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保护论文十篇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1

关键词: 古典名著 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保护作品完整权 内容提要: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寻求保护古典名著的有效途径，保护我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十分重要，国家应该成为行使古典名著权利的主体，并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全面负责古典名著的保护工作，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搜集登记需要重点保护的古典名著，具体管理古典名著的登记、使用备案、监督使用和利益协调等工作，制作诚信档案。同时建立完善的古典名著纠纷解决机制。 一、《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尴尬 2007年的嘎纳电影节展示了日本拍摄的一部言情版的电影《西游记》。剧中，唐僧由日本演技派女星深津绘里反串，日本青春偶像组合SMAP成员之一的香取慎吾在片中饰演孙悟空，将齐天大圣演成了神经质超人，好吃懒做之徒；日本著名笑星内村光良和伊藤淳史分别扮演沙僧与猪八戒。在装扮上，四人显得夸张另类，脾气暴躁。故事情节方面与原著大不相同，剧中的孙悟空和女妖谈起了恋爱。浙版的《西游记》里，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恋爱，出口成脏。 日商开发的流行成人网络游戏《红楼馆奴隶》角色均取自《红楼梦》，主角林黛玉被描述成风尘女子，是其母与外国人通奸后的私生女。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践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从制度上反思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对古典名著的态度。从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现行著作权法制度寻求对古典名著的系统保护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突破口，本文即从这个角度探索古典名著的保护制度，主张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的必要性 (一)古典名著的界定 在具体讨论为何要强调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我国的经典文化名著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清楚古典名著的概念。本文所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应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1)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时间的代名词，经过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仍保留下来的著作，说明了其在历代人们的心中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历史不认同的作品不可能仍然流传至今并博得今人的青睐。(2)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之所以主张加强古典名著的保护，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作品中传播的思想和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些作品的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让祖先的智慧和历史的积淀在现代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继承和发扬。(3)符合正统的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既有主流文化，又有非主流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不利于该民族发展壮大的糟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精华指的就是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正统社会价值观念相符合的思想观念或文化，至少并不与之相冲突。相反，那些历史上出现的，虽经历史沉浮仍保存下来但却主要宣扬暴力、分裂、反人类之类思想的作品，则不属本文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之列。应注意的是，不能以党派或者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来否定一些古典名著的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名著，虽符合上面三个条件，但其作者死亡至今并没有超过50年的，可以不援用本文所主张的古典名著保护制度。因为依照目前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而不需要再援用新的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势在必行 现代社会中保存的古典名著突出地表现在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上。文化价值体现在，名著彰显了一国的传统价值，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对一国传统的保持和传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文化的精髓都是通过名著来表现，并通过古典名著这一特殊载体的保存和传播而得以流传，成为后来社会的文化主干。商业价值则在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技术的前进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名著的作者、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名著中描述的特殊地点和行为方式等，以进行商业化炒作，赚取商业利润。 这两种价值本应该而且可以和谐共存，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价值失去了平衡，导致文化价值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商业价值的滥用而遭到了扭曲。导致名著这两种价值失衡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成就了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文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外国文化的冲击，许多中国人并不珍惜祖 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越到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今天，人们越发不重视其价值，篡改、改编甚至胡编、瞎编名著的事例比比皆是，借名著的影响来搞笑、戏说名著，硬借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之名大行践踏名著之事。这类行为严重歪曲了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扭曲了名著所承载的思想精神，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二，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古典名著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尴尬，也与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面对国内外恶搞《西游记》，戏说四大名著的现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古典名著正在遭受折磨，意识到的人也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心理而沉默，甚至参与其中。而真正有勇气并切实行动起来为捍卫古典名著而战的人则少之又少，显得力单势薄，孤立无援。 第三，商业化运作的负面刺激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名著之悲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化导向越来越浓，加上制度约束缺位和行业自律不力，使得许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赚取商业利润，从而牺牲古典名著以迎合某些群体的低级趣味，肆意发挥，毫无节制。这种对名著掠夺式的商业利用使这些人在赚足了腰包的同时，却给民族带来了伤害。 三、著作权法律制度下保护古典名著的路径 (一)现行著作权制度中古典名著的保护现状 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其时间性，即超过法律规定期间后权利人的权利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0条和第21条分别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期，自然人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期为作者(合作作品的为最后一位作者)有生之年加其死后50年，而精神权利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没有限制。根据这样的规定，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作者已无财产权可言，法律只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任何人均可以使用，不必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调整知识产权所有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知识产权专有性与智力成果社会性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加速财富的积累。 不过，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样的规定对古典名著保护不利。首先，现行著作权制度保护的重点倾向于现在和将来的作品，“其关注的是那些新的、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对已过保护期的作品则关注甚少。其次，在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上，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可以由作者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行使，但在作者没有继承人或者年代久远以后，由谁来维护上述权利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再次，科学技术和文化需求的发展，使得名著的利用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规制的情况下，对名著的利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者精神权利的损害，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同时目前的这种法律制度设计极易使古典名著因“丛林法则”而陷入“公共财产的悲剧”，即“当存在一种潜在的能够产生价值的资源，且能够为任何人所共同使用时(即不存在任何制度和规则上的限制)，每个使用者都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资源进行利用以适应个人的需要”，这样某些强势群体或特殊使用者“便会攫取大多数的公共财产”。就古典名著而言，被当作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资源时，便有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过分利用名著而破坏名著的固有价值，最终可能会导致古典名著地位的沦丧，而目前的制度则无法改变名著的这种遭遇。 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在于，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下，健全、修正著作权制度，实行古典名著著作权行使主体的转移、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完善名著使用和纠纷解决程序。 (二)变更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 1.著作权保护的“一元论”和“二元论” 在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问题上，目前各国通行的是两种模式，即“一元论”和“二元论”，德国和法国分别是这两种理论的典型。按照德国“一元论”，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可分割，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保护期限相同，均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合作作品则为最后一位作者死后70年。作者死后超过70年的，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接管作者的精神权利，由该部门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按照法国“二元论”模式，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是独立的，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而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不受限制，“该权利永远存在，不可剥夺并且不因时效而丧失”，“该权利因作者死亡可以转移至其继承人”（ 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 121-1条，黄晖译，郑成思审 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9页。），可以继承。 上述两种模式中，德国的“一元论”更有利于实现对作者及作品的保护，因为作者有生之年由作者自己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死后70年内各种权利由其继承人保护， 70年之后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即不论作品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均不会出现权利保护的真空。相比之下，法国模式则会出现保护不力、权利虚置的弊端。 2.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 中国目前采用的是法国式的“二元论”模式，著作财产权保护到作者死后50年，著作人身权中发表权以外的三项权利没有期限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第15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按现行继承法关于继承人范围的规定，被继承人的晚辈继承人只到子女，即使代位继承，享受权利的也只是被继承人子女的子女。据此可以断定，大多古典名著作者的继承人都早已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谁来保护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上述《条例》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著作人身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那么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由谁来保护呢？《条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按照立法意图，《条例》之所以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由国家机关予以保护，其原因就在于要保证立法意图的实现，使得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有保障，而不至于使《著作权法》“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之规定落空。因此，作者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情况下，著作人身权也应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古典名著正符合这种情况，照理说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悲剧呢？ 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古典名著已经“沦为”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得而用之，没有限制。二是因为《条例》的规定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压力和动力。三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现行著作权制度，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古典名著是不能受到干涉的，进而将这种自由过度放大。 为了改变古典名著遭受“蹂躏”，保护不力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古典名著的保护上，采用德国的“一元论”，由国家及其专门机构来行使其著作权，更能实现保护经典、传承文明的目的。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并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代表国家全面负责古典名著的保护工作。 (三)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 1.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模式选择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关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事业单位方面， 2007年5月25日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挂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着力破解古籍保护的三大难题（参见中国古籍保护网： http： //www. nlc. gov. cn/service/others/gujibhw.）。 政府机关方面， 2007年4月30日，国务院下达批复，同意建立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函〔2007〕43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http： //www. gov. cn/zwgk/2007-05 /10 /con-tent_610359. htm.）。另外，名著的价值在商业上显示的潜力很大，如四大名著在国外注册为商标，或者外国公司在我国抢注这些商标（国务院网站《浙江省动漫游戏企业打响中国四大名著商标保卫战》， http： //www. gov. cn/jrzg/2006-04 /18 /content_256372. htm.），因此，保护名著还得从商标法的角度考虑，商标局等管理部门不能袖手旁观。 但保护古籍(古典书籍)与本文主张的古典名著不同，保护古籍在于对古籍的搜集、整理、普查、登记、修复等工作上，是对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书籍的物理性保护和保存，而几乎不涉及古籍内容的使用和知识产权问题。而保护古典名著的知识产权则是本文的目的，上述单位和机构的工作并不能实现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但如何设置呢？ 现在的知识产权行政体系中，尽管国家版权局是专门管理著作权的机构，但是古典名 著还涉及到商标等问题，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也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然而，分别由两个机构各自管理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和商标权，就是现在出现的这种保护不力的状况。如果建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将涉及古典名著保护的所有权限包括保护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权限等，从现行机构中剥离出来统一行使则会降低成本，增加效率。 那么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阶应该是怎样的呢？由于同时涉及到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多种权利，知识产权局则主要管理的是专利事务，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置于三者之下均不合适。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保护古典名著根本的出发点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良性利用和传播，更多的是一项文化工程。因此，可以考虑参照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做法，将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作为文化部的下属部门，可用“古典名著保护司”之名，由文化部统一协调。因古典名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文学性质上十分近似，因此也可以联合保护，合设机构。 2.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前文界定了古典名著的范围，但仅此并不能确定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具体有哪些，还需要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做更具操作性的工作，进行统计登记，将古典名著一一确定下来。只有知道哪些具体的名著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保护，即先要确定古典名著保护制度的客体。 学者探讨的传统知识保护的路径值得借鉴，他们主张建立传统知识登记库或传统知识数据库，“建立和规范传统知识的整理、认定、登记和管理制度”，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从而为其保护提供基础性数据。同时，国家已经实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定期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要实行对古典名著的有效保护，建立合适的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负责收集、认定、登记、管理和使用监督等工作，将古典名著保护的工作拆分细化，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或部分由名著使用费、版权许可费（考虑到保护本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或版权税。）、滥用古典名著的行政罚款等转化而来。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成立几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建立和完善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的工作成果值得借鉴。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参考古籍保护中心的做法，对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归类整理，登记于专门设置的古典名著登记簿上，并如实同步地公布在其门户网站上，以供公众自由免费查阅。 登记的性质类似于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记具有权威性和公示公信力，公众可以方便快捷而又低成本或零成本地了解和查阅古典名著的保护、利用情况。归类登记可以采用多种标准，灵活处理，可以按照朝代登记，也可以按照古典名著的种类如小说、经传、戏曲、诗歌等。为便于公众查阅和了解情况，可以参考古籍保护中心对所有古籍的分类登记方式，或在种类下再依朝代和年代登记。确定古典名著的登记范围时，应把握一定的尺度，范围太小或太大都有所不当，应既能充分保护我们的古典名著，忠实地利用名著，合理平衡保护、利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3.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职能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成立后，除了行使建立和管理古典名著名册之外，还应承担一系列的职能，主要是保证古典名著的合理使用，主要有： 第一，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律、法规；起草古典名著保护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古典名著著作权的管理规范和重要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制定确定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的标准和程序。 第二，登记古典名著的商业性利用情况，进行行政执法，查处或组织查处有重大影响的古典名著滥用案件；确定需要提前审查方能使用古典名著的情形，并进行审查。 第三，代表国家处理涉外古典名著著作权、商标权关系，向国外主体收取古典名著利用的版权许可费等；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建立世界古典名著保护双边协议等。 第四，与版权局、商标局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如商标局在许可古典名著的商标前，应征求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意见。版权局、商标局也应应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要求，提供有关的信息和协助。 第五，建立古典名著交流平台和古典名著保护网，在网上及时，定期更新古典名著的登记、更新、管理、使用、执法等信息，公众无需注册即可自由浏览。 第六，负责古典名著著作权管理工作全国性宣传、教育及表彰活动。 (四)古典名著的使用监督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及时听取民众对古典名著利用情况的监督举报，认真 听取意见和建议，如实备案，及时调查并做出相关处理决定。同时，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也应认真听取相关单位和国家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并如实备案。对来自国家版权局、商标局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的建议尤其应慎重考虑并作合理答复。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对涉嫌滥用名著的行为，在查明实情后有行政决定权，可以决定是否采取相关的措施。为了便于公众了解古典名著名册制度的执行运转情况，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决定、措施和理由均应如实及时公布在相关的网站上并备案，建立信用档案。 为了实现对名著利用的有效监督，笔者建议为商业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时，如将某部小说改变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应征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或向其备案，同时将备案情况公布于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以供公众知晓。至于究竟是征得该机构同意还是只需向其备案，应视对名著的利用和改编情形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为减少成本，商业性使用一般只需备案并上网公布即可，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须征得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该机构应事先将需要同意才能使用名著的特殊情形作明确规定和说明，以防限制名著的正常使用，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播。 鉴于我国目前的地域、交通和经济状况等现实，若统统要求使用者都实地到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交纳纸质的材料，会增加一定的成本，某种程度上也无此必要。因此，使用者在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时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该机构如实记录相关情况并及时公布即可。在只需备案的情况下，使用者递出相关材料后即告完成手续，便可直接为相应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根据材料中载明的情形监督使用者的使用状况。为了鼓励人们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不应过于苛刻使用者必须严格限制在递交的材料记载的范围内，可以在不违背名著基本意思的情形下适当突破；但为了便于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监督，使用者备案后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会对备案的利用方式和范围作重大调整的，应及时备案调整事项，该机构应作变更登记。 在国外如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均成立了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向本国名著保护机构备案并签订合同，缴纳版权许可费[11]。同时，如果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的古典名著时，本国的名著保护机构便会依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进行干预，防止本国的古典名著被作歪曲作品原意的使用。这种方法既可有效保护本国经典名著，防止外国主体对本国文化的不敬，又可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不失为一箭双雕之计。笔者认为，这项制度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外国主体使用中国的古典名著用于商业用途时也应向中国缴纳版权许可费，中国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承担起这项职能。 (五)古典名著的行政执法 在使用名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人为了个人私利出奇出新改编甚至瞎编名著以吸引公众的眼球，满足其好奇心和猎奇欲，从而破坏名著的完整性，侵犯作者的原意。尤其是塑造了著名人物形象的著作更易遭到这样的改编。出现这种情况时应鼓励人们监督古典名著的使用并积极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反映情况，该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及时组织调查，查清基本事实后应尽可能做出严谨科学的判断，涉及侵犯名著著作权的可以征求国家版权局的意见。最后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以自己或者文化部的名义对滥用名著者实施处罚，如罚款、责令停止滥用名著、停止销售产品或强令销毁产品、关闭网站禁止传播等。情况恶劣的还可以建议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涉嫌违背刑事法律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相对方不服名著管理机构的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上述古典名著保护网记载的情况不服的，相对方也可以申请更改或涂销记录；作了变更记录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同时应载明变更的理由，予以公布。 结语 我们主张设立规范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体系规制古典名著的使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人们使用名著，也不是要遏制人们的创造力或者实行文化专制，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祖先遗产的合理利用发挥其价值，促进优秀文化的正常传播。本文主要是建议通过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来保护古典名著，侧重于著作权保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相应的古典名著保护法，真正纳入法律的体系中来。 注释: 中国日报.悟空“恋上”迷你裙日本言情版《西游记》恶搞名著[EB/OL]. http： //www. chinadaily. com. cn/hqyl/2008-01 /03 /content_6366768. htm.&nbs p; 新华社.色情游戏恶搞红楼林黛玉成风尘女[EB/OL]. http： //www. x.j xinhuanet. com /bt/2006-11 /13 /content_8505512. htm. 吴登楼.论虚构人物形象的知识产权的保护[A].陈旭.法官论知识产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48. 黄勤南.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0. 杨红菊.新理念与新规则的探索——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传统知识保护讨论进展的介绍[A].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01-302. 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82， 81-82. 杨明.危机与对策：试析遗传资源保护的制度选择[A].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96. 孙祥壮.传统知识的世界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184. 陶鑫良.知识产权教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11. 丁丽瑛.论传统利益分享机制的合理构建[A].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知识产权探究——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4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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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保护论文篇2

