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范文10篇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1

与国内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一样，美国的史学研究生也有硕士与博士两种学位之分。从训练模式来看，两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不同的是，在美国，博士训练的过程更长，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将“Ph.D.”戏称为“PiledhigherandDeeper”（“垒得更高、专得更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读学位的时间而言，硕士学位一般在两年内可以完成，博士学位的完成则至少需要5－7年，有时甚至更长。与国内的硕博士培养时间相比，美国的史学硕士训练时间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训练则要比国内长一倍以上。就训练目的而言，美国的史学硕士学位基本上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进修学位，强调学生在某一领域内史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培养学生从事有限规模的史学研究的能力。博士学位以培养大学教师和专业史学家为目标，课程训练时间更长（如从本科直接读博士，一般要选3年的课），外语要求更高（至少两门），选课结束后，要通过资格考试，然后才能开始写论文。理论上，一个史学博士不仅要系统、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前沿研究，还要拥有一个相当广阔的知识面。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具备独立进行原创性史学研究的能力。同是学习美国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在深度和广度上要非常明显地远远超过硕士生。

史学博士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包括这样几个过程：（1）申请与录取；（2）课程训练；（3）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4）论文的写作与答辩；（5）获取就业和出版博士论文的机会。严格地说，最后一项不应算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之中，但研究生毕业后能否找到称心如意、学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论文能否最终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与学生、导师、系和学校都有关系，直接关系到系研究生培训项目的质量和名声。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讨论前面四个过程的内容，并以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为主。

一、申请与录取

在美国申请读史学研究生，手续和过程要比国内简单。除GRE外，无需经过其他形式的全国性考试。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度也比较大，只要不惜报名费，一个人可同时申请多所大学。按时将要求的材料寄达学校，申请过程就算完成。近年来网络的发展更加简化了申请手续。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本科学历的成绩单、硕士学历证书和成绩单、GRE成绩和推荐信（3封）。母语不是英语的外国人要寄TOEFL成绩。个别学校要求附上写作样本。与国内报考研究生相比，申请材料要多一些，但这些材料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请人的教育经历、专业基础、综合素质和接受深造的潜力。

申请材料到齐后，先经研究生院初审，合格者转至历史系，由历史系的录取委员会来做录取决定。录取委员会由本系教授轮流组成，其职责是负责阅读每位申请人的材料，逐个讨论，决定一个初步录取的名单。录取决定以集体讨论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如遇有争议的人选，则通过投票来裁决。初步录取名单确定之后，有的学校会邀请申请人到学校面试，然后再做出正式录取的决定。接到录取通知后，申请人有2－4个星期的时间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一个系每年招多少研究生没有硬性的规定，但决不是“多多益善”。除申请人的质量外，录取人数的多少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本系的教师资源（即本系是否有足够多的称职的教师来指导研究生，或本系是否能够开出足够多的研究生需要上的课）、本系拥有的经济资源（即本系能够提供多少份全额奖学金或助学金，或本系需要多少助教或助研）、系内各专业之间的平衡(即美国史、欧洲国别史、古代史与其他非西方地区和国别史和专题史之间的平衡)、和本校的研究资源（即本校是否能为某一方向的博士论文提供相应的图书资料的支持）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市场对史学博士的需求量。研究生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直接挂钩，这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果博士生毕业后找不到教职，高教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院系在分配资源时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避免造成在校研究生人口的过度积压，减少师资资源的“浪费”。20世纪90年代史学博士的需求一度处于低潮，俄亥俄州议会一举砍掉了该州一批州立大学的史学博士学位项目。

市场因素自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申请到著名大学历史系读研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进入这些学校的竞争更加激烈。1999年，我的一位学生对军事史很着迷，立志要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去做内战史专家JamesMcPherson的博士生。他专程到普林斯顿去了一趟，被告知当年申报该系读美国史博士的有400多人，但该系当年只能录取12人。市场对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优势冲击不大，因为它们拥有一批有名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资金雄厚，能为学生提供的较好的研究和资助条件，它们毕业生的就业率相对较高，论文出版率也较高，但正因为如此，这些学校在录取时也格外挑剔，宁缺毋滥，以保证研究生项目的质量和维护学校的名望。

要成功地获得这些学校历史系的录取，申请人除了具备相当好的基础和优势之外，还必须非常用心地准备好申请材料。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本科教育的背景、硕士学历的质量、推荐信等对录取决定都有重要的影响。如何写好个人陈述，并无统一的模式，但必须写得诚实可信，如果所有人在读完之后一致觉得该申请人值得花功夫去培养，这份陈述就算是写得成功的。推荐信的重要并不在于写信人是否大名鼎鼎，而在于信是否写得真实和实在。美国学术界很注重和看重“信誉”（credit），一封例行公事、千篇一律的推荐信不但帮不了申请人什么忙，反而有损写信人在史学同行中的名声。

二、课程训练

史学研究生的训练包括两个阶段：课程训练和写论文。如果是读博士学位的话，写论文之前还要通过一个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关于课程训练时间的长短，各校有不同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如果从本科直接进入博士生项目，要选3年的课才能参加资格考试，如果事先得了史学硕士再来读博士，则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对已有史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生在理论上仍然要求3年的课程，但如果学生在第一年的必修课程中表现出色，可减免一年的课程，只需选课两年便可参加资格考试。

研究生的课程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必修课多为基础课，如史学史概览、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与材料等，加上外语，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选的。选修课则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由”选择，但需获得指导教授的同意。学生进入研究生院后，系里会事先指定一个导师负责为学生选课提供咨询；进入论文写作阶段时，学生可根据论文方向选择主要论文导师，但两个导师完全可能由同一人担任。

专业课有3种类型：知识课（lecture）、研究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授课方式和训练重点不尽一致。知识课以基础知识训练为目的，在题目和范围的定义上很灵活。就美国史而言，有的以讲断代史为主，如殖民地史、美国革命史、内战与重建、二战后的美国史等，也有的以专题为主，如城市史、美国立宪、进步运动、民权运动、内战前的美国思想与文化、美国奴隶制的起源等。授课方式以教授讲课为主，课堂讨论为辅，教材一般包括5－6本专著和十几篇专业期刊论文。知识课在研究生课程训练中占的比重较小，但对打基础非常有用。这种课的最大优点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关于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教授会提供一个详细的阅读书目，将该专题的重要著作分类列出，有助于深入阅读和准备资格考试。上课时，学生可随时举手要求发言，提问题，与教授讨论。

