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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4:26:30

终结范文篇1

执行终结的概念

执行终结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某些特殊情况的出现，使执行程序无法或无须继续进行，因而停止执行，以后也不再恢复。

转交送达

转交送达，是指法院将诉讼文书送交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由单位转交受送达人。

转交送达的适用范围

1.受送达人是军人的，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2.受送达人是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或者劳动改造单位转交；3.受送达人是被劳动教养的，通过其所在劳动教养单位转交。代为转交的机关、单位收到诉讼文书后，必须立即交受送达人签收，以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法院以公告方式将诉讼文书内容公之于众，经过法定期间，即视为送达。

公告送达应注意的问题

公告送达是一种推定送达，适用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才能采用公告送达。

2.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要求的方式公告。

终结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二、问题解决的分析角度

问题出现了，只要积极面对是可以缓解甚至避免产生不良后果的。当然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理性、多角度地审视问题的特征、症结及其本质等要素。

(一)伦理的视角。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的关系本质上是种伦理关系，人与人时刻处在各种形式的交往中。而政府的出现就是为了寻求一条有效的过群体生活的道路；政府一直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心，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代表。在公共生活领域，法律和道德共同作用，因为仅有法律制度而没有道德支持，法制就会僵化，在灵活具体的公共生活和行政行为中就会无所适从。就如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一样，对道德力量的忽视在事实上就造成了对无道德行为的倡导。因此，所有公共领域中的一切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首先根源于道德的缺失。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产物，对其进行终结也需要公共权力的再次行使，但在这个过程中，有制度原因也有个人原因总使得政策终结比政策制定更显费力。

(二)组织的视角。组织视角将社会问题看作从一种组织状态到另外一种组织状态的有序进展(带有小的但暂时的危机)。组织视角重视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规则和惯例。简言之，组织本身倾向于更少的变化、更小的恐惧和更大的稳定，也即组织具有自然的维持生存的意识和保持以前状态的惯性。如果政策终结威胁到组织的生存时，它会设法延续政策终结的进程。组织机构的终结可能触犯业已确立的权力分配格局，权力的拥有者会把政策终结看作是对自身权力的一种威胁，从而对政策终结产生否定态度。例如，机构的撤销、合并或降级等就要使组织机构的权力拥有者至少会部分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如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会坚决抵制政策终结。(三)政治领导者的视角。政治领导者往往是民选或委任的、具有一定领导力的精英，他们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多数政治领导者集智慧、勇气和判断力于一身，具有超凡的特质和行为方式；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巨大。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越强，意味着其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新事物新情况的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越强。英明的政治领导善于采纳谏言，体贴民情，对过时政策的弊端有敏锐的觉察力，因而越有可能促成无效政策的终结。

(四)程序的视角。“政策终结如政策制定一样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完备的法律政策是政策合法化的前提，同样，政策和组织机构的废止也不得妄然行事。”政策采纳以后，还必须使政策合法化，也就是“通过法定程序，提交有关国家机关讨论通过，并以公报、决定、决议等形式向全社会公布，使政策取得公认的合法的地位和人民的认可、接受和遵照执行的效力”。法定程序要求政策终结按步骤进行而不能随意更改或省略步骤；而政策终结的程序是十分复杂的。如在一项政策终结的时机成熟时，政策终结由于法律程序的严格性和僵硬性而延误终结的时机。

(五)团体的视角。团体的视角认为政策是不同团体利益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各个团体在利益、权力、价值上的平衡。我国利益团体和国外利益团体产生时间和背景都有很大区别，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作用也不同。我国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执行、监控中发挥着不小作用，即在政策终结中会根据自己的自身利益作出相应选择。当某些势力强大的利益团体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或他人利益时，就会使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现象。这样，政府就需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塑造良好的政治价值观，培育公共精神，使其成员在作利益选择时兼顾他人利益。

政策终结一旦危及到团体经济利益时，团体会产生空前的凝聚力，借助于组织的力量从各方面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会采取一些非法的途径如行贿以阻止政策终结。很多学者认为利益团体是理解确定决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和采取相应政策的关键。然而，我们知道政治体系为大规模的、有良好组织的、富裕的、活动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官员沟通的上佳机会。同时，政治体系却很少为无组织的、贫穷的、不及既得利益集团提供和政府沟通机会。

(六)媒体的视角。有些学者发现，公众对政府问题的大量关注从踪迹上来看是与媒体对那些问题的报道密切相关。媒体对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始料不及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之一在于新闻报刊倾向于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突出报道某一件事情，然后便转向下一件事情，进而冲淡了其报道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厌烦长时间看，一个主题，新闻媒体不得不跟随时尚，从一次危机转入下一次危机。但媒体对政策相关人来说是充当着沟通人的角色，可以使他们在各自忙完自己的工作后了解到对方的情况。

三、问题解决的策略建议

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J·威尔逊总结了两条能够概括社会科学在政策效用领域研究的法则。第一法则是所有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都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执行政策的人或他们的朋友进行的话；第二法则是没有一个介入社会问题的政策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研究是由独立的第三方，特别是那些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来主持的话。当然，威尔逊教授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他揭示出了由于评估方的身份差别，政策效果的评估在实践中会有很大出入。就政策终结而言，政策评估的效果是决定其必要性的先决条件；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对政策终结的正确性、可行性举足轻重。

从政策均衡论的观点来看，政策终结意味着均衡格局的打破，即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强于政策现状的维持力量，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了政策终结。通常情况下，当推动力强于阻力时，政策终结会实现，反之不能实现；当两种力量相当时，相互抵消，组织维持原状；要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增加驱动力与销弱抑制力并举效果最好。

终结范文篇3

一、概念梳理

(一)何谓媒介变革?

媒介又称媒体,英文为media,原意是居于中间之物,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用以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理材料和技术手段)和通道。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1](P144)马歇尔•麦克卢汉亦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譬如,印刷品相当于眼睛的延伸;广播、扩音系统相当于耳朵的延伸;录像机、录音机的信息储存功能,电子计算机的逻辑运算功能相当于人脑部分的延伸等等。[2](《引言》)一场话剧或音乐会,观众最多不过千人,但媒介的延伸作用,可以把文艺传播范围大大扩展。从人类生产力发展角度可以将媒介变革划为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时期、知识经济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媒介的第三次变革相伴而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使信息量和传播渠道急剧增加,人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知识和信息的狂轰烂炸,大众媒体网络四通八达,公共传媒通过卫星传输,电子信号畅通、快捷。[3](P45)当下,我们正处在媒介变革的第三时期,即“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4](《序》)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称我们当今的电子媒体的强大功能为“人工天堂”,声称“依靠电子技术,我们似乎正在不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变得平等起来”[5](P235)“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后看到读者给你的回应。”[6]

(二)何谓艺术终结?

