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公共价值研究

道德既是协调利益关系的约束性规范，也是人们探索、认知、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生产实践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中，人们凭借理性选择了有道德的生活和行为，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利与互利，并推进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另一方面，道德有时也体现为律己向善的天性，成为人们履行人生角色、完成道德使命、完善升华自我的内在力量。道德之于人类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道德教育则承载着科学认知自我及世界本性、优化公序良俗、凝聚社会共识、参与社会实践等重要使命。

一、道德和道德教育

道德是一种实践活动、一种秩序规范，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关于道德的起源，历史上出现过神启论、心源论（天赋论）、情感欲望论等诸多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道德起源于社会生产劳动，这一观点突显了道德的实践性。在社会斗争、利益冲突的淬炼中，道德逐步成为护航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文化创设，它通过意志、舆论、观念的限制或激励，达到协调利益关系、规范行为实践之目的。因此，道德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价值理念等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道德的限制性不言而喻，但是它对人类社会来说，并非自缚天性的精神枷锁，相反，道德是通过柔性的规范来追求个体与社会的完善。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的肯定，是一种向好向善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是人类通过必要的约束来帮助自己。这份约束的背后，则是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积极追求。甚至有道德的生活本身，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之一。正因为如此，无论哪种社会形态、哪种政治制度，都对道德和道德教育投以高度关切。事实上，在东西方各种文明谱系中，道德一直是古今圣贤哲人乐此不疲的研究领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类整体的社会理想托付给了道德。古希腊城邦时期的美德伦理、中世纪的宗教伦理、近现代西方基于契约论形成的商业伦理、中国儒家的心性美德伦理、礼仪规范伦理、理学伦理、心学伦理，乃至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历史长河中重要的文明成果。虽然价值向度和文化气质的不同会导致道德内涵、道德标准的差异，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也相去甚远，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有趋同性，那就是：人应当有道德地生活，道德是保障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公共机制。正如康德所主张的，人不仅要灵性地存在，而且要有尊严地存在，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让人选择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使人真正成为目的，获得独特的价值尊严。[1]既然道德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道德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担负着形塑品质、指导实践、协调利益等重要使命，成为人类认知自我、发展智慧、实现尊严、和谐互利、传衍文化的必要条件。