除考试之外，知识课一般还要求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学生必须客观如实地总结所阅读的专著的内容和观点，分析其对史料和方法的运用，以及评论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知识课也是研究生有机会观摩著名教授教学的最好机会。至今为止，我对哥大历史系EricMcKitrick和JamesP.Shenton两位教授的讲课记忆犹新。McKitrick总是以提问开始，然后缓缓展开叙述，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无论多么复杂的题目，他都会讲得清楚明了。他的语调永远是和缓的，语言富有凝重的诗意，含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Shenton则截然不同，讲课从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激情澎湃，听课的人无不感到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两位教授都已经先后去世，但他们那种令人倾倒的讲课风格却令人终身难忘。

研究课是史学研究生训练的重头课程，其目的是边学边做，培养和训练学生从事史学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研究课人不多，通常在10－12人左右，由教授筛选，有基础者方可进入。在课上，大家围绕一个专题进行阅读、讨论和做研究。课程由教授主持，但主角的是学生，教授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课程开始时，教授会指定一些阅读著作或论文，介绍本专题的史学史，指出哪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或继续处于空白状态等。在进行这种“热身”式阅读和讨论的同时，学生围绕专题提出自己的研究题目，写出选题报告，交由全班讨论。选题经教授批准后，学生便开始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但仍然继续参加阅读和讨论，并将研究和思考带到课堂上来，作为讨论的内容。大家在课上交流研究的心得，分享研究的信息，并相互阅读初稿。论文初稿写成之后，一式两份，一份交教授审读，一份交全班讨论。教授的阅读非常仔细，从立论、观点、材料的质量和使用、写作风格、学术规范、直到拼写错误的改正，一处也不会放过。个别严格的教授还会花时间去查对原文，或请学生出示原文。其他的成员也会作类似的审读或质疑。最后学生综合各方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直到教授满意为止。

研究课可以说是学位论文写作的演习课，它不光训练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真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使用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对研究生后来做学问乃至一生的影响都很大。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分别从美国十来所不同的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们所有人在开研究课时，方法、程序和要求非常相似。另外，凡是参加过美国史学界专业会议的人都会注意到，会议的参加者无论是宣读论文还是做评论，他们的学术行为和语言范式相当一致，我想这些与研究生时代受研究课的训练不无关系。

教授虽然不授课，但他的能力与研究课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研究课上，一个有经验的教授不光能以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为学生指点迷津，避免让学生做一些重复或过时的研究，而且还能以伯乐识马的眼力，点出学生研究中的独到和闪光之处，帮助他们将研究课论文变成博士论文的起点。有经验的教授上研究课，组织熟练，讨论自然流动，在讨论进入死胡同时，提出具有启发的问题，使讨论能够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要求教授必须对选定的研究题目、史学史和资料相当熟悉，并且要有很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听懂学生的问题，能够做到循循善诱。

阅读课的工作主要是读书和讨论，通过以读和讨论为主的方式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为保证讨论质量，参加的人一般也是限定在10人左右，参加者也要被事先“筛选”。上课前，教授根据主题，给出一个阅读书目，全班每周至少共同阅读一本，或几本书的不同章节。学生在上课前完成阅读，然后到课上来讨论，从著作的内容、观点到写作风格等，各抒己见、品头论足。教授则在讨论中穿针引线，保证讨论有序有效地进行。遇到关键的问题，教授也会加入讨论，亮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也不必忌讳与教授观点相左，可以辩论。上这样的课，学生必须做到“有备而来”，不能光带耳朵，不带嘴巴。原则上，大家都要有所贡献，不能只是坐享其成。每次讨论大家轮流担任“首席讨论人”（leadingdiscussant），其任务是综述阅读的要点，提出讨论问题，抛砖引玉。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像在聊天，其实不然，要想在讨论中说出有用有思想的话，事先非得下功夫看书看资料。对外国学生来说，阅读课的讨论是一种挑战，对美国学生来说相对容易，因为他们在这方面训练很多。我认为，阅读课对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总结和提炼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特别有帮助。除阅读之外，一般还要写一份综述性的史学史报告。有的教授也会要求学生就某一专题整理出一份专题研究的参考书目，为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做准备。

就我本人来说，课程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有时甚至觉得在研究课和阅读课上，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和受到的启发多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东西。

三、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

课程训练结束后，博士研究生须通过资格考试（也称“综合考试”），才能开始写论文。不同学校对资格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同的规定。有的采用笔试，有的采用口试，有的既要求笔试又要求口试。哥大历史系的资格考试以口试方式进行的。在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考试委员会考核学生对四个领域内的知识的熟练程度。考试委员会由4名教授组成，每人主考一个领域。美国史专业研究生的四个领域中必须包括美国史的三个历史时期，即殖民地与美国革命和立宪时期、19世纪时期和20世纪时期。第四个领域可以选美国史以外的历史领域或其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考试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后，每位教授各自向学生提供一份阅读书目，主要是本领域的经典和重要著作。每位教授给的书目的长度不同，但每一领域大约要读100部著作左右，这样四个领域加起来一共要读400本书，另加一定数量的期刊论文。每个领域内可重点准备四个专题的阅读。譬如，在19世纪美国史领域内，我当时选的4个专题是：立宪与政党政治的兴起、内战与重建、工业化及其后果、19世纪的移民运动与政策。教授一般会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前提是学生必须熟悉该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历史发展和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当然，没有谁能够滴水不漏地记住每一本书的内容，但到考试时至少要做到了解每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熟悉重要的历史发展。知识课和阅读课的优势在此刻就尽现出来了。考试前，同学之间自发组织阅读小组，交换和对照阅读笔记，以防出现大的“漏读”和“误读”。

