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1

撇开对个人利益的威胁，管理者确实顾虑将本来由自己处理的事情交给员工们，员工们有更丰富的技术知识，但他们缺乏对商务的理解、政治的敏感、实际的经验和管理者多年培养起来的判断能力。当要求对一个问题进行决策或选择更好的方案时，有时员工们确实缺乏这样或那样的素质。所以，怎么能让你下放决策权呢？

这个两难问题解答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化繁为简，就是用你的实际经验和才智帮助员工们理解我们生活中商业环境的复杂性。第二是通过知识的交流，使员工们把你的经验融入到他们的决策之中，如何交流已在第2章涉及到。如果你有规律地这样做，员工们将会更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

除此之外，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下放决策权并不意味着全部放权。如果所有的决策需要的商业智慧都集中在员工手里，那么管理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里仍然需要一个人进行集成工作，并且注意那些将智力转化成财富过程所需要的关键技巧以及麻烦事。

你的决策和他们的决策

你可能已经给你们的下属们一定的决策权了。如何组织他们，怎样商讨计划。这些仍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分离的范围有待于扩大。为了让知识员工留在组织中并且负起责任，必须让他们觉得自己对个人环境以及公司大环境有影响力。因此，你必须考虑扩大他们的权利范围，尽管这让你不舒服、不习惯。那并不是说你应该放弃一切权力，你总是握有一定的权力帮你扮演上述所提到的角色。但是，这些角色不应该是保留权力的理由，相反正是下放权力的原因。教师只有在学生选择来学习时的影响力才最大，侦探只有在人们愿意去听的时候才最有影响，煽情者只有在他人愿意跟随时才能领导。下放决策权将帮你更好地完成你的角色。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需要对如何下放决策权变得更有经验，以使对你的知识员工产生预期的影响，并且对公司产生益处。有多种途径可以选择下放权力：

·技术决策关于工作本身的决策。它可能是一项新政策的内容，一种新产品的包装，或难缠顾客的处理。这些类型的决策对新知识最敏感。例如，一名员工可能看到了另一种产品的包装，如果他向你介绍的话，将会给你新的竟争武器。

·行政决策有些决策不会使单位的工作向前进，但却能保证它顺利运转。例如，批准假期、放假、调度表、交增值税、吸收新成员、准备和执行财政预算等等。

·管理决策有些决策是确定本单位发展方向的。例如，将新理念输入本单位或调整公司的战略。相对员工个别问题的处理，如对违规员工的处罚和对做出突出贡献员工的奖励等，这些是管理决策。

一般来说，第一种在技术领域下放决策权是很自然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工作层次问题。例如产品包装的设计、用户手册的内容及服务台的工作程序。你可能需要更深入事物，如产品特性、软件设计等等。放弃这些权利对你可能很困难，但让我们面对它吧。这样做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你的权威性。当你利用你过时的知识想到一个主意，又不想不放弃决策权时，尤其痛苦。但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拒绝采纳别人的新观点可能更不利。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决策权的下放，正好满足了知识员工们工作的兴奋和被组织委以重任的成就感等需要。知识员工们之所以需要这种权力，是因为它能直接反映知识员工们最关心的事情---运用和发展他们知识的能力。通过放弃这种权力，你的组织更可能成为知识员工们向往的有朝气、有成就感和有挑战性的公司。

另外，如行政性的管理性的决策，尽管有些组织在允许员工自己决策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普遍仍然由经理来决策。某些医院和全天候运转的单位，让员工集体订立轮班时间表，其他有些公司允许员工选择加入本单位的人员。如果你决定将这类决策权下放，你就会使他们感到他们能够驾驭其工作环境，并在重要的决策方面体现出对他们的信任。这些都能帮助员工们感到自己与公司的命运休戚相关，并对公司的前途充满兴趣。给员工们一些决策权，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益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调整轮班时间表。员工们对调整分配一般都很反感，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程序，员工们总是有些挥之不去的疑虑，认为领导对某人特别偏爱。如果员工自己被赋予这项决策权，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并非易事。比如说，玛丽要照顾婴儿，这意味着她将不得不在下午3点离开；无论如何，阿兰是单亲家庭的父亲，他有一个年少的孩子，他不能在晚上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不管；巴特要按规律去进行理疗；朱迪近来需要时间休息，因为她的牙疼得厉害。一旦员工们需要自己去平衡工作的要求与，员工个人需要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就会更加尊重领导的工作，也会以更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平衡工作与个人需要时所产生的固有的麻烦和困难。所以，下放这种决策权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通常在给员工其他方面的决策权时，总是先给员工技术方面的决策权。当你考虑给员工哪些决策权时，你应该记住以下三点：

1、不是一切，也不是一无所有如果错误的代价太高，你可能仍然需要把持某个技术领域的决策权。例如，如果一种失败的产品设计已经带来大量的法律纠纷，它的设计就应该很好地详细审查，并请资深人士帮助加以改进。

2、你放手的决策需要能带来不同之处，如果你允许员工去定购办公用品，却又控制花多少钱，那么他们会明白你并未真正地让他们决定。

3、你需要帮助员工们改进决策，就是说，你应帮他们理解如何通过研究各方面的因素来做管理方面的决定，例如金融、人力资源策略、政治等你应考虑的因素。

我能把我的所知传授给员工吗？

很自然的，假如你的知识不能传授给别人，就会使你深信没人能把你做的事做得比你更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除非你的员工了解商业环境，拥有实际操作经验，并把它们运用决策制定中，他们是不可能像你那样精明的。这是你按部就班的原因，但不是不下放权力的理由。

怎样下放决策权

一旦你想将某些决策权交给员工时，就应该考虑如何移交。比如，“好，现在是你的了”，即使是最简单的决定也不要去影响员工的决策。

首先，如果某个决策要成为一个好的决策，你必须下力气帮助员工们理解要决策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市场状况的实际信息，顾客的偏好、政治、历史和公司的战略方向。不要跳过这些步骤，这样可以帮助那些没有真正了解业务的人了解业务，从而参与到决策的制定中来。完成如上步骤之后，你可以运用表5-1所示过程实施决策制定的过程：

表5-1下放决策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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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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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认决策或决策的类型·分类（你将有责任在确定的期限内提供成

品，并从股东那里获得投入）

相应的股东的·确定你将在哪里介入（在准备去营销时，我喜欢最后进行）

2、教会“为什么”·错误带来的后果

·前后关系

·政治策略

·市场的压力

3、确定权力界限·支出不得超过*美元；副总裁不得不同意；须在某个期限内交货

4、化繁为简，并确定评价·强调简单（产品要反映股东的意见或说明的标准为什么不采纳股东的意见）

5、确定定期交流的时间·我们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只为交流最新的信息，而不是为了做决策。

6、建立员工的行为评价·这并不一定是典型的领导对下属的评价，也可能是同事之间的评价

·另外，这种评价应不拘泥于你对工作的看法，而应扩展至对组织目标和价值的评价

虽然这种方式看起来有点呆板，但如果你这样做会使你减少误解。例如，在一个计划的某个特定点上，如果你说：“你能决定那件事”，你的员工不会明白是“你只能在这个特殊场合做决定”呢，还是“你永远都能决定那件事”。毋需说，如果你深思熟虑，情况将不会这样。

正规一点的另外好处是在讨论和估量反馈的过程中强调了分享决策的确使组织员工更有责任感，精神更振奋了。这是一个值得传播的消息，事实上，你可能想用下述的话题与员工们讨论哪些权力要下放，而哪些又不要下放。

控制风险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2

迄今为止，每每谈到科学逻辑的应用问题，人们往往只是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如果综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应该早于自然科学。自从人类社会形成起，人们就开始了对社会的研究，社会科学就应运而生了；而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则诞生于近代工业革命的前后。此后，社会科学便与自然科学产生了分道扬镳，而且逐渐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科学逻辑则成了自然科学的专利，进而与社会科学“绝缘”。

但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社会科学要健康发展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方法论。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一种被认为是自然科学专利的科学逻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依然是可以生根发芽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

二、行政决策中应用科学逻辑的必要性

决策就是决策主体根据自己所处的条件和环境在多个可能中的行动方案中选择一个符合自己偏好的行动方案的过程。它是研究决策的一般规律并借以指导人们实施合理决策的一门科学。所以决策应该是一门社会科学。又因为决策并非如其他实验科学一样具有“可观性”，因此，决策又是人们的一项高级的思维活动。人们的这项思维活动既要考虑到以前的经验事实，又要注重当前的社会环境，还要对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一个基本的预见。尤其政府行为的行政决策，更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行政决策必须是科学的，必须是一个合乎逻辑思维方式的过程，必须是要照顾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这样，科学逻辑便可以在行政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的逻辑思维方式，是指逻辑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用于指导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它具体包含知识、经验、问题情景和对事物结果的推测等因素的参与。而行政决策的本身就是一个从经验到现实，再到未来的分析与综合过程，可见，行政决策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逻辑思维的过程。

三、科学逻辑要求行政决策程序化与非程序化相结合

程序化决策是指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结构且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解决的决策。因为科学逻辑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人类思维活动是应该遵循一定规律的。这种理性的形式要求行政决策过程也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准确运行，从而得出合理的决策。

比如在日常的行政活动中，一些或者有大部分都是操作中可以反复的（如：政府年度总结报告、政府官员换届选举、一般职位的聘任等）这些行政行为的决策就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并且根据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作出精确合理的安排。这样才能够避免行政决策中产生不必要的偏差，进而符合逻辑的理性要求。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行政决策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变动不居的信息社会，对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仅仅用程序化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中，必须迅速作出决策的时候，就不可能根据原有的一系列程序进行决策了。比如在98年长江大洪灾中，在每一次紧急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层就充分表现出其决策的智慧，设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再循规蹈矩的按照一般的程序化决策进行，那么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必将受到更大的损失。

