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教科范文10篇

中教科范文篇1

紧紧围绕教育局中心工作和本科室工作计划，年中教科全体成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积极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协作，依照计划要求科学有序的开展工作。

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以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规范建设工程为重点。

中教科主要负责小东庄中学和钢管公司中学两所学校。每周电话询问进展情况，1.根据教育局《关于机关干部深入学校为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规范工作服务的安排意见》津丽教[]7号）要求。并分别先后四次深入学校，指导学校根据实际制定整改措施，两所学校依照教育局要求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素质教育、创新学校管理等方面入手，突破关键环节，掌握推进节奏，有计划地开展达标工作。

中教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2.根据《关于教育局机关科室、直属单位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规范工作的意见》津丽教[]8号）文件精神的要求。

严格执行课程计划，一是加强课程管理。不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落实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保证活动课程的课时和质量。学期初，根据课程要求逐一核对学校上交课表，及时反馈给各学校，并指导学校在师资允许的情况下，按课程计划要求调整学校课程，开足开齐课程。

建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评价体系，二是制定了区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指导学校充分利用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发挥新课程改革中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评价从道德素养、文化素养、健康素养、艺术素养、社会适应能力五个维度，18个要素，54个关键表现，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家长评、教师评等多种评价方式，学生达到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促进学生自我认知的目的使评价与学业考试有机结合，与“指标到校推荐”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实行学校月报制度，三是针对初中校巩固率提高难的问题。学校每月12日汇报在校生情况；学校制定防辍控辍的措施，制定目标责任制；召开防辍控辍工作交流会；惩办义务教育完成率高的先进单位钢中和中学。现在学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从学业考查报名情况看报考率达99.4%

召开由十五所初中学校一把校长参加的专题研讨会，四是为提高高中阶段入学率。会上惩处了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高中阶段入学率较高的三个先进单位，通过树立典型激发了各学校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意识。

正在制定我区初招具体实施意见。推进就近入学，五是落实市教委《年市初中招生指导意见》精神。对小学毕业学生进行全面摸底统计，规范招生行为。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

二、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提高初中校理科实验教学水平工程

进行培训指导，1.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中理科实验教学工作指导意见》并召开初中学校教务主任会议。联合教研室下校指导。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学校制定并上交理化生实验考核方案，2.完善区级理化生实验考查工作。完成了八年级学生生物实验考核，九年级学生物理、化学实验考核。

中教科和教研室正在积极准备5月16日的学生实验竞赛。3.中教科制定并下发《初中学生理化生实验竞赛方案》现各学校正在积极报名。

暑期进行初中教师理化生实验技能全员培训和考核。4.制定并下发《初中教师理化生实验技能全员培训方案》初中教师理化生实验技能全员考核方案》现正在整理相关信息。

二）加强高中通用技术课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解学校开设课程情况以及上课情况，1.召开高中学校通用技术教师座谈会。并深入学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依照课程规范建设，2.根据考察、调研情况和现实存在问题。为国办高中配备通用技术设施。方案已交财务科、教学装备站）

3.制定并下发了高中通用技术教师培训方案》5月中旬进行全员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管此标记。培训。

做好初中市级学业考查、学业考查准备工作三、依照市考试院中招处的工作部署。

促进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实行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定向分配的改革。前期经过大量的调研，

1.改革招生制度。制定了区年市重点高中指标定向分配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促进高中招生向多元评价、多元录取方向发展，转变以中考效果简单相加为高中录取唯一依据的做法。

先后召开教务主任会进行培训，

2.依照市中招处的安排。完成艺体类招生报名、体检工作，完成并上报了区级学业考查、理化生实验考查成果，完成了八、九年级学业考查信息采集和报名工作，完成了学业考查考点布置、考场编排上报工作，现正在进行学业考试报名、加分工作审核报送等工作。

四、加强日常管理工作

努力提高升学率

1.加强毕业班工作。

督促学校及时召开毕业班教学分析会，坚持下校对毕业班工作进行指导。全面提高毕业班教育教学水平。

进一步稳定教学秩序2.加强学生学籍管理。

进行解读。一是及时转发市教委《关于蓝印户口学生在入学就读及参与普通高考报名资格的通知》津教委中[]6号）并及时召开高中主管教学校长会。

制定并下发《区普通高中接收转学学生实施方法（试行）津丽教中[]13号）今年5月1日实行。二是针对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召开初中教务主任会议，三是针对初中学籍管理中存在现实问题。对有双学籍的学生逐一落实，及时清理。

促进教学管理的科学化3.继续做好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

进一步完善《初中教学质量评价方案》基础上，加强质量分析。今年重点加强高中教学质量评价，制定并下发《市区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方案》津丽教中[]2号）为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科学指导，引导各校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工作目标，全面提高我区整体教学水平。

积极开展有效教学研究4.以课堂教学管理为抓手。

深入探讨有效教学的战略，一是指导南孙庄中学、军二中、小东庄中学、民族中学胜利的开展教育教学开放日。深入课程改革。

促进教师在学习中提升，二是为促进青年教师专业生长。实践中磨练，制定并下发了市区中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比武实施方案》

钢管公司中学学习课题获“市首届中学生研究性学习效果展评”活动二等奖。三是开展高中研究性学习效果展示活动。

参与市教委召开的新课改总结推动会，四是加强校本教研。推选鉴开中学代表我区作《创新机制提高校本教研的时效性》典型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教师的广泛好评。

规范民办校办学行为5.加强民办学校管理。

建立风险保证机制。现已开户，一是全面实行民办学校风险保证金制度。五月份收取。

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二是依法对年年检不合格的观璎戏校、年检为基本合格的水浒文武学校进行复检。

解决停止招生后的学生安排管理问题。三是深入新越中学进行前期调研。

解决光华学校毕业班师生的安排及稳定工作。四是深入翔东高中。

深入到局部非学历培训机构进行检查并对民办学校管理工作存在问题提出意见；完成丽华培训中心等单位年检收尾的相关工作，五是为规范民办非学历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拟写了合格单位的通知并予以公布。

中教科范文篇2

一、以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工程为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1.根据教育局《关于机关干部深入学校为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工作服务的安排意见》（津丽教[]7号）要求，中教科主要负责小东庄中学和钢管公司中学两所学校。我们每周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并分别先后四次深入学校，指导学校根据实际制定整改措施，两所学校按照教育局要求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素质教育、创新学校管理等方面入手，突破关键环节，把握推进节奏，有计划地开展达标工作。

2.根据《关于教育局机关科室、直属单位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工作的意见》（津丽教[]8号）文件精神的要求，中教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课程管理，严格执行课程计划，不随意增减课程和课时，落实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保证活动课程的课时和质量。学期初，根据课程要求逐一核对学校上交课表，及时反馈给各学校，并指导学校在师资允许的情况下，按课程计划要求调整学校课程，开足开齐课程。

二是制定了《区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细则》，指导学校充分利用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建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评价体系，发挥新课程改革中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功能评价从道德素养、文化素养、健康素养、艺术素养、社会适应能力五个维度，18个要素，54个关键表现，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家长评、教师评等多种评价方式，学生达到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促进学生自我认知的目的，使评价与学业考试有机结合，与“指标到校推荐”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是针对初中校巩固率提高难的问题，实行学校月报制度，学校每月12日汇报在校生情况；学校制定防辍控辍的措施，制定目标责任制；召开防辍控辍工作交流会；表彰义务教育完成率高的先进单位钢中和中学。现在学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从学业考查报名情况看报考率达99.4%。

四是为提高高中阶段入学率，召开由十五所初中学校一把校长参加的专题研讨会，会上表彰了支持职业教育发展，高中阶段入学率较高的三个先进单位，通过树立典型激发了各学校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意识。

五是落实市教委《年市初中招生指导意见》精神，正在制定我区初招具体实施意见。推进就近入学，对小学毕业学生进行全面摸底统计，规范招生行为。

二、以深化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提高初中校理科实验教学水平工程

1.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中理科实验教学工作指导意见》，并召开初中学校教务主任会议，进行培训指导，联合教研室下校指导。

2.完善区级理化生实验考查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学校制定并上交理化生实验考核方案，完成了八年级学生生物实验考核，九年级学生物理、化学实验考核。

3.中教科制定并下发《初中学生理化生实验竞赛方案》，现各学校正在积极报名，中教科和教研室正在积极筹备5月16日的学生实验竞赛。

4.制定并下发《初中教师理化生实验技能全员培训方案》、《初中教师理化生实验技能全员考核方案》，现正在整理相关信息，暑期进行初中教师理化生实验技能全员培训和考核。

（二）加强高中通用技术课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召开高中学校通用技术教师座谈会，了解学校开设课程情况以及上课情况，并深入学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2.根据考察、调研情况和现实存在问题，按照课程标准建设，为国办高中配备通用技术设施。（方案已交财务科、教学装备站）。

3.制定并下发了《高中通用技术教师培训方案》，5月中旬进行全员培训。

三、按照市考试院中招处的工作部署，做好初中市级学业考查、学业考查准备工作

1.改革招生制度，促进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实行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定向分配的改革。前期经过大量的调研，制定了《区年市重点高中指标定向分配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促进高中招生向多元评价、多元录取方向发展，转变以中考成绩简单相加为高中录取唯一依据的做法。

2.按照市中招处的部署，先后召开教务主任会进行培训，完成艺体类招生报名、体检工作，完成并上报了区级学业考查、理化生实验考查成绩，完成了八、九年级学业考查信息采集和报名工作，完成了学业考查考点安排、考场编排上报工作，现正在进行学业考试报名、加分工作审核报送等工作。

四、加强日常管理工作

1.加强毕业班工作，努力提高升学率

坚持下校对毕业班工作进行指导，督促学校及时召开毕业班教学分析会，全面提高毕业班教育教学水平。

2.加强学生学籍管理，进一步稳定教学秩序

一是及时转发市教委《关于蓝印户口学生在我是入学就读及参加普通高考报名资格的通知》（津教委中[]6号），并及时召开高中主管教学校长会，进行解读。

二是针对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并下发《区普通高中接收转学学生实施办法（试行）》（津丽教中[]13号）今年5月1日实行。

三是针对初中学籍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召开初中教务主任会议，对有双学籍的学生逐一落实，及时清理。

3.继续做好教学质量监控评价工作，促进教学管理的科学化

加强质量分析，在进一步完善《初中教学质量评价方案》的基础上，今年重点加强高中教学质量评价，制定并下发《市区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综合评价方案》（津丽教中[]2号），为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科学指导，引导各校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工作目标，全面提高我区整体教学水平。

4.以课堂教学管理为抓手，积极开展有效教学研究

一是指导南孙庄中学、军二中、小东庄中学、民族中学成功的开展教育教学开放日，深入探讨有效教学的策略，深入课程改革。

二是为促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促进教师在学习中提升，在实践中磨练，制定并下发了《市区中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比武实施方案》。

三是开展高中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活动，钢管公司中学学习课题获“市首届中学生研究性学习成果展评”活动二等奖。