考试的时候，四位教授轮流分别提问，每人半小时左右。问题五花八门，无章可循。有的要求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有的要求评论史学流派，有的则要求说明非常具体的历史细节。我在口试时，主考殖民地时期史的AldenVaughan教授要我列举至少两名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清教徒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思想人物的名字，并比较他们的神学观。EricFoner教授刚刚出版了《重建》（Reconstruction:America’sUnfinishedRevolution,1863-1877）一书，却要我评价重建宪政的得失。教授们基本上是抽问，并不断转换话题，表面上让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实际上只要临阵不乱，沉着应答，一般都不会有问题。遇到的确不知道的问题，就说“不知道”，不要不懂装懂，弄巧成拙。考试结束后，学生被“请出”考场，教授们闭门讨论20分钟，然后宣布结果。通过考试者被授予M.Phil.学位（哲学硕士），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Ph.D.candidate），俗称“ABD”(allbutdissertation)，即距获得博士学位“万事俱备，只欠论文”了。失败者可有一次重考的机会，如再失败，则以获得M.A.学位（文学硕士）终止在哥大历史系的学习。

采用笔试的学校，也是事先规定几个领域，由教授给出几个题目进行准备。围绕这几个题目，学生进行大量的阅读。考试通常是几个领域集中在一个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进行，学生就教授给出的题目现场写作。写作完成后，不同领域的教授分别评卷，然后综合分数。有的学校还将一部分题目用作口试，有的则是在笔试的基础上，进行口试，让学生继续阐述某些在笔试中未有机会讲清楚的问题。无论那种方式，考前如临大敌，草木皆兵，考后如释重负，宁静致远，则像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四、论文的写作

资格考试是对研究生专业基础知识的一种抽查考试，两个小时显然不可能问遍所有的文题，但这个长达一年的准备过程很重要，它迫使人去读书，写读书笔记，扩大知识面，实际上为写论文作了铺垫。进入写论文阶段后，学生便开始进行独立的史学研究和写作，导师所起的更多的是一个指导、咨询、检查和把关的作用。写论文过程中的基本工作－－从题目的构思、现有成果的检索，材料的收集、观点的提出、一直到最后的写作－－都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硕士论文一般100－150页，研究题目比较细小，需要使用原始材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博士论文的要求则比较严格，长度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应该在250页以上（我自己的论文最终写了538页）。长度并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题目一定要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思路和观点要有新意，方法和材料也要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要能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或修正现有研究的错误。

写论文也有几个阶段，先是提出论文题目报告，然后是收集材料和写作，最后是修改与答辩。论文题目报告必须阐述题目，列举和评论现存的同类研究的不足，还要说明论文的构思、研究方法、章节安排、材料来源等。报告提出后，还要进行一次答辩，经选题委员会（由本专业内的教授组成）同意后，才可向系里和美国历史学会的“博士论文题目摘要”（DissertationAbstracts）注册，正式开始研究。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费神，对史学研究生尤其如此。光是评读现存研究一项就要占去至少半年时间，因为你不能重复别人已经作过的研究，如果有相关的研究存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读并加以讨论，而不能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审题的教授都是专家，决不会允许这种有意无意的“疏漏”。

论文选题是否得当与能否顺利完成论文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选题要考虑这样的因素：重要性（即考虑所选的题目是否能对本领域有独到的学术贡献，是否值得花几年的时间来做）、可行性（即在现有的时间、经费、资料资源和个人能力限制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论文）、出版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这项研究最终可以达到出版的水平）。

除论文题目之外，学生在写论文阶段要做的第二个关键性决定是选择论文导师。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自然好，但关键是专业要对口和导师要有责任心。如果一篇冷战史的博士论文由一个教殖民地史的教授来指导，其论文水平要大打折扣。这种事情也不太可能发生。在美国史学界，论文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长久的特殊关系。学生不仅在选题和写作论文时需要导师的指导，在争取研究基金、谋职、出版以及得到教职后晋升等方面也需要导师的长期支持。所以，对于学生和导师来说，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非常慎重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带有强烈的信誉感和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研究事业往往成为导师学术生涯的一部分。如果仔细阅读美国历史学家的第一本专著（多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特殊关系的重要和深厚。

我的感觉是，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与英国和国内采用的导师制是有区别的。据我的观察，英式和国内的导师制强调“一对一”的指导方式，教授通过手把手的“传帮带”，按自己的水平和学术标准，对每个由自己精选的学生进行精雕细刻，而学生也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聆听导师的教诲，按教授的期望和建议来写作论文。美国的导师制有些“批量生产”的味道，一个教授同时指导同一级和同一班的数名研究生是经常的现象，学生与导师的见面都是提前预约，而非随心所欲，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因为导师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有限，学生必须具备高度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事事指望老师的帮助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著名大学将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门槛设定得很高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种体制下，同学之间反而有可能形成一个非正式学者同盟，既相互竞争(同一专业的人尤其如此)，又相互提携。我离开丹佛到纽约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当初介绍我到美国留学的RobertD.RichardsonJr.教授送我几句格言式的话，其中一句是：“Makefriendsamongyourpeersbecausetheyaregoingto

beyourcolleaguesfortherestofyourcareer”(在你的同学中结交朋友，因为他们将是伴随你学术生涯的同事)。我后来的感觉正是如此。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有两项，一是资料的收集，二是研究经费的筹集。美国各校的图书馆专业服务的水平很高，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本身就是重要的资料储存地，馆际互借也会找到本校没有的书籍，但这些仍然无法取代必要的档案研究。美国史的研究如此，非美国史领域的研究更是如此。所以，落实和寻找资料非常重要。研究课的训练在这种时候会派上用场。

研究资金的筹集则更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有三种获取研究基金的途径：一是争取本系和本校的论文研究基金，在这方面，资源充足的学校显然有优势；二是向校外的基金会、史学界专业组织或著名的图书馆等申请。这两种情况都是纯基金，即除了将钱用于论文研究，不含其他义务。第三种方式是从本系获得做助教、助研或开课的机会，一边上课，一边进行自己的研究。还有的人可能连在本校教书的机会也没有，则只能去找其他的工作。在后两种情况下写论文，时间上会很紧张，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有效地利用时间，非常辛苦。许多人迟迟不能完成论文乃至最终放弃，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八小时工作之后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方式进行资料研究。我的一位同学用了12年的时间才拿到博士学位。写论文时，他在一家社区大学兼职，繁重的教学占去了所有的时间，写作与研究一拖再拖。这种情形在哥大已经开始得到改正，一方面校方尽量为学生提供研究基金，一方面也规定博士学位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年。

