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定位

国际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年轻的分支学科，其研究除秉承法学共有的规律与方法外，还需要体现特定的利益立场：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以本国利益为核心，重点研究本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做出符合本国权益的分析和论证。[1](P3)对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而言，“超功利”而忽视中国利益立场的研究定位和泛论“国际化”而缺失特殊的中国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是阻碍其突破现有困境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原因。

一、现有问题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历经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阶段，为促进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中国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形成以及中国法学的繁荣与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始终难以摆脱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局。

（一）理论困局：难以突破西方语境长期以来，无论是作为实在法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现实层面，还是体现为研究成果的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层面，都持续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围绕西方语境展开——国际经济法制规则依西方价值标准设定，国际经济法学范式依西方学术体系建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的绝对话语优势突出体现在：首先，在实在法领域，现有国际经济法律体制都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根据西方国际经济关系和法治理论发起组建并确立游戏规则。其次，在法学研究领域，从国际经济法学的起源来看，西方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法学理论构成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础；从国际经济法的总体发展进程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具体法律制度设计的理论始终占据主流阵地；从国际经济法学的学术范式来看，其建构、转换乃至变革均由西方学术界所引领。最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中国话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并由此展开专门针对中国的理论攻击（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占领理论、学术制高点的同时，形成意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然而，在这样的话语垄断面前，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理论准备不足：很多研究盲目追随西方话语，而且，由于缺乏对于经济全球化及其法律规制走向的规律性提炼和前瞻性预见，既无法针对西方既有理论提出建设性意见或积极应对措施，也没有基于中国的特殊问题，从中国视角来建构、发展自身的理论体系。

（二）实践困局：应对中国问题不足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地对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提出各种新课题，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中国现象”与“中国问题”更显突出。例如，由于特殊的经济体制、发展水平以及法制状况等因素，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中国的主体地位如何界定，就是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例如：既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又不能完全享受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定待遇，既要恪守多边法律规则下的义务又无法避免因为对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解、错读乃至偏见而可能产生的风险，既要参与多边游戏又没有事先参与讨价还价的主动空间。然而，面对类似实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积极、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迫切之需。

二、外部影响与内在根源

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及其中不断呈现的特殊的中国问题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双重困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外部影响。

一方面，就全球层面而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环境均有利于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固守其垄断地位。首先，“民族国家”、“主权”等一系列构成国际法律关系核心要素的概念均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土壤，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心始终位于西方社会。其次，迄今，就世界总体格局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体制模式、意识形态在世界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程度，西方社会都处于优势地位。现代国际经济法学不仅在理念上更多地倾向于西方的价值标准，在内容上更多地反映西方政治、经济的体制要求，而且在研究视角的取舍上也更多地定位于有利于西方的利益立场。

另一方面，就中国层面而言，新问题、新现象的大量涌现、交织转换，不仅使及时研究、深入分析面临重重困难，也难以短时间内形成规律性把握与体系化提升所必需的学术沉淀。首先，就中国自身而言，作为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后来者，其所面对的都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没有现成方法可供遵循。其次，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及其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最后，中国的涉外经济法制正经历变革，这种不发达的国际经济和商事法律实践无疑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尚未成熟，更何况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要比西方少近30年的学术积累。[2]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环境不利固然构成制约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的重要成因，但法学研究存在的自身定位不准与方法失当，更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难以突破困局的内在根源。

（一）导向错位：法学研究的“立场先定”问题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方面，法学往往被人为地添加更超然、更中立的色彩。基于法自身应当体现公平、正义价值的前提，人们认为，比起经济学家，法学家更关注各种权利主体的关系，因而也就更加容易成为追求公平时代的社会代言人。一些法学研究者习惯于“超越功利”的定位，并排斥基于特定利益角度的“立场先定”。实际上，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或价值先定问题，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均已达成基本共识：人文社会学科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回避“人”的主题，为此就无法完全回避具体的社会实践生活中的价值判断。[3]法律活动领域是无法完全避免价值判断的,法学思考是有价值导向的。即使是被视为技术性的“法律诠释”也总是和一定的利益要求及对该种利益要求的规范调整相关的,从而决定了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必然关联。[4]更何况，论点确定与论据取舍无不体现出研究者的主观偏好与感情色彩。此外，法律本身就是利益冲突与协调的产物，其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有超越所有利益的纯粹“公正”和“中立”，国际法更是如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始终是所有国家的国际法学家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践表明，根据西方语境下所谓“客观公正”、“普适标准”或“道义立场”而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内部充满西方利益，当它们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时，它的运转就很“高效”，否则它就可能“名存实亡”。[5]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利益代言人。

（二）方法失当：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学研究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缺乏作为“骨髓”的命题或基本观点，[6]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问题意识。目前，我们有一些法学论著不是围绕问题而展开论证的——没有发现问题或者发现的不是问题，因而也谈不上解决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般介绍、简单重复、泛泛而谈之作。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也不例外。二是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即“中国问题意识”缺乏。恰如顾培东教授所言：“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7]表现在国际经济法学研究领域，就是“分析中国相关问题的文章确乎存在,但真正能为政府在外交中提供理论支持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论著与现实联系不紧密,或者说貌合神离。”[8]

三、应然路径

如前所述，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受制于理论上突破西方语境无力与实践中应对中国问题不足双重困扰的根源，在于盲目追崇、推介西方学说与研究范式却忽略其立足于本国实际、以本国利益为核心、重点研究本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这一实质。由此，对于当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而言，“译介和研究当代西方国际经济法学术热点和学术前沿”固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定位于中国视角——从中国利益立场出发，树立中国问题意识，才是“开启当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成长和学术繁荣之路，进而，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既具中国问题意识又有全球视野的学术贡献”[9]的必由之路。坚持中国视角，不仅能够使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直接助力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法律活动，而且能够以“中国元素”为全球国际经济法学理论注入新鲜元素，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