二、道德教育的公共价值

1.认知层面：科学认知自我。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驱动力。道德的生发、培育、凝练、内化和践行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认知。“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铭言，被苏格拉底奉为毕生的课题。关心自身正是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出发点。首先，对人性的理解是道德养成的基石，道德反过来又使人性得以完善和升华。如果说人的欲望是河水，道德则是堤坝，其目的是控制和疏导河水，避免欲望的任性妄为。因此，道德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自我塑造——既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式的自我激扬，也包括对人性幽暗面的警惕与扼制。《荀子•礼论》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正是因为人能够认识人性的复杂，才会萌生以道德止恶扬善的思想与实践。古往今来，“德治”是许多人的社会理想，和“霸道”或法治比起来，德治更具有根本性和普泛性，它不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启动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力量，也不需要复杂的管理程序，而是依靠内心的力量使人自觉地趋向善。实现德治的前提即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并以合理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引领实践。以礼让为例，与不择手段的争抢相比，显然后者能更快更直接地实现行为利益目标。但是人与动物的分殊在于，人能够对自身本性有所觉知，并对行为加以调节控制。人会考虑他人的情绪体验、舆论评价；会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加以权衡；会以价值观来调节行为方式，乐于成为符合自身道德标准的人。道德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人性这片土壤，没有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一切道德都是空中楼阁。激励倡导或约束节制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信心而进行的自我完善。同时，道德也积极作用于人性，引导人们在更高的层次上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正如《伦理学的邀请》一书在封面所强调的：伦理学的唯一目的是努力提升自身。[2]其次，道德教育有助于个体与他者、与世界的和谐统一，形成良性的人我关系、群己关系。道德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从汉字解析的角度，“伦”和“德”都涉及人与他人的关系。在“伦理”“伦常”等词汇中，“伦”本身就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德”以“彳”为偏旁，意味着“德”和多人相关，追求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也意味着“德”是公共领域重要的精神机制。人类理想社会的一些关键词，如公正、正义、平等、秩序、规则、合作、和平等等，每个词里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芒。如学者所言，“人类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因为道德具有帮助人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调节人我关系、群己关系，激励人不断向上，使人能够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等多种功能”。[3]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德不孤，必有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悦远来”等等，都体现了对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的深刻思考，体现了看重关系和谐、看重公共利益的价值向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人的本质寓于社会关系，就需要在个性与共性、自利与互利之间达成平衡。在处理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的过程中，道德成为必要的协调与规范。为了实现自利与互利，人们学会了以同理心对他人的处境与情绪感同身受，以忍耐宽容对自身的心理行为施以积极控制，即使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仍能抑制冲动、抵御诱惑，以理性的方式趋近长远目标，以互利的方式保障个体利益。有学者提出，自我控制是道德行为之本[4]，是人在社会关系中习得的重要生存智慧。2.实践层面：干预社会实践。实践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离开实践，人类将一事无成。实践既是道德的起点，也是道德的终点。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研究，深深植根于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实践还是道德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社会实践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善与恶、公与私、正义与邪恶、诚信与谎言、道义与利益等道德问题交织其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道德的普泛性、经常性和重要性。道德一方面依赖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历史演进中表现出富有韧性的持守和传衍功能，因此，道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与文化惯性。比如，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走进历史，但封建的道德不会立即消亡，而要延续相当长的时期。道德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它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它能够通过价值尺度、思维观念、社会风气等方式，凝聚共识、选择方向、辨别分析，从而对实践产生引领、调节、评判等作用。道德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却在无形之中不断表明对实践的态度，并努力把心灵引导到它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之中。虽然以道德的一己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实践的方向和进程，但不容否认，道德是历史合力的重要因素。道德之于实践，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呈现为积极作为的姿态，柔性但却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人生理念。干预实践一直是道德无须言说的目标，其作用的方式往往呈现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道德的内化与外化正是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题。道德教育不仅要激发善念，“把灵魂引导到真理”，同时更要引导人们把真理转化为实践。不仅要看见善、懂得善，更要德育论衡追求善、践行善，把善落实到行动和细节。与专业技术教育不同的是，道德教育不仅仅存在于课堂，也不仅仅存在于求学时段，而是弥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为整个的漫长人生。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五年寒窗固然能培养出工程师，但学会做人，则需要一辈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道德教育的思考和体悟，《论语》的“见贤思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求诸己”“自反”“身正”，都是道德的自我塑造。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儒家还倡导积极作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5]修心修身是起点、是基础、是路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应用、是实践、是目标。道德对于实践的积极作为，体现了人对世界的主体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发展。3.社会层面：凝聚社会共识。道德不仅是个人修为，更是国家大事。道德共识是关涉立国价值的思想基石。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受制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进退消长，无不植根于经济基础。比如，封建社会的道德，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其目的是维护具有差序格局分明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成为不幸和奴役的实用法典。[6]当时代的车轮驶入现代，公平、平等逐步成为价值共识之后，维护等级差序的道德规范必然要淡出历史舞台。《独立宣言》中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不仅为美国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国家的独立与振兴提供了观念力量。同时，它也集中体现了新道德的价值尊严。崭新的道德体系犹如灯塔，照亮了历史的航程。道德体系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一蹴而就的，往往有传承、有保留、有创新、有淘汰。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失范、信仰迷失、文化混乱的现象。如何直面道德乱象、确立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至关重要的课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把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党的十八大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和道德理想。这两项重要举措，不失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破解文化焦虑、超越既有体系、更新道德内涵的理论探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十二个词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原有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重新审视，是面向世界放眼未来的创新与突破，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顺应社会潮流的理论探索。其间，既有对自身传统文化资源的珍视与尊重，也有对其他价值谱系的吸收与借鉴。当然，道德的内涵发展没有止境，只要生产实践在不断发展，道德体系必然随之更新完善。只有经过历史与实践的砥砺，才能形成具有独特文化气质和价值向度的道德体系。但就现阶段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遵循。它回答了“需要什么人”和“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