论文初稿写出后，分章交给导师阅读评审。导师的审读因人而异，严格的导师看得很仔细，主要从史料、观点、结构等方面提出意见。这个时期的写作专业性比较强，也非常规范，如果学生交上来的初稿有拼写错误、引用不规范等问题，导师是会非常吃惊的，甚至怀疑你是怎么通过研究课的。导师读完初稿后，提出修改建议。导师看过修改稿并同意答辩后，论文初稿才可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哥大历史系，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3名（包括导师在内）来自本系，其余2人来自外系，如果来自外校，需经系里同意。我的论文讨论重建时期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答辩委员会除历史系的3名教授外，还必须分别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请两位专家。论文初稿提前一个月送交到各位教授手中，给他们充裕的时间阅读。答辩时，在答辩人扼要综述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成果之后，委员会的每位教授每人有半个小时的提问时间，导师不提问，只作简单介绍。教授的提问基本上集中在论文的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论文观点的说服力等方面。有的时候，答辩人也会被要求对论文的某些观点、章节和历史细节的处理作出说明。在有的情况下，委员会也会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点提出强烈的质疑，此刻，答辩人必须坚定地“defend”(捍卫)自己的研究(即为自己的研究辩护)，导师在这个时候，也会助一臂之力，帮助学生解围。如果一篇论文是基于扎实的研究之上，具有独创性，是学生多年研究的结果，答辩人一般都会胸有成竹，参加答辩的教授也会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教授虽然都是专家，但他们本人对答辩论文的题目不一定做过如此精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对他们来说，答辩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博士论文不仅代表了博士生专业训练的最高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各个具体的史学领域发展的最新水平和趋势(因为博士论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成果，而不是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一种机械式的总结或重复)，答辩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确认这个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不仅的确是“最新的”，而且其产生的过程也是严格而忠实地遵循了本领域通行的学术规范的(无论本领域内其他人是否接受论文的观点，但他们至少要认可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合格的)。对博士学位候选人来说，答辩基本上是一种与同行之间的愉快的专业交流，完全没有考资格考试时的紧张，但这并不意味着答辩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答辩结束后，学生仍然要离开考场，在外面等待教授们的商议，然后被当面告知是否通过。如通过，委员会的教授会以“某某博士”相称，以示祝贺。如答辩失败，答辩人则需根据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再次答辩。答辩成功的论文将列入全国博士论文资料库，并由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每年一度出版的“美国和加拿大历史系和历史学组织指南”(DirectoryofHistoryDepartmentsand

OrganizationsintheUnitedStatesandCanada)公诸于众。

五、观察与感受

总结而言，我对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和方式有如下一些观察和感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虽然年年回国教学，与史学同行和研究生（尤其是美国史专业的）有频繁的接触，但对国内史学研究生培养的细节仍然知之甚少，在此无法做一个客观和准确的比较。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虽然比较长，但训练很扎实。无论是读博士还是硕士，都必须选够相当数量的基本课程，否则不能参加资格考试或得到学位。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很注意广度和深度的平衡。就我所知，美国史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后，教专题史、通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相对中国的史学博士训练过程，美国的博士学位时间太长，美国博士生刚刚完成课程训练时，同时开始的中国史学博士生已经拿到了学位。

其次，美国大学很注重史学史的训练（也许在美国史领域尤其如此）。从知识课、研究课到阅读课，无一不包含史学史的内容。论文写作的一个起码内容也是评价和分析史学史。这个训练过程非常突出。学生不仅要读史学著作，而且还要了解著作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方法和观点的流派归属、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关系等。这种情形与美国史学繁荣、流派多，偏重解释等不无关系，但过分地强调史学史的训练往往带来对史学研究的生硬划线，阻碍人们利用积极的态度，观察不同史学流派的共同之处。

第三，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注意对学生的专业素质进行培养。除前面提到的史学史训练之外，专业素质还包括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和技巧，按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能力，对专业学术规范的维护和遵守等。在前不久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中，美国史学界使用的《芝加哥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被频频提及。《芝加哥手册》（或它的简写本KateL.Turabian,AManualforWriters

ofTermPapers,Theses,andDissertations）是美国大学史学研究生写作时人人必备的案头工具书之一。它其实是一本学术规范手册，本科生写作业、研究生写论文、教授写专著，都是以此为准。这种学术规范的训练从本科生开始（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必须选史学材料与方法的课），在研究生阶段又再度强化，一直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为一种习惯了。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研究生专业课的写作练习非常多，而且很密集，写作训练也是对学术规范使用的强化。教授在评判作业时，也将对学术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内容。我觉得，美国大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对学术剽窃的严厉惩罚，与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对知识产权的尊重有密切的关系。即便如此，美国学术界和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完全杜绝剽窃（实际上，随着网络的发展，本科生的剽窃更加猖狂），但是在读研究生时，教授最忌讳的就是出现剽窃。肆无忌惮的剽窃一旦被发现，学生将无法得到学位，也很难谋得大学的教职，他在教授和同学面前的所有信誉都将丧失殆尽。

第四，美国研究生训练注重强调以讨论为主，整个学术气氛相对开放，因为教授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具有不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研究方式、史学解释、为师风格上给学生一种多元化的感觉，对开拓思路非常有用。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像国内那样亲密和亲近，但它是一种很专业的关系，较少个人因素的纠缠，表面上公事公办，但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够做到平等对话。毫无疑问，美国教授之间也有政治斗争，学生也有可能成为教授政治的牺牲品，但绝大多数教授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我感到，教授的专业素质对美国史学研究生的培养有很关键的作用。教授的工作质量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来体现，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通过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来体现。专业素质也包含了“敬业精神”，如果是2小时的课，决不能只上90分钟；让学生准时交作业，教授必须准时在规定的时间内评改作业；如果因事缺了课，必须抽时间补上；如果自己的研究使用了学生(论文和作业)的研究成果，一定要公开如实地予以承认；如果自己的研究需要学生的帮助，一定事先做好补偿学生劳动的安排。专业素质的养成一方面是长期的训练和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美国大学的管理体制有关系(这个问题需专文讨论，在此不展开)。我在北大教课时曾经说过，一所具有持久影响力的美国大学都有两条生命线：一是教授的质量，二是教学的质量。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合于描述美国最好的史学研究生项目。