19世纪黑格尔将艺术纳入到广阔的实践范围内,深刻地说明艺术的需要源自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艺术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亦是一种认识活动,是成为满足人的“一种较高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绝对的需要”[7](P38)的活动,一种和日常劳动、日常生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事件和幻想的游戏”。[7](P38)人的自由理性、人类心理的自由需要乃是艺术最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817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8](P300-310)的美学讲演。在此讲演中,他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他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7](P15)黑格尔眼里的艺术终结,只是终结了“时代的”艺术,并非“一般的”艺术。换言之,黑格尔是紧密联系时代及艺术实践来感叹其心目中的“经典艺术”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死亡,他并没有给所有的艺术下达死亡通知书。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即《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中,重新讨论了黑格尔的命题,直接提出了“艺术终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被称为艺术的“二次终结论”,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已衰老了,结果又会怎样呢?”[9](P78)

二、媒介变革时代的艺术终结

媒介的大变革,促使了艺术界的大变化,各种空前活跃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导致了各种美学思想的迅速更新和空前活跃的美学形式的探索,对于艺术本身的关注成为艺术发展的主流。艺术从口语时代迈入印刷媒介时代,继而向电子媒介时代转型,这构成了艺术“终结”问题的现实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大众传媒的发展导致文学艺术自身质的规定性的变化,科学技术,主要是传播技术,导致艺术的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矛盾化,音乐,绘画,文学等很多都已经数字化了,艺术的对象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是纯客观的,有人们对它的主观建构,所以,媒介变革的时代,摄影艺术,手机文学,网络文学,图像艺术,影视文学,大众文学,广告艺术等等可能会取代创作主体,对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定义进行颠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艺术与生活是否已变成了一个完全吻合的同心圆?这个问题让达达者们帮你回答,“一切都能成为艺术品”,“每个人都是艺术家”,[10](P107)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艺术家无需技艺,只要用现成品加以摆设,签上个名,便可待价而沽。由此观之,观念代替了艺术,对艺术观念的思辩代替了艺术理论,任何物件和材料皆可成为艺术品,艺术同装饰、技术、展示、事件等可以同义。

媒介变革对艺术的影响如此之大。它修正着我们的艺术气质和文化精神,进而改变着我们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方式。在工业化社会以前,由于信息传播方式、图像技术生产力的低下,以及文化艺术占有方式的局限,美术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它成了少部分人所特有的权力,也是这少部分人欣赏的高级艺术。它在社会中的发展显得如此传统、封闭,譬如要欣赏提香的《西斯廷圣母》或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必须亲临梵蒂冈或弗罗伦萨,艺术的传播仅是小圈子内的鉴赏、评价、及私人收藏。当艺术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以后,传统艺术品那种稀罕、难以接近的状况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社会以自己的大众传媒优势打破了这种少部分人对文化艺术的占有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局限,艺术发展的封闭性也瞬间被击破。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形象的复制对艺术形象传播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现代工业社会恰恰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大规模地将成批复制的视觉形象输入传播媒介,充斥人们的生活,这样所谓的“高级艺术”也就失去了权威小生。事实是,将媒介变革与艺术终结厘定在一个空间里,本身就是一悖论。布迪厄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会创造出特定的关于艺术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支配着人们看待艺术品甚至艺术家的看法,他指出:“艺术品及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的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价值。因为艺术品要作为有价值的象征物存在,只有被人熟悉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审美素养和能力对于了解和认可艺术品是必不可少的,作品科学不仅以作品的物质生产而且以作品价值也就是对作品的价值信仰的生产为目标。”[11](P276)这里,布迪厄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单纯地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关于艺术品的价值或信仰的生产。

终结范文篇4

一、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哲学产生的必然

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通过“模仿说”把艺术定义为无用之物，从而置于体系之外。丹托对此深有体会，直接谈到“艺术史就是压制艺术的历史”［1］(P4)。《剥夺》就是围绕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艺术长期以来的处境是由哲学给其指派身份［1］(P13)。为了清楚地展示艺术与哲学这种古老而又复杂的关系，一种“类似精神与肉体间的关系”［1］(P5)，丹托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一剥夺理论做了考古学的研究。在丹托看来，作为政治家的柏拉图，其艺术理论就是他的哲学，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而压制史正是来自其艺术理论。丹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以来的哲学都是替柏拉图遗嘱添加的附言，哲学本身就是对艺术的剥夺［1］(P8)。柏拉图对艺术的抨击基于两方面:首先，依照“理式”论，他认为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同真理相隔两层，以“影子说”建构了一种排除艺术的本体论。其次，就是用理性解释艺术，通过把艺术看做是与哲学相似的东西从而赋予艺术以合法地位。而这两方面使得艺术要么从本体上被排除，要么成为变形的哲学，自始至终没有独立地位。到了康德，对艺术的态度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然而，这种思想依旧是来自柏拉图，在选择对“形式”赞美与关注时，艺术由于无功利性，而不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从而离开有用领域，远离了人们的关注，从而在整个体系中被中立。之后，叔本华还是继承了康德，认为艺术不会影响世界秩序，艺术仅仅成为了一种把人们带向自由乌托邦的精神鸦片。甚至到了今天的迪基，艺术也只是被动地等待阐释的对象，它本身没有一种哲学自觉性。通过这种追踪，丹托让我们确信的是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在给艺术指派哲学身份，而哲学最终并不是要处理艺术事物，因此，艺术史就是艺术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历史。据此，艺术、生活与美事实上被隔开了，自柏拉图以来诸如艺术定义的艺术理论，都是服务于某种政治意图，通过揭示艺术在形而上层面的缺陷，从而取消艺术在本体论上的合法地位。而黑格尔的做法则是以认识论为中心，设想精神的发展经过了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其中艺术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最终的目标是走向哲学，实现哲学对艺术的取代，是另一种柏拉图对艺术哲学接管的翻版。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终结”是精神实现了对其精神身份的了解［1］(P18)，是对意识的意识，而艺术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于让哲学成为了可能［1］(P18)。丹托认为杜尚的《泉》正好吻合黑格尔的这种思想，在那里艺术成为了形式生动的哲学［1］(P18)，它不是靠某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实现了对其哲学本质的揭示，所以艺术的使命得以完成，它让哲学来接管它自己提出的问题，艺术最终将获得的实现和成果就是艺术哲学。丹托意识到艺术哲学所依据的依旧是属于柏拉图的艺术取代哲学，“艺术的终结”是因为艺术对历史有了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是成为了艺术自身性质的一部分，所以艺术不可避免成为哲学。现阶段，艺术已经被哲学渗透了。丹托再次机警地利用了柏拉图的短暂化策略实现对艺术的辩护:既然传统的“艺术哲学史”是通过阉割或者替代艺术，去除艺术的危险性进而服务某种政治意图;那么，批判艺术无用的哲学，自己也深陷两难的境地，因为短暂化策略试图将哲学强加到艺术之上，从而取消艺术，其最终会质疑哲学本身。而通过本体论上对艺术的恢复，也是可以治愈哲学的。丹托从艺术界自身来考察艺术的“接管”，暗示着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自身被压迫的帮凶。其目的是为了重新评估艺术的潜力和提出“艺术为何”的本质。艺术史因此可以被解读为艺术逐渐变形为哲学的历史，这一过程伴随着艺术提出它自身本质的哲学问题而结束。需要注意的是，丹托敏锐地察觉到尽管艺术被哲学渗透，然而将艺术视为变形的哲学却是对黑格尔的巨大反讽。所以，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艺术卸下艺术哲学的重担，转向一种自由的存在，而这在《艺术的终结》中得以继续进行。

