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10篇

时间：2023-07-20 16:45:51

经济学思想史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1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正文】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也必然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面临着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一、回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

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屈指算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大体说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梁启超是先驱者，有首倡之功；甘乃光最先于1924年发表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有开创之举；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其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有集大成之劳。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是60年代。胡寄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分别出版于1962、1963年，下册完成于1965年。赵靖、易梦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于1964-1966年分三册出版。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以迄1919年“”前夕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基业得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李守庸、叶世昌等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韦苇、赵晓雷、钟祥财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这一阶段，出版了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侯厚吉和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二、三册）、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六卷，已出4卷）等一大批颇有份量和水平的著作。不少人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

回顾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其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为高远的目标向前迈进。

二、对象：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从过去的情况看，在本学科草创起步时，学者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主要局限在先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仍然偏重于古代，即令近代的研究也只限于1919年“”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还没有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表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要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为对象；但应该指出，远离今天的历史是“历史”，离今天很近的历史也是“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向后延伸，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理所当然也应不断向后推移，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跟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的说，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现代、当代。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研究经过前几辈人的艰辛努力，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后继者一时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而现代、当代部分的研究则因过去涉猎不多，故后继者们还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代、当代内容的研究将会因为它们对我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而越来越显得重要与突出。同时，对历史事件的总结也决不允许拖得过久，属于当代人完成的任务理应由当代人来完成，把理应由当代人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悬案留给后人总不是学科研究者们所应持有的态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今”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连惯性的，我们决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融会贯通加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只有融通古今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实、科学地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延续至“今”，而且要融通古今，这将是新世纪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者的一大新的历史使命。

三、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以揭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仅应在整理、挖掘经济思想遗产内涵等基础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还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理论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时代感与使命感。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强化、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或作用：

l.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方面，无论老一辈学者还是中青年研究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诸如中国经济管理思想、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中国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利用外资思想等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即属此列。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进一步拓宽、拓深服务现实的领域、范围以及参与服务现实的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有如下一些思想可进一步深入进行挖掘：如中国历史上的富国富民思想、产业结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区域开发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工商经营管理思想、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思想、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思想、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等。

2.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任何一门学说或理论的创建，都存在着一个思想渊源的传承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吸纳、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养分之外，还必须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固有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养分。

四、方法：从规范分析到多元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但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影响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创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也开始由原来较为单一的规范分析转向多元探讨的研究格局。面临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不断提高学科研究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它既需要具备经济学科知识，又需要具备历史学科知识；既需要具备经济理论知识，又需要具备实际经济知识；既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又需要具备西方经济学知识；既需要具备定性分析知识，又需要具备定量分析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者必须掌握多种知识和方法，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积极开展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水平。2.紧密结合现实，开展实证研究，保持学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为了“跟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现实，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大胆进行创新，除通过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总结和分析资料，进行规范研究和理论分析之外，还必须深入生动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去调查、去访谈，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甚至通过同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来进行专题研究，直接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服务。

3.拓宽学术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勇敢地和外国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比较和分析中认清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发现优势与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间出现的许多问题，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特区经济等，从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如果中国能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必将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4.运用现代技术，改进研究手段，提高学科研究效率。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电脑、网络的应用已非常普遍，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广泛传播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学术研究，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手段宣传、展示和交流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改变封闭、保守、僵化的研究现状。

五、关键：从坚守阵地到开拓创新

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物欲横流波及各个领域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本来就相对“冷僻”的学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以至不少颇具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家在若干年前即发出了坚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阵地”的慨叹与号召。时至今日，面临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要完成新时代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仅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坚守阵地”上已远不足以对应时代挑战了。为今之计，唯一可行之举是走创新发展的路子。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1.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创新。胡寄窗先生在80年代中期曾说过：“作为一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础知识，恐怕在各种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要求中要算是学科项目最多的”（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1986年3月），见《胡寄窗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89页。）。在今日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原有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因而，在胡先生的论述后面，我们还应加上一句话，即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恐怕是最需要进行创新的。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2

笔者发现，有15部民国时期中国非马克思主义者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有关于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内容。目前，笔者通过网上搜索看到了其中7部的目录或相关信息，但还未能阅读到其具体内容，故本文仅以赵兰坪的《近代欧洲经济学说》、区克宣的《近代经济思想史纲》、唐庆增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蔡庆宪的《经济思想小史》、黄曦峯的《经济学史大纲》、张毓珊的《经济思想史》、金天锡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和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①为代表，介绍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②编著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马克思经济学③。

