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模式范文10篇

决策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外交决策；决策模式；微观—宏观关联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两种宏观层次上的理论模式认识到了社会环境与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忽视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间行为的互动作用，也低估了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各国的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国际关系重大决策的制定方式，对国际体系整体演变过程的冲击，比人们开始时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决策汇合在一起，最终渐渐改变了国际体系的面貌和运作”②。

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choicemodel)，它以人类的理性为理论前提，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政策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而决策也就是政府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所面临的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中选择出一种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对外政策方案的过程。在外交决策问题上，该理论模式认为：争夺权力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都最大限度地增强其国家实力。不管决策的性质如何，其目的都是增加一国的权力或是防止对其权力及威望的损害。决策者使用各种奖惩手段，以便用最佳的方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以官僚机构为分析的轴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分割，国家只是相互联系着的机构的集合体，政治领袖居其顶端。在极端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内的部门和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的结果。

在现实的对外决策中，决策单位往往是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小集团。欧文·詹尼斯在其著名的“小集团思维”研究中发现，重要决策由一组人来制定时，决策质量可能会明显降低。“‘小集团思维’最终限制了对各种行动方案的客观批评，压制了自由争论，影响了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准确掌握和对问题的正确定性。”③

心理认知模式（Psychologicalcognitivemodel）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上，认为，“人类进行复杂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基本认知结构的生理性限制。人类诊断问题、进行归纳推理，最终做出选择的过程不仅受到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客体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且受制于主体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在决策方面，生理学和心理学制约着逻辑学”④。

心理认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只能依靠他们的讲话和著作，而决策者的话语在数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资料的稀缺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先天不足。从分析角度来讲，心理认知模式由于过分关注个人及其思维过程对决策的影响，使得他们很难更全面地思考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对外政策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决策模式的运用也因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社会环境、政治体制、领导人性格和问题的性质等而相应地变化。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理论模式的区别，“将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概括或是归纳出分析框架。因此，应当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寻求恰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整体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现象”⑤。

因此，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需要把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在我们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一般来说，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理解存在相对性。在一个层次上是宏观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微观的。在理解不同层次变量的演变过程时，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为了保证概念的清晰和前后一致,我们在应用这些术语进行具体外交政策分析时,仍然需要更明确的定义。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意义上,微观层次被定义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宏观层次则是指“社会现实或社会领域”⑥。在本文的研究中,微观层次指决策者（决策者个人及决策团体），而宏观分析则集中于国际（与制度和结构相关）和国内（社会方面和政治体制）因素。（见表二）

外交决策中的国际体系层次

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⑦。沃尔兹重视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性,认为生存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更加重视互动过程的作用。例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制衡的对象应该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实力只是威胁的一个标准，还应该加上地理距离、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⑧。外交决策中的国家层次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坚持国家中心论，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动机、内容和结果，分析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和大国的外交及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是国际的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决策者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外交决策中的决策者层次

马克斯·韦伯重视领袖在决策中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经由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⑨。赫尔斯曼（Helmsman）利用艾利森的官僚组织模式分析外交政策的制订：“政策是由有着不同动机、观点和利益的部门共同制订的，其形成是一个说服、妥协和建立共识的过程”⑩。不同组织和不同官员要同时照顾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习惯于寻找各种理由把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并力求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此，外交决策常常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官僚组织乃至个人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⑾。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发表了探讨外交决策者心理过程的论文《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对决策者所认识的环境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区分，将决策环境分为行为环境和心理环境：“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条件和事件的实际情况（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如何想象它们（心理环境）。”⑿区分这两种决策环境的意义在于，在外交决策实践中许多决策者是在他们的心理环境而非行为环境中形成认识和做出判断的。由于国际关系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外交决策中更容易出现两个环境不一致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分析了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个外交决策理论的知识谱系主要由此三个层次建构而成。所以，我们建立一种综合的视角，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即微观——宏观关联模式，这样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更有效。

这里应当说明，微观——宏观关联模式中相互作用的渠道、机制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们可能随时间、空间和特殊问题的变量而异。因此，该模式并不打算构筑一个“宏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想。确切地讲，“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和限度，理论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由它对特定事实的解释程度决定的”⒀。微观——宏观关联方法只是建构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研究外交政策问题的起点。

注释：

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14页。

③《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21页。

④JaniceGrossSteinandRaymondTanter,RationalDecisionMaking,OhioStateUniversityPress,Columbus，1980,p.7，转引自王鸣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外交决策理论》《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页

⑤《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6页。

⑥赵全胜：《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页。

⑦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⑧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M].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

⑨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AnOutcomeofInterpretativeAnalogy,editedbyGuentherRothandClausWittich,Vol.2.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1393。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⑩⑾Allison,GrahamT.,EssenceofDecision.Boston,Little,Brown,1971,p.28

决策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物流服务组织模式；决策动因；对应分析

一、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不可能脱离外部协作关系独自成长起来。这不仅是供应链管理思想发展的根源，也是引导企业合理处理自身生产/服务活动组织策略问题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企业要想发展，整合外部资源是必须的。如今，物流业务作为企业生产/服务主业之外的第三方利润源，日益显示出其在提升企业综合运营管理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而企业对物流服务组织策略决策及实施的正确与否，也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该企业在供应链资源整合中的地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及当前与长远收益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第三方物流（theThirdpartylogistics，3PL）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逐步拓展开来。人们逐步认识到3PL是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的有效方法[1]。一方面，由于企业将物流业务通过各种组织策略模式外包给3PL可以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服务水平、降低风险以及更好的关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因此在世界范围内，3PL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3PL在产业中的利税增长率平均达到了5％～10%[2]。2002年～2005年间全球物流费用总支出平均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物流市场份额占全球物流总支出的10%左右；从1996年～2005年，全球物流市场年均增长率为15%。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调查显示，中国2005年3PL的市场规模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比2004年增长了30%。预计在2004年～2010年间，我国3PL规模的年均增长幅度将达到33%，近90%的企业将会选择新型的现代物流服务企业进行综合物流业务的外包[3]。因此，3PL在我国的发展前景相当良好。

但是，从现实角度讲，物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本身是多样化的，不同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资源特征、经营能力以及经营战略的不同应分别选择不同的物流服务模式。这不仅是有针对性的提升单个企业效益的前提，也是构筑规范的物流服务市场秩序，形成供应链网络系统中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合理流动与衔接顺畅，建立优质企业资源整合平台的基础。此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尽管我国现阶段的3PL外包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人文心理、企业现状及政策导向等特殊因素的存在，必然在主、客观环境角度影响企业的物流组织策略决策及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选择自身的物流组织模式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简单的任务完成与成本降低，站在企业所在系统与环境角度，从更广和更深层次的角度看待该决策过程所体现出的系统整合性与环境和谐性将是物流服务活动向成熟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及环境框架角度对企业的物流组织模式策略问题进行研究，探究决定与影响企业物流组织模式的动因因素，把握他们对物流策略行为的影响程度。为此，本文将采取对应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二、物流服务组织模式动因因素框架的搭建

从文献检索来看，目前针对企业业务外包、物流外包以及3PL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探讨物流外包功能、作用及意义的文献较为丰富。略加以总结可以看出，人们比较认同的物流外包的首要原因主要有：3PL可以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从而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以降低物流成本[4，5]、3PL可以提供专门及高效的物流服务从而提升服务水平[6]、企业通过将物流业务外包给3PL可以更加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发展[7]。除此之外，众多学者也提出了其他物流外包的原因，如：物流外包可以减少资产投入[8]、可以降低投资及运作风险[9]、可以灵活应对全球贸易的复杂性、可以增加物流运作的灵活性[10，11]以及技术进步为物流外包带来了可能的和便利的条件[12]等等。Mohammed和Chang（1998）[13]曾对物流外包的动因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包括商业全球化、技术发展、第三方服务的功能、管理方式的改变等等均被认为是影响物流外包的主要动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较多学者围绕分企业物流外包的动因进行了分析，但从系统性角度深入、全面的分析企业物流服务组织策略多种及综合模式的研究成果尚未形成。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企业进行物流服务组织模式选择时的动因因素，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我们首先构筑了环境因素框架。该框架的搭建，一方面是根据企业战略管理、企业运营管理、供应链管理、约束理论等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主要是根据目前我国企业运行的实际环境及状况，从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所在供应链系统的硬、软环境因素的二维结构进行构建。此外，除基本因素外，基于长远收益目标考虑的辅助因素以及外包时必须满足的生产能力、时限性、质量以及诚信度等基本约束关系也是必须考虑的。