四是加强校本教研，参加市教委召开的新课改总结推动会，推选鉴开中学代表我区作《创新机制提高校本教研的时效性》典型发言，受到与会领导和教师的广泛好评。

5.加强民办学校管理，规范民办校办学行为

一是全面实行民办学校风险保证金制度，建立风险保证机制。现已开户，五月份收取。

二是依法对年年检不合格的观璎戏校、年检为基本合格的水浒文武学校进行复检，进一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三是深入新越中学进行前期调研，解决停止招生后的学生安置管理问题。

四是深入翔东高中，解决光华学校毕业班师生的安置及稳定工作。

五是为规范民办非学历培训机构的管理工作，深入到部分非学历培训机构进行检查并对民办学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完成丽华培训中心等单位年检收尾的相关工作，拟写了合格单位的通知并予以公布。

6.加强成人教育工作，积极促进乡成校上台阶

中教科范文篇3

在本学期，教科处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面自主发展”为宗旨；以课题研究、课程改革、教师培养为抓手；坚持在实践中研究，用实践的方法研究，让教师成为研究者，让课堂成为实验室；坚持教育科研工作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力求做到“研教结合、研培结合、反思提炼、同步发展”；实现三个服务，即为学校发展服务，使教科研工作成为营造、培植学校特色的动力和渠道，为教师成长服务，使教科研工作成为提升教师素质的动力和渠道，为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服务，使教科研工作成为优化课堂教学的动力和渠道；进一步落实教育科研的群众性、示范性和实验性，为学校事业发展实现新跨越，为**教育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重点工作

1、切实抓好各立项课题的结题准备工作，为下半年“十五”立项课题顺利结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⑴组织课题研究人员及全校教师参加“XX年度苏州市教育科研和教学研究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同时，积极为课题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或参评、交流创造条件。

⑵省级立项课题“多方位加强普通中学美育的实验研究”作为学校的龙头课题，将成为“十五”课题结题阶段的研究重点和结题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传是文集”第三辑“美育文丛”的编撰及出版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目前各本书稿的初稿已经完成近九成，我们将在9月份组织人员对各个分册书稿进行修改、统稿、定稿。同时，我们将联合课题组撰写“美育”课题的结题报告。

⑶组织各课题组及时搜集、整理课题研究资料、总结研究成果，形成课题成果汇编，撰写结题报告，填写需提交的课题成果鉴定申请书、课题研究成果鉴定书、课题研究成果报告等，向上级教科部门提出结题申请。

⑷进一步落实课题组长负责制和考核制，加强过程管理；配合课题组负责人定期召集会议，开展学习、研讨活动；配合课题组合理使用研究经费，推动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

⑸在准备“十五”立项课题结题工作的同时，我们将认真思考“十一五”学校教育科研的主课题，并为该课题的立项和实施进行初步认证。我们设想发动全校教师就此问题开展讨论，共同选择、拟定学校新的主课题。

2、认真做好“导师制”工作，青年教师培训以及教育科研骨干的培养工作，为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成熟提供条件；为教师进一步树立教科意识、改进教科方法、提高教科水平提供条件；为学校骨干教师更上一层楼、挤身“名师”行列提供条件。

⑴做好“导师制”工作。今年新分配到我校的青年教师不多，所以，本学期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对**、**两年的“师徒结对”进行必要的调整，向导师和青年教师提出明确目标和任务，并加强有关的检查和调研，以更好地发挥“传帮带”的要求。

⑵做好青年教师培训工作。今年的青年教师培训将以组织或协助其他部门组织有关的教学比赛为重点工作和主要任务。本学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工作三年以内（含三年）的青年教师中开展撰写读书笔记、读书心得的评比活动。同时，我们将协助教务处组织青年教师参加评优课等比赛活动。此外，我们还要组织3次专题讲座，主题包括如何组织与课程改革相适应的课堂教学、如何进行学生管理，如何进行反思提高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9次研讨。在新学期中，我们要继续追求培训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系统化、实用化，努力实现“引领思想，规范行为、提升素质、促进成长”的目标。

⑶本学期，我们准备为即将评职称的教师提供论文写作方面的指导。拟开设两次讲座，一次是有关论文撰写的通识讲座，一次是针对职称论文评审要求的专题讲座。

⑷本学期，我们还要着力抓好教育科研骨干队伍的建设。我们首先要制定“教育科研骨干培养条例”，明确科研骨干的入选条件、权利、义务以及培养方案。

在确定人选之后，我们将组织他们开展一系列的学习、研讨活动。

⑸同时，独自或配合教务处认真组织教师外出观摹、学习和交流活动。

3、加强有关新课程的研究，组编两期以课程改革为主题的《**教研参考》（第一期已经下发教师）。同时，协助教务处做好新课程的实施、管理、培训等工作。

4、努力构筑教育科研的平台，精心组织各级各类教育科研评比活动，为教师学习和展示教育科研的成果提供机会和舞台。

⑴继续办好《**教育》，使之进一步成为我校教师探讨教育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提高教科研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阵地。本学期，拟组编以苏州市“十五”立项课题成果汇编为主题第45期《**教育》。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办好《**教研参考》和《传是》“杏坛论语”版。本学期，拟组编以课程改革和学校内部管理为主题的第8、9期《**教研参考》以及四期《传是》“杏坛论语”版、XX年第3期《江花》。我们将积极参加**市优秀教育刊物评比，力争取得好成绩。

⑵认真组织各项教育科研竞赛，力争获得较高层次的奖项。本学期，教科处将组织教师参加江苏省教育学会、江苏省教科院、苏州市以及**市教研室和教科所组织的江苏省多媒体课件制作评比、江苏省中小学各科教学教案评比、江苏省中学青年教师“五四杯”教育教学论文评比、江苏省“师陶杯”、苏州市“师陶杯”、苏州市教育科研成果评比、**市创新教育论文和个案评比、**市课程改革成果评比等活动。

5、认真做好职称论文评审的组织工作，完成上级教科部门和学校下达的各项工作，积极配合其他处室做好工作。积极参与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活动，积极参加校外教科培训、会议及学术交流活动，建立并加强同其他教科先进学校、学术刊物的联系。

三、成员分工

洪敏：全面主持教科处工作，协调处室内外关系；对外联络与宣传；处室工作安排；课题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教师教科考核；编辑《**教育》、《**教研参考》、《传是》“杏坛论语”版。

殷金方：青年教师培训；“导师制”工作；教育科研骨干培养工作；组织“江花”文学社活动和编辑《江花》。

中教科范文篇4

【关键词】高中历史；编写；继承与创新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2013年一颁布，就引起业内人士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关注，也使得高中历史教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为了顺应这种变化，应当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理念做出改变，相信没有一成不变的教科书，有的是不断更新的新理念。所以，高中历史教科书应继承原有教科书好的地方，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创新。

一、高中历史教课书的作用

当我们了解了高中历史教科书对学生要起到什么的作用，就会知道编写教科书的宗旨。所以编写高中历史教课书我们就先了解历史教课书的作用。

1、高中历史教科书是一种载体，起到激励的作用

高中历史书记载了各种有意义的大事，让学生在正确了解历史事件的前提下积累经验，记住历史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并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所以，高中历史教科书是一种载体，让学生学习历史、理解历史的载体。它首先能引起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了解历史的魅力。从而能够坚定不移地注入国家意志。继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得学生在未来的道路上有一番作为，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2、高中历史教科书作用的创新

当我们对一事物做创新时，是会吸收原有事物的精华所在，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出更好的事物。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是继承之前教课书的宝贵经验，然后顺应时代做出创新来完成教学目标。这也是对高中历史教课书作用的创新，学生通过学习历史文化，不仅在知识和能力上有所突破，也要在情感与价值上有所提高。所以就需要特别强调学习历史的过程的培养以及学习方法的优化。例如，人教版《高中历史新课标最新教材（必修三）》第一单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就有学习建议这样的安排，有两点建议，其中一个是“结合所学过的本阶段政治经济史内容，分析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学生带着这个学习建议去研读历史，梳理自己的思维找到自己的答案，既更好地掌握了本节的历史内容，又运用了发散思维巩固旧知识，养成爱思考的习惯。这相比以前的教科书就是一种功能上的创新。

二、历史内容编写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高中历史课本上应该怎么体现，又怎么设置合理的学习顺序。这都得通过历史书编写的内容来呈现。所以，在内容的选择上是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首先考虑的问题，原有教材的编写亦是经过专家认真考察，相关人士的思维结合，必有可取之处。所以，在历史内容选择上要继承和创新同时存在。

1、历史内容选择上突出教育性

“编写历史教材，主要目的不在于客观描述历史的面貌，而在于让历史起它的教育作用。”[1]历史内容在选择上要突出其教育性，教育性体现的是对学生思维的教育和学习知识能力的培养。高中历史书一方面让学生明白勿忘历史的重要性，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学习伟人的精神气质。故历史教课书的教育性有着不可代替的份量。在选择内容上，首先选择学生能够接受的范围，并能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然后选择学生比较感兴趣的历史内容，帮助学生找到学历史的感觉，扩充知识面，再形成自有的分析问题的方式，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2、跟随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

继承了传统历史文化的精髓就得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创新。一来符合时展的规律，二来让学生接触最新的知识，更能了解国家的发展趋势，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内容上不仅仅是介绍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历史知识，还得多增加优秀国家的发展历史，让学生掌握古今中外的知识，把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多方面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应当如何缩小差距，明确学生自己的责任。淡化历史这门学科的自身特性，加强教育的引导性。“减轻分量，降低难度，删减图标”。[2]通过分析历史案例，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给学生创造了新的视角去分析问题，体会思考的乐趣，形成更为系统历史的思维。在内容编排上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安排学生课下通过查找资料在课上分享，把一些已知的知识结论变成未知，让学生去探索、去归纳。

三、总结

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更多人的努力了解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去尝试与总结。尊重历史这门学科的特性，尊重历史的原创，尊重时代的发展规律。在继承传统的优秀历史编写的基础上，明确历史科目的教育宗旨，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做出创新，编写出质量更高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试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中教科范文篇5

关键词:中外历史纲要;老子哲学思想;教学目标思路;中学历史

2019年秋季，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海南、山东等六省市在新高一年级试用统编版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高中历史教学处于新旧教材使用的过渡阶段。新编教材与原用教材除了在编写体系、体例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之外，在一些具体内容的表述与呈现方面也有诸多变化。依据课程标准要求，关注变化的内容，设计目标、创设情境、实施教学，并据此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与能力，是值得思考和实践的问题。现以新教材中有关老子思想内容的变化为例，尝试探讨备课研究、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的方法、策略。

