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类电视节目叙事创新表达

时间:2022-03-26 09:34:48

文化类电视节目叙事创新表达

摘要:《故事里的中国》扎根经典艺术作品,以一种全新的路径建立起节目与历史、文化的对话,创造出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于形式创新与精神熏陶中找到平衡点,打造构建认同的新方式,实现了娱乐至死时代的价值回归,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国故事;价值回归

主流媒体所制作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一直以来通常以国家叙事来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但以往进行国家叙事的电视节目大多采用史料堆砌、人物采访、主持人串讲等元素堆砌的方式。在价值观更加多元的今天,常常给观众留下严肃枯燥、单调乏味、创新不足的刻板印象。因此,新的传播生态下,如何打破千篇一律的国家叙事模式,发掘与历史、文化对话的新路径,激活观众的情感共鸣、建构观众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当前文化类电视节目工作者的使命所在。《故事里的中国》采用戏剧、影视和谈话综艺深度融合的节目模式,扎根经典艺术作品,以“讲故事”的仪式来进行国家叙事。这种仪式消解传统的宏大叙事,唤醒了观众的个体情感,激荡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思想与家国情怀,也为创新国家叙事的视听表达提供了新的实践参考和解决方案。

一、视觉创新:以多重场域互动演绎中国故事

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可分为如经济场、文化场、新闻场等不同的场域,场域中的行动者在惯习的作用下进行各类资本的博弈与转换。场域理论所强调的不同场域之间的相关联系、相互影响,不仅可以运用于宏观领域中剖析社会,还可以在电视节目的微观层面上进行解读,因而可以理解为电视节目中不同位置的角色在节目机制的指引下,以舞台为传播桥梁,依靠各自的特点,进行对话合作的实践空间。在《故事里的中国》中,节目组构建出不同的场域来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场际间的互动进而使叙事更加的生动化、立体化。(一)多种节目模式深度融合,打造立体叙事。《故事里的中国》采用影视、谈话综艺和戏剧深度融合的节目模式,通过打造影视场、谈话场、戏剧场以及不同场域台前幕后的交叉互动,立体化的展现经典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是对历史影视作品的回顾,将观众置于影视场中使其逐渐进入情境。在第二阶段,开展对相关人物的纪实访谈,讲述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这时候影视场已经缓缓退出,谈话场被推向台前,通过这些经典作品中的老演员、故事相关的真实人物所披露的细节,观众的思绪被带入历史场景,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在第三阶段,利用戏剧的形式对经典影视进行再创作,使谈话场退入幕后,戏剧场推向台前。在戏剧场中,先是通过剧本围读会的环节,戏剧导演、演员解读作品,整个再创作的过程完整地呈现给观众,加深观众对于作品的理解,并在戏剧场的演绎中赋予故事新的时代意义。节目的最后,影视场、谈话场、戏剧场中不同的人物、故事共同出现在舞台上实现完美交融,节目在此得到升华。从影视到访谈再到戏剧,三种形式层层递进加深意义,从影视场到谈话场再到戏剧场,三个场域彼此互动打造立体叙事。(二)多重舞台空间交叉演绎,营造沉浸体验。节目的另外一大创新点是首创多重舞台交叉表演的方式,营造观众全方位的沉浸体验。《故事里的中国》的整个舞台由一个主舞台和若干个并行舞台构成,其中主舞台主要采用话剧的表演方式,靠舞台背景来渲染氛围。两侧并行舞台设置为影视化的表演空间,搭设有真实的场景道具。这些不同的表演舞台也构成不同的表演场域。舞台场之间的互动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制,为观众带来了多方位、立体化的表演呈现。随着灯光在主次舞台场上的转换,影视作品中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到戏剧舞台之上,使不同表演场域的转换自然流转,场际间的互总第346期专题讲座动更加自然灵动,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除此之外,旋转式的访谈舞台也令人耳目一新,在谈话场中,访谈舞台场面向观众,与观众一起聆听人物故事;在戏剧场中,舞台场面向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观看表演。随着叙事空间的转换,舞台场能够灵活转换以迎合节目的需求,与观众进行多样的互动。