第五，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对新研究成果的跟踪。这个工作一方面通过教授的讲课来进行，一方面通过博士论文来体现。前沿研究转化为研究生教材几乎不存在时间差，转化为大学教材要慢一些，需要几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过快的跟踪也有赶时髦之弊病，而且有的时候会给学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写作造成不适当的压力，迫使学生去不切实际地“创新”，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重视。此外，新成果的层出不穷，又导致了新出版的专业著作的平均阅读和使用寿命越来越短，随着电子资源的发展和图书馆的经费转向，博士论文的出版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无法得以出版，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因为难以转化为教材而十分有限。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2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3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4

（1）一定的研究生规模和良好的结构比例。尽管学校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空间困难，但是，研究生规模不仅不能缩小，而且应该尽一切可能适当扩大，特别是要扩大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规模与比例。博士生、免推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生不仅能产出大量SCI论文，而且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2）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程序规范，要求标准高，竞争激烈，是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预选赛。作为从研究生教育起家、以培养研究生为重要特色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必须长期不懈地重视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产出，这既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前奏。（3）SCI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尽管对SCI论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现在依然没有超越SCI阶段。为了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必须下大力气重视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当每个研究生都可以发表高水平的SCI论文时，我们才有资格讨论SCI论文是否重要。SCI论文目前依然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团队建设、科研成果评奖的重要基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不能再走仅重视SCI论文数量的老路，而要更加重视SCI的质量，催生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产出，才能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4）发明专利数量与转化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有一定数量的工科研究生，除了鼓励研究生产出高水平的SCI论文外，还应鼓励研究生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特别是具有广阔市场前景、易于转化的发明专利。（5）国际化程度与水平。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国际化视野，而且为扩大学校影响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会大大促进学校科研水平上台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要实现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办学目标，提高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是必由之路。

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挑战

遥想当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地学研究生培养方面独领风骚，成为中国地质教育战线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虽然学校发展很快，但研究生培养出现了新的困难，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师资力量有限，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偏多。学校现有专任教师866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191人，副高级职称269人。2012年学校实际报到硕士研究生1743人，博士研究生377人。如果这些研究生全部由学校的教师来指导，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每人指导2名博士研究生，具有正、副高级职称的教师平均每人指导3.8名硕士研究生。按研究生学习时间为3年计算，每个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平均指导6名博士研究生和11.4名硕士研究生。相对于师资力量来说，我校研究生规模偏大，每个教师指导的研究生太多，特别是传统优势学科每个教师带的研究生太多，负担太重，压力过大，疲于奔命，不仅影响了指导教师的身心健康，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使学校一些管理政策失灵。（2）研究生的生源质量有待改善，非地质专业的研究生偏多。研究生报考有一个就高不就低的基本规律，即学生要么选择自己的学校，要么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高的教学或研究单位，很少有学生选择比自己学校声望低的教学或研究单位读研究生。30多年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是地学研究生的首选之地，不光长春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地质学院、西安地质学院的学生青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而且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加盟。加上当时招生人数很少，招生优中选优，生源很好。经过30年的发展，学生报考研究生对学校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大，研究生报考就高不就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近几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研究生中几乎见不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导向作用，近年我校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生源比例明显下降，跨专业研究生比例明显提高，非优势专业研究生比例增长过猛，导致研究生培养效率下降。跨专业研究生的成才率太低，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不高，非传统优势学科研究生对学校核心竞争力的贡献率也不高。（3）培养环节需要进一步改善。目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培养在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科研成果产出与转化等方面管理都比较粗放，体现学校的意志不够，需要进一步改善。（4）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导致动手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归结到研究生培养环节中。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突出了。留学生的实践表明，中国人对书本知识的学习能力绝不比外国人差，直到硕士阶段都不明显输给外国人，但在博士阶段实验室动手能力普遍不高。这与我们的研究生学习研究长期与科研仪器脱钩不无关系。（5）鼓励创新型、拔尖型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一些政策执行不到位，大锅饭现象盛行，耗费了学校大量优质资源，影响了拔尖人才的培养和标志性成果的产出。（6）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化水平不高，主体限于国内办学，虽有一定的国际交流，但规模不大，水平也有限。（7）研究生管理多为按部就班的服务，创新不多，特别是对全局具有带动作用的创新不多。

研究生培养的出路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5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6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在我国，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虽只有二年，艺术学（理论）作为原艺术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也只有十多年，但艺术学理论在我国现在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它和艺术各部门艺术理论，和文艺学、哲学美学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和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也紧密相连，艺术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借鉴，所以艺术学理论生长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且有我国古代诗论、乐论、书论、画论、曲论之丰厚的学术传统，只要我们肯下功夫，潜心研究，艺术学理论新成果是指日可待的，学科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要进一步探索。首先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原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没有下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所以无法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学理论升为一级学科后，仍未设本科专业，因此在本科培养方面，艺术学理论还是一个空白。

现其他部门艺术学科大部分都设有理论本科专业，如美术学（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学（设计史论）、音乐学（音乐史论）等，相对来说，这些本科专业课程设计及教学体系较为完整。近年有关艺术学院根据社会需求又自主新开设艺术管理本科专业，如山东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均招收艺术管理或文化管理本科生，还有的学校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开设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前者还开设艺术编辑学专业，这些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处于探索阶段，取得初步经验，培养的本科生适应了社会文化艺术管理、艺术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需要。中央美院开办美术史本科专业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开办工艺美术史论专业自1983年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原工艺美术史论后根据学科调整为设计艺术学，2004年，又新增美术学（美术史论）本科专业，清华美院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专业招收理论本科生。现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在学科方面主要承担艺术学理论，学院计划明年直接以艺术史论为专业名称招收本科生。现艺术史论系老师十四名，从事设计艺术史论和美术史论的教师各一半，有八位教授八位博导。根据老师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我们给史论专业本科生开设中外美术史、中外设计艺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艺术原理、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西方现代艺术史、中国现代艺术理论与思潮、审美文化、中国书画艺术、艺术传播学、艺术批评、宗教艺术、民间艺术、艺术论文写作等课程。学生还可在绘画、雕塑、陶艺、设计各系选修艺术实践类课程。即使明年将本科专业从设计艺术学、美术学改为“艺术史论”，那么我们开设的基本上还是这些课程，当然我们在艺术史学理论、批评理论方面还可加强，增加新课。

