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范文10篇

著作范文篇1

平行进口，亦称灰色市场进口，是指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在某项知识产权已获进口国法律保护,且知识产权人已在该国自己或授权他人制造或销售其知识产权商品的情形下,从国外知识产权所有人或其被许可人手中购得该种商品并输入该国销售的行为。

著作权平行进口的特点有：⑴著作权的平行进口可以是有形的产品,也可以是无形的服务；⑵平行进口的商品是已在进口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⑶进口商获得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的途径是合法的,但其进口行为未得到知识产权人的同意或授权;⑷平行进口的商品与进口国的同一知识产权的产品在价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平行进口产品价格较低；⑸平行进口的主体包括两个:合法进口商和知识产权人或其授权的人。

二、著作权平行进口争议的理论基础

1.权利的国际用尽原则,又称权利穷竭的普遍性,是指著作权人的发行权一次用尽,效力遍及全世界。即对于经过著作权人许可而投放市场的、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复制品,著作权人无权再控制它们的进一步转销、分销等活动。

2.权利的国内用尽原则,即权利穷竭的地域性,是指著作权人的发行权穷竭的效力仅及于其权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准据法律的效力范围内,权利在一国的穷竭,并不导致它在国际市场上穷竭,在其他国家仍旧处于未曾行使的状态。

支持平行进口的观点认为平行进口并未侵犯著作权所持的理由正是权利国际用尽原则;反对平行进口所依据的主要理由则是著作权的权利国内用尽原则。

三、国际公约及各国对著作权领域平行进口的相关规定

1.国际条约

《伯尔尼公约》第5条以及《世界版权公约》第7条虽然分别规定了作者所享有经济权利,但两个公约都没有明确规定进口权。《罗马公约》第85、86条明确要求各成员国“不准以任何方式限制商品在共同体国家内自由流通”。《罗马公约》将权利用尽的范围从一个成员国国内扩大到整个共同体成员国范围,当一件作品在一个成员国合法销售后,其著作权人无权控制该作品在共同体市场以及与共同体签订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内的进一步销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6条规定:“在依照本协议而进行的争端解决中,不得借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去涉及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可见,TRIPS协议留给各国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

2.发达国家

⑴美国。美国1976年版权法禁止一切未经版权人许可的进口活动。但在199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则判决中,确定了“首次销售原则”,对著作权平行进口开了绿灯,根据该案,美国对国内生产销售的著作权制品出口到国外后再进口到美国已被允许,并不违反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

⑵日本。日本在修订后的《版权法》第26条的规定,作者有权将其著作物的原件或复制件转让以提供给观众。但是,如果拥有相关权利的人或获得授权的人已经向公众转让了的著作物的原件或复制件,或者在本法施行地以外的地区,不损害已有的权利的前提下,经相关权利人或获得许可的人转让了的著作物的原件或复制件后,作者便无权再将其著作物原件或复印件转让以提供给其他人。可见,日本著作权法亦允许平行进口。

四、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建议

1.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均没有关于平行进口的规定。仅仅规定了禁止来自对作品不予保护的国家的复制品的进口行为,但对于来自对作品提供保护的国家的、具有合法来源或合法授权的复制品并未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对来自向作品提供保护的国家的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行为不加禁止。

2.著作权的平行进口的利弊

⑴著作权的平行进口的积极作用

首先，有助于贸易的自由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允许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成为各国共同的呼声。允许著作权的平行进口有利于取消关税壁垒。其次，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平行进口的产品的销售价格往往低于国内统一产品的销售价格,消费者可以通过竞争价格购买到自己中意的产品。再次，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平行进口在进口商和著作权利人之间形成竞争关系,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也可以防止外国的著作权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最后，符合我国的贸易利益。我国属于低价位国家,著作权产品在价格上具有优势,因此,平行进口合法化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

⑵著作权平行进口的消极作用

首先,著作权人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平行进口商的“搭便车”行为。平行进口商可能会利用著作权人先期投资和宣传所创下的商业信誉,进而获得利益,甚至可能因为进口商在售后服务等方面不好的服务而影响到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信赖和喜爱程度,从而影响该权利人的商业信誉以及商业利益。其次,平行进口使进口商的产品与著作权人的产品产生竞争,这种竞争会对国内著作权人的市场份额造成冲击,可能造成市场利益的损失,严重影响著作权人创作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对我国的建议

根据上文的利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允许平行进口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它带来的弊端。为此,我国应当允许著作权产品平行进口。但我国也重视允许平行进口所带来的弊端。对这一问题，我国可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规制。首先,许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可为我国借鉴。如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平行进口问题上已经采用竞争法对此进行规范。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传统的著作权理论已经不能解决平行进口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冲突的问题。运用竞争法规制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其次,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考虑,允许平行进口,并用竞争法来规制不公平的平行进口行为,使之更加合理,更能够兼顾权利人的利益和进口商的利益,这也解决了国家货物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之间的相互冲突。

综上，平行进口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防止市场垄断的同时又冲击着国内著作权业的发展。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和国家总的经济政策，从协调著作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出发,允许著作权的平行进口，保证消费者低价享受正版产品,繁荣版权产品市场。同时,采取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方式对版权领域的平行进口进行一定的限制，防止市场垄断等限制竞争的现象出现。

参考文献：

著作范文篇2

一、乙方应付甲方稿费每千字xx元整，于签订本合约时，先预付xx元整，余数于甲方交稿时，一次付清。

二、本书预计字数为xx万字左右。

三、本书著作权经甲方同意转让乙方承受，由乙方办理著作权登记。

四、本书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权，及违背有关著作出版等现行各项法律或国家政策时，由甲方自行负责，与乙方无涉。其因而被有关机关扣留、没收，或禁止发行致使乙方遭受损失的，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五、本书版权属于乙方，甲方不得就本书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予以割裂，自行出版或转让。