二、仪式追寻:以经典作品激活集体记忆

关于“仪式”的概念,社会学家戈夫曼把仪式描述为确立社会道德秩序的人人遵守的行为规则,一种表达意义的程式化活动。柯林斯发展了戈夫曼的互动仪式理论,认为互动仪式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关注和情感连接机制”,其关键的过程是参与者情感与关注点的相互连接与调动,因为仪式而产生了共享的情感、认知体验。今天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在进行国家叙事的时候,尤其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仪式,来建立起节目与历史、文化的对话,从而带给观众全新的文化体验。在《故事里的中国》中,通过扎根经典、再现经典,将节目与历史、文化进行连接,激活观众的集体记忆,从而使其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一)扎根经典作品,消解传统宏大叙事。以往我国关乎国家叙事的电视节目往往追求宏大,节目大多采用史料、采访、主持人串讲等元素堆砌的方式。这些传统的叙事手法已经不再符合现下观众的审美,致使现代观众常常产生一种与节目之间的游离感、空洞感。在新的传播生态中,主流媒体开始意识到这种宏大叙事的窘境,试图通过改变电视节目的传播仪式来消解“宏大叙事”,与此同时还要确保依然能唤起观众的家国情怀。近年来,一些较为成功的电视节目都可以成为这一创作理念的佐证,如《国家宝藏》利用历史文物,《见字如面》利用信件,《中国诗词大会》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这些仪式都成为观众与节目所抒发家国情怀的纽带。《故事里的中国》则选择扎根经典艺术作品,挖掘这些经典的文化资产。一方面,从故事选材来看,节目主要选取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为主要素材。这些文艺作品在过去70年里已经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和大众熟识度,往往题材本身就可以引起观众的关注与共鸣。另一方面,“经典故事”又作为一种文化仪式,以一种全新的路径建立起节目与历史、文化的对话,创造出了全新的文化体验。(二)再创经典故事,激活社会集体记忆。如果说扎根经典故事是《故事里的中国》建立对话的仪式,那么再现经典故事就是节目如何具体运用这一仪式来建立对话。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的概念,用来阐释个人记忆与社会历史情境不可分割的状态。而叙事正是重塑记忆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通过叙事来共享往事的过程,能够使参与者的主观意识聚集。《永不消逝的电波》《平凡的世界》《智取威虎山》等经典作品都是烙有时代印记的中国故事,对于如何让这些故事在今天焕发新生、对接当下是节目的核心命题,《故事里的中国》对此提出了解决方案,抓住“表演”“明星”等关键要素,通过对经典故事进行再创作,让经典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在重新演绎的过程中焕发新机。比如,《平凡的世界》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作,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时代精神。节目通过访谈环节中亲历者的现身说法,将老一辈观众置身于历史情境,寻回旧有的集体记忆,构建出一种身份的认同。更可贵的是作品本身所传递出的青年人奋斗不息的精神,和现下社会所需要弘扬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通过戏剧表演的再创作过程,借助明星的传播力,使年轻人也参与其中,从而激励了当代青年。

三、价值回归:以情感沉浸建构国家认同

主流媒体在今天不仅要追求良好的传播效果,更要承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使命,在形式创新与精神熏陶中找到平衡点,打造构建认同的新方式,实现价值的回归。(一)从历史到现实,由时间打造情感沉浸。记忆是一个包含了历史记忆和未来想象的窗户,透过记忆可以给人类带来情感上的沉浸。在第一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节目组请到了老电影中何兰芬的扮演者袁霞老师来讲述电影拍摄过程,故事原型李白烈士的孙子来讲述家庭往事的细节。用经典作品的片段和演员、原型人物的纪实访谈来使观众置身于经典作品。《平凡的故事》中,节目组请来路遥文学馆的馆长来讲述路遥的人生经历,用作家路遥的生平故事、电视剧版本导演的解读让观众回到过去。当完成了这些的经典故事的充分解读,观众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后,节目进入再创作的环节:镜头转至幕后,聚焦导演与演员对剧本、人物以及作品内涵的解读与演绎,节目通过这种戏剧的再次创作、再次解读,将观众拉至现实,也使节目得到升华。(二)以个体经历建构国家认同。法国著名后现论家罗兰•巴尔特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了“刺点”的概念,意指摄影照片中能够真正刺入人心、激发人们情感的东西。“刺点”是巴特对视觉艺术做的一种符号学分析和阐释,这一概念后来扩展到文学、文化传播领域。一个电视节目“刺点”的巧妙设置可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引起观众对意义的认同。《故事里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触发观众的情感就在于其节目刺点的精心设置。不管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白烈士的革命坚守、《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在艰苦岁月中对理想的追求,还是《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英雄胆识,这一个个经典的中国故事、中国人物唤醒了观众的集体情感,从而激荡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与家国情怀。

《故事里的中国》从视觉、仪式、价值三个方面入手,实现了文化类电视节目国家叙事的创新表达。在视觉表达方面,节目构建出不同的场域来进行互动,进而使叙事更加的生动化、立体化。在仪式追寻方面,节目选择扎根经典、再现经典,建立现场与历史、文化的对话,从而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节目于形式创新与精神熏陶中找到平衡点,打造构建认同的新方式,实现娱乐至上时代的价值回归。总体观之,《故事里的中国》在新的传播生态下利用新兴传播风格,讲述经典优秀的中国故事,勇于承担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使命,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感。(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者:郭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