一、《中外历史纲要》(上)中老子哲学思想内容的变化

在新编《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中，“孔子与老子”这一子目的内容，与此前使用十余年的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中“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中有关道家内容相比，发生了一定变化。其中，关于老子本人及老子的思想主张，《中外历史纲要》(上)的叙述如下:“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姓李，名耳，字聃，春秋后期楚国人。他将天地万物本原归结为抽象的‘道’。他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老子的思想还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揭示出事物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对立的矛盾;物极必反，柔能克刚。老子在政治上也对现实不满，反对制度束缚，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甚至退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这些观点见于《老子》一书。”［1］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中“思想文化史”对老子生平及思想主张的叙述如下:“春秋晚期的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道’。他强调一切要顺应自然，提倡清静无为、知足寡欲。他指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人们的行为违背了自然，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他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还认为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总在不停地运动，有无、难易、贵贱、祸福都是相互依存，不断转化的。”［2］可见教材内容表述的变化，对我们如何理解和认识老子思想，并依据课程标准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目标，提出新的要求。针对有关老子思想内容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在理解和把握课程标准对老子思想要求的基础之上，对教材中所涉及的老子思想进行必要的梳理剖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对老子及其思想的要求为“了解老子、孔子学说”［3］。显然，课程标准的表述略显单薄，故徐蓝教授和朱汉国教授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中强调:“学习老子、孔子思想，重在掌握其中与时代变革有关的内容，了解他们的思想是如何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的放矢’的。”［4］很显然，这样的解读为高一年级进行有关老子思想的教学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与老子思想有关的内容，其重点在于分析思考老子思想是如何影响时代，并针对当时的时代提出了怎样的主张，老子这样的主张又有怎样的意义。依据这样的思路，通过史料研习、合作探究等形式，引导学生掌握有关老子思想的内容，了解老子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

二、老子思想内容变化的学术背景和依据

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老子思想的变化是由历史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体现最新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其内容(叙事)和观点(阐释)须遵循历史学科原理，渗透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力图对历史进行全面阐释，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5］。即意在通过教科书相关内容，凸显历史课程的唯物史观理念。在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层面，《中国思想史》(第二版)中是这样阐述老子思想的:“‘道’论指的是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但哲学意义上的‘道’是老子首创的，通行本《老子》中‘道’出现74次。老子以‘道’为世界本原，其道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道是世界的根本。……第二，道生天地生万物。老子从万物本源、过程、模式等几个方面探讨万物生成原理，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宇宙论。……第三，道法自然。道的实质内容是自然。……理解老子的道要防止两种误解:一是将自然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自然事物，老子的‘自然’是指自然对象的本质自然而然，而非自然对象;二是以为道仅是客观规律。道是终极原因，有本体性、辩证性，和具体规律不一样。”［6］由此可见，老子所认为的“道”并非今天我们所说的哲学上的“物质”，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因此，老子的思想主张，并非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进行了这样的阐释:“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第六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老子》第三十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张岂之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中，根据《老子》，将“道”与万事万物进行比较。将“道”阐述为世界的、万事万物的根源与根据，也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归宿。即“道”是抽象的、恍惚的、混成的，但同时又是实在而真实的;因为“道”虽然抽象，但作用和依托于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在现实中无处不在。即“道”中包含的“无”和“有”，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道”作用于现实的人、天、地、自然这几个不同层面上，其中“道”对于万事万物来说是基本内核，叫作“玄德”。作者将“玄德”在生物界的表现陈述为生命元气，好似生生不已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那么此时的“道”，更接近实体性的物质。由此可见，在老子本人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并且道可生万物，而这又是中国古人关于何为世界第一性的最朴素的看法。根据何为世界第一性的问题，我们将哲学流派分为两大类，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其划分的具体标准为直接的本源，具体是物质还是意识。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本原是物质，而唯心主义则认为世界本源是意识。老子的“道”，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在这样的阐述中，“道”是一种连接人、地、天和自然的纽带。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也曾经提出“理解老子的道要防止两种误解:一是将自然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自然事物，二是以为道仅是客观规律”。从这个范畴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道”包含客观规律，而“自然”则是世间的一切事物，人掌握了“道”的内涵，并学会对于“道”的利用和改造，便可以获得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历史形态，且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将世界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出无限多样的自然现象的统一。因此，站在当时的时空角度来看待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是一种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三、老子思想的教学目标、教学思路及教学过程设计

高中新教科书中对于老子思想的叙述，归根到底，是要形成学生对于老子思想的正确理解和完整认知，并达到提升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形成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意识。这部分内容的教学设计，可以提出类似“关于老子思想，你怎么看”的问题，允许学生提出与教科书中内容不尽一致，甚至相左的观点，并引导学生认识到与教科书的观点相左不一定是错误的，关键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能够运用相关的论据来论证、阐述自己的观点，形成完整的历史证据链，以体现完整的历史逻辑思维。基于《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对于老子的思想主张新的阐释，尤其是有关“唯物史观”表述、提法的变化，须重新考量教学思路、设计教学目标，并据之设计教学过程便成为必然。在设计教学思路的过程中，要凸显历史课程标准的指导地位，以了解单元中“春秋战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大变动的时期，百家争鸣是这一变动的思想反映”的内容梗概为基准，以课时要求为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史料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关于老子思想的教学实施思路，首先，应基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本课内容的分析和解读，确定在课堂教学目标中应如何把握老子思想，确定教学目标中对于老子思想的阐述;接着，选用适当的材料，引导学生进行分析，通过合作探究、小组讨论，以获得学生对于老子思想的解释，形成学生自己对于老子思想的看法和认识;最后，教师加以指导，通过阅读教科书中有关老子思想的主张，并与学生之前所认识到的老子思想及其内涵进行比较，以体现历史学习中的对比思维的训练与意义。在这一过程中，突出史料教学的作用尤为重要。基于历史课程标准以及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老子思想内容的编写，可设置如下教学目标:能够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认识老子思想提出的历史条件，概括老子思想的主要主张;能够运用有关史料，从当时的情境和历史的角度论述老子有关思想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意义;探讨老子思想提出的原因，并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思考老子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意义。依据教学目标可按照如下思路设计课堂教学情境:首先，为学生介绍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提出诸侯争霸时代诸子百家的施政主张;其次，在设计问题时，牢牢把握高中历史教科书所涉及的老子思想主张，选取《道德经》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世界其他思想家关于老子思想的认识与评价，引导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得出老子“道”的思想从属于古代朴素唯物史观的结论。教师在进行讲解时，则要在把握住老子思想主张的同时，通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原的对比介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观念———突出强调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主张属于古代朴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生正确认识老子思想的所属流派，形成对老子思想的完整认识。基于教学目标，可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或课后思考题中为学生设置如下材料和思考题目，以引导学生认识老子思想，并通过对材料的解读，提升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材料一:同志在谈到中国哲学时曾说，有关老子讲的这个“道”，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写的《道德经》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刘庭华《马克思与老子:千年第一思想家不谋而合的心灵交汇》材料二: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道德经》第四章1．阅读材料二，试分析老子“道”的内涵，并结合材料一中同志的观点，分析老子“道”的思想所属的哲学流派。材料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道生万物也是万物自身运转、循环不已的过程，所谓“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张岂之《中国思想史》，2018年材料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材料五:“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2．通过阅读材料三、四、五，你认为老子的“道”分别有怎样的内涵。在上述材料中，你觉得老子所认为的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什么?材料六:除了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恩格斯3．通过材料六中恩格斯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老子的“道”属于哪种哲学流派，并说出你的依据。(要求:逻辑严密，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通过这样的材料讨论解读，一方面能够系统提高学生阅读与解读史料的能力，锻炼培养学生的史证能力和历史解释素养;另一方面，能够使学生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了解老子的其他思想，对比了解世界其他思想家观点，体会老子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并能够在体会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还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材料，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老子的政治主张对于我们今天和谐社会建设、绿色协调发展的意义，从而在小组讨论中使学生形成自己对于老子思想的理解，从整个单元学习的宏观角度思考老子思想的内涵，能够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12．

［2］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13．

［4］徐蓝，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4．

［5］赵亚夫．中学历史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54．

中教科范文篇6

[关键词]课程；教科书；教材审查

接受教育既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明确回答了“是否应该接受教育”这一问题。公民应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接受什么样的知识?这些成为了新的问题。在激进社会批判主义者看来，知识与课程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阶层)的烙印。知识本体上承载着社会控制的特性，它既是社会控制的产物，又是特定阶级或者利益集团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国家总是试图通过教育在年轻人中传递它所认可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而这种传递，往往又为国家的稳定和统治服务。作为教育内容重要载体之一的教科书，在教育教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师生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凭借，更是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传递的重要阵地。如何使教科书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统治阶层服务一直以来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教材审查正是国家进行教育控制的重要途径。本文拟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就教科书审查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力求抛砖引玉，为教科书审查制度的研究作些贡献。

一、日本家永教科书案与杉本判决：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

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家永教科书案，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案例。1952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要求删改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犯有罪行的描述。1965年6月，家永三郎首次就教科书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提出了在法律上政府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的问题。1997年8月，日本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经过3次提诉，10次判决，前后历时长达35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胜利而画上句号。但日本法院的判决表明，国家有部分审查教科书的权利。无独有偶，同样发生在日本的“杉本判决”教科书诉讼案，却从国民的受教育权利及教育的自由出发，认为国家在教育中的权限仅限于提供与充实教育条件，不允许国家对教育内容进行干涉，从而得出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反宪法的结论。…

一方面，学术自由的要求使编写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著作无可厚非；而另一方面，教育的社会属性使得国家对于教科书的审查也非常必要。这正是教材审查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学术自由与国家控制之问的矛盾。这也是推动教科书审查发展的动力源泉。一般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可以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审查。目前我国的教材审定委员会也主要审查中小学阶段的教材。

国家机器既通过军队、监狱等暴力的国家机器发生作用，也通过教育、舆论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这种教育的意识形态正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教育权，是一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教育机构对教育实施控制的权力。国家教育权既是社会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诉求形式；更是国家主流阶级传递他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课程知识的本身具有社会性，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又总是受到社会总体权力的限制，体现出知识的价值关涉性。对教科书(课程内容)进行审查是国家对教育实施控制的重要途径。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既是师生教学的凭借和交往的桥梁，也是使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因而教科书本身也必然是价值关涉的，社会的主流阶层总是希望教科书能够传递他们“认为”正确而有用的知识，而社会大众们也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获得在主流社会中存在的机会和权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认为教科书是“学科课程的范畴之中系统编制的教学用书，它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当代全球化教育思潮和本土化知识矛盾与冲突，也都闪现着一种“本土”权力对知识的控制。可见，由国家对教科书进行审查，使其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不仅合理而且合法。2006年我国新修订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审定教科书的权力；同时还明确指出“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和选用”。2001年6月7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于教科书审定制度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在有关教科书审查主体和审查权的方面，《暂行办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的主体是教育部领导下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与此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有相应的中小学教材审查机构，称为省级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两者的职责范围(权限)有明确的规定，前者负责国家课程教材的审定，后者负责地方课程教材的初审和审定，或者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也可以承担有关国家课程教材的初审工作。

从教科书的审查制度方面来看，全球教科书的审查不外乎两种方式，即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欧美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对教科书采用事后审查方式。为了促进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实现教科书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实行事先审查的方式。