二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介绍

(一)对马克思生平及其著述的介绍

赵兰坪对马克思生平和著述的介绍非常详细，列出了马克思的主要著述19部，并称“马克思之著述极多，几有穷毕生之力，亦难遍诵之感”①。区克宣也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生涯和马克思的8部主要著述②。张毓珊首先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并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③。赵迺抟也首先指明“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区别”，然后，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小传”，并在“注附”中列出了两人的20部著作④。金天锡称马克思“读书之多，在从来经济学家中要算第一人了”，并很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14部“重要著作”⑤。黄曦峯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固然已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多半都是从“道德或宗教的立场出发，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⑥。唐庆增强调，在马克思之前并非没有社会主义者，但科学社会主义完全是由马克思“提倡而成的”⑦。蔡庆宪则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称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并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被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圣经”⑧。这些作者在介绍马克思的时候，都将其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相区别。

(二)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介绍

上述8部经济思想史著作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介绍有一个共同点:都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称其为经济史观)进行了介绍。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大段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名言⑨之后，他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纳为两个要点，并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瑏瑠。区克宣也强调，“大凡要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非懂得他的基础概念的唯物史观不可”，他在引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6段话之后，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点瑏瑡。赵迺抟在介绍“经济史观之理论”时，先简要勾画了“经济史观的历史”，然后依次以《神圣家族》等8部著作为线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经济史观的学说之产生与其发展”①。张毓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并不加评论地介绍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基本矛盾及其最终将被“与新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财产制度”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②。黄曦峯则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从头到尾都是以他特有的历史观为基础”的，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解释③。唐庆增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基础，他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理论都是以此为其哲学基础④。金天锡也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⑤。蔡庆宪则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都是其“国际革命社会主义的重要根据”⑥。

(三)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介绍

赵兰坪强调，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柱石”，而剩余价值论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故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说明⑦。区克宣指出，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观念，因而其劳动价值论是不彻底的，而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都“通通解决了”，并具体说明马克思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⑧。黄曦峯认为，“欲理解马克思的经济论，有先研究他的劳动价值说的必要”，并特别强调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6个要点⑨。唐庆增首先指出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分，进而介绍了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然后又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剩余价值概念瑏瑠。赵迺抟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尤其详细，并运用很多公式和图示瑏瑡。金天锡对剩余价值论的介绍也非常详细，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大量原话和例子，以说明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等问题瑏瑢。

(四)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介绍

赵兰坪认为，要说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矛盾”，就必须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因而其非常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图式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当时被称为“恐慌论”或“崩坏说”。唐庆增指出，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而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最终导致生产过剩②。黄曦峯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必然崩坏说”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结论”③。金天锡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以及这一矛盾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④。

三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

(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或经济史观)的理解

赵兰坪强调，“马克思之社会革命”是指“社会状态之变化，经济组织之改造，即由旧社会进而为生产力更高之新社会”，并引用了《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话加以佐证⑤。区克宣认为，“社会的智识状态，政治的生活过程，都是社会物质关系的反映，由生产工具、生产力、生产方法、生产关系相互运用，而成为社会的诸现象，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⑥。黄曦峯为了防止人们对唯物史观产生误解———认为唯物史观是用来解释所有“历史”事件的，还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⑦。唐庆增也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与历史学派施穆勒提倡研究的“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⑧。金天锡则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也是一种进化思想，但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同”。⑨赵迺抟将当时人们对经济史观的批评归纳为四个方面并逐一加以评论。他表示，如果经济史观是“正确而真实”的，则“其结论如何”就是“无关紧要”的;即使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是错误的，其经济史观学说也不会“因此而被推翻”瑏瑠。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理解

在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时，赵兰坪认为，应当从“劳动力之研究”开始，并严格区分了劳动力的价值与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①。张毓珊则强调，“马克思并不斥责资本家之贪求无厌”，而是“运用经济学原理，证明此种现象，为必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②。黄曦峯指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无论何时都是指应该作为市场价格之中心点的价值”，虽然在现实中商品的市场价格与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它实际上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在运动，就像钟摆总是左右摆动，从来“没有静止于中心点的时候”一样③。金天锡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从李嘉图的价值论发展起来的，并正确地归纳了二者之间的三点不同之处④。