目前，艺术学理论本科教学，一方面可增设艺术历史与理论、艺术批评与管理二个本科专业，前者以中外艺术史、艺术考古鉴定、中外艺术理论等为主课，兼及艺术批评与管理方面的课程，后者主要开设中外现当代艺术史、艺术思潮、艺术批评史、艺术与文化管理、艺术市场等主课，同时兼及中外艺术史与理论课程。将艺术学理论的本科专业逐步办起来，逐步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没有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或者已经批准增设艺术学理论本科专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办好现存的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本科理论专业，因为这些专业都依托在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教师亦还要担任美术、音乐、设计创作实践学生的理论课程，理论和创作实践可以互动，理论系的学生亦可有机会多看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展览和音乐表演，这正是中国式艺术类理论学生的优生环境。在西方，艺术史系大都独立设在综合大学，没有艺术实践教学和创作表演的氛围，他们和历史、文学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人文社科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一般只有5-6位教师，7-8位算较多了，而10位教师则是大系了。我国的各艺术部门的美术史论，音乐史论、设计艺术史论、戏曲艺术史论专业，已经建立起本科教学体系，可以进一步向前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可为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硕博生招生提供生源，也可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博生培养准备人才。即使招收艺术历史与理论（简称艺术史论）、艺术批评与管理（简称艺术批评）本科生，也要依托相应的部门艺术史论，如音乐学院招收艺术史论或艺术批评本科生，恐怕还是要主要讲音乐艺术史及音乐批评理论，而美术学院招收艺术史论与艺术批评本科生，也主要还是要讲美术史与设计史、美术批评与设计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艺术史必须要依托部门艺术史才能讲授，西方人讲艺术史，主要是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史，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博生教学，任何人都无法讲授“空洞”艺术史，讲授既不是美术史，也不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的艺术史，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完人”能讲授包括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设计艺术、音乐、舞蹈、电影、戏剧都涉及的艺术通史，所以艺术史论、艺术批评必须依托一、二个艺术部门来组织教学。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明年招收艺术史论本科生，也只能以美术史论、设计艺术史论为主组织教学，只有在教师可能情况下，可以考察兼顾其他艺术部门的史论教学。

艺术学理论及前此的艺术学二级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培养，我国已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艺术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设有艺术学二级学科硕博点，2011年调整学科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后，不少有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学、影视戏剧学博士点的学校，又纷纷新增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我们现招收的艺术学理论方面的博士生数量，在世界上可能排在前列了。另有部分学校，虽然没有艺术学理论的博士点，但设有原艺术学二级学科（理论），现为艺术学理论的硕士点，我国艺术理论的硕博生培养，跨越式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艺术学硕博士招生，在1980年代和文学、美学相比，是落在后面很远的，目前招生数可能已大大超过了文学、美学的招生数量。短期类学科消长所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引起的变化和要求产生的。在艺术学理论硕士生教学方面，我仍然主张要依托部门艺术史论来组织教学，一方面可以开设艺术原理、艺术美学、艺术史学等宏观理论方面的课程，增加学生对艺术宏观方面的把握及普通艺术学或一般艺术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另一方面在知识点及做论文时应选择美术、音乐等具体的课题来从事研究，否则，学生无法驾驭大而空的艺术学宏观理论，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艺术理论中的具体某一个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涉及“史”的时候，必须和部门艺术史结合。清华美院在2012年前是以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两个学科招收理论硕士生,2012年开始以艺术学理论招收硕士生，但入校考试科目仍以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两个方向组织考试。在教学方面，5年前和设计、绘画、雕塑硕士生一样，专业课均由导师负责，现改为专业基础课，由美院老师各自列出，然后由硕士生自由选课，选课人数达到五人即可开课，同时，艺术史论系，又开设艺术史论包括美术史论和设计史论必选课，这样使学生既能必修艺术史论必备的课程知识，又使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选择本系和其他系的理论课与创作实践课，加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学生能了解导师以外其他教授的学术特长。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比较好，避免了以往导师一人包揽所有专业课的狭窄状态。在实践类的学生中，还出现过导师一学期只和学生见两次面，最后课程考试照样打分的不负责情况，现在此种情况不存在了。在新的教学体制下，导师所开的选修课程，所带的学生可选也可不选。学生自由度增加，而导师不必另外给所带学生开课，主要责任是指导学生的硕士论文。艺术学博士生培养，是在硕士知识点及硕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创新性、尖端课题做深入研究，期望取得创造性成果，完成博士论文，成为某一专题和领域的研究专家。

清华美院的前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4获得首批工艺美术史论博士点，开始培养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博士生，后改为设计艺术学，扩展到工业设计、服装设计、陶瓷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玻璃艺术设计、纤维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信息艺术设计等均开始招收博士生，2003年，获得美术学博士点，在绘画系、雕塑系开始招收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雕塑创作与理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艺术史论系招收设计艺术史论、美术史论两个大方向的理论博士生。根据清华规定，只在一级学科门下招收博士生，所以在2011年以前，艺术学为一级学科，美术学、设计艺术学为二级学科时，我们统一在艺术学名下招生，每个导师只标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2011年学科升级后，清华美院除原有的设计艺术学、美术学二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升为一级学科后，又以艺术史论系教授为主体力量，申报了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现用三个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生。清华美院设计艺术学博士生培养，大多数导师都是结合自己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设计和研究工作，博士生既有较强的设计实践能力，同时也从事设计理论、设计思潮、设计教育、设计方法的研究，拟定博士论文。清华美院设计学科的博士生在高校和设计研究院所都很受欢迎。美术学一级学科中，主要培养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博士生，导师都是著名画家，如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博士生大都围绕中外现当代美术思潮、创作风格、绘画艺术语言与形式方面进行选题和研究，导师一方面指导博士生进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指导他们的论文写作，所以美术学博士生的任务相当重，他们的博士论文理论结合创作实际，作品分析及形式把握更准确，论文质量也较高，不少博士论文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公共出版。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7

一、努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学校的知名度是吸引考生报考，扩大生源和提高招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学校的知名度越高，考生报考的人数，尤其是高素质考生的报考人数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招生的质量。