三、道德教育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1.健康的道德不排斥自利与互利。中国传统道德非常重视义利关系，特别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有着明确的尚义轻利价值取向。这一义利观广泛地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内化为集体无意识，对人的道德品行和国民个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论语》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等等。义不仅被看作正人君子的道德标准，也被视为英明君主的施政之道。虽然墨家和杨朱学派提出过“义在利中”“利先于义”等不同主张，但“义重于利”成为主流的价值立场。义利观对中国伦理道德影响之深，以至于国人至今仍有耻于言利的心理特征。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该如何看待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伦理学家汉普歇尔曾指出，“道德与冲突是不可分离的”，其中包括“各种根本性的、然而却又是互不相容的利益之间的冲突”。[7]（P1）汉普歇尔把利益冲突看作道德产生的重要原因，认为正是因为冲突的存在，才需要道德从中协调。这一观点与一些中国学者不谋而合。万俊人在论文中提出，“寻求互利是人们道德行为最经常最基本的动因。”“互利包含自利的因素，但它首先不是以自利为惟一目的，而是通过满足或促进他人的利益来满足或增进自己的利益。”[8]肖雪慧在回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指出，基于封建专制的道德观念统治人心之久，“以至于我们民族许多人不仅没有坚持正当的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而且对此怀有一种犯罪意识”。“道德是为人而生的，不是人为道德而生。健康的道德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的个性发展、个人权利等深刻的个人利益的肯定”[9]。学者对道德追求个人合法权益的肯定，实质是突显了人之于道德的主体性地位，肯定了利益是人之为人的合理诉求，也折射出市场经济时代对尊重、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深切呼唤。这也说明，道德的内涵建设要积极因应时代的要求。当然，拨转两千多年的传统观念，对于道德教育而言绝非易事。尽管我国2004年实现了“私产入宪”，公民的私有财产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但是社会上不时出现的仇富现象提醒我们，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利益、财富所蕴含的道德因素，深刻认识履行责任、坚持公平、遵守规则、热爱劳动等品性对于创富的重要作用，确实任重而道远。2.认清道德层次，反对道德偏执。公共道德领域中，道德规范是有层次划分的，有学者将其称为常德、美德和圣德。[10]所谓常德，是大多数人力所能及并乐于践行的行为规范，如守时、守约、守法、礼让、感恩、正直诚实、尊老爱幼、遵守秩序、不损人利己，等等，其核心是人我之间、群己之间的利益均衡，即通过承担必要的道德义务换取文明权益的共享。与常德相比，美德的行为主体在克己、利人、奉献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自觉自愿，能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个人得失去关注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前途命运，比如志愿服务、见义勇为、急公好义、工匠精神、乐善好施，等等。美德的行为主体对公共利益怀有更强的责任感，乐于主动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圣德则把美德发挥到极致，即把公众利益置于个人私利之上，以圣人的标准作为行为规范，追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圣德固然高尚，但是不宜成为对公众的普泛性要求。当我们以圣德为规范要求人们遵行时，由于大多数人做不到，道德的调节功能反而会失效，甚至影响到常德的遵守，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因此，道德教育要脚踏实地，引导公众从力所能及的善举做起，逐步提升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这不是说不提倡崇高，而是要警惕以崇高的名义陷入道德的偏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理念探索和价值凝练一定要理性务实，竭力避免人为拔高和把话说绝。同时，也要避免运动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健康的道德教育应该是真诚、轻盈、愉悦、自在的，任何形式的标榜、拔高、虚假、矫情、强制都会走向道德的反面。道德教育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助力公民意识的发育与成长。

四、结语

昌明教育、砥砺德行是文明的必由之路。从公民个体层面，人不仅要“是其所是”，还要“是其所应是”；从国家和民族层面，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仅要拥有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要着力培植自身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魅力。公民道德建设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因此，道德建设既要有纵向的历史思维，又要有横向的全球视野，既要梳理清除传统道德规范过时的一面，又要与时俱进、广采博纳，建立并完善新的道德体系。面对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道德教育需要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断破解难题、发展内涵、探索新路，唯其如此，才能矫治各种乱象，以健康的道德标准和道德风尚树立正气、陶冶心灵、凝聚共识，书写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风貌。

参考文献：

[1][苏]阿尔泰•古留加.康德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伦理学的邀请[M].于施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4]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7]StuartHampshire.MoralityandConflict[M].Mas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3.

[8]万俊人.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上）[J].现代哲学，2003，（1）.

[9]肖雪慧.“道德本质在于约束性”驳论[J].哲学研究，1987，（4）.

[10]杨曾宪.简论道德规范的缺位与错位[J].东方论坛，1998，（1）．

作者:苏艳丽 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