(三)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理解

赵兰坪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以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对象”，而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非纯粹资本主义之社会”，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不顾事实”“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因为马克思既然“以实行资本主义之社会，为其研究之对象”，就“不得不作”这种“抽象”⑤。四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的评价张毓珊强调，“在经济思想家之中，其姓氏能为全世界各国一般人所知道的，惟马克思一人而已”⑥。唐庆增却谈了他的三点“感想”，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多缺乏实证”;他的预测也“多失败”⑦。他的三点所谓“感想”现在看来也早已不攻自破。赵迺抟在介绍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后，将其“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①“颇能把握时代”;②强调社会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推翻了自然哲学的权威”;③“用社会的观点来解释经济问题”;④“着重于分配问题的公平”。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缺点”，他也归纳为四点，实际上都是针对劳动价值论的。唐庆增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对劳动这一要素的“重视”“过甚”，因而“其价值论之不完全也”⑧。金天锡表示，自己“是赞成唯物论的”，只是“并不全然否认人类的精神作用”，但对辩证法却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与众不同的是，他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①。蔡庆宪则对于社会主义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将这种影响分为“直接的”和“反动的”两个方面(从其实际内容看，所谓“反动的影响”可理解为“派生的”———引者注)。②赵兰坪、区克宣和黄曦峯三人在介绍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时，基本上没有加任何评价。

四结束语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3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如果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作出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其基本任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历史，即其产生、推进和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该理论是在我国哪些不同历史时期受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经济开放实践的影响而产生与发展的；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理论观点是怎样发展演变的；对这一理论产生与发展发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见解和观点，如何评价其历史地位；在同一历史时期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哪些重要的不同认识；这一理论的演进过程经历了哪些大的阶段，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性，等等。

另一个方面是考察这一理论的发展现状，即在概括介绍现阶段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和理论界对各个重要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分析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针对学术界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产生的不同认识作进一步的分析，结合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前瞻性研究。

之所以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是由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思想源远流长，并对现代经济理论有重要影响。即使自近20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也伴随实践的发展而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是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理论发展研究不能停留在史的考察上，只有深刻把握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现状并开展深入和具有前瞻性的探讨，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研究”臻于全面。而后一种角度恰恰是现今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一些论著只停留在思想史的考察之上，过于侧重学术性，影响了经济思想研究服务于指导实践的功能的发挥。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应避免只承担思想史研究任务的作法，注意就理论现状部分做出自己的研讨，也就是说要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特点、重点问题、历史任务及发展趋向等作出分析和概括。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有益于促进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入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对外开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围绕对外开放战略、引进外国资金与先进技术、国际贸易与金融、经济特区与区域开放、“三资”企业及其管理、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发表了大量论文。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政府决策部门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许多指导我国正确实行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其中同样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有关理论和思想。但是目前还缺少较为全面总结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过程的著作，并且在经济学界近些年全面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时又存在对此方面注重不够的情况，这显然不适应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总结理论发展经验，推进理论建设与时俱进的需要。（注：笔者近几年就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年之际出版的总结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若干著作和一些研究跨入新世纪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著作进行了初步考察，感到一些论著在作出很多学术贡献的同时却对总结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经验方面注意不够。例如在《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中选择了15个重要理论专题，却没有对外开放方面的题目。在《中国经济学家代表作精选（1978－1998）》（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中选了14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也没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对外开放的。在《影响中国20年经济体制改革论文精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中，共选录160多篇论文，只有一篇关于经济特区方面的文章。在《跨世纪的预言》（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中，有65位经济学学者透析中国经济走势，只有5篇文章从局部的角度思考了经济开放涉及的问题。这种情况固然与我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存在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着力探讨有直接关系，但却与对外开放在实践中支撑我国近20年来经济发展的地位不很相称。此种情况在近几年出版的研究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如《新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等。）因此，对经济对外开放理论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从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其间的规律性认识，从发展现状的角度概括其特点并找出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无疑会促进此理论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更好地发展，使这一关系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全局的理论更加丰富和深入。

2.有益于加强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是可以帮助深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研究经济对外开放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但很长时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没有这一块内容。在建国后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影响颇大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但只讲前苏联阵营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排斥这些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没有对外经济关系的分析发展到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某一章中加进了少量有关介绍，再发展到单独设置了“对外经济关系”一章，直到我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重要国策，才开始从真正意义上阐述了经济对外开放的理论。但是，受教科书的性质、篇幅等限制和影响，书中展开的是一般原理，往往概括介绍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原则、形式等。因此，对我国经济开放理论从发展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将有利于展开和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的基本理论，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一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地位的部分得到充实。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此外，由于经济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对外开放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加强经济开放理论的系统研究还会对中国发展经济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等学科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3.有益于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基于跨世纪条件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特点和我国特殊国情，我们肯定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也不能简单依据我国原有的理论认识来办事，而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理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实，探索有效指导实践的新理论。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在于此。通过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的历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对外开放实践的历史经验，努力揭示这一理论的发展规律；通过剖析这一理论的现状，找出其需要继续深化和发展之处，正可以推动这一理论朝着分析新情况、新问题的方向前进，这将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顺利进行提供理论工具和有利条件。