六、本书的排版校对，由乙方负责，惟求其正确无误，得请甲方作最后的校核。

七、甲方同意于xxx年x月x日完稿，交予乙方出版。

立合约者：

甲方：xxx

住址：

籍贯：

出生年月日：

乙方：

负责人：

著作范文篇3

新闻作品的定性与区别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四）美术、摄影作品；（五）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六）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七）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第五条规定，“本法不适用于：（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二）时事新闻；（三）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从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认定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新闻作品”一项，而在不适用的规定中却包含了“时事新闻”。那么是否可以推断所有的新闻作品都不具有著作权呢。我们且作如此分析。 著作权法规定“时事新闻”不适用本法，是基于一种社会利益的特殊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中对时事新闻进行了界定，“时事新闻，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可见，在著作权法中，时事新闻就只是那些单纯的事实信息，也就是那种由简单的叙事结构构成的报道，全部的信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组成。例如：“2001年9月11日，两架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在相隔不到10分钟内依次撞击了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世贸大厦。”这就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消息，其中只涉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事项，不带有任何的报道者主观的色彩，即没有评论没有修饰。由于时事新闻属于纪实性的报道，其内容是现实客观的存在，是公众生活的体现；其价值在于让公众广泛且迅速的知释，任何进行报道的人没有权利控制此种信息的传播。因为，时事新闻不是基于你的创作而产生的，它属于社会的共同共有，理应无条件的公诸于众。这里我们还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公民的知情权与版权之冲突。一旦时事新闻受版权保护，这将妨碍新闻的自由传播，妨碍受众对国家大事的了解和对国家管理的参与；其次是时事报道相互之间区分困难。任何报道都是依靠人来完成的，但在不同新闻作品中，人的加工、整理程度受报道形式的制约会有所不同。时事新闻的构成方式抑制了报道者独创性的发挥。因而将时事新闻与其他新闻报道区别对待是有必要的。 但是，现代社会中纯粹的对时事新闻进行单纯的文字报道是极为少的，除了报刊、电台在报道新闻时要采取此一种形式。一般而言，报道新闻都涉及到调查报告、新闻评论、特写等，报刊中还有新闻图片，电视新闻中更是图文并茂，影象制作与新闻信息高度结合。在这样诸多的表现形式中，对所谓“时事新闻”以何为界定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所谓的“时事新闻”应该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个纯形式，也就是说无论新闻报道的形式如何，著作权法规定的适用的例外“时事新闻”指的只能是这些形式当中所可以抽象概括出来的一种对已经发生的客观世界事实的纪实性表述。可以这样理解，某电视台对“9.11事件”中飞机撞击世贸大厦进行了直击现场报道，播放在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其中包括有整一过程的实况录象，有主持人的对事件的报道，有主持人的评述，有其他人的议论，还有相关的其他介绍。构成了一辑特殊新闻直击报道。在这里，实况录象不是“时事新闻”，主持人说的话不是“时事新闻”，其他的评述，议论同样也不是“时事新闻”，因为他们都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具体的表现，只有所有的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出来的那个抽象的印在人们脑海中的认识“2001年9月11日，两架由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在相隔不到10分钟内依次撞击了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世贸大厦。”才是“时事新闻”的对象。其他的新闻单位对此一信息的披露并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相反若是私自将整套节目剪接过来为己所用则是构成侵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法律的规定就有了较深的认识了。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解决了“时事新闻”就是纯形式的抽象的表现，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作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像通讯、调查报告、特写、电视新闻等的新闻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了。其实，这种理念与著作权法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也就是著作权保护的是作品的形式，而非作品的内容，在新闻作品著作权保护中也同样体现这样的脉络，作为作品要表现的“内容”，时事新闻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相反它所赖以存在的载体形式则应该得到法律的重视与保护。 这就是本文关于新闻作品著作权保护渊源的看法。新闻报道形式，只要从内容上衡量，凡是符合著作权法作品对象特征的具有评论性、描述性内容的新闻，如通讯、调查报告、特写、电视新闻特辑等都是非时事新闻，属新闻作品，凝聚了作者对作品创作的独立构思、具有独创性，是智力创作成果，是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另外，“单纯事实消息”的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不具有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权利，但报道者基于民法基本原则对公民、合法民事权益保护的规定，对时事新闻享有身份权，其他新闻单位或是新闻报道者在使用该新闻时应保护何指明最先所引用新闻报道者的身份，不得歪曲、篡改原报道内容。报道者所从事采访、撰写消息的劳务，依法定或约定，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 新闻作品著作权的内容及限制 新闻作品的作者享有著作权法规定保护的一切权利，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表演权、播放权、展览权、发行权等权利。但是基于新闻其自身的特殊性，对新闻作品的著作权予以一定的限制也是合理的。新闻的价值在于传播，只有在广泛的向外传播中，新闻作品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否则新闻作品的著作权是空泛的。同样，由于指定著作权法的目的，既为保护、鼓励知识创新，保护作者因创作作品而产生的正当权利，又要保障和促进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故此，著作权法在对作者享有著作权予以保护的同时，又对著作权进行限制。 《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了12项著作权限制，“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新闻纪录影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十一）将已经发表的汉族文字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其中，对关于新闻作品著作权的限制的规定，可作以下归纳：（三）、（四）、（五）项提及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第（四）、（五）项很明确，是“刊登或播放已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而第（三）项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新闻记录影片中引用以发表的作品，”。这里规定是“引用”，而非全盘刊登或播放他人已发表的新闻作品却不支付报酬，或是擅自署自己的名。若出现此种情况则已经构成对新闻作品的剽窃，著作权人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者责任。 著作权人对新闻剽窃的救济手段 剽窃是指将他人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剽窃他人的作品严重损害了作者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它是各国版权法都产加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由于新闻的特殊性，对新闻的剽窃认定较为困难，但是我们一般可以按以下方式进行：（1）看原作是否为独家新闻、独家采访。（2）看是否深入采访。如果被指控为“剽窃”的作者是在获悉其他媒体报道后才进行报道的，这就会出现前后两则报道内容相同的情况。只要后报道者能拿出采访笔记、初稿等证明作品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就不应认定为剽窃。（3）看作品的构思、风格。每位报道者驾驭语言的能力不一，内容相同的新闻作品只要出自两人之手，作品的构思、文字风格一般都会有所不同。 著作权人认定了对自己新闻作品的剽窃后，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对侵权行为予以救济。由于，新闻剽窃行为不仅是对著作权的侵犯，还是一种违反公平原则、正当竞争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著作权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救济。在法律竟合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就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适用不同的法律，处罚结果就会有所不同，正确适用法律对新闻作品剽窃的规范意义重大。《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并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对于如何处罚，《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对剽窃他人作品的，罚款100至5000元。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一条对商品主体或营业主体混同行为的处罚为：监督检查部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在第二十二条至二十七条中，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罚款多为一万至二十万元。相比之下，《著作权法》对剽窃的处罚要轻得多。《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二至六款对非法复制出版等传播行为做了限制，但非法复制品如不发行，则不会对著作权人的财产权构成严重损害，正因为如此《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有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二至六项行为的，罚款1万至10万元或者总定价的2至5倍，处罚程度较单纯剽窃重得多。 剽窃新闻作品的刊载，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对新闻作品剽窃的法律适用应考虑剽窃新闻作品的传播危害，看它是否对同行的市场构成损害，是否与对手进行市场争夺。如果刊载剽窃之作的媒体与刊载原作的媒体业务上本无竞争，则应适用《著作权法》，因为两媒体之间既然没有竞争就不存在不正当竞争问题，这也符合《著作权法》对剽窃行为静态处罚的本意。如果新闻作品剽窃给同行业务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新闻作品剽窃没有作具体规范，我们只能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去加以认定。 对新闻传播中的著作权问题，本文只是进行了粗浅的探讨，许多的看法仍显十分幼稚。但本文觉得对新闻作品的界定并对其著作权加强保护意义重大，目前的法律规定过于绝对，不利于市场竞争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是否应该完善现行法规，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知识产权法》刘春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知识产权研究》第十卷唐广良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3.《论新闻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陈奇恩载于《法官论知识产权》陈旭主编吕国强副主编法律出版社。 4.《新闻作品剽窃与不正当竞争》程德安刊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著作范文篇4