非程序化决策是指结构性不好，非重复出现的，而且通常是必要重要的决策。因此决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时，也就是在以前决策中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时，打破程序化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的行政决策才更具有弹性，更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样的决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重大决策，因此，这也不可能通过十分程序化的过程来决定，而只能够“摸石头过河”。否则，一切都那么循规蹈矩就只会“贻误战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政决策的程序化的打破非但没有违反科学逻辑的理性，相反地，这样才是逻辑理性的重要体现。因为科学的思维既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律办事，也要求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性，不做规律的奴隶。

四、科学逻辑要求行政决策放弃最优化而争取满意性原则

人们都知道，在大多数重要的行政决策中，有绝大部分都是不确定性的决策。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造成的：首先，行政决策要求有充分的信息，而对许多问题尤其是突发性问题或新出现的问题时，决策对象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甚至有些信息是错误的；其次，行政决策是一个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的过程，这样决策者之间就有一定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也不可能是绝对协调的。因此，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最优化的决策是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在决策的实践中，行政决策一定是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我们等到了接近于最优化决策之后才作出决策，那么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作出一项决策。

我们党和政府在历史上有过太多这样的失误。比如在50、60年代提出的“超英赶美”政策、“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种行政决策都是在盲目地追求所谓的最优化。在这种行政决策中尤其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上，一味追求“最优化”是不合乎实际的。因此，我们的行政决策只能坚持相对满意的决策原则。

五、行政决策中非逻辑——直觉、情感因素的应用

尽管，严格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行政决策可以减少失误，达到精确，但是，决策毕竟是人的行动，人并不是按照机器那样规律地运行、规律地产生的。因此，行政决策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认为在行政决策科学化的道路上，对于人际互动和情景定义的困难，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行政决策过程中，偏好的整合必须要加强。同时实际生活中的决策活动又对行政决策的偏好整合手段以来增多。特别是当前我国国家公共行政部门和利益集团的领导群体决策出现种种失误，都与偏好没有提高到交好的整合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从行为决策论和心理决策论角度，通过对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偏好整合研究，去回避行政决策中的风险显得十分重要。”

按马克斯·韦伯的行为类型，人们的现实行动可以分为四中类型：价值合理的行为，目标合理的行为，传统的行为，情感的行为。前两种是理性的行为，后两种是情感的行为。就决策的行为来说，一般都是理性的行为，然而理性的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由于其活动本身的非人格因素和利益关系，导致人们的非理性化倾向，使得感情行动也出现在决策过程中。

合理性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合理欲望指导下创造出的各种行政决策支持系统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行政决策中，情感的人和理性的人交织在一起，既给决策埋下了风险，又为我们研究决策科学，进行风险防御留下了空间。因此，行政决策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的“非逻辑因素”的积极作用，发挥人作为一种“会思维的动物”的优势，使得行政决策更加优化可行。同时又应该防止人在决策过程中过度夸大主观情感因素，虽然主观的直觉与情感因素是能够触发创新的源泉，但是，客观的环境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行政决策中的直觉、情感因素虽然是触发决策者创新灵感的一个源泉，而由于个人利益的诱惑，这又会成为行政决策不公正的祸首。所以，直觉、情感因素的应用就应该在一定科学的机制指导下进行。因此，从更高的层次看来，这种非逻辑因素的应用又必须是在一个更大的逻辑范围内进行

六、行政决策中决策者错觉的产生与避免

行政决策中的错觉是指一种认识的偏差，又可称之为认识的偏误。偏误不同与错误，它是人们不自觉产生的，如同人们看东西时会产生错觉一样。但是，这种错觉的存在却很可能给行政决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行政决策中认识的偏误造成决策者产生错觉的原因有多种，按照行政决策的过程来划分可以分为：信息获取阶段的认知偏差；信息加工阶段的认知偏差；信息输出阶段的认知偏差；信息反馈阶段的认知偏差。下面我们以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明。

在50年代末，我国广大农村兴起了“浮夸风”的热潮，当时曾经出现过“亩产13万斤”的超历史记录，“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一些荒唐的口号随处可见。分析这种历史现象我们可以发觉，这首先是行政决策者在信息加工上出现了认知偏误，因为国外资本主义的亩产量都很高，而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所以生产力一定比资本主义高。于是，就在行政决策中指定了一些不合实际的行政目标。在信息输出中又出现了“如意算盘”的错觉，感到事情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出现，并且认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强烈要求人们按质按量完成。而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是，就在信息的反馈中造成了行政决策者的错觉，认为这样的行政目标真正实现了，吸收了这一信息，进而又在下一步的行政决策中提出更高的指标。这样的恶性循环就导致了当年许许多多荒谬和悲惨的事件发生。回顾这一历史，我们应该得到深刻而沉痛的教训。行政决策的“错觉”一定要尽量克服，尽管由于客观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绝对避免“错觉”的产生，但是只要决策者稍加注意，像“浮夸风”、“”（错觉：阶级矛盾已经上升为重要矛盾）这样的行政决策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具体地，本文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着手：

1、信息获取的渠道要开阔。这要求实行决策民主化，广开言路，利用群众雪亮的眼睛去发现和纠正行政决策中的偏误。

2、信息加工要透明化、科学化。这主要是克服以前的“黑箱操作”，决策要在广大人民的视野之下进行，尤其是关乎人民利益的决策，要让人民知道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到底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如计算机的使用、GDSS决策系统的引进，这样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精确性，减少技术上的失误。

3、在信息的输出阶段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首先应该对决策实施的环境进行充分了解，同时遵循客观性的原则，不煽动群众的情绪，也不蒙骗群众。或者可以先实验，对不当的地方进行完善，再逐步推广。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投资效益投资决策投资风险防范投资项目评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0月20日的数据，2005年前三季度，我国继续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全固定资产投资为57061亿元，同比增长26.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之一，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企业的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使用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未来五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之一是不断提高投资效益，将经济发展全面转入发展观的轨道。

1投资效益好坏是决定能否实现投资目的的中心

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投资活动具有当期的投资需求效应，即通过对各种投资品和资源的需求（包括人力资源），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活动的成果，将成为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满足将来社会可能的消费需要，这就是投资活动的供给效应。

就企业投资而言，投资（直接投资）就是把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性资产，比如购买设备、建造厂房、购买生产原材料等，以便获得投资利润。它是企业运用资金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业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从投资活动全过程看，每个投资项目都有一个整体目标，即在一定时间内，按投资预算的要求，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搞好项目建设，使其达到设计质量的要求，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应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围绕投资效益这个核心，把项目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综合评价分析项目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实现既定的投资目标。

2投资项目决策依据和若干标准

投资项目的决策，是指为实现一定的投资目标，在充分占有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借助于科学的和，从若干备选投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合理的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断工作。对一个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除进行宏观投资环境分析和微观项目经济评价分析外，还要专门分析投资项目风险，运用系统分析原理，综合考虑每个方案的优劣，最后做出取舍。而且，投资项目决策，是服务服从于总体经营战略的要求，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以及人力资源战略密切相关。投资决策的质量因素较多，主要取决于决策信息、正确的决策原则、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优秀的决策者素质。

选择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是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仅是投资项目本身的一个工作环节，也是做出正确投资决策、进行项目设计和筹措资金的重要依据。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是对投资项目进行研究、分析、论证和评价，以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实施可行要求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项目收益和风险的测算分析，判断投资和资金回收的安全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作为一种科学分析论证项目的方法，已普遍被世界各国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分析评价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时，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专业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中的宏观分析，主要是分析投资环境，即分析研究投资项目所在的环境、经济环境、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环境。具体内容有：①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首先是了解项目所在地（国）的政治环境，包括项目的审批程序、审批手续、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物资流通体制等与政府的管理体制相关；②经济环境对投资项目的影响；③法律环境。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既得利益，稳定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并不断扩大投资规模；④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指当地居民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生活习惯、水平、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⑤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分析项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对于地理位置，应分析便利程度、地质情况和气候条件等；对于自然资源，应分析各种满足投资需要的物资资源的情况等。

因此，利用工程经济和系统分析原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分析，是降低投资风险，取得合理的投资组合，选择满意的投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取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必要前提。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要围绕取得经济效益服务。通常，在评价分析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时，一般有两大类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和动态评价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即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主要用于项目方案的初选阶段。静态评价方法具有简洁、直观的优点，但有未考虑各方案经济寿命的差异以及资金时间价值的缺点。常用的有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和差额投资回收期法。动态评价方法即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比较符合资金的运动，使评价结果更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常用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NPV）和内部收益率（IRR）。

在确定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案时，系统分析原理，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出发，全面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综合能力，确定投资目标。然后，从分析投资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入手，为实现投资既定目标，对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论证，选择静态分析指标（投资回收期和投资收益率），以及动态分析指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作为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以减少投资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效果，达到其经营目标。在对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时，需要对产品的成本情况和市场销量以及销售价格进行预测与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总的来说是由其购买动机的推动而发生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企业因素等，另一类是内在因素，即个性心理因素。因此，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能够影响投资的实现程度。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决策协商民主公共参与网络媒介素养公共新闻

Abstract:Anetworkofpublicengagementshouldbeestablishedundertheguidanceof“DeliberativeDemocracy”ifwearetoinstitutionalizetheinfluenceonpublicpolicy-makingbypublicopinions.TheeffectivefoundationandfunctionofpublicengagementrequirestheeffortsfromthePressinthefollowingtwoaspects:topromotepublicengagementconsciousnessandcapabilitythroughvigorouseducationofmedialiteracyandtocreatepublicengagementopportunitiesthroughpositivemovementofpublicjournalism.