现状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某些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阶段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我国扩大膨胀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得失。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国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已经成为阻碍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一直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民事私权。首先，从著作权的内容可以看出，著作权主要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其权利关系主要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既不属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的范畴，也不是通常具有隶属关系为特征的行政职权。它是一类民事主体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综合体，其既具有民事权利最一般的特征，又具有显而易见的“无形资产”特性。

其次，我国著作权法的争议与纠纷处理机制上，规定除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和行政争议要依照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处理以外，其余都为民事性质的纠纷，需要提讼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这样界定了著作权纠纷的性质。

总而言之，著作权关系仍然为一种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著作权关系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设置和追究著作权的侵权和违约行为的方式只能是民事法律方式。

在传统的法律框架下，行政机关通常并不涉足普通民事权利的保护，有时候即使侵害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政机关也不能对侵权者进行行政处罚。然而，在著作权保护方面，权利人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著作权法偏偏规定了行政机关对侵权行为的处罚权。因此，从一开始著作权行政保护制度的合理性就令人怀疑。

（二）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合理性

有学者认为强调著作权本身的脆弱性，权利人处于弱小无能的状态，因此法律有必要提供更周到的保护，也就是行政保护。例如在新技术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知识产权纠纷数量多、影响大、专业性强，全部通过司法解决是困难的，而行政保护具有速度快、程序简便的特点，能及时处理纠纷，节约成本；并且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促进公平竞争起着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行政渠道与程式化的司法渠道相比,具有时间、精力、金钱、声誉等成本要素较低且效率较高的特点,不失为多数情况下降低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并节省目前非常短缺的司法资源的一种优先选择。

然而实际上，知识产权法已经充分考虑到了知识产权本身的脆弱性。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的内容、归属、保护方式、归责责任等，以强化著作权的保护力度。此时通过行政介入达到进一步强化保护作用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国际上很多国家没有中国式的行政执法制度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另外，我国的行政执法的实践也显示，能够启动行政执法程序的通常并非那些弱小无能的权利人，相反它们通常都是国内很有影响的权利人，甚至是国际市场上的巨人。这些权利人本来就拥有大量资源可以发动司法程序维护自身的著作权，但是它们却宁可选择更经济的行政保护程序。同时，我国许多的行政机关也非常乐意替国外跨国公司进行维权，行政执法也因此违背了很多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立法初衷。

（三）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权限

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后，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以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由此可知，我国的立法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行政执法权限方面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中对行政执法的受案范围做了明确的限定，即损害公共利益成了版权行政执法的法定前提，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机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

著作权法是一部民事法律，而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是私权。私权从本质上是反对公权力的干涉的，产生纠纷时，也主要是通过调解、仲裁和司法诉讼等方式解决。之所以对著作权进行国家行政干涉，主要是因为著作权作为无形的财产权，著作权人无法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掌控。面对盗版等严重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国家只有进行行政干涉，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版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说，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毫无疑问，所谓损害公共利益这一执法前提，其实质是立法者对国家公权力介入范围的限定。

但是，国家版权局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极度宽松，认为著作权侵权行为在侵害权利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就等于损害公共利益。在版权局看来，只要是侵权行为就损害公共利益，即它可以对任何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立法者限制行政执法的意图就如此轻易地被架空了。

（四）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资源的分配合理性

我国著作权保护机构庞大，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和执法的权力。我国最高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版权局。地方各级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有权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

虽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尽力拓宽其处罚权限，但是其真正的执法资源却非常有限。执法资源的稀缺，必然引发市场主体的寻租活动。在执法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市场上的强势利益集团无疑会处于主导地位。在权利人不断从此类不规范的执法活动中获利后，行败就不可避免。一面是著作权司法机构的任务不足，一面是行政机关为此事在重叠扩大机构要编制，这样变调的行政执法严重违背法律设立的初衷、损害法律的威严，严重侵害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五）国际社会对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不力的指责

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力度的加强与外来压力分不开，尤其是在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过程中，面临着美国贸易制裁的压力，我国在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被迫做出让步。作为对美国的承诺，我国建立了一套知识产权实施机构。在中央设立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统筹协调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机构。在22个省市设立地方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协调和组织地方的打击侵权行动。此外，在全国各地建立由国家版权局、工商局、专利局和公安机关组成的执法小组，以执行国务院和地方知识产权办公会议的政策和决定。

著作权行政保护本来是我国政府主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措施，可是某些国家很快将行政保护视为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应尽义务。尽管美国的知识产权人可能是我国行政执法的主要受益人，美国政府依然指责我国的行政执法不力，要求我国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

进一步扩大司法保护

（一）扩大和完善著作权的司法保护

现代市场经济史已充分说明，经济发展完全由政府包办或政府严重缺失都会导致失败。有效政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制定、确认并维护这些规则和习惯。著作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需要的是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主要的保护方式应该是一种司法方式。尽管行政方式的保护提高了效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以丧失公平为代价的。

笔者认为，对于著作权的保护应该给予更加完善的司法保护，明确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等问题，通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机制实现对著作权法律的正确实施，做到公正执法，给权利人和其他当事人及社会带来了对司法机制的信赖。同时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我国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行政行为的司法最终审查原则将会被更加明确地规定。各级法院也应该正确分析、得当处理，划清行政争议与民事纠纷的界限，依法保护当事人正当的民事权益。

（二）限制著作权的行政保护

当然，在现阶段我国各项制度还不完善，还需要一定的行政保护，而解决目前著作权行政保护制度面临的各种危机，当务之急是尽快明确行政执法的权限。立法者需要进一步明确所谓“损害公共利益”的含义，将行政执法权限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从而使行政执法获得所谓的正当性，有效遏制相关市场主体的寻租行为，维护行政对象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可以对国际指责做出有效回击。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3

