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雪花秘扇》看文化传播

一、推广女书文化

女书大约起源于明末清初，主要流传于湖南江永县，已成为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以“最具性别特征的文字”载入英国吉尼斯大全。影片用大量的镜头展示女书的文字结构，如片头特写女性在折扇上书写女书，片中以近景呈现投影于屏幕的女书等。观影者可以清晰地欣赏女书字体：右上方高，左下方低，长菱形结构，修长且倾斜。这种飘逸而秀美的女书字体不同于方正的汉字，更符合女性的审美观。宫哲兵教授曾界定女书是“女人创造、女人使用，专门写女性生活、女性感情的文字”①。影片将女书与“老同”结合。百合和雪花从小在姑婆庙结拜为“老同”，成年后通过书写七言诗体的女书来互相传递情感以获得精神慰藉。所谓“老同”是女性以爱为基础，崇尚专一性，本质如同现代女性主义者提倡的姐妹情谊，即妇女在父权社会建立“感情上互相关怀、互相支持的一种关系”②。显然，女书和“老同”是隔绝男性构建女性之间的秘密语言和情感世界，彰显了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影片有意识地凸显两者以引发女性观众的情感共鸣并使女书文化深入女性心理，很多女性观众被“老同”情谊和情真意切的女书感动得落泪。女书在现实中的载体形式有纸片、布帕、扇面等，但影片只采用折扇扇面书写女书。其实，扇子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已演变为综合性的艺术载体，扇面和书画相遇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历代文人墨客爱好提诗作画于扇面，如明代唐寅、沈周等都留下了折扇扇面书画艺术的精品。导演将女书与折扇完美结合并呈现在观众的视线内，甚至以百合于扇面书写女书为开场，其目的是营造出女书文雅高洁的艺术气息，也传达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书写自创文字的权利。书写是一种表达话语权的方式，女性运用代表女性文字的女书书写是对父权社会男性话语权的一种反抗。导演将女书、“老同”和折扇联系在一起，以期更全面地展现女书文化。影片还传达了女书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人们可以通过电脑软件书写女书。女性观众从中了解甚至认同女书所具有的女性主义内涵，很多白领受其影响学习书写女书，曾掀起一股“女书热”。影片当年在四十多个国家上映，较为成功地将女书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

二、弘扬儒家“和”文化

儒家文化重视“和”，强调求同存异，以和为贵，“和”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君子和而不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儒家文化认为万物之间存在差异与矛盾，但万物发展的最终规律是和解与统一。影片通过两对“老同”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以及现代故事中的文化杂糅来传递“和”文化的精神。百合和雪花幼年结为“老同”，从小相知相爱。成年后，各自婚配且家庭背景悬殊，百合的婆婆因嫌弃雪花的家境而阻扰她们相见，没有话语权的百合只好偶尔暗中联系雪花。富裕的百合取代婆婆的地位后常以救赎和怜悯的姿态帮助雪花而遭到拒绝，善良的雪花为了不拖累百合而让其误会自己再次结义。她们因家境相异及种种误会而逐渐疏远，更是长达十多年未相见。但是，百合最后应雪花之女的请求去探望病重的雪花。雪花对百合微弱地说完“我一直在等你”就闭合双眼，百合则无语地躺在她身边且流着泪拥抱着她，她们似乎用灵魂对话，内心潜伏的爱消解了误会与隔阂而达到“和”的境界。妮娜和索菲亚在女书专家的见证下效仿百合和雪花结为“老同”。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产生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妮娜更现实，而索菲亚更理想化。妮娜反对索菲亚无经济来源的写作，质疑索菲亚交往的所有男友。索菲亚为了专心创作远离妮娜。直到索菲亚遭遇车祸，妮娜才追忆往事、阅读其作品，追踪其消失的过往，最终理解并默默地守护昏迷的索菲亚。在影片结尾，妮娜微笑地睡在索菲亚身边，索菲亚朦胧中微微睁开双眼，一幅安谧和谐的景象，这与百合和雪花最终“和”的画面相呼应。电影在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妮娜和索菲亚的情感故事。来自韩国的索菲亚、中国的妮娜、澳洲的约瑟等在上海共同演绎了现代故事。影片因此也交杂多种语言，现代人运用普通话、英语、上海方言等交流。这种改编意在表现现代世界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但是文化具有差异性，人们只有秉持“和”文化的原则，求同存异，互相学习才能和谐相处。影片中来自不同文化的现代人缔结深厚的友谊，运用多种语言和谐交流实际上也是“和”文化包容性的一种体现。整部影片风格平缓，画面较为柔和，无不反映“和”的精神。在表达和弘扬儒家“和”文化的精神方面，导演的制作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三、批判缠足文化