该环境框架基本涵盖了可能导致企业采取不同物流服务组织策略的全部动因的相应归属。也就是说，从大类角度讲，组织策略改变的动因不可能脱离企业的内、外部因素及其所在供应链系统的硬、软环境因素。环境框架虽然是全面和具体的，但以之作为调研的因素显然过多而不可取。为此，在形成调研问卷之前，首先对33家企业（包括22家物流服务的客户企业、11家物流服务的提供企业）进行了预调研及面对面访谈。通过调研及访谈，我们抽取能够既反映环境框架基本内涵，又方便调研问卷形成和实施的主导因素。同时，通过环境因素的直接动因挖掘过程，形成能够被所调查企业接受的直接动因量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方便的进行大量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

三、对应分析相关理论

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analysis）是解决社会科学数量研究中对品质型变量进行分析，研究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基于图形分析的直观有效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由荷兰Leiden大学DTSS课题组研制，于SPSS11.0版本之后新增的应用程序[14]。对应分析以两变量的交叉列联表为研究对象，利用降维的方法，通过图形的方式直观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联系，对于多分类品质型变量的研究特别适合。一般来讲，对应分析的基本步骤可描述如下[15]：（1）编制交叉列联表并计算概率矩阵P

编制两品质变量的交叉列联表，见矩阵X：

（4）绘制行列变量分类的对应分布图

将F和G中的元素分别看成c个二维点和r个二维点绘制在一个共同的坐标平面中，形成对应分布图，各点的坐标即为相应的因子载荷。

研究对应分析图主要应注意两点:第一，观察变量分别在第一维（横轴）和第二维（纵轴）方向上的区别情况,如果同一变量不同类别在某个方向上距离较远,说明这些类别在该维度上区别较大；否则说明这些类别在该维度上区别不大。观察应以区别较大的维度为主；第二，比较不同变量各个取值分类间的位置关系，落在从图形中心（0，0）点出发相同方向上大致相同区域内的不同变量的分类点彼此有联系。

当前，在企业物流组织策略研究领域特别是围绕外包的实证研究领域尚未采用对应分析方法展开，因此运用该方法对于深入研究企业的物流服务组织策略行为、拓展企业物流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四、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

我们的研究样本分别选自全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被调研对象主要是企业的物流部门经理或物流部门相关人员，保证问卷填写的可靠性。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50份，剔除无效问卷44份，得到合格问卷206份。其中，主营业务为冶金、建材、汽车（含零部件）、家电、电子、机械、食品、石化、纺织、服装、批零等各类工商企业均占到一定份额。企业性质、业务范围、员工数量、总资产及销数额分配情况分别见表1所示。分析可知，调查中较大规模的公司较多，可以反映市场的主流情况；且样本分布较为均匀，具有普遍性意义。

（二）问卷设计

1．问卷结构设计。调研数据采用结构式调查问卷来获取。问卷中的问题根据环境框架中可能影响企业物流组织策略决策的动因设定，量表采用5分制，由“较次要”、“次要”、“一般”、“较主要”和“主要”构成，以直接反映各项决策动因因素对企业制定物流组织策略决策的重要程度，同时也便于企业中问卷填写人直接作答。

2．问卷问题设计。为了准确全面研究影响企业物流组织策略的各项动因因素，我们将可能引发企业物流外包及自营的动因归结为表2所示。调研问卷的问题将根据表2的动因项设定，从而通过对应分析找出企业当前物流组织策略形式同决策动因之间的相关关系。

五、对应分析

调研统计结果显示，在206份收回的问卷中，其物流组织策略形式为全部外包的有63份，全部自营的19份，部分外包、部分自营的121份。通过将统计数据输入SPSS15.0版本软件进行对应分析处理，三种不同的物流组织策略形同表2中不同决策动因之间的对应关系结果如图1所示。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物流服务需求方实体企业的调查分析，运用对应分析的方法对当前影响我国各类性质企业物流服务组织模式决策行为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各因素与组织模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由图1可知，当前物流业务为全部外包的企业，其比较看重的物流组织策略动因因素主要集中于图1中的区域Ⅱ，当前物流业务为全部自营的企业，其比较看重的物流组织策略动因因素主要集中于区域Ⅰ和Ⅳ，而当前物流业务为部分外包、部分自营的企业，其比较看重的物流组织策略动因因素则主要集中于区域Ⅲ。

对于当前物流业务为全部外包的企业，其认为企业将物流业务外包的最重要因素为动因5，即“为了减少或转嫁物流活动的投资风险”；其次为动因12，即“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都不愿意承担物流任务”。对于可能导致企业将物流业务自营的原因，他们则看重动因24，即“本企业所拥有的物流基础设施、人才以及物流管理水平高于外部物流公司”和动因26，即“企业内部某领导者的私人关系及其利益，导向物流自营活动”。

对于当前物流业务为全部自营的企业，其认为企业将物流业务自营的最重要因素为动因20，即“本企业战略追求大而全的需要”。对于可能导致企业将物流业务外包的原因，他们则看重动因4，即“为了推广企业知名度、树立企业品牌和提升品牌竞争力”。

决策模式范文篇3

关键词地方政策过程模型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广义而言,地方政策决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狭义而言,仅指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所谓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是指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策过程模型做一个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

过程模型一:“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

我国的政权组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政策。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就表现为“中央政策(一般政策)—地方政策(特殊政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由于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层级节制体系,因此,实际的地方政策过程比上述过程模型要复杂得多,即在“中央政策—地方政策”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中间环节。例如,对于县级地方政策来说,其过程表现为:中央政策—省级政策—市级政策—县级政策。因此,对县级地方政策制定过程来说,不仅有一个“中央政策—地方政策”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上级地方政策—下级地方政策”的关系问题,我们简称上级政策与下级政策的关系。一般说来,从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或上级政策与下级政策的关系看,中央政策或上级政策具体化为地方政策或下级政策的过程是:

第一,中央政策一旦通过,便以文件的形式或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到地方政府。在我国,中央的重大政策一般以文件的形式逐级向下传达。先传达到上一级地方政府,由再上一级地方政府传达到下一级地方政府,依此类推。

第二,地方政府接到中央文件后,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学习,并开展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央文件精神,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

第三,上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政策进一步向下一级地方政府传达。下一级地方政府不但深入学习中央政策,还必须领会上级地方政策的精神,并对本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中央政策为指导,根据上级地方政策的具体要求和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地方政策。

