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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建设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3:03:46

法律建设论文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1

一、法律文化的基本涵义

法律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而我国法学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对法律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基于对文化和对法律现象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概念和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的，即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法律文化和作为对象化意义的法律文化。持前者观点的认为，法律文化是对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一种立场和方法；而持后者观点的则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有实体内容的对象化存在，这种观点又将法律文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法律文化包括制度性法律文化（或称物质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或称精神性法律文化），前者如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等，后者则包括法律学说、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习惯等。与此相对，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仅指精神性的法律文化。显然，上述两种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其范围的界定，即是否应将制度性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内容。对此，笔者倾向于广义的法律文化观，本文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法律文化包括几方面特征：一是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法律文化总是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发展，并在批判地继承旧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律文化的。二是互融性。法律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同法律文化在互相吸收、渗透中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三是一定的法律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同时法律文化又是一种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性文化，承担着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目的[1].

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构成内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主要表现为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并存，即以适应现代化社会潮流的较为先进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和以传统社会为根基的较为落后的观念性法律文化并存，并且两者相互冲突。这一冲突贯穿在法制产生、形成、运转、实现的全过程。因此，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实现法律文化整体结构、体系、内容的现代化，即，一方面要实现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等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还要实现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价值观念的现代化[1].

二、晚清法制变革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得失分析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相继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治外法权不但使中国主权不再完整，而且使中国几千年来法制一统的局面遭受沉重打击，中西两大文明在物质、制度、价值领域的冲突不断强化。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中国彻底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开始了中国民众的法治之梦。1898年，光绪接受变法主张，颁“定国是”诏，重用变法维新人士，颁发了数十道维新法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虽然仅有百日，而且是操切上马，但其中确实蕴含了当政者谋求法治的朦胧意识。1901年，清政府了“变法自强”上谕，开始实行“新政”，内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又颁行《宪法十九信条》。二是本着三权分立原则改革行政官制，设置咨议局、资政院；基于司法独立原则改革审判制度。三是改革法制。1902年3月清廷颁布“修律”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①同年5月命沈家本、伍廷芳担任修订法律大臣，主持修律工作。1904年，修订法律馆奉旨建立。根据清廷的“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方针，沈家本确定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汇通中西”、“专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为宗旨”为修律指导思想[2].修律期间，清廷先后拟制了宪法性文件、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新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以及关于警务、新闻、教育、金融、税制，甚至商标、国籍等方面的法规，在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上迈开了第一步。但这一变革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所致，当时的中国因此也并没有走上强国富民的法治之路。

晚清法制变革是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多次沉重打击及民主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为维护自身封建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本身带有被动性和不彻底性。但是，清王朝的最终覆灭，并不意味着修律的失败。清末修律在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方法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对中国法律文化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也终于未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法治。从法律文化的角度探究其中的得失成败，可以给今天的法制建设带来一些启迪。

（一）变革的积极意义

从制度层面看，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法制体系的形成，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新的法律架构，为清以后中国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结构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在这样的法律架构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完全融合，刑事法律规范异常发达，民事法律规范则处于从属地位，形成了“重刑轻民”的规范格局。晚清修律以后，这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晚清政府新制定的法律，均参照了西方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结构模式，从而彻底改造了传统中华法系的法律结构。如在修律中产生了中国首部宪法性文件，规定了中国法律史上从未有过的国会权力、权利义务等概念和内容。从1902年到1911年，通过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初步形成了以公法与私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架构，迈出了与世界法律接轨的第一步，为我国最终融入传统大陆法系奠定了形式和思想基础。

从观念层面看，晚清法制变革对近代法律观念的形成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培养有着重大影响。修律的过程，本身就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激烈斗争、交锋的过程，并最终从形式上实现了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间研究法律的风气也日益形成，各地纷纷设立法律学堂和各类法律研究机构，到国外留学学习法律的人数也急剧增多，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高潮[2].同时，沈家本组织了大规模的系统的西方法律翻译工作，也使现代先进的法制原则、法律概念、法律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唤起了中国人法律意识的逐渐觉醒。从恪守祖宗成法，到转向批判成法；从“师夷变法”的新观念的产生，到大量翻译、模仿西法，所有这些转变，都是促进晚清政治法律制度真正变革的积极力量，是思想上对时代挑战作出的切实回应。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实际上，它是一场文化冲突的产物，其历史的和文化的蕴含远远超出了它的政治意义。”“中国法的性质却已无挽回地改变了，它已由‘中国在亚洲’的阶段进入到‘中国在世界’的阶段”。“自此之后，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之外，又开始学习西方的法律，学习西方的治国之道。”[3]

（二）变革中未能解决的几个问题

1、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法学，在列强的炮火和商品倾销中一起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两种法律文化的基本模式、价值取向截然不同。“西方法律文化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则建构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两种不同的经济文明体系必然造就两类不同的法权体系，从而导致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剧烈撞击与冲突。从已经凝固的法律文化意识、情感、观念出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西方法律文化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冲突难以避免”。②与此同时，近代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交融也日益密切。一些有识之士和官僚士大夫开始重新考察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并逐渐了解西方法律文化。如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方面宣传“变法图强”，另一方面又认为封建主流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不能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法律上主张采撷西法，改革刑律，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法学观；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则“变器不变道”，“略食西洋之法”，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作为基本上贯穿始终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一方面力主采纳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原则，但同时又认为：“吾国旧律，自成体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以包涵之内，乌可弁髦等视，不复研求？……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③主张“旧律”与“新学”“相互发明”。[2]在变法修律过程中，一方面，大量新律体现了中西法律文化的融合。如《法院编制法》，模范西方列强，立足审判独立；《大清新刑律草案》则完全采用西方刑法的体例，分总则、分则，总则为纲领，分则为具体事例，并在内容上也作了重大变革。但另一方面，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固守与眷恋，又使修律过程及新律的内容处处留有传统的痕迹。晚清修律在规定“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专以模范列强为宗旨”的具体方针的同时，又规定“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也即所谓“中体西用。”这种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法制变革的不彻底性。如修律过程中长达10年左右（1902—1911）的“礼法之争”，实质上就是两大文化的直接交锋。在这场交锋中，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是继续以法典化了的“纲常名教”等礼教原则还是以西方法理学原则作为修律的指导思想，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展开了激烈争执。结果是清廷袒护了礼教派的意见，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④对此，沈家本只好退让，同意在新刑律正文后加《附则》五条，规定“凡中国人犯以上各罪，仍按旧律惩处”。

可见，近代以来，传统的法律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与此同时，礼教派顽固势力的强大，沈家本等变法派人物背负固有法文化的累累包袱也使他们难以起步。在西法的冲击面前，修律者一方面致力于学习和引进先进的法律原则、法律术语等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难以舍弃传统的法文化，试图从固有法文化中寻找足以与工业文明和法治文明相抗衡的东西。对西方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这种既革新又恋旧的矛盾心理，使其终未能完成扬弃固有法文化，建设真正法治文化的任务。

2、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分离与脱节。法律文化既以深层的传统积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法律生活，也以表层的规范、设施等形式为人所感知。晚清修律以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形成了以公法与私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架构，中国法律制度的外部形式已经初步完成了向西方法制的转型。但与此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却没有得到现代意义的顺利转换，反而处处体现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妥协。如《大清民律草案》一方面广泛吸收了大陆法系民法的主要精神，另一方面却又把中国传统的礼教民俗作为厘定亲属法编的主要依据，明确规定“家族统摄于家长”、“家属尊卑之分以亲等及其长幼为序”，从而强化了封建家长制；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将审判、陪审、律师辩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璧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价值的同步建构，这种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2].传统的影响是顽强而坚韧的，西方法制输入以后，往往扭曲、变形，法律的形式与精神之间呈现出分裂、背离的状态，这是中国前期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晚清法制变革侧重了法律规范的移植（当然也有较多不足），而对隐藏在法律背后的价值观念明显重视不够，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经常呈现分离和脱节状态，使清末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始终无法和中国社会真正水乳交融，法律和社会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切合点，纸面上的法律与社会生活中的“法”严重割裂，最终导致法制发展的畸形与缓慢。

3、与外部条件的关系——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的缺失。法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同时，它与政治等其他上层建筑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古代中国，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统治者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与此相适应，与商品经济密切联系、张扬个体权利的私法文化很不发达，而以权力为中心的公法文化相对发达。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广泛深入中国市场，使民族经济遭到了新的巨大的压力，日益动摇着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着一个自身如何适应新的经济条件的问题。“在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即：中国法制的变革，必须建筑在商品经济的浑厚基础之上。这是中国法制变革的最为持久、强大的力量”[4].而从政治上看，变革一方面是因为列强为实现其进一步经济掠夺的需要，把改良法治作为其放弃治外法权的前提；另一方面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推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蓬勃兴起，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极力敦促，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迫使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企图以君主立宪缓解各种日益激化的矛盾。由此而制定颁行的一系法律制度，即是采取的重要方法之一。纵观清末法制的演变，不难看出，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是导致这一演变的重要因素。