关键词 民间文学 艺术作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 著作权

作者简介：邓翌云，华东政法大学2012级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一、乌苏里船歌案案情简介

1999年，歌唱家郭颂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晚会上演唱了《乌苏里船歌》，央视主持人在该晚会上强调该歌曲由郭颂原创而非赫哲族民歌。之后，北京北辰购物中心发售了标明郭颂为该歌曲原创作者的出版物。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由此以郭颂、中央电视台及北京北辰购物中心为被告提起诉讼，称《乌苏里船歌》侵犯了赫哲族民歌的著作权，对三被告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法院一审判决《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歌而来的改编作品，要求三被告承担相应责任；三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并指出乡政府的原告资格存在争议。二审法院肯定了乡政府的原告资格，维持一审判决。至此，乡政府在本案中胜诉。

二、乌苏里船歌案引发的法律问题

（一）以乡政府作为原告所存在的争议

本案中，乡政府是否拥有原告资格十分值得探讨。一审法院将乡政府视为有资格的原告。二审法院则就被告的上诉理由具体阐述，认为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乡政府可以作为赫哲族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而民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财富属于赫哲族群体利益的一部分。故乡政府拥有原告资格可以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本案中，乡政府确实是为了赫哲族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提起了诉讼。但乡政府在法律上是否能作为原告，法院没有提供具体的条文依据。根据案件当时的情况①，相关法律大致如下，但在适用上大多都存在不妥之处：

1.《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2.《民法通则》就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作出的相关规定

暂且不论赫哲族民歌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即使该“作品”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由于当时《侵权责任法》尚未出台，对于知识产权的侵害只能适用《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法院仅以乡政府代表了赫哲族的利益而疏于对乡政府原告资格的确认，从法律程序上而言不够谨慎。只有当法律有明文规定时，乡政府才可以成为该案的诉讼主体。

（二）以著作权作为保护手段所存在的困境

一审法院认为，赫哲族民歌应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法律保护。二审法院在这一点上与一审法院一致。但是，两个法院都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到其受哪个或哪些法律保护。从判决书最后所列的适用法律来看，引用的依据应该是《著作权法》第六条，即“另行规定”。我国法律没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出明确定义，仅在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为民间世代相传的、长期演变、没有特定作者，通过民间流传而逐渐形成的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反映某一社会群体文学艺术特性的作品，如民歌、民谣、蜡染等③。本案中法院明显是引用了《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及改编权的规定而判断被告侵权。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办法迟迟未出台的状态下，其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是法院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④。对于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所作出的陈述，法院通常不会正面评判，而是改为判断争议内容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仅在张正等与马卉欣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指出，“虽然著作权法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保护办法，国务院对此尚未明确规定，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仍属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但之后二审法院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的解释，也没有再提及第六条，而认为所涉“作品”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至此，可以认为司法实践中对这个问题始终存有保留态度。

此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就本案而言，著作权保护的只能是那些具有确定创作主体和特定表达形式的民歌作品。《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其权利人为作者或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案中权利人是赫哲族整个民族，无法将其归属于任何一类权利人之中。即使允许乡政府作为整个民族的代表，在民族分布不那么集中的情况下，确定代表也会变得尤为复杂。而且，对于既得利益的分享，也难以形成公正有效的制度。其次，在保护期限的问题上也存在冲突。无论是著作权、商标还是专利，都规定了固定的保护期限，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一大特点。但民间文学艺术的延续性使得其无法适应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性要求。此外，著作权法也不能体现民间文学艺术所体现出的公共利益。基于以上原因，也不难理解为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需要另行规定。

三、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法律思考

（一）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的出台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4

关键词：思想；表现；创意；保护

1.引言

当前各行业为保持竞争力，在发明、生产、销售环节上都费尽心思，积极创新，有的甚至斥巨资在创意上，以求体现自己产品的独特和优越性。因此关于"创意"的纠纷也是大量产生，亟待解决！在我国，创意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用语，"创意"并不受《著作权法》的直接保护。一个具体的方案创意一般是运用商业秘密的形式进行保护。"创意著作权"能否被保护，关键在于认识清楚思想表现两分原理，划清思想与表达，即内容和形式的界限。

2009年2月，武汉市民郭某认为武汉园林雕塑院设计方案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双人雕像"的创意是其首创提出的，以中山公园管理处、武汉园林雕塑院侵犯了他的著作权为由将二单位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郭某的"双人雕塑创意"，总体上属于创意、构思或理念的范畴，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保护范围，郭要求对其"创意"给予保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法院没有明确援引著作权保护理论，却把"创意"排斥在作品的范围以外，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创意著作权不受我国现行法律保护。思想表现两分原理是创意著作权的障碍吗？恰恰相反，思想表现理论是创意著作权保护的重要理论依据。

2."创意"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直接将创意纳入著作权的范围内，上述案件的判决便是体现。创意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呢？我国《著作权法》目前对思想观念、创意方面是不直接保护的，他保护的是思想观念、创意的表述，如文字、录音、录像等载体，而不是观念本身。案件中混淆了"思想观念"和"思想观念的表达"两个概念。原告要求保护的创意属于思想观念，并不属于思想观念的表达。而创意是一种思想观念，属于主观范畴，是无形的。其他人有权将同样的思想观念以一定的方式加以表现和利用。通常认为"著作权保护的是你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的表述，只有以某种有形的载体来体现这种智力成果，即把思想观念转化为思想观念的表达，才会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然而在国外判例中，现代著作权已经将创意纳入保护范围了，如Metro-Goldwyn-Mayer．Inc诉American Honda Motor Co．Inc案。案件中原告指控被告广告中的场景侵犯了原告的电影享有的著作权。广告里的人物形象以及情节元素早在原告的电影表演中已经就存在了。法院判决被告构成对原告的电影里人物形情节等元素的模仿，构成侵权。该判决无疑是对创意著作权的保护的支持。所以，对创意著作权加以保护的关键，在于两分原理的思想和表现的概念界定，我们不应该让思想两分原理成为保护创意著作权的障碍。

3.思想表现两分原理不构成创意保护的障碍

应该用什么方式才能够使"创意"得到有效的保护呢？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思想表现两分原理生硬地看成只是"思想"和"表现"两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应该顺应时展的需要，将其概念发展。

思想表现两分原理是指著作权只保护思想的表现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美国1976年著作权法第102条（b）款规定："著作权在任何情况下保护创作的原创作品都不延伸到任何思想、程序、过程、制度、操作方法、概念、原理、或发现，不管在这样的作品中它被描述、解释、说明或具体化的形式。"TRIPS协议第9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保护应延及表现，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但是该原理仅提供了现代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框架，由于思想、表现本身就是抽象和极具伸缩性的，因此原理的提出及立法规定也仅仅是理论发展与实践的起点，而非终点。思想、表现具体内涵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才能把握。

思想表现理论不应该限制创意著作权，否则会影响创意者的创新积极性，甚至文化产业的发展。思想表现两分原理"表现"应该放宽解释范围。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作品的物理载体形式是不合理的。"文学产权的任何保护当然都是基本的，无论是在制定法下还是在普通法下，这种权利都不应被限制在文本的字面上，否则剽窃者将通过非实质的变更而逃脱。"Hand法官说。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大大扩张了，日益增多地提供了更宽泛的权利。著作权不再限制在逐字或接近逐字的复制上"。在美国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的情节的思想创意被广告商复制，法官判决构成侵权，实际上是支持了原告的创意应受保护，尽管电影和广告剧本之间的相同情节的发展尽管没有字面复制。

由于思想表现两分原理本身的特性和对著作权保护的价值需求使得其成为著作权保护的扩张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品中能够受到保护的要素越来越多，从最开始的字面复制到非字面的角色、整体的概念和风格等。思想表现两分原理的发展从起初的单一的复制行为到现在不断的扩大，其理论概念也应当遵循社会需求将其表现范围拓宽。

4.创意著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创意作为一种能够被充分描述并且被人们所感知的思想，应当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根据艺术理论，创意也是艺术作品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艺术创作构思中创意是可以通过制作、表演等让人们感知的。电影情节中往往会表现创意者的情感信息，而这种创意的传递并不局限于文字。多元素的结合也更让我们从整体上感知，并达到对产品感知的价值效果。所以说，创意这一智力劳动成果的重要性必然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将其加以保护。

虽然面临诸多问题，但创意著作权的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笔者在上文中为创意著作权提供的两分理论"表现"的范围放宽解释为进一步用著作权法保护创意提供了理论基础。最终，创意者的权利是否能够有效保护还是需要依赖于著作权法的权利义务的规定。由于"思想和表现的措辞仍然是奇怪的没有定义，没有内容的词语，没有酒的酒瓶。"所以，思想和表现之间的模糊的线没有固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不受保护的思想要素扩大到现在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美国的etro-Goldwyn-Mayer．Inc诉American Honda Motor Co．Inc案，在本质上保护了创意著作权。因为创意的保护与著作权立法的目的是相一致的，所以保护创意著作权，将进一步保护文化科学的进步。

参考文献:

[1]Jonathan S．Katz，Copyright(c)Trustees of Boston University1997．Expand Notion of Copyright Protection Idea Protection within the Copyright Act．

[2]W. R. Cornish,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s and Allied Right, Landon: Sweet & Maxwell, 1981, at p319.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5

［作者简介］卢海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参见卢海君：《版权客体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部门法专论

摘要：单字形体设计是一种创作，属于美术作品。汉字的基本构造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具有实用性。单字的形体设计如果是在汉字基本构造的基础上所做的个性设计，这种设计区别于汉字基本构造传递信息的实用性，在具备原创性的时候，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对单字形体设计赋予著作权保护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可以通过完善著作权的权能设置和著作权限制制度加以克服。

关键词： 字体单字形体设计实用性原创性

中图分类号：DF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3-0028-08

伴随着计算机字体行业的发展，围绕字体的利益纷争也此起彼伏，学界就是否应赋予字体以著作权保护众说纷纭，特别在单字形体设计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的问题上，争论更是激烈。字体及单字形体设计的著作权保护关系到字体及单字形体的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平衡：开发者在创作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需要一定回报才能有进一步开发新字体的激励；使用者需要自由利用汉字来传播信息、发展文化。如何做到字体及单字形体保护中私益和公益的平衡成为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一、著作权保护字体的困境

（一）制度困境

从国际协议与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来看，在著作权法律制度框架下保护字体，通常是将其作为美术作品加以保护的。在以美术作品来保护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的时候，有两个制度性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字体或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是否具备原创性；其二，文字的实用性是否否定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的可著作权性。