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中央政策—上级地方政策—下级地方政策”模型,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基础上的。因此,中央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制约程度取决于中央集权的程度。在过去中央高度集权时,地方很少有自主权,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只是一个照搬中央政策的过程,地方政策缺少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全国各地出现了政策上一刀切的现象。由于我国地大人多,各地条件不同,中央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只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在具体措施上只能由各地方去确定。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央政策—上级地方政策—下级地方政策”的过程模式简单地理解为后者照搬前者的过程,而应该看成一个内容不断具体化、措施不断特殊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政策是一种利益机制,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关系。中央政策所反映的是全国的整体利益,而地方政策所反映的则是地方的局部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也存在矛盾。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就地方分权问题进行过多次试验,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58年的权力下放,但不久又将权力上收了。这也表明过去我们对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关系的处理还是处在不断探索、完善之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和深入,我国对政治体制、政策制定和执行体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相应改革,总的方向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即扩大地方自主权。毫无疑问,这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政策失控,出现了所谓“打擦边球”、“踩红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过程模型二:“民主—集中”过程模型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重要的组织原则,也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不但具有一般意义,而且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民主集中制对政策过程的一般意义,曾经有过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把民主和集中看成同一政策过程的两个阶段,民主即是政策制定的阶段,而集中则是指政策执行的阶段,并认为这两个阶段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另一种解释是,认为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包括了民主和集中两个阶段,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所谓民主,就是首先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谓集中,就是要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政策。因此,政策过程的“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就表现为先民主、后集中。我们理解的政策过程的民主集中制,绝大多数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以上我们对“民主—集中”过程模型的讨论,仅仅是从一般政策过程而言的。从地方政策过程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不仅包含了以上两层含义,而且包含了第三层含义,即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地方政策过程中,“民主—集中”模型在上级地方政府(直到中央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表现为“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关系。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听取本地方有关单位和成员(即下级)的意见,提出地方政策问题;所谓“集中”,是指在提出政策问题后,请示上级,在征得上级同意前提下将该问题列入政策议程;“再民主”则是指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地方政策;“再集中”即是指本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报上级批准或备案。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形成的这种几上几下的过程,也可简略地称之为“民主—集中”过程。地方政策过程中的“民主—集中”过程模型较好地解决了政策过程中决策参与和决策统一的矛盾。决策参与和决策统一是一对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正确地制定政策的实践问题。如果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决策参与和决策统一对立起来。多元决策论认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是指有无数的观点、个人、团体、思想和价值观争夺权力,即通过竞争而获得影响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换句话说,在多元主义看来,没有政治的多元化就没有民主,政策过程中的民主与集中是截然对立的。这种观点从政策过程来看,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政策统一问题。政策的统一只有通过集中来实现,没有集中如何实现政策的统一?在美国已经有人认识到这种绝对民主化的多元主义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与此相反,精英决策论认为政策是由一些为数不多的掌权人物作出的。这种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政策制定过程的集中性。但是,它的中心命题是制定政策的并不是群众,政策并不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在事实上排除了政策过程的民主性,同样是不可取的。

“民主—集中”过程模型是对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真实描述,在我国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的那样,这一过程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此,在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只要真正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民主—集中”过程模型进行决策,就能够做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又能够保持政策的统一性。

第一,我们所说的民主不是多元主义所说的绝对民主,而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一种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对民主进行指导和领导,目的不在于限制民主和压抑民主,而在于充分发扬民主,以确实保证各方面的各种意见能够充分发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指导和有秩序的领导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保障机制。我国地方政策过程的民主行为,就是在必要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集中指导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中领导”,即要在当地领导机关的组织下进行;二是特殊意义上的“集中领导”,这就是地方政策的制定要以上级政策为依据并要向上级组织报告或由上级组织审查或备案。

第二,我们所说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民主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的综合统一。在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集中不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一种行为,而是民主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是民主的进一步升华。即是说,集中是对通过民主途径所获得的各种意见、建议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综合分析过程,通过这种综合分析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达成一致的政策。这样的“集中”既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政策过程的特点,也是我国政策过程的优点。

第三,地方政策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也反映出政策体制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从政策体制的角度来看政策过程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民主是分权在政策过程中的反映,而集中则是集权在政策过程中的反映。政策过程中民主的存在,表明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政策制定权。而政策过程中的集中要求,则表明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必须以中央政策为依据,特别是不得与中央政策相违背。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政策,并在总结地方政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央政策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过程。

过程模型三:“领导—群众”过程模型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民主过程表现为群众的决策参与;集中过程则是表现为领导者的决断和选择。因此,在我国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与“民主—集中”过程模型相一致,还存在着一个“领导—群众”过程模型。

所谓“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是指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既注意发挥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两种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集思广益,有利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群众路线。关于群众路线的内容,简略地将它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其中特别谈到“从群众中来”与政策制定的关系。从政策制定过程看,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说领导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政策方案的形成,包括方案的提出和论证、评估,都需要一定的智慧和经验。智慧和经验从何而来,只能从群众中来。所以,领导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此其一;其二,政策,无论是中央政策还是地方政策,均应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要在政策中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政策制定者即领导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情绪,把握群众的需要和要求。这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应有之义。“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主要是指领导执行政策的过程。但从检验政策的正确性的角度看,也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这里“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所描述的就是一个“领导—群众”或“群众—领导”的政策制定过程模型。即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由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到领导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的过程。这里所谓“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所描述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可以称之为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因为作为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往往是只反映群众中某个人或某个单位的事实、经验和要求,因而具有个别性的特点。而集中的系统的领导意见往往属于从个别总结出来的“一般口号”,因而具有一般性的特点。对整个政策制定过程来说,群众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原材料,而领导的主要作用则是把原材料加工成产品。没有原材料固然制造不出产品,没有加工工厂也同样制造不出产品2。因此,政策制定过程中既不能没有群众,也不能没有领导,它是一个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央政策的制定过程如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如此。当然,对于地方政策来说,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不仅仅是本地方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而且还有一个把当地群众的意见与上级领导意图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正确地把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这既能反映出政策制定者的水平,也是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不同于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所在。

地方政策在我国国家政策体系中属于一种执行性政策,绝大多数地方政策处于中央政策或上级政策与具体执行方案的中间层次。它既要与中央和上级的政策精神相一致,又要具体反映本地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地方政策一方面要受上级政策和上级领导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受本地群众意见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级领导的观点与本地群众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但这种基本一致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会发生特定矛盾。当群众意见与上级领导的观点发生矛盾时,往往给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带来一定困难。一般来说,这种困难与上述矛盾正相关,即矛盾越大,给地方政策制定者所造成的困难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所以,在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按照“领导—群众”过程模型决策,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领导的观点和群众意见、要求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策制定者如何解决上述矛盾?这就要求一方面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并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注意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群众意见吸收到地方政策中去;另一方面要掌握好中央政策和上级政策,深入领会政策精神,寻找出上级政策精神与本地群众愿望要求的结合点。总之,我国地方政策是领导和群众相互作用的结果。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处于本地群众与上级领导的中间交叉地位。他们既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又要向上级领导反映这些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既要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上级的有关政策精神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又要向上级领导报告本地方的政策方案并争取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批准。善于把正确的群众意见、愿望、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因地制宜的地方政策,这是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正确处理好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之间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领导—群众”过程模型的核心内容。

基本模式: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一个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因此,我们在探讨了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之后,将进一步探讨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问题。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制定过程模型决定的。当然,地方政策的从属地位对其也起影响作用。

第一,我国地方政策的几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所谓“一体化民主”,是说这种民主不仅具有民主自身所要求的“多”的特征,而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特征。在“中央—地方”过程模型中,地方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必须接受中央政策的指导,另一方面又必须因地制宜,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政策。“民主—集中”过程模型也是这样。“民主”要求群众参与,收集“多”方面的意见;而“集中”则要求对“多”方面的意见进行综合统一。这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体现了“多”与“一”的一体化。“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所描述的动态过程是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而在“从群众中来”这一前半过程中,核心的内容是将群众的“分散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多”到“一”的过程,是“多”与“一”的一体化。由此可见,一体化民主构成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决策模式范文篇4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决策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地方政策过程模型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广义而言,地方政策决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狭义而言,仅指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的。所谓地方政策的决策模式,是指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下面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策过程模型做一个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

过程模型一:“中央—地方”或“上级—下级”过程模型

我国的政权组织体系属于中央集权制类型。其特点是国家的重大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策主要是具体落实中央的重大政策。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包括了地方政策制定的内容,即依据中央政策并结合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政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具体政策措施。因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