因此，真正法治的建立，应该是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顺理成章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强制所能达成的。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又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晚清时期，中国从西方移植的法律、法规规模巨大，但这些法律法规到了中国就会变样走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当时的中国缺乏生长这种法律、法规的经济和政治根基。

三、晚清法制变革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正确对待中西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具有开放性、继承性和互融性。晚清法制变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现代法制建设，必须首先解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基本态度问题。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法律观念、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诸层面的现代转型。

1、以开放意识和批判意识面对西方法律文化。一方面要注重法律文化的开放性，注重在与外族法律文化的交流中，吸取营养，充实自身，并由此得到发展。我国是一个法治后进型国家，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久远的中华法系，远远不足以构成支持现代法治运作的资源。而西方国家在上百年的法治实践中积累了关于法治的比较完整的知识和体系。同时，我们所要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在这些规则背后起作用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有可能而且必须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更应以一种开放、平等的态度，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使我国的法律文化建设符合世界法律文化发展的潮流和特征。另一方面，还应以批判意识对待西方法律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文化从总体上集中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但它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现实需要引进西方法律文化，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2、以“扬弃”的态度面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延续性。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应该坚持历史的、冷静的分析，从总体上和根本精神上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尽管我们从感情上不愿意否定传统，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很难创造出现代民主与法治。因此，我们不能让传统法律文化的糟粕成为现代法制建设的桎梏。但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整合到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新和转化的一个过程。

（二）注重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

分析晚清法制变革的过程可以看出，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分离和脱节，会对一个社法律制度的实现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当前的法律文化建设，一方面仍应继续重视制度性法律文化的设，要重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建立，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体现立法公，实现法律制度的创新；要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完善执法制度，保证执法严格公正；要完善各类监督制，实现监督有效；要完善法律设施，规范司法机构的职能，促进制度性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更应高度重视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建设，要通过开展全民性的法律知识教育和法治宣传，普及法律知，通过大力弘扬和传播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的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同时，法律的制订更加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制度更关心人、贴近人，实现制度与观念的协调发展。

（三）实现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

首先，市场经济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转型的根本途径。历史已经证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要建设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就要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对于推动法律文化现代转型的根本点，就在于它创造了现代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其次，民主政治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保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立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为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而“依法行政”思想的落实，也为形成现代化的法治环境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同时，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将有利于唤起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法律意识。总之，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是中国走向法治的一条最直接、最具体的必由之路。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晚清法制变革至今，历史的车轮又驶过了一个世纪。与当时相比，今日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内容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晚清法制变革留给我们的以上几点启示，对解决中国法律文化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具有现实意义。但愿我们在“摸着石子过河”的时候，晚清法制变革的经验教训能成为一个有益的参照。

注释：

[1]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①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4864页。

②王申，《法律文化层次论》，《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5期。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2

（一）顶层设计理念

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用于法律建设，有利于法律工作者深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认识、法制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及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1。主要含义有三个：指导方针，明确不断开拓法律的科学发展之路；基本内容，要坚持服务大局的方向不变，搞好各领域及环节协调工作；实现路径，抓住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从制度和体制上挖掘并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推进法律体系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

（二）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理念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大到整个法律系统的宏观规划和战略布局，小到一个法律制度的创设，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律建设的战略规划及总目标是实现法律建设覆盖全领域、全行业、全社会，成为法治大国和法治强国。本人认为，对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上说，按照树形结构进行组织是最科学和有效的。就是要把法律系统建设成根深、干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能够承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托，给经济发展带来保障，社会进步带来和谐，给人民生活带来福荫。根有多深，树有多高，这根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他植根于民心当中；树干就是法治的理想，如宪法；树枝就是各个部门法或一般法或特别法，还有数量庞大的法律制度，他们将法律转换成人们可以参照执行的行为规则，由他们织成了保障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平稳运行的经纬网；树叶就是法律的执行机构，支持他们的是法律，吸收的是阳光，化解的是矛盾，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给经济社会以护佑，给人民以安全。树枝和树叶在树干的支撑下结成一张巨大的树冠，让人们在他的护荫下享受和煦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2。这种结构看上去显得繁杂和重叠，但他们各司其职，边界清晰，杂而不乱，重而不叠。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风雨的考验，那些机能老化、或被新叶摭盖而失去活力树叶被淘汰也正好印证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本人认为，这种结构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持久的活力，为制度上升为法律，下位法发展为上位法，特别法变成一般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法律的制定，其直接动因都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社会矛盾的推动，这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很多法律都是由政策规定演变发展而来的，政策制度的制定又是为了解决当时涌现的某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网络侵权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变得广泛和频繁，使连带责任的产生成为现实；现代工业高速发展，大量小汽车进入家庭，给交通安全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还有刑事领域的犯罪新类型出现，如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或涉黑组织等。所有这些，都是经济社会进步中出现的新情况，需要有新理论来解释，新方法来规制，维护其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恰好印证了顶层设计是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强大发展冲动的原理。

（三）顶层设计在法律建设中功能实现

搞好法律建设的顶层设计，需要实现二方面的功能。一是修改完善和科学规范法律。对单一法律而言，对内就是要理顺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结构完整，理念清晰，法理正确，内容充实，并为将来解决新问题，保留有空间，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外就是要调整好相邻法律、上下法律之间的关系，做到法律的功能定位合理，边界规划明确，调整规范清晰，价值取向正确，涵盖领域互补。法律建设的规范主要体现在立法和司法规范。立法规范就是要以《立法法》为基础，规范所有的立法行为和过程，如国家层面的立法规划要有年度计划、五年规划及远景规划等；立法中，既要指导思想统一，又要制定方法科学。司法规范就是要求从制度上保证正确司法，做到以法律为依据，文明执法，科学执法。二是拓展法律空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许多的领域出现或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一般的组织措施或行政权力效果有限，已经不能化解矛盾或遏制积弊，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或规范。由上分析可知，在法律领域进行顶层设计，为法律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修改完善和科学规范法律及问题评析

按照顶层设计理念的要求，列举部分在法律（或修正案）与相应的司法解释之间，在旧法与新法之间等，或存在的相互矛盾、或司法解释不规范或表述格式不统一的现象。

（一）同一法律的内部及不同法律之间存在的矛盾

1.2010年7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二款规定与其后颁行的《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的第55条中规定，是属于新、旧法的关系，按《立法法》规定，应当新法优于旧法。但是，这是对于旧法非常明确的修改，而不是补充。本人认为，应该要对第34条第二款修改性质的解释作出说明，如“……是连带责任，而不是补充责任”。2.我国在最新法律修正案分布时一般都会在最后面加上一条，同名称的旧法律（如《婚姻法》）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废止。并且，在随后的司法解释中也会有一款：此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如与本解释相抵触，以本解释为准。按理说，旧《婚姻法》既然已经废止，针对旧《婚姻法》的司法解释都应该同时予以废止才对。因此，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一），显然与之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本人认为，在新司法解释中，对应该全面总结旧《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对需要保留的内容全面列出，并以新解释为准，旧解释自新解释实行之日起废止。或者在司法解释下面另加附标题，表示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司法解释。3.在《民法通则》第63条与第65条中的规定，在立法的精神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什么情况是属于“委托书授权不明”，由谁来鉴定；人的资质、业务范围是否需要进行分类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本人认为，这种逻辑矛盾，可以善意地理解为是对被人的保护和对人行为的约束。可以通过细化司法解释、行为公证或建立资质制度等方法解决。4.2008年颁行的《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88条规定与2007年颁行的《物权法》第103条规定，这二个规定之间存在矛盾。本人认为，处理这个矛盾，应该按照《立法法》的基本原则，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如果共有人之间存在家庭关系的，就得优先考虑继承和遗嘱的问题；如果共有人之间存在约定关系，就依照约定执行；如果符合《物权法》第八条的规定，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上述三种情况都不是，在没有家庭关系或对共有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优先考虑按份共有处理；否则，则采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考虑共同共有方式。5.2008年1月施行《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46条与2003年4月颁行《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29条规定存在冲突。本人认为，应该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正。另外，在《珠海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制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2003年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事件引起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立法审查；河北农民王淑荣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黑龙江省人大在《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修正案中恢复“强制婚检”的规定，引起的质疑等等。

（二）法律的司法解释不规范

司法解释是对现行法律的补充和完善，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立法法》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而实际上，司法解释都是通过最高院和其他部门以规定、意见、办法或问题解释的方式出现。本人认为，在司法解释的方面，一是解释机关要实行法定制，限制解释权的使用。二是司法解释的首次与接续需要有明确的制度保障。三是司法解释要归类，要在文件的开头加上“某某法司法解释”的字样，使用同一个标题名称进行整体司法解释时，后面的解释应该要涵盖前面的解释，并在最后标明，新解释生效时，同时废止旧的解释。四是在使用法律条文时需要特别注意规范引用，如犯罪、责任类型，除最高法院外，其他部门不得在司法解释或行政规定中直接使用罪行或责任类型。

（三）法律的表述或格式有待统一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普遍采用编、章、节、条、款结构。本人认为，按照司法解释具有与法律同等的法律效力的原则，司法解释应该采用与法律同样的格式最为妥当，在形式上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尊严或严肃性。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很多新的法律颁行没有明确司法解释的授权。2，司法解释没有统一的格式和标识。3，部分法律的司法解释出台时间不规范。4，部分司法解释用词不够规范或严谨。