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框架结构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内容相当丰富，并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便于逐步展开深入研究，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我认为，从广义上把握我国经济开放思想与理论的发展进程，可以大致分为6个阶段，并予以不同程度的考察与分析。（注：参见拙著《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研究》（海南：南方出版社，2001）。此问题还将在笔者主持的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与对外开放新阶段的新课题”中作出进一步研究。）

1.古代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据考证，自先秦开始至1840年之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就对外贸易问题作了一些零散和粗浅的思考与议论。尽管出现过批评闭关锁国的呼声和某些贸易开放思想相对活跃的时期，但从长时间和总体上看，朝贡贸易和闭关锁国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占据主流地位。因而这一时期谈不上有经济开放理论，但可以从背景材料和历史前提的角度作出必要的介绍。

2.近代对外经济开放思想阶段。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紧闭的国门，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面对西方经济文化和船坚炮利殖民扩张的影响，随着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通工具和机器设备与大量新奇又廉价的日用品的涌入，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途径之时，纷纷对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作出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放的主张。其中论及与外国通商，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人才、经营管理方法，学习外国发展经济和振兴实业的经验等。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还较系统地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并从国家存亡的角度论证了在经济开放中保持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性，号召打破帝国主义，破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应该看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出现的一股对外开放思潮是很有历史地位和意义的，可以被视为最初的经济开放思想，因而有必要就此方面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介绍与分析。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五四”运动推动了国人的思想解放，人们对于为什么和怎样发展对外关系给予了更深刻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重要领导人就此方面作出的深入思考是该时期经济开放思想的杰出代表。由于这一时期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根本没有独立的国家主权，无法开展真正的平等的国际经济往来，因此思想家们论及经济开放原则与条件方面的内容较多且较为深刻，而对其他方面的探讨则相当薄弱。但值得提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发展对外经济问题作了较为广泛的思考。如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等就利用外资、外汇等问题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过专题著作，在对外经济开放理论发展史中留下了印记。对于这一因种种原因而介绍很少的阶段需要专作考察。

4.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建国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经济往来的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如何发展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和资金，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等有过很多论述。但是由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帝国主义封锁和中苏关系的恶化，我国难以有广泛、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开放实践，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也提出了许多亟待探讨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不可能有独立的、地位突出的对外经济理论。经济学界也没有就此形成讨论热点，只是在某些内部发行的教科书中有所论及，而且受到了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很大影响。

5.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思想阶段。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极左思潮泛滥，、“”反革命集团企图篡党夺权的干扰破坏下，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被横加指责，扣上卖国主义、洋奴主义、爬行主义等帽子，人们不敢开展对外贸易、引进资金和技术。“”宣传的谬论甚嚣尘上，在其操纵下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这些谬论还被理论化和系统化。以此为背景，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对外经济思想的发展处于被扭曲的阶段。鉴于其特殊性，我们还应当从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角度作出一定的反思和清理。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4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2］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3］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框架结构

2.近代对外经济开放思想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紧闭的国门，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面对西方经济文化和船坚炮利殖民扩张的影响，随着代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交通工具和机器设备与大量新奇又廉价的日用品的涌入，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革命派到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探索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途径之时，纷纷对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作出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放的主张。其中论及与外国通商，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人才、经营管理方法，学习外国发展经济和振兴实业的经验等。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还较系统地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并从国家存亡的角度论证了在经济开放中保持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性，号召打破帝国主义，破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应该看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出现的一股对外开放思潮是很有历史地位和意义的，可以被视为最初的经济开放思想，因而有必要就此方面思想作出较为具体的介绍与分析。

6.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开放理论阶段。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制定和推行，兴办经济特区，举办“三资”企业，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人才等经济开放实践迅速广泛开展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理论被正式提出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涌现的理论是研究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最重要部分。考虑到研究意义重要，内容很多，可以从两个大的层次来加以考察。一是介绍和研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重要文献的有关思想、学术界作出的大量理论研讨，特别要分析这一时期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小的发展阶段，提示其间的规律。二是概括现阶段这一理论的发展特点，对其中提炼出来的需要进一步研讨并具有某些前瞻性的重要理论问题作出自己的分析，特别要注重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进入对外开放新阶段所面临的新的主要课题。