一、乙方应付甲方稿费每千字xx元整，于签订本合约时，先预付xx元整，余数于甲方交稿时，一次付清。

二、本书预计字数为xx万字左右。

三、本书著作权经甲方同意转让乙方承受，由乙方办理著作权登记。

四、本书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权，及违背有关著作出版等现行各项法律或国家政策时，由甲方自行负责，与乙方无涉。其因而被有关机关扣留、没收，或禁止发行致使乙方遭受损失的，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五、本书版权属于乙方，甲方不得就本书内容的全部或一部分予以割裂，自行出版或转让。

六、本书的排版校对，由乙方负责，惟求其正确无误，得请甲方作最后的校核。

七、甲方同意于xxx年x月x日完稿，交予乙方出版。

立合约者：

甲方：xxx

住址：

籍贯：

出生年月日：

乙方：

负责人：

著作范文篇5

论文摘要:在有关清代诗歌研究的论著中，难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错误，需要我们尽可能地予以发现、指出和订正。对他人的论著是如此，对自己的论著更应当如此。现在即针对笔者自己的几种著作中已经发现的错误做一次集中的梳理，以免继续贻误后来的读者。

对自己已发表文字中的错误进行订正，做自我检讨，这可以说是历代学者的一个优良传统。前代如顾炎武，他的《与潘次耕札》五通之五，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

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速死，迟迟自有定本也。当代则如王利器先生，印象中他也一再写过自己纠谬的文章。而我辈，论学问不及顾炎武、傅山(青主其字)、王利器先生等人之万一，论错误比例却反而不知道是他们的多少倍，因此也就更加没有理由隐瞒自己的粗疏与浅陋。笔者此前发表、出版的各种论著，其中就存在着大量已经被发现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已经在后来结集或再版时予以更正，或者可能还有类似更正的机会;而已经成集或再版的著作，近期内估计很难再有重印的机会，所以想在这里对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做一次集中的梳理，以免继续贻误后来的读者。

一、清诗史

此书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原名《清代诗歌史》，最后三章正文系毕业之后续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初版，2000年5月再版。目前再版本还发现有几处错误，或者存疑的地方，依类叙述如次(页码同时注初版本、再版本)。

一是作家生卒年。第四章第四节《江左三大家》，于龚鼎孽生年注为公元1615年(第75页、第72页);而曾见今人谢巍先生《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记龚鼎孽生日为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十一月十七日(中华书局1992年11月第1版，第369页)，如此则公历实际上已经进人1616年(1月5日)。该书著录的两种龚鼎孽年谱资料笔者均未获见，但想来此记载不误。笔者其他各种著作凡涉及龚鼎孽生年，例当据此更正。此外第二章第二节《云间派》，于李雯生年注为公元1608年(均见第21页);此说也许不太可信，更大的可能是比这提前一年，具体拟在另文详细考订。

二是引用原始资料。这方面最典型的，当数第九章第三节《王士祯的神韵诗》内两次引到的金人瑞(圣叹)《上巳日，天畅晴甚，觉兰亭天朗气清句为右军人化之笔，昭明忽然出手，岂谓年年有印板上巳耶·诗以纪之》二首之二所谓“暮春写得如清秋”句(第200页、第196一197页)。原诗依据《沉吟楼诗选·七言绝》(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人别集丛刊》影印《<沉吟楼诗选><广阳诗集>》本，1979年6月第1版，第83页)，但“如”字原文是“似”。而拙著误作“如”，不但影响到它与所论王士祯《秦淮杂诗》“浓春烟景似残秋”之间的字面联系，而且从文献的角度来说本身就是失真的，甚而至于还严重违背了近体诗的格律，造成了“三平尾”的大忌。奇怪的是，该诗在笔者别的论著中也还曾经数次引用过，这个问题居然直到最近才偶然发现。类似的还有第十五章第四节《龚自珍的地位和影响》所引《夜读番禺集，书其尾》二首之二所谓“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帝”(第361页、第354页)，最末这个“帝”字原文是“人”(可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新1版，第455页);而拙著承上文第一首末字误植，不但造成了本首诗歌的两个韵字互不相协(原押上平声十一“真”韵)，而且使得同一组诗歌两首之间的韵字也形成了重复。此外第三章第二节《钱谦益的诗歌理论》所引《杨明远诗序》(第40页、第38页)，“序”字据本师钱仲联先生标校本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应作“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年9月第1版，中册第855页);第十二章第一节《赵翼》所引《论诗》四首之二“李杜文章万口传”以及下文再次提到的“李杜文章”(均见第276页、第271页)，据其《匝北集》卷二十八，“文章”原文实为“诗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上册第630页)。

三是其他错别字。这方面目前已经发现的有第七章第一节《施闰章》所引《竹源阮》(第139页、第136页)，“阮”字实际上应当是“O”字(可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施闰章《学余堂诗集》卷六，第1313册第410页)，即“坑”的异体字。今本施闰章《施愚山集·诗集》卷六直接改作“坑”(黄山书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册第110页)，这个问题就十分清楚了。此外不知某处似曾提到的顺治初年太湖义军首领吴易，“易”字有关文献一般都如此记载，但清末叶廷箱《鸥破渔话》卷二“吴日生名”条，专门对此进行考证，认为应当是“易”(可见辽宁教育出版社《<吹网录><鸥破渔话>》本，1998年12月第1版，第29页。日生其字)。现在记在这里，以备参考。

二、朱彝尊研究

此书包括上编、下编和附录。上编是笔者硕士学位论文，下编是单篇考据文章，附录为译作及其他相关文字。1993年8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出版社专职校对桓明先生，曾屡获出版系统校对行业各种大奖。因此，此书有幸承她校对，错误最少。目前发现的，还只有这样两个字:一是下编之五《曝书亭集外诗文拾遗》最末一篇《水村图跋》，按语提到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十六”(第194页)，这个“六”应作“三”(见该卷第十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下册第655一656页)。二是附录之四《清名家集外诗词古文辑考—朱彝尊研究余墨》最末一篇朱彝尊和查慎行联名的《征今诗综启》，“都阳刘仔肩辄偏明《雅颂正音》”句(第238页)，“偏”字应作“编”(可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椎李遗书》本《曝书亭外集》卷八，第154册第315页)。后面这个错误，还是笔者原稿造成的。

