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产专用性与稳健性研究

文献回顾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的关系受到财务学界与管理学界的关注。主要是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不仅是两种融资工具，而且是两种治理结构[3]。KochharandHitt（1998）[11]认为对于一个执行多样化战略的公司而言，权益融资更合适。Brad⁃ley、JarrelandKim（1984）[12]以公司销售及研发费用之和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度量资产专用性，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JonVilasusohandMinkler（2002）[13]在Williamson的研究基础上，将公司资本结构动态演变的诱致因素归纳为资产专用性和成本两个方面，并按照理论思路建立考虑资产专用性和成本因素的资本结构动态模型，通过对动态模型的数理特征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程度与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水平呈反比，与权益资本水平呈正比，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目标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水平不断下降。Dijana（2001）[14]、程宏伟（2004）[15]、李青原、王永海（2006）[16]、刘仁宾、孙睿璐（2010）[17]等的研究也支持了上述结论。BalakrishnanandFox（1993）[18]利用295家采掘和制造业企业1979—1987年的样本区间，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变量的52%可以用其专有特征来进行解释，专有特征包括R&D、广告费、折旧、增长机会和风险等。TaylorandLowell（1995）[19]也认为专有特征是解释资本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Vicente-Lorente（2001）[20]按照R&D支出的来源不同区分为内部投入的R&D和外部购置的R&D，并且发现内部投入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但外部购置的R&D支出与负债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且以销售费用与销售收入之比衡量资产专用性时，发现资产专用性与负债水平正相关关系，钱春海、贺旭光、欧阳令南（2002）[21]和王永海、范明（2004）[22]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不少学者基于债权人保护，研究了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认为债务契约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原因[23]，而会计稳健性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手段[24-26]。JensenandMeckling（1976）[27]认为随着公司债务比例的上升，管理层将倾向于过度投资，使得债务契约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加重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最终损害债权人的价值。而会计稳健性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利益冲突，从而债权人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随着债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10，24，26，28]。刘运国、吴小蒙、蒋涛（2010）[29]以我国2002—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债务期限结构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指出短期负债比例较高的公司通常面临着短期内大额还款付息的压力，一旦现金流紧张，银行收回贷款的风险就增加，而长期借款比列高的公司，一般是声誉较好和具有“政治关系”的公司，贷款风险较小，因此银行对短期借款比例高和长期借款比例低的公司要求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资产专用性与资本结构之间、资本结构与会计稳健性之间都密切相关，然而，极少文献对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进行研究。而根据Williamson（1985）[30]提出的契约三个特征：价格、资产专用性和安全措施条款。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持久性和完备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结构和相关的契约安排，会计稳健性是契约中的重要方面，它是解决契约不完备引起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企业是生产要素提供者之间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27]。那么，作为契约的集合体，契约的缔结者就具有分享企业财产的权利，享有对企业收益的索取权，但由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复杂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契约的缔结者在未来获取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财产仍然不能完全得到保障，因此，为确保契约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的发展，所有的契约都包括对支持他们执行的机制和制度安排，以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而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安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的专用性，这是因为资产专用性是契约的一个主要特征[30]。具体来说，在资产专用性较高时，契约各方的依赖性也较高，契约的持续时间变得比较重要，正如Palay（1984）[31]、Joskow（1987）[32]、Mastenetal.（1991）[33]、Shirley（1995）[34]指出资产专用性越强，契约关系的持续性越是重要，契约的持续时间也越长。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各方就会引入专用的措施以管理、调整和分享他们预期从契约中获得的收益，保障财产和契约权利，即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管理和执行这些契约。且实际上，多数契约包含停滞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包含很高的专用性资产和不可测量或者不可能预测时，这种风险显著上升，辅助性的制度安排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一个方面，属于会计基本准则的内容，属于部门规章，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最高层次，是准则中的准则，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会计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处理时，保持谨慎、安全的态度，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使报表使用者提高警觉，以便应付外部环境的变化，把风险损失缩小或限定在极小的范围。符合投资者特别是债权人谨慎的行为习惯，迎合其厌恶风险的偏好，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致。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适应当前环境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较高时，对于维持契约有促进作用。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私有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承诺机制，有利于契约的签订、执行。管理层通过稳健会计政策的选择，延迟了报酬的获得，从而可靠地传递了其私有信息，传达了企业未来业绩良好、值得信赖的信号[35]；另一方面，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各种契约违约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通过推迟收益、低估累积收益和净资产，监督了管理层的报告行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观察的乐观盈余管理行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这些增加的公司价值将由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进而降低各种契约的违约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提出：H1：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会计稳健性程度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债务与权益属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具体选择又取决于公司资产专用性[3，18]。