第一，原创性问题。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思想的表达，但并非任何表达都能够受著作权保护。换言之，表达或者作品要受著作权法保护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著作权法理论上一般将该条件称之为可著作权性(copyrightability)。在可著作权性要件之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原创性，也即一部作品只有在具备原创性的时候才可能受著作权法保护。①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确实是作者思想的表达形式，但这种表达形式是否具备原创性，却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能够确定字体及其中单字形体设计著作权保护的合理的原创性标准成为字体著作权法保护的制度困境之一。

第二，实用性问题。文字作为日常生活文化、交流的工具，其实用性不言而喻。这种实用性的发挥是依靠文字的基本构造进行的。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是在文字的基本构造基础之上进行的艺术性创作，其是典型的实用艺术作品。在使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避免著作权法保护到其不应该予以保护的物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层面。于是，一系列标准和原则被提出来，以应用于使用艺术作品的可著作权性要件，其中，“可分离性标准”就是一个重要标准。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能否满足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特殊要件成为字体著作权法保护的制度困境之二。

（二）价值困境

由于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是在文字基本构造的基础之上创作完成的，对其赋予不适当的著作权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

其一，是否影响社会文化交流。字体是具有艺术性的文字，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文字属于公有领域的范畴，对字体尤其是字体中的单字形体设计赋予著作权保护，是否会垄断对该文字的使用，是否会影响社会文化交流，存在着质疑。从著作权法产生到发展至今，无不体现着各种利益间的博弈与制衡。利益平衡是著作权法的主旋律。怎样在字体及其中的单字形体设计的著作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著作权法保护字体及其中单字形体设计的价值困境之一。

其二，是否影响网络的开放性。有学者认为，在当代网络的环境中，对计算机字体的私有保护与软件的开源运动相抵触。②网络的开放性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便利和快捷，是互联网的基本特征之一。如何在字体及其中单字形体设计的著作权保护和技术中立原则的遵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字体及其中单字形体设计著作权保护的价值困境之二。

二、单字形体设计的著作权性

（一）单字形体设计属于美术作品

从1960年至1972年，WIPO召开六次政府专家委员会对印刷字体的国际保护进行研究，并于1973年6月12日，在维也纳订立《印刷用字体之保护及其国际保存维也纳协议（The Vienna Agre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ype Faces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Deposit）》（下文简称《维也纳协议》）。其中第2条之（i）的规定，字体（typeface）指的是文字、数字及其他表意符号的系列设计（sets of designs），且该设计并不包括单纯由技术要求（technichal requirements）所决定的设计。③字体在形体方面往往具有统一风格（style）。

②Blake Fry,Why Typefaces Proleferate Without Copyright Protection, J. ON TELECOMM. & HIGH TECH. L,vol8.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6

论文摘要： “作品精神权利”在版权法领域中被用来概括一类特殊的权利，自1928年《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的英译文中正式出现这个词语以后，“作品精神权利”就被视为和著作人身权等值的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及国际版权领域中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现状各具特色，本文写作即以阐述事实为主，向读者娓娓讲述作品精神权利的国际保护现状。论文关键词： 著作权 精神权利价值 一、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 作品精神权利是与著作人身权等值的一个概念，根据《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的规定，其包括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这两项最基本的著作权权利内容。因此，我们若要探讨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则必然要从著作权的起源说起。 有关著作权的起源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包括作者在内的一切艺术创作不过是对自然界的鹦鹉学舌一般地机械模仿。在他们看来“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通常亦并非由其所首创，他的一切工作、劳动只是被动地、消极地遵循着客户或者委托人的指示与要求。”直到后来，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开始尝试将科学知识运用于劳动中，以使其艺术创作更加逼真。到18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笛福等新生派作家又在其作品中注入“首创性、灵感及想象力”等新的内涵，作家（author）与创作者（creator）逐渐成了同义语，其工作也被肯定为是一种创作活动。人类社会出现了倾向对作者自身关注的学术思潮，此外，由于印刷术的产生使对作品的修改和歪曲成为可能。至此，促使著作权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继1710年英国《安娜法》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著作权法对作者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对其创造性的劳动进行法律上的保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著作权立法的理论基础是存在差别的。这就注定了他们后来在作品精神权利立法方面分道扬镳。英美法系以“激励说”为立法原则，即法律赋予作者专有权，旨在激励作者创作热情，从而为社会创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而激励的最好方法便是对作者的经济利益予以保护。英美法系“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和“纯粹功利主义”的立法哲学使得著作权立法偏向了对作品经济权利的关注。然而，大陆法系（主要是法国）则以“自然权利”学说为立法指导思想，强调著作权是因为作者创作作品这一事实而对于作品所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法律的规定只不过是对这一“天赋人权”进行确认和明确而已。这种“个人本位”的立法主意更注重对人本身的关注，这也成为后来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产生的前提。 事实上，作品精神权利理论首先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知识产权法》领域所使用的著作人身权概念最早即是在1878年由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的。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他认为：著作权由两项内容构成，一是属于“完全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其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的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所有恶意及拙劣地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不可否认，莫里洛对著作权本质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在其之后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如吉尔克，皮奥拉·卡塞利，约瑟夫·科勒尔等等）也都对著作人身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持一元论的代表，吉尔克极端地认为著作权中仅仅只有人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抹杀了著作权经济性的主张固然有其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使我们对著作人身权或说作品的精神权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位对著作人身权理论起到奠基 作用的学者当属皮奥拉·卡塞利，他将著作人身权与一般人格权作了很好的区分。他指出，作者个人性质的权利不产生于一般人格，而产生于创作作品的人的人格，因为这种权利是著作权的一个基本成分，不同于有下述特点的其他个人性质的权利：它们能够以作品为对象、为作者或其他人持有，而且它们不以作品的创作为依据，但属于人身权利的总的范围。就这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以“天赋人权”为旗帜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作品被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而作者对作品不但应当有权像对待财产权那样控制作品的经济利用，更应当有权维护作者人格与作品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对作品精神权利加以保护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 二、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基础 大陆法系的学者之所以能在百家争鸣之后达成一个共识——应当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正是建立在“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存在合理性进行论证以及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的。价值即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它指明了客体存在的意义。 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学价值 在英美法系，版权法大多通过经济报酬来鼓励作者创作，而大陆法系的版权法则是特别注重作者的精神权利，通过创设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来激励作者的创作。英美法系以“社会本位”为立法指导思想，因此，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作用往往被忽视了。 主张精神权利具有激励作用的学者大都以作品精神权利能实现人格利益为由，如“著作权制度中相对于作者人格价值实现较小的作品来说，赋予作者的精神权利对于作品创作的刺激完全超过经济权利。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品之所以被创作出来，对精神利益的追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动机。” 其实，从经济报酬的角度，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功能亦不能被忽视。如版权法赋予作者署名权，作者可以通过提高创作质量和适当的宣传，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如同企业的商标一样，作者的署名会和作品的销量、价格形成直接的联系。版权法赋予作者的发表权也与作者经济收益相关，因为作者只有行使了自己的发表权，其它的著作财产权的实现才成为可能。而版权法赋予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都保障了作者有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 正是因为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经济利益存在相当的相关度，对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也必然对作者的创作产生激励作用，这也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经济学价值的表现。 2.文化价值 一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社会上存在物质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严重信仰危机的现实。因次，发展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提供丰富而健康的文化产品，无疑是必要和紧迫的。 作为文化载体的作品，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品是一时期文化的再现和反映，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反过来，文化的繁荣又将给作品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动力，最终促进作品的创作。以作品为媒介，作品精神权利与文化之间也产生出一衣带水的关系。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有益于社会中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会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除此之外，保护作者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够有效地防止作品被歪曲，从而使大量优秀的作品得以源远流长。只有对作品精神权利充分尊重和保障，才能使人 类优秀的精神食粮不被恶意歪曲，使其承载的文化得以客观完整的传播和传承。 因此，加强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也就是在 为繁荣人类的文化而努力，对文化领域的劳动者给于尊重和保护，才能使人类的精神文明继续蓬勃发展下去，这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的文化价值所在。 三、各国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大陆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尽管法国大革命后，受自然法学说影响，大陆法系国家都逐渐接受了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但在各自的立法实践中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 一类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其采取将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分开保护的立法主义，在学界被称为“二元论”。具体规定是：经济权利可以与作者人身分离，在商业流通中可以自由转让或者由作者放弃，但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受到保护；而精神权利则不能与作者人身分离，也不能转让和放弃，只有在作者死后才可以转移至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持此立法主义的国家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 另一类则是采取“一元论”立法主义的国家。著作权被看作是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有机复合体，无法加以分割，只有将作者精神权利和作者经济权利放到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才能更全面的发挥其保护作者的作用；精神权利并不永恒受到保护，而是与经济权利一起享有同样的保护期，除了作者死后版权可以整体转让于继承人之外，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得转让。“一元论”的代表国家是德国，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深受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契约说”影响的英美版权法，从一开始就将作品精神权利排除在了版权法之外，但随着《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的签署，英美法系版权立法在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上才有改观。 英国是版权法诞生地，却直至1956年出台《英国版权法》时，在第43条才明文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的部分权能，至1988年，英国制定并颁布了现行版权法，该法第四章才详细规定了精神权利，明确作者享有确认身份权、反对对作品进行损害性处理权、反对“冒名权”、某些照片与影片的隐私权。不过1988年《版权法》又为上述权利的行使规定了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作者署名权的行使必须以事先声明为前提，声明可以采用单独通知的形式或作为版权合同的一部分，但只能约束接到通知或依据该版权合同主张权利的人；改动作品的行为只有造成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损害时才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等等。美国最早的版权法同样不保护作品精神权利，但“吉姆案”在美国版权法中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案件，因为在该案中，美国法院第一次承认了有关精神权利的案由。尽管该案并非像精神权利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使国会完全接受精神权利，但自此之后，一些州法院和立法机关对精神权利的态度开始渐渐好转。至1989年，经过100多年的争论，美国最终决定加入《伯尔尼公约》。公约确立了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这促使美国国会接受了精神权利这一概念，美国1990年通过了“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 英美法系版权立法经历了从不承认作品精神权利到对其加以有限保护的转变。尽管这种保护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而言，无论在权项设定上还是在适用主体上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毕竟已是法制发展中的进步，而且，限制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精神权利在英美版权法中得不到充分保障，只不过这种权利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普通法上的权利，或者说是一般人格权，通过假冒之诉、侮辱之诉、合同之诉、反不正当之诉等等，作者的精神权利同样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 （三）国际版权领域中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在国际版权领域中，明文规定保护精神权利的公约是1928年修订的《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该公约第6条之2规定：“与作者财产权利无关，甚至在该财产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对于他人篡改、删除其作品或作其他更改，以致损害作者名誉声望的行为，有权制止。”该条明文确立了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立场，开创了国际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先河，对西 方诸国版权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为加入该公约而不得不修改本国版权法的原因之一。 由于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影响，作品精神权利被排除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适用范围之外。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没有新的规定，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 四、结语 综观国际社会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对此问题的认识体现出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是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判定上，还是对其具体权能的认定上都体现出这一特色。但无论如何，作品精神权利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日臻完善的立法保护，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Dan Rosen， “Artists'Moral Rights: A European Evolution.”Cardozo Arts ＆ Entertainment，2. （3）孙新强：《论著作权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载《学术界》（双月刊），总第82期，2000年3月。 （4）参阅皮奥拉·卡塞利《Trattato del diritto di autore》，那不勒斯译，马尔吉耶里出版社和都灵，Unione Tip.都灵出版社，1927年，第42页（注释1）和第58页。转引自：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5）See 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Patent， Trademark and Related State Doctrines， The Foundation Press Inc.（1981）at 855. （6）冯小青著：《知识产权法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288页。 （7）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第L121——1条。 （8） 参见德国《版权法》第28条、第29条和第64条。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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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保护论文篇7