Keywords:PublicPolicy-Making,DeliberativeDemocracy,CivicEngagement,MediaLiteracy,PublicJournalism

在民意型决策体制中，公众意愿及其变化成为政策与决策演化的依据。从短期来看，这一决策体制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把握动态变化的民意，成本相对更高；但长远而言，它可以降低失误型决策的机率，同时在出现合理失误的情况下，可以拥有公众分担责任与后果的社会心理机制。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民意诉求开始影响政府决策，譬如“网民推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修改”。从2003年起，由“肝胆相照”论坛发起的“对全国公务员录用中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规定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2004年8月1日至8月31日，人事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就《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网民对此予以了积极回应，仅指定邮箱就收到反馈电子邮件5300多封；2005年1月20日，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正式公布了政府部门录用公务员的全国统一体检标准，首次明确乙肝病毒携带者可以担任公务员。不过无庸讳言，目前民意影响决策尚未形成制度。若要使“民意型”决策方式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笔者认为：公共决策应以“协商民主”理论为指导去构建公民参与网络；有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需要多方合力，其中新闻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一、“协商民主”的概念及其相关意义

1、“协商民主”的基本概念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又译“审议性民主”、“商议性民主”。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他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1987年和1989年，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相继发表文章《论合法性与政治协商》、《协商民主与合法性》，真正赋予协商民主以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主编《协商民主》一书，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在书中他们都将自己看成是协商民主论者。作为对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理论的反思或一种可能性的替代，“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亦有学者开始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审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

何谓“协商民主”？政治学家从作为决策形式、作为治理形式、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三个角度分别对其进行解释；还认为其具有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理性等特征[1]。因此，概括而言，“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形式，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提出各种相关理由，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公开审议过程的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

强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与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强调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协商民主理论关注的则是聚合的具体过程，强调公民在作出选择过程中的深思熟虑与审慎[2]。它主张：民主的核心应是偏好的转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偏好聚合，主张公共政策必须经由公共协商的过程，通过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进行的讨论、对话和争辩而后作出决定。不过，协商民主吸收了自由主义与批判理论的长处，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与不足。

协商的参与者可划分为以下类型——作为公共权威机构的政府、多元利益格局中的个体、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族群、治理过程中的机构或团体参与者。他们参与协商过程，并对达成共识、形成具有合法性的决策承担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协商民主并不要求全体公民在相同或所有理由上保持共识以实现“全体一致”，而是认同詹姆斯·博曼提出的“多元一致”概念。这一概念“只要求公共协商中的连续合作，即使存在持续的意见分歧”[3]。

总之，作为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即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

2、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的意义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一文中曾论述：“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倾听别人的观点，包括对道德问题提供协商的空间，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4]。考察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将协商民主理论引入当前的公共决策非常必要。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话语机制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特征——在社会话语系统中，政治精英占据着制高点；知识精英的话语空间日趋扩张；经济精英用财富支撑其话语霸权；社会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利则往往处于文本的重视与实际的边缘化之间的尴尬境地。作为整合各种话语力量、平衡各阶层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也相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和失灵。

在公共决策中引入“协商民主”，至少具有以下积极意义：（1）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政府可以最大限度捕捉到决策所需要的信息。（2）协商民主有利于打破公共决策的封闭神秘色彩,满足公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增强决策过程透明度和公开化。（3）协商民主是弥补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有效方式（4）协商民主是有效整合政治精英论证、知识精英论证和利益团体政策论证的制度平台。（5）协商民主能够通过讨论、审议等过程赋予决策以合法性，从而有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此外，将“协商民主”引入公共决策还有利于培育公民精神。其一，协商民主有利于培养健康民主所必需的公民性格。如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尊重他人的需求和道德利益、妥协和节制个人需要等。其二，协商民主能够形成集体责任感。通过公开检视个人决策的结果和假设，协商民主将使人们清楚认识：政治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其福祉有赖于其承担属于自身的那份集体责任的意愿。其三，协商民主有利于构建参与持续性合作行为所需要的社会信任的基础。因为通过公开的对话、交流和协商，不同群体之间才能够加深沟通，从而维持一种深层的相互理解。

二、构建公民参与网络与“协商民主”

1、“公民参与网络”的内涵

“公民参与网络”（CivicEngagement）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随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民主治理和公共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的概念。

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其中，“网络”更是他极为强调的概念，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并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他指出：由于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因此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

在对意大利地方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中，帕特南发现：意大利北部地区具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它们充满活力；而南部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最终导致了南部和北部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由此，他将公民参与网络分为两类——横向的平等关系网络和垂直的等级关系网络。他还指出：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其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因为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此外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太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也不大可能被接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解决参与者集体行动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6]。

2、实现协商民主有赖于构建公民参与网络

现代公共政策理论都注重强调公民参与。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只有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地方层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日常生活过程的真正控制。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诸如工作地点这类地区中广泛的政策参与的机会，会极大地改变国家政治的背景。个人将有多种机会学习资源生产和控制中的重要事务。这样，他们就能较好地判断国家政治问题，评判政治代表的表现，并在有机会的时候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公私之间的联系由此将得到较好的理解”[7]。美国学者彼得斯在讨论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时，则概括出公共参与具有4个方面的作用：促进信息开放和交流；增强公民独立决策和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的能力；加强在表达利益要求中的协商、对话式民主机制；促使公民投入公共服务提供[8]。上文在阐述“协商民主”概念时也曾强调：强调参与是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由此，笔者认为：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协商民主有赖于构建密集的、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

其一，这有利于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开放结构。政府能否制定高品质的公共决策，取决于是否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而不同阶层的公民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政策制定，可以提供多方面的信息，诸如对公共问题的理解、公共问题解决的建议以及公民自身的偏好等；从而增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开、透明与回应性。其二，这有利于推动治理型政策网络的形成。治理型政策网络授能给民间社会，允许第三部门、私人企业组织一起与公共部门机构合作完成一个政策议题。而公民参与网络的特点在于网络中公共的、私人的以及自愿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灵活、模糊，相互交换资源以及协商共同目的的需要导致了“网络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在公民参与网络广泛而密集的地方，政策过程的模式会由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行模式转变为各方面共同参与的权力多向度运行的协调互动合作体系，由此推动治理型政策网络的形成，建立能够实现政策过程中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我国当前一些公共政策在制定中开始注重公民参与，如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在3月20日—3月27日和3月27日—4月6日两个阶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先后收到公民建议4769条和32791件。这些建议都被整理，其中部分建议还全文公布在中国人大新闻网上。公民的广泛参与让人欣喜，不过其中立法者急于否定不同意见的态度却值得商榷。如有报道称，因为外商强硬拒绝该草案，认为该法实施后会影响经济发展；对此，《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就表示这是外企为了争取利益而通过夸大其词来耸人听闻。协商过程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环境，对外商积极主张自身利益的观点不应只进行简单的妖魔化。惟有通过理性的交流探讨而非空洞的道德谴责，才能促使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合法性和集体约束力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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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仅仅只是构建横向的、密集的公民参与网络，还不足以支持在公共决策中实现协商民主。若将“协商民主”真正引入公共决策之中，公共参与过程中还应遵循以下原则：（1）鼓励以多元沟通形式确保每个人的真实声音能够呈现；（2）使倾听与发言受到同等的重视；（3）使个人经验与公共议题产生连接关系；（4）使彼此之间信任并建立伙伴关系；（5）使参与者针对议题本质所存在的观点重新建构整理；（6）鼓励进行分析与理性论证；(7)协助人们发展公共的判断及产生行动的共同基础；(8)引导人们将自己视为行动者并真实参与；(9)使参与过程与政府政策制定治理之间产生连接关系；(10)创造持续进行的过程而非孤立的事件[9]。

三、新闻媒体应如何构建公民参与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讨论社会转型问题时普遍运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概念。对此，陈卫星教授指出：真正的公共领域要求检验个人是否为政治群体的充分成员，是否行使公民责任和义务，也要求相应的政治制度方面的资源支持。因为“公民不仅仅是一个身份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即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否则，公民身份并不能保证积极自由的政治参与”[10]。由此，笔者认为：公共决策中构造公民参与网络的关键在于：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积极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创造机会。因此，新闻媒体应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1、大力实施媒介素养教育

我国缺乏公民文化的历史传统；西方式公民文化又难以传播；双重因素导致国人的“公民意识”普遍缺失。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去积极追求表达“异见”的权利；习惯于消极服从，而不是积极参与。表现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即是心理指向的侧重点都是“输出”而不是“输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国人的参与意识已明显增强，在公共决策中表现出强烈的输入愿望，这在“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订”、“个税起征点的上调”等事件中都有鲜明体现；但无庸讳言的是，参与意识的强度还远未达到理想境界。

如何才能增强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关键在于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何谓“人的现代化”？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著名学者英格尔斯曾为“现代人”总结出12条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概括为4个主要项目，即：现代人是一个见闻广博的、积极参与的公民；现代人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现代人能独立于传统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现代人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中外已有不少研究显示：新闻媒体是推动“人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特别指出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活力、社团和地方报纸之间的关系。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注意到：即使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凡处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下的人现代化程度比不处于其下的人高。英格尔斯则认为：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与个人现代性之间有一种相当规则而且很强的关系，并且明确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11]。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浙江进行了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所得结论之一就是：若受众接触媒介频度较高，时间较长，并偏好新闻性内容，则传统观念较少，现代观念较多[12]。如果只有输入的愿望，而无输入的知识和能力，那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只是镜花水月。因而在培养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基础之上，更应培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对此，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展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美国学者瑞妮·霍布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1）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2）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地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13]。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力、质疑力和判断力，还包括公众有效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因此，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公众以下方面的能力：理解如何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