三、法制建设领域新拓展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虽已形成，但完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新领域需要创设新的法律，原有法律需要在新领域拓展或延伸运用。

（一）在新的领域创设新的法律

1.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法律创新3。2011年开始，中央18个部门和组织联合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深圳率先制定实施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并正在制定全国第一部“社区法”---《深圳经济特区社区建设条例》，同年贵阳也启动社区工作条例立法调研。社会建设也要纳入法制化轨道。上述的地方性条例，将来都是国家综合性立法的基础，成为上位法，为国家的法律之树增添活力。2.反腐倡廉法律的创新。十八大以来，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联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首要的热点就是干部财产公开。干部财产公开具有制度的正当性。中央在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建议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与《行政组织法》等，给绝对的权力套上程序的缰绳。3.收入分配法律创新。我国现在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不是福利社会，但是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初次和再次分配都更多地注重了公平，并且，我们还要从法律的高度更加重视分配机制的建设。首先要通过法律才能使分配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来形成法律；对于初次分配的内容与标准进行明确的规范。其次要尊重市场规律，主要通过市场进行，使参与者获得一种最低限度的形式公正和实质的分配正义，实现初次分配和整个收入分配的规范、有序。

（二）现有法律制度在适用领域的拓展

1.刑法的适用在社会领域中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拓展，这些变化通过刑法修正案得到了全面体现。从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之间分别用了四年和三年的时间，创新的速度在加快。在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三项罪名，修改一项罪名。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五项内容和多项罪名。2.连带责任的适用有了重大突破，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民事责任制度。连带责任制度主要从1986我国颁行的首部《民法通则》开始的，其中有7条9处提到了连带责任，在以后的诸多民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中，如《担保法》等30余部法律中均出现了连带责任适用的条文，共超过130条180处。

（三）其他方面拓展与创新

在部分领域的立法，如三农问题，银行保险业监管，中小学生人身伤害，学校建设与管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失独家庭的社会保障，食品卫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一些新的法律需要制定，一些旧的法律需要修改。在制度创新中，要增大民事或刑事惩罚力度，为行业的保护设置绝对高压线。

四、总结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3

1“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1.1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背景2008年，联合国设立“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法律赋能”（又称“赋权增能”）这一理念在国际上更受瞩目，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日俱增。法律赋能意指“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维护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1]。同时，全球正义教育联盟（GAJE）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正义，GAJE致力于促进包括高校师生、执业律师、法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法律力量的发展，实现法律赋能。基于“法律赋能”含义的宽泛性，实施法律赋能项目的形式亦多种多样。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具有法律现实主义特征的法学教育形式，具有法学教育和促进社会正义的双重作用，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现形式。据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70万件以上的案件需要法律援助，但真正获得法律援助的尚不到25%[2]，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得享受法律援助服务的机会。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我国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程序和条件较为严格、律师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数量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以及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而在校高年级法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既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又需要社会实践的机会，因此，利用法律诊所实践课程作为“法律赋能”项目的一种实施方式将是天作之合，对建设法治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截止到2017年3月9日，我国已有202所高校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CCCLE）的会员单位[3]。法律诊所在我国全面、充分的发展为实施法律赋能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对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科学合理的法律赋能诊所，能够相应的弥补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生源结构等方面的不足，提高法科学生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当然，法律赋能诊所的建设离不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校行政负责人、教师及学生的共同支持和努力。1.2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实践现状美国于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早期由法学院学生成立法律援助办公署，既为学生志愿者学习和实践律师实务技巧和法律分析提供机会，也为那些雇不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4]。中国最早探索法律赋能诊所模式的主要包括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诊所（由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资助，由西北政法大学创办的学生社会实践教学与劳动者法律服务机构）、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等。从201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的支持与合作下，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亦先后设立法律赋能诊所，并且相继召开了“授人以渔：作为接近司法正义新途径的法律赋能”和“创造未来：社区法律赋能诊所建设”等专题研讨会，探索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在中国移植与发展的可能[1]。2011年，安徽大学劳动法诊所成立，为经济困难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年均办案量达200余件，成为国内劳动法诊所的典范。扬州大学的婚姻家庭法诊所致力于为婚姻纠纷、家庭暴力等案件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法律赋能诊所之一。1.3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斯齐指出诊所式法律教育对于推进司法正义的重要作用及在东南亚部分高等院校的实践。阿什特里德•斯达德勒尔在《德国法学院的法律诊所与案例教学》中，结合德国本土因素指出法律诊所的运行模式。徐芳宁在《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从公益法律诊所的设立谈起》中指出，加强公益法律诊所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法律学子的社会责任，有利于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陈树强在《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践方式。刘东华在《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中详细介绍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赋能理念存在并行发展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徐亚文、程骞在《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法律赋能诊所》中指出，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法律赋能诊所进行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唐崛、文毓在《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优化探析》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教学的优化路径。陈建民在其著作《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把课堂当作社会》中论述只有把课堂当社会才能不断提高实践教学的效率。

2当前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建设存在的缺陷

作为法学院的新生事物，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在不同高校中存在诸多缺陷，如定位模糊、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教学手段和方法与理论课或其他实践课程雷同、“赋能”特色难以凸显等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以下三种较为常见的缺陷展开论述。2.1定位模糊法律诊所的性质，究竟是属于法学学生必修或者选修的实践课程还是学生自发的公益法律援助组织，又或者是二者兼备？在我国，如果法律诊所作为一个公益法律援助组织是需要注册的，然而大部分高校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会带来很多不能言说的麻烦，所以现在各高校法律诊所课程基本上是作为一门课程，而不作为正式的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只能是以“公民”的身份，但实际上履行着公益组织的职责（比如安徽大学的劳动法诊所每年帮助千余名贫困劳动者）。因此，传统法律诊所教育的定位比较尴尬，缺失合法身份，开展正规的社会活动多有不便。但法律赋能诊所的定位性缺陷严重影响其持续发展的空间，自2008年联合国“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建立至今，“法律赋能”理念及法律赋能诊所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为数不多的高校进行试点建设，如何界定“法律赋能”理念与诊所法律教育的关系？如何解决法律赋能诊所的定位问题？这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2.2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法律赋能诊所建设过程中的经费来源、风险、教师和学生参与积极性等问题，直接影响其长效发展。首先，基于法律诊所课程的实务操作性特征，法律诊所课程的运作成本高于一般课程，是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法律诊所作为一个类似公益法律服务的机构，它不仅需要上课的教师，而且要求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法律诊所的日常运作也需要持续的经费。诊所学生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免不了会产生差旅费、交通费、餐饮费、办公用品费等等。有时诊所师生自己还要承担这些费用，这无疑增加了学生的经济压力，无形之中也消解了诊所学生从事法律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其次，教师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始终影响着法律赋能诊所的课程效果，由于法律诊所往往是作为一门理论加实践的课程，指导老师在课堂之外投入的精力、劳动不能够作为工作量的认定和职称评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法律赋能诊所的实践课程往往是对弱势贫困群体的真实帮扶和，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法律赋能效果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没有科学的教师激励机制，仅依赖授课教师的自我奉献精神，将直接影响法律赋能诊所的课程效果，甚至导致其沦为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摆设与装饰。2.3课程特色难以凸显在世界范围内，诊所法律教育尚未形成大致统一且科学的教学模式或方法，这表明需要创建起科学的基本教学理论体系[6]，而产生于其后的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设计等方面更是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结合法律诊所课程的特征和“法律赋能”理念，加强课程特色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缺少适合“赋能”目标实现的课程规划，造成法律赋能诊所课程难以区别于其他法学实践性课程，出现诊所课程与其他实践实训课程的“同质化”现象。其次，缺少适合“增权赋能”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出现重“理”（理论）而轻“术”（技能）、重“维权”而轻“赋能”的局面，前者主要表现为教师重视理论灌输、忽视对学生技能的指导，后者主要表现为教师和学生重视对当事人的维权效果、忽视对当事人维权能力的培训（即仅“授人予鱼”而未“授人予渔”）。课程规划、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是特色课程建设的重要因素，必须加以完善。

3完善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建设的构想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4

（一）目前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要求企业加强法律建设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可能面临7大类法律风险：一是因为市场需求萎缩，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违约风险；签的合约不执行，违约所带来的风险。二是因为行业整合，企业并购中尽职调查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在这个整合过程中怎么样搞好尽职调查，怎么样处理好相关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弄不好就很容易留下后遗症。三是在走出去投资并购时，境外法律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风险。这方面我们遇到的情况也比较多，这些法律风险也要特别关注。四是有些国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带来的风险。五是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的工程款拖欠风险。这个不仅在国内，在国外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六是妥善处理劳动用工涉及的劳动合同方面的风险。怎么样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应该讲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七是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提前引爆的风险。有一些情况，合同双方都还比较信任，但是一到危机了，都担心对方挺不过而提前倒下，使自己的债权落空，所以又重新按照相关程序来追讨债务，而这也可能引起新的风险。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如何防范好危机中凸显的这些法律风险，既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更是对企业下一步发展，乃至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考验。在企业加强风险管理过程中，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现状要求加强法律建设