[关键词]媒体；传播；版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DF5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4―0175―05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形势下，媒体传播与版权保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进一步增强媒体著作权意识，加大媒体著作权宣传和版权保护力度，对于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保护民族创新精神，促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媒体传播与版权保护关系密切

著作权法中没有明确使用媒体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指著作权法中提到的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信息网络的总称。这些媒体的传播，与版权保护具有密切的关系。

(一)媒体在版权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宣传教育功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权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公众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近年来，各级版权行政部门和相关单位，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律法规，把增强社会公众的版权意识作为治本之策，把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作为重中之重，把加强版权日常监管作为根本保证，把服务版权产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版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社会版权意识不断增强，版权保护的社会舆论环境有了明显改观。在这个过程中，各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版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社会公众版权意识淡薄一直是影响和制约版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力宣传普及著作权法律法规和有关版权知识，促进社会公众不断增强版权意识，努力营造有利于版权保护工作的社会舆论氛围，是做好版权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也是各媒体在版权保护方面应该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著作权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媒体加强了有关著作权的宣传报道，通过开设著作权专栏、制作专题节目、组织知识竞赛、开展法律咨询、播放版权公益广告等形式，积极宣传著作权法律法规，介绍版权保护知识，对版权保护专项行动进行跟踪宣传，对查处的侵权盗版重点案件进行公开曝光，围绕着一些版权热点问题和典型版权纠纷案例进行深度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各媒体的积极参与，社会公众的版权意识就不可能得到普遍提高，版权保护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就不可能真正形成，版权保护工作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效。因此，传播媒体在促进版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宣传教育功能，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二)媒体是版权保护的重要对象。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及其作者，这就包括版权保护的主体和客体。主体就是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和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客体就是著作人以各种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然与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只要是著作权人具有独创性、能够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复制的作品，都是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等媒体，作为不同形态的作品和信息的传播承载形式，都属于版权保护的重要对象。一是媒体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受著作权保护。报纸、期刊属于编辑作品，其整体著作权归报刊社所有；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拥有自己整体的著作权；互联网站对自己的网页也同样具有整体著作权。二是媒体的记者和编辑的许多作品也是版权保护的对象。按照著作权法规定，媒体记者、编辑采写的时事新闻(指通过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不在版权保护之列，并通过合理使用等规定对著作人的权利给予了限制，但媒体记者、编辑所创作的新闻通讯、专题报道、报告文学、评论、新闻照片、各种专题片等其他新闻作品，因具有独创性而受著作权保护。依法维护媒体自身和所属记者、编辑的合法版权，已经成为促进媒体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证。许多媒体已经开始重视媒体自身的版权保护，制定了相关制度，建立了相关的机制。

(三)媒体传播过程中直接涉及许多版权问题。媒体在传播过程中，既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版权的问题，也涉及保护其他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问题。媒体传播最常见的涉及版权的问题，可以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这是为了使广大公众参与社会文化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和知识的传播，著作权法律法规对著作权人的有些权利加以限制的一种制度，它是指在著作权法规定的特定条件下，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形：(1)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发表的作品。(2)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3)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在信息网络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时事性文章，向公众提供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不得提供作者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作品。第二种是“法定许可使用”。这种情况是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主要有两种情形：(1)报纸、期刊刊登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2)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种就是“许可使用”。除了符合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的条件外，媒体要发表作者的原创作品或者其他媒体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必须事先征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第四种是关于媒体所属记者编辑的作品著作权属。有这样几种情形：(1)如果属于媒体安排所属记者编辑去采访写成或摄制的作品，应该属于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的归属应按职务作品的相关规定。(2)如果不属于媒体安排的采访，应该属于记者编辑个人创作的作品，著作权归个人所有。(3)电视作品，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制作的作品，著作权归制片人，如果媒体出资，即属于媒体。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其中剧本、音乐等可单独使用的作品，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4)媒体对本媒体已发表的作品再版，如果是整体再版，是媒体的权利。如果是媒体所属记者编辑的职务作品，除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不属于媒体。如果将已经在本媒体发表的作品选取一部分文章或作品结集出版，媒体与作者事先没有合同约定，媒体应在结集时事先征得作者的许可，否则是没有权利结集出版的，因为汇编权属于著作权人而不是发表作品的媒体。总之，在媒体传播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涉及到有关版权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明确怎样做才能符合法律规定，才能保证媒体的传播行为不构成侵权。

(四)版权保护有利于促进媒体产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媒体性质以新的内涵，使之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发展媒体产业，已经成为促进媒体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成为版权相关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版权相关产业是以智力成果为资源，以知识创新为动力，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储存、使用和消费之上的产业，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娱乐、信息网络、计算机软件、实用艺术等领域。由此可见，媒体产业是版权相关产业中的重要产业，并且从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来看，是举足轻重的产业加强版权保护，可以有效维护媒体的合法著作权及其相关权益，从而为促进媒体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

二、媒体在版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媒体在版权保护方面的作用和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媒体在版权保护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

(一)媒体对版权保护的宣传力度还不够。与形势的发展要求相比，与版权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相比，各媒体以版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报道，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明显存在差距。常常是发通稿多，独家报道少；集中在“世界读书与版权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和政府开展版权保护专项行动的某一时间发稿多，平时发稿少；发一般性的事件比较多，而对一些具有独特内容的版权保护事件的报道比较少；宣传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较单调，缺乏具有深度、能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给人以深刻启迪的独家报道。这说明媒体对于版权保护宣传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建立起密切关注版权保护工作的报道机制，还缺乏熟悉著作权法律法规和版权知识的新闻采编专业人员。

(二)媒体传播还经常出现一些不符合著作权法律规定的内容。由于媒体不熟悉著作权法律法规和版权相关知识，在报道中经常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甚至是常识性错误。例如2003年6月，各地媒体报道了辽宁省版权局为雷锋生前战友张峻拍摄并珍藏的200余幅雷锋照片进行版权登记并表彰的消息，许多媒体使用了《雷锋照片获版权保护》的标题；2006年春节之后，河北省版权局为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引起轰动的唐山皮影舞蹈《俏夕阳》进行作品版权登记，有的报道也以《(俏夕阳)获版权保护》为题；同年10月，有媒体报道重庆一名11岁小学生改写《西游记》，创作了小说《神奇的“智慧”之旅》，并到重庆市版权局进行作品登记，称其著作权得到了认证，获得了著作权。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我国实行的是著作权自动保护原则，作品创作完成后，自动产生著作权，受法律的保护。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也就是说，不管作品是否进行作品登记，其著作权都受法律保护。我国目前进行作品版权登记，实行的是自愿登记，虽然作品版权登记为解决著作权属纠纷提供了初步证据，有利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或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200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十问题的解释》规定，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作为著作权诉讼的证据。一旦发生版权纠纷，已登记的作品有利于依法保护。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进行作品版权登记就不受版权保护。因此，把作品版权登记说成是“获版权保护”，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如前几年有的媒体对济南泉城广场标志泉标纪念品版权之争的报道，开始时有的媒体称泉标版权归泉城广场管理者所有。但实际上，泉标属于委托设计作品，按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按济南市政府与设计者签订的合同，著作权归设计者，即陕西省雕塑设计院原院长王天仟。2006年10月，王天任又以12万元的价格将除人身权以外的著作权和相关权利全部转让给了济南大盟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因此说泉标的版权归泉城广场管理处是不对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报道，不仅起不到宣传的效果，还会在社会上产生误导，因此要坚决杜绝。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8

关键词：著作权精神权利价值

一、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

作品精神权利是与著作人身权等值的一个概念，根据《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的规定，其包括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这两项最基本的著作权权利内容。因此，我们若要探讨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则必然要从著作权的起源说起。

有关著作权的起源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包括作者在内的一切艺术创作不过是对自然界的鹦鹉学舌一般地机械模仿。[1]在他们看来“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通常亦并非由其所首创，他的一切工作、劳动只是被动地、消极地遵循着客户或者委托人的指示与要求。”[2]直到后来，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开始尝试将科学知识运用于劳动中，以使其艺术创作更加逼真。到18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笛福等新生派作家又在其作品中注入“首创性、灵感及想象力”等新的内涵，作家（author）与创作者（creator）逐渐成了同义语，其工作也被肯定为是一种创作活动。人类社会出现了倾向对作者自身关注的学术思潮，此外，由于印刷术的产生使对作品的修改和歪曲成为可能。至此，促使著作权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继1710年英国《安娜法》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著作权法对作者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对其创造性的劳动进行法律上的保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著作权立法的理论基础是存在差别的。这就注定了他们后来在作品精神权利立法方面分道扬镳。英美法系以“激励说”为立法原则，即法律赋予作者专有权，旨在激励作者创作热情，从而为社会创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而激励的最好方法便是对作者的经济利益予以保护。英美法系“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和“纯粹功利主义”的立法哲学使得著作权立法偏向了对作品经济权利的关注。然而，大陆法系（主要是法国）则以“自然权利”学说为立法指导思想，强调著作权是因为作者创作作品这一事实而对于作品所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法律的规定只不过是对这一“天赋人权”进行确认和明确而已。这种“个人本位”的立法主意更注重对人本身的关注，这也成为后来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产生的前提。

事实上，作品精神权利理论首先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知识产权法》领域所使用的著作人身权概念最早即是在1878年由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的。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他认为：著作权由两项内容构成，一是属于“完全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其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的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所有恶意及拙劣地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3]不可否认，莫里洛对著作权本质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在其之后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如吉尔克，皮奥拉·卡塞利，约瑟夫·科勒尔等等）也都对著作人身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持一元论的代表，吉尔克极端地认为著作权中仅仅只有人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抹杀了著作权经济性的主张固然有其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使我们对著作人身权或说作品的精神权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位对著作人身权理论起到奠基作用的学者当属皮奥拉·卡塞利，他将著作人身权与一般人格权作了很好的区分。他指出，作者个人性质的权利不产生于一般人格，而产生于创作作品的人的人格，因为这种权利是著作权的一个基本成分，不同于有下述特点的其他个人性质的权利：它们能够以作品为对象、为作者或其他人持有，而且它们不以作品的创作为依据，但属于人身权利的总的范围。[4]就这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以“天赋人权”为旗帜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作品被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而作者对作品不但应当有权像对待财产权那样控制作品的经济利用，更应当有权维护作者人格与作品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5]对作品精神权利加以保护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