上述发展时段的划分主要遵从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的阶段。尽管在各个阶段中经济对外开放思想所占份量很不相同，认识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但按这种方式安排内容结构是必要和可行的。因为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同历史环境与条件下的经济对外开放理论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按我国大的历史发展时期分别介绍和分析经济开放思想与理论，便于揭示众多认识的特点、产生原因和条件，也便于开展不同时期的理论比较和概括其历史地位。当然，这种框架结构也有局限性，即不能完全根据我国经济开放理论自身经历的研讨高潮和具体发展线索作出体例安排，也许不能精确反映这一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实践表明，如何按这一理论的自身内在发展线索构筑内容结构，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更好结合起来运用仍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三、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特点与方法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具备与其他同类理论研究的共性，但是又有自身研究的特殊性，主要有：

1.探索性。这是由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产生发展时间长、内容庞大，需要考证与研讨的问题相当多所决定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关于对外贸易方面较深刻的论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洪仁gān＠①等较早提出了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思想，马建忠较早论述了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孙中山先生则明确提出了“开放主义”的口号，反对“闭关政策”，并就利用资金、技术、人员和发展对外贸易作了较全面的说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方面的文献及论著、论文更是非常之多。就这些丰富的材料作出全面的搜集、归纳和分析必然是一个浩翰的工程，难免受条件所限有所遗漏和失当。另外，对外开放包含和涉及众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思想和理论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丰富，众多学术界的争议问题更难以在目前的实践基础与认识水平上作出准确的评判，特别是至今还尚未见到有一本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著作做样本。因此，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的研究必然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当然，探索性往往和创新性相联系，开展这种研究又是一件有学术价值的工作。

2.广泛性。由于中国经济开放理论的发展时间长，涉及面广，因而研究内容必然是广泛的。为此，在时段安排方面，既用较多篇幅研究当代思想及理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也对中国古代特别是近代史上的有关重要思想作必要回顾。在内容方面，既着力考察理论的发展状况，又介绍作为背景资料的不同时期的经济开放实践，以便探究有关认识产生发展的规律性；既努力说明不同时期基本理论认识的演进脉络，又突出介绍和研究很多有代表性人物的有关思想和学术界的众多争议问题。

3.侧重性。搞好经济思想研究必须把广泛考察与重点分析结合起来。为了使中国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具有高层次性和更好为实践服务，应当注意突出两方面的重点：一是对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人物的思想多着笔墨。二是对近20多年来的理论发展进程与现状加大分量，概括和分析我国经济学界就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所作出的大量富有成效的探讨。特别要详细考察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杰出贡献，并就党和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对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作出尝试性研究。

4.宏观性。经济开放理论属于理论经济学，但又和应用经济学难以分割。其中涉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经济技术合作、特区经济、三资企业、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等部分，既有关系全局的重要理论，又有许多技术性研究，而且很多已作为应用经济学中的独立学科而存在，各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大量著述。经济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不可能对上述内容作全面的介绍与分析，只是着力研究其中直接关系经济开放全局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包括更为具体的和实务性很强的问题。

在研究特点的分析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已论及了研究方法，这里只就开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加以阐述。我认为，首先要作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同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立足实践，着眼新开放阶段的需要。从事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践原则。特别是面对浩翰的著作、众多的人物与各异的观点，我们没必要有文必录，更不能搞资料汇编，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和归纳。决定取舍和是否予以重点介绍的主要原则就是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要站在今天的实践及其理论概括的高度来审视自古至今有关对外开放思想与理论的众多观点，从而避免简单套用前人的研究结论，使理论发展史的研究呈现时代特色和科学性。经济理论现状的研究必须面向未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成绩，找出前进的方向。因此，在归纳近20多年经济开放理论的研讨状况时，我们应多探讨与指导今后实践较为相关的理论部分，从而推动经济思想研究为进入新世纪和对外开放新阶段条件下的实践服务。

2.借鉴国外有益理论。各国经济开放有着共同的运动规律，研究经济开放理论的发展应当借鉴和吸纳国外实行开放所积累的经验及其有益理论。一方面，在总结我国近20多年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状况时要专设分析我国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的部分；另一方面，在评价理论研究现状和探讨新问题时，也应努力吸收国外经济学有关理论的有益部分。以开放的方法研究经济开放理论的发展，才是正确的路径。需要强调的是，借鉴并不等于照搬。中国国情决定了经济开放理论必然要反映现实的需要，一些问题的研究角度和概念运用也与国外相关经济理论不同。如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面，长期以来我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引进外国资金，而不是发生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探索植根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及其发展规律，才是我们的基本任务。

