是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加倍努力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中的大多数要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所以它具有商品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商品。但是它不能以赚钱为主要目的，即不能实行商品化。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商品化了就意味着唯利是图。为了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文艺产品的生产必须要接受国家宏观调控，而不能放任自流。文艺产品具有人文价值，同时做为劳动产品在交换中又具有经济价值。但是，如果文化部门完全按照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办事，那么将导致拜金媚俗的作品大量出现，将导致文化的肤浅化、庸俗化和反文化的倾向。

总之，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必须统一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去，“二为”方向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宗旨的一致的。这也是在我国文化产品不能搞商品化的主要理论根据。

四、依法治理、标本兼治，促进文化市场的健康繁荣发展

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对青少年的危害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包括美国家庭主妇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孩子家长对电影电视及图书中大肆宣扬凶杀暴力犯罪和色情的描写都提出过强烈抗议，要求政府出面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是一个特殊产业，它受着艺术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双重制约，如何才能管理好它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实际问题。有些作者和经营者正是以艺术创作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为借口，堂而皇之反对党和政府对文化市场的管理。他们有一套“理论根据”。他们以反对极“左”为由，拒绝写“主旋律”的作品，声称要“告别革命”、“淡化崇高”、“非意识形态化”，而要“市场化”、“世俗化”、“货币化”。这种错误思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强对我施行“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国内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他们接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是不足为奇的。

在我国最近这些年出版的所谓通俗文化作品，很多不是描写普通劳动人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健康向上的追求，而是着力描写流氓、痞子的吃喝嫖赌抽及黑社会中的犯罪，绘声绘色地描写血腥的凶杀、赤裸裸的性行为及展示人的“原始的野蛮的动物性”，宣扬“游戏人生”、“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人生观。这些“文化垃圾”及盗版盗印的非法出版物泛滥成灾，腐蚀了社会的肌体和青少年的心灵，促成了青少年犯罪的增加，干扰了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与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的主旨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宏观管理和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还不够强，执法力度也不够大，使得前几年在文化市场的竞争中高雅文艺作品和健康向上的通俗文艺作品的观众有所减少，市场萎缩；由于高雅文艺的报酬较低，不少作者为了高稿酬而屈就市场的取向，去创造一些格调不高但回报率很高的作品。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对高雅文化的非功利性形成了巨大冲击，侵蚀和消解了当代文艺的精品意识。最近十几年来，精品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现在一年长篇小说的出版量相当于“”前17年那么多，但这十几年的精品远没有17年多。“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已经对文艺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巨大的腐蚀作用。

必须改变文化产品商品化的倾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扫黄打非”，坚决执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出版法规”，对出版社和印刷、制作、发行、经营部门进行严格管理，杜绝买卖版号。在电影和电视片制作之前，对剧本进行专家评价和鉴定，从根本上堵住有各种严重问题的影视作品及书刊的出版和发行的渠道。

（二）加大对影视业、出版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自觉抵制拜金主义思想，增强责任感，对社会负责，对后代负责。完善有关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奖惩条例，完善配套措施并持之以恒。切实保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三）加强职业教育，提高有关从业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其自觉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能力和分辨能力。

（四）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向宣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倾斜，从资金上重点扶持精品的生产，克服市场对文化界的负效应。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国家在这方面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希望工程。

（五）认真贯彻“健康有益的要支持，无害的允许，低级庸俗的要抵制，反动淫秽的要取缔”的原则，净化文化市场。这里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标准”，使健康有益的作品成为主流，允许无害的但要控制使其不能成为主流，对有害的坚决加以取缔，特别是对一些低级庸俗的反映颓废情绪的“打擦边球”的作品要敢于抵制，不让其出品，更不让其占有市场。

（六）遵照同志的指示，开展健康的说理的文艺批评。最近这些年来，这种文艺批评太少了。应该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开展健康说理的文艺批评，以促进文艺创作健康繁荣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