二、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基础

大陆法系的学者之所以能在百家争鸣之后达成一个共识——应当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正是建立在“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存在合理性进行论证以及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的。价值即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它指明了客体存在的意义。

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学价值

在英美法系，版权法大多通过经济报酬来鼓励作者创作，而大陆法系的版权法则是特别注重作者的精神权利，通过创设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来激励作者的创作。英美法系以“社会本位”为立法指导思想，因此，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作用往往被忽视了。

主张精神权利具有激励作用的学者大都以作品精神权利能实现人格利益为由，如“著作权制度中相对于作者人格价值实现较小的作品来说，赋予作者的精神权利对于作品创作的刺激完全超过经济权利。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品之所以被创作出来，对精神利益的追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动机。”[6]其实，从经济报酬的角度，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功能亦不能被忽视。如版权法赋予作者署名权，作者可以通过提高创作质量和适当的宣传，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如同企业的商标一样，作者的署名会和作品的销量、价格形成直接的联系。版权法赋予作者的发表权也与作者经济收益相关，因为作者只有行使了自己的发表权，其它的著作财产权的实现才成为可能。而版权法赋予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都保障了作者有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

正是因为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经济利益存在相当的相关度，对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也必然对作者的创作产生激励作用，这也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经济学价值的表现。

2.文化价值

一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社会上存在物质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严重信仰危机的现实。因次，发展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提供丰富而健康的文化产品，无疑是必要和紧迫的。

作为文化载体的作品，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品是一时期文化的再现和反映，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反过来，文化的繁荣又将给作品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动力，最终促进作品的创作。以作品为媒介，作品精神权利与文化之间也产生出一衣带水的关系。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有益于社会中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会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除此之外，保护作者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够有效地防止作品被歪曲，从而使大量优秀的作品得以源远流长。只有对作品精神权利充分尊重和保障，才能使人类优秀的精神食粮不被恶意歪曲，使其承载的文化得以客观完整的传播和传承。

因此，加强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也就是在为繁荣人类的文化而努力，对文化领域的劳动者给于尊重和保护，才能使人类的精神文明继续蓬勃发展下去，这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的文化价值所在。三、各国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大陆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尽管法国大革命后，受自然法学说影响，大陆法系国家都逐渐接受了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但在各自的立法实践中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

一类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其采取将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分开保护的立法主义，在学界被称为“二元论”。具体规定是：经济权利可以与作者人身分离，在商业流通中可以自由转让或者由作者放弃，但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受到保护；而精神权利则不能与作者人身分离，也不能转让和放弃，只有在作者死后才可以转移至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7]持此立法主义的国家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

另一类则是采取“一元论”立法主义的国家。著作权被看作是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有机复合体，无法加以分割，只有将作者精神权利和作者经济权利放到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才能更全面的发挥其保护作者的作用；精神权利并不永恒受到保护，而是与经济权利一起享有同样的保护期，除了作者死后版权可以整体转让于继承人之外，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得转让。[8]“一元论”的代表国家是德国，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深受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契约说”影响的英美版权法，从一开始就将作品精神权利排除在了版权法之外，但随着《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的签署，英美法系版权立法在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上才有改观。

英国是版权法诞生地，却直至1956年出台《英国版权法》时，在第43条才明文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的部分权能，至1988年，英国制定并颁布了现行版权法，该法第四章才详细规定了精神权利，明确作者享有确认身份权、反对对作品进行损害性处理权、反对“冒名权”、某些照片与影片的隐私权。不过1988年《版权法》又为上述权利的行使规定了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作者署名权的行使必须以事先声明为前提，声明可以采用单独通知的形式或作为版权合同的一部分，但只能约束接到通知或依据该版权合同主张权利的人；改动作品的行为只有造成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损害时才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等等。美国最早的版权法同样不保护作品精神权利，但“吉姆案”在美国版权法中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案件，因为在该案中，美国法院第一次承认了有关精神权利的案由。尽管该案并非像精神权利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使国会完全接受精神权利，但自此之后，一些州法院和立法机关对精神权利的态度开始渐渐好转。至1989年，经过100多年的争论，美国最终决定加入《伯尔尼公约》。公约确立了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这促使美国国会接受了精神权利这一概念，美国1990年通过了“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

英美法系版权立法经历了从不承认作品精神权利到对其加以有限保护的转变。尽管这种保护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而言，无论在权项设定上还是在适用主体上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毕竟已是法制发展中的进步，而且，限制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精神权利在英美版权法中得不到充分保障，只不过这种权利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普通法上的权利，或者说是一般人格权，通过假冒之诉、侮辱之诉、合同之诉、反不正当之诉等等，作者的精神权利同样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

（三）国际版权领域中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在国际版权领域中，明文规定保护精神权利的公约是1928年修订的《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该公约第6条之2规定：“与作者财产权利无关，甚至在该财产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对于他人篡改、删除其作品或作其他更改，以致损害作者名誉声望的行为，有权制止。”该条明文确立了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立场，开创了国际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先河，对西方诸国版权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为加入该公约而不得不修改本国版权法的原因之一。

由于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影响，作品精神权利被排除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适用范围之外。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没有新的规定，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

四、结语

综观国际社会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对此问题的认识体现出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是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判定上，还是对其具体权能的认定上都体现出这一特色。但无论如何，作品精神权利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日臻完善的立法保护，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2）DanRosen，“Artists''''MoralRights:AEuropeanEvolution.”CardozoArts＆Entertainment，2.

（3）孙新强：《论著作权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载《学术界》（双月刊），总第82期，2000年3月。

（4）参阅皮奥拉·卡塞利《Trattatodeldirittodiautore》，那不勒斯译，马尔吉耶里出版社和都灵，UnioneTip.都灵出版社，1927年，第42页（注释1）和第58页。转引自：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5）SeepaulGoldstein，Copyright，Patent，TrademarkandRelatedStateDoctrines，TheFoundationPressInc.（1981）at855.

（6）冯小青著：《知识产权法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288页。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9

资料及数据库的法律保护问题非常复杂，各国采取的政策法律和法院判例并不相同，最近因为internet的发展，资料及数据库的保护问题再度引起各国重视（注：关于资料（data）的智能财产权问题，讨论得最详细的应为reichman和samuelson两位教授的大作“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data？”，50 vand.l.rev.51（1997）。）。

美国法院对数据库保护问题，先后有不同的判决，最近著作权局应美国国会要求，对数据库是否应以特别法保护，做了全面性的研究。众议员carlos moorhead曾在1996年5月向国会提出“数据库投资与智能财产反抄袭法案”（database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tipiracy act of 1996），主张对重大投资的数据库给予法律保护。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与贸易相关智能财产问题协议（trips）中，规定资料的编辑，不论是否为机器可读（machinereadable），只要符合智能财产的保护要件，应受到保护。

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wipo）自1996年起，一直在考虑欧盟（eu）及美国所提有关数据库保护问题。

欧盟在1996年3月11日向会员国提出：数据库指令（european database directive）要求各国在1998年1月1日以前执行指令，立法保护数据库；指令采取双轨制，以著作权保护数据库的结构，以单独立法（suigeneris）保护数据库内容；对于投入相当人力、技术及财力的资料，给予十五年的保护权。

国际上对资料和数据库给予法律保护，已形成趋势，极难挽回。这种情况，对国际学术交流及科技信息和研究资料的交换，势必造成重大冲击。科技研究机构及人员必须知道如何因应这种新的潮流。如何合法和合理使用资料和数据库，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二、问题症结

根据著作权法的原理，资料和数据库是两个不同的权利客体，两者取得著作权的要件，都必须具备原创性（originality）。数据库的著作权并不及于数据库中的资料，这些资料可能有独立的著作权，也可以没有著作权。具有著作权的资料，其著作权并不涵盖数据库。没有著作权的资料，人人可以使用，可能促成不同著作权的数据库。

对于未具有原创性的资料和数据库是否应予保护，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甚至对于具备著作权要件的资料和数据库，也有人基于社会公益的理由，主张不应给予保护。

1.血汗与创造

数据库在著作权法上被视为一种编辑（compilation），将现有的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当初认为编辑著作应受保护是基于编辑人的劳力与投资，这种说法，即所谓“血汗论”（sweat of the brow doctrine）（注：jeweler‘s circular publishing co.v.keystone publishing co.，281 f……83，88（2d.cir.1992）。huchinson telephone co.v.fronteer directory co.770 f. 2d 128，131，228 u.s.p.q.537，539（8[th]cir.1985）。）。任何人可以因为这些血汗而节省了自己的血汗。

20世纪以后，这种观念渐渐改变，原创性和创造力成为著作权的重点。1976年美国的新著作权法把编辑著作定位为，经过筛选、协调或整理而使整体成为原创著作。美国最高法院在1991年的feist一案中，明白指出白页电话簿资料虽然丰富，也使许多人得到方便，但不具任何创意，不受著作权保护（注：feist publications，inc，v.rural telephone service company，inc.，Ш s .ct.1282，18u.s.p.q.2d 1275（1991）。）。

最近，欧盟的指令似不以美国法院判决为然，美国企业也对他们所投下大量人力物力的数据库采取以下的措施：（1）在数据库中创造附加价值以符合原创性要求，（2）利用契约限制数据库的使用，（3）以技术保护的方法防止非法使用。

以目前网络发展的情况来看，资料和数据库是网络内容（content）最重要的基础，不管是否具有原创性，不管是否受到著作权或特别法的保护；只要具有商机，只要有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某种法律保护机制势必产生。

2.私利与公益

美国著作权局主办的讨论会，不论是否赞成保护数据库，大致有以下共识：（1）数据库极易被复制，适度的奖励可以鼓励创作。（2）事实的资料不应为私人拥有。（3）任何人均可独立向原始资料来源取得资料。（4）政府数据库应公开不受保护。（5）不应伤害科学、研究、教育及新闻报导。（6）为商业及竞争目的的多量复制不应被允许。

一般而言，图书馆、科技界、教育团体、电话公司和网络相关行业反对保护数据库。数据库制作人（包括科技及学术数据库）及线上服务提供者赞成保护。显然的，这牵涉到公利与私益之争。

赞成保护的主要理由如下：（1）数据库对科技和经济日益重要，将成为网际网络的关键内容。（2）需要大量金钱与时间的投资才能创造及维持数据库。（3）数据库极易被复制及散布。（4）现行法律保护不周全。（5）除非适当保护，投资势必大量减少。（6）新立法保护不致于妨害科技界及其它团体的利益。

反对保护数据库的理由如下：（1）赞成者未能提出需要加强立法保护的证据。（2）目前的保护方法尚称适当。（3）目前美国数据库产业场极为成功，执全球牛耳，利润颇丰。（4）将来资料及数据库的使用，因科技急速发展而极难预测，一动不如一静；过度保护可能造成科学研究及教育不良影响，增加价格、减低竞争力和新人进入场的障碍。（5）著作权法上鼓励创作及信息自由流通的这种平衡不应轻易打破，公共利益和合理使用的理论应予维持（注：赞成与反对理由，请参照 report on legal protection for database，u . s.copyright office，august 1997.）。