3.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比较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通用方法，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必用方法。从思想发展史来看，各种观点因所处历史背景不同而存在许多差异，但同时又因共同发源于中国这一大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相互间存在一定联系，容易相互影响或渗透。将关于经济对外开放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才能揭示其间的区别、联系和发展变化的条件、特点，把握发展的脉络。这属于纵向比较法的运用。再从经济理论现状看，关于经济对外开放的各种观点虽同处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下，但是因所处的具体时间及背景有别，受不同条件下的实践和论者个人视角的影响，又存在很多差异。运用横向比较法概括出其间的共性认识，可以把握占社会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如何在不同时期逐步发展和取得突破的；运用这一方法分析其间的差异，可以客观评价重大理论争议的地位和一些人物及其思想的历史贡献，从中找出有益于推动当前理论发展的启示。

［1］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5

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基本任务与意义

从上述两个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任务量很大，但在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条件下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是可以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等学科研究的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学术界是个较老的学科，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始就已经先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建国后，一大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了全新的探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从通史的角度出版了不同特色的专著，但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古代和近代的思想部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学科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研究程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出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和加强了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2］但是研究专题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理论乃至应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有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方面的专著也属于较早时期的断代史，如《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2）、《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研究》（1994）等。［3］可见，系统研究我国经济开放理论的演进过程，尤其是把重点放在当论与近20多年理论发展的考察之上，可以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促使这一学科朝着更全面完善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框架结构

2.近代对外经济开放思想阶段。

三、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的特点与方法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理论发展研究具备与其他同类理论研究的共性，但是又有自身研究的特殊性，主要有：

【参考文献】

［1］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2］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3］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回顾［N］.光明日报，1999－08－06。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6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7

1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及深刻内涵

1.1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大变局

1.1.1国内大循环经济下的发展机遇中国的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更加强调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国在核心技术封锁、信息阻塞的国际技术交流及合作环境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道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中国的“卡脖子”领域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长期以来，我国受到国际上某些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及各方面的打压，使得我国在许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上的探索十分艰难，如人工智能、芯片制造技术等，但随着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我国会加大对短板领域的政策导向和扶持力度。美国对华为及中兴的制裁和一系列强暴手段让国人清晰地认识到唯有掌握自主研发技术，在所处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并通过纵向延伸整合上下游资源和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才能保障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在恶劣的环境下发展壮大。双循环战略下，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探索和发展将会得到极大的成长空间，以5G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连接大数据、云计算，在智能出行、家居、生活、数字经济、智慧医疗及大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计，2020—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创造的经济增加值约3.3万亿元[1]，间接带动的经济增加值达8.4万亿元；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约10.6万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这些仅是5G技术的发展可预期实现的效益。此外，还有与5G技术密切相关的领域，这些相关领域的潜力也很大。

1.1.2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下的发展机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一方面，我国规模庞大的市场和处于国际分工上关键节点的位置使得我国具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投资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体系，丰富而充分的生产要素，为我国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庞大的人口总量使得我国拥有体量巨大的消费市场，全面小康社会下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和层次会不断提高，需求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条件为世界资本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中国市场是世界上任何时期绝无仅有的。我国的产业链体系是十分完整且成熟的，考虑到交易费用的存在，在我国投入生产，实现产品的价值符合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在2020年的出口产品数目众多，有超过8000种产品出口外销，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产业链及出口的优势。此外，国内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国家相对宽松的政策及帮扶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通过贸易自由化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RCEP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既是中国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对内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又是国内国际互促循环的重要环节。

1.1.3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当代中国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和平发展主题下的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的躁动因子在危害着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全球化的进程从未止步，但逆全球化的势力和声音越来越强盛，这让全球要素流动、贸易往来、交流合作等受到了极大阻碍。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让世界各国遭受了国内外各种压力与危机，导致许多尖锐问题的出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对中美双方影响极为深远的争端，将给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势和格局带来极大的影响。

1.1.4国内极具挑战的新征程站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迈进，这条路上有数不清的未知和难以想象的曲折。双循环战略是基于中国国情，针对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发展提出的新策略，这一策略的贯彻落实将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格局新战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针，正确应用这一方针能够有效缓解经济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拓新局面。

1.2大变局下的双循环战略

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是循序渐进的，双循环战略完全符合中国国情，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新变化做出的正确战略抉择。在新中国成立发展工业化的初期，“一五”计划“一化三改”等重要举措就已经在为构建完整内需体系而铺路。在国民经济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物资资料极度匮乏的新中国，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工业化是摆脱贫穷的正确抉择。在物资生产资料不断累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时对我国内需体系和国内循环体系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积极顺应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始终敞开大门，积极发展经济建设。此时，参与国际分工，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我国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国民经济乃至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实现了飞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国际大循环的思想逐步被提出并接纳。进入21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及社会各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通过“十一五”“十二五”等规划，逐步朝着经济新常态的方向发展，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要求，此时国民经济大循环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际、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起始年，我国对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结合当今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强有力地推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联动循环的双循环发展战略，并对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和要求。