法律风险的成因复杂，是包括外因和内因在内的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但大多数法律风险是由于企业自身的原因引起的。企业的法律建设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软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和防控法律风险的紧迫性，基础法律建设投入明显不足。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普华永道（全球公司法律部门调查）、《CorporateLegalTimes》及《全球律师》等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费用的平均投入为企业收入的1%，美国微软的法律风险管理投入更是达到其收入的1.5%,其投入费用数额是惊人的。我国企业的法律风险平均分值为42分，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投入应为企业收入的0.42%，但实际上我国企业的投入仅为0.02%，仅为美国企业平均值的1/50。这说明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环境变化将非常迅速，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该风险变化的认识却相对滞后，在法律风险管理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第二、法律风险管理意识薄弱。表现为企业在一些重大投资、经营、管理决策中缺乏专业法律人士的参与，有的甚至在执行过程中也没有专业法律人士参与，更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法律顾问或法务人员。有的企业虽设有法务部门，但其作用的发挥仍停留在法律风险转化为法律事件后的事后救济上，起的是救火队的作用。法务人员、顾问律师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圈，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不了应有的影响，无法全面识别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只起个摆设作用。在欧美国家，成熟的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公司的首席法务官（CLO）是企业核心高管，一般由执业十年以上的资深律师担任，首席法务官列席董事会参与企业的所有重大决策，其在防范、控制企业法律风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企业加强法制建设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法制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必须依法经营管理、依法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这是对企业最基本的要求。回顾和反思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过程，改革的市场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肯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在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在企业与员工之间，一些具体的改革行为引起的争议很多、纠纷很多，以至于多年之后一些后遗症还难以完全消除。这种情况就给我们一种提示：企业改革发展，必须依法行事，用法保证。国企的改革，在转变经济主体性质的同时，还要完成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从计划经济的行政框架到市场经济法律框架的转变。加强国有企业法制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是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深化国企改革、规范推进国企改制的现实需要，是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加快发展、做大做强的战略措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日益加强，我国早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外市场正在逐步走向融合，我们的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领域合理配置资源，但面临的市场竞争也将更加充分和空前激烈。众所周知，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既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加丰厚的竞争回报，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多潜在的法律风险。我们的企业不仅需要在产品、科技、市场营销、成本效益等方面尽快缩小与国内外大公司的差距，而且还需要尽快完善企业内部的科学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尽快提高依法经营管理和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目前，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内部的法律机制还不健全，在适应市场竞争、应对入世挑战中处于劣势并可能因此付出高昂代价。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过程中，必须抓紧建立健全防范经营风险的法律机制，努力提升运用法律控制风险的能力和水平，灵活运用合同、知识产权等各种法律手段及武器，努力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争取并巩固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服务优势；要在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中，学会并善于运用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非关税措施在内的多种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二、加强企业法律建设的对策思考

当前，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法制经济，法律制度是保证市场正常秩序和竞争公平的主要手段。当前，在市场竞争中，领导干部必须遵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则办事。作为公司，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都要通过合同来完成，在合同的订立上，对于企业的一些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必须进行充分论证，使之完全符合法律法规的约束。在有些招标书中，有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的规定，即使投标人承诺认可，也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仍会埋下隐患。作为管理层的领导干部，只有研究市场，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才能把尊重法律、严格执行法律作为管理的一条重要原则，并组织带领企业职工学法、用法，在企业内部形成用法律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良好氛围，真正用法律武器捍卫企业利益。

（一）企业经营决策者必须树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企业经营决策者必须认识到，在企业管理中除了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还必须承担起各种决策和行为的法律责任。企业的活动，均是由领导干部决策进行的，领导干部享有决策权和行使权，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清楚权利和责任的对等关系，才能逐渐形成与依法治企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才能主动地关注市场法律环境的变化，研究法律适用对本企业产生的影响。只有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才能促使领导干部认真总结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正确运用法律手段的经验，提高运用法律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内化为企业的规章制度并加强其执行力，使其成为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使企业依法取得权利、依法行使权利和依法维护权利。在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法律法规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加强对市场的研究和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做到依法作为，才能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一是要加强领导干部及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学习。领导干部作为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必须系统学习与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不仅要全面熟悉，而且要做到专业精通。二是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企业整体法律素质。作为国有企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面对的内外部法律事务相对较多而且复杂，这就要求企业必须面对市场发展和企业需要，建设自己的专业队伍，从而带动企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二）加强企业法律建设，必须以市场和企业发展需要为导向

在市场经济环境日新月异和转型发展的复杂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越来越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比如，在海外投资时，必须对国际法以及当地法律法规进行研究掌握，一方面可以避免因法律盲区而受到不应该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合作人钻法律空子，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国内其他省份进行经营发展时，也存在同样的法律问题。这就迫切需要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需要为导向，在加快市场开发的同时，不断提高法律意识，规避各种风险，保证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三）加强企业法律建设，必须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企业的法律意识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权益，关系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只有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控制，才能从根本上防范经营风险，提高运营质量。建立风险内控体系的意义不仅在于适应市场发展的法律要求，从更高层面上来说，有助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公司管理水平，为实现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夯实基础。企业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可以有效保证企业活动合法有序进行。现实中，有的企业因劳动纠纷发生仲裁、诉讼，企业败诉的居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的不健全；有的企业对于合同的订立、权限、执行、监督、补充等没有完善的管理规定，一旦发生问题，企业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些都是因为企业建章建制不全或者不完善而存在的法律风险。

(四)加强企业法律建设，要真正落实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责任

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建设，必须落实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责任。要“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重要依据”，“把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和任用考察时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强化出资人对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情况的监管，指导和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切实促进企业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规违章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要依据《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凡因未履行职责或未正确履行职责等过错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要对有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和处罚。

（五）积极营造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的核心价值理念和企业文化氛围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1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2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

2.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

3法治建设中要利用好传统法律文化

3.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6

（一）法律援助对象覆盖面不全

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只针对那些需要申请法律援助的自然人，没有将法人和社会组织纳入其援助的范围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仅限于自然人，其应该覆盖到法人与社会组织。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困难或特定农民群体可以享受到法律援助，而同处于法律困境的乡镇企业或其他农村经济组织却得不到法律援助。如果这些经济组织陷入了困境，势必会牵涉到其是否可以申请农村法律援助。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农村经济组织也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因此，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我国当前的《法律援助条例》来看，只有当援助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被侵害时才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援助，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很多农民都无法享受到法律援助。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注定了法律纠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很多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纠纷都被排除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外。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很多涉法问题都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日积月累成为老案，危害了整个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所以，我国应积极从立法层面扩大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范围。

（二）法律援助人才匮乏

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导致我国法律人才分布不均匀，优秀的法律人才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法律援助人才严重匮乏。这种情况导致农村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加剧。基层法律工作者是当前我国农村法律服务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多承担民事与行政，为农民提供民事调解、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但是这些人很少拥有律师资格证书，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非常有限。所以，在加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培养农村法律工作者，可以采用送法下乡等多种措施。

（三）组织机构存在重叠的问题

当前，乡镇司法所和乡镇法律服务所具有很大差别，给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不少阻力。基层司法所隶属于司法行政体系，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服务机构，其对管辖范围内的法律服务行业具有监管职能；基层法律服务所则是在农村地区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组织机构，其多为私营单位。这两种机构的经费、人员及收费方面都有显著不同。基层司法所有国家财政提供经费，其任职者为国家公务员，其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均按照国家统一要求，不收取任何费用。基层法律服务所自主经营，职工为普通职员，其在提供各种服务的时候依循相关标准进行收费，其所有的服务都是有偿的。

（四）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

当前基层法律援助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基层政府对法律援助方面投入的资金非常少。相关的渠道大多不顺畅，最终到位的资金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本案的成本远高于财政补贴，相关工作人员的经济性不高，办案效果非常不理想。与此同时，我国还没有就法律援助的经费使用标准出具统一的方案与制度，使得实际工作中资金分配不均衡的状况非常突出，且资金的透明度非常低。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农村基层往往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五）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

从《法律援助条例》中我们可知，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将经济贫困作为最主要的适用条件，并没有对各种情况进行细化规定。这显然是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也没有明确指出当遇到紧急状况时，各级法律援助单位可否先行进行法律援助。这一点被社会各界所诟病。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获得有效路径，法律援助根本不到位。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仅仅将经济贫困作为适用条件，还应该考虑多个方面，设定科学的援助程序。

（六）法律援助质量水平不高

在现实社会中，农村法律援助的质量难以衡量。不同的主体对法律援助往往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很难达成统一的评价。从根本上讲，法律援助借助于律师来向有需求的人提供法律服务，其质量应与普通法律服务质量水平一致。在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其必要的法律保障。但是现实中，很多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水平都非常低，使得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深深地伤害了农民。