除了以上诸种理由外，科研机构相当关切有关国际间资料完整和公开使用，是否会因为新的法律保护而受到影响。

三、各国（地区）保护数据库情况

世界各国保护数据库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1）以编辑著作保护。（2）在著作权法中单独立项，明定“数据库”为著作中之一种，与文字、音乐、计算机程序等并列。（3）单独立法加以保护。

美、德、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伯恩公约及台湾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数据库做为编辑著作保护。所不同的是对编辑两字的定义不尽相同，各国（地区）法院对保护要件及保护范围的认定有异。

日本在1986年修正著作权法把数据库当作著作物的一类，明定数据库的定义为：将信息组合，如文章、数值、图表有系统的编制，使此种信息能被计算机取用。数据库要取得著作权必需符合原创性要求

。数据库创作时，著者需决定搜集资料的策略和选择标准，决定资料是否储存，整合资料的结构和规格，以便利资料快速的取用。这种分析和数据处理已符合著作权法所要求的原创性（注：日本著作权法第二条及第二十条 paul c.b.liu，compnter software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the pacific rin countrices，research paper for the office of technolaogy assessment，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ds，1991，p.18）。

欧盟及北欧诸国以单独立法保护数据库。在欧盟指令之前，北欧诸国在著作权之外创造了相关权利，对于事实资料的编辑给予十五年（创作日）或十年（公开日）的保护权。这种对目录、图表等的编辑，并不要求原创性。这种保护权提供欧盟指令做为模板。

四、因应办法与建议

为因应世界保护数据库的趋势，产官学研必须有健全的心理准备和良好的因应措施，对各国（地区）保护资料及数据库的法律应当设法理解。

心理上应该体认，以目前国际智能财产权保护的压力和网际网络的商机，数据库法律保护无法避免。但也不必因为欧盟的指令而惊慌失措，理由有四。其一，绝大多数政府出资建立的资料及数据库仍属公有领域。其二，科学研究、教育、图书馆等对资料的取用，合理使用的空间仍无改变。其三，即使原本不受保护的资料现在享有著作权，法律并未禁止当事人不得放弃著作权，科技信息的交流仍可透过协议达到相同的目的。其四，多数国家都已体认著作权并非单纯只为保护私利而订公益的考量一直是立法的旨意之一。

立法与行政机构应密切注意国际动向，直接或间接参与有关公约或协议的协商，必要时透过其它会员国表示关切或提出建议。

对国际上已签订的公约，台湾地区的立法应尽早配合，以符合国际标准。数据库及网络保护问题，任何国家无法自立于国际社会之处。

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采取与欧盟同样的立场。reichman及samuelson两教授，对欧盟的见识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应可考虑以不公平竞争法的原理来考量资料及数据库保护，也要顾虑科学及教育界的意见（注：同注1，vanderbilt law review，vol 50：51，p.163-166（1997））。

各国（地区）或组织对数据库的保护

组织或协议

法源

著作权类别

权利的内容

台湾

著作权法第七条第一项

就资料的选择及编排具有创作性者为编辑著作，以独立之著作保护之。

美国

著作权法第一一条

系指以搜集并整合既有素材或资料为形式之著作，该等素材与资料必须经由选取、整理、编排，且就整体而言具有原创性之著作。

德国

著作权法第四条

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一项

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二项

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句

著作权法第八十七条

著作或其它文献之编辑，经由选择及编排，且属人类精神创作者（编辑著作，sammelwerke），以独立之著作保护之，其所收编著作之著作权，不受影响。

编辑著作 就著作权而言，其修改对编辑著作之定义，不以著作或文献之编辑为必要，对于“信息或其它独立素材”之选择与编排，亦得成为编辑著作，如果其属人类之精神创作，则可成为独立受保护之著作；惟个别独立素材所可能享有之著作权或著作邻接权，并不受影响。

编辑著作 其除修改编辑著作之定义，以涵盖数据库，并创设“数据库著作”之新著作类型。“数据库著作”属于编辑著作之一种，其系有系统或以方法对素材加以编排，而得以电子或其它方式，取用其中各笔素材者。但用以建立数据库或取用各笔素材所使用之计算机程序，并不属于数据库之一部分。

编辑著作 在对数据库著作之保护上，其规定对于数据库著作加以改作或变更其形态，均须得到数据库著作权人之同意。

编辑著作 受著作邻接权保护与受著作权保护之数据库著作，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并不需是构成人类精神创作，而是必须就素材之取得、查核或表现，在方式上范围上有重大投资者。甚至如果一数据库有所变更，而其内容在方式上或内容范围上有重大变更者，则被视为一新数据库。可以享有著作邻接权保护者，为对数据库进行重大投资之人。

欧盟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三条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七条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七条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七条第二项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十条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七条第四项

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第五条

对于在数据库之选择或编排（强调原 上具有精神创作性之数据库创性） 赋予著作权之保护。数据库法律保 编辑著作 一数据库欲取得著作权之保护指令第三条 （强调原 护，仍然必须在资料之选择第一项 创性） 与编排上表现出精神创作性始可。

特别法 （对于需要为重大投资，然而 强调投入 ，在资料之选择与编排上不重大资源 具有精神创作性之数据库，） 提供特别立法保护。

特别法 数据库之特别保护必须其在质或量上有重大投资，始享第一项 有之，至于是否具有创作性，则并非所问，而且可以取得此一特别保护之权利者，为数据库之建立者。

特别法 其可以禁止他人取得该数据库之内容，亦即可以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以任何方法或形式，永久或一时地将数据库之全部或部分重要内容移转于其它资料媒介上，资料之下载即属之；权利人亦得禁止他人未经其同意而散布重制物、出租、联机，或为其它形式之传输，使公众得取得数据库之全部或部分重要内容或将其进一步利用。

特别法（ 其权利保护期间为数据库完保护期间） 成后十五年，但是，如果在此一期间届满之前，将数据库提供给公众使用，则自首次提供给公众使用起，可再享有十五年之保护；如果对于数据库之内容，在质或量上有重大之变更，且在质或量上为重大新投资者，包括由继续性之补充、删除或变动而累积成之重大变更，则该投资所产生之数据库享有独立之保护期间。

特别法（而且此（第三条与第七条）双轨制） 两种保护方式可以并存。

特别法 数据库之著作权人，就其数据库之内容可以享有重制权、变更权（包括翻译、改作、编制，以及其它任何形态之变更）、散布权以及公开传达权。至于其保护期间，则与一般编辑著作相同。

伯恩公约

伯恩公约第二条第五项

文学或艺术之编辑，如百科全书或诗集，其在资料之选择或编排上若构成精神创作，则该编辑物本身应受保护，但是，被其收编为著作之著作权人之权利，并不受影响。

与贸易有关之智能财产权协议；trirs协议

trirs协议第十条第二项

编辑著作资料或素材之编辑，不论是得以机器阅读或其它形式，只要在内容上有所选择或编排均可构成智能创作，即应受保护。但是，该保护并不及于其资料或素材本身，且不亦不得损及该等资料或素材本身所享有之著作权。

世界智能财产权组织wipo

数据库智能财产权公约草案

资料或其它素材之编辑，不论其形式如何，若在其内容之选择与编上构成精神创作，其本身应受保护。该保护不及于资料或素材本身，亦不影响该编辑所含之资料或素材之著作权。

陈昕整理（注：参照谢铭洋著，数据库在网际网络运用上受保护之困境与解决，1997全国

智能财产权研讨会论文集。）。

不久前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unions 和 committee of data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对欧盟指令的影响相当关切并做出具体建议，颇值得各国（地区）参考：

1.要求注意私利与公益的平，主张欧盟指令不应影响科技信息交流。

2.由icsu出面草拟公约，由会员国共同签署，保证不主张科技资料及数据库的保护权，以促进科技交流。

3.成立小组，密切观察欧盟指令执行情况，以便确定是否确实对科技信息的自由交流造成影响，并决定应变措施。

「参考文献

1.谢铭洋著。数据库在网际网络运用上受保护之困境与解决，1997年全国智能财产权研讨会。

2.icsu and codata letters，june 1997.

3.paul c.b.liu，compnter softwar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the pacifu rim countries，ota research parper mewch 1991.

著作权保护论文篇10

反观中国专利发展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公元857-841年的西周厉王时代就有"谋欲专利之事"，《国语》有"匹夫专利，尤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的记载(注69)。1859年太平天国时期的领导者提出了专利制度的建议，甚至提出发明专利与小发明之分，保护期不同，"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益民多者年数加多"(注70)。但我国专利保护落实于专利法规之涵义却仅是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已，加上民国以来国间动荡分裂，使两岸中国人的专利制度相较于美、法、西班牙先后颁布专利法等，起跑较晚且实施中断，这或许就是"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但却未在中国继续发展的主因(注71)。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应为清""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后被废除，"惟专利制度仍在各省扎根"(注72)。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1911年12月12日由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该章程已揭示了"先申请原则"、"权利转让"、"法律责任"等重要理念。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以及其实施细则、《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规则》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为现行政府专利法框架的基础(注73)。1944年5月4日政府经"立法院"第四届第206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称为"专利法"的法律(注74)。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改动不大，唯台湾当局于1994年为配合其产业发展及重返世界贸易组织作了大幅度的修改(注75)。

在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就使用了"白兔儿商标"，上标上除有白兔图形外，还标明"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但谈到商标制度则也晚于西方国家，至晚清时，注册商标的保护始至对外国商标的保护，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人於1904年起草的(注76)。而在此时我国台湾却被日本占领，实施了50年的日本商标法(注77)。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了44条的商标法，同年又颁布37条的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注78)。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商标法几经修改，除1930年重新颁布商标法外，并无大的改进，直至集团迁往台湾。以后为因应台湾岛内工商业的发展，近年来又为"入世"，在有关商标专用权、注册、争议、侵权刑事责任与罚则等方面多有改动(注79)。

我国古代存在对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进行保护的萌芽(注80)。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虽然清政府第二年即宣告，但该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则影响了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及其以后的几次对该法的修改。1964年台湾当局对著作权法作了较大的修改，修正公布9个条文、增订5个条文。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为应对数字信息化的挑战，集中人才进行研究，先后对著作权法进行多次修改，从1990年至1993年就修订4次之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此种体制又排斥私权和知识产权，尽管建国后先后颁布过《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等五个发明奖励条例，但发明的所有权还在国家，全国各个单位都可以无偿利用。许多人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意义和作用，更有人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格格不入(注81)。这类矛盾到了70年代已变得十分尖锐(注82)。直到70年代末我国才开始真正融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潮流，随着80年代的我国几部知识产权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以未有先例的速度全面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立法、司法、实施和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在与国际知识产权界的合作交流方面，在知识产权教学与培训方面，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业绩，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台湾近20年科技、经济发展较快，知识产权制度也一再修订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他们在知识产权理论上的进展决不能忽视(注83)，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支，值得重视和借鉴。面对两岸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如何加强交流、协调和协作，达到互动、互益的效果，有很多的事情可做。