BalakrishnanandFox（1993）[18]指出，为提高产品的独特性、拥有竞争优势，公司会经常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如无形资产投资、而其价值难以计量和评价，且非流动性与重复使用能力又较差，从而使得债务的优先索赔权的价值降低，债权人为保护财产和契约权利，将采取比较严格的借贷限制，如要求更高的利息率，从而加大债务融资成本，这时股权融资则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权益融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专用性带来的投资风险，更适合专用性程度较高的公司融资。而公司的资本结构、负债水平又是资金提供者评估投资风险的主要指标，债务水平越大，投资风险越高。当企业的债务比率大幅度提高时，投资风险和破产风险随之加大，债权人为了有效监督债务人的财务状况，缓解信息不对称，就会要求企业采取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以保护自身利益。根据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即债权人可以通过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保护自身利益，从而减少债务契约中的冲突，认为会计稳健性通过信号显示机制，能够传递较好地保护债权人的信号，降低债权人对违约风险的预期，有利于债务人获得长期债务融资[38]。综上所述，资本结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专用性，而资本结构又是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的重要方面，如果资产专用性也是会计稳健性需求的主要动因，那么，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资本结构是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相关关系的中介变量，资本结构具有中介效应作用。具体地，资产专用性影响资本结构，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08—2010年的沪深两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依据CCER数据库及与WIND数据库对照得出最终控制人类型为国有而确定，并对原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类的上市公司，因为此类公司行业特征比较特殊；②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③剔除当年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因为此类公司当年的会计盈余和其他年份有较大差异。最后得到的样本个数为2221个。（二）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Basu（1997）[39]对会计稳健性的定义是：与管理层确认“坏消息”相比，对“好消息”的确认可验证性要求更高。因此，稳健性要求会计人员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比“坏消息”小，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的确认更加及时。根据此定义，他采用正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好消息”的变量，而用负的股票收益率作为“坏消息”的变量，由此Basu采用反向回归方法计量会计稳健性，使用的模型如下：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ε（1）各个变量含义如下：epsit/pit-1：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价；retit：公司i在第t年的年股票收益率，具体计算为retit=[∏（1+rij）-1]-[∏(1+rmj)-1][39-41]，其中rij为个股月回报率；rmj市场月回报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it：虚拟变量，若retit小于零，取1，否则取0。该模型主要考察系数a3，该系数是会计稳健性的一种计量方法，若显著大于零，说明会计盈余是稳健性的，若不显著或者显著为负，说明会计政策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稳健性或者不稳健，显示出了激进性。Basu模型是会计稳健性研究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不但可以用来检验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还可以通过增加目的自变量来检验该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参照刘运国等（2010）[29]、朱茶芬等（2008）[40]、杜兴强等（2009）[41]、Balletal（2005）[42]等采用的方法，在Basu模型中加入目的自变量及其交叉项，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此，为验证假设1，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资产专用性及其与其他变量的交叉项，由此构造模型（2）：epsitpit-1=a0+a1dit+a2retit+a3ditretit+a4assit+a5retitassit+a6ditassit+a7ditretitassit+∑industry+∑year+ε（2）模型（2）中assit代表资产专用性，目前国内外文献中有多种衡量资产专用性的指标，Bradleyetal（1984）[12]、Bal⁃akrishnanandFox（1993）[18]等都采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指标反映资产专用性，该比率越高，资产专用性越高；CollisandMontgomery（1997）[43]则认为无形资产具有较强的专用性，因此无形资产/总资产也是度量资产专用性的一个较好替代指标。本文采用无形资产/总资产作为度量资产专用性的替代指标。其次，为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影响路径，检验资本结构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文采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依次检验回归系数[44-45]。具体的检验步骤如下：①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②在①成立的前提下，将中介变量与自变量做回归分析；③将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做综合回归，若自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若自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而中介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④若②③回归系数至少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若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反之，不存在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依次构建以下模型：著，则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是资本结构的完全中介效应造成的；若b1、r11只有一个显著，则做SOBEL检验。

主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d的均值为0.42，意味着有42%的观测值其年度回报率低于市场回报率，即为坏消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ass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3991，均值为0.0461，标准差为0.0575，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对资产的专用性投资方面差异较大，波动性较强。在资本结构方面，资产负债率、短期借款比例、长期借款比例的均值分别为0.544、0.1536、0.0781，说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负债的主要来源，分别占28.24%，14.36%，侧面说明了本文选择资产负债率、短期借款比例及长期借款比例的合理性。而在控制变量方面，资产收益率与资产增长率的标准差为0.0934、0.9164，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增长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波动性较强。从模型（1）可以看出，交叉项d*ret的系数值为0.24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整体上较为稳健，这也反映了我国自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来，财务会计报告显示了稳健性特点。