2、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

美国学者A.维尔达夫斯基在提出“政治偏爱”和“制度偏爱”研究命题的基础上，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四种取向：忠诚—驯服、忠诚—参与、疏远—参与和疏远—驯服。其中，“忠诚”和“疏远”涉及个人对待政治系统的态度；“驯服”和“参与”是个人对待参与政治系统的态度。笔者以为：在以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下，忠诚—驯服和疏远—驯服是国人政治心理的两种基本取向。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培养更多具有忠诚—参与取向的公民。此类公民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还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过程；因此，必须给予公民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新闻媒体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非常必要。学者赵月枝在《维系民主》一书中就指出：“公共新闻与其说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它提醒我们“新闻业能潜在地帮助培养民主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构成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14]。

“公共新闻”(public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journalism）是一个于1990年前后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实践层面，它倡导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客体，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建构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年来，由于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公共新闻”开始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公众在网络论坛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

新闻媒体如何开展“公共新闻运动”？美国《威奇塔雄鹰报》的经验可资借鉴[15]。1992年，这家报纸联合当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台一起组织了主题为“人民的方案(PeopleProject)”、副题为“我们自己解决问题(SolvingItOurselves)”的活动。该活动共持续10周，先是由媒体对威奇塔地区的居民进行采访，一共做了193次各为时两小时的采访，调查居民对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对政府管理的认识。根据调查结果，报纸连续出版专刊发表了有关犯罪、公寓式学校、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压力等社区问题的报道；刊登服务性特写和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每期专刊都以深度报道形式分析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鼓励读者从多角度进行思考；读者以来访、来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出谋划策。报纸还为此专辟一个名为“起点(PlacestoStart)”的栏目，并在其中刊登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直接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电视和广播与报纸同时进行这些报道,为公共参与讨论提供了空中论坛。此外，《维吉利亚导报》总结出的该报做“公共新闻”的4点经验中，“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亦值得我们注意。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普通公众的思考能力，提升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同时亦可让媒体自身受到更多关注。

当然，开展“公共新闻”活动的运作成本不低。首先就需要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其次需要拓展报道的深度，对事件的报道不能只停留于其表象，而应深入分析其内在因素以及形成原因。如何降低所需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调查成本呢？首先，新闻媒体应该整合力量，积极、充分地利用“外脑”及“外力”。如2004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改版后推出“舆情”版（现名“青年调查”），运用报道的形式来反映调查数据，同时辅之以对相关访谈，访谈中注意平衡专业判断和公众常情。该版运用的数据来源渠道非常广泛，除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调查外，还有来自权威学术研究机构、大型门户网站、独立调查公司、国内各大高校、政府机关的职能部门、部分社会组织、专业期刊等进行的调查以及联合实施的调查。其次，鉴于“公共新闻”向“参与式新闻”发展的新动向[16]，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应该有效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媒体的“实”和网络论坛的“虚”决定了它们很难单独建立各自的公共领域模式，两者之间应该建立良性的互动、协商机制。

[注释]

[1]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P54-P56页

[2]参见[澳]John.S.Dryzek：《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P32页

[3]陈家刚选编：《协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P299页

[4]参见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2005-09-28

[5][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203-P204页

[6]同[5]，P205-P206页

[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339页

[8][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80-P83页

[9]同[3]，P107-P117页

[10]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437页

[11][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220页

[12]转引自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3页

[13]转引自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P29页

[1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著，沈荟、周雨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P166页、P188页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投资效益投资决策投资风险防范投资项目评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0月20日的数据，2005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7061亿元，同比增长26.1％，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必须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企业的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使用资金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未来五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建设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之一是不断提高投资效益，将经济发展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

1投资效益好坏是决定能否实现投资目的的中心内容

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投资活动具有当期的投资需求效应，即通过对各种投资品和资源的需求（包括人力资源），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活动的成果，将成为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满足将来社会可能的消费需要，这就是投资活动的供给效应。

就企业投资而言，投资（直接投资）就是把资金直接投入生产经营性资产，比如购买设备、建造厂房、购买生产原材料等，以便获得投资利润。它是企业运用资金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产业更新换代、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从投资活动全过程看，每个投资项目都有一个整体目标，即在一定时间内，按投资预算的要求，用最少的资金投入，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搞好项目建设，使其达到设计质量的要求，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在选择分析投资项目时，应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围绕投资效益这个核心，把项目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综合评价分析项目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以实现既定的投资目标。

2投资项目决策依据和若干标准

投资项目的决策，是指为实现一定的投资目标，在充分占有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条件，借助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若干备选投资方案中，选择一个满意合理的方案而进行的分析判断工作。对一个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除进行宏观投资环境分析和微观项目经济评价分析外，还要专门分析投资项目风险，运用系统分析原理，综合考虑每个方案的优劣，最后做出取舍。而且，投资项目决策，是服务服从于总体经营战略的要求，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战略、产品开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以及人力资源战略密切相关。投资决策的质量影响因素较多，主要取决于决策信息、正确的决策原则、科学的决策程序和优秀的决策者素质。

选择投资项目的主要依据是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仅是投资项目本身的一个工作环节，也是做出正确投资决策、进行项目设计和筹措资金的重要依据。可行性研究工作，就是对投资项目进行研究、分析、论证和评价，以确定项目是否符合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实施可行要求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对项目收益和风险的测算分析，判断投资和资金回收的安全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作为一种科学分析论证项目的方法，已普遍被世界各国采用。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在分析评价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时，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专业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中的宏观分析，主要是分析投资环境，即分析研究投资项目所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条件环境。具体内容有：①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首先是了解项目所在地（国）的政治环境，包括项目的审批程序、审批手续、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物资流通体制等与政府的管理体制相关；②经济环境对投资项目的影响；③法律环境。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能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既得利益，稳定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并不断扩大投资规模；④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主要内容是指当地居民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生活习惯、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⑤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分析项目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对于地理位置，应分析交通便利程度、地质情况和气候条件等；对于自然资源，应分析各种满足投资需要的物资资源的情况等。

因此，利用工程经济和系统分析原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分析，是降低投资风险，取得合理的投资组合，选择满意的投资决策方案，保证企业取得预期投资收益的必要前提。企业的一切经济行为，都要围绕取得经济效益服务。通常，在评价分析投资项目经济效益时，一般有两大类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和动态评价方法。静态评价方法即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主要用于项目方案的初选阶段。静态评价方法具有简洁、直观的优点，但有未考虑各方案经济寿命的差异以及资金时间价值的缺点。常用的有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和差额投资回收期法。动态评价方法即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方法。该方法比较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使评价结果更符合资金的运动规律，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常用的具体方法有净现值（NPV）和内部收益率（IRR）。

在确定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案时，应用系统分析原理，从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出发，全面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和自身的综合能力，确定投资目标。然后，从分析投资项目所在地的投资环境入手，为实现投资既定目标，对工程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论证，选择静态分析指标（投资回收期和投资收益率），以及动态分析指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作为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以减少投资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而全面提高企业的投资决策效果，达到其经营目标。在对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评价时，需要对产品的成本情况和市场销量以及销售价格进行预测与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总的来说是由其购买动机的推动而发生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企业因素等，另一类是内在因素，即个性心理因素。因此，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能够影响投资的实现程度。

3投资项目的风险识别与防范

当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时，不仅要考虑预期回报，还必须分析比较投资风险。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投资回报的波动幅度的大小。通过恰当的投资组合，利用投资资产的多样化，能够分散非系统风险。投资组合的结构包括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的最优化，以此来实现既定投资目标下的最佳回报。

由于项目投资特有的时间长、金额大、决策复杂、影响投资效果的因素多等特点，决定了投资项目风险较大。投资项目风险表现为政治法律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等方面。按投资项目的进度划分，项目投资的风险主要体现在：首先，在项目前期开发阶段可能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因素有：情况不明，仓促决策；方法不对，估算有误；考虑不周，缺项漏项；弄虚作假，不负责任；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其次，在项目实施阶段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有：建设施工工期拖延；工程与设备存在质量问题；项目建设组织管理不严。最后，项目投产运营初期阶段导致投资损失的风险有：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忽视人员素质的提高与培训；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许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重视项目投资风险预测，仅局限于不确定性分析中简单的风险技术分析，甚至只凭借经验和直觉主观臆断，对项目建成后可能出现的风险因素预测不够，为项目的实施留下安全隐患。因此，强化投资风险意识，做好投资项目前期工作中可行性研究的风险预测，制定防范和化解措施，是避免决策失误，不断提高投资效益，以及实现投资项目科学化的根本保证。投资项目的风险预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市场风险。如果不了解市场和变化趋势，项目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只有梳理清楚投资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后，才有可能避免重复建设，才有可能合理地利用有限资源，做出最佳决策，获得最好的投资效益。巨大的市场空间并不代表投资项目所占的市场份额，只有通过市场营销战略研究和组织实施，同时对行业竞争状况及潜在竞争对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准确发现适合于项目产品的市场机会。

（2）资源及原燃料、动力供应风险。在科学发展观的引导下，企业的投资活动需要统筹资源和投资的关系。首先，要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客观要求出发，研究资源的约束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制约；其次，也要从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投资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投资项目，并减少各种浪费，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因此，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需对原材料，尤其是资源性原材料的储藏量、开采量或生产量、消耗量及供应量予以高度重视。对项目所需原燃料、动力的供应条件、供应方式能否既满足项目生产需要同时经济合理地加以利用，认真加以落实。

（3）技术工艺风险。投资活动作为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应该在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中，既要处理好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问题。又要充分考虑技术可行性基础上的自主创新空间。通过投资项目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消化吸收，有可能产生自主和创新的跨越式发展机会，并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集合一定时间内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会较快产生经济效益。