二、三皇五帝存焉：审查的程序和效力

1929年春，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认为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人物，承认三皇五帝的存在并不具有史实的有力依据，应属虚构。这本书非常畅销，很快卖出25万册，影响极大。一些地方学政官员读到此书，既惊又忧，迅速组织力量上书弹劾，诉其“非圣无法”，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基于“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的理由，提出“……在教科书上这样说，会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随后，北平《新晨报》以《回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刊出此事，“封杀”了这本初中教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国政府时期具有合法地位的教科书审查是由当时的教育部负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除旧式教科书，教育部设立编纂、审查二处，专署教育方面必要的图书与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并要求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教科书中如有满清朝廷及旧式官制军制等内容必须修改。1912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规定教科书采用审定制。1913年9月13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共十四条。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编辑教科用图书，……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图书出版前，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1913年2月20日到4月28日的政府公报，公布了九次审定教科书结果。编审处工作效率高，审定速度快，往往一个月要数次公布审定结果，并及时见报，公布于众。1928年10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有教科书编审处(后改为国立编设馆)。教科书审查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教育部编审处负责，编审处于1929年公布了《教科书图书审查章程》，其审查的标准是：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

在整个事件中，戴季陶作为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虽然其意见也许能够部分地代表国家意志，同时对于教科书审查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他本身并非教科书审查部门的工作人员，而其所在的宣传部也并非直接管理教科书审查的行政机构，因其一句话就造成教科书“封杀”，这无疑体现出当时国民政府在教科书审查法律制度建设上的缺失，由此我们引发出教科书按什么程序审查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由教育部2001年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是指导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审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实行国家地方两级教科书审定制度。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教基[1995]2号)、1996年实施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以下简称《工作章程》)等细化的法律法规文件则在人员构成、审查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则制订。在人员构成上，审查委员会不仅有相关教育行政人员的参与，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进入审查小组，这就避免了在审查时专家们由于对一线教学实际不熟悉造成审定“学术有余而实践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员构成结构能够帮助我们在审查中避免“官本位”和“一言堂”的情况，增加了审查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性。

在审查程序上，我国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从1986年建立审查委员会和教科书审定制至今，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和细致的程序规定。教材审查大致可以分为送审、受理、审阅、审议、审批五个环节。在送审环节，《暂行办法》就材料准备、规定时间、履行手续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这方面的要求现已经基本趋于规范。受理阶段对送审材料进行初审继而由审查委员进行个人审阅。审阅阶段按照《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的规定，委员们需要从政治性、科学性、教育性、可读性和可教性等五个方面来审视送审教科书，按照规定的三个等级：肯定、基本肯定和否定的判断，指出教科书的优缺点和修改意见，填写测评表，由审查机构保存。经过审定委员分散地审读后，教材的审定进入审议阶段。审议就是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包括分析、研究、作出判断和结论。为了体现公正原则，委员会还可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表决票数记入审查报告。审批是审定工作的最后环节。审批的材料根据应完备，审批的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最后以书面形式通知送审单位审批意见，并告之相关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填写统一设计、要求明确的表格，便于管理和操作。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人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由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

由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进行教科书审查能够确保审查的规范、公正、权威和透明。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由国务院(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聘任，任期四年，并且建立教材审查委员的信息库，按照随机抽取的原则从信息库中抽取审定委员，对送审教科书按照《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有关审定程序、方式和标准的规定进行教科书审查。《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对教科书审查的程序、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整个审查过程有法可依，避免了个人意见左右教科书的情况，对于提升教科书质量、提升教育质量、完善教科书管理体系都有重要作用。

在前述的1929年的案例中，戴季陶虽然时任当时执政党一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一职，但其是否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思想看法是否可以作为国家机器统治的理由和凭据仍然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往往通过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方式表现出来，整个社会的运行也依靠于法律规章作用的行使。“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戴季陶既不是法定的教科书审查人士，亦非教科书审查机构的管理人员；北平《新晨报》也不是国家法定教科书审查专门机构的机关刊物，也没有法律赋予的审查教科书、废止教科书的权力。国民党政府以“一人之言”废止一本教科书的使用与发行，而不是通过合法程序来探讨其存废，这既是肆意践踏法律权威的表现，也是凸显国民党政府“官本位”思想的具体事例。另一方面，顾、戴二人实际代表了教科书编写、审查过程中的两个团体。顾颉刚只是个学问家，他将“求真”“求是”当成自己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认为民族自信力本该建立于理性之上，三皇五帝既然不可信，就不该强行维持一种虚幻的假象。而戴季陶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只追求政治意义，而不问求真辨伪。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机时刻，戴季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场面对同一个问题，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对教科书审查的典型案例。事件中戴季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认定该教科书不可使用，其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三皇五帝系虚构”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这样的观点对国家统治是否有利。

三、《长城砖》的争议：审查结果的认定与修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七册第20课《长城砖》(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中写道：“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种说法已被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明确否定，引起许多质疑和争议。有人认为小学是基本知识的形成时期，教科书应该传递准确的信息，而《长城砖》一文中的论述可能会使学生形成不准确的认知，这种文章不宜作为教科书的课文，希望能够撤下该文；还有人认为课文中所说能在太空中看见长城，其实只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手法，如果文学中事事“叫真”，那么文学的美感也就不复存在。

《长城砖》的争论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教科书审查应以什么为标准?当通过审查教材遭到质疑时，应该由谁、按什么样的程序来对有争议的审查结果予以检查和修正?从教科书审查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至少体现了以下三点问题：一是教科书评价标准尚需规范，目前我国各学科的教科书审定和评价标准还有很多不妥之处；二是教科书评价和决定的过程缺少科学性，如果把一次个人经历当作依据来进行教科书审查结果的修正，是用非科学的程序为“科学”下结论；三是教科书需要定期修改，设置一个常设的、有教学一线人员参加的教科书编辑和评估机构十分必要。

2001年颁布的《暂行办法》(教育部2001第11号令)中第二十四条对教科书审定的原则从政治性、基础性、科学性、特色性以及技术质量标准等5个方面作出了规定，而比之更为细化的《工作章程》中则从教材内容、教材体系、教材文字插图、教材作业和练习以及教学软件、音像软件和挂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我国教材审定的结果由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相应级别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可见，教材审定委员会本身负责对教材进行审查的工作，但我国目前还缺乏对其工作的相关问责制度和监督机构。虽然审定通过的教材要报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事实上这个环节却并未对其审定的结果予以核实与评估。

中教科范文篇7

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家永教科书案，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案例。1952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要求删改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犯有罪行的描述。1965年6月，家永三郎首次就教科书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提出了在法律上政府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的问题。1997年8月，日本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经过3次提诉，10次判决，前后历时长达35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胜利而画上句号。但日本法院的判决表明，国家有部分审查教科书的权利。无独有偶，同样发生在日本的“杉本判决”教科书诉讼案，却从国民的受教育权利及教育的自由出发，认为国家在教育中的权限仅限于提供与充实教育条件，不允许国家对教育内容进行干涉，从而得出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反宪法的结论。…

一方面，学术自由的要求使编写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著作无可厚非；而另一方面，教育的社会属性使得国家对于教科书的审查也非常必要。这正是教材审查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学术自由与国家控制之问的矛盾。这也是推动教科书审查发展的动力源泉。一般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可以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审查。目前我国的教材审定委员会也主要审查中小学阶段的教材。

国家机器既通过军队、监狱等暴力的国家机器发生作用，也通过教育、舆论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这种教育的意识形态正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教育权，是一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教育机构对教育实施控制的权力。国家教育权既是社会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诉求形式；更是国家主流阶级传递他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课程知识的本身具有社会性，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又总是受到社会总体权力的限制，体现出知识的价值关涉性。对教科书(课程内容)进行审查是国家对教育实施控制的重要途径。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既是师生教学的凭借和交往的桥梁，也是使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因而教科书本身也必然是价值关涉的，社会的主流阶层总是希望教科书能够传递他们“认为”正确而有用的知识，而社会大众们也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获得在主流社会中存在的机会和权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认为教科书是“学科课程的范畴之中系统编制的教学用书，它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当代全球化教育思潮和本土化知识矛盾与冲突，也都闪现着一种“本土”权力对知识的控制。可见，由国家对教科书进行审查，使其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不仅合理而且合法。2006年我国新修订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审定教科书的权力；同时还明确指出“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和选用”。2001年6月7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于教科书审定制度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在有关教科书审查主体和审查权的方面，《暂行办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的主体是教育部领导下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与此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有相应的中小学教材审查机构，称为省级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两者的职责范围(权限)有明确的规定，前者负责国家课程教材的审定，后者负责地方课程教材的初审和审定，或者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也可以承担有关国家课程教材的初审工作。

从教科书的审查制度方面来看，全球教科书的审查不外乎两种方式，即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欧美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对教科书采用事后审查方式。为了促进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实现教科书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实行事先审查的方式。

二、三皇五帝存焉：审查的程序和效力

1929年春，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认为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人物，承认三皇五帝的存在并不具有史实的有力依据，应属虚构。这本书非常畅销，很快卖出25万册，影响极大。一些地方学政官员读到此书，既惊又忧，迅速组织力量上书弹劾，诉其“非圣无法”，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基于“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的理由，提出“……在教科书上这样说，会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随后，北平《新晨报》以《回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刊出此事，“封杀”了这本初中教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国政府时期具有合法地位的教科书审查是由当时的教育部负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除旧式教科书，教育部设立编纂、审查二处，专署教育方面必要的图书与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并要求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教科书中如有满清朝廷及旧式官制军制等内容必须修改。1912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规定教科书采用审定制。1913年9月13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共十四条。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编辑教科用图书，……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图书出版前，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1913年2月20日到4月28日的政府公报，公布了九次审定教科书结果。编审处工作效率高，审定速度快，往往一个月要数次公布审定结果，并及时见报，公布于众。1928年10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有教科书编审处(后改为国立编设馆)。教科书审查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教育部编审处负责，编审处于1929年公布了《教科书图书审查章程》，其审查的标准是：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

在整个事件中，戴季陶作为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虽然其意见也许能够部分地代表国家意志，同时对于教科书审查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他本身并非教科书审查部门的工作人员，而其所在的宣传部也并非直接管理教科书审查的行政机构，因其一句话就造成教科书“封杀”，这无疑体现出当时国民政府在教科书审查法律制度建设上的缺失，由此我们引发出教科书按什么程序审查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由教育部2001年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是指导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审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实行国家地方两级教科书审定制度。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教基[1995]2号)、1996年实施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以下简称《工作章程》)等细化的法律法规文件则在人员构成、审查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则制订。

在人员构成上，审查委员会不仅有相关教育行政人员的参与，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进入审查小组，这就避免了在审查时专家们由于对一线教学实际不熟悉造成审定“学术有余而实践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员构成结构能够帮助我们在审查中避免“官本位”和“一言堂”的情况，增加了审查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性。