三、清诗代表作家研究

此书包括上、中、下三编和外编。上编《吴伟业研究》和外编《清前诗歌散论》，基本上是笔者大学时代的习作。中编《清诗代表作家论稿》，则是硕士研究生前一年半的论文。只有下编《清诗综论》，各篇写作时间比较分散。1995年10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此书目前已经发现的，大抵都是印刷方面的错误，主要就是错别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引用的原始资料或者具体的知识，现在以勘误表的形式列举如下(页次斜线之后的数字表示行数，行数之前加负号表示逆数;方括号内为错误，箭头之后为正确者):

以上这些错误，除了印刷过程中的校对不慎以外，也有个别是原稿本身就存在的。

四、清诗知识

此书是笔者的一个短文集，主要收录马良春、李福田两位先生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和有关诗词鉴赏辞典中的拙作，以及若干学术随笔和书评报道之类，作为本校公共选修课“清诗鉴赏”(后改“清代诗词鉴赏”)的教材，于1998年5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因篇目较多，全书分为“作家小传”、“流派风格”、“典籍介绍”、“作品欣赏”、“随笔信息”等五辑，每篇标有某辑之几(中间以短横隔开)这样的阿拉伯字序号。

此书最大的一个问题，同样也出在印刷方面。特别是错别字，论比例比《清诗代表作家研究》还要多。现在仿照前例，将其中涉及原始资料或者具体知识的一部分错误罗列于次(页次之后为篇目序号，斜线之后的数字表示该篇正文行数):

有关这些错误，同样也有个别系原稿所致。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则更是完全属于笔者研究过程中的失误。目前已经发现的有，第三辑之二十五《小仓山房诗文集》下面这段介绍:

1983年，周本淳先生在原有基础上复予整理，而仍名之为《小仓山房诗文集》，计有《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文集》三十五卷(其中后十一卷为续集)，《外集》八卷(其中后二卷为补遗)，共七十四卷，卷次各为起讫，互不相属。

其中《诗集》编年排次，起自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衰枚二十一岁时，讫于嘉庆二年(公元792年)衰枚八十二岁谢世…...

这里总卷数“七十四卷”，显然漏掉了《外集》八卷，而实际上应为八十二卷，与袁枚享年刚好相同(这个看似偶然的因素，清初朱彝尊《曝书亭集》也是如此);同时“嘉庆二年”对应的公元年份，"1792”应作“1797"(另袁枚逝世于该年农历年末，于公历已人1798年，此处不计)。又第四辑之十《甲辰八月辞故里》，末尾提到在作者张煌言抗清“牺牲二百年后，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而这里面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之一章太炎，恰恰就是张煌言家乡附近的余姚人”(第139页)，这里关于章太炎的籍贯，把浙江省内杭州的“余杭”当做了宁波的“余姚”，看似一字之差，其实却真的失之千里了。至于如今的余杭由原来的县改为杭州市的一个区，以及张煌言的家乡郸县改为宁波市的郸州区，这些情况当时就更加无法顾及。现在借这个机会，正好可以一并作为补充。

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第五辑之十三《<清诗流派史>出版》末尾，提到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一书的字数，称“总计约三十二万余字”(第252页)，这也是错误的。盖该书当时在台湾出版，台湾版的书籍版权页不标字数，又不便统计，所以这个提法仅仅是根据此前刘先生本人有关书信中的自述。而现今该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2004年3月)，版权页明确标示全书为38.2万字，这个问题就完全清楚了。刘先生一方面是当初根据手稿版面大略估算(通常排印之后会有增加)，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谦，而笔者却误以为真了。现在既要向读者说明，更要向刘先生致歉。

五、清诗选评

此书选清诗作家一百余人、作品三百首，2004年7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也已经发现有错误。

一是作家方面。目前排在吴历(1632一1718)之后的许，作者小传称其“生卒年不详”(第221页)。但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4年第10期，读到陆勇强先生《读<全清词·顺康卷>献疑》一文(第91一95页，原载《学术研究》同年第6期第，其中第三部分《作家生卒年订补》第八条刚好就是许虫，有关文字如下:许扎。检其所著《万山楼诗集》，卷十三有甲辰仲春朔四十初度客思唐叶邓林常省斋招饮》，诗云:

客中仿佛忆兹辰，四十无闻塞外身。试问吾生来乙丑，何如屈子降庚辰。亲闹迢递千山梦，帝里峥嵘二月春。旅枕自高揽短须，同官异地酒陈。

此“甲辰”为清康照三年(1664)，是年四十岁，往上推之，许鱿当生于明天启五年乙丑。

根据这里所引许虫诗歌标题推算(原诗可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集部第220册第111页。据该本，此处“卷十三”当作“卷十五”，正文“短须”当作“短鬓”)，可知其确实“生于明天启五年乙丑(1625)"，与诗歌正文第三句“吾生来乙丑”正合。同时结合标题内的“仲春朔……初度”云云，还可以进一步知道许虫L的生日为天启五年乙丑的二月初一，也就是公元1625年3月9日。如此则许虫在拙著中的位置，应当前移至蒋超(1625一1673。第124页)前后。另外今人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以及张慧剑先生《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等书，也都可以据此补充许虫L的生年(前二种著录许虫L，分别见第1册第589页;卷八，上册第201页)。陆勇强先生的这个发现与考证，的确是太有意义了。

二是作品方面。所选厉鹦《二月十四夜，同周少穆、胡又干、施竹田、吴敦复、汪旭瞻、施北亭西湖泛月，共赋四绝句》之四，诗歌标题中的“胡又干”，应改做“胡又乾”(单名“先先”，《说文·先部》释为“进也，从二‘先”’;其字“又乾”，这个“乾”字当指八卦之首，与其名意思相符，因此不能简写作“干”。参见厉鹦《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四此题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与此相应，拙著目录中的这个标题，也应当同时更正。

此外，笔者还有《清诗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选注《元明清诗》(天地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以及与人合编《中国古代文学教程(历代诗文选)》(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中的元明清部分，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错误。那些错误大都在这个《清诗选评》中经得到更正，因此不再缕述。

著作范文篇6

一、三个中译本的特点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②。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③，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④。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类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消解这种历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适应它。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⑤，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在解读任何作品时，都带着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信仰与期望，当然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本身就是一种再解读，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带着他们时代的信仰与期望。解读就是作品所拥有的过去视域和解读者的现代视域的叠加。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意义绝不是写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两种不同时代冲撞的结果，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⑥。在他眼中，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意义永远是没有终结的，他的这种论断给我们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可以以刘振瀛老师为例看一下这种误读的方式。刘振瀛老师翻译《我是猫》虽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关注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刘振瀛老师1958年曾经写过关于《我是猫》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笔者注）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感到无限的愤慨，从而用他的一支讽刺的笔向现实挑战……”⑦，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明显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色彩”的影响，但是夏目漱石并没有那种自觉的反社会、反阶级的意识，只是一个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家所说的“文明批评”者。刘振瀛老师老师的评论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那个时代“阶级划分法”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误读。1994年刘振瀛老师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作品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机制讽刺的美学特征。如他曾经写道：“……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⑧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已经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政治观点转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赏析之上了。