二、艺术史———艺术终结的必然

在《终结》前言中，丹托给出一个重要的提示即“艺术史模式”代表了一种剥夺“艺术权利”的形式［1］(P92)。因而，陈述“艺术的终结”必须同“艺术史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其具体的论证也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艺术的终结”来自于丹托所归纳的两种艺术史模式，它们分别是再现的艺术史和表现论的艺术史，代表是艺术被剥夺的两种形式，但也让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对此，丹托明确分析了这两种模式的局限，丹托认为现阶段艺术发展的现状是符合黑格尔的体系理论的，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反思的，它自身的性质也是它自己的主要难题之一，因此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和重要了［1］(P125)，而理论本身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这个历史阶段完成的重要性也正在于艺术提出了关于自身的哲学问题，但不能回答;而哲学虽然能够回答，但它必须依靠艺术来提出这个问题。既然“艺术哲学”已经产生了，那么丹托所谓的后历史时期艺术创作者的目的就不再是创作历史重要性或者意义［1］(P126)，因为历史本身已经结束了。其次，“艺术的终结”的目标不是让哲学取代艺术，而是艺术的一种自由实现。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精神的成长模式，丹托认为历史的终结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关于绝对知识的出现时相重合的，艺术家的努力就是为哲学铺平了道路，把关于自身定义的任务交给哲学，这其实正是对其自身的一种解放。在这里，丹托表现出他的黑格尔的倾向，后者认为艺术因为理论而拥有光亮的价值，从而消除主客体间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不用承担受制于历史所要承担的精神任务，可以追求任何风格或形式，标志着一个多元主义时代的到来。最终，艺术的目的远离了历史的范围。“艺术的终结”在很大程度符合黑格尔的关于生活在最高阶段的人的历史解释。但是丹托对此有了更正，认为历史已经变成哲学，并且让艺术继续。显然艺术的终结不是艺术创作已经停止，而是艺术依据某种风格定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历史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是不一样的。丹托为了阐明艺术不是停止而是终结，把艺术看做是进入了一种自我意识，再次成为自己的哲学。但是对后历史时代艺术的“多元主义”模式，丹托没有明确的构想，造成暧昧的态度。简言之，艺术的终结就是艺术通过提出自身的哲学问题，打破了以往的艺术史模式，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认知上的进步。

三、艺术的剥夺与终结———艺术的自由之路

终结范文篇5

关键词黑格尔丹托美学独立艺术终结艺术重生

艺术的终结是20世纪西方艺术哲学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主题。事实上，这个主题早在19世纪就由黑格尔明确提出来了，只不过由于丹托等人在20世纪的重提，它才变得如此引人注目。鉴于艺术从来就没有真正终结过，那么黑格尔和丹托等人做出如此断言就更加令人深思了。黑格尔为什么会做出艺术终结的预言？丹托如何论证艺术业已终结？终结之后的艺术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这些是任何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人都迫切希望理解的问题。

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

如果将1734年鲍姆加通发表的《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看作现代美学的起点的话，那么在经历了大约八十年之后，美学不仅发展成熟，而且被宣布终结。从1817年起，黑格尔开始讲授美学，并提出了“艺术终结”的惊人论断。艺术终结实际上意味着美学的消亡，至少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就是如此，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美学这门学科的正当名称不应该是感性认识的科学，而应该是“‘艺术哲学’，或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艺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当然就会面临存在的危机。

黑格尔为什么会做出“艺术终结”这种奇怪的预言呢？因为事实上在黑格尔时代，艺术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可以这么说，艺术终结，与其说是黑格尔从当时的艺术实践中观察到的现象，不如说是黑格尔从他的理论体系中推导出来的结果。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对绝对精神的表现，“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②。这里所说的“真实的事物”，并不是指现实中的具体事物，也不是理想中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事物，是有普遍性灌注其中的具体事物。“心灵就其为真正的心灵而言，是自在自为的，因此它不是一种和客观世界对立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就在这客观世界之内，在有限心灵中提醒一切事物的本质；它是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质的那种有限事物，因此它本身也就是本质的和绝对的有限事物”③。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在表现这种绝对真实的事物，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体现在表现形式上，或者说体现在绝对精神认识自身的不同形式上：“第一种形式是一种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一种对感性客观事物本身的形式和形状的认识，在这种认识里绝对理念成为观照与感觉的对象。第二种形式是想象（或表象）的意识，最后第三种形式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④这里的第一种形式就是艺术，第二种形式是宗教，第三种形式是哲学。

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构想，这里的艺术向宗教的过渡以及宗教向哲学的过渡是必然的。艺术为什么要让位给宗教、更进一步要让位给哲学呢？黑格尔的解释是“因为艺术本身还有一种局限，因此要超越这局限而达到更高的认识形式”⑤。这里所谓的“局限”就是指艺术用感性形象来表现绝对精神的局限，因为绝对精神是无限的，感性形象是有限的。宗教可以克服艺术的这种有限性。“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宗教的意识形式是观念，因为绝对离开艺术的客体性相而转到主体的内心生活，以主体方式呈现于观念，所以心胸和情绪，即内在的主体性，就成为基本要素了。这种从艺术转到宗教的进展可以说成这样：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如果艺术作品以感性方式使真实，即心灵，成为对象，把绝对的这种形式作为适合它的形式，那么，宗教就在这上面加上虔诚态度，即内心生活所特有的对绝对对象的态度”⑥。