在审查程序上，我国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从1986年建立审查委员会和教科书审定制至今，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和细致的程序规定。教材审查大致可以分为送审、受理、审阅、审议、审批五个环节。在送审环节，《暂行办法》就材料准备、规定时间、履行手续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这方面的要求现已经基本趋于规范。受理阶段对送审材料进行初审继而由审查委员进行个人审阅。审阅阶段按照《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的规定，委员们需要从政治性、科学性、教育性、可读性和可教性等五个方面来审视送审教科书，按照规定的三个等级：肯定、基本肯定和否定的判断，指出教科书的优缺点和修改意见，填写测评表，由审查机构保存。经过审定委员分散地审读后，教材的审定进入审议阶段。审议就是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包括分析、研究、作出判断和结论。为了体现公正原则，委员会还可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表决票数记入审查报告。审批是审定工作的最后环节。审批的材料根据应完备，审批的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最后以书面形式通知送审单位审批意见，并告之相关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填写统一设计、要求明确的表格，便于管理和操作。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人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由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

由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进行教科书审查能够确保审查的规范、公正、权威和透明。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由国务院(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聘任，任期四年，并且建立教材审查委员的信息库，按照随机抽取的原则从信息库中抽取审定委员，对送审教科书按照《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有关审定程序、方式和标准的规定进行教科书审查。《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对教科书审查的程序、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整个审查过程有法可依，避免了个人意见左右教科书的情况，对于提升教科书质量、提升教育质量、完善教科书管理体系都有重要作用。

在前述的1929年的案例中，戴季陶虽然时任当时执政党一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一职，但其是否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思想看法是否可以作为国家机器统治的理由和凭据仍然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往往通过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方式表现出来，整个社会的运行也依靠于法律规章作用的行使。“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戴季陶既不是法定的教科书审查人士，亦非教科书审查机构的管理人员；北平《新晨报》也不是国家法定教科书审查专门机构的机关刊物，也没有法律赋予的审查教科书、废止教科书的权力。国民党政府以“一人之言”废止一本教科书的使用与发行，而不是通过合法程序来探讨其存废，这既是肆意践踏法律权威的表现，也是凸显国民党政府“官本位”思想的具体事例。另一方面，顾、戴二人实际代表了教科书编写、审查过程中的两个团体。顾颉刚只是个学问家，他将“求真”“求是”当成自己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认为民族自信力本该建立于理性之上，三皇五帝既然不可信，就不该强行维持一种虚幻的假象。而戴季陶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只追求政治意义，而不问求真辨伪。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机时刻，戴季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场面对同一个问题，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对教科书审查的典型案例。事件中戴季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认定该教科书不可使用，其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三皇五帝系虚构”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这样的观点对国家统治是否有利。

三、《长城砖》的争议：审查结果的认定与修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七册第20课《长城砖》(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中写道：“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种说法已被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明确否定，引起许多质疑和争议。有人认为小学是基本知识的形成时期，教科书应该传递准确的信息，而《长城砖》一文中的论述可能会使学生形成不准确的认知，这种文章不宜作为教科书的课文，希望能够撤下该文；还有人认为课文中所说能在太空中看见长城，其实只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手法，如果文学中事事“叫真”，那么文学的美感也就不复存在。

《长城砖》的争论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教科书审查应以什么为标准?当通过审查教材遭到质疑时，应该由谁、按什么样的程序来对有争议的审查结果予以检查和修正?从教科书审查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至少体现了以下三点问题：一是教科书评价标准尚需规范，目前我国各学科的教科书审定和评价标准还有很多不妥之处；二是教科书评价和决定的过程缺少科学性，如果把一次个人经历当作依据来进行教科书审查结果的修正，是用非科学的程序为“科学”下结论；三是教科书需要定期修改，设置一个常设的、有教学一线人员参加的教科书编辑和评估机构十分必要。

2001年颁布的《暂行办法》(教育部2001第11号令)中第二十四条对教科书审定的原则从政治性、基础性、科学性、特色性以及技术质量标准等5个方面作出了规定，而比之更为细化的《工作章程》中则从教材内容、教材体系、教材文字插图、教材作业和练习以及教学软件、音像软件和挂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我国教材审定的结果由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相应级别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可见，教材审定委员会本身负责对教材进行审查的工作，但我国目前还缺乏对其工作的相关问责制度和监督机构。虽然审定通过的教材要报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事实上这个环节却并未对其审定的结果予以核实与评估。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把一次个人经历当作依据来修正教科书审查结果，而忽略对造成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和对航天资料进行研究，这样的修正不仅违反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和过程，也违反了教科书修订的法定程序。与小学语文教科书中《长城砖》一文有类似之处的是在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被“开除”的太阳系“前”行星——冥王星。此次有关行星的变更对于中小学教育来说是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根据此次变更，我们可以发现，对教科书的修改需要特定程序：首先新的行星学说必须得到国际认定，再得到中国科技、教育等有关部门认定，到时出版社会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修改，通过教育部全国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方可进行修订。

教科书审查是把握教科书质量的重要关卡，对于保障教科书质量、推进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实施都有重要意义，教科书审查法律制度建设是保障教育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的快速发展，我国目前的教材审定制度也应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本文所提供的几个小案例，对教材审查的主体、程序和标准等问题都有所涉及，但对于整个教材审查制度而言却也只是管中窥豹，有关审查制度的更多探索还需要各位学者和同仁的共同努力。

中教科范文篇8

一、对教科书问题的误解或片面理解

此次发生的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争论，实际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这是战后以来关于日本教育方向的第三次大的争论，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思想面对国际化挑战而产生的剧烈动荡。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针对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社会教育，进行历史观的教育，是关系日本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关于日本社会就教育方向问题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予以关注。但是，对于许多媒体来说，特别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在2001年4月由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之后。针对《新编历史教科书》，媒体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其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媒体还具体列举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应当说，“扶桑社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扶桑社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还是比较片面的。需要对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第三次对教科书攻击的实质，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研究。

1、不仅要注意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更要注意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整体变化

此次在2001年4月公布了结果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涉及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来自八个出版社。其中有七个出版社是多年来一直出版历史教科书的，只有扶桑社是首次出版历史教科书。去年以来，媒体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报道几乎都关注于“扶桑社教科书”。当然，“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固然是明显的，集中力量对其进行批驳也是需要的。但是，从日本战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本教科书所起的作用还是有限的，0·039％的采用率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而采用率占99％以上的其余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有什么样的变化，恰恰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如果不了解另外七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这次审查后有哪些变化，就难以了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整体的“改恶”现象。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战前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即教科书不再是“国定”，而可以“自由”编写，但是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尽管与完全的自由编写制度有距离，但对于学校和学生来说，毕竟有了选择教科书的余地。教科书问题是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中发生的。战后的进步力量与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就表现在各自都要编写教科书，并且都要争取教科书的采用率。

战后，经过艰苦的斗争，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整体上出现了“改善”的局面。从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角度看，面向初级中学的七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全部都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而其中6家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尽管七种教科书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记述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能够承认历史事实这一点毕竟是一个进步，这是经过多年的斗争而取得的成果。而这次在与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时送审的时候，记载慰安妇问题的出版社就只剩下“日本书籍”、“帝国书院”和“清水书院”三家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一家维持了原来的记述，其它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都发生了变化：有的回避了被屠杀的人数，有的回避使用“屠杀”的概念。（2）关于“侵略”一词，“大阪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中几乎全面删除，其他如“帝国书院”、“日本文教”、“日本书籍”等出版社的教科书中也有相当多的改动。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事务局长石山久男的分析，这样的变化使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某些问题上的表述倒退了20年。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编纂会的目的至少已经实现了一半。（3）从七种教科书2002年的采用率与1997年采用率中可以看出，对侵略历史事实揭露相对更充分，被“编纂会”攻击为“最自虐”的“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采用率的减少更加明显（4），即从原来的12·9％急落到现在的5·9％，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说明：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冲击与影响下，本来在揭露侵略历史事实上比较努力，即有“改善”趋势的原来的七种历史教科书，也发生了很明显的退步，即出现了明显的“改恶”倾向，而这些教科书是为99％的日本中学生所选择的课本。另一方面，学校对揭露侵略历史事实充分的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明显减少了，说明了日本历史教育潜在的问题。这些教科书的政治倾向性对日本教育方向的影响更大，而这些教科书的采用率也是日本社会历史认识的晴雨表。编纂会在对采用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藤冈信胜就特别看重这一情况，他认为七种教科书的变化已经预示了4年后的胜利。（5）所以我们更要十分关注另外七种教科书的变化。

把注意力仅仅放在《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可能反映了一些媒体不了解日本的审定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仅仅抓住《新编历史教科书》，一方面容易使不了解日本教科书制度的多数人产生误解，以为那样的教科书已经完全占领了教育阵地，另一方面则容易从根本上忽略对日本历史教育方向问题的关注。

2、不仅要分析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且要分析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

“编纂会”对历史教科书的攻击和扶桑社《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目的决不仅仅是针对历史问题的翻案，而是针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主义的倾向。为推动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右翼和保守势力竭力想改变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修订限制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修改宪法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历史教科书只能起到间接的作用，而更直接的手段，则是通过编写公民教科书。所以，在扶桑社推出《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还推出了《新编公民教科书》。历史与公民这两种教科书共同构成中学的社会科的课本。

《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同样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审定，在那之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故意避开日本关于教科书不得在书店发售的法律规定，特地印刷成扶桑社的历史与公民两种教科书的“市贩本”，在社会上贩卖，以扩大影响后。（7）据“编纂会”事务局长高森明公布的数字，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市贩本”已经出售了54·5万册，《新编公民教科书》的“市贩本”出售了16·5万册，数目是相当客观的。（8）

扶桑社的公民教科书还没有引起媒体的特别的关注。其实，这本教科书中涉及日本的“国旗、国歌”问题，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的问题，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关联法案问题，特别是日本宪法第九条的意义等问题，都是日本社会当前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与当年的侵略战争历史密切联系着的问题。

例如，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PKO）协力法，因此日本的自卫队终于能够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活动。但是，许多人认为日本自卫队派到海外，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亚洲的活动，而根据日本宪法的第9条，这样的活动是被严格束缚的。因此，在日本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对通过《PKO协力法》有疑虑，主要是担心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进而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否定。而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日本在战后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一旦被否定，又与肯定明治维新后充斥了军国主义精神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关，与对历史的翻案有关。出于这样的心理，多数日本国民人为应当维护现行的日本宪法。而《新编公民教科书》则将这一问题放在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一节中，称日本向海外派出青年协力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都是日本对国际社会提供的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应当体现的军事上，这就是将自卫队派往海外。这样一来，本来是相当严肃的涉及宪法原则的问题，就被淡化为日本的国际贡献的问题，其实是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意识，其结果是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接受修改宪法的意图。（9）