三、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误读

著作范文篇7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深度链接;P2P;谦抑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球化普及以及不断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主要场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较2016年底提升2.6个百分点。人们只需在互联网上轻轻一点便可以轻松获得自己想要获得的信息，网络为人民提供了便捷的信息获取途径。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网络分享的便捷性，一些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图书、音像作品等被随意地复制、传播，网络盗版形势日趋严峻，著作权人利益遭受巨大损失。总览我国有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行为，大多数被划归为民事侵权行为只有少数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在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案件，何种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行为，何种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界限仍未被准确划分，刑法对于网络著作权案件如何应对成为如今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著作权概述

著作权包括狭义著作权与广义著作权，狭义著作权仅指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广义的著作权涵盖狭义著作权在内的相邻权的内容。与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对象不同的是网络著作权所保护的对象是网络作品。杨小兰教授认为，网络作品分为两种类型即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和借助数字化技术产生的作品形式。不同于传统著作权保护依托于有形载体的是，网络著作权依托于新型网络环境，因此其内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首先传统著作权的地域性质被打破。著作权是国家为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而赋予著作权人的权利。但是网络作品一经完成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打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国家难以以国家的边界为界限给予著作权人相应的著作权。其次由于网络环境具有虚拟性，因此著作权人的身份难以确定。在网络著作中，著作权人基于各种考虑使用化名、假名或者佚名，因此很大部分的网络作品难以确定著作权人的真实身份。最后网络著作权改变了作品的传播方式。网络作品一被完成即快速地在网络空间中传播，脱离了著作权人的控制，这也是网络作品脱离有形载体而造成的现象。（一）域外网络著作权立法模式。1.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现状及趋势1996年出台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WP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公约》（WPPT）是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开山之作，自WPT及WPPT出台以来，世界各国对于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力度不断增强，这些国家在加强了对传统著作权保护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或者司法解释的方式填补了刑法中关于网络著作权保护的空白，这也体现在各国对网络著作权犯罪打击力度与范围的增强之上。与此同时，随着网络著作权犯罪数量的上升以及其危害程度的增强，各国也加快了对网络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2.美国著作权保护模式美国的崛起与其著作权保护密不可分，可以说美国的立国之本就在于对著作权的保护之上。在网络著作权保护方面，美国也同样走在世界的前列。自美国联邦《著作权法》1790年颁布以来几经修改，在1909年修改后第一次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纳入刑法保护之中。1998年，美国为了贯彻WPT和WPPT公约，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千禧年数字化版权法》（简称DMCA），DMCA不但扩大了著作权违法犯罪行为的范围，而且还通过刑事处罚的方式禁止损害著作权管理信息的行为。2008年，美国国会通过《2008年资源和机构为知识产权优先法》，这是美国知识产权刑事法律演变和发展的最高成就，再次体现了美国对于大力保护知识产权所下的决心。在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上，美国形成了以刑法中心各法律部门联合支持的“众星拱月”模式。民法等前置法律将网络著作权的概念、行为定性以及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的界定，这就将刑法对网络著作权保护的障碍予以扫除。同时，刑事立法与司法随着民事、行政立法及实践的发展而及时调整，各个法律部门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共同形成了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完整体系。对网络著作权犯罪打击力度的增强以及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共同为网络著作权的保护保驾护航。（二）我国著作权保护的现状。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主要学习和借鉴了国外的经验。1997年《刑法》第一次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在刑法中。但是在进入信息化的数字时代之后，我国对于网络著作权保护明显未能跟上网络技术的发展水平。这与我国民法以及行政法领域中对于网络著作权的立法和实践的落后密不可分，对于网络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只有在《刑法》第3章内才能找到相应规定，更让人遗憾的是仅有的规定只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模糊性描述，显然不能适应复杂的司法实践。因此两高相继颁布了包括《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在内的司法解释。但是这种通过司法解释强行扩充刑法条文的保护范围的立法模式完全是将新型的网络著作权犯罪机械地放入传统著作权犯罪体系中，并且忽略了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特殊之处。同时这种规模性的司法解释不仅在界定网络著作权犯罪的问题尚未能做到清晰明了，而且有借司法解释行刑事立法之嫌。因此对于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首先应当回归到民法中去，先由民法厘清网络著作权的概念、行为模式以及责任方式，再将民法等前置法无法解决的问题交还给刑法解决。