但是,由于中国地大人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各异,中央政策往往只是一些原则规定。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既是对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但又不能是中央政策的机械照搬。从制定过程而言,中央政策是制定地方政策的前提。作为前提,它也可以看成地方政策制定过程的逻辑起点。这样,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就表现为“中央政策(一般政策)—地方政策(特殊政策)”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说的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

由于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层级节制体系,因此,实际的地方政策过程比上述过程模型要复杂得多,即在“中央政策—地方政策”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中间环节。例如,对于县级地方政策来说,其过程表现为:中央政策—省级政策—市级政策—县级政策。因此,对县级地方政策制定过程来说,不仅有一个“中央政策—地方政策”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上级地方政策—下级地方政策”的关系问题,我们简称上级政策与下级政策的关系。一般说来,从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或上级政策与下级政策的关系看,中央政策或上级政策具体化为地方政策或下级政策的过程是:

第一,中央政策一旦通过,便以文件的形式或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到地方政府。在我国,中央的重大政策一般以文件的形式逐级向下传达。先传达到上一级地方政府,由再上一级地方政府传达到下一级地方政府,依此类推。

第二,地方政府接到中央文件后,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学习,并开展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央文件精神,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

第三,上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政策进一步向下一级地方政府传达。下一级地方政府不但深入学习中央政策,还必须领会上级地方政策的精神,并对本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中央政策为指导,根据上级地方政策的具体要求和部署,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地方政策。

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中央政策—上级地方政策—下级地方政策”模型,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基础上的。因此,中央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制约程度取决于中央集权的程度。在过去中央高度集权时,地方很少有自主权,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往往只是一个照搬中央政策的过程,地方政策缺少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全国各地出现了政策上一刀切的现象。由于我国地大人多,各地条件不同,中央政策对地方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只能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在具体措施上只能由各地方去确定。因此,我们不能把“中央政策—上级地方政策—下级地方政策”的过程模式简单地理解为后者照搬前者的过程,而应该看成一个内容不断具体化、措施不断特殊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政策是一种利益机制,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关系。中央政策所反映的是全国的整体利益,而地方政策所反映的则是地方的局部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也存在矛盾。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就地方分权问题进行过多次试验,较大规模的一次是1958年的权力下放,但不久又将权力上收了。这也表明过去我们对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关系的处理还是处在不断探索、完善之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和深入,我国对政治体制、政策制定和执行体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相应改革,总的方向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即扩大地方自主权。毫无疑问,这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政策失控,出现了所谓“打擦边球”、“踩红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过程模型二:“民主—集中”过程模型

民主集中制是我党重要的组织原则,也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它不但具有一般意义,而且具有特殊意义。

关于民主集中制对政策过程的一般意义,曾经有过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把民主和集中看成同一政策过程的两个阶段,民主即是政策制定的阶段,而集中则是指政策执行的阶段,并认为这两个阶段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另一种解释是,认为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就包括了民主和集中两个阶段,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所谓民主,就是首先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谓集中,就是要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政策。因此,政策过程的“民主—集中”过程模型就表现为先民主、后集中。我们理解的政策过程的民主集中制,绝大多数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以上我们对“民主—集中”过程模型的讨论,仅仅是从一般政策过程而言的。从地方政策过程看,“民主—集中”过程模型不仅包含了以上两层含义,而且包含了第三层含义,即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地方政策过程中,“民主—集中”模型在上级地方政府(直到中央政府)与下级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表现为“民主—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关系。所谓“民主”,是指通过听取本地方有关单位和成员(即下级)的意见,提出地方政策问题;所谓“集中”,是指在提出政策问题后,请示上级,在征得上级同意前提下将该问题列入政策议程;“再民主”则是指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地方政策;“再集中”即是指本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报上级批准或备案。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形成的这种几上几下的过程,也可简略地称之为“民主—集中”过程。地方政策过程中的“民主—集中”过程模型较好地解决了政策过程中决策参与和决策统一的矛盾。决策参与和决策统一是一对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一矛盾,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正确地制定政策的实践问题。如果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决策参与和决策统一对立起来。多元决策论认为,政策决策的民主性是指有无数的观点、个人、团体、思想和价值观争夺权力,即通过竞争而获得影响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换句话说,在多元主义看来,没有政治的多元化就没有民主,政策过程中的民主与集中是截然对立的。这种观点从政策过程来看,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政策统一问题。政策的统一只有通过集中来实现,没有集中如何实现政策的统一?在美国已经有人认识到这种绝对民主化的多元主义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与此相反,精英决策论认为政策是由一些为数不多的掌权人物作出的。这种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政策制定过程的集中性。但是,它的中心命题是制定政策的并不是群众,政策并不反映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样在事实上排除了政策过程的民主性,同样是不可取的。

“民主—集中”过程模型是对我国政策制定过程的真实描述,在我国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分析过的那样,这一过程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此,在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只要真正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民主—集中”过程模型进行决策,就能够做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又能够保持政策的统一性。

第一,我们所说的民主不是多元主义所说的绝对民主,而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一种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对民主进行指导和领导,目的不在于限制民主和压抑民主,而在于充分发扬民主,以确实保证各方面的各种意见能够充分发表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指导和有秩序的领导本身就是民主的一种保障机制。我国地方政策过程的民主行为,就是在必要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集中指导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中领导”,即要在当地领导机关的组织下进行;二是特殊意义上的“集中领导”,这就是地方政策的制定要以上级政策为依据并要向上级组织报告或由上级组织审查或备案。

第二,我们所说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对民主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意见的综合统一。在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集中不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一种行为,而是民主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是民主的进一步升华。即是说,集中是对通过民主途径所获得的各种意见、建议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综合分析过程,通过这种综合分析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达成一致的政策。这样的“集中”既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政策过程的特点,也是我国政策过程的优点。

第三,地方政策过程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也反映出政策体制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从政策体制的角度来看政策过程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民主是分权在政策过程中的反映,而集中则是集权在政策过程中的反映。政策过程中民主的存在,表明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政策制定权。而政策过程中的集中要求,则表明地方政府必须执行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必须以中央政策为依据,特别是不得与中央政策相违背。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政策,并在总结地方政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央政策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过程。

过程模型三:“领导—群众”过程模型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民主过程表现为群众的决策参与;集中过程则是表现为领导者的决断和选择。因此,在我国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与“民主—集中”过程模型相一致,还存在着一个“领导—群众”过程模型。

所谓“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是指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既注意发挥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两种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集思广益,有利于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理论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群众路线。关于群众路线的内容,简略地将它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领导方法,其中特别谈到“从群众中来”与政策制定的关系。从政策制定过程看,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说领导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政策方案的形成,包括方案的提出和论证、评估,都需要一定的智慧和经验。智慧和经验从何而来,只能从群众中来。所以,领导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此其一;其二,政策,无论是中央政策还是地方政策,均应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要在政策中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政策制定者即领导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情绪,把握群众的需要和要求。这也是“从群众中来”的应有之义。“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主要是指领导执行政策的过程。但从检验政策的正确性的角度看,也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这里“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所描述的就是一个“领导—群众”或“群众—领导”的政策制定过程模型。即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由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到领导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的过程。这里所谓“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所描述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可以称之为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因为作为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往往是只反映群众中某个人或某个单位的事实、经验和要求,因而具有个别性的特点。而集中的系统的领导意见往往属于从个别总结出来的“一般口号”,因而具有一般性的特点。对整个政策制定过程来说,群众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原材料,而领导的主要作用则是把原材料加工成产品。没有原材料固然制造不出产品,没有加工工厂也同样制造不出产品2。因此,政策制定过程中既不能没有群众,也不能没有领导,它是一个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央政策的制定过程如此,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如此。当然,对于地方政策来说,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不仅仅是本地方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而且还有一个把当地群众的意见与上级领导意图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正确地把上述两者结合起来,这既能反映出政策制定者的水平,也是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不同于中央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所在。

