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行政性垄断以及决策

纵览世界各国现行的《反垄断法》,对垄断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垄断概念的形成都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特点而界定的,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由于我国并非如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历过充分发展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是在政府的指导之下建立的,是政府推进式,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中心,因此,我国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且具有长期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行政垄断在西方国家虽然也有所表现,但都不如我国表现得突出和严重。在我国,行政垄断的影响和危害甚至超过单纯的经济垄断,并且它往往同经济垄断融合一体。

我国现行的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将行政性垄断行为称为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我国的行政垄断包括行政机构采用越权的非法手段分割、封锁市场,如有些城市立法限制外地小轿车进入本地区;企业利用政府赋予的垄断特权,任意提高准入门槛排挤竞争者、提高产品价格,等等一些行为。

行政垄断的形成原因很多,它涉及到政府职能、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行政垄断首先是一种经济垄断,其主要凭借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来实现的,并且,我国有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现象严重。对行政权的制约机制不健全,往往形成行政即国家的错误观念。而在经济管理上又进行条块分割,部分行业和地方行政主管机关存在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某些负责人仅仅是追求本行业或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甚至为显示自己的政绩,而忽略了整体发展而助长了这种错误的经济发展趋势。他们往往推出一些“土政策”,不惜同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政策相抵触,实施各种限制竞争行为。

行政垄断有着多方面的危害后果。其严重践踏了法治,妨害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助长社会不公平、腐败和违法现象;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限制了其他经营者的经营自由,损害消费者权益;使这些垄断企业慢慢懈怠,降低服务标准。

行政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垄断、行业垄断等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同样由于行政权力的介入,使得遏止它的难度也更大。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应该更加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法。

对于行政垄断行为,最根本的解决思路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对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人为分割市场、封锁地区经济,排除外部经济资源进入或是限制本地区企业向外扩展的此类型行政垄断性行为,要杜绝一切形式的地方的“土政策”,破除一切地域限制,为各类型的资本投资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地方财政的目的而限制市场竞争或排除市场竞争的行为,对此,应当考虑为地方政府适当增加财政权力,避免因行政性垄断方式而破坏市场的良性经济秩序。当然,对于国家积极推进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建设或是其他贫困地区的发展建设,应当在政策层面上给与一定程度的倾斜,以使市场主体同处于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条件之下。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中目前存在的另一垄断形式,是以国有资产滥用与国有企业行业垄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行政垄断。对于这一类型的垄断,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应当归类于经济垄断,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其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往往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既符合经济垄断的特点,又兼具行政垄断的特性。该类企业通常与政府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所实施的经济行为或是包含了了行政部门的意见,或是得到了行政部门从事某些行为的授权。可以说,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是因具有一定“特殊资质”,而实施了相应的垄断的行为。因此,对于并非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应当积极开放市场,构建公平、透明的市场交易平台,鼓励非国有企业积极投入市场,进行公司制改造,优化市场经济结构;对于一些实行专业经营的行业应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或者取消一些并无意义的行政许可,以此来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运行资本;而对于涉及国家基本经济利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则可通过适当抬高市场准入标准,来限制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进入市场,以维护国家利益。

我国《反垄断法》已实施有一段时间,但立法存在滞后性,我们应当将法律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修订。并且,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容易受到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外部干预,因此我国的反垄断的主管机关也必须是被赋予较大职权、足以抵制各种干预、独立行使权力。

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一样,都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损害的是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行政性垄断与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定位、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密切相关。因此,行政性垄断并不是一部反垄断法所能解决得了的。它需要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各个相关部门法的综合运用,只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法治理念才可能最终遏制行政性垄断行为。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在以上诸多方面都需要完善,许多制度改革亟待推进。相信通过我们逐步统一、开放市场,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经济政策,未来,我国必将在反行政性垄断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