二、网络著作权重点问题研究

（一）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之辨。直接侵权理论与间接侵权理论在我国传统侵权理论研究之中并不被经常使用。但是在网络著作权保护中，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强调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理论的重要性，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教唆、帮助行为应当纳入间接侵权之中。这是因为在网络世界中，不可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自己网站上所提供的大量的信息尽到完全审查的义务。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修改后实际上也引入了“避风港原则”，避风港原则简单来说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的“通知+删除”义务。间接侵权理论不仅能够厘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类型与责任承担方式，而且能够尽量减少法律对网络环境的非必要行干预，可以保护网络的正确健康发展。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划分标准在于某一行为是否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造成了直接侵犯。应当使用“服务器标准”来判断行为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在理论界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标准主要有“服务器标准”、“用户感知标准”、“实质呈现标准”之争，笔者在此坚持“服务器标准”。王迁教授是“服务器标准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论提供“深层链接”行为的法律定性及其规制》一文中更是提出了“传播源”理论，笔者深表认同。王迁教授认为任何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传播行为都应当形成“传播源”，使作品从该“传播源”向公众传送。服务器标准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必须通过上传行为将作品复制到服务器之中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传播源”。公众能够在公开服务器中获得行为人所上传的作品，那么该行为当然属于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属于对网络信息传播权的直接侵权。因为只要作品未被删除或者服务器未被关闭，那么公众当然可以通过这一“传播源”拥有获得该作品的能力。而“用户感知标准”和“实质呈现标准”在本质上是并无不同。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用户在点击链接后获得相应作品的行为均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只不过“用户感知标准”侧重于用户的主观感受，而“实质呈现标准”侧重于作品被呈现的实际效果。正如王迁教授所言，将这两个标准用于推定某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适当的，但将这两个标准作为判断深度链接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标准是不适合的。因为“用户感知标准”所强调的是以用户的主观感知作为断定深度链接行为属性的判断准则，显然不符合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来判断行为属性这一客观准则。服务器标准强调的是是谁在实施提供行为，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因网络用户认知能力不同而产生不同认定。因此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对网络著作权特别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时，应当坚持“服务器标准”。“服务器标准”的建立，不仅在民法上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类型与责任承担方式，而且对于刑法打击著作权犯罪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二）网络著作权犯罪中正犯与共犯的关系。怎样区分网络著作权犯罪中正犯与共犯是最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坚持“服务器标准”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对网络著作权的直接侵权达到了入罪标准，那么该行为人当然构成著作权犯罪的正犯，而为其提供帮助的人构成著作权犯罪的帮助犯。但是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传播手段冲击着传统的共犯正犯理论。而深度链接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本小节将以深度链接为例对共犯与正犯在著作权犯罪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深度链接是一般链接的特殊形式，是指设链者绕开被链网站首页直接链接至分页的链接方式。深度链接之所以引起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巨大争议的关键在于，用户在点击链接标识后并没有离开设链网页，用户直接在设链网页上获取了被链网站的信息，但是最为关键的是此时浏览器地址栏仍为设链网站的地址。可以说是设链网页将被设链网页的内容直接“拿到”设链网页呈现给用户。在考量深度链接是否构成民事上的侵权甚至刑事上的犯罪时，不仅要考虑深度链接行为的性质，还要兼顾深度链接所指向对象的性质。例如，深度链接所指向的对象如果是淫秽作品，那么无论设链者是否取得其他网站的许可，其设置深度链接的行为都构成犯罪。不论是一般链接还是深度链接，如果链接对象本身属于刑法规制的对象，则都构成犯罪。因此本节在讨论深度链接的行为属性以及责任承担上对这类深度链接的行为不予讨论，主要讨论深度链接所指向的内容属于非犯罪的作品。刑法对于帮助行为采用两种方式进行惩处，一是分则将帮助行为独立化，将帮助行为单独规定一个罪名予以处罚；另一种是按照总则的共犯理论，根据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刑法分则未将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前提下帮助行为构成主行为的帮助犯。笔者认为深度链接行为中设链行为不当然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帮助犯。首先，按照通说的共犯主观方面同谋的意思表示理论，深度链接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帮助犯。所以有学者提出了“片面共犯”理论，为深度链接提供帮助作为单方面的帮助行为确实可以通过“片面共犯”理论进而入罪，但是在实践中设链者通常主观方面无营利目的，且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属于设链行为无法过程侵犯著作权罪的片面共犯。其次，深度链接行为与作品上传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帮助犯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设链者设链时侵犯著作权罪的主行为实行行为已经完成，设链者的行为仅仅成立事后帮助，仅可能扩大危害后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从共犯行为的正犯化解决深度链接带来的困扰，笔者同样不能认同该做法，因为共犯行为的正犯化实际上属于刑事立法或法律拟制，已经突破了一般刑法理论的理解。无论是刑法理论还是司法解释中将某种共犯行为迳行以某罪的实行犯入罪的所谓“共犯行为正犯化”的思维路径都是对基本理论立场的背叛。对于深度链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定性的争议以及处理方式的差异，作为一名刑法研究生笔者认为由技术产生的著作权保护问题最好由技术来解决，刑法在逻辑及处理方式上应当与前置法保持一致，不能超越前置法的规定，打破其与前置法律形成的完整的法律逻辑映射。（三）网络著作权犯罪中的P2P行为的定性。P2P是英文“Peer-To-Peer”的缩写简称为点对点技术。P2P技术并不需要登录由他人经营和管理的网络服务器，实现了不特定用户计算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交流。P2P技术的兴起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了便利，但是也同时给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失。P2P技术中用户的分为主要分为“上传行为”和“下载行为”。“上传行为”是指P2P用户将计算机中的作品上传至“共享目录”，将作品直接供其他P2P用户搜索以及下载的行为。笔者认为上传行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根据“服务器标准”P2P用户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将其作品直接上传至开放的服务器中供他人下载使用，该行为已经形成了稳定独立的传播源，也因此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犯。其次，对于“下载行为”争议的焦点在于P2P用户下载作品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作品的合理使用。用户从“共享目录”将他人作品直接下载到自己计算机中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上的复制行为。用户通过下载行为而获得的复制件是稳定存在能够被反复使用的，属于“永久性复制件”。由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因此对于P2P用户的下载行为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而能够获取著作权侵权的豁免需要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对于P2P用户的下载行为也不能根据完全根据合理使用制度而否认其行为不构成对著作权的侵权。在信息网络未被发展的过去，用户通过传统手段对作品的复制能力不是很强，仅为个人使用而复制作品并不会给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损失，同时这也是各国著作权法规定合理使用制度的初衷。但是随着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作品的被复制传播能力越来越强，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也已经失去了平衡用户与著作权人利益关系的作用。合理使用制度不能再对新兴的——P2P技术进行适用，因此大量的通过P2P技术下载著作权人作品的行为当然构成对著作权的侵犯。

三、刑法应如何对网络著作权加以保护

著作范文篇8

关键词：著作权平行进口

一、著作权平行进口概述

平行进口，亦称灰色市场进口，是指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一国未被授权的进口商在某项知识产权已获进口国法律保护，且知识产权人已在该国自己或授权他人制造或销售其知识产权商品的情形下，从国外知识产权所有人或其被许可人手中购得该种商品并输入该国销售的行为。

著作权平行进口的特点有：⑴著作权的平行进口可以是有形的产品，也可以是无形的服务；⑵平行进口的商品是已在进口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⑶进口商获得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的途径是合法的，但其进口行为未得到知识产权人的同意或授权；⑷平行进口的商品与进口国的同一知识产权的产品在价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平行进口产品价格较低；⑸平行进口的主体包括两个:合法进口商和知识产权人或其授权的人。

二、著作权平行进口争议的理论基础

1.权利的国际用尽原则，又称权利穷竭的普遍性，是指著作权人的发行权一次用尽，效力遍及全世界。即对于经过著作权人许可而投放市场的、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复制品，著作权人无权再控制它们的进一步转销、分销等活动。

2.权利的国内用尽原则，即权利穷竭的地域性，是指著作权人的发行权穷竭的效力仅及于其权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准据法律的效力范围内，权利在一国的穷竭，并不导致它在国际市场上穷竭，在其他国家仍旧处于未曾行使的状态。