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一直把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视为实现其目标的重大障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后，就竭力鼓吹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1996年12月《产经新闻》连载藤冈信胜的《教科书不教历史》一文，对明治宪法大加赞赏，认为是日本民主的标志，甚至说：“明治宪法中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但是天皇当然不直接指挥军队，实际是由陆军参谋长，或者是海军的军令部长行使权力。天皇的统帅权，仍然是形式上的。”（10）他还认为当时西洋各国都对日本的宪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平成国际大学教授高乘正臣赞说那是“从天皇主权向国民主权的转换，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扶桑社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一节中特别引用当时国内外对宪法的赞扬，表明了作者的感情。（11）而在《新编公民教科书》中，竟然用一页的篇幅介绍“（和平）宪法的议论与第9条”，说这一宪法制定已有50年以上，至今仍没有修订，言外之意当然是说需要修订了。该教科书中在介绍宪法第9条的时候，竭力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认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必须有必要的自卫权和对国际社会积极协力的能力，不能被宪法第9条束缚。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在说：宪法第9条必须修订了。（12）

可见，扶桑社的《新编公民教科书》与《新编历史教科书》是在同一思想体系下编成的，证明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从历史问题入手，而真正的目标则是针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对于这一“醉翁之意”，我们应当看清。

3、对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要进行具体分析

在论述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势力的时候，有的媒体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右翼势力，我认为这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在日本，“右翼”是一个有专门涵义的概念，是有组织的一种势力，但并不能够代表日本社会掀起教科书问题风波的全部右倾保守势力。为了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应当对右倾保守势力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

第一种势力是日本的国会议员等政治家阵营中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他们对日本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倾向不满，在教科书问题公开发难。但是在日本，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右翼”。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来自自民党保守派，另外一部分来自新进党。早在90年中期，他们就针对当时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要求国会通过“不战决议”的活动组织了起来，在自民党内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新进党中则建立了“传播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自民党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以经常发表狂妄言论的奥野诚亮为会长、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儿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联络了众参议员116人。那本明确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由保守的学者们炮制出来的。

“不战决议”的风波过后，这些人又把“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改名为“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开始把矛头对准历史教科书，表示支持编写“光明”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奥野诚亮和板垣正还在参院自民党中成立“教育问题研讨会”，搜集教科书问题，对文部大臣施加压力。1996年6月5日，奥野诚亮发表了“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而是商业行为”的言论（13），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而对他的批评正在激烈的时候，1996年12月11日，板垣正在预算委员会上仍然说：“从军慰安妇并不是强制的，但是却写进了教科书，文部大臣应根据自己的权限将那一内容删除”。

上述自民党和新进党的议员联盟，从1997年1月开始联合行动，成员人数当年统计为177名，实际超过200名。在国会的预算和文教委员会上9次发难，给政府施加压力，还要求政府取消宫泽喜一在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中关于“审定教科书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讲话。

第二种势力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史观”学者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组织的部分成员，这些人多来自日本的知识层面，在教科书问题的风波中起了“理论领袖”（14）的作用。但是在日本，人们也不称他们为“右翼”。

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是这些人对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立性的标榜。他们声称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大胆地修正历史认识，改革历史教育，推进多样性”。（15）也就是说，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他们不同意来自美国的“东京审判史观”，也反对来自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史观。他们推崇战后初期日本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所以称自己的历史观是“自由主义史观”。

直到80年代末，以“自由主义史观”论的核心人物藤冈信胜为代表的一些人一直是“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教育运动中的骨干力量。藤冈信胜自己承认：在苏联解体以及海湾战争后，特别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又读了保守派的富士信夫、江藤淳的著述，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说：苏联东欧解体使他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而海湾战争的发生，也使他对在―国能否实行和平主义的问题产生怀疑。由于原来的理想一一地破灭了，所以建立在那一理论基础上的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建立在战后民主教育基础上的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是把日本错误地置于被审判的地位，所以导致“反日”、“自虐”的史观流行；对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以及日本军队的暴行的揭露是“虚构”的“谎言”。这就证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实际是战后一直是民主教育的对立面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站在同一立场。（16）

从这一立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要为“建立民族自豪感”而努力；要为21世纪的日本年青一代编写历史教科书；要从慰安妇问题入手批判现行教科书的错误。

“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的活动与上述的超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殊途同归，所以奥野诚亮兴奋地发表议论说：“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学者终于出来了”，“到现在为止，藤冈先生同我的感情是一致的”。（17）

第三种势力是典型的右派学者和《产经新闻》系的媒体，这一势力在日本一贯被认为是“鹰派”，其思想基础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但是在日本也不称之为“右翼”。

这一种势力在战后就逐渐形成了，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当代典型的右派学者如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电器通讯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漫画家小林义则等，他们大多是“编纂会”的骨干力量。

中村粲自称“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一贯坚持皇国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始终对《朝日新闻》和《NHK》的报道方向进行攻击，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形成的核心人物。1996年，他成立“昭和史研究所”,该研究所的第一号《会报》（1996年12月15日）就批评日本战后的教育方向是在战后恶劣的风潮下，放弃对历史的研究，导致了反日和自虐的国民性。

西尾干二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会长，也是右派学者的“领军”人物。他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编写了《国民的历史》，否认日本的文明发展阶段中曾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杜撰出所谓的“日本列岛的文明圈”。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实际就是以《国民的历史》为蓝本的。

在教科书问题的认识上，这一势力与“自由主义史观”是相同的，但在日本，人们都知道，他们是传统的右派势力，而不是像“自由主义史观”那样的“转向派”。这一势力把握的如《诸君》、《正论》、《文艺春秋》、《サン－サラ》、《Voise》、《SAPIO》等一些舆论阵地，也为“自由主义史观”论者们所充分利用。

这些“鹰派”的学者和媒体，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甚至与日本政府也相抵梧。例如，对于这次扶桑社教科书在采用问题上的失败，这些人认为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指导”，是由于小泉首相为了在10月的访韩和访华中修复对外关系，故意对地方自治体施加压力而送给对方的礼物“。（18）

第四种势力就是右翼团体的势力。在日本，至今存在的右翼团体有许多，其组织繁多复杂，思想五花八门。在教科的问题上，有与“日教组”公开对立的右翼团体如“日本青年协议会”及其下属的“日本教育研究所”等，他们一直鼓吹打破现存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国家体制。另外还有“日本会议”（1997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与“保卫日本会”统一而成）等，都是以反对教科书和修改宪法为目标的。

右翼团体并没有提出什么理论性的主张，但是往往采取极端的激烈行动，而且暴力团的系统的山口组、稻川会等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符合右翼传统的轻思想重行动的特征。

比如，1996年7月以后，右翼团体开始对教科书发行者寄送威胁信，接着在10月29日，出动40台街宣车进行抗议宣传，把教科书指责为卖国。12月，署名“关西日本原理主义剧团”的右翼团体三次将威胁信送给七家出版社社长和教科书执笔者，第三次信特别送给藤冈等强调指责的4家出版社（大阪书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和东京书籍）。在信中有收信人住宅的照片，还附有赞扬刺杀浅沼稻次郎的右翼分子山口二矢的文书。以后，凡是藤冈信胜文章中提到的个人和出版社，均会收到右翼的威胁信。

中教科范文篇9

关键词：化学教科书；醇类物质；内容变迁

醇类尤其是乙醇，人类很早便认识其存在并开始人工制取，是最为常见、用途广泛的有机物之一。因此，自清末我国近代化学教育诞生至今，醇类物质一直作为代表性有机物存在于化学教科书中。近年来，学术界对化学教科书的出版[1]和知识体系呈现[2]等领域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但较少在微观层面涉及具体知识点的内容变迁。本文将对我国近代以来中学化学教科书中有机化学的醇类内容进行初步梳理，探求其内容的变迁过程和影响因素，以期为教科书修订和中学教学提供参考。

一、课程文件对“醇类”的内容要求

我国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化学课程文件对教学内容的规定比较笼统，直至“壬戌学制”（也称“六三三”学制）实行后的1929年，《初级中学理化暂行课程标准》对教学内容的规定相对详细，要求学生知道“酒的制造和酿酒的原料，酒精，酒精的性状和用途，分子式和构造式，由葡萄糖化为酒精的实验”，以及“酒变为醋”。三四十年代的初中课程标准对醇的规定仅限于“酒及酒精”“酒精与变性酒精、酿酒、甘油”等寥寥数语。1954年、1956年、1963年和1986年版中学化学教学大纲在初中则没有安排醇的教学内容。1988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化学教学大纲（初审稿）》、2001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11年版《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均只要求学生了解酒精。整体上看，我国近现代的初中课程文件对醇的内容要求或有所缺失，或较为简单，主要是对乙醇（酒、酿酒和发酵）的常识性介绍，不涉及燃烧以外的化学性质和分子结构、醇类等内容[3][4][5]。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高中课程标准对醇类物质的描述也均较为简略。如1932年《高级中学化学课程标准》只在教材大纲里提及“醇醚蚁醛”。1941年和1948年的修正和修订课程标准中则具体化为：乙醇、丙三醇（甘油）之制备、性质及用途，酒之酿造。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的“化学精简纲要”和1952年的“化学科课程标准草案”，将醇的教学要求简单描述为三种具体物质：甲醇、乙醇、丙三醇。1954年的《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草案）》中规定得较为具体：“甲醇和乙醇的制法、性质和用途，官能基，醇类的官能基———羟基，丙三醇（甘油），多元醇的性质。”规定了具体物质对象（甲醇、乙醇、丙三醇、多元醇）和教学内容（制法、性质、用途），并首次出现了对官能团（官能基）、羟基的要求。1963年《全日制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草案）》增加了对醇分子结构的要求，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则增加了醇的命名。20世纪80年代至今，课程文件对醇的要求有所降低，对醇的命名不再要求，删去了多元醇，同时主要以乙醇的化学性质为主，在大纲中具体规定了乙醇与活泼金属的反应、与氢卤酸的反应、氧化反应、消去反应这4类反应，1996年及以后的大纲中删去了与氢卤酸的反应，醇与金属的反应也仅限于和钠的反应[6]。2003年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在必修阶段的要求较低，只要求知道乙醇的组成和主要性质，选修阶段要求认识醇的典型代表物的组成、结构特点和化学性质[7]。《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在必修阶段认识乙醇的结构及其主要性质与应用；选择性必修阶段要求认识醇的组成和结构特点、性质、转化关系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应用[8]。必修阶段强调了有机物的结构，选择性必修阶段增加了对醇物理性质、转化关系和应用的要求。