2经济思想史视角下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1以内需体系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

2.1.1理论基础——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路径对大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分析[2]。通过斯密经济学范式、马歇尔经济学范式和刘易斯经济学范式分别从经济分工效益、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和经济转型的视角为双循环战略、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提供理论指导。斯密经济学范式认为国家的市场范围、劳动力人口等因素影响到分工的细化、技术的进步及经济的增长；马歇尔范式认为除了市场规模、劳动力人口、生产物资资料外，还有产业的集聚、生产要素的规模性、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等都会影响到规模经济，因此引出竞争优势；刘易斯范式从经济二元结构、技术多元结构和产业多元结构等视角分析经济转型。而中国在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中，具有独特的人口、市场、生产资料等方面的特征，通过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可以将中国以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基础的经济分工，以多种资源及需求形成的规模效应和二元经济结构、技术及产业结构上的多元化等优势整合交叉，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2.1.2路径思考——构建结构完整的内需体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结构完整的内需体系是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双循环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内需体系的建立完善少不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指出了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政府应主动发挥其职能刺激经济，增大国内需求。当代中国的内需十分庞大，这与我国产能过剩、市场饱和的现象形成鲜明的矛盾，进一步提高生产质量和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3]。通过双循环战略实现内需和国际市场的要素流动，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活力，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内需体系提供要素支持。创新永远是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变革、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手，创新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创新永远不会缺席中国当代与未来的经济发展。奥地利学派的熊彼得指出，需要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发展动力源，创新是解释经济发展动态现象的中心概念，同时是一种经济概念。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靠关键要素推动，创新就是其中一个关键因子。高新技术产业及各行各业的创新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实现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及封锁的行为，我国必须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近年来，虽然我国在世界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着“卡脖子”的情况，通过双循环战略，我国将加大对短板行业企业的扶持，不断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技术周期的更新速度。

2.2新格局新生态——内循环联动外循环外循环反哺内循环

2.2.1理论基础——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的发展永远脱离不了国家的本土市场，这也是双循环战略背后的理论逻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内循环联动国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反哺内循环的新格局新生态，是推动当下及未来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必然要求。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国内市场的认可和需求是决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一项先进技术的转换落地受到这个时代消费者需求的影响。因此，产品进入国际流通市场需要以国内市场为支撑。通过国内大循环的内需体系，以国内市场为支撑，能够更好地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进出口产业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密切联系，能够使进出口贸易通过资源配置、规模效应、产品核心竞争力效应等途径实现技术创新、外汇创收等目标，更好地服务内需体系和国内大循环。因此，通过国内国际互促循环，实现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联动，可以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

2.2.2路径思考——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新常态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的付出是巨大的、道路是曲折的，但付出终有回报，我国从探索和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进步，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证明了我国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举措的正确性。从时代特征和对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来看，深化改革开放与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密不可分，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势在必行；而若想高效合理地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就少不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支持。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下，通过深化改革、双循环战略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将会有效解决内需体系现存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5]。在全球化视角下，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进而使人民生活迈入更高质量的水平。

3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对古今中外经济学理论及思想的研究不断地深入和丰富，有助于为当今世界许多经济现象和事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借鉴和经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创新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制度演化及变迁理论、区域经济协调思想、市场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相结合的思想等理论及思想，再结合我国“五年计划”、改革开放、新发展要求和经济新常态等经济思想和发展要求，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供给与需求、政府与企业等方面为双循环战略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和建议。中国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构建仍处在初期阶段，双循环战略还需要不断地打磨和积累，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探索，可以给相应政策和措施提供思想指引和具体借鉴。

参考文献

[1]李锋.推动5G及相关产业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0(6):23-31.

[2]欧阳峣.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J].经济学动态,2012(12):48-53.

[3]石富丽.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域下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J].商展经济,2022(13):14-16.

