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研究论文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社会保障以其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着特殊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问题亟待改善。我们在对天津市工业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能力、职工的缴费能力以及政府财政负担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后，提出了四点建议：(1)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2)加大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3)加大财政对于社会保险的投入；(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险制度尽快定型。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效率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禁区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禁区，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