二、“醇类”在教科书中的内容变迁

1.“醇类”在教科书中的编排位置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初、高中尚未分段，没有专门的初中化学教科书。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除个别时期的初中教学大纲涉及燃料，其余对有机化学均不作要求，对应的初中化学教科书没有专门介绍有机化学。因此，讨论将以高中化学教科书为主，选取自清末至今各时期代表性化学教科书[9]中涉及醇类的内容进行分析。清末民初的早期化学教科书，全书一般分化学本论（基本概念理论）、无机化学（金属、非金属元素及化合物）、有机化学三个部分。有机化学位于全书最后，一般先介绍烃类（有的教科书将烃类放入无机化学中，作为碳的简单化合物先行介绍），再介绍醇、醚、酸、酯、卤代烃、胺等烃的基本衍生物，最后介绍较复杂的糖类、蛋白质、生物碱、萜类、染料等有机物。醇是一类人们熟悉的最简单的烃的含氧衍生物，在教科书的有机化学部分，都作为首先介绍的烃类衍生物。在三四十年代，由于课程标准对教材的规范化作用日益显著，因此除《新课程标准世界中学教本高中新化学》（魏福嘉，1948年）等外，大多数教科书都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将有机化合物放在碳之后，位于非金属和金属之间的全书中部，醇的相关内容也被编排在这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教科书学习苏联，突出了周期律等理论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指导作用。高中教科书分5篇：第一篇“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第二篇“非金属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一）”，第三篇“非金属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二）”，第四篇“门捷列夫的周期律和元素周期表原子结构电离学说”，第五篇“金属”。有机化学的内容被纳入第三篇，位置与民国时期基本一致，处于碳和碳的简单化合物之后。从50年代末开始，我国开始编写更符合国情的新教材。此后至今，有机化学的内容始终被编排在化学基本概念理论、无机元素化合物知识之后，位于全书最后。教科书先介绍烃类，再介绍烃的衍生物。在烃的衍生物中，60年代的教科书中先介绍醇，“”后的教科书以及90年代末出现的“必修加选修”教科书则先介绍卤代烃再讲醇。90年代中前期的必修教科书删去卤代烃的内容，先介绍醇。2004年和2020年出版的人教版教科书中，有机化学的内容体系基本一致。必修教科书均在全书倒数第二章介绍有机化合物，其中的第三节介绍乙醇和乙酸；选修和选择性必修教科书在第三章介绍烃的衍生物时讲醇类，不同的是2020年版教科书将第三章由“烃的含氧衍生物”改为“烃的衍生物”，因此先讲卤代烃再介绍醇类[10-11]。2.“醇类”在教科书中的知识内容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教科书，可以看出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教科书主要介绍乙醇和甲醇的制法、物理性质和用途，除了燃烧反应外，没有介绍其他的化学性质；甘油则介绍制法、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介绍了硝化反应制备硝化甘油；教科书对杂醇油也进行了一些常识性介绍。民国中后期的教科书，对醇的介绍更为细致，主要变化有两点：一是以乙醇为例增加了对醇类化学性质的描述；二是由于这一时期教科书对有机化合物体系的描述方式发生了变化，芳香族化合物不再单独列出，因此教科书一般都将酚归入醇类一起讲授。例如三四十年代的代表性教科书《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郑贞文，1934年），编入了醇、链醇类、环醇类（在该书中指酚）等知识点。链醇类首先介绍最简单的甲醇，讲述其制法、物理性质和用途，未涉及化学性质。乙醇是介绍的重点，从制法和性质两方面描述。除物理性质外，化学性质讲了乙醇与金属、卤化磷、氢卤酸、酰氯的取代反应，以及酯化反应与氧化反应。杂醇油和硫醇只常识性介绍来源、用途等简单内容。甘油介绍了制法和性质，主要是物理性质及其与硝酸生产硝化甘油的反应。酚类则以苯酚为重点，介绍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酸性、成酯反应、硝化反应），甲酚、苯二酚、焦性没食子酸、萘酚等则进行常识性介绍。从总体看，近代化学教科书多采用演绎的方法，从醇类的定义开始引入，由简单到复杂，以乙醇为重点，具体介绍甲醇、乙醇和丙三醇，涉及制备、用途和物理、化学性质，有的还介绍硫醇、杂醇油和酚类，内容较为庞杂。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苏联教科书编译出版了新的中学化学教科书。教科书在介绍碳之后讲有机化学，第四章“烃的衍生物”的第一节介绍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和官能团，第二节为“醇类”。教科书先介绍人类通过发酵认识酒精的历史，由此引出醇的定义；再以乙醇为代表，介绍其结构、物理性质和用途；接下来讲醇类的化学性质时，只介绍醇与金属反应和燃烧，没有讲取代和消去反应；最后以甘油为代表介绍多元醇，涉及甘油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与金属反应、与氢氧化铜等碱反应）和用途。从1958年开始，我国开始逐步探索编写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教材。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至“”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化学教科书中，涉及醇的部分以乙醇为重点，系统介绍其物理性质、分子结构、化学性质、用途和工业制法。讲乙醇分子结构时，通过测定乙醇与钠反应放出氢气体积的实验进行推断。乙醇的化学性质介绍较为全面，包含乙醇与金属钠反应、燃烧、与氢卤酸反应、脱水成醚和消去反应。接下来结合生产介绍发酵，再结合醇的分类讲醇类。最后介绍甘油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与金属反应、与氢氧化铜等碱反应）和用途。除“”特殊时期外直至2000年，各套高中化学教科书中醇的内容都基本继承这一体系，采用归纳的方式，先介绍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乙醇，引出醇类的定义、命名和酚类，再简要介绍甲醇、乙二醇、丙三醇，不同的是发酵和甘油的化学性质此后不再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相关文件对教学要求的调整，教学大纲出现了基本教学要求和较高教学要求，同一时期的教科书相应出版了对应不同教学层次的两个版本。1983年出现了六年制重点中学课本和五年制中学课本，1984年以后分别改为“甲种本”和“乙种本”。基本教学要求的教科书删减了推断乙醇结构的实验、乙醇分子间氢键与物理性质、乙醇取代反应的机理等内容，并逐步将醚、甲醇、醇的命名等内容改为小字体选学内容。1996年后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化学》教科书则进一步删去了乙醇与氢卤酸的反应和醇的命名等知识点，要求进一步降低。进入21世纪后，2004年版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必修部分对醇的要求大大降低，只介绍代表性物质乙醇的物理性质和基本化学性质（与金属钠反应、氧化反应）。选修教材对醇的叙述体系有所改变，先讲醇的定义、分类、命名及物理性质，简单介绍乙二醇和丙三醇，再以乙醇为例讲醇的化学性质（与金属钠反应、消去反应、与氢卤酸的反应、氧化反应），知识内容的总体要求恢复到80年代较高教学要求的水平。

三、2020年版化学教科书中“醇类”内容的主要变化

2020年的人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化学》依据《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2004年版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基本保持了现行教材的内容体系结构，同时注意在教材内容学科本原的基础上落实学科核心素养[12]。必修教科书仍以乙醇和乙酸这两种生活中常见的有机物为例，介绍烃的衍生物，引入官能团的概念。按照认识有机物的一般顺序，从学生熟悉的、生活中可以感受的物理性质入手，结合结构分析和实验探究来认识乙醇的化学性质。介绍乙醇与钠的反应时，教材在分子结构的层面将乙醇与水和乙烷进行了对比，使学生了解这些物质性质的不同来源于官能团，官能团决定了有机物的特性。根据课程标准，必修阶段不要求学生了解有机物基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教科书在这里没有继续深入，避免增加教材难度。教科书在此处设置了“提示”栏目，给出烃基的概念，也给出认识烃的衍生物的基本视角，即烃的衍生物通常可被看做“烃基+官能团”，便于教师在教学时借助该模型对比乙醇、乙烷、水的结构，分析结构与性质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和化学学科的发展，有机化学在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能源、资源、环境、健康等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代化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因此2017年版课程标准在选择性必修阶段要求“认识卤代烃、醇、醛、羧酸、酯、酚的组成和结构特点、性质、转化关系，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应用，知道醚、酮、胺和酰胺的结构特点及其应用”[13]，适当拓展了要求学生了解的有机物类别，并对不同衍生物的要求水平明确区分了层次。教科书根据课程标准的不同要求差异化介绍各类衍生物，编写内容和呈现方式有所不同。对要求一般了解的有机物类别，如醚，教科书在描述乙醇分子间脱水反应的同时附带对其进行简单介绍，将2004版教科书位于资料性栏目的内容列入正文，并补充了醚的结构和用途等内容。对要求重点学习的有机物类别，如醇类，教材单独设节，从组成与分类、分子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用途等方面进行系统介绍。修订后的选择性必修教科书注意从官能团和化学键的视角来分析有机物的结构和有机反应，引导学生构建认识有机物性质和转化的模型，深入认识化学物质的应用价值。在选择性必修阶段，教科书借助选择性必修2《物质结构与性质》对氢键的描述，通过对比多种醇与烷烃的性质数据，引导学生总结醇的熔沸点和溶解性递变规律，进一步介绍官能团对物理性质的影响，使学生更全面地理解官能团对有机物性质的决定作用。以醇类物质为代表的烃的衍生物，其物理和化学性质与烃有所不同，其学科本原在于氧、氮、卤素等杂原子的引入使母体物质烃的结构发生变化，通过引入含杂原子的官能团使共价键的极性增强，从而对有机物的性质和有机反应产生影响。因此，教科书以代表性物质含杂原子的特征官能团———羟基、羰基、羧基和碳卤键为切入点进行分子结构分析，从化学键极性的角度，对断键、成键的部位和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进行预测和解释，使学生深入认识有机物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四、“醇类”在教科书中的变化趋势

我国近现代的化学教科书中，醇类物质的内容一般都包含乙醇、甲醇和甘油这三种代表性物质，以及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和用途这三个方面。其基本内容体系保持相对稳定，这主要是由有机化学学科特征和学生认知规律的稳定性所决定。教科书中醇类内容的变迁也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教科书中有关醇类用途与工业生产的具体化细节内容逐渐减少。三四十年代的教科书中涉及的醇种类繁多，除乙醇、甲醇、甘油外，还介绍杂醇油和硫醇；教科书将酚类物质也归于醇类之下，介绍了苯酚、甲酚、萘酚等物质。教科书使用大量篇幅介绍这些物质的用途，以及发酵酿酒、制酒精等工业生产过程。此后，教科书中出现的醇类物质逐步减少，仍主要介绍乙醇等少数代表性物质；工业生产过程的细节、生产设备等描述性、应用性内容也被精简。其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很低，职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使得中学化学教育承担了部分原本应属于化工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内容[14]。随着我国各项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些内容被逐步分流到相应的专业化教育体系之中，教科书中的醇类内容日趋回归普通中学化学的学科本真。另一方面，教科书的内容对化学理论性知识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清末和民国初期教科书对醇的化学性质和有机物的类别转化涉及甚少，一般只结合醇作为燃料的用途介绍燃烧反应，结合甘油生产炸药介绍硝化反应。20年代后的教科书增加了醇与金属的反应、消去反应、与氢卤酸的取代反应等内容。在醇类的用途、工业生产等事实性、描述性知识内容减少的同时，60年代后的教科书增加推测乙醇分子结构的实验，“”后的教科书增加氢键对乙醇物理性质的影响，2000年后出版的教科书涉及氧化与还原反应实现醇、醛、酸的物质类别转化，以及分析羟基官能团和相关化学键的极性等内容，进一步突出了化学理论对物质性质研究的指导意义。化学教科书内容的变迁，其直接原因在于不同时期的课程文件对教学内容要求的变化,根本动力在于时代和学科发展对中学化学知识内容、教学方式和培养目标的影响。受早期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有机物性质和反应规律的认识存在局限，中学化学教育也以传授基本化学事实为主。随着化学研究深入到分子结构和化学键的微观层面，社会对人才创新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化学教科书中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性内容不断增加，从单纯传授学科知识转向重视建构学科观念和方法模型。回顾百年来化学教科书中醇类这一具体知识点的内容变迁，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教科书内容的来源与变化，更好地在教学中把握教材内容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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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科范文篇10