宗教也不是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因为宗教的“情绪与观念的虔诚还不是内心生活的最高形式。我们必须把自由思考看作这种最纯粹的知识形式，哲学用这种自由思考把和宗教同样的内容提供给意识，因而成为一种最富于心灵性的修养，用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这样，艺术和宗教这两方面就在哲学里统一起来了：一方面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它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它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宗教的主体性，不过这种主体性经过净化，变成思考的主体性了。因为思考一方面是最内在最真实的主体性，而另一方面真正的思想，即理念，也是最实在最客体的普遍性，这只有在思考本身以内并且用思考的形式才能掌握住”⑦。

这就是黑格尔关于艺术、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主要论述，由此我们可以初步了解“艺术终结论”的理论背景。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黑格尔是怎样通过对艺术发展历程的描述来展示艺术终将为哲学所取代的。

黑格尔像大多数西方艺术史家那样，持一种自然进化的艺术史观。他根据“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将艺术的类型分为三种，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这三种艺术类型的发展演变，构成整个人类艺术的发展史。

随着精神继续向无限、自由方向发展，精神最终必然会彻底突破有限的感性形式的束缚，浪漫艺术也要解体，艺术最终整个要让位于哲学，艺术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就像黑格尔的哲学既是理论的演绎又是现实的反映或解释一样，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是他所处的时代的艺术实践的反映。在黑格尔看来，到了他那个时代，艺术已经达到了它的完满阶段，即达到了“完满的内容完满地表现于艺术形象”的阶段，人们就不再满足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绝对精神了。“我们尽管可以希望艺术还会蒸蒸日上，日趋于完善，但是艺术的形式已经不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管觉得希腊神像还很优美，天父、基督和玛利亚在艺术里也表现得很庄严完善，但是这都是徒然的，我们不再屈膝膜拜了”⑧。

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

受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激发，丹托阐发了一种更为精致的艺术终结论。在丹托看来，艺术发展的历史就是艺术不断通过自我认识达到自我实现的历史，换句话说，是艺术不断认识自己本质的历史；20世纪的艺术实现了它的最终目标，因此艺术的历史走到了它的终点。今天的艺术处于它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阶段，由于艺术的所有可能性已经被实践过了，因此今天的艺术实践只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艺术形式的重复，它已经不可能再给人以惊奇的效果。丹托的这些主张的确能够给今天的艺术实践提供较好的理论解释，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哲学主张本身就像一种概念艺术一样，让人感到十分新鲜，至于是否令人可信，倒在其次。现在，让我们看看丹托是怎样展开他的论证的。⑨

首先，丹托主张艺术作品总是深植于社会—历史背景之中，作品的艺术特性总是依赖于它们的历史和文化处境，因为关于作品的解释也参与作品的构成，换句话说，艺术作品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理论氛围”（anatmosphereoftheory），即丹托所说的“艺术界”（artworld）。由于这种理论氛围会因为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脱离作品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是无法把握作品的艺术特性的。丹托的这种主张与康德的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审美判断的主张针锋相对。按照康德的观点，艺术作品的艺术特性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独立于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人们必须排除所有的历史文化方面的考虑而做到纯粹无利害的静观的时候，才能把握作品的审美特质。按照丹托的观点，艺术作品的艺术特性深嵌在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不深入了解它的历史文化背景，不进入环绕它的理论氛围，我们就无法理解作品。在康德看来，欣赏艺术作品即欣赏它的纯形式，为了看到艺术作品的纯形式，我们需要排除各种理论考虑和实践兴趣造成的干扰。在丹托看来，如果只是纯粹地看到作品的形式，那就还没有看到艺术作品。不过，丹托并不是要求我们深入理解作品本身的内容，而是要求我们将艺术作品放在艺术史的上下文中来看待，要正确欣赏艺术作品必须要有专家般的理论眼光。丹托说：“授予《布瑞洛盒子》和《泉》以艺术地位，与其说是一种宣告，不如说是一种发现。那些专家是真正的专家，就像天文学家是关于某个东西是否是星星的专家一样。他们发现那些作品具有意义，而它们那难以识别的类似物却缺乏这些意义，而且他们还发现这些作品具有这些意义的方式。”⑩

丹托喜欢通过比较两件表面上完全一样的事物来阐明他的观点。比如滴在空罐头罐上的雨点可以发出与莫扎特的某段交响乐完全一样的声音，但只有后者才是艺术作品，前者只是雨声，因为莫扎特的交响乐具有雨声所不具备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才是使一个东西成为艺术作品的关键。莫扎特的交响乐究竟具有哪些独特性以致于可以将它区别于打在空罐头罐上的雨点所发出的声音呢？显然，我们不能从声音的物理属性上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丹托假定它们发出的声音完全一样。那种试图证明莫扎特的交响乐听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同于雨声的主张即使成立，也无助于解决丹托这里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不同一定是某种在声音之外的东西的不同，而不是声音本身的不同。从音乐史来看，莫扎特的交响乐拓展了奏鸣曲的范围，形成了一种新的奏鸣曲类型，并引发了海顿的创作，如此等等的特性，显然不为雨声所具备。而这些特性不是通过简单的感知来把握的，而是通过理解，通过深入到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等构成的“理论氛围”中才能把握。

换一种说法，在丹托看来，艺术作品总是一种“关于”（about）艺术界的东西，而一般的东西则不是。艺术作品总是对艺术史上已经过去的东西的回应，并基于这种认识而力图达到新的目标。也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是在过去的艺术实践所展示的可能性中进行的。丹托让我们设想毕加索由于一时灵感将他的一条旧领带画成闪亮的蓝色。“这幅画画得非常流畅和仔细，每一笔都很洁净：它是对绘画的一种拒斥”。如果这幅作品存在的话，它将是一幅关于绘画自身的理论和历史的作品。而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在他父亲的领带上画上油彩，尽管看上去可能跟毕加索的那条蓝领带一模一样，但它仍然不是艺术作品，因为它不“关于”任何东西。这个小孩的行为决不是艺术天才的显露，尽管他父亲希望如此。

基于对艺术作品的这种认识，丹托主张艺术总是历史语境中的艺术。艺术家无法弥补他们与前辈之间的时间距离，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实现前辈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艺术家也不能避免过去艺术的影响，即使他们力图拒绝前辈艺术家的风格和技巧，他们的作品也会从这种批判行为中获取意义。由此，艺术作品总是处于与艺术传统的各种牵制之中，总是处在艺术传统的某个适当的位置之上。艺术作品在艺术传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其实就是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等构成的“理论氛围”，它们一起参与构成艺术作品的身份。

