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生态学下的建筑批评

作者：蔡仕谦郦伟单位：惠州学院

1995年，美国学者大卫•阿什德在《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一书中提出了“传播生态”的概念，指出传播生态“是信息技术、各种论坛、媒体以及信息渠道的结构、组织和可得性。”[1]“传播生态”概念的建立改变了长期约束人们的机械思维方法，认识到传播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传播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内传播要素之间以及传播要素与传播环境之间通过信息流动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信息流动功能单位。传播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通过信息流动来体现，信息流动是传播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传播生态学是研究传播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传播生态学的建立使传统的传播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表现为传播思维的转变以及对基于机械理性思维的经典传播模式的重构。传播生态系学为我们研究建筑批评的传播过程提供了一个框架。在建筑批评传播生态系统中，建筑批评的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信息与媒介等传播基本要素以及传播环境间在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筑批评的传播过程及传播效果是由传播生态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

一、传播形式

传播形式是对信息进行选择、组织和展现的方式。它是影响传播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键性因素。建筑批评信息的传播主要有专业书籍、杂志、电视、网络、建筑展览会以及学术会议、建筑论坛、建筑教育等传播形式，在一个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传播形式，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下面我们以魏森霍夫（Weissenhof）住宅建筑展与纽约现代建筑展为例，分析传播形式对建筑表皮信息传播过程的影响。1927年由德意志制造联盟在德国斯图加特主办的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是现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事件。展览会由密斯•凡•德•罗担任艺术指导并进行规划，参加展览会的设计师来自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与奥地利的顶尖建筑师，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密斯•凡•德•罗、格罗皮乌斯和勒•柯布西耶等现代建筑大师。在魏森霍夫的一个小公园里聚集的16座住宅，充分展现了欧洲现代主义的一致性，推动了现代建筑的发展。[2]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使欧洲新建筑闻名遐迩。脱离传统、新颖独特的建筑形象使亲临现场的参观者们感受到了强烈的视觉的冲击。由于参加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的建筑师分别来自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与奥地利———这种泛欧洲作者的身份增强了国际性的印象，它似乎暗示了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的“新建筑”超出了地方域性，具有了国际化的特征。来自美国的菲利浦•约翰逊（PhilipJohnson）在参观者展览会之后，敏锐地感觉到展览会上展出的建筑将会成为世界建筑的发展趋势。1932年，刚刚担任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建筑与设计部主任的菲利浦•约翰逊与美国建筑史学家希契科克（HenryRussellHitchcock）组织了美国第一次现代建筑展览，邀请了来自15个国家的40多位欧洲建筑师参展，通过摄影图片和建筑模型将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直接介绍到美国。希契科克与约翰逊特别为这次展览出版了《国际主义风格：1922年以来的建筑》一书介绍参展的作品，认为这些欧洲建筑师的作品所呈现出的建筑形式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并以“国际主义风格”加以界定。该书出版以后广为流传，被认为是奠定“国际主义风格”理论基础的第一部理论著作。[3]国际主义风格界定了当时欧洲国家中开始传播的简洁理性的建筑表现形式，使带有社会改革热情的欧洲现代建筑运动在美国演变成为了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其建筑形象从此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直至20世纪50—60年代演变成为垄断世界建筑面貌的主流建筑风格。纽约国际现代建筑展重构了现代建筑的历史景观，国际主义风格建筑用具有欺骗性的同质性———平面化的形式、自由平面和开放空间隐喻了对不同文化与气候的普遍适应性。通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对欧洲现代主义建筑进行了重新阐释和再包装，使国际主义建筑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主流文化广为接受。国际现代建筑展在美国巡回展出长达两年的时间，成为了随后数十年影响美国建筑发展方向的重要事件。可见，传播形式（展览会和书籍、杂志等）控制着建筑批评传播的过程，影响建筑评论意义的产生、变化以及意义变化的时空变量。在传播过程中，建筑批评信息被传播形式选择、组织和展现，建筑的特征被界定、归纳和定义，最终形成了明确的概念与意义———“国际主义风格”的概念并成为现代主义建筑的代名词风靡世界。

二、媒介技术

由于传播过程涉及建筑批评中意义的转换、解释、交流和分享，因而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介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媒介技术在信息传播的时空维度中对信息进行处理、塑造与表现并在不同的传播环境中赋予信息特定的意义。所谓媒介技术包括能够处理、复制、再现和传送信息的各种技术，如摄影技术、印刷技术、网络技术等。随着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信息流动的时空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同时，媒介技术对信息的塑造与表现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对媒介技术在传播过程的重要而复杂的作用，马歇尔•麦克卢却只用了一句格言描述：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是系统性、强制性的媒介技术压倒了语言和含意，文字已经过时，视觉的图案印象主宰着思想，形式消灭了内容。[4]我们继续通过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进行分析。展览中建筑的形象随同建筑批评借助于建筑书籍和报刊向全世界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建筑的形象与建筑批评信息以摄影照片和文字为媒介进行传播时，信息的内容及其意义发生了变化，而当信息的接受者———首先是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根据这一信息再次作出诠释时，信息的内容与意义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在当时的媒介技术条件下，关于魏森霍夫住宅建筑展的建筑批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黑白照片隐藏了展览会上住宅建筑的丰富色彩：柯布西耶的双联住宅是蓝色和绿色的，密斯的建筑是粉红色的，布鲁诺•陶特的建筑采用强烈的红色和蓝色，斯塔姆的住宅是鲜活的蓝色，贝伦斯的是赭黄色。黑白照片使新建筑的简单立方体风格由于色彩的缺席而被强化了，黑白照片导致了“白色建筑”的传播———白色强化了建筑形象的视觉一致性。当希契科克与约翰逊关于“国际主义风格”的展览和与之齐名的著作向美国和其他国家传播现代主义建筑时，魏森霍夫住宅建筑虚假的视觉的一致性演变成为形式的教条，而风格上的特征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建筑批评将兴趣的焦点集中于“国际主义风格”的纯粹美学，在建筑评论家的推波助澜下，国际主义建筑风格不可避免地走向追求纯粹理念与形式、忽视地域特色与差异的极端。[5]显然，媒介技术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建筑照片展现了建筑的象，在通过书籍和报刊进行传播时，完成了对建筑和建筑批评信息的处理、塑造和表现过程，并创造出了新的意义。正如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所言，“摄影图像的观众能同时接收到感知的和文化的信息”。建筑的摄影照片在向我们传递建筑形象的视觉信息的同时传递着建筑的文化意义，在媒介技术的支持下，照片成为了建筑批评意义的塑造者和传释者。