中国缠足文化大约源于宋代，于明清达到极盛，有长达八百年的历史，是旧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文化现象。在缠足的时代，绝大部分女性受这种审美文化影响，从幼年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与长长的裹脚布为伴。影片主要以批判的视角从多方面展示了缠足文化，但是其客观性、合理性却值得反思。首先，影片凸显弓鞋意象。弓鞋又名凤头鞋，做工十分讲究，鞋底稍向上弯曲，鞋尖弯弯翘起，呈现一种反曲之势，是缠足的古代女性所穿着的小鞋。影片多次呈现不同的弓鞋，如索菲亚的姑姑将一双红色的绣花小鞋放在掌心向索菲亚和妮娜介绍三寸金莲；媒婆捧着百合穿着蓝色绣花弓鞋的脚大加赞美；百合在雪山脱下沾满泥土的弓鞋等。而这些与女性身材比例反差巨大的弓鞋几乎都以特写镜头展示，接受现代文明的观众无法欣赏弓鞋的美而只是产生奇异与恐惧之情。其次，影片阐释了缠足的痛苦及其与婚姻的关系。影片以特写拍摄百合和雪花裹脚：长长的布将她们稚嫩的脚弯折地包裹起来，其中折弯脚骨的咯咯声不绝于耳。她们的母亲没有怜悯而是冷漠地告知她们“必须缠一双完美的小脚，媒人才能给你找到好婆家”，而百合也因小脚而嫁入大户之家。其实，缠足文化是复杂的。女性穿上弓鞋，髋部前倾，上身后倾，走路则呈现腰肢摇曳、臀部摆动的娇媚之态。这种步态美既符合男性审美观，也得到女性的认同，至于现实中是否拥有小脚就能嫁入好婆家则不尽然。百合和雪花所处的清朝早在顺治时期就明文禁止缠足，但民间女性却因美而依旧主动缠足。影片没有客观表现缠足的女性走路百媚千娇的姿态美，而只展现女性缠足的痛苦且反复强调裹脚与婚姻的关系，这有所偏颇。再次，影片渲染男性对小脚的爱恋。新婚之夜，丈夫揭开百合的红盖头之后就将目光直接移向了小脚，之后蹲下去抱起小脚亲吻鞋面。影片居然以特写镜头展示了近20秒，整个场景没有语言交流而只是过度地凸显丈夫恋足癖的丑态。影片这种刻意强化恋足癖则易扭曲观众，尤其是容易影响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观众对中国旧社会男性的客观印象。总之，影片在推广女书文化、弘扬儒家“和”文化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导演王颖以批判的视角过度地向世界展示缠足的残忍、男性变态的恋足癖等无疑迎合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刻板印象，传递了中华民族的负面形象，这也是影片受到质疑的原因。电影因具冲击力的视觉图像征服观众而影响深远，作为导演如何处理影片中的文化内容则更需要深思熟虑。导演对民族优秀的文化要发扬，糟粕的文化虽要批判，但要客观而且把握度，不能为吸引观众而以猎奇的态度凸显陋俗，以牺牲民族形象为代价是不可取的。

作者:胡严艳 单位:贺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