（4）资金风险。对投资项目而言，资金筹措是先落实投资项目资本金后，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筹集银行信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外商资金等。加强投资项目筹资风险防范，需重点分析筹资渠道的稳定性，并严格遵循合理性、效益性、科学性的原则。尽量选择资金成本低的筹资途径，减少筹资风险。

（5）投资建设风险。投资项目厂址选择必须符合工业布局及城市规划要求，并靠近原料、燃料或产品主要销售地，靠近水源、电源,交通运输条件及协作配套条件要方便经济。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要满足项目厂址选择需要,总体布置要紧凑合理,尽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投资设施布置应符合国家的现行防火、安全、卫生、交通运输及环保生态等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通过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多厂址比选，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

投资项目还包括：项目管理风险、环境风险、人力资源风险、不可抗力等。实质上，风险贯穿于整个投资项目的始终。通过提升投资决策水平，减少因投资决策失误带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杜绝在狭小领域的同业过度竞争，则完全有可能从投资源头上控制投资方向和金额，减少各种投资浪费，不断提高投资效益。同时，也只有加强投资风险防范，避开形形色色的隐性或显形的投资陷阱,才有可能减少损失，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的投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汉亚．当前投资领域的效益问题[J]．投资研究，2004（9）

2王庆水．企业投资决策怎样才能科学化[J]．经济论坛，2004（15）

3陈佳贵．企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6

成本动因（costdriver）是指引起产品成本发生的原因。这些原因构成了成本的决定性因素（determinant）。由于各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同，影响其成本的因素也会不同。到底什么是影响企业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呢？对于传统的管理会计而言，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产量就是唯一重要的成本动因。这是与传统的制造业下，直接材料与直接人工占制造成本较大比重的情况相联系的。随着新制造环境的出现，产品的成本性态发生了改变，使得传统成本计算方法对成本信息的扭曲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作业成本法的诞生。在作业成本法下，许多过去不被重视的各种作业计量尺度如材料移动次数、定单数量、准备次数等都被看作成本动因。但无论是产量，还是材料移动次数等都是作为客观的被动的成本动因用于成本分析，可以把它们称之为作业性成本动因。事实上，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影响成本的因素的话就会发现，比作业性成本动因对成本影响更大的因素委实不少，这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战略成本动因。

所谓战略成本动因是指从战略上对企业的产品成本产生影响的因素。与前述作业性成本动因相比，它具有如下特点：

（1）与企业的战略密切相连，如企业的规模、整合程度等。

（2）它们对产品成本的影响更长期、更持久、更深远。

（3）与作业性成本动因相比，这些动因的形成与改变均较为困难。

战略成本动因可以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structuralcostdriver）与执行性成本动因（executionalcostdriver）。由于这些成本动因在成本计算中常不予考虑，因此常常被传统的成本管理所忽视。这样，成本动因就可以按其对成本影响的程度划分为战略成本动因和战术成本动因，两类成本动因分别从基础经济结构和作业程序两方面影响企业的成本姿势（costposition），并为企业改变其成本地位提供了能动的选择。对成本这样研究和划分，就能从经营战略的意义上作出成本决策，为我国企业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

二、结构性成本动因与成本决策

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决定企业基础经济结构如长期投资等相关的成本动因。其形成常需要较长时间；而且一经确定往往很难变动；同时，这些因素往往发生在生产开始之前。因此必须慎重行事，在支出前进行充分评估与分析。另外，这些因素既决定了企业的产品成本，也会对企业的产品质量、人力资源、财务、生产经营等方面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对结构性成本动因的选择可以决定企业的成本态势。结构性成本动因主要有：

（一）规模经济：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在价值链活动规模较大时，活动的效率提高或活动成本因可分摊于较大规模的业务量而使单位成本降低。几乎每一主要价值活动都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规模经济对企业价值活动成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规模经济使企业可以不同的方式或更高的效率进行更大范围的活动。

（2）规模经济的更大销量增加了分摊无形成本如广告费用和科研费用的能力。

（3）规模经济使支持该活动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或间接费用的增长低于其扩大的比例。不过，企业规模的扩大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当这种负面影响超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正面效益时，便会导致规模不经济。

规模经济在不同的价值活动和不同的产业中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有的价值活动而言，世界性规模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或成本的降低，而对于其它一些价值活动来说，影响其成本的最显著的因素可能是全国规模、地区规模、工厂规模、项目规模、生产线规模甚或是每个定单的规模。对于不同的企业，对其最有利的规模类型是不同的。企业应该选择敏感性最强的规模类型充分发挥其规模优势。

（二）整合程度：上述规模经济与水平一体化相关联，而整合程度指的是垂直一体化程度。整合（integrate）是指企业为了为自己所负责的业务领域更广泛更直接，在本企业业务流中向两端延伸至直接销售、零部件内制和原材料提供等。

企业的纵向整合程度会对成本产生影响。整合程度的提高可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或成本的降低。主要表现在：

（1）它可避免使用市场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如采购费用和销售费用。

（2）它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附加值。相当于把供应商或销售商的利润转移到企业内部。

（3）整合可使企业减少对供应商的依赖程度，是确保稳定供求的一种重要手段。（4）整合可以带来联合作业的经济性，就象钢材生产如果直接从炼铁工序运送到工艺加工中不需重新加热的道理一样。

（5）整合可能带来各种无形资源的积累。包括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情报和售后各方面的情报来源的确保、支配力和影响力的确立和技术知识的积蓄等。

（6）建立专卖店及其送货政策，可减少假冒伪劣商品对企业的冲击。

加强整合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然而，整合并非总是带来成本的降低，在许多情况下其结果可能正好相反，因为

（1）整合需要资金的大量投入；

（2）整合会造成企业组织弹性的降低，容易丧失灵活性；

（3）整合也许会带来成本的提高；

（4）整合程度过高可能形成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的关系冷淡乃至恶化的情况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资产重组与企业购并是我国企业界的热门话题，了解整合这一结构性成本动因正好可以使企业在购并决策过程中充分地考虑整合对于企业产品成本产生的长期影响。企业必须详细评估整合的优点和缺点，视实际情况决定各价值活动整合的程度。企业既可以选择整合的策略，也可以选择解除整合的竞争策略，而解除整合的策略往往被企业领导者所忽视。当整合的自制成本已高于外购成本，影响了企业灵活选择竞争策略时，可以考虑降低现在的整合程度或解除整合。

（三）学习（learning）与溢出：企业价值链活动可以经过学习的过程提高作业效率从而使成本下降。通过学习降低成本的因素有：

（1）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用户信息的反馈对企业的作用。表现为根据市场的反映改善产品的设计，提高优质品率。

（2）通过逐步改善厂房布置、生产排程、作业进度降低成本。

（3）通过工人活动量的累积使劳动熟练程度提高。

（4）通过对同业和外部专家顾问的学习而不断改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

学习的作用因时而异，因而企业的学习策略而不同。首先，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的企业其学习效应会有很大区别。学习的效应在企业刚建立时会表现突出，而在企业发展非常成熟的阶段可能不太明显。其次，对于价格敏感性较强的行业，学习的作用会更为显著。另外，学习还存一个溢出的问题。即学习的成果可能通过咨询顾问、新闻媒体、前雇员和供应商等渠道从一个企业流到另一个企业。

（四）地理位置：企业的地理位置可以若干种方式影响成本。主要表现在：

（1）由于工资水平和税率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差异，影响了企业的工资成本和纳税支出。

（2）企业所处环境的交通便利程度及可利用的基础设施的状况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3）企业所处气候、文化、观念等人文环境，不仅影响了产品的需求，而且影响了企业经营的观念和方式。

（4）地理位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才的流入。处于拥有优越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较高的生活水平城市的企业往往能吸引更多的人才。（5）地理位置对营运成本有重要的影响。相对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商的地理位置是影响购货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相对买方的地理位置会影响企业的促销成本和销售成本如运费。

由于地理位置对几乎所有价值活动成本均有影响，所以要求企业在进行厂址店址的选择、工业或商布局活动中慎重行事。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成本动因作为取得成本领先优势的策略。企业利用地址位置之一成本动因改善其成本地位的策略可以是重新设定各种活动的地点。

（五）技术：技术是影响企业成本的又一重要因素，任何企业都涉及到大量技术，技术包含于企业的每一价值活动中，它对成本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方面，它可以独立于其它成本动因作用于成本；另一方面，它还可通过改变或影响其它成本动因间接地影响成本。技术的采用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成本。只有那些企业能保持其成本领先地位的技术变革能为企业带来持久的成本优势。技术变革并非总能降低成本。首先，技术的开发或引用本身需支付较高的成本。其次，技术变革可能带来较大的风险。在技术革新迅速、产品日新月异的行业，技术的先行采用者可能因过早行动而面临所引用技术迅速被淘汰而又无力更新技术的窘境。

针对技术这一成本动因，企业的战略主要涉及两大问题：

（1）采用何技术？企业应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持久性成本优势的技术，技术革新的成本必需与得到的利益相平衡。

（2）在所采用的技术中寻求领导地位，还是采取技术追随的战略？若此项技术竞争对手无法仿效或企业创新的速度能超过竞争对手模仿的速度，则技术领先能够持久，企业可以采取技术领导的战略。

三、执行性成本动因与成本决策

执行性成本动因是指决定企业作业程序的成本动因。它是在结构性成本动因决定以后才成立的。而且这些成本动因多属非量化的成本动因，其它成本的影响因企业而异。这些动因若能执行成功，则能降低成本，反之则会使成本提高。执行性成本动因主要有：