地方政策在我国国家政策体系中属于一种执行性政策,绝大多数地方政策处于中央政策或上级政策与具体执行方案的中间层次。它既要与中央和上级的政策精神相一致,又要具体反映本地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地方政策一方面要受上级政策和上级领导的制约,另一方面又要受本地群众意见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上级领导的观点与本地群众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但这种基本一致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会发生特定矛盾。当群众意见与上级领导的观点发生矛盾时,往往给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带来一定困难。一般来说,这种困难与上述矛盾正相关,即矛盾越大,给地方政策制定者所造成的困难程度也越大,反之亦然。所以,在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如果按照“领导—群众”过程模型决策,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领导的观点和群众意见、要求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策制定者如何解决上述矛盾?这就要求一方面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并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注意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群众意见吸收到地方政策中去;另一方面要掌握好中央政策和上级政策,深入领会政策精神,寻找出上级政策精神与本地群众愿望要求的结合点。总之,我国地方政策是领导和群众相互作用的结果。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处于本地群众与上级领导的中间交叉地位。他们既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又要向上级领导反映这些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既要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上级的有关政策精神制定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又要向上级领导报告本地方的政策方案并争取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批准。善于把正确的群众意见、愿望、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因地制宜的地方政策,这是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正确处理好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愿望之间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策制定过程中“领导—群众”过程模型的核心内容。

基本模式: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

地方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一个地方政策的决策过程。因此,我们在探讨了地方政策制定的过程模型之后,将进一步探讨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问题。地方政策决策的基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制定过程模型决定的。当然,地方政策的从属地位对其也起影响作用。

第一,我国地方政策的几种过程模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具有了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所谓“一体化民主”,是说这种民主不仅具有民主自身所要求的“多”的特征,而且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特征。在“中央—地方”过程模型中,地方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必须接受中央政策的指导,另一方面又必须因地制宜,结合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政策。“民主—集中”过程模型也是这样。“民主”要求群众参与,收集“多”方面的意见;而“集中”则要求对“多”方面的意见进行综合统一。这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体现了“多”与“一”的一体化。“领导—群众”过程模型所描述的动态过程是整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而在“从群众中来”这一前半过程中,核心的内容是将群众的“分散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多”到“一”的过程,是“多”与“一”的一体化。由此可见,一体化民主构成了我国地方政策决策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

决策模式范文篇6

一、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投资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成员的命运。在新中国5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由于投资决策的失误,我们也遭受过许多挫折,付出过极其沉重的代价。据报道,2003年我国政府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达328亿元。另外,还有一些决策失误,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或者说即使是经济性的决策,其失误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中也有许多是社会性的。这就是说决策失误在更多的时候不只是损失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金钱,而是不可能马上看得见的社会性的损失,比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思路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导致的政府信用缺失;过于倾向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分配政策,使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的民众心理不平衡等等,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大大地加重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在长久地树立政府形象的过程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比起一时在账面上损失几个亿、几十亿都还要多得多。

二、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存在的不足

1.战术研究多,战略研究少

许多政府官员仍然习惯于“事务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决策就是项目审批、资金分配、人事任免等等,决策视野狭窄,方案论证就事论事,缺乏宏观性、战略性的决策意识。一些行业重复建设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且难以形成规模;一些地方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导致某些项目建设几年就已经落后,如此等等,违背了科学决策的本意。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是现行干部管理体制存在弊端,极易诱发干部的短期行为。

2.辅助决策机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决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专家咨询系统工作质量的高低以及对该系统利用程度的高低。而地方政府决策主体利用专家咨询系统意识不强、发挥专家咨询的作用不够,根本原因就在于专家辅助决策的机制不健全,没有将专家咨询系统纳入地方政府决策的制度化管理,地方政府决策是否依靠专家咨询、发挥专家的辅助作用,完全凭决策主体个人的兴趣和情感,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因此,建立和健全专家辅助决策机制,是充分发挥专家在政府决策中辅助作用的根本。

3.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偏低

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力。不少决策者常常犯“倾向性过于明显”的错误,需要决策的问题刚刚提出,他们似乎就主意已定,把自己的观点早早托出。于是,专家智囊们尤其是那些受其管辖的研究人员们只好去做“命题作文”,或者是以论证的形式去诠释,或者只是做一些小的修修补补,领导人的意见便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决策方案论证不充分。许多时候只能是在拍板前匆匆忙忙开个座谈会,事先并没有让与会者有足够的时间对方案作认真的研究,与其说是“论证”,不如说是“通报”,与会者的意见也就只能是意向性的了。这种决策方式,只不过是将过去的一人“拍脑袋,想当然”,变成集体“拍脑袋,想当然”。

4.决策系统的内部结构仍然不尽合理

表现之一是决策的专业化程度低。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既是决策的制定者,又是决策的执行者,以同一个公务员群体、同样的运作方式从事这两个环节,必然影响效率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部门内部的职责含混,效率不高。表现之二是勤决策、惰执行。广义而言,完整的决策过程是从决策制定到决策执行的往复循环。再好的决策,执行不力,不能落实,终究是纸上谈兵。决策科学化的目标提出以后,各级政府在决策环节上加大了力度,程序化和规范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相比之下,决策执行环节依然如故,各方面建设和调整相对滞后,显得力量薄弱。这就造成一种新的结构失衡,归根到底还是影响了决策的整体质量。

三、推进我国政府投资决策科学化的对策

1.引进对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

所谓项目后评价是指对已经完成的项目或规划的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所进行的系统的、客观的分析。通过对投资活动实践的检查总结,确定投资预期的目标是否达到项目或规划是否合理有效,项目的主要效益指标是否实现,通过分析评价找出成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并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为未来项目的决策和提高完善投资决策管理水平提出建议。同时也为被评价项目实施运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从而达到提高投资效益的目的。由于项目后评价是在项目投资完成后,通过对项目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所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能使项目的决策者管理者和建设者学习到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策略,提高决策、管理和建设水平。

2.构建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

政府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理解为: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决策过程中,由于未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或由于错误决策而导致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环境发展等方面的不良后果,违反了决策标准,侵犯了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决策者必须承担责任。决策责任追究制度重在失误的预防而不是失误后的处理,但是对决策失误后的责任追究也很重要。所以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有两重功效:一是起到威慑作用,防范决策失误发生。二是起到惩罚作用,警示后来人,防止以后少犯错误。总体来讲是以防为主,以罚为辅,罚是手段,防止出现失误是目的,手段只是为目的服务的工具。

3.建立“不可行性论证”制度

总理在视察三峡工程时,曾问负责人:“三峡工程建设谁的贡献最大?”负责人回答:“贡献最大的是提出‘不可行性’意见的几位中科院院士,他们提出的分析和论证意见避免了多项重大失误,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据此,钟起煌委员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不可行性论证”制度。所谓“不可行性论证”,是指针对重大的建设项目,成立专项调研组,从项目的“不可行性”方面进行分析,对可行性报告提出不可行性意见,从相反角度提供参考意见,给决策者一个兼听则明的机会,以利于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同时,必须明确“不可行性论证”的行为主体不是充当反对者,而是“谏言者”。对重大决策进行“不可行性论证”,领导是关键。此外,要为“不可行性论证”制度提供组织保证,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建立信息的反馈制度。