由于艺术作品是从其历史上下文中获得其身份和意义，而历史又是有方向的、不可重复的，因此艺术上的变化也是有方向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可能具有的发展方向，不仅由技术革新影响的“艺术界”所引导，而且可以由先前艺术家引领的“艺术界”所引导。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艺术界”，就不会有任何艺术革新运动，因为任何新的艺术都是以从前的艺术实践所展现的可能性为基础，都是在挑战先前出现的各种艺术形式。杜尚如果生活在15世纪，他就不可能使一个小便池成功地变成艺术作品，因为在15世纪的艺术传统所展现出来的艺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只有在杜尚那个时代的艺术情形中，杜尚的革新才是可能的。只有放到杜尚创作的历史语境中，他那件小便池做成的作品《泉》才能得到理解。正如利奥塔所说：“塞尚挑战的是什么样的空间？印象主义者的空间。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挑战的是什么样的物体？塞尚的物体。杜尚在1912年与何种预先假定决裂？与人们必须制作一幅画——即便是立体主义的画——的想法。而布伦（Buren）又检验了他认为在杜尚的作品中安然无损的另一预先假定：作品的展示地点。”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了印象派的实践，塞尚创新的可能性才被展现出来；只有经过塞尚的实践，毕加索创新的可能性才被展现出来；只有经过毕加索的实践，杜尚创新的可能性才被展示出来；只有经过杜尚的实践，布伦创新的可能性才被展示出来。对于塞尚、毕加索、杜尚和布伦等人的理解，必须将他们放到艺术史的语境中才有可能。

艺术的发展变化是有方向的，能够说这种发展方向有最终的目标吗？能够根据与最终目标的接近程度来判断艺术发展的进步与落后吗？在丹托看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根据最终目标的不同，丹托区分了三种艺术史模型，即艺术的再现、表现和自我认识。丹托反对前两种艺术史模型，而主张第三种艺术史模型。

最常见的西方艺术史模型是将忠实再现对象当作艺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比如，贡布里希正以此为线索来讲述他的《绘画的故事》，认为西方艺术史是通过不断地接受图式与矫正图式，最终实现了忠实再现所描绘的对象。基于这样两方面的理由丹托反对这种艺术史模式：首先这种艺术史观不能很好地解释叙述性艺术形式，我们很难说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使得我们对事物的描述越来越精确。其次，它不能解释20世纪以来的绘画和雕塑。20世纪以来绘画和雕塑开始背离精确的模仿，这种背离不能被解释为倒退，因为它们不是因为技术和材料上的缺陷造成的。由于摄影技术的出现，迫使绘画开始思考自己的本性，最终放弃精确再现的目标而转向其他的考虑。

将艺术发展的目标理解为表现，虽然可以将文学、音乐等叙事性艺术包括进来，但它会模糊艺术不断进步的观念。因为不同的艺术运动，甚至不同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语汇，很难说艺术家是因为技巧和技术的问题而不能达到其表现目的。尽管每个艺术家的表现方式十分不同，却似乎都能达到其表现目的，因此很难说哪种表现方式更先进，哪种更落后，由此以表现为最终目标就无法将不同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组织成为一种不断演进的发展史。

丹托提出第三种艺术史观，即艺术是不断朝向自我认识的目标发展的。艺术发展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艺术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艺术界”的产物，是理论解释的结果。一旦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艺术发展的历史就走到了尽头，因为作为理论解释的艺术其实就是哲学，艺术最终在哲学中终结了自己的发展。今天之所以还有艺术实践，那都是在重复以往艺术实践所展示的各种可能性。换句话说，今天的艺术实践不再是艺术创造，只不过是一种延续的习惯而已。

三、艺术终结与美学独立

尽管丹托与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主张艺术将为哲学所取代，但这两种理论中阐释艺术终结的原因非常不同，黑格尔的艺术终结的原因在于艺术在表现绝对理念上的缺陷，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原因在于自从康德以来的美学的独立或艺术的自律。

美学的独立或艺术的自律，本来是美学和艺术获得自己身份的开始，怎么会导致它们的终结呢？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学的独立中本身就蕴涵着艺术的终结。

美学的独立和艺术的自律是康德美学的重要贡献。在康德的美学理论中，最关键的不是美的概念、美的事物，而是审美判断，即一种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地对待事物的审美态度。这种审美态度要求我们将艺术从各种实用的语境中孤立出来，将艺术纯粹视为艺术本身。这种审美态度与艺术的博物馆体制紧密相关。有了这种审美态度和相应的博物馆体制，我们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看待过去的艺术作品的眼光。比如，古希腊的雕塑作品，在当时被视为城市权力和荣耀的象征，或者被视为对城市保护神的供奉，但在今天的博物馆中，它们被要求视为纯粹的美的艺术作品。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计其数。

由于审美态度理论和艺术博物馆体制，艺术终于认识到自身是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艺术家开始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下来创作，而不是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描绘、颂扬或抨击。艺术家开始“让自己处于来自过去或现在的其他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面前。这种作品的生产的历史过程……获得了某种自律：它是一种这样的序列，即在某种意义上，它总是首先与自身相关；它是一种这样的链条，它的单个连接单元，正是在它们的独特性上，总是与它们之前的连接单元相连。印象派在与自然主义的对照中界定自己，野兽派在与印象派的对照中界定自己，立体派在与塞尚绘画的对照中界定自己；表现主义在与印象派的完全对立中界定自己，几何抽象反对上述所有东西，抒情抽象又反对几何抽象，‘波普’艺术反对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艺术反对‘波普’艺术和超级写实主义，如此等等”。这种自律的艺术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只是跟自身有关，艺术的惟一规定性就是跟自身之前的艺术不同，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创造。艺术正是在这种创造的压力的驱使下，穷尽了自身的可能性，而最终走向终结。

尽管丹托强调要将艺术放到其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但他决不是想将艺术放到其历史的现实语境中去理解，就像古希腊人将雕像视为城市权力和荣耀的象征或视为对城市保护神的供奉那样去看待雕像，而是将其放到独立的艺术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即将古希腊艺术放到埃及艺术与古罗马艺术之间去理解，或者将毕加索放到塞尚与康定斯基之间去理解。