二、产生农村法律援助制度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

农村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地区或相关涉农事务而展开的法律援助工作。农村地区与涉农事务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现有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却并没有体现出这些特殊性。一是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将个案处理作为重点部分。我国的国情特殊，在拓展农村法律援助时多侧重于个案，并没有从援助机制方面入手，没有构建起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法律援助体系。在实践领域中，很多乡镇司法所只有一两名工作人员，无法承担其法律援助职能，只能被动地应付与处理。二是没有有效的互动机制，难以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法律服务。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可获得资金的路径非常少，很多时候都要律师自行解决经费问题。这些律师不仅要承担应有的法律援助职责，还要自负盈亏。基层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还存在脱节的问题，难以形成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难以共同维护司法公正。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优惠政策非常少，法律援助成本非常高，这些成本最终转由当事人承担，使得本来就经济困难的农民雪上加霜，有些农民不得不放弃法律援助。三是当前有关于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很多农民都不了解法律援助。从宣传方式上来看，其过于老套，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沿袭以往发放纸质资料的方式。从宣传时间上看，多选择节假日，大多非常短暂，缺乏持久性。很多农民都没有意识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使得其在遇到法律困难时未能够及时申请法律援助。

（二）物质基础非常薄弱

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各项基础设施仍然不到位，农民收入有限，这一点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更为突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当前现状下，农村法律援助机构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多本来应该由政府财政所支撑的内容，如宣传、办公与培训等，都由基层法律援助单位自行解决，使得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所需要承办的案件不断增多，基层法律援助单位承担的费用越来越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深受打击，办案质量不断下降。除此之外，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讲，当前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是首要大事，其往往会忽视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三）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传统思想文化道德与农村特有的生活背景下，农民大多有与世无争的心态，很多会积极学习法律知识，法律文化在农村地区十分淡薄。大部分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法制意识，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遇到法律问题时看法过于狭隘，很容易偏激。这些都会导致法律援助风险加剧。比方说，在权益纷争案件中，法律援助申请人大多迫切地希望申诉，一旦败诉，其很有可能将原因归结到承办人身上，转而进行上访。这一点也是基层法律工作者所顾忌的。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主张和为贵，部分农民将法律援助理解为制造纷争。所以，当出现法律纠纷时候，很多农民会采用私下解决或调解的办法，很少会运用法律进行维权。在他们看来，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需要承担高昂的费用，所以，其大多选择其他办法来解决纠纷。

三、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策略

（一）从立法层面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一是增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法律援助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法律援助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我国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农民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不知道该怎样保护自身的权益，其在面对法律困难时，往往会不知所措。即便是其向相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时，也往往会受到申请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难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身的权益。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就该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我国各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规有很大出入。针对此，我国应积极从立法层面上增加农村法律援助的内容，使得相关案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二是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的范围。除了自然人外，法人与各种组织也应该被纳入到农村法律援助的范围内。针对农村企业的法律需求，给予必要的法律援助，有利于农村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了面向经济困难的农民之外，未成年人、残疾人与老年人也应该是法律援助的对象。除了民事类纠纷之外，经济纠纷与民主类纠纷都应该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内。

（二）从制度上完善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一是针对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基层法律工作者大多不具备律师资格，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并且从制度上肯定其特殊地位。二是鼓励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实习与就业，提升整体的专业水平。二是各级政府必须意识到法律援助是其重要的职责，给予该方面必要的财政支持。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基层政府无力承担该项财政支持，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当前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重点多为经济建设项目，基于此，中央财政应针对贫困地区设置专项资金用于当地的法律援助建设工作。基层法律援助部门应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积极编写预算，做到资金公开与透明，合理地使用资金，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

作者:田露单位:徐州开放大学

参考文献

［1］赵满红.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实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梁高峰.需求导向型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3］黄漾静.新农村建设中法律援助的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12.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7

一、建设用地的依据——规划和“三证”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2、“三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用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批准证明（批准文件）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行文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证”是建设用地合法化和开工建设的必备要件。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已占用土地由政府责令退回；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属违章建筑，予以处罚。

二、建设用地的前提——土地的征用和申请取得

1、征为国有土地

土地的权属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此属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须先征用为国有，使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在批准权限上，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大型项目和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另外征用基本农田，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或者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也由国务院批准；二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三是一二项规定之外的农用地转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当然，批准农用地转用后，是否另行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也有明确规定。

2、征用土地的公示

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3、征用土地的补偿

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其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4、建设用地的取得方式

建设单位持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审查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建设单位以出让（如招标、拍卖）等有偿使用的方式取得土地，属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或者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定情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可以划拔给建设单位使用。因此，建设用地的取得主要包括出让和划拨两种形式，具体的操作要求有明确规定。

三、建设用地的难点——拆迁

1、拆迁的程序要求

被拆迁房屋土地权属为国有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才能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国有化是拆迁的前提。

拆迁人的资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方案以及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等五项法定资料，并经审查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才具有拆迁人资格。拆迁许可证是进行房屋拆迁的资格证明。当然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这里的“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应该理解为与领取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订立委托合同，且具有一定人财物控制权的单位。

2、拆迁的途径

一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申请仲裁，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民事拆迁”。

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或者予以安置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当然，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期限法律已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拆迁”。

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凡在裁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市县的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3、拆迁的补偿

拆迁的补偿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基本做法是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给予适当补偿。关于证照不全的房屋补偿问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符合规划要求或者规划制定实施前建成未办理证照的，应予以补偿但应扣除办证费用；不符合规划要求又未办理证照，不予补偿。

4、拆迁纠纷的处理程序

一是行政诉讼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处理。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四、建设用地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诉讼

调解、仲裁、诉讼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途径，而诉讼则因最具权威性和终局性，被法治社会普遍接受并广泛采用。人民法院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类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涉及建设用地的诉讼，主要有以权力制约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和以权益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最为常见。

1、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对于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为由直接作为一审行政案件管辖。

2、行政诉讼的应诉与举证

人民法院立案后将在5日内向行政机关送达起诉状副本，送达可以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法定方式，均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在10日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应诉答辩将减轻对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解决，被动消极不仅不利于解决行政纠纷，而且会处于被动，因为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行政机关不应诉，或者不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没有举证；行政机关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这些应引起重视。

3、行政诉讼的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四种处理：

一是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予以维持。

二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以及滥用职权，符合其中之一情形的，将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是判决限期履行。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将作如此判决。

四是判变更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一则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损行政机关的执法形象；二则增加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难度；三则容易引起行政赔偿。因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一定要慎重从事，依法进行。

4.行政赔偿及其他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国家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8

一、建设用地的依据——规划和“三证”

1、规划

2、“三证”

二、建设用地的前提——土地的征用和申请取得

1、征为国有土地

2、征用土地的公示

3、征用土地的补偿

4、建设用地的取得方式

三、建设用地的难点——拆迁

1、拆迁的程序要求

被拆迁房屋土地权属为国有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才能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国有化是拆迁的前提。

2、拆迁的途径

3、拆迁的补偿

4、拆迁纠纷的处理程序

四、建设用地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诉讼

1、行政诉讼的管辖

2、行政诉讼的应诉与举证

3、行政诉讼的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四种处理：

一是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予以维持。

三是判决限期履行。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将作如此判决。

四是判变更行政处罚。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4.行政赔偿及其他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国家赔偿”。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9

然而，目前法理上较难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传统财产法范畴内寻得动物保护的空间及突破口？如何解决动物保护专门法与传统民法的冲突，在民法、财产法的领域内为动物保护“正名”？首先，应当明

确将动物纳入民法特别是物权的调整范围是有必要的。以传统民法为代表的法理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法，将世界截然划分为主体、客体两大块，在其中，人必然是主体而不能是客体。而问题是我们

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主-客”范式中并为其寻得合理的安身立命之处。但是，在将其纳入“主-客”范式时，无论是纳入主体或是客体，都注定不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一个法律上的特

殊格。而作为特殊格，就有两种选择，或是将其视为特殊客体，或是将其视为特殊主体。那么，动物能否作为特殊客体呢？将动物视为特殊客体，符合近来各国民法改革后部分动物保护条款的文义解释

。若采取将动物作为特殊客体进行保护的方法，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主要可以是动物福利论。动物福利论的基本观点是承认人的主导地位，人应当人道地对待动物，人应当给予动物一定的福利，而这福利

由于是人所给予的，因此动物并无基于权利的请求权。人作为自己行为规则的制定者，之所以给自己施加动物保护的法律义务，正在于人是万物之灵，将此情感关怀延伸到非人的动物身上，正维护了人

的尊严，符合人的身份地位。然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动物可否获得一种法律上的特殊主体地位呢？法律上的主体资格，由三种能力组成：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我们仅需考察动物是否具备

以上三种能力即可为刚刚的问题做出回答。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思路：能否将动物类比于无行为能力人，而将之视为不具人格权的无行为能力的权利主体？从这个假设出发，我们来考察这是否经得起三个能力的检验。将动物拟制成无行为能力的

权利主体，则权利能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无行为能力人不也有权利能力吗？权利能力指的是法律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并不要求在实际生活中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能力。因

此将动物解释成无行为能力的权利主体，可以直接通过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两个要件的检验。事实上，责任能力才是三个能力中的要点。反对动物享有权利主体地位的论者所持的主要论据，就是当动物