（一）生产能力运用模式：生产能力运用模式主要通过固定成本影响企业的成本水平。由于固定成本在相关的范围内不随产量的增加而改变，当企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提高，产量上升时，单位产品所分担的固定成本相对较少，从而引起企业单位成本的降低。对于固定成本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而言，生产能力运用模式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产量的上升会带来单位成本的明显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提高并不总是意味着企业效率的改善。有的企业产量提高而销量不变会造成成本降低的假象。因为产量提高所引起的固定成本的分摊基础扩大造成了单位成本的下降，而这部分被分摊的固定成本实际上全部转入了库存。这是我国一些企业产品滞销而仍存在利润的原因之一。所以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提高应以产销一致为前提。

（二）联系：所谓联系，是指各种价值活动之间彼此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内部联系；另一类是企业与供应商（上游）、客户（下游）间的垂直联系。

1、企业内部联系。企业内部各种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遍布整个价值链。例如基本生产和维修活动的联系、生产作业和内部后勤的联系、广告和直接上门推销之间的联系、品质控制与售后服务之间的联系。针对相互联系的活动，企业可以采取协调（coordination）和最优化（optimum）两种策略来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所谓协调，是指通过改善企业内部各车间、各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使活动间配合融洽，信息充分沟通，从而整体的作业效率最高。例如，改善生产和采购协调可以降低库存。最优化则是通过工作流程的重整和工作品质的提高，使工作效率提高，进而降低成本。

2、垂直联系：垂直联系反映的是企业活动与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主要是供应商的产品设计特征、服务、质量保证程序、产品运送程序和定单处理程序等。这些联系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结构。

例如：

（1）供应商供料的频率和及时性会影响企业的库存。

（2）供应商原料的包装方式会影响企业的原料处理成本。

（3）供应商的生产技术应用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开发成本。改善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常常会使对方都获得降低成本的良好机会，如供应商将大批的巧克力用液体形式而不是十磅重的的条块形式交货可以减少糖果商重新融化巧克力块的工艺成本，同时，供应商也避免了将巧克力制成条块式和包装的费用。但这种协调必须由上下游厂商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同样的，企业与下游销售之间的联系也会影响其成本结构。例如：

（1）销售渠道仓库的位置会影响企业的运输费用。

（2）销售渠道的搬运技术和产品处理技术会影响企业的包装成本。

（3）销售渠道推销或促销活动可能降低企业的销售成本。正如与上游供应商的联系一样，与销售渠道的联系同样可以为企业和下游销售渠道提供同时降低成本的机会。但是，有时候为了降低企业的销售成本必须要求销售渠道提高某些成本。若降低的成本超过销售渠道提高的成本，企业可以采取给销售渠道支付补偿的作法。

（三）全面质量管理：与传统质量管理不同的是，全面质量管理强调质量管理的范围应是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企业的每一名员工都要承担质量责任。全面质量管理的宗旨是以最少的质量成本获得最优的产品质量。并且最低的质量成本可以在缺点为零时达到，因为对错误的纠正成本是递减的，所以总成本会保持下降的趋势，直至最后的差错被消除。故全面质量管理的改进总是能降低成本，对于质量成本较高的企业来说，全面质量管理会是一个重要的成本动因，能给企业带来降低成本的重大机会。

这项成本动因要求企业大力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树立强烈的质量意识，从企业的整个范围，设计、生产过程的各阶段着手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真正做到优质高效。

（四）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企业的行动是众多具体个人行动的总和。企业各部门的每一名员工都与成本直接相关，只有依靠全体员工的互相配合，共同努力，企业才能将成本置于真正的控制中，才能实现成本管理目标。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对成本的影响具体中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显性的成本，如物耗高，设备利用率低，废品率高。另一方面是隐性的成本，例如人员不团结，职工情绪低落，对企业漠不关心。

传统的成本管理会计可计量的、按照成本核算制度计算的成本为核心内容，以物治人，现代成本管理则要求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治物，充分组织和动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员工对企业投入的向心力，从而达到充分降低成本，取得竞争优势的目的。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决策气球平衡报道

AbstractAstheeconomydevelopsandthepoliticsimproves,Chinahasbeengraduallymovingtowarda“ParticipatorySociety”.Governmenthasbeentryingtodropthetraditionaldecision-makingmodeofproposinganddecidingatthesametime,rather,itsetsoffa“balloon”totestthepublicresponsebeforefinalizingapublicpolicythatconcernstheinterestsofmostcitizens.Thisessayreviewsseveraldebatesonissueslike“extendingworkingtenures”,analyzesthemthroughrelatedpublicpolicytheoriesandjustifiesthenecessityofreleasing“policyballoons”.Pressandmediashoulddiscardtheoutdatedconception,fullypracticethebalancingstrategyandreportactivelyandresponsibly.

Keywordspublicpolicy,policyballoon,balancedreporting

现代社会是“参与性社会”（participatorysociety），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他或她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讨论的社会、学习的社会，试验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1]它建立在鼓励和尊重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相关部门开始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一改过去“谋”与“断”一步到位的政策制定模式为“谋”与“断”的适当反复，增加政策的透明度。

9月份有关“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就是一例。

对于是否要延长退休年龄，学界争论已久。早在2000年，就有专家提交《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的报告，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目前，在“白色浪潮”对社会养老已形成一定压力的状况下，有关政策的出台并不想一蹴而就；而是先通过新闻发言人之口向媒体披露消息，将考虑制定政策的意图公之于众，以此来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这表明我国已出现一个良好趋势：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有关部门开始施放“决策气球”来试探舆论。退一步讲，即使不是主观意愿，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何谓“决策气球”？笔者认为可以理解为：它是在某个公共问题已经形成并有一定的政策诉求后，有关部门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与否、该如何制定时，尽可能广泛地听取舆情民意的一种试探性方法，具体做法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有关信息，以激发利益取向不同的公众参与讨论，各抒己见，建言献策。

在我国，施放“决策气球”是一种新颖的做法，赞成者称道这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但也不乏反对意见，如认为在一些涉及民众利益、比较敏感的问题上，不能随意信息，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起舆论混乱，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2]对此，我们将通过回顾两个典型事例——都江堰“杨柳湖工程”停建和“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来探讨：施放“决策气球”有无必要？新闻媒体对此该持何种态度？需要具体运用哪些策略？

一、典型事例回顾

1、都江堰“杨柳湖”工程的停建

“杨柳湖”工程距离都江堰世界遗产核心区仅350米，很可能会对文物保护、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损害。但有关部门事先没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而是采取了绕过审批程序，先开工、后报批的工程建设模式。为了获得支持，2003年4月28日，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就此邀请四川省水利、文物、建设、环保、遗产管理等方面的领导和专家到实地勘察并论证。会上反对建坝呼声强烈，但是管理局仍坚持继续上马，并在6月5日，再次组织论证，将持反对意见的专家排除在外。7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张可佳采写的报道《世界遗产都江堰将建新坝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后，杨柳湖工程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形成了一个报道的高潮，央视一套的《新闻30分》、《焦点访谈》以及《南方周末》等纷纷前往都江堰调查采访。8月初，在媒体广泛报道后，由建设部等单位组成的专家调查组前往都江堰进行调查，并提出质疑。8月26日，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递交统计报告，给出两点意见：该工程不宜上马，要慎重；在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暂停杨柳湖前期工作。8月29日，在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省长当场表态“不能上”，大坝的各项工作暂停，工程论证也同时停止。

2、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

2004年9月8日，《北京晨报》最先发出报道，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首要是女性的。由于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这则新闻就像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强烈。在新华网发展论坛，在8日早上的7点59分，就有网友上首贴，截至到当天晚上的11点27分，已经有330条回复，绝大部分持否定态度。[3]此后数天，对这则消息，全国媒体都在跟踪报道、展开讨论。以时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在9月9日就有4篇，如《信息时报》的《“推迟退休”只会加重社会负担》、《中国青年报》的《延长退休年龄的隐忧》、《南方都市报》的《延长退休年龄不是减压妙方》、《南国早报》的《延迟退休别按下葫芦浮起瓢》。由于公众舆论对延长退休年龄主要持反对态度，9月13日晚，在中央台的《经济信息联播》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表示“退休年龄，在研究，这个问题很敏感，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最后的抉择”。随后几天，讨论仍在进行。9月17日，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对此正式表态说，“延长退休年龄并不是当前中国立即需要实行的政策”，同时透露正在吉林、黑龙江开展试点。

二、施放“决策气球”是必要的

在哲学意义上，公共政策所主张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适应的过程。任何高效益的政策都是以一个良好的政策制定系统为基础的。重视这一过程，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回顾，参照现代公共政策的特征、基本价值标准和制定的基本准则，笔者认为在许多政策制定过程中施放“决策气球”是必要的。

1、现代公共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化

现代公共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问题具有相关性。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因素都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任何系统都与其他系统密不可分。据此，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就不能只考虑现实的、直接的、直观的政策后果，还必须同时考虑未来的、间接的、潜在的政策影响。二是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公共政策的目标选择也随之具有多重性。不同的政策目标在理论上可能会出现悖论，在实践上也不乏冲突的存在，进而形成公共政策的选择困难。三是政策问题具有动态性。节奏明显加快、价值多元化和动态变化性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特征，公共政策问题相应地形成了较强的动态性。

2、公共政策的政治公正标准和社会可行标准

从宏观上说，任何公共政策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中，都包括政治公正标准和社会可行标准。政治公正标准主要有以下两个内涵：一是除法律特别规定保密外，现代公共政策讲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透明度，讲求公众发表意见的合法途径，讲求新闻监督。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公开性，公民及公民团体才可能了解公共政策是否合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二是公共政策必须符合利益普惠的原则，即“公共政策由其性质所决定，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公民谋取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谋取利益”。[4]社会可行标准主要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政策宣示后可以较为顺利地推行。具体说来，即指既定政策有良好的国民基础，至少不会遭到社会普遍的或一部分人的强烈抵制；同时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或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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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众舆论是公共政策决定的重要准则