支持平行进口的观点认为平行进口并未侵犯著作权所持的理由正是权利国际用尽原则;反对平行进口所依据的主要理由则是著作权的权利国内用尽原则。

三、国际公约及各国对著作权领域平行进口的相关规定

1.国际条约

《伯尔尼公约》第5条以及《世界版权公约》第7条虽然分别规定了作者所享有经济权利，但两个公约都没有明确规定进口权。《罗马公约》第85、86条明确要求各成员国“不准以任何方式限制商品在共同体国家内自由流通”。《罗马公约》将权利用尽的范围从一个成员国国内扩大到整个共同体成员国范围，当一件作品在一个成员国合法销售后，其著作权人无权控制该作品在共同体市场以及与共同体签订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内的进一步销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6条规定:“在依照本协议而进行的争端解决中，不得借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去涉及知识产权的权利用尽问题。”可见，TRIPS协议留给各国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

2.发达国家

⑴美国。美国1976年版权法禁止一切未经版权人许可的进口活动。但在199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则判决中，确定了“首次销售原则”，对著作权平行进口开了绿灯，根据该案，美国对国内生产销售的著作权制品出口到国外后再进口到美国已被允许，并不违反美国相关法律的规定。

⑵日本。日本在修订后的《版权法》第26条的规定，作者有权将其著作物的原件或复制件转让以提供给观众。但是，如果拥有相关权利的人或获得授权的人已经向公众转让了的著作物的原件或复制件，或者在本法施行地以外的地区，不损害已有的权利的前提下，经相关权利人或获得许可的人转让了的著作物的原件或复制件后，作者便无权再将其著作物原件或复印件转让以提供给其他人。可见，日本著作权法亦允许平行进口。

四、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建议

1.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均没有关于平行进口的规定。仅仅规定了禁止来自对作品不予保护的国家的复制品的进口行为，但对于来自对作品提供保护的国家的、具有合法来源或合法授权的复制品并未进行限制，也就是说对来自向作品提供保护的国家的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行为不加禁止。

2.著作权的平行进口的利弊

⑴著作权的平行进口的积极作用

首先，有助于贸易的自由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允许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成为各国共同的呼声。允许著作权的平行进口有利于取消关税壁垒。其次，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平行进口的产品的销售价格往往低于国内统一产品的销售价格，消费者可以通过竞争价格购买到自己中意的产品。再次，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平行进口在进口商和著作权利人之间形成竞争关系，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也可以防止外国的著作权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最后，符合我国的贸易利益。我国属于低价位国家，著作权产品在价格上具有优势，因此，平行进口合法化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

⑵著作权平行进口的消极作用

首先，著作权人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平行进口商的“搭便车”行为。平行进口商可能会利用著作权人先期投资和宣传所创下的商业信誉，进而获得利益，甚至可能因为进口商在售后服务等方面不好的服务而影响到消费者对该产品的信赖和喜爱程度，从而影响该权利人的商业信誉以及商业利益。其次，平行进口使进口商的产品与著作权人的产品产生竞争，这种竞争会对国内著作权人的市场份额造成冲击，可能造成市场利益的损失，严重影响著作权人创作的积极性，最终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对我国的建议

根据上文的利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允许平行进口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它带来的弊端。为此，我国应当允许著作权产品平行进口。但我国也重视允许平行进口所带来的弊端。对这一问题，我国可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规制。首先，许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可为我国借鉴。如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平行进口问题上已经采用竞争法对此进行规范。在世界经济逐渐一体化的今天，传统的著作权理论已经不能解决平行进口所带来的贸易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冲突的问题。运用竞争法规制著作权产品的平行进口，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其次，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考虑，允许平行进口，并用竞争法来规制不公平的平行进口行为，使之更加合理，更能够兼顾权利人的利益和进口商的利益，这也解决了国家货物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之间的相互冲突。公务员之家

综上，平行进口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防止市场垄断的同时又冲击着国内著作权业的发展。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和国家总的经济政策，从协调著作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出发，允许著作权的平行进口，保证消费者低价享受正版产品，繁荣版权产品市场。同时，采取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方式对版权领域的平行进口进行一定的限制，防止市场垄断等限制竞争的现象出现。

参考文献：

著作范文篇9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某些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阶段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我国扩大膨胀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得失。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国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已经成为阻碍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一直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民事私权。首先，从著作权的内容可以看出，著作权主要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其权利关系主要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既不属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的范畴，也不是通常具有隶属关系为特征的行政职权。它是一类民事主体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综合体，其既具有民事权利最一般的特征，又具有显而易见的“无形资产”特性。

其次，我国著作权法的争议与纠纷处理机制上，规定除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和行政争议要依照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处理以外，其余都为民事性质的纠纷，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这样界定了著作权纠纷的性质。

总而言之，著作权关系仍然为一种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著作权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设置和追究著作权的侵权和违约行为的方式只能是民事法律方式。

在传统的法律框架下，行政机关通常并不涉足普通民事权利的保护，有时候即使侵害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政机关也不能对侵权者进行行政处罚。然而，在著作权保护方面，权利人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著作权法偏偏规定了行政机关对侵权行为的处罚权。因此，从一开始著作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合理性就令人怀疑。

（二）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强调著作权本身的脆弱性，权利人处于弱小无能的状态，因此法律有必要提供更周到的保护，也就是行政保护。例如在新技术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行政渠道与程式化的司法渠道相比,具有时间、精力、金钱、声誉等成本要素较低且效率较高的特点,不失为多数情况下降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并节省目前非常短缺的司法资源的一种优先选择。

然而实际上，知识产权法已经充分考虑到了知识产权本身的脆弱性。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内容、归属、保护方式、归责责任等，以强化著作权的保护力度。此时通过行政介入达到进一步强化保护作用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国际上很多国家没有中国式的行政执法制度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我国的行政执法的实践也显示，能够启动行政执法程序的通常并非那些弱小无能的权利人，相反它们通常都是国内很有影响的权利人，甚至是国际市场上的巨人。这些权利人本来就拥有大量资源可以发动司法程序维护自身的著作权，但是它们却宁可选择更经济的行政保护程序。同时，我国许多的行政机关也非常乐意替国外跨国公司进行维权，行政执法也因此违背了很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立法初衷。

（三）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权限

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后，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由此可知，我国的立法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行政执法权限方面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中对行政执法的受案范围做了明确的限定，即损害公共利益成了版权行政执法的法定前提，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机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著作权法是一部民事法律，而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是私权。私权从本质上是反对公权力的干涉的，产生纠纷时，也主要是通过调解、仲裁和司法诉讼等方式解决。之所以对著作权进行国家行政干涉，主要是因为著作权作为无形的财产权，著作权人无法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掌控。面对盗版等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国家只有进行行政干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版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毫无疑问，所谓损害公共利益这一执法前提，其实质是立法者对国家公权力介入范围的限定。

但是，国家版权局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极度宽松，认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在侵害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就等于损害公共利益。在版权局看来，只要是侵权行为就损害公共利益，即它可以对任何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立法者限制行政执法的意图就如此轻易地被架空了。

（四）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资源的分配合理性

我国著作权保护机构庞大，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和执法的权力。我国最高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版权局。地方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