行为违法时，难以使其承担法律责任。然而，为克服无行为能力人所引起的类似困境，我们设置了监护人、人制度。因此，这一制度同样可以用于动物这一无行为能力的特殊权利主体。当动物做出

违法行为时，其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一些可以由其人或监护人承担，而一些则因其无行为能力，如儿童一样无需承担。有论者反驳以监护、制度解决问题的方法，认为“由于动物缺乏理性，也

无法与人进行沟通交流，动物与人之间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没有理解作为基础，即使为动物设立了这样的监护制度，也无法真正代表被监护或者被的动物的利益，不能做到对动物的真

实意思的表达。”那么，婴儿作为非常典型的无行为能力人，不也与其监护人在事实上其实也无法沟通吗？严格说来，婴儿与监护人之间又何尝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呢？谁能真正探知婴儿的意思表

示呢？所以，这一反驳实际上是较为薄弱的。既然要将动物纳入民法特别是物权范畴内加以保护，那么传统民法特别是物权则需要被改造。可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物权法在这方面已渐渐呈现进步

的趋势。先占原则的改造就是一个例子。传统物权法中，先占原则是一项重要的物权取得原则，它是指先占人以支配和管领之意思，先于他人占有无主物从而取得该物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如果按照先占

原则，被弃养的无主动物被人依法定程序占有后，原主即使想要回，所有权也已归新主所有。对野生动物的狩猎权也是先占原则的体现。狩猎后取得的动物，所有权人对其处分没有任何限制。但是，《

俄罗斯民法典》第231条中规定了“动物呼唤主人”规则，即在通过法定程序确定无人照管动物的新主后，原主又出现的，如能证明动物对其依恋，原主有权要求归还。在这里，动物不再是简单的“物”

了，法律考虑到它的情感，即“依恋”，这不是很显见的进步吗？而德国法上，所有权的取得也要受到特别法的限制，不能随意猎杀、捕捉野生动物，对无主动物也不能随意取得。《德国民法典》第251

条还规定：治愈受害动物以回复动物原状为必要，不以动物自身的经济价额为治愈费用的限额。这即是考虑了动物的生命价值而不止于市场价值。事实上，近代以来的私法社会化大潮有助于私法中的动

物保护借势。当出现动物虐待时，法律允许第三方介入，这就改变了传统财产法的排他性，权利本位的私法出现了社会化倾向。

二、民法视野下的动物保护立法模式

在立法模式上，又要怎样取舍呢？事实上，在民法动物保护方面，笔者区分出了两种模式：俄罗斯模式与德奥模式。俄罗斯民法典中规定：“对动物适用关于财产的一般规则，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

未有不同规定为限。”而德国民法典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准用有关物的规定。”其第903条第2项又规定：“动物的所有人在行使其权限时，

应遵从关于动物保护的特别规定。”奥地利民法典285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关于动物的规定仅于无特别规定的情形适用于物。”可以看出，动物民法保护的俄罗斯模式是以财

产法调整为原则，特别法为例外。而德奥模式是以特别法调整为原则，财产法为例外。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事实上，俄罗斯模式真正将动物保护纳入了民法调整范围，首先先将动物视为民法上的客体

，这样，动物在民法上的地位得到了一个正当的“名分”，而又再以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方法使动物成为特殊的客体而得到保护，这样又取得了动物保护的实际效果。而如果按德奥模式的思路，会造

成动物法律地位的缺失。德奥的民法事实上已经将动物剔除出调整范围而归于特别法，而特别法是不讲究法律格的。那么，动物到底是什么？这在法理上讲不清楚，仍然会造成民法与动物保护法在实际

适用中的矛盾。在我国大陆法系思维仍根深蒂固的国情下，尽管我们不愿意，动物的法律格问题还是要考虑的，否则其他部门法仍然会对“无根”的动物保护法排斥。所以笔者认为，以俄罗斯的模式将

法律建设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不确定性/法的确定性/法律的一般性

不确定性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认识对象的无限性之间对立的产物，是认识对象在人的视野里不能充分反映所致。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紧张注定了人类自择穴而居时就开始面对各种各样不能完全认识、控制、驾驭和难以预测的风险。虽然经验和知识的累积不断增强着人的能力与信心，但是，绵延不绝又总是不期而至的新问题却依旧抖搂出人类智慧在无限面前的局促和无奈。不确定的境况深深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由于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生活整体中的许许多多的未知事物进行控制，这些东西永远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严重不安”，[1]（P12）这就是恐惧。从“原始住民对生存斗争中的不确定性怀有深深的恐惧”开始到现在，人们仍然“无时不在恐惧之中，无处不在恐惧之中”。①P51）然而，不愿束手待毙似乎是上帝为人所作的命运安排，试图通过各种延展性能的工具和手段驾驭不确定性，从而摆脱萦绕我们心灵的恐惧的追求与实践始终主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法律，作为这个历史画面中的重要部分，自然承担着克服不确定性，保证人类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历史重任。

不确定性也是人们在法律生活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法学中，不确定性对司法的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以至于在论及不确定性时，一般都从司法的角度认为“不确定性是指对法律规则的含义和它们应该如何于适用特定案件中缺乏确定的认识”。[2]（P382）司法是法律生活的重要领域，司法的不确定性的确是我们应该认识和分析的。然而，不确定性对人类法律生活的影响不仅仅是司法，它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了法律的观念、制度、行为等各个层面。就基本方面而言，它不仅左右了人们的思想进路，而且操控着法律发展的必然性脉络，使法律发展在各个阶段都打上了与不确定性作斗争的深深烙印。特别是，当我们在饱经现代社会不断涌现的错综复杂问题的折磨和面对后现代思潮的激烈抨击、淋漓解构和彻底颠覆之后，已无法否认并更清醒认识到，17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在使基础性、普适性、同一性、一元性、合理性、确定性等现代性因素成为现代社会理性的价值追求时，其话语也不自觉地带有一种绝对或真理意义时，今天通过追溯历史，分析不确定性在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对法律理念和制度建设发生的深刻影响，探究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境况对法律的基本建设作用，这对修正具有霸权性的法的确定性话语，重构我们对错综复杂的法律现实的理解和认识，并在反思性认识基础上坚持一种融会了经验和理性的法治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不确定性对法律生成的本源意义

法律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其必然性的揭示和特点的分析有很多视角，如理性、正义的价值分析和阶级、国家的实证分析等。恩格斯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即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商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3]（P538—539）恩格斯的分析是以法律的物质制约性为前提，即法律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物质制约性当然是重要的，但从整个人类生活的场景来看，它对法律产生的意义仍不具有根本性，因为它毕竟只是人类生活境况的不确定之表现而已。不确定性，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调，对法律的产生和形成才具有本源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的产生和存在是人类克服不确定性的需要，法律是人们拣选出来的用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经验积累和认识深化非常重要，只有这种积累和深化到一定程度，如能将对象的范围和性质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明确，并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进行可控性生产和生活的一般或基本条件，法律才可能出现。当一般意义上的规则被赋予了一种更有效的权威性，即成为法律后，社会关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序性进一步增强。与此相应，人们的焦虑感不断减少，安全感增加，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得以焕发。

在法律的幼年期，义务要求，尤其是禁止性的义务要求在法律中不仅普遍，而且发达。对此，人们的一般解释是，禁忌是法律的源头或前身。的确，法律是从原始人的禁忌，尤其是早期的宗教和习惯禁忌中走出来的，[4]（P316）禁忌成为早期，乃至以后法律的主要内容不足为奇，何况法律存在本身就是禁忌的一种标志。但这些都只是现象并不是原因，其原因是不确定的生存境况使然。

早期人类对不确定性的最深刻感受莫过于环境的不确定性，鉴于当时的生产力和人的智识水平都很低下，人类在自然力面前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被动的承受者，避免身体和心灵受到伤害和摆脱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和害怕的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躲避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具体作法就是划禁区，即把无法把握和控制的领域确定为行为的禁区，属人所不能为或不应为的领域，在此领域之外，人们的行为是自由的。除了消极地躲避外，出于对无限性的敬畏，人们后来又发展出积极的膜拜，即寻求一种能帮助自己免受不确定性伤害的力量，在崇拜和敬畏之中得到安慰。从历史上看，消极躲避结合积极膜拜作为一种以有限应对无限的智慧是人类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中行为或活动，包括进行法律实践的基本方式。与此时人类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法律设定的行为禁区也相当广泛，能够享受的自由少而又少，义务性的要求，尤其不能为的义务是法律的主要内容。如不管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还是古代中国法、古代阿拉伯法，其基本特点都是充斥着大量的义务性要求，刑法的规定比较发达①。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梅因解释类比在法律学的初生时代是最危险的陷阱时，详细阐述的是禁令和命令的类比。[5]（P11）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不断增强认识能力和提高认识水平的同时，也改进和完善着认识的手段和方法。与此相应，人类对确定性的把握越来越充满信心，权利的观念也随之发展起来，权利规定出现并愈加完善。现代社会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认为义务的存在是为权利的实现而服务的，权利是主要的，义务是次要的。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权利的产生先于义务。但事实上，由于不确定性的制约，法律义务的观念和制度建构在历史上是先于权利的存在，这正如庞德所说，“为了理解形式在严格法中的作用，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要点，即有关保障实质利益的观念以及有关这些利益据以保障的法律权利的观念乃是在此后的法律发展中出现的。尽管逻辑序列是利益、法律权利、义务和救济，但是历史序列却正与此相反，亦即救济、义务、法律权利和利益。”[6]（P402）