决策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本科护生；临床决策能力；工作坊；教学模式；教学改革

临床决策能力是一名合格护士必备的岗位胜任能力之一［1］。然而，作为临床护士的主要后备力量—在校护生，其在校期间主要以理论知识学习和单纯的操作训练为主，尚缺少综合应用理论知识指导临床护理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临床决策能力较低［2］。因此，为增强护生的岗位胜任力，提高在校护生临床护理思维及临床决策能力至关重要。工作坊教学模式是一种协作的、建构的教学组织形式，参与者在导师的适度指导下，积极调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并通过与同伴交流形成自己的观点，促进自身知识的建构［3］。该研究将该教学组织形式融入到护理教育过程中，希望能够吸引护生参与教学、引发其思考、促进互动、推动成长，从而有效锻炼和提升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及临床决策能力［4］。现将锦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工作坊教学模式在《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中的应用做如下介绍。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锦州医科大学大三护理本科生，即2016级26、27班学生。在学生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通过抽签决定27班30名护生为对照组，26班31名护生为实验组。1．2方法。实验组采用工作坊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工作坊教学模式分为准备、实施、评价三个阶段。准备阶段教师须在课前确定教学主题及教学内容，并将学生分为5～6人一组，每组选一位组长，负责组内成员的组织及分工。每次上课先由教师介绍教学案例，并结合案例选取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如情景模拟、角色扮演、虚拟仿真、集体分享、团体讨论、头脑风暴等［5］。实施阶段各组结合相应的教学组织形式，按照护理程序首先对案例或情景进行分析，并在得出成员一致认可护理诊断的基础上，制定护理计划，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同时，为每组安排一位指导教师负责指导学生。评价阶段包括小组汇报和指导教师点评，其中指导教师点评包括对小组汇报点评及工作坊教学模式过程中小组的整个护理过程及团队协作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点评。对照组则采用常态化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即将理论和实践完全分开进行练习：首先学生各自完成教师提供的案例分析题目，然后由任课教师为大家讲解案例并提供参考答案；实践课则是根据课表安排，到实训室练习静脉输液技术、心肺复苏术等临床常用护理技术。对照组及实验组护生分别于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后进行护生临床决策能力现状调查。调查前向学生讲解问卷测量的目的，请学生按要求自行完成问卷。问卷调查采取集中发放，匿名填写，问卷填写时间不超过60min，当场回收。两次共发放问卷122份，回收有效问卷122份，有效回收率100％。1．3问卷调查。护生临床决策能力测量问卷：采用由叶旭春［6］编制的护理专业本科生临床决策能力测量问卷，其包含A、B两套测试题，其中A、B两套测试题在题量、测量目标、题型分布、记分方法等方面完全一致，该研究应用A套测试题进行测试。该问卷包括4个病例和5个临床情境，通过模拟病例或临床情境测量护生的临床决策能力。问卷总分125分，共五个维度，分别是发现问题能力37分、确定目标能力10分、决断方案能力42分、实施决策能力25分、评价反馈能力11分。该研究中，将问卷总分及各维度满分均标准化为100分，进而按此标准化比值分别对学生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标准化。问卷复本信度为0．89，内容效度为0．94。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先分别比较以不同教学模式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后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的差异，进而探索应用工作坊教学模式进行《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对护生临床决策能力的影响。其中学生年龄、成绩及临床决策能力得分均为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学生性别、生源地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对照组27班共30人，其中女生28人，男生2人；其生源地为城镇的20人，农村的10人；年龄22～24岁，平均年龄（22．37±0．61）岁；在校期间平均成绩（78．62±8．24）分。实验组2016级26班共31人，其中女生30人，男生1人；其生源地为城镇的17人，农村的14人；年龄21～24岁，平均年龄（22．19±0．60）岁；在校期间平均成绩（75．73±6．56）分。具体如表1所示。2．2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后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比较。对照组与实验组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后临床决策能力及各维度得分比较，如表2所示。

3讨论

3．1工作坊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护生临床决策能力。两组护生平均年龄、在校期间平均成绩、性别、生源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前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以不同教学模式开展《临床护理综合实训》课程后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即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工作坊教学模式有效提高了护生的临床决策能力。①两组护生发现问题能力、确定目标能力、决断方案能力、实施决策能力、评价反馈能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工作坊教学模式密不可分。工作坊教学模式是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教学，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小组成员积极参与其中：首先，分别根据自身思考的角度提出问题，并在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共同探讨的基础上确定护理诊断及其轻重缓急，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护理措施；其次，为及时提供有效的护理，小组成员在密切配合的基础上，分别执行相应的护理措施；最后，小组成员在对护理措施进行评价的同时对整个护理过程进行反思，进而为以后的护理工作总结经验。因此，工作坊教学模式为站在不同立场的护生提供了共同探讨、交流的平台；锻炼了护生多角度综合运用知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及临床决策能力，有效提高了护生发现问题能力、确定目标能力、决断方案能力、实施决策能力及评价反馈能力。同时，在开展工作坊教学模式过程中，护生表达个人观点的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亦得到了有效地锻炼和提升。②工作坊教学模式通过将护理理论知识与护理技能综合融合到临床案例或临床情景中，在有效调动护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突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特点；护生在工作坊教学模式中，结合护理程序通过激烈的小组讨论，综合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为患者解决问题。该教学模式给护生带来一种真正在为临床患者解决问题的体验，使护生不遗余力地加入到解决患者问题的过程中，有效提高了护生在面临各种综合性问题时高效提出决策的能力。同时，结合课后座谈反馈，90％的护生表示喜欢工作坊教学模式的课堂气氛，认为通过工作坊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有效增加了护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在成功解决问题后感受到到极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进而为不断提升自身的护理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提高岗位胜任能力增加了动力。因此，工作坊教学模式在避免了以讲授式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的枯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同时，有效提高了护生的临床决策能力。3．2工作坊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在进行工作坊教学模式过程中有以下不足：①在进行工作坊教学模式过程中，指导教师准备不充分，各小组进度参差不齐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教学过程中各小组指导教师对小组各环节时间分配及进度应起到一定的监督和指导作用。因此，工作坊教学模式对指导教师要求较高，在授课过程中，为达到统一要求及一定的教学效果，要求各位指导教师在有丰富理论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每次授课前需通过集体备课的形式，共同做好案例分析、授课方式选择及各环节的时间分配等前期准备工作，从而有效避免授课过程中各小组进度不一致等现象出现［7］。故与常规教学模式相比，要求教师在时间和精力上付出更多。同时，要求各位指导教师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及随机应变能力。建议学院将开展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教师派往国内工作坊教学模式开展较早、经验较丰富的高校进行交流学习，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②工作坊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该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教学过程中各小组进度参差不齐的原因与护生课前准备情况亦息息相关，对于准备不充分的小组，势必会在各环节耗费更多的时间。故开课前教师应首先向护生介绍工作坊教学模式，使护生对工作坊教学模式及各环节有所了解，同时，护生应根据下一节课要讲授的内容提前做好相关知识的复习、资料收集及参考书借阅等准备工作。我们发现在授课过程中，仍有个别护生未加入到小组活动中或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因此，各组小组长需要保证小组全体成员参与其中，这就要求小组长要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及沟通交流能力，从而有效保证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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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叶旭春，姜安丽．护理专业本科生临床决策能力测量工具的研制［J］．解放军护理杂志，2005（4）：12－13，18

决策模式范文篇8

一、OLAP概述

OLAP是关系型数据库之父E.F.Codd在1993年提出的多维数据库和多维分析的概念。OLAP是针对特定问题的联机数据访问和分析，通过对信息很多种可能的观察形式进行快速、稳定、一致和交互性的存取，允许管理决策人员对数据进行深入观察。

1.数据仓库中用于OLAP的常用数据模式

数据仓库模式是数据仓库的核心和基础，是影响信息组织和查询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个有效的数据仓库模式就成为数据仓库设计的关键所在。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是通过OLAP来进行分析，因此数据仓库中数据的模式结构应该便于分析。在传统的数据库中数据模式以ER图和二维表为主，而在数据仓库中则以多维模式为主。数据仓库的模式现在常用的有星形模式、雪花模式和星座模式。在数据仓库中，依据所选定的主题、所要存储的数据内容、支持数据仓库的系统环境、对象间的关系来决定使用哪种模式。