知识产权保护的含义和途径

关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含义，论者不多，且偏重于执法方面，一般概括为"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双轨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或称知识产权保护仅仅栓释为执法、查处或审判等是不全面的，甚至此种概念上的定位会给实践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在国际、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经济制裁的压力下，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才力，动用多种机关进行打假冒、盗版的行动，我们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绩，但在相当多的地区和领域侵权活动有增无减，甚至越演越烈。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观念上不能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一个立体、全面、宏观、深入的理解，对全社会特别是对产业界以至对知识产权执法机关，以全面、立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教育、培养、引导上十分薄弱："公众"意识不强，视侵权为"合法"；某些企业不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还受利益驱动乐于侵害他人权利；在执法机构上出现部门分立、各成体系、地方保护、存有摩擦的严重现象。在此种环境下，知识产权焉能获得全面、完满的保护？因而，从知识产权的特点出发，建立正确、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知识产权，国家通过立法使其地位得到确认，并且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的施行而使其取得现实的法律保障。知识产权对法律和法律的施行依赖程度较其他有形财产的民事权利要高得多。然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决不仅仅是行政执法和打"官司"，而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含含义起码包含五个方面：

首先是立法保护，即指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民事主体对其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利益享有知识产权，并予以法律拘束力的一种保护。没有知识产权立法，就没有知识财产的法权形态，就没有其创造者和其他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其他财物（产）还可以通过储藏、占有等手段进行保护，但知识财产的特性决定如果其脱离、失去国家法律的保障，其创造者或其他所有人就会一无所有、丧失一切。即使他保有了知识财产的物质载体，但其知识财产并未因此获得保护。假冒、盗版、未经许可使用等将会成为不受法律追究的行为，权利人的知识财产被彻底剥夺。有学者将知识产权称为"诉讼上的权利"，意指知识产权通常要通过诉讼等执法活动才能得以实现和保护。而实现诉讼上的权利，前提就要有立法对其进行保护。一个科学、先进、完备的知识产权立法，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是知识产权执法的前提和准绳。因此，建立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首要任务。

其次，是行政保护，即指国家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某些比较严重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及对某些知识产权向权利人予以授权等的行政行为。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特色的"双轨制"的体现。从发达国家来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通过司法途径保护。他们的行政执法职能主要指海关的边境措施，以及贸易委员会对他国和地区的盗版、假冒严重的，在双边贸易中的经济制裁等。一般没有类似我国各个行政机关对侵权行为的罚款等行政处罚的情况。不论今后我国行政执法的趋向如何，对我国当前严重的盗版、假冒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利用行政处罚手段，对知识产权给予保护仍不失有效措施之一。从几年的情况看，在某些知识产权领域如商标，行政执法占据重要的地位(注84)。

再次，是司法保护，即本论文的中心议题，指通过司法途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下文将对其论述，在此不赘述(注85)。

第四，是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保护。集体管理组织是知识产权创造者或其他权利人自身权利予以保护的社会组织。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形成的历史中，较弱小的知识产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势力往往强大的使用者如出版商、广播电视公司等相抗衡，为保护权利起到很大作用。各国法律一般赋予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应有的法律地位，我国的音乐著作权协会就是类似的组织。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函(注86)承认其与成员间的信托法律关系，该组织可以其名义作为原告为其成员进行诉讼。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协助政府作很多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事情，可以自行处理涉及维护他们自身权益的事务以及发挥服务于社会的功能性作用，如完成收转作品等权利使用费、授权许可和转让、进行侵权交涉等许多事务。

第五，是知识产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自我救济。知识产权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对知识产权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对侵权、盗版往往有切肤之痛。他们本身的知识产权及其法律意识有无或高低，对知识产权保护意义重大。发达国家的公司、企业等都十分重视自身知识产权的保护，设有专门从事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的部门，并制定了一系列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如何在开展业务中避免对他人侵权等的具体措施和手段，以完善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我国的企业相对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不懂得利用多种知识产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知识财产，对屡屡发生权益被侵犯、域名被强注、误将公知技术当"专有技术"受让当"冤大头"等，有的将发明专利的专利号等仅起到包装装潢作用等。知识产权人的自我救济范围很广，在主张权利阶段，就包括向侵权人提出警告、交涉，各类请求权的行使等等。

上述五个方面的保护互相渗透、互相配合，形成社会综合治理的立体防线，才能有效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才能及时制止、制裁侵权行为，才能为人类智慧之火，添加知识产权保护之油，才能保障科技创新的战略任务得以实现。此外，最为基础、最为重要、最为迫切、难度也最大的，是树立和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知识产权意识，有了此种意识才能实现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实现社会的真正文明。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心和关键的一环，是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实施活动。我国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在人民法院深入进行司法改革，强调严肃、公正和公平执法，为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司法保障的背景下开展的。也是在我国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按照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议规定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的情况下开展的。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指对知识产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即由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国家公诉人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刑事、民事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以及通过不服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处罚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进行对行政执法的司法审查，以支持正确的行政处罚或纠正错误的处罚，使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得到切实的保护。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范围包括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版权）、邻接权以及防止不正当竞争权等涉及人类智力成果的一切无形财产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我国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和水平基本与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规定的范围和水平相同，并且将会受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公约的积极影响。此外，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还将有关技术转让、技术合作等各类技术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自己的收案范围。

对知识产权丰富复杂的各类权利的司法保护，对知识产权形形各类纠纷的处理，主要通过人民法院的三大诉讼途径来实现的。也正是这三大诉讼途径演义着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源远流长但年轻的历史，她作为重要的一翼，使共和国焕发出创新的勃勃动力和生机。本论文仅涉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民商事审判部分，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

注释：

注1此文为蒋志培同志民商法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注2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

注3参见GELLER主编《国际版权的法律和实践》MATTHEWBENDER出版社，旧金山1996年版，瑞士篇（英文）。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3页。

注4吴汉东著《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第19卷第4期第84页。

注5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3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

注6同上。

注7参见王谢春编著《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第4-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注8参见吴汉东《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第19卷第4期第85页。

注9转引自李国光等主编《知识产权诉讼》第4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注10参见郑成思《20世纪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回顾》，《知识产权》1999年第5期第4页。

注11参见郑成思《20世纪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回顾》，《知识产权》1999年第5期。

注12王谢春编著《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第4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注13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1期第13页。

注14见《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第229页-230页。

注15见《关贸总协定中知识产权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郑成思翻译。

注16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第15页。

注17张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

注18见王谢春编著《知识产权侵害赔偿》第5页，此种定义虽引起有些学者的批评，但其定义有一定理由，故摘引于此。

注19见吴汉东著《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第19卷第4期第84页。

注20同上第85页。

注21见《现代汉语词典》第498页。

注22见《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287页。

注23见《新现代汉语词典》第364页。

注24同注20第375页。

注25HARRAP''''SDICTIONARYOFLAW&SOCIETY，FIRSTPUBLISHEDINGREATBRITAIN1989，CLARKROBINSONLIMITED，1989。

注26UNDERSTANDINGINTELLECTUALPROPERTYLAW，PAGE1-3，BYDONALDS·CHISUMMICHAELA·JACOBS，1998REPRINT。

注27同上。

注28同上PAGE1-2。

注29参看纹谷畅男著《无体财产权法概论》，1994年日本东京第5版，转引自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3页。

注30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财产权与物权》，《知识产权》1997年第5期第18页。

注31见赵晋枚等合著《智慧财产权入门》第13页，1998年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初版。

注32同上第14页。

注33同注28第19页。

注34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注35参见吴汉冬《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79-80页。

注36同上第80页。

注37同注32,第四页。

注38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注39参见吴汉冬等编著《知识产权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钱明星著《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注40见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第16页。

注41同上第16页。

注42见吴汉东著《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82-83页。

注43同上。

注44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1-24页。

注45见张平著《知识产权法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5-7页。

注46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7页。

注47也有学者认为区分知识产权的特征与其保护客体的特征无重要意义，因而言及知识产权特征也可以将其客体的特征算入。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1页。

注48见黎国智主编《法学通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50页。

注49著作权的取得为自动取得，不以登记作为先决条件，这有别于商标、专利权的取得。但这同样被法律所确认。在这种意义上，著作权、技术秘密权等同样具有法定性。

注50见笔者撰稿《知识产权法》部分，黎国智主编《法学通论》1998年9月第1版第150-151页。

注51在不正当竞争"权"中，有些属于法人的名誉权问题，如诋毁、诽谤、贬损法人名誉、商誉等行为侵犯了民事主体的不正当竞争权。其法律关系受到反不正当法的调整。

注52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0页。

注53参见注40第83页。

注54知识产权制度无论中外均产生于封建社会，最早的知识产权法律也是依据由"地域"观念极强的封建君主的命令在其权利所及的地域发生效力。而此种在君主一定领域内的效力，就成为"古老"的地域性。

注55知识产权制度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成为国家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民事权利。但知识产权仍旧依赖于国家法律关于知识产权的制度，而原则又是国家法律最基础的制度，不论国家大小，在其上一律平等，各国均对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给予尊重，以求别国对自己的尊重。因此，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等传统知识产权仍旧均只能以一定国家法律产生，又只能在其依法产生的地域内生效。参见郑成思著《再论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1997年第1期第19页。

注56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231页，1997年7月法律出版社第1版。

注57同上第168页。

注58该法于1709年被议会通过。

注59郑成思著《版权法》（修订本）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

注60同上。

注61同上第13-14页。

注62张平著《知识产权法详论》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注63参见陈有西著《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概论》第2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注64同上第29-30页。

注65同上。

注66同上第31页。

注67见《回顾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任建新著，《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第18页。

注68见《近百年来专利商标法之变迁》第4页，台一国际专利商标事务所著。

注69同上。

注70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231页。

注71同上。

注72参见《近百年来专利法之变迁》第7页。

注73参见同上第18页。

注74参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第232页。

注75参见同上第29-30页。

注76同上第169页。

注77参见《近百年来专利商标法之变迁》第143页。

注78参见同上第146页。

注79参见同上第157-191。

注80详见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第310-312页。

注81任建新著，《回顾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中国知识产权二十年》第18页。

注82同上第19页。

注83有学者认为台湾游离于国际知识产权界多年，他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没有大的进展，加上台湾面积较小，其知识产权制度影响也小，并不重视对近年来台湾知识产权界的研究成果。其实，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的发展在亚洲乃至国际上都有其地位，特别是其电子信息业的发展早为世界所瞩目，市场经济机制也逐渐趋于成熟。在交流中，我们发现台湾知识产权界的同行中归国留学者很多，国际性很强，人才济济、理论功底雄厚、作风也扎实，有许多好的著作不断涌现。这些应当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

注84有的专家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正是行政机关的以罚代刑、以罚代赔加剧了商标假冒等各类商标侵权行为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