政策决定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将决定政策执行、反馈、修正的难易程度。影响政策决定的因素很多，如个人价值观、党派认同、选区或地区的利益、公众舆论、传统或惯例等。其中，“公众舆论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5]，尤其在那些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政策中。这是因为从“应然的”意义上来说，由于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公共事物管理的被授权、被委托的地位和职能，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质，政策决定理当尊重民意。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聪明的决策者都明白，在公众已形成明确、集中而强大的价值倾向的情况下，顺应民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参照以上的理论，事先“延迟退休年龄”的消息来试探民意是有必要的。现代政策问题日益复杂，如退休年龄的延迟不仅仅只关乎养老金的支付，还会涉及到年轻人就业、普通职工的生活状态、现行《劳动法》的修改等一系列问题，它们之间不乏冲突的存在。利益取向不同的群体对此事就态度迥异，部分公务员、科教人员非常肯定；而大龄“蓝领工人”、下岗职工等则强烈反对，如果贸然出台政策，其公正程度和社会可行性将会大打折扣。

“杨柳湖”工程的停建，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公众舆论的反对。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但“杨柳湖”工程可能会违反“都江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唯一性原则”。消息一经披露，众多专家、广大公众的一致反对，全国180多家媒体都介入了报道，最终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了决策，该项工程被叫停。试想，如果在工程立项之前试探一下民意，会这样虚耗人力物力么？

三、新闻媒体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如上文所言，施放“决策气球”这一新颖做法值得提倡。对此，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应该积极参与报道，引导公众讨论，力求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这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1、新闻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

就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言，至少有三类主体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制定过程。新闻媒体属于其中第三类——社会非法权主体，即“在正式的法律规定中其行为属于非政策行为，但实际却可以影响甚至深深影响政策决定的社会主体”。[6]新闻媒体主要是通过传播社会舆论来介入的，它负有为那些“缺少声音”的公众讲话的责任，成为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虽是宪法原则之一；但实际中，作为个体的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机会很少，民意很难通过正式的制度渠道进入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中去。

2、改善我国公共政策报道状况的需求

“新闻是人们对其生活作出合理决策所需的信息。”[7]这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在总结新闻定义时提出的原则之一，着重强调新闻的决策功能性。对此，西方的一些主要媒体做得很好，它们历来以公共政策的权威报道为己任。而囿于一些过时的观念（如认为保持一定的神秘性有利于维护政策的权威；以为政策制定的由头、制定中遭遇诘问和反复修正等过程一旦被公众知晓，会影响政策的严肃性），我国的公共政策报道，尤其是针对决策过程的报道，在传媒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实现。有论者认为，目前媒体“较低水准的公共政策报道，常常不能满足主流人群的关注与兴趣”[8]。

对“决策气球”的报道，新闻媒体要解放思想，跳出陈旧观念的樊篱。同时，在具体操作实践中，还须讲求一定的报道策略，将可能潜在的负面影响消弭于无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施放“决策气球”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媒体在报道时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不能为了抢新闻而捕风捉影。如2004年12月28日，有媒体报道科技部一位官员在的留学人员代表座谈会上透露，为吸引更多优秀海外人才，中国正在考虑效仿印度，为海外专才实行“双重国籍”的优惠政策。后经核实，这是记者对该官员讲话的误解所致。该官员在会上并未谈及中国考虑“双重国籍”的问题，其原话为：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境外留学人员的吸引，例如印度采取了“双重国籍”的方式，而我国是采取“永久居留权”作法——也就是所谓的“绿卡”。此外，媒体的报道要有权威的信息源。关于双重国籍这个问题，有决定权的是公安部和人事部，所以对双重国籍问题放“决策气球”的不可能是科技部。记者如果事前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就不会从改变双重国籍的角度报道该官员的谈话。其三，“决策气球”的报道要留有回旋余地。如此次有关“延长退休年龄”的报道最早出现在《北京晨报》上，信息源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为了避免绝对化，新闻中着重强调发言人“并没有透露政府何时会对公民的退休年龄作出调整，只是说这个工作是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正在着手研究。”

其次，在报道新闻时应遵循“平衡报道”的原则。“平衡报道”源出于西方新闻学，是西方新闻报道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1980年出版的《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就指出：“新闻报道应当求得平衡、公正和客观。”在中国大陆，孙旭培在研究我国报道方法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报道经验，也于80年代就提出了新闻报道的平衡的概念[9]。运用“平衡”的报道方法，可以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能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能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这样就能更准确地反映事物及其内外联系，寓倾向性于全面、客观、公正之中，使人更加信服。同时也可以较好地对舆论进行调控，因为通过平衡报道，社会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会加强各群体之间的交流，避免极端意见的出现，有利于社会谅解和社会整合。

“重大的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的问题经人民讨论”。回顾“杨柳湖工程”的停建、“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论等事件，可知一项公共政策尤其是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其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利于增进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施放“决策气球”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媒体对此应该持肯定态度，并采取慎重和有效的策略进行报道；而广大民众应该积极参与讨论，理解和包容可能会出现的某些偏差。

注释：

[1]【美】赫伯特.阿特休尔：《从弥尔顿到麦克卢汉》，纽约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页

[2]陆高峰：《“延长退休年龄”新闻的反思发言人不能乱发言》，《信息时报》，2004年9月21日

[3]新华网发展论坛2004年9月8日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

[4]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5]转引自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6]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7]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循证医学知识管理知识整合

1循证医学的概念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意为遵循证据的医学。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临床医疗决策模式，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医学领域关注的新热点。循证医学实践的过程必须基于现有的最佳证据，结合医生个人的经验和来自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并尊重患者的选择和意愿，从而保证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在循证医学的模式里，每一项临床决定都应该基于现有最佳的研究证据之上，证据就是知识，知识管理是循证决策系统的基础。要想顺利地推进循证医学实践，必须注重知识管理能力的开发。

2循证医学实践中的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是组织提高创造力的手段和过程，是对知识资源进行的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与方法。在知识管理研究中，根据知识外程度的不同，将知识分为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存放在各种文件、报告、文章、手册、专利、罔形、图像、录音、录像、软件等文献中，能够用语言、义字、科学公式、公理、图像、计箅机程序等清楚地表达来，如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科研结果、门诊病历、药品说明等都属于显性知识。性知识易于编码、存储、交流和共享。隐性知识是指蕴藏在人的大脑中，未经系统化和正式化的知识，难以编码、表达和共享，属于主观个人化的知识，如医护人员与病人的交流能力、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体会等。

2．1显性知识管理

临床医生在每天的日常医疗工作中，会产生有关疾病预防、病阗、诊断、治疗及预后的信息需求，实施循证医学实践的第一步是将这些信息需求转化为医生要提的临床问题。其中提临床问题的依据包括：病史、实验室检查、体格检查结果以及医生的临床医学知识等。医生只有对这些性知识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找准临床问题，才能带着问题去寻找最佳证据。

循证医学实践中强调医疗决策要基于当前可得到的最佳证据．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研究都可以被视为循证医学的证据。应用于循证医学实践的证据必须符合真实性、重要性、实州性的特征。正规的统编教材及专业学术期刊是循证医学实践中比较可靠的证据来源。但是，面对浩如炯海的证据资源，寻找并判断…最佳证据，需要临床医生有较高的检索、评价和利文献的能力。他们必须做到制定合理的检索策略，熟悉数据库的结构特点，了解网络资源的分布，根据循证医学对证据的要求，在检索的文献中判断最佳证据。循证医学实践的对象是个体的患者，所以将证据应用于患者时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例如患者的病情、年龄、经济条件等。

2．2隐性知识管理

循证医学实践要求将个人经验与所获得的最佳证据与病人的意愿整合在一起，做…决策。这就需要临床医生有较好的交流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以患者为中心去考虑问题，能够与患者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在耐心交谈的过程中，充分了解患者对治疗的顾虑及意见，了解患者的心理及所处的社会状态，同时也让患者了解治疗方案中的循证医学证据。正确的医疗决策离不开医生的临床经验。来自实践经验的隐性知识对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做正确的医疗决策十分重要。这些知识在书本中难以得到，不易表达和被模仿，包括临床思路、手术中的手法技巧、罕见的药物不良反应以及医疗失误中学到的知识等。

2．3知识整合

知识整合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知识进行综合和集成，实施再建构，使单一知识、零散知识、新旧知识、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经过融合提升，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循证医学实践需要临床医生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拟采用的诊治方案中权衡利弊，将现有的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整合起来，做最适合患者的医疗决策。

3提高知识管理能力的措施

3．1加强循证医学教育

为了更好地推进循证医学实践，医院应该为医生提供系统循证医学教育的机会，培养医生存循证医学实践时需要的各方面的能力，如文献检索和严格评价的能力。医生应该树立主动学习、终身教育的观念，对于医疗行业现的新成果、新技术能主动去了解和掌握。

3．2重视隐性知识的挖掘与利用

对于医院来讲，隐性知识是医院知识的主体，是保证医院工作质量的关键。隐性知识的挖掘和利．能力将成为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关键。医院应根据隐性知识的特点，采取措施，提高隐性知识的利州水平。医院应为员T提供方便、快捷的沟通平台，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激励制度，鼓励医生进行知识交流与创新，激发他们的表达欲望和表达能力。而医生应该注重知识获取和积累，将自己的隐性知识总结、提升为理性认识，将性知识片断整理、归纳，存知识共享、知识交流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循证医学实践能力。