[关键词]课程；教科书；教材审查

接受教育既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明确回答了“是否应该接受教育”这一问题。公民应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应接受什么样的知识?这些成为了新的问题。在激进社会批判主义者看来，知识与课程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阶层)的烙印。知识本体上承载着社会控制的特性，它既是社会控制的产物，又是特定阶级或者利益集团进行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国家总是试图通过教育在年轻人中传递它所认可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而这种传递，往往又为国家的稳定和统治服务。作为教育内容重要载体之一的教科书，在教育教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师生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凭借，更是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传递的重要阵地。如何使教科书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统治阶层服务一直以来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教材审查正是国家进行教育控制的重要途径。本文拟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就教科书审查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力求抛砖引玉，为教科书审查制度的研究作些贡献。

一、日本家永教科书案与杉本判决：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

国家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家永教科书案，为我们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案例。1952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要求删改书中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犯有罪行的描述。1965年6月，家永三郎首次就教科书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提出了在法律上政府是否有权审查教科书的问题。1997年8月，日本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经过3次提诉，10次判决，前后历时长达35年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案”最终以家永三郎取得部分胜利而画上句号。但日本法院的判决表明，国家有部分审查教科书的权利。无独有偶，同样发生在日本的“杉本判决”教科书诉讼案，却从国民的受教育权利及教育的自由出发，认为国家在教育中的权限仅限于提供与充实教育条件，不允许国家对教育内容进行干涉，从而得出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反宪法的结论。…

一方面，学术自由的要求使编写者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写入自己的著作无可厚非；而另一方面，教育的社会属性使得国家对于教科书的审查也非常必要。这正是教材审查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学术自由与国家控制之问的矛盾。这也是推动教科书审查发展的动力源泉。一般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可以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审查。目前我国的教材审定委员会也主要审查中小学阶段的教材。

国家机器既通过军队、监狱等暴力的国家机器发生作用，也通过教育、舆论等意识形态发生作用。这种教育的意识形态正是进行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教育权，是一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教育机构对教育实施控制的权力。国家教育权既是社会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诉求形式；更是国家主流阶级传递他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进而巩固统治的重要方式。课程知识的本身具有社会性，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又总是受到社会总体权力的限制，体现出知识的价值关涉性。对教科书(课程内容)进行审查是国家对教育实施控制的重要途径。作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它既是师生教学的凭借和交往的桥梁，也是使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因而教科书本身也必然是价值关涉的，社会的主流阶层总是希望教科书能够传递他们“认为”正确而有用的知识，而社会大众们也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学习获得在主流社会中存在的机会和权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认为教科书是“学科课程的范畴之中系统编制的教学用书，它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当代全球化教育思潮和本土化知识矛盾与冲突，也都闪现着一种“本土”权力对知识的控制。可见，由国家对教科书进行审查，使其能够符合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对教科书的审查不仅合理而且合法。2006年我国新修订实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实行教科书审定制度”，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审定教科书的权力；同时还明确指出“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和选用”。2001年6月7日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对于教科书审定制度作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在有关教科书审查主体和审查权的方面，《暂行办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的主体是教育部领导下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与此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有相应的中小学教材审查机构，称为省级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两者的职责范围(权限)有明确的规定，前者负责国家课程教材的审定，后者负责地方课程教材的初审和审定，或者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授权或委托，也可以承担有关国家课程教材的初审工作。

从教科书的审查制度方面来看，全球教科书的审查不外乎两种方式，即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欧美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对教科书采用事后审查方式。为了促进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实现教科书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我国教科书审定实行事先审查的方式。

二、三皇五帝存焉：审查的程序和效力

1929年春，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认为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人物，承认三皇五帝的存在并不具有史实的有力依据，应属虚构。这本书非常畅销，很快卖出25万册，影响极大。一些地方学政官员读到此书，既惊又忧，迅速组织力量上书弹劾，诉其“非圣无法”，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基于“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的理由，提出“……在教科书上这样说，会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随后，北平《新晨报》以《回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刊出此事，“封杀”了这本初中教材。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民国政府时期具有合法地位的教科书审查是由当时的教育部负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除旧式教科书，教育部设立编纂、审查二处，专署教育方面必要的图书与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并要求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教科书中如有满清朝廷及旧式官制军制等内容必须修改。1912年7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规定教科书采用审定制。1913年9月13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共十四条。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编辑教科用图书，……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图书出版前，将印本或稿本呈请教育部审定。”1913年2月20日到4月28日的政府公报，公布了九次审定教科书结果。编审处工作效率高，审定速度快，往往一个月要数次公布审定结果，并及时见报，公布于众。1928年10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有教科书编审处(后改为国立编设馆)。教科书审查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教育部编审处负责，编审处于1929年公布了《教科书图书审查章程》，其审查的标准是：适合党义、适合国情、适合时代性。

在整个事件中，戴季陶作为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长，虽然其意见也许能够部分地代表国家意志，同时对于教科书审查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他本身并非教科书审查部门的工作人员，而其所在的宣传部也并非直接管理教科书审查的行政机构，因其一句话就造成教科书“封杀”，这无疑体现出当时国民政府在教科书审查法律制度建设上的缺失，由此我们引发出教科书按什么程序审查的问题。《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教科书审定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由教育部2001年颁布实施的《暂行办法》是指导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审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制度，实行国家地方两级教科书审定制度。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教基[1995]2号)、1996年实施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以下简称《工作章程》)等细化的法律法规文件则在人员构成、审查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则制订。在人员构成上，审查委员会不仅有相关教育行政人员的参与，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进入审查小组，这就避免了在审查时专家们由于对一线教学实际不熟悉造成审定“学术有余而实践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员构成结构能够帮助我们在审查中避免“官本位”和“一言堂”的情况，增加了审查的公平、公正和透明性。

在审查程序上，我国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从1986年建立审查委员会和教科书审定制至今，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改进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规范和细致的程序规定。教材审查大致可以分为送审、受理、审阅、审议、审批五个环节。在送审环节，《暂行办法》就材料准备、规定时间、履行手续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这方面的要求现已经基本趋于规范。受理阶段对送审材料进行初审继而由审查委员进行个人审阅。审阅阶段按照《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的规定，委员们需要从政治性、科学性、教育性、可读性和可教性等五个方面来审视送审教科书，按照规定的三个等级：肯定、基本肯定和否定的判断，指出教科书的优缺点和修改意见，填写测评表，由审查机构保存。经过审定委员分散地审读后，教材的审定进入审议阶段。审议就是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包括分析、研究、作出判断和结论。为了体现公正原则，委员会还可进行无记名投票的表决。表决票数记入审查报告。审批是审定工作的最后环节。审批的材料根据应完备，审批的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最后以书面形式通知送审单位审批意见，并告之相关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工作的每个环节都必须填写统一设计、要求明确的表格，便于管理和操作。由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人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由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材，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列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

由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进行教科书审查能够确保审查的规范、公正、权威和透明。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由国务院(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聘任，任期四年，并且建立教材审查委员的信息库，按照随机抽取的原则从信息库中抽取审定委员，对送审教科书按照《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有关审定程序、方式和标准的规定进行教科书审查。《暂行办法》和《工作章程》对教科书审查的程序、标准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整个审查过程有法可依，避免了个人意见左右教科书的情况，对于提升教科书质量、提升教育质量、完善教科书管理体系都有重要作用。

在前述的1929年的案例中，戴季陶虽然时任当时执政党一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一职，但其是否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其思想看法是否可以作为国家机器统治的理由和凭据仍然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国家机器的统治往往通过法律条文、规章制度等方式表现出来，整个社会的运行也依靠于法律规章作用的行使。“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戴季陶既不是法定的教科书审查人士，亦非教科书审查机构的管理人员；北平《新晨报》也不是国家法定教科书审查专门机构的机关刊物，也没有法律赋予的审查教科书、废止教科书的权力。国民党政府以“一人之言”废止一本教科书的使用与发行，而不是通过合法程序来探讨其存废，这既是肆意践踏法律权威的表现，也是凸显国民党政府“官本位”思想的具体事例。另一方面，顾、戴二人实际代表了教科书编写、审查过程中的两个团体。顾颉刚只是个学问家，他将“求真”“求是”当成自己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认为民族自信力本该建立于理性之上，三皇五帝既然不可信，就不该强行维持一种虚幻的假象。而戴季陶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只追求政治意义，而不问求真辨伪。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族危机时刻，戴季陶的考虑也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同的角色站在不同的立场面对同一个问题，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毫无疑问是国家对教科书审查的典型案例。事件中戴季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认定该教科书不可使用，其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三皇五帝系虚构”的观点正确与否，而在于这样的观点对国家统治是否有利。

三、《长城砖》的争议：审查结果的认定与修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小学语文第七册第20课《长城砖》(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审查通过)中写道：“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种说法已被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明确否定，引起许多质疑和争议。有人认为小学是基本知识的形成时期，教科书应该传递准确的信息，而《长城砖》一文中的论述可能会使学生形成不准确的认知，这种文章不宜作为教科书的课文，希望能够撤下该文；还有人认为课文中所说能在太空中看见长城，其实只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手法，如果文学中事事“叫真”，那么文学的美感也就不复存在。

《长城砖》的争论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教科书审查应以什么为标准?当通过审查教材遭到质疑时，应该由谁、按什么样的程序来对有争议的审查结果予以检查和修正?从教科书审查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至少体现了以下三点问题：一是教科书评价标准尚需规范，目前我国各学科的教科书审定和评价标准还有很多不妥之处；二是教科书评价和决定的过程缺少科学性，如果把一次个人经历当作依据来进行教科书审查结果的修正，是用非科学的程序为“科学”下结论；三是教科书需要定期修改，设置一个常设的、有教学一线人员参加的教科书编辑和评估机构十分必要。

2001年颁布的《暂行办法》(教育部2001第11号令)中第二十四条对教科书审定的原则从政治性、基础性、科学性、特色性以及技术质量标准等5个方面作出了规定，而比之更为细化的《工作章程》中则从教材内容、教材体系、教材文字插图、教材作业和练习以及教学软件、音像软件和挂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我国教材审定的结果由审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报相应级别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列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可见，教材审定委员会本身负责对教材进行审查的工作，但我国目前还缺乏对其工作的相关问责制度和监督机构。虽然审定通过的教材要报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事实上这个环节却并未对其审定的结果予以核实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