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视技术、网络技术再现现实的能力使媒介具有了取代现实的能力，并逐渐呈现出一种虚拟现实或创造现实的能力。凭借现代媒介技术，以摄影照片为媒介的建筑形象信息的传播，使人们具有了身临其境的真切感观，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成为了塑造信息、构建概念、表达意义的平台。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不完善，媒介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再现现实。参照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在他的名著《拟像与仿真》[6]一书中对形象从真实到模拟的发展过程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媒介再现现实的程度分为四种层次：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掩饰和扭曲了某种现实；掩饰了某种现实的缺席；纯粹是虚构的现实。由此可见，媒介技术在建筑批评再现现实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建筑批评的传播方式和人们对建筑的体验和认知方式。三、社会环境传播过程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同时对传播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因此，传播过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必然对建筑批评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传播在不断地改变旧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构建新的社会环境，传播过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与共生关系构成了传播生态学的重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为建造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总部建筑，聘请了10位来自10个国家的著名建筑师担任建筑顾问。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奥斯卡•尼迈耶（OscarNiemeyer）和哈里森（WallaceK.Harrison）等著名建筑师参加了设计，而一些与德国有历史关联的建筑师如密斯•凡•德•罗（MiesvanderRohe）和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等被排除在外。联合国总部建筑于1946年开始建筑设计，次年5月确定建筑方案。作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联合国总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建筑学表达来破除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偏见。联合国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迫使其总部大厦必须采用超国家与民族传统的“普遍的、进步的”建筑形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意识形态通过对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想象关系”的强化或改变，在建筑形式与社会文化之间能够构建了一种“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相交织的复杂关系。[7]在政治家们看来，“国际主义风格”听起来与“国际主义”十分接近。国际主义风格似乎能够传递这一象征性的意义：它超越了不同国家与民族狭隘的建筑传统，成为世界和平与统一的象征。正如建筑设计负责人哈里森所说的那样：“世界期待一个和平的象征，我们为他们创造一个和平的场所”。在此历史背景下，联合国总部建筑采用国际主义风格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1950年，联合国秘书处大厦落成。这座39层高、采用暗绿色玻璃幕墙的板式高层建筑，成为了国际主义建筑的典范，国际主义的建筑表皮信息因此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可见，社会环境以及传播过程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与共生关系对传播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二战后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联合国总部建筑采用国际主义风格，从传播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不仅仅是国际主义风格传播过程的重大胜利，它本身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国际主义风格迅速传播的社会环境，从而推进了国际主义风格在世界范围的传播进程。

另外一个例子是1988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举行的“解构主义建筑”展，策展人为约翰逊和威格利（MarkWigley），展览会展出了盖里（FrankGehry）、库哈斯（RemKoolhaas）、哈迪德（ZahaHadid）、李白斯金（DanielLibeskind）、蓝天组（CoopHimmelblau）、屈米（BernardTschumi）和埃森曼（PeterEisenman）等7位建筑师的10件作品。[8]此前，英国《建筑设计》杂志出版专辑《建筑中的解构》，美国《建筑》杂志在展览会开幕时发表编者按，将解构主义建筑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相提并论，合称为20世纪的三大建筑潮流。解构建筑由此声名大振。1988年纽约解构建筑展在当时解构主义哲学潮流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之中，帮助确立了解构主义在建筑界的合法地位，推进了解构主义建筑的传播。不难看出，展览会的成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约翰逊的权威、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地位、参展建筑师及其作品的大名、文人墨客的吹捧和报刊的评论，特别是投身到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潮流中去的社会时尚———所有的这些要素构成了解构主义建筑传播的社会环境。从传播生态学的角度来看，1988年的纽约“解构主义建筑”展在有利的社会环境中圆满地完成了传播解构主义建筑的历史使命并进一步拓展了传播解构主义建筑的发展空间。

通过建筑批评的传播生态学研究，我们发现建筑批评的诸多概念与意义，例如对建筑作品、建筑流派或建筑风格的评价与定位，正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与明确的。[9]建筑批评中各种“主义”、“风格”或“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和建筑批评的传播过程息息相关，而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形式、媒介技术和社会环境起着关键作用。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不利于建筑批评的传播时，从传播生态学的角度来看，传播将不能有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