3-3创造知识管理的环境

对于要引入循证医学实践的医院来讲，应该有完善的网络环境、良好的数据库资源以及大量的针对临床医生的继续教育项目。通过日常例会、疑难病会诊、学术研讨会、家讲座等形式，为临床医生的知识交流创造机会。构建学术梯队，在日常医疗工作中使经验丰富的医生与年轻医生之问实现知识转移。同时，计算机网络为知识管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医院可以通过构建知识地冈、知识仓库来进行知识管理。利州BBS或Blog建立医院内部学术交流的空间，为临床医生总结经验和分享知识提供平台，临床医生可以交流工作中；到的问题；同时，他们也可以使用个人知识管理软件来管理自己的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3．4构建学习型医院文化

要提高知识管理能力必须形成学习知识、分享知识的医院文化。知识共享有利于整个学习型组织的共同进步。医疗队中成员的互相信任、团结合作是进行知识共享的基础。知识交流和知识共享不仅不会使知识拥有者的知识减少，反面可以使知识内容增值。在良好医院的文化氛围中，培养临床医生分享知识的价值取向；知识和信息在交流和分享过程中，使医疗队的知识得到融合和升华。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9

市场因素对分销渠道的设计有重要影响。企业在选择销售渠道道时，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潜在顾客在何处?顾客的数目、地理分布、收入、购买习惯以及对不同销售方法的反应如何?他们的信息要求如何?他们对服务的偏好怎样?他们对价格有多敏感?等。

首先，市场容量。如果产品的市场容量较大，企业应利用中间商来扩大自己的市场销售、以逐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反之，如果产品的市场容量较小，企业可采取直接渠道销售。

市场范围。产品销售的市场地区范围较大，企业则应选择间接渠道经销。有些产品的销售市场比较集中，只在某一个或几个地区，则可以考虑采用短渠道或直接销售的方式，或者生产企业直接卖给零售商，如生产资料市场比较集中，适宜于集中销售。

其次，潜在顾客数量的多少。如果潜在顾客数量较少，企业可以选择直接销售渠道;反之，潜在顾客数量较多，企业则可考虑使用间接渠道销售。另外，生产商在推出新产品时，易采用短渠道策略，在潜在需求逐步变为现实需求时，市场容量变大其渠道也应向多层次发展。

消费者购买习惯。各地区的消费习惯会有不同，即使同一地区的顾客，对各类消费品购买习惯也都不一样。这些习惯，包括愿意付出的价格，购买的时间、地点及对于服务的要求，都影响到销售渠道。比如在美国，超级市场和自助食品店成为基本的食品零售渠道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高收入、大容量冰箱、家庭汽车、对冷冻食品和方便食品的认可以及准备食物的态度。许多购物者在去商店时总一次购买一周的东西，他们有足够的钱、足够的冰箱空间和足够的运能力把大量的食物从商店搬回家中。超级市场与传统的食品店相比更能以低价位

再次，竞争性。市场中的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争夺营销渠道。当竞争较为激烈时，企业在市场中建立分销渠道则需选择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渠道，这时应是越短越好，因为这样容易见成效。

顾客需求的稳定程度。需求较稳定的产品，企业可选择直接销售渠道;反之则选择间接销售渠道。

二、产品因素对营销渠道的影响

产品的特点对销售渠道的选择起着重要作用。如:联想、海尔、一汽都是业绩斐然的大中型企业，他们的自身渠道建设，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经销模式。深圳华为公司正好相反，华为公司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主要靠直销，华为公司主要的销售手段就是直销。公司从1998年成立，靠2万元的资金发展到今年一年销售达到100个亿的销售规模，主要是依靠一个很好的全国性的直销网络。为什么华为公司采用这种直销的方式，不像联想、海尔的方式呢?主要是跟这个行业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华为公司主要是在通信行业，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面向的客户比较单一，他们主要面向电信部门、邮电部门，还有一些专网、专业的通信部门。这样的行业比较单一，客户比较集中，不是很分散，可以采用直销方式进行。另外它的产品技术比较杂，每一台机器都有它的特点，有一些安装调试都需要比较高的技术，需要比较复杂的操作。这样的话，它的售后服务，对用户的服务，就要求很高。

首先，产品的体积与重量。体积庞大和笨重的产品应尽可能缩短分销途径，以节省运输和保管方面的人力和物力，往往采用直销或商经营方式。例如，电冰箱、洗衣机等商品一般由制造厂直接向零售商销售。有时也可在零售商中选择一家代为分配。如机械设备，一般只经过一个环节，甚至取消中间环节，由生产者直接供应用户。

其次，产品的价格。单价高的产品，可采用直销方式，尽量减少多层次分配渠道。采用最短渠道的目的是降低中间费用，以增加价格上可能取得的优势。如果产品单价低，企业要保持一定盈利，必然要增加销量，这必须依靠批发商，增加产品的辐射面，所以要采取较长的、较宽的渠道，才能达到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再次，产品的技术服务要求。如果产品的技术性较高，需要较强的技术服务，企业则应选择直接渠道销售，由可控的销售人员来完成销售更加有效。例如计算机就是一种昂贵的、复杂的并需要根据顾客的需要来作解释和应用分析的产品。公司培养的销售人员或销售工程师可以很好地承担起为计算机购买者提供信息服务的任务。

三、走出营销渠道误区

需注意，营销渠道能为消费者创造效用，但顾客的偏好必须谨慎确定，因为对营销规划能否成功来说，产品附加效用创造得过多或过少有同样的危险。例如，个国际建筑产品制造商为了强调快速服务而采用有无线通讯设备的送货车，这在美国就犯了服务过多的错误。该公司自诩从接到顾客订货要求到货物送达建筑工地最多只要两个小时。这项服务的成本已计入该公司的产品中。尽管该公司的服务非常优异，然而在美国其产品却处于严重的价格劣势。顾客们高度评价该公司的服务，但在实际购买时却宁愿选择送货较慢因而价格低得多的竞争对手的产品。该公司的竞争对手以低价格的形式将成本节约传递给了顾客。在这里，对于美国的顾客而言，价格比时间更为重要。

分析市场营销渠道时，另一种常见的错误是仅从组织(Institution)本身出发。许多人一谈到市场营销渠道马上就会想起批发商、商、零售商、经销商和各种各样的中间人。这样思考的危险是，这些中间商并不总是存在。研究市场营销渠道必须从市场这一端开始，分析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必须履行的各种职能。

参考文献：

1.《销售与市场》杂志编辑部，营销渠道企业的无形资产，《销售与市场》杂志，2007-07-3。

2.牛海鹏，渠道合作与伙伴营销，《销售与市场》杂志，2008-07-26、3.苏勇、陈小平，渠道关系:从交易型向伙伴型转变，《销售与市场》杂志，2006-07-20

决策管理论文范文篇10

本文就投资决策中所存在的不同期权分四种情况进行探讨。

投资决策或称资本预算，是关于资本支出的决策过程，它是企业最重要的财务决策。对于企业来说，重大项目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企业业绩的好坏，甚至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延缓决策可能会丧失机会，而仓促上马却可能导致灭顶之灾。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最早采用的是投资报酬率、投资回收期等指标，这些指标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是非贴现的评价指标。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的投资评价指标的出现，是投资决策的一次革命，使得投资决策过程更为科学和合理。但这些投资决策仍存在如下缺点：①对投资项目的评估仅从静止的角度来考虑，不但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是确定的，管理的行为也是僵化的，只对是否立即采纳投资做出决策，没有考虑管理会创造价值及其创造价值的大小；②项目评估是单纯的项目评估，没有考虑项目之间的联系；③评估着重于考虑项目产生的现金流量本身的价值，对项目现金流量的市场价值没有做出应有的评估。

为克服这些缺点，可将学的最新发展-期权原理引入投资决策之中，考虑期权的投资决策模型的出现，是投资决策的又一次革命。在期权法下，管理者拥有的可根据变化了的未来状况而改变其未来行为的灵活性，即管理者决策的价值将被考虑，得到评估。但是，期权思想于投资决策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净现值法，而是对其的“扬弃”，将投资机会的价值考虑进去，可称为扩大的净现值法。

一、期权及其定价方法

期权是指对特定对象物的选择权。这种权利只能在某一天或某一天之前行使。任何一种期权都具有如下共同特性：期权所有者具有权利而非责任按预先约定的日期或在约定的日期之内以确定的价格购买或出售某项资产-期权所对应的原生资产。期权作为一种衍生证券，体现的是一种合同关系，期权购买者即持有者从期权出售者那里购买期权，如果期权持有者要求期权出售者履行合同的话，后者必须履行，但如果前者认为履约对已不利的话，却可以单方面撤销合同。期权作为一种金融商品具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期权的交易对象是一种权利，即买进或卖出特定标的物的权利，但并不承担一定要买进或卖出的义务；第二，这种权利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超过规定的有效期限不行使，期权即自动失效；第三，期权具有以小搏大的杠杆效应。期权合约的买者和卖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这表现在买者拥有履约权利而不负担义务以及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上。对买者来说，他在价格有利的情况下行使期权可能取得无限的收益，而他所承担的最大风险只是为购买期权所支付的期权费，对卖者则相反。这意味着期权投资者能以支付有限的期权费为代价，而购买到可能无限盈利的机会。

按照其合同规定的是购买原生资产还是出售原生资产的权利，期权分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按照期权行使的方式，可分为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美式期权可在期权到期日之前的任何一天行使；而欧式期权只能在到期日当天行使。期权合同的购买方取得了一种权利，是要付出价值的，这种价值就是期权的价格。

BLACK-SCHOLES对期权定价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了著名的用于不付红利股票的欧式买方期权定价的BLACK-SCHOLES定价模型。即：

C=SN（d1）-Xe-rtN（d2）

C：看涨期权的价格

t：期权距到期日的时间（年）

S：股票现价

X：期权行使价格

e：对数的底

r：（连续计利的）无风险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