艺术的发展完全与现实生活无关，而只与艺术自身有关，这就像数学和物理学等现代自律科学的发展路径一样。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历史是一部猜想与反驳的历史，一部将先前的理论证伪的历史。这样的科学也只是与自身有关，而可以与现实生活无关。不过，与自身有关的科学的演进似乎并没有遭遇终结的尴尬，而与自身有关的艺术的演进却遇到了终结的难题。黑格尔认为，这里的原因在于两者在表现绝对理念的方式上有差别，科学（黑格尔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最科学的哲学）是以概念来把握绝对理念，艺术是以形象来表现绝对理念；概念思考的空间是无穷的，形象表现的范围是有限的。一旦艺术摆脱形象表现的束缚进入概念思考的范围，它就不是艺术而是科学或者科学的哲学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有终结，因为艺术可以为科学或哲学所取代，而科学或哲学则不会终结，因为它已经是人类把握绝对理念的最佳形式。

四、艺术的重生

事实证明，黑格尔的预言没有兑现，丹托的预言同样也不会实现。艺术并不会因为理论家宣布终结而终结。因为艺术概念本身就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时代对艺术有不同的理解。即使丹托心目中的那种艺术的确业已终结，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艺术终结了，因为我们不能担保今后的人们不会把另外一些什么东西称之为艺术。

丹托心目中的艺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艺术？丹托毫不讳言，它是一种自律的高级艺术，即自从18世纪以来逐渐确立起来的那种美的艺术。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最多只能适用于这种艺术。由于自律的高级艺术已经不能满足自身不断创新的要求，因此它必将走向终结。如果我们适当地扩大艺术的范围，丹托的这种主张就不能成立。首先，如果自律的高级艺术真的已经不能满足自身不断创新的要求，那么从总体上颠覆整个自律的艺术体制是否算得上是一种创新呢？当然是。前卫艺术正是在满足自律艺术的创新的条件下走向了自律艺术的反面，进而发现一种新的让艺术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其次，按照现代自律的高级艺术的观念，艺术必须创新；在所有艺术都遵循这条创新原则的情况下，不创新是否是另一种创新呢？当然是。在高级艺术拼命玩出新花样的情况下，那种没有多少创新压力的通俗艺术、民间艺术倒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艺术终结的魔咒对通俗艺术无效。第三，艺术的发展总是与新技术的发现密切相关。由于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巨大进步，过去的人们只能在艺术梦想中实现的东西，今天的人们已经可以在现实中实现了。艺术越来越与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工艺或设计艺术。如果高级的自律艺术果真终结了，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不把艺术的称号授予这种新的设计艺术。最后，只要人类没有终结，艺术就不会终结。因为，正如戴维斯指出的那样，“从最早时代开始，艺术的普遍性显示出艺术符合人类某些深层次的需要，只要人性的根本特性保持不变，艺术就会继续为这些需要效力。只要我们还继续保持很有人性，就有理由怀疑艺术不再可能有任何‘新的［东西］要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作为人类而存在就需要艺术。在这个新的时代条件下，艺术在维持人类作为人类而存在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把这种意义上的艺术称之为生活艺术，因为这种艺术的关键不是艺术作品，而是艺术人格。

前卫艺术、通俗艺术、设计艺术和生活艺术，是艺术终结之后的主要艺术形式。鉴于前卫艺术、通俗艺术和设计艺术本身正处于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之中，我将艺术复兴的主要希望寄予了生活艺术。正是在生活艺术这一点上，包括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学学派走到了一起。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识到，随着社会向合理化方向的发展，今天的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人类的生存质量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多大的改善，相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却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峻，维持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正在一天天丧失。这就是一些思想家所说的人类的合法性生存危机。在一切都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人类的生存本身被当作非理性的东西排除在外。根据阿多诺等人的理论，任何抽象的规则都是普遍性的、同一性的，任何具体的人生都是个体性的、非同一性的。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合理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在用普遍性的概念驱逐个体性的生命。在阿多诺看来，这种合理化运动至少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即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性和虚无主义。不公正性主要体现在抽象的意义独立的概念对偶然的事物本身的压迫和强制，牺牲事物的多样性以便服从同一性的概念的统摄。这种用概念对事物的强制性认识，必然会造成认识和认识对象的异化乃至彻底的无意义，从而表现为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换句话说，现代人都生活在虚幻的概念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真实的现实世界里。阿多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性的不公正性，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而他则要从根本上同时克服现代性所造成的这两方面的困境。

作为这种同一性思维的合理化运动的两个主要结果，就是现代科学和行政管理体制，而它们的敌人就是现代艺术。现代艺术是对这种合理化运动的最顽强的抵抗。与科学和管理强调普遍性和同一性不同，艺术强调个体性和非同一性。科学和管理要求“重复”，艺术推崇“惟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科学和管理最为发达的第一世界会纷纷宣告艺术的终结。艺术在第一世界所遭遇的困境，实际上是整个现代人类生活的困境的一个集中体现。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当人们通过科学技术轻而易举地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之后，这样的人还在过人的生活吗？因此，我要强调的是，正是在今天这个科学强势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艺术，需要艺术来维持人用感觉用身体同世界打交道的能力，需要艺术来维持人之为人的身份。

最后，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中国艺术家并不用担心艺术的终结。一些思想家已经注意到，当代艺术在不同国家中的遭遇不同。如果说艺术果真终结了，那也是发生在第一世界中的现象，正如艾尔雅维奇指出的那样，在发达国家，“为大多数人口所享受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险网络显然成为艺术表达需要的障碍”。但是，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艺术仍然具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被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完全征服。因此，在西方思想家鼓吹艺术终结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却正在经历空前的繁荣兴旺。

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现代性的进程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因此直至今天我们还有无数现代文明的“飞地”。不仅如此，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艺术也提供了丰富的现代思想的“飞地”。由此，我们可以正面回应丹托的挑战。即使我们接受丹托将艺术界定为创新的理论，也不会出现艺术终结的恐慌，因为我们可以为艺术寻找不可穷尽的创造的可能性。这种的可能性正是一个人当下的不可重复的生存经验，正是维持人之为人的身份的东西，它们处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定之外。基于这种认识，我反对概念艺术，强调回到手艺。回到手艺不仅是回到技术，而且是回到人用手用个体生命去感知事物，回到人的生命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一种挖掘、捕捉、记录人的生存经验的艺术，是永远不用担心会走到尽头的，因为处于时间长河中的人的生存经验永远是新的、不可重复的，就像人不可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

在克服艺术终结的恐慌上，中国传统艺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中国艺术不强调忠实地模仿自然，而强调忠实地捕捉和记录人对自然的生命感受。由此，中国艺术发明了自己独特的材料和手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评价体系。由于重视在场经验，中国艺术家并不担心所有的创造的可能性都已经被前辈艺术家所穷尽，因为他们有这种自信：不管他们受到过去艺术家的多大影响，他们的艺术所体现的生存经验是惟一的，是任何别人的艺术那里所没有的。总之，多元的艺术观念、混杂的社会形态和独特的艺术传统，是中国当代艺术拒绝“终结”的主要因素。

①③④⑤⑥⑦⑧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第129页，第129页，第130页，第132页，第132—133页，第131—132页。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129页。朱光潜译做“心灵”的“Geist”通常译做“精神”（有关说明参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4页注释①）。

⑨下面关于丹托艺术终结论的一般描述，参见StephenDavies,“EndofArt”,inDavidCooper（ed.）.,ACompaniontoAesthetics,Malden:BlackwellPublishingLtd.,1992,pp.138142。

⑩Cf.GreggHorowitz,“AestheticsoftheAvantGarde”,inJerroldLevinson（ed.）,TheOxfordHandbookofAesthe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p.751.