学校的知名度除了取决于学校的历史积淀外，还取决于学校现实的办学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高等院校的知名度普遍不高。北京林业大学虽然是林科高等院校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大学，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所以林学为主导的单科性大学，学校的知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招生质量。近几年，我校抓住了教育大发展的机会，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林学、林业工程学等学科为特色，理、工、文、管、经、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学校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2000年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在全国林业院校中率先进入研究生院的行列；2001年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学校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得到了扩大，招生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1983年以前，我校每年招收科学学位研究生不足20人，但1999年上升为163人，2003年高达900人。仅1999年至2003年间的招生人数就扩大了5倍。以前报考我校的生源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本校和其他农林院校的毕业生。近年来，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全国其他综合大学的考生逐年增加，研究生的生源扩大，招生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二、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

严把培养质量，是提高学校知名度，进而提高学校招生质量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各个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研究生生源竞争激烈，如果在报名条件、入学考试、录取及其后学习、考核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上比较严格，将会影响本校的生源。但我们的体会是，只有严把学生入学和培养质量关，培养出的研究生能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学校才能真正吸引高素质的考生。些学校，只为盲目扩大生源，降低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短时期内达到了扩大招生规模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学校的声誉，长期下去，考生和社会最终会摈弃这些学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真正能学到知识，增长能力，顺利地成为生产和科研上的合格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最终提高本校研究生的质量，实现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校通过硕士生提前攻博、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资助研究生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制度、建立优秀论文激励机制、资助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等措施，显著地提高了研究生的质量。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是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块试金石，目前我校已有森林培育学科和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两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林业院校唯此一家，在全国农林院校中并列第二，在全国大学中排名并列第八。2002年1月参加北京市研究生英语学位统一考试，我校硕士生的一次通过率达到62．3％，博士生达到41．6％，已进入北京市高校先进行列。

三、多渠道筹集科研经费

研究生的培养和本科生不同，培养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一名硕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9000元，3年需要2．7万元；一名博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1．1万元，3年需要3．3万元。林业科学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树木和森林生长周期长，进行科学研究环境艰苦、工作量大，需要的科研经费较多。因此，林业高等院校要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就必须拥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一部分导师的研究经费明显不足，使正常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无法落实。因此，我校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在积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和各类国家科技项目的同时，加强和地方及社会上各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

我校研究生院除了配合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广开各类科研项目的申请门路外，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研究生培养基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资助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经费不足的学生。2001年资助33人，投资13万元；2002年资助53人，投资20万元；2003年资助70人，投资25万元。我校计划在多方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资助人数每年增加20％，资助金额每年增加25％，加大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

四、对专业学位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

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一种新型的学位类型。与林学及相关科学硕士学位相比，农业推广硕士(林科)专业学位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应用，为林业技术推广和林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为保证招生质量，我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下达的当年录取限额，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总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复试，复试着重考查考生从事农业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的潜在素质、岗位经历和业绩。为了向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优秀人才倾斜，保证符合招生条件的优秀在职人员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真正达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目的，对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或获得一定级别奖励的基层单位业务骨干，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在培养方面，针对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注重应用的特点，我校在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广西、山东、山西、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区建立了教学实习点，许多应用性和现场性强的课程均在教学实习点进行。在论文选题方面，要求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和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上述措施的实施，使我校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在林业生产单位和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稳步增加，近年来的招生人数一直居全国农林院校的第2位，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保证。

五、就业状况对学科招生质量的影响

一个专业的就业率和考生的报考数量和质量是呈正比的。如果某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显著增加，招生质量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如果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小，就业率长期偏低或就业前景不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减少，招生质量也会相应下降。

我校研究生的招生，在保证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及对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基础作用的学科专业外，在国家招生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向那些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例如，我校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业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近年来的招生和就业均很好，生源质量较高。我校已有计划地提高这些专业的招生比例，将研究生的扩招名额适度地向这些学科倾斜。

六、积极有效的宣传

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考生的各种问题，解疑释惑，对学生的报考和招生质量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的力度，相应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量增加，林业战线上对高级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大量增加，林业科学的高级科技人才大有用武之地。林业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招生单位，应结合当前这一大好形势，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中广为宣传，积极引导高素质的考生投身到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来。

1999年以来，我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建立了10余个招生基地，派专人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数十次招生宣传，宣传地区的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明显增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有效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招生信息或在影响面广的报纸等媒体上进行招生宣传。我校每年举办2次咨询会，深入到院系学生中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引导和促使一批素质较高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校研究生。

七、软硬件条件的良好保障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8

学校的知名度是吸引考生报考，扩大生源和提高招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学校的知名度越高，考生报考的人数，尤其是高素质考生的报考人数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招生的质量。

学校的知名度除了取决于学校的历史积淀外，还取决于学校现实的办学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高等院校的知名度普遍不高。北京林业大学虽然是林科高等院校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大学，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所以林学为主导的单科性大学，学校的知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招生质量。近几年，我校抓住了教育大发展的机会，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林学、林业工程学等学科为特色，理、工、文、管、经、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学校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2000年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在全国林业院校中率先进入研究生院的行列；2001年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学校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得到了扩大，招生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1983年以前，我校每年招收科学学位研究生不足20人，但1999年上升为163人，2003年高达900人。仅1999年至2003年间的招生人数就扩大了5倍。以前报考我校的生源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本校和其他农林院校的毕业生。近年来，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全国其他综合大学的考生逐年增加，研究生的生源扩大，招生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二、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

严把培养质量，是提高学校知名度，进而提高学校招生质量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各个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研究生生源竞争激烈，如果在报名条件、入学考试、录取及其后学习、考核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上比较严格，将会影响本校的生源。但我们的体会是，只有严把学生入学和培养质量关，培养出的研究生能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学校才能真正吸引高素质的考生。些学校，只为盲目扩大生源，降低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短时期内达到了扩大招生规模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学校的声誉，长期下去，考生和社会最终会摈弃这些学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真正能学到知识，增长能力，顺利地成为生产和科研上的合格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最终提高本校研究生的质量，实现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校通过硕士生提前攻博、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资助研究生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制度、建立优秀论文激励机制、资助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等措施，显著地提高了研究生的质量。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是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块试金石，目前我校已有森林培育学科和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两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林业院校唯此一家，在全国农林院校中并列第二，在全国大学中排名并列第八。2002年1月参加北京市研究生英语学位统一考试，我校硕士生的一次通过率达到62．3％，博士生达到41．6％，已进入北京市高校先进行列。