虽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尽力拓宽其处罚权限，但是其真正的执法资源却非常有限。执法资源的稀缺，必然引发市场主体的寻租活动。在执法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市场上的强势利益集团无疑会处于主导地位。在权利人不断从此类不规范的执法活动中获利后，行政腐败就不可避免。一面是著作权司法机构的任务不足，一面是行政机关为此事在重叠扩大机构要编制，这样变调的行政执法严重违背法律设立的初衷、损害法律的威严，严重侵害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五）国际社会对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不力的指责

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力度的加强与外来压力分不开，尤其是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面临着美国贸易制裁的压力，我国在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被迫做出让步。作为对美国的承诺，我国建立了一套知识产权实施机构。在中央设立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统筹协调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机构。在22个省市设立地方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协调和组织地方的打击侵权行动。此外，在全国各地建立由国家版权局、工商局、专利局和公安机关组成的执法小组，以执行国务院和地方知识产权办公会议的政策和决定。

著作权行政保护本来是我国政府主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措施，可是某些国家很快将行政保护视为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应尽义务。尽管美国的知识产权人可能是我国行政执法的主要受益人，美国政府依然指责我国的行政执法不力，要求我国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

进一步扩大司法保护

（一）扩大和完善著作权的司法保护

现代市场经济史已充分说明，经济发展完全由政府包办或政府严重缺失都会导致失败。有效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制定、确认并维护这些规则和习惯。著作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需要的是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主要的保护方式应该是一种司法方式。尽管行政方式的保护提高了效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以丧失公平为代价的。

笔者认为，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应该给予更加完善的司法保护，明确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等问题，通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机制实现对著作权法律的正确实施，做到公正执法，给权利人和其他当事人及社会带来了对司法机制的信赖。同时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我国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行政行为的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将会被更加明确地规定。各级法院也应该正确分析、得当处理，划清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的界限，依法保护当事人正当的民事权益。

（二）限制著作权的行政保护

当然，在现阶段我国各项制度还不完善，还需要一定的行政保护，而解决目前著作权行政保护制度面临的各种危机，当务之急是尽快明确行政执法的权限。立法者需要进一步明确所谓“损害公共利益”的含义，将行政执法权限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从而使行政执法获得所谓的正当性，有效遏制相关市场主体的寻租行为，维护行政对象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对国际指责做出有效回击。

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版权行政主管部门为国家版权局；其主要职能为起草、制定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监督管理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权工作，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处理涉外著作权关系等。因此，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围绕着管理展开的。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如何在源头上防止、扼制侵权盗版行为，使出版、印刷、音像等及相关销售部门呈现某种程度侵权重灾区的状况有所改变，进而在如何发展拓宽我国版权、邻接权产业和市场上作好文章，以促进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仅为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一个环节，并应当严格限定在依法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或者对有犯罪嫌疑的案件向公安机关的移送上，不论以何种理由都不宜扩大到以行政权力处理涉及著作权的民事纠纷上。

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应该逐步加强著作权的司法保护，保证权利人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有效、及时和充分的救济，与此相应的逐步削弱行政执法权限。对于一些严重损害社会公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应当依据刑法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普通的案件由民事程序解决，极其严重的案件由刑事程序负责，行政机构将逐步从中间模糊地带淡出。

参考文献：

1.孔祥俊.WTO知识产权协定及其国内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宋木文.关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J].北京:民商法学,2002

3.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4..WTO与中国的司法审判[M].法律出版社,2001

著作范文篇10

[关键词]电影名称著作权

近年来。热门的电影作品名称成为被商标抢注的新对象，关于电影剧本名称(可以扩大到作品名称)是否受《著作权法》护不能一概而论。从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作品名称不宜独立地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作者不应对作品名称享有类似于作品的独占权。但是作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享有保护作品名称与作品之间的联系、禁止他人未经许可改换作品名称的权利，《著作权法》对作品名称的保护体现在作者所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性权利中。而且，电影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其名称具有标识商品来源的作用，可以作为商品名称加以保护。

根据对电影作品名称不同的使用方式，不同法律提供了不同的保护。他人对电影作品名称的使用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将电影作品名称用做电影、电视、戏剧、书籍等表达性产品的名称，进行仿冒性的使用；二是将电影作品名称用在实用性工业产品(如器皿、服饰等)上，作为该产品的商标、装演、装饰等，进行商品化使用。权利人可依据不同的法律主张权利进行保护。

作品的名称、标题固然非常重要，作品的整体性也同样甚至更为不可忽视，因为我们称之为“作品名称”恰恰是因为它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以下我们着重从影视作品的整体性方面来谈谈有关著作权的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称为：“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从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作为电影作品受到著作权的保护，须同时满足表现方法、内容和存在形式三种要件。表现方法要件，即“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内容要件，即该电影作品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存在形式要件，即能以某种形式复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4项规定作者享有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一般而言，两类行为被视为侵害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一是对作品本身加以改动，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如出版者在出版作品时擅自改换作品的名称。二是对作品本身未加改动，但对作品进行了其他利用，损害了作者的精神权益。如在低级不健康的背景下使用作品。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还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著作人身权，又叫精神权利，它是基于作品的产生而由作者依法享有的以人身或精神利益为内容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权利。著作人身权专属于作者，通常不得转让、继承或者放弃。此外，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0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也就是说，对作者的精神权利的保护是无期限的，但作者死亡后，其精神权利不能被继承，只能由其继承人在其精神权利受到侵犯时，主张保护。

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规定：一、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些侵犯著作权情形中与视听作品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

即电视台播放他人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录像制品，应当取得制片者或者录像制作者许可，并支付报酬。因此，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同样不可以随意转播已经公开播放过的电影，而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判断一部电影是否可以不征得电影著作权人的同意而播放时，必须先判定这部电影是否已经自其首次播放以来已经超过50年，进入了公有领域。如果这部电影尚在《著作权法》保护的期眼内，则必须征得电影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二)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这里要注意，正当我们对盗版光盘深恶痛绝而又无可奈何之际，比光盘盗版更具杀伤力的网络盗版又“异军突起”，当不计其数的观众在网上收看盗版电影时电影投资人的收益却为零!网络电影盗版现象已发展为世界性问题，严重阻碍了电影业的健康发展，整治网络盗版现象势在必行。

二、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第一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或者并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单位有本决定规定的犯罪行为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决定的规定处罚。

所以，广播影视系统各作品的创作者和使用者，在创作作品后要依本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使用(复制发行、销售等)他人作品时，一要取得他人许可；二要在销售他人作品的复制品时，弄清该复制品是否为侵权制品，如属侵权复制品就拒绝进货、销售，以免给单位和主管领导以及直接责任人带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另外，外国电影、电视和录像作品的著作权人可以授权我国任何人公开表演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