A.Danto,TheTransfigurationoftheCommonplace:APhilosophyofArt,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p.40.

Cf.DavidNovitz,“ArthurDanto”,inACompaniontoAesthetics,p.105.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参见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30页。

关于美学独立与艺术终结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深入分析，参见JacquesTaminiaux,Poetics,Speculation,andJudgment:TheShadowoftheWorkofArtfromKanttoPhenomenology,trans.MichaelGendre,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3,pp.5572。

JacquesTaminiaux,Poetics,Speculation,andJudgment:TheShadowoftheWorkofArtfromKanttoPhenomenology,Albany:SUNYPress,1993,p.62.

关于“艺术”一词的含义的历史变迁的详细考察，参见PaulO.Kristeller,“TheModernSystemoftheArts:AStudyintheHistoryofAesthetics”,inPeterKivy（ed.）,EassysontheHistoryofAesthetics,Rochester:UniversityofRochesterPress,1992,pp.364.

StephenDavies,“EndofArt”,inACompaniontoAesthetics,p.141.

对于这三种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批评，参见彭锋《西方美学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4章。

福山的有关论述，参见FrancisFukuyama,OurPosthumanFuture:ConsequencesoftheBiotechnologyRevolution,London:ProfileBooks,2003。

终结范文篇6

一、概念梳理

(一)何谓媒介变革?

(二)何谓艺术终结?

二、媒介变革时代的艺术终结

终结范文篇7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2]，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3]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4]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5]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6]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7]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8]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社会的合理状态，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9]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1941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1947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1966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10]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11]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2]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终结范文篇8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二.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三.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终结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终结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公共政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出现终结现象。政策终结是指公共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审慎评估后，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终止那些错误的，过时的，多余的或无效的政策，政策功能，政策工具或政策组织的一种行为。正如最近我们大家热议的取消晚婚假政策一样，根据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同时，晚婚晚育假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规定被删除，也意味着“晚婚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带有时代特色的公共政策也将走向终结。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也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学者陈振明指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政策的一种行为”。因此，政策的终结，既是一个政策的终点，也是一个政策的起点。政策终结过程是一个节约政策资源、优化政策资源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和政策质量的过程。政策终结既要剔除不合时宜、存有瑕疵的政策，也要对品质不高、不合时宜的政策资源进行淘汰。

二、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博弈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已经成为从事公共管理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实际上就是相关利益主体相互之间博弈的结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个政策行动主体由于自身所拥有的主体话语表达能力以及资源享赋差异的强弱等造成的政策主体力量此消彼长，这肯定会造成一部分群体受益、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的现象。利益时代的到来，是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分化两个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取代再分配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的时候，利益的分配已经主要不是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是市场和社会中的利益博弈。同时，社会的分化在加深，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群体在开始形成。如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几乎同时宣布与2014年5月17日零点开始暂停乘客端的现金补贴。滴滴与快的打车之争，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底气持续较近“烧钱”，其背后无疑还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对各自阵营的大力支持。

(二)政策内容缺乏科学性

1、政策内容缺乏法律支撑政策过程的每一环程序都必须合乎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公共政策，其制定和执行主体应该是合乎法律规定的，必须是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具有相应权限的组织之中进行制定和执行。比如，我国对养老机构的规划及配套建设、对空巢失独孤寡等老年家庭的社会保障、对养老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对养老服务评估等问题均没有法律法规，基层政府制定的相关养老服务政策文件等又因为缺乏法律的支持，导致政策效能不高。所以说，我国各地政府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把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城市建设、社区建设规划中;明确各项建设标准;完善对特殊困难老人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加快建设养医结合型、康复护理型、居家照料型养老服务机构，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提高养老人员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规范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2、政策的公众认同度低我们所说政策科学与否，是表现在政策能否客观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反映民众的需求和意愿并加以解决。政策所实行的计划措施以及所制定的行为规则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才能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2015年公共政策密集出台，比如:养老金并轨和入市、足协改革等等。除了政策内容，政策何时被;政策如何被解读等一系列问题也会影响公众对政策的认同度。所以说，我们政府在制定政策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感受，并且应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样也能够为公共政策起到正面宣传的作用。就拿2011年卫生部出台的“量化指标”政令政策来说，这个初衷很好但政令却没有让公众满意。看病要等很长时间，看病难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老百姓也一定不会认同这项政策的。可见，作为政策行动的主体力量，我们的政府必须要改善民生工程，而不应该是大搞形象工程来作秀，而应该为民办事，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恩惠。3、政策的操作性不足公共政策要得以顺利执行，不但要有明确的政策执行人和明确的政策目标，而且应当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在实践中有些政策选择的弹性较大、政策目标也比较模糊，并且相关内容还比较笼统，导致不容易操作。所以政府要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可操作性。转型升级、破旧立新、防范风险，都要脚踏实地、精准发力，容不得半点“假大空”，要不得粗放浮躁的作风。一项政策好不好，要看是否切实管用。提高政策质量，一要注意分类指导，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不能一个药方治百病。二要便于理解，具有可操作性。制定政策多些换位思考，多站在执行者、实施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三要多些小而实的政策措施，积小胜为大胜，贵在取得实效。

(三)政策运行过程还有待规范

当前我们国家有一些行政决策主体忽视决策程序，从而导致政策问题不明、方案粗糙、目标模糊、政策出现偏差。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实施以来，较好地促进了残疾人就业，保障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但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亟待改进与完善。按照上述文件规定，企业安置残疾人达到10人以上、高于总人数25%的纳税人，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一些企业反映，在考虑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无法安排如此众多的残疾人就业。建议取消企业安置残疾人人数与比例的条件限制，改按企业实际安置残疾人数享受增值税退税优惠政策，此举将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所以说，我们的公共政策都是在运行的过程中不断规范，不断完善的。只有充分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政府才能制定出更好更符合人民意愿的好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树立政府良好的形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又能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四)政策执行力还有待提升