当考虑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时，交叉项d*ret*ass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着，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提高，这是由于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契约的持续，提高了资产专用性的使用效率，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会计稳健性作为信号承诺机制[35]，向相关利益方传递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息，有利于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同时，会计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管理层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减少了契约违约的可能性[36-37]。（三）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分析，即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检验在假设1成立的基础上，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对假设2进行验证，进一步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说明会计稳健性作为制度安排的必然性。首先，本文对模型（3）及模型（4）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表5。当资本结构以资产负债率lev度量时，表示广义的资本结构，资产专用性与资产负债率在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说明资产专用性对资本结构有重大影响，且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lev系数为0.542，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d*ret*ass的t检验在1%水平下也是显著的，所以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例为0.034×0.542/0.072=25.5%。同时，根据现有文献对资本结构的研究[29，46-48]，对资本结构的度量还采用了长期借款比例与短期借款比例。当资本结构以长期借款比例ll量化时,表示狭义的资本结构，其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也显著相关，且考察时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ll系数时，可以看到系数值为-0.086，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狭义的资本结构也存在中介效应，且进一步分析是否是完全中介效应时，从交叉项d*ret*ass系数的显著性可以得出，d*ret*ass回归系数系数值在10%水平显著，因此，狭义的资本结构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比例是0.082×0.086/0.072=9.8%。同样地，黄贵海、宋敏（2004）[49]认为短期负债作为一个整体，企业能够长期拥有，因此可以视其为长期资源的一部分，但是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负债并不总是很小的数额，因此，出于谨慎性与严谨性考虑，本文对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进行区分。当以短期借款比例sl代表资本结构时，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为0.026，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sl系数是0.519，二者只有后者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需要做SOBEL检验，检验统计量z=b1*r11/(b12Sr112+r112Sb12)1/2，b1、r11分别表示短期借款比例与资产专用性的回归系数及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交叉项d*ret*sl系数，Sb1、Sr11分别是相应的标准误，此处，b1=0.026，Sb1=0.043，r11=0.519，Sr11=0、051，计算得z=0.6036，p>0.05，所以，短期借款比例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当资本结构以广义的资产负债率及狭义的长期借款比例表示时，在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上，资本结构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资产专用性通过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而作用于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使得利益相关方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提高，即会计稳健性作为特殊的制度安排，在资产专用性水平不断提高、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环境下，有利于契约的持续，提高了资产专用性的效率，有助于增加企业的价值，有利于保护契约和财产权利。而当资本结构以短期借款比例量化时，并没有显示出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这是由于短期借款主要服务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属于企业的营运资金管理，且不少学者认为短期借款不反映在资本结构中。而对资产进行专用性投资，属于长期投资行为，根据资金匹配原理，资产专用性投资的资金，主要是通过长期借款或者权益筹资，因此，短期借款比例在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上，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短期借款属于企业的营运资金，不应该反映在资本结构中。假设2得到验证。（四）敏感性分析为保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一方面用（研发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替代资产专用性，其实证回归结果与上述研究一致；另一方面，本文用总负债/总市值、长期负债/总市值、短期借款/总市值替代资产负债率、长期借款比率，短期借款比例，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研究结论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模庞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体，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涉及中央政府的信誉，通常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在制度执行上要求也更加严格。因此，本文利用2008—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资产专用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不断提高，会计稳健性作为适应当前环境的制度安排，对于维持契约有促进作用，保护了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在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契约各方的相互依赖性较强，违约给契约各方带来的损失也较高，那么契约的持续时间变得相对重要，从而契约方就会引入专用的措施以管理、调整和分享他们预期从契约中获得租金。稳健性作为私有信息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承诺机制，有利于契约的签订、执行。管理层通过稳健会计政策的选择，延迟了报酬的获得，从而可靠地传递了其私有信息，传达了企业未来业绩良好、值得信赖的信号[35]；同时稳健性作为监督机制，降低了各种契约违约的可能性。会计稳健性通过推迟收益、低估累积收益和净资产，监督了管理层的报告行为，抵消了管理者不可观察的乐观盈余管理行为[36-37]，限制了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支付行为，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这些增加的公司价值将由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分享，进而降低各种契约的违约可能性。进一步地，本文根据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司融资理论，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发现资产专用性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会计稳健性又受到资本结构的影响，即资产专用性是通过资本结构而作用于会计稳健性的，且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进而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

本文作者：蒋艳工作单位：天津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