[4]丁平,张二震.国内需求与国际贸易:一个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3(2):166-174.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8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首先是指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自从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它的基本观点20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前的封建思想家提出的观点,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嘴里,说的几乎完全一样,论点论据都很少区别。如,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贵义贱利原则,关于农工商关系的重本抑末思想,关于消费的崇俭黜奢原则等等,2000年间一直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家们所反复咀嚼。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的不断老调重弹的历史,几百年、上千年,甚至2000年间,很少新意,很少发展,很少有什么新观点。传统经济思想停滞僵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它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的宗教化、教条化。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出于封建“圣人”之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抬高,它们逐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人们必须遵从的绝对真理,取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们谈论经济问题,国家制定经济政策,都

必须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久而久之,传统经济思想原则就变成了宗教教条,成为封建思想家观察、认识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这些教条不容人们怀疑,人们分析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无条件地以它们为指导,为依据。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史,从其主导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教条长期统治和专制的历史。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这种保守化,教条化的特点形成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封建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极为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经济基础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的停滞、僵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封建经济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在一个千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的经济生活环境里,很难设想人们的经济思想会有什么巨大的变更和飞跃。从主观上讲,维护僵化停滞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作为这种经济基础的反映的传统经济思想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时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封建经济关系的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动,都会危及封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一切不利于保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不同的异端经济思想,他们总是极力予以压制、排斥、打击,而对那些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传统思想原则,他们则要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代一代地尽力鼓吹和宣传。这是造成封建传统经济思想原则保守化、教条化倾向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但不是唯一的经济思想。虽然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非常缓慢,但毕竟还是在发展着,变化着,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发展和变化还是相当迅速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经济思想上来,就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与传统思想相对立的反传统的思想。这些反传统思想虽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内容却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许多新鲜的、进步的、有生气的东西。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是封建正统思想形成、统治和衰落的历史,同时也是反正统思想同封建正统思想、进步思想同保守思想不断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传统经济思想与反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经济思想的本质,揭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于肃清封建经济思想的流毒和影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9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篇10

回顾整个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围绕着亚当?斯密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关系问题——“斯密难题”而展开的。

一、古希腊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阿马蒂亚?森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Nicomachean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

尽管现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德性主义认为，善和德性是至高无上的，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能与真理；而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快乐主义，则有别于柏拉图派的观点，主张道德与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快乐与不适”决定了有利与有害之间的界限。为了调和上述两种对立的伦理思想和体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总结性伦理学说，他指出：“在财产问题上我们也得考虑到人生的快乐和品德这方面。自私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譬如我们鄙薄爱钱的人就只因为他过度的贪财——实际上每个人总是多少喜爱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财务或金钱的。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的欣悦。”同时他认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会导致经济交换过程中的败德行为，他说：“对毁约行为的起诉，对伪证行为的判罪，对富人的阿谀奉承，等等，据说这些现象都是起因于私产。但是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说，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伦理的经济内涵，并进一步提出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也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因此，亚里士多德堪称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而亚当?斯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中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但穷其毕生精力创作了划时代的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而且以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撰写了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

纵观这两部巨著，不难看出《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道德哲学中蕴涵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案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论证了自由市场经济是唯一符合效率与幸福原则的经济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论》则试图对物质经济的运行予以强有力的精神指导。由此出发，斯密界定了关于市场经济道德基础的六大原则，即自尊、自爱、同情、互利、正义和虔诚，而且斯密认为市场的运行应当以这六大原则为道德前提。这一观点后来在将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穆勒的功利主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总理曾经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论》同样精彩。”温总理的话是对着两部论著的恰当评价。

可以说，斯密同时受到大卫?休谟的道德情操论和哈奇森经验主义功利论的影响，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与伦理道德哲学研究(或者可以称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联姻”。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亚当?斯密是把他的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而不是用经济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的历史、学术地位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对其中的“道德人”与“经济人”阐述的不同理解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形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所谓的“斯密问题”或“斯密难题”，或称“斯密悖论”。而这场争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延续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对立论”与“统一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三、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是指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经济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市场交易条件，即如何确定价格；而他们不再关心的是市场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为在他们对经济学前提的假设中，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市场主体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机制在既定不变地运行、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完全信息。由此他们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伦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个隐含的既定条件，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经济伦理状态。

这一阶段的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完善了“经济人”的假说，完成了“经济人”的伦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修正了古典学派的公平观；论证了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但是，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实证经济学占据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仍然是经济学中重要的分析方法；虽然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在实证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和命题中仍然包含着明确的或含蓄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四、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以凯恩斯的思想为代表，特别是在他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集中表达的价值观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非是万能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理应发挥直接干预和调控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凯恩斯在经济伦理上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鼓励奢侈，反对节俭。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但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无人消费就组织不起生产。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作家和经济学家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显然，凯恩斯是用了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节俭伦理的。

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与伦理，从古希腊、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合”，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分”，再到阿马蒂亚?森这里，经济学终于向伦理学复归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阿马蒂亚?森的获奖公告中所言——“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干脆称阿马蒂亚?森为“经济学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