（1）星型模式

星型模式可能是最简单的数据仓库模式。因为它的实体关系图是从一个中心表向外辐射连接各维表，看起来像是一个星星。

星型模式主要有如下优点：在星型模式中进行的复杂查询，可以直接通过各维的层次比较、上卷、下钻等操作完成，大大减少用户的查询响应时间；大量的商业智能工具（BI）都支持星型模式；星型模式既可以被用在简单的数据集市上也可以被应用在巨型数据仓库上。

（2）雪花模式

雪花模式是一种比星型模式更繁杂的数据仓库模式，实际上它也是星型模式的一种。因为从它的实体关系图上看像雪花状，所以它就被称为雪花模式。

雪花模式通过对维表的规范化来消除冗余的数据。它的优点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存储量以及把较小的规范化表（不是大的非规范化表）联合在一起来改善查询性能。由于采取了规范化和各维表较低的粒度，雪花模式增加了应用程序的灵活性。但雪花模式也增加了用户必须处理的表的数量，增加了某些查询的复杂性。

（3）星座模式

星座模式是星型模式的直接扩充，为了表示多个事实间的关系，可以共享多个维，这些共享维对每个拥有它的事实表来说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将多个星型模式连接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模式，称为星座模式。

2.OLAP的多维分析操作

在数据仓库的实现过程中，通过使用一定的数据模式建立多维数据结构——立方，通过在多维数据结构上的多种操作来完成分析人员与决策人员的分析需求。这些操作包括：钻取（rollup和drilldown）、切片（alice）和切块（dice）、以及旋转（pivot）等。钻取是改变维的层次，变换分析的粒度。它包括向上钻取（rollup）和向下钻取（drilldown）。rollup是在某一维上将低层次的细节数据概括到高层次的汇总数据，或者减少维数；而drilldown则相反，它从汇总数据深入到细节数据进行观察或增加新维。切片和切块是在一部分维上选定值后，关心度量数据在剩余维上的分布。如果剩余的维只有两个，则是切片；如果有三个，则是切块。旋转是变换维的方向，即在表格中重新安排维的放置（例如行列互换）。

OLAP通过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进行快速、一致和交互地存取，从而使分析人员能够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观察。

3.OLAP的实现方法

OLAP有多种实现方法，根据存储数据的方式不同可分为MOLAP、ROLAP和HOLAP。MOLAP表示基于多维数据组织的OLAP实现（MultidemensionalOLAP）。按照主题定义的OLAP分析所要的数据，生成并存储成多维数据库形成“超立方体”的结构。生成的多维立方体已经计算并生成了一些汇总值，当用户发出请求时，从多维立方体而不是数据仓库中取得数据，响应时间快。但由于多维立方体的生成造成了数据的存储空间增大，并且在多维立方体中不可能存储大量的细节数据，综合数据较多，所以分析的颗粒不会太细。

ROLAP表示基于关系数据库的OLAP实现（RelationalOLAP）。ROLAP以关系型结构进行多维数据的表示和存储，只存储数据模型与数据仓库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是真正的关系物理存储在数据仓库。进行多维分析时，OLAP服务器根据定义的模型和用户的分析需求从数据仓库中取得数据，进行实时分析。这样增加了响应时间，但相对MOLAP节省了空间，并且可以分析到具体细节数据，即考察数据的颗粒度较小。当分析应用的灵活性较大或进行多因素分析预侧时，应以ROLAP为主。

HOLAP表示基于混合数据组织的OLAP实现（HybridOLAP），如低层是关系型的、高层是多维矩阵型的。这种方式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二、OLAP技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前景

随着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电力行业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越来越多的电力企业认识到只有靠充分利用、发掘其现有数据，才能做出正确及时的决策，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商业智能也随即被引入电力行业参与企业决策。商业智能的过程是从不同的数据源收集的数据中提取有用的数据、对数据进行清理、转换、重构后存入数据仓库或数据场中，然后用合适的查询、分析、数据挖掘、OLAP工具对信息进行处理，最后将有用信息呈现在用户面前，转变为决策。因此，电力企业需要在这些原始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企业的数据仓库和OLAP系统，对大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以多维视图的方式展示给决策者。

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电力企业资源中的数据，将数据整理为信息，再升华为知识，为电力行业管理层提供面向企业经营决策和面向生产统计、分析的功能，为决策者提供最为有效和准确的数据依据，提供高层决策参考，对制定行业的战略发展目标、市场策略，促进业务发展，完善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等提供支持，从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和经营决策能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当前电力行业中，OLAP的研究现状可用下表1展示如下。

通过OLAP技术进行分析，系统展现给决策者的不再是一张张二维表格，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图表。通过图表的直观展现，各种数据的比较一目了然，决策者还可以在图表中对数据进行相应的操作，找出决策者关心的数据。

决策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新的社会矛盾；医患关系；医患共同决策

我国社会化正处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医疗卫生领域是我国社会矛盾的多发领域。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和患者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的医疗救助关系，其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在医患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患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攀升，医患关系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关系构建的焦点之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人性化医疗中诊疗方案的确定不仅需要考虑患者的疾病状况、所在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同时还要考虑患者的偏好，鼓励患者参与到疾病诊疗的决策中来。医患共同决策（shareddecisionmaking,SDM）强调医方与患方共同参与到医疗决策中，是指医务人员运用医学专业知识，与患者充分讨论治疗选择、获益与损伤等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并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结局和患者的意愿，以期达到基于双方相互理解并且由医务人员与患者通过参与作出最适合患者个体的医学选择过程［1-2］。有学者认为［3］促进医患共同决策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能对策。本研究旨在了解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临床决策和医患关系的现状，探索决策模式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收集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对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10个护理单元（内科片和外科片各5个）符合纳入标准的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为保证样本代表性，个别病区护士人数>30名者只随机发放30份问卷。）纳入标准：年龄≥18岁，知情同意后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因疾病原因或认知功能障碍等，不能单独完成问卷调查者。调查前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强调匿名填写及资料保密，仅作为研究使用。当场填写当场回收，现场核查，如有遗漏或不符之处，及时请研究对象补填或修正。共发放问卷266份，回收问卷260份，剔除明显规律性填答问卷4份，有效问卷256份，回收率97.74%，有效问卷率98.46%。1.2研究工具。1.2.1一般资料问卷。研究团队在大量文献研究及专家讨论的基础上自行编制，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医疗费用支付困难程度等。1.2.2患者决策参与期望。量表简体中文版（ControlPreferenceScale,CPS）［4］此量表共有主动-被动5个选项，“A：完全由医生做出这个决定”、“B：医生在认真考虑我的想法后做出了这个决定”、“C：我和医生经过综合权衡后，共同作出了这个决定”、“D：我在认真考虑过医生的建议后，由我做出医疗决定”、“E：我在了解各种医疗选择后由我做出医疗决定”，患者从中选择符合自己的选项。A与B属于被动决策选项、C属于共同决策选项、D与E属于主动决策选项。由患者从中选出最符合自己的选项，此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2~0.87。1.2.3患者对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调查问卷。此问卷共16个条目，每个条目均赋以1~5分不等，如“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条目相加总得分为满意度总得分，量表总得分80分，重测信度为0.802~0.960，结构效度为0.905。1.2.4医患关系问卷（患方参考版）此问卷共18个条目。条目1、3、4、5、6、7为单项选择，其余为多项选择。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ˉ±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资料。256名住院患者中，男147名（57.42%），女109名（42.58%）；平均年龄（51.63±13.77）岁；本科及以上学历112名（43.75%），大专57名（22.27%），高中51名（19.92%），初中16名（6.25%），小学及以下20名（7.81%）；自我评估医疗费用支付困难程度：没有困难66名（25.78%），有点困难174名（67.97%），非常困难16名（6.25%）。不同医疗决策模式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2住院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现状。本研究结果显示，124名（48.44%）患者认为医患关系不和谐，趋于紧张28名（10.94%）或比较紧张96名（37.50%）状态。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为医疗费用（199名，77.73%）、医患沟通（72名，28.13%）、医务人员服务态度（112名，43.75%）。185名（72.27%）患者认为媒体报道客观真实，超过80%（209名）患者认为和谐的医患关系模式应为“指导与合作性关系”。160名（62.50%）患者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医患关系的改善抱乐观态度。住院患者对医患关系本质的认知：“您认为医患关系是否属于一般消费关系”调查结果显示，174名（67.97%）患者认为医患关系不属于一般消费关系；82名（32.03%）患者认为医患关系属于一般消费关系。对医疗服务不满意时的解决途径：“遇到医疗纠纷，您会怎么做”，119名（46.48%）患者选择通过媒体曝光，52名（20.31%）患者表示选择向院方或有关单位投诉，47名（18.36%）患者选择与当事医生协商解决；27名患者（10.55%）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11名（4.30%）患者表示考虑暴力解决。2.3住院患者医疗决策模式现状。本研究共收回有效问卷256份，其中139名（54.30%）患者选择医患共同决策模式，即决策期望量表中“C：我和医生经过综合权衡后，共同作出了这个决定”；67名（26.17%）患者选择主动决策模式，即决策期望量表中“D：我在认真考虑过医生的建议后，由我做出医疗决定”和“E：我在了解各种医疗选择后由我做出医疗决定”。50名（19.53%）患者选择被动决策模式，即决策期望量表中“A：完全由医生做出这个决定”和“B：医生在认真考虑我的想法后做出了这个决定”。2.4不同医疗决策模式对医疗服务满意度得分比较。256名住院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的总分为（76.73±2.317）分，不同医疗决策模式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决策模式范文篇10