义务先于权利表明了义务规定对权利实现的意义。事实上，从功能的角度分析，不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要想有效地调控人的行为，法律都应当首先明确义务，当且仅当法律上的义务被明确时，权利在法律上才是确定并能真正得到保障。特别是当我们所认定的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时，法律义务的进一步明确就也意味着人的自由度的增强。正因为如此，在法律规定中，与义务的要求必须以明确的形式表述不同，权利并不总是需要明确表述的，它可以从义务规定中推定出来。英国法学家哈特从规则角度对法律的分析表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哈特认为法律是基本的或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前者要求去做或不做某种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后者依附于前者，它规定人们可以通过做某种事情或表达某种意思，引入新的第一性规则，废除或修改旧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它们的作用范围或控制它们的运作。[7]（P83）按照哈特的说法，第一性规则设定义务，第二性规则授予权力（公权力和私权力），后者是为了克服前者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显然，这是从功能的角度对法律规则所做的分类。哈特的规则分析模式首先选择的是义务的角度以及他对这两种规则之间关系的分析实际都暗含着权利的存在有赖于义务的规定，只有在义务规定的模式中，法律权（力）利才能被赋予和被明确。在这个意义上，追求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更应该重视法律中的义务规定，尤其是不能为的义务，而不是一种不明确的或具有象征意义的权利宣告，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和充分地实现权利。

总之，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知识如何积累，人毕竟成不了上帝，其以有限对无限的境况永远不会改变。至今为止，人类仍是苍茫宇宙中的孤儿，不知自己从何而来，更不知自己向何处去。所以，把义务要求，尤其是不能为的义务作为行为不能跨越的边界来面对和把握不确定性应该说是人基于自身的境况无奈而又聪明的做法，它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法律理论和实践。除了上述法律权利和义务关系以外，在对待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上，为了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人们一直坚持在法律上首先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行使界限，然后从这种限制中引出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和自由的范围是这种思路的体现；此外，法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法不禁止的即自由，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不溯及既往，罪责法定等也贯串着同样的逻辑理路。

二、不确定性与法律的发展及价值追求

在不确定这样一种恒久状态之中，过一种安全、稳定和有秩序生活的渴求始终引导着人类的行为和活动，并因此塑造了人们不断追求确定性生活的心态和习性。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作为一种通过自觉束缚来有效地减少和控制不确定性因素的社会调整手段逐渐被有意识地奉为权威。因此，寻求确定性，追求人的解放和自由是法律世界的主旋律。法的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它直接面对的是人的行为。因此，法律力图克服的是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或随意性，如使行为保持一种必要的一致性、连贯性、顺序性、稳定性和条理性，从而使人们能够确切地可靠地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以及自己将从他人那里获得怎样的合作，有计划有目的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并将自己的行为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协调统一起来。惟有如此，秩序才能够形成，生活也才是确定的。

就每个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来说，导致其行为不确定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即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相应地，法律一般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确定所调整的行为，具体做法是根据行为的外部条件、行为人主观方面、行为的特征等对行为进行归类，确定和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如权利还是义务、责任还是惩罚、违法还是犯罪等，从而有效地指引人的行为，规范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法律能够满足确定性要求的最重要的特征，也称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律的一般性或概括性。由于这种特质，“法律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绝不能指名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于规定取得各该等级的权利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等级之中；它可以确立一种王朝政府和一种世袭的继承制，但是它却不能选定一个国王，也不能指定一家王室……”[8]（P50）法律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可以满足人们寻求确定结果的愿望。确定的结果是人们诉求法律解决的根本所在，它要求案件的解决要有一个正确答案，即结果的唯一性。这里的“唯一”不仅是量的考量，更重要的是其洽切性，即正确。所谓正确在人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指公平对待。而“公平对待”就个案来说，是指符合本案情况的特殊解决；但就所有的纠纷处理来说，是指相同情况下的相同对待。从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角度来看，后者显然比前者的意义更大，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保证一种社会公平。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上的所有特殊解决都不过是相同情况下相同对待原则具体演绎而已。

具有一般性或概括性的法律是人们遴选出来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认识和把握不确定性的能力不同，法律的一般性或概括性的程度是不同的，它能够提供的确定性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差异。早期社会，法的确定性程度很低，主要表现为习惯法是法律的主要形式。习惯法含混、模糊，其普遍性程度较差，所以在适用上充满了任意性，从而为弄权者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进行恣意解释提供了方便。成文法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习惯法的缺陷，使法的确定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成文法产生初期，其归纳性和概括性仍比较差，明确程度也很低。加之，在相当长的时期，社会组织和管理的权力由少数特权者掌握，特权和不平等是社会的主基调，它高度渗透在法律适用之中。于是，在前现代社会，下列现象比较普遍：一是，尽管法律不能把权利指名赋予给某一个人，但按身份的标准把更多的权利只赋予给某一类人的情况是常事。法律的稳定性极差，法律被视为特权者统治的工具，根据他们的需要随意取舍和频繁变化；二是，制定法中充满了含混模糊和模棱两可的、便于弄权者任意解释的伸缩性极大的名词术语，甚至在西欧中世纪一度出现了以含混的地方习惯法作为法律的主要形式这一“从文明的门坎上倒退出去”（韦伯语）的现象；三是，法律的适用自由裁量空间很大，没有严格的程序性限制。总之，在这个时期，法律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欠缺使得立法的不平等和司法权的滥用现象非常普遍，人类除了继续经历自然世界的偶然性折磨外，还不得不承受生活世界的任意性捉弄。

近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开始摒弃这种建立在特殊主义基础上的法律秩序，追求一种广泛范围内的普遍主义确定性。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和自由，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随着法律的普遍主义特质被放大和提升，不论任何人或组织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治理就成为法治社会的基本追求，以此来保证社会生活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为此，法律的规定必须明确、具体，如果法律中的每个主张和概念都会引起争论，法律将是难以忍受的麻烦。因为它不但不能纠正反而会加剧行为的混乱性，同时又会为弄权者在法律下的肆意妄为创造便利的条件。其次，法律必须保持一种稳定性，稳定性才能保证法的可预见性，这对法的确定性非常重要。对此，哈耶克说“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做出的贡献更大”。[9]（P264）此外，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美国学者埃尔斯特就把法不溯及既往作为现代宪法中的权利保护的核心因素“合法原则”中的重要内容，甚至认为它与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相比，是排除恣意的惩罚、保证人们安全感的更为基本的条件。[10]（P3）

可见，不确定性催生了人们对确定性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不仅使法律得以产生，而且推动着它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法的确定性逐渐成为一种权威性的话语，它涵盖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个方面。

三、不确定性与法的确定性问题

法律在提供一种确定的生活方面的作用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如中国战国时期就有思想家认为法律可“明分使群”，[11]“化性起伪”，[12]并有利于防止徇私，即“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13]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为什么要用法律统治时也说，“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14]（P169）但作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法的确定性观念是在启蒙时期以后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实践中逐步成熟和制度化的。

在法的确定性的思想和实践的近现展历程中，分析法学家的贡献功不可没。以往的法学家讲到法的确定性时，基本上是一种形而上和宏观层面的辩护，鲜有形而下的具体分析，理论上不免空泛，制度层面上也缺乏可操作性。分析法学派运用分析的方法首先从外延上试图明确法律的界限，如通过在法和道德之间划界线的方式厘清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外延确定后，法律内涵如何确定的问题自然就容易解决。分析法学派的这些努力使明确性、肯定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一系列所谓形式法治原则迅即产生，并因此满足了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的迫切需要。因为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各阶层一般最关心的是理性的法律实践，因此也是对一种系统化了的、一清二楚的、目的合乎理性制定出来的、形式的法最感兴趣，这种法又在同样程度上排除传统的约束和任意专断，即让主观的权利只能产生于客观的准则。”[15]（P144）自此以后，在法的确定性的实践中，成文法的制定被逐步强调，典型的如19世纪后的广泛的立法运动；遵循先例的原则一直被奉为判例法国家的圭臬，尽管有时候它具有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为保证推理过程的确定性，法官中立、司法独立、律师辩护和正当法律程序等原则被确立。

15世纪以来，对确定性的追求赋予了法律至上的权威性、严格的形式理性以及价值的普适性。法律能够以明确、稳定、普遍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可预见的且客观的行为指导和规制，便利人们的生活，保证社会组织的秩序，满足人们规避风险和寻求安定感的愿望似乎已经无可非议。然而，在此过程中，源于西方人文学科的怀疑主义传统对法的确定性的质疑之声却始终没有停止。在法的确定性高举法治的大旗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这种质疑却从中汲取着养料，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成长为一种与法的确定性对抗的力量，对法的确定性构成了具有威胁力的挑战，并使法的确定性最终走下了神坛。