三、多渠道筹集科研经费

研究生的培养和本科生不同，培养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一名硕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9000元，3年需要2．7万元；一名博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1．1万元，3年需要3．3万元。林业科学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树木和森林生长周期长，进行科学研究环境艰苦、工作量大，需要的科研经费较多。因此，林业高等院校要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就必须拥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一部分导师的研究经费明显不足，使正常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无法落实。因此，我校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在积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和各类国家科技项目的同时，加强和地方及社会上各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

我校研究生院除了配合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广开各类科研项目的申请门路外，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研究生培养基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资助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经费不足的学生。2001年资助33人，投资13万元；2002年资助53人，投资20万元；2003年资助70人，投资25万元。我校计划在多方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资助人数每年增加20％，资助金额每年增加25％，加大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

四、对专业学位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

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一种新型的学位类型。与林学及相关科学硕士学位相比，农业推广硕士(林科)专业学位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应用，为林业技术推广和林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为保证招生质量，我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下达的当年录取限额，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总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复试，复试着重考查考生从事农业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的潜在素质、岗位经历和业绩。为了向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优秀人才倾斜，保证符合招生条件的优秀在职人员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真正达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目的，对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或获得一定级别奖励的基层单位业务骨干，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在培养方面，针对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注重应用的特点，我校在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广西、山东、山西、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区建立了教学实习点，许多应用性和现场性强的课程均在教学实习点进行。在论文选题方面，要求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和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上述措施的实施，使我校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在林业生产单位和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稳步增加，近年来的招生人数一直居全国农林院校的第2位，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保证。

五、就业状况对学科招生质量的影响

一个专业的就业率和考生的报考数量和质量是呈正比的。如果某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显著增加，招生质量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如果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小，就业率长期偏低或就业前景不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减少，招生质量也会相应下降。

我校研究生的招生，在保证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及对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基础作用的学科专业外，在国家招生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向那些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例如，我校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业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近年来的招生和就业均很好，生源质量较高。我校已有计划地提高这些专业的招生比例，将研究生的扩招名额适度地向这些学科倾斜。

六、积极有效的宣传

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考生的各种问题，解疑释惑，对学生的报考和招生质量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的力度，相应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量增加，林业战线上对高级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大量增加，林业科学的高级科技人才大有用武之地。林业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招生单位，应结合当前这一大好形势，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中广为宣传，积极引导高素质的考生投身到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来。

1999年以来，我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建立了10余个招生基地，派专人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数十次招生宣传，宣传地区的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明显增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有效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招生信息或在影响面广的报纸等媒体上进行招生宣传。我校每年举办2次咨询会，深入到院系学生中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引导和促使一批素质较高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校研究生。

七、软硬件条件的良好保障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9

摘要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1、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2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3“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历史博士论文范文篇10

1、片面追求“研究型大学”的卡耐基指数，拼命扩招，因而滥招，只图数量，不讲质量，搞博士生教育的“”。

2、学生的入学动机不纯，为求真求创新而来的博士生只占少数，以拿学位当谋职跳板者居多，争相兼课、打工甚至编书，拼命挣钱，来去匆匆，还不乏官员与富翁的“镀金”，专心向学的博士生反而屈指可数。

3、不知道怎样写论文，文句不通，词不达意，通篇错字、造字也不少，显得很不干净，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博士生，有的国文基础还不如一个像样的中学毕业生，匪夷所思。文章的结构也残缺不全，既没有导论，也没有结论。

4、从选题到资料，再到论证过程，都缺乏创新的价值与学术贡献，常见炒剩饭的多，无病呻吟，无的放矢，不是站在当代学术论坛的平台上参与学术对话，问题意识普遍欠缺，既不重视也不敢对与本专题有关的学术史作出认真的清理与交代，往往三言两语打发了事。如果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资料，论证过程这三大要素都了无新意，撰写的必要性就应当受到置疑。

5、小偷小摸比较盛行，转引他人论著中的历史资料、论证过程、论证方法与论点都不注明出处，或注得不准确、不全面；大段小段地抄录他人论著的资料、数据、乃至论证过程与论点时，不作任何说明，旁若无人。更为常见的是尽量不看甚至完全不看原始资料，从别人的论著中把资料抄来，把转引当作直引。还有的将他人提交学术研讨会公开交流却未曾在报刊发表的论文据为己有，鹊巢鸠占，顶多在标题与段落上做点文章。

6、为了应付的数量竞赛，或刊物“级别”过关，博士生一边拼命炮制，一边不惜代价到处求人发表；有的不仅一稿两发，还一稿三发甚至更多，闹得乌烟瘴气。

可以说，凡是在我国学术界存在的违规现象，无论是低级错误，还是“高级”错误，在我国的博士生教育中都存在，而且师生“互动”。学风之浮躁固然自古皆有，而今日浮躁之广度与深度，堪称中华历史之最，实在应该好好管管了。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基于生源的缺陷（如人文学科）与拼命扩招之后的雪上加霜，有的属于党风、政风的不正，有的源自不懂学术规矩，有的来自导师的德、能不足；有的则与管理的不良与体制压力的“逼良"密切相关。总之，单方面的整顿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综合治理。

一个好的导师可以带出一个或几个好的学生，一个好的体制却能造就一批或若干批好的学生。我建议：

1、控制招生数量，坚持录取标准，把好招生质量关，清除歪风邪气，不要让权力因素与金钱因素染指招生环节；

2、整顿与优化导师队伍，强化为师为学的职业道德教育，明确导师责任，确定每个导师授徒的最高限额，指导在校博士生一般不要超过10人，杜绝批发式与放羊式。大学毕竟是求真的职业练场，学术乃社会的良心。吾等既为人师，自当拘谨行事，面对学术，谁都无权去豪放、潇洒，让学术陪着高等学府去蒙污。

3、倡导学术规范，培育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参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Turnitin网站的做法，建立类似的中文网站，从技术上加大打击剽窃的力度。

4、把好开题报告关、匿名评审关与答辩关，既不允许因“窝里斗”而刁难优秀的博士生获取相关学位之类现象存在，也不因人际关系复杂而放松导师组的质量把关。尽管我们还无法像欧美国家的许多高校（不仅仅是名校）那样对博士生的录取、课程门类的数量与质量、综合考试与论文要求的层层把关，但为了中华人才培养质量与学术的昌盛，应当逐步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