保险投资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保险投资将得到快速的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险投资机制，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资金的投资收益。本文中提出了保险投资的组织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机制

所谓保险投资机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包括保险投资的内部组织结构、投资决策原则、风险控制方式等。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是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的。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亿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的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我国保险投资的资金使用率低、投资工具少，使保险投资的收益水平非常低，这限制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了推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正致力于保险投资环境的改善，丰富和发展保险投资工具，降低保险投资的限制。从近几年来看，保险投资的建设步伐大大加快，1998年保险资金进入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同盛基金向保险公司实行走向配售，标志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向保险公司开放。现在，有的保险公司允许购买基金的比例已从总资产的5％上升到15％。而投资连结保险可以100％进入资本市场购买投资基金。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本市场将会不断向保险公司开放，我国的保险投资将得到较大的发展。

由于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因而保险资金的运用除了考虑投资的收益外，还必须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因此，市场的开放，投资工具的增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机制的建设，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保证保险资金实现安全性和投资收益的协调。

二、保险投资模式和组织结构分类

保险投资模式与保险投资组织结构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一定的保险投资模式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投资组织结构。保险投资的模式主要有三种：集权投资模式、分散投资模式、分权投资模式。

1．集权投资模式。集权投资模式是与投资决策高度集中相对应的，即统一决策，集中交易。这种投资模式的特点在于投资主体单一，决策机制简单迅速，易于统一管理。但投资决策权的过度集中，使得决策风险增大。

集权投资模式适用于投资品种较少，投资规模不大的市场。但当投资品种较多，资金规模大时，这种模式就不可能进行协同配合、规模投资。

与集权投资模式相对应的组织结构是“直线式”的简单组织结构。我国现阶段保险投资一般都是采取这种组织结构。

2．分散投资模式。分散投资模式是集权投资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投资的决策权完全由各个职能部门负责行使，即各个职能部门根据市场的情况自行决定投资工具和投资数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避免决策权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决策风险。但是，过度分散的决策和投资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与这种模式相对应的组织结构是扁平式的结构框架。

3．分权投资模式。这是一种介于集权投资模式和分散投资模式之间的一种投资方式。日常性的投资决策由各个职能部门行使。资金管理的总部负责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并仅对在一些重大项目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的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即形成了总部与职能部门两个层次的投资决策主体。与这种模式对应的组织结构为事业部或超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

三、我国保险投资模式的选择

投资模式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当前的状况和未来发展速度，采取适当超前的投资模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分权投资模式应是一种重要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决定了保险投资资金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从我国保险的深度和密度来看，1998年我国保险深度为1．4％，密度为100元。而同期有的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为10％，密度超过5000美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保险深度为5％，密度为100美元。可见，我国保险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险经济的不断壮大，我国保险业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利用的资金将会越来越多。

其次，金融市场逐步完善，投资工具不断增加。我国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正不断发展，如国债规模1997年为1898亿元，1998年为2993亿元，1999年为381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43％。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虽说只有36只，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开放式基金即将推出，定向募集资金也有可能成为保险投资的又一选择。这些都为保险投资提供了多层次的投资工具。同时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投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使保险投资的外部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另外，对保险投资的限制不断减少。WTO的加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为保险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保险投资模式尽快与国际运作模式的接轨。

因此，保险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工具的多样化客观上对保险投资的决策方式、专业分工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分散决策和专业分工必须建立在统一管理、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因而，采取分权投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四、对基金投资组织结构的的划分

事业制是保险投资的基本结构，事业部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业务的特点来进行。如国债、外汇、实业投资等。由于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较晚，对基金投资业务的划分上，国内保险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异。现有的划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权投资模式，即成立专门的基金投资部门，负责统一对基金进行投资。在基金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对基金进行深入的分析。另一种是分散投资模式，在基金投资部门设立多个小组，一般是36个投资小组，每组负责对一个基金进行投资。这种模式对基金虽能进行较深入的把握，但人员需要较多，而且划分过细还会增加管理和协调上的难度。为了避免这两种模式的缺点，可以根据基金的投资特征进行设计。

1．以基金管理公司来划分

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有10家，因此，可以划分为10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对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进行投资。这种划分方式有利于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水平、经营思路、投资特点进行跟踪分析。

2．以基金的投资风格进行划分

按基金的投资风格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6类。即积极成长型、稳健成长型、中小企业成长型、资产重组型、优化指数型、科技型。按基金投资风格进行划分，有利于投资风险把握，如中小企业成长型基金的风险相对就高，而稳健成长型基金的风险就相对较低。因此，可以根据基金的不同风险进行资金的分配。在市场热点切换较快时，也可根据市场上不同板块的热点变化，及时地选择相对应的基金进行投资。五、保险投资的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投资的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事前风险控制、事中风险控制、事后风险控制。

1．事前风险控制就是避免事故或损失的发生，这种风险控制的主要内容一般有：建立防范风险的机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1）建立防范风险事故发生的机制主要包括：一是组织控制。就是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制衡。美国的组织控制一般设有：投资决策部门、交易执行部门、结算部门、风险控制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监察稽核部门。我国的保险投资要在决策部门、交易部门、清算部门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监察稽核部门。同时，逐步建立分散决策、统一交易的投资体制。二是操作控制。包括投资限额控制、操作标准化控制、业分隔离控制。三是报告制度。临时或定期向风险控制部门及上级部门报告。四是违规行为的监察和控制。包括设立基金投资限制表、员工行为的监察等。五是建立投资的内部会计控制。这是保证交易正确记录、会计信息真实、完全、及时的系统与制度，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为篡改或大意疏漏造成的记帐不实或定价不合理而导致的会计信息不准确。

（2）风险的预警机制是发达资本市场上广泛使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VAR方法、SA方法等。我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完善，难以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因此，进行定量分析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建立定量分析模型，这是保险投资的重要分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