当法的确定性的制度化实践在欧洲大陆掀起成文法制定的热潮时，耶林针对概念法学对法的确定性的迷信率先发难，他认为，规范制定和规范适用并非仅仅是理性认识的过程，严格的概念划分是必要的，但对规范制定和规范适用而言是不够的。目的才是整个法的创造者，而目的是由历史、社会和政治决定的，是不断变化的。[16]（P210）

耶林之后，对法的确定性批判不绝如缕，现实主义法学使对法的不确定性的批判呈现出高潮。现实主义法学从对法的适用过程的分析入手，认为法是不确定的，主要表现为“规则的不确定”和“适用的不确定”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规则是模糊的，加之，任何案件中都有很多规则可供选择时，其中都有导致相反结果的冲突规则，所以案件结果有很多潜在的不确定性点；后者则指，由于法官解读先例的方式不同，他把一组不能协调的规则中的哪一个适用于案件是不确定的。[17]（P209）

与现实主义法学家从前例中所获得的法律不确定性的认识相比，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后现代思潮中崛起的批判法学从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内在对立态度中所获得的法律不确定性，形式上更为普遍，观点也更为深刻。批判主义法学家提出百衲被理论、基本矛盾理论、特殊的矛盾结构以及法律推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法的确定性信念。[18]（P283）这以后，后现代法学通过消解自治的、有自觉意志的理性主体对法的确定性话语又进行了彻底和完全的解构和颠覆。后现代法学除了否认批判法学批判的唯一、正确的法律答案外，还否认与此相关的法的普遍性、同一性、基础性、客观性等一切法的确定性因素，而代之以非基础和非本质的、多元性的、地方性和局部性等不确定性。

利益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乃至后现代法学对法的确定性能够从批判到解构，以至最后颠覆，这足以表明启蒙时期以来人们对法的确定性的追求的确出了问题。其实，对法的确定性所存在的问题，前现代社会的人们已有认识，如中国战国时期就有“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的论述；[19]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出于对法的一般性的不信任把法治国作为屈于人治之下的第二等选择，亚里士多德虽然推崇法治、信任法律的一般性，但也承认在运用法律治理城邦时，存在着为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或法律虽有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允许个人运用其理智。[14]（P163）所以，法的确定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代问题，但现代社会对法的确定性前所未有的期待和强烈的诉求以及把它提升到一个无可辩驳的高度的做法，在先前法的确定性问题并没有得到适当地解决，现代社会又遭遇新的问题的情况下，使得法的确定性问题进一步凸现和放大，成了一个有别于前现代的现代问题。这为逐步深入的批判提供了契机，也为后现代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过度诠释进而否定法的确定性制造了口实。

现代社会法的确定性所遭遇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种种批判应归结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尝试运用其理性的思维和活动来理解和支配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的飞跃，它使人们把摆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恐惧感和焦虑感的希望不再寄托于天国，而是转向人间。由此带来的巨大成果使人们开始持有并坚定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和完善尘世的信念，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从此变成了一种强势话语，人们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和宇宙间万物有规律可循，通过了解和掌握这些规律可以过一种确定生活。然而，这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主张有一种对称格局存乎于现代、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经典科学观，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到科学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首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挑战了关于事物确实可知的定论。1927年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又使客观性概念和因果概念受到冲击。接着是玻尔的互补性原则进一步动摇了传统的决定论世界观。1931年数学家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原则”则推进了这一认识。从现在的科学发展来看，人们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对于某些数学家来说，他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更加优越。因为后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其次，在人的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变化目不暇接，分工和专业化又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全才，必须依赖他人的知识，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联系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中难以把握的众多非理性因素也越来越多地浮出海面。在这种高度专业化和视角迅速变换的社会里，人们力不从心的感觉愈加深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发生了很多持续的、深刻的变迁过程以及进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以来的知识大爆炸，还因为这种变迁并不总是依从人类的期望或人类的控制。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的生活，无论是为了个人，还是对于一般的共同体来说，都不可能是历史的命运，只可能是技术成就、经济事业和政治社会难以预测的过程”，[20]（P63）而对确定性的过分迷信在现代社会里只能使人被自己抽象出的概念所奴役。当上述种种为人们过去所无视或忽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令人震惊地挖掘出来时，法的确定性理想从自信到怀疑，乃至最后批判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不确定性与重建法律确定性的努力

作为对包括确定性问题在内的现代性问题的检讨，一种生成观的人本主义思维开始出现。这种思维重过程而非实体，重存在而非本质，主张生成是常新的、创造的和非预定的。于是，现代化被理解为一种过程，如贝克认为，现代指社会转变过程本身，而不是这种社会转变所要达到的目标，现代化不是指社会向某个特定的现代之境迈进的转变，而是指社会转变始终开放着的过程本身，现代化显得是在不断革除社会痂皮，又不断地在制造社会痂皮。[21]（P46）这种重建现代化的努力和尝试以人的理性的有限性认识为前提，对现代化持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理解。如此一来，现代不再是我们所致力的完美之境，它虽仍具有权威性，但并不具有现代人在赋予它的那种可能导致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退色、工具主义理性猖獗和自由的丧失等绝对或终极的话语意义，[22]（P12）而是呈现出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相对性。

法的确定性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的相对性意味着不确定性的绝对性；也意味着我们所获得的所谓法的确定性并不圆满，它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实现和保证人们的确定生活；还意味着人类生活注定与不确定性共存，并永远与之博弈。正视和承认这个现实，我们才能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始终有清醒、充分地思想准备，保有在一定范围内和条件下认识和克服它的信心。由于持有人类能够过一种大体上能够确定的生活的信心，我们才能对法律调整做出相对客观地评价，并在克服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法律。在这个意义上，过度强调法的确定性，盲目自信或过于夸大法的不确定性，否定任何确定的可能性都不利于人类生活的继续发展。总之，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种相对的态度和立场并不会因此“减损法律确定性对西方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哈耶克语），[9]（P264）更不会削减它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相反，它将有利于我们在重建法的现代化的努力中深入对法的确定性的理论探讨和切实的制度建设，重塑法的确定性的权威。

其实，直面种种挑战，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和立场重建法的确定性的努力一直为实证主义或自然法的学者所尝试。如哈特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极端性时，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入手。他认为表述法律规则的语言的两个特征分析，即意思中心（coreofmeaning）和开放结构（opentexture）。在哈特看来，“在所有的经验领域，不只是规则领域，都存在着一般语言所能提供的指引上的限度”。[7]（P126）在这个限度内，语言所涵盖的意思范围是明确的，无须争论和质疑。但是，人类语言具有一般性的特征，法律语言尤其强调一般性。因此，无论我们如何谋求法律语言的明确，由于法律表述使用的是一般词语，它就得付出边界不明确的代价，即在它的外缘地带，它的意思是不明确的。因此，哈特虽然承认法律有相当数量的不确定性，但认为法律的不确定性是规则体系的一种边缘现象，它大体上能为案件提供明确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哈特试图驯化现实主义的不确定性命题。

德沃金则通过在司法理由和法律原则之间打楔子的方式来抵消关于不确定性的百衲被理论的力量。[18]（P305）德沃金认为哈特规则分析模式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法官通常并不仅仅就应当如何解释规则或原则争论不休，他们还争论某一法官所引证的规则或原则本身究竟是不是规则或原则。[23]（P150）所以，法律实践中的争论不仅仅是语词上的争论更重要的是法律实际是什么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德沃金把道德原则作为法的一部分，尽管它们在一些权威的法律文件中没有明确地表达或没有被那些无争议的、明确的规则在适用过程中明确确认。[16]（P212—213）虽然有学者批评说，法律原则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它们有时是要通过人们的理解或讨论才能确定，而且不排除人们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如果这样，推论结果的正确性和法律的确定性及可预测性就无法保证。对此，德沃金辩称，如果认为法律的确定性就是法律一望可知，那么现代社会不存在这种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获得唯一正确答案，因为无论是明确法律还是隐含法律，其根据如原则、政策、道德、普遍接受的信仰、学说及观念都基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完全可以知道或大致了解这些背景根据，并从中推论出具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24]（P143—144）也就是说，德沃金想通过原则等维持法律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并在法院的判决结论中找到法律的“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既修正了对法的确定性的过于理想的确信，如法律的规定应该总是明确和能够被具体适用的以及法官的判决应与法律的规定或先前判例保持一致；也表明他虽然提出法官的“创造性阐释”的概念，但他与现实主义法学的法律怀疑论是有区别的，最终是意图捍卫法的确定性。

总之，法的不确定性是现代法治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对它的认识和解决关乎法治走向及其未来。在法的确定性神话被消解的今天，当法治大厦的基础被试图撼动之时，如何在对非确定性充分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正视人理性的有限性，摆正法的确定性的位置，恢复人们对法的确定性的信心，继而重建法治的威信，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注释]①如古印度的《摩奴法典》第一卷第102条规定“为将婆罗门的义务与其他种姓的义务以适当顺序加以区分，生于自存神的摩奴特编纂了本法典。”而在早期基督教法《摩西十诫》中，禁止性内容就占了80％。关于古代阿拉伯法对义务规定的重视可参见王云霞、何戊中著：《东方法概述》，法律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06页。至于古代中国法，以刑为主的特征已经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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