大部分的政策执行者采取事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时甚至采取象征性的执行措施，投入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以此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例如:2012年3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就是根据最新修订的《保健食品命名指南》和《保健食品命名规定》，规定药品生产商不得使用天然、复方等夸张性词语对保健食品进行命名，但这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导致政策执行的阻滞，最终新政策只能是“空中楼阁”，从而不了了之。这样既耗费了人力物力也造成了政策直接作用对象一消费者，对该政策的不知情和不理解，阻碍了此项政策的顺利实施。影响政策执行力的因素有很多，有政策本身的科学性问题，有政策执行环境的匹配性问题，然而最具能动性的还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同样的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不同，则落实效果千差万别。而且目前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表明，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政策有效执行的最关键因素，亟待引起重视和解决。

(五)政策的责任追究机制缺乏

在对当前我国政策终结现象分析中发现，政策不能顺利执行下去并且变动频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政策制定、执行的行政问责缺失。问责纠错机制不健全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责任主体可以找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弹性空间，过去，有些领导干部随意决策、违法决策的事例时有发生，极大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深刻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问责方面，虽然有不少地方法规涉及责任追究，但都比较混乱，缺乏统一的责任追究法律法规;关于问责程序也缺少严格、统一的标准。所以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决策失误，特别是为了避免人为失误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国家建立了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将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六)政策环境的多变性

公共政策也受环境的影响。环境决定和制约政策，环境起主导作用。公共政策是随着社会发展由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必须要适应政策环境，有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政策环境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发展变化。从我国的政策环境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处在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转轨以及社会阶层分化重构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渐拉大，这使得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政策对环境变化的灵敏程度就决定了政策周期的长短，若忽视环境的多变，轻则政策失效，重则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环境的因素。

三、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导致政策终结的因素很多，我们要正确认识政策终结这一现象，在实际制定政策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科学地认识政策终结，进一步完善政策终结的责任制度。二是要进一步构建现行政策评估的相关制度，特别应重视政策评估的意义及其重要作用。公共政策终结之前应该征求民意，其他的政策终结之前也应该经过充分的协商和广泛的讨论。三是要进一步营造政策终结的舆论的环境，要力争社会公众舆论的支持。应该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以及交流，要加强对广大公众的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策终结现象的思想认识，要进一步消除其抵触的情绪，进一步营造政策终结舆论的环境。

作者:王欢乐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1］(美)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4．

［2］陈振明．政策科学一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终结范文篇10

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政策过程作为政策领域研究的主要工具，但是在此之后，公共政策学者开始质疑其是否为一种典型的模式。Sabatier指出政策过程不能当作一种模式，甚至是一种架构，认为政策过程可以作为一种阶段论，但并不是一种因果理论，而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过度简化的理想型理论。Sabatier和Jenkins-Smith提出政策过程的倡议联盟架构，认为应该以政策行动者的观点来观察政策变迁，政策终结是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在对话过程中互动学习，导致其核心信念体系变化的结果。在此架构中，政策变迁的发生受到三种过程影响，即政策次级系统内相互竞争的倡议联盟的互动关系，这些倡议联盟的行动者是来自公、私部门不同阶层中持有相同的政策信念（包括价值观、因果假定和问题认知等）的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为实现目标或利益而确定各种行动策略，企图操纵政府机构的规则、预算和人事的安排，以影响与其相关的公共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的次级系统、系统治理联盟以及对相互竞争的联盟提供机会或障碍的其他次级系统等发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涉及政策稳定的次级系统，诸如社会结构和宪政规则的安排、自然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基本价值信念的影响，对各个次级系统内部的行动者的行为提供资源或限制。这三种过程相互作用决定了政策变迁的过程，也决定了政策的命运。Sabatier和Jenkins-Smith认为，在倡议联盟架构中，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对话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倡议联盟成员接受新的观念而改变旧有的观念，导致核心信念的改变，政策就会随着发生改变；如果核心信念差异过大，那么只有等到外在条件的改变或重大事件的发生，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倡议联盟可能因为支持者或拥护者增加而扭转劣势，改变原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导致政府的行动方案必须依据其核心信念来重新规划，政策终结由此产生。然而，Sabatier和Jenkins-Smith的倡议联盟架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倡议联盟的数量和影响力有所差异。有些政策领域内有一个势力独大的倡议联盟，垄断政策参与的机会；有些政策领域内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倡议联盟；有些则是同时存在多个倡议联盟，联盟之间势力此消彼长对现有政策的影响力，自然影响政策终结的速度与形态。如果再加上时间序列的考虑，联盟的动态性将会更加复杂，这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他们的倡议联盟分析架构对于探索政策终结是一个很好研究视角。它不仅包括了稳定的系统构成，而且也纳入动态的外在因素，尤其是政策次级系统内的行动者采取策略和方法，使自己的信念注入政策的决策中，以影响政策的产出，同时也可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重新调整政策信念或资源配置，从而，政策终结过程展现出来。

二、政策机会论途径考夫曼

在1987年的著作《时间、机遇和组织：危机环境中的自然选择》中，阐述了时间、机遇和组织在政策终结过程中的关系。考夫曼假定组织死亡是因为保持组织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必需的能量和其他资源流入已经枯竭。而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演化的概念，组织终结是系统维持的失败和组织发展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即组织不再适应它们的环境，丧失组织发展的能力，最终组织死亡。然而，考夫曼指出，机遇在组织终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终结的时机并不是组织自身的死亡，似乎是随意的，由时机和碰巧的运气决定。金登在Cohen、March和Olsen提出“垃圾桶决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流和政策视窗概念，并形成多源流分析框架。金登指出，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是由三个流程形成的，即问题流程、政策流程和政治流程。问题流程中，政策行动者利用其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提供所偏好的问题界定方式、制造焦点事件、将信息和政策绩效反馈给决策者等方式，以影响政策议程；政策流程中，他们通过发表言论、动员舆论、游说等方式，推销其政策理念和政策方案；政治流程中，他们利用政治手段和策略，与其他行动者相互竞争和合作。三个流程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相互独立发展的，各有其独特的行动和规则，当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流程交织在一起时，政策行动者会将其所支持的政策或所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的地位，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要素组合的时机，就是政策视窗，也是政策变化的时候。政策行动者被称为政策企业家，他们在政策过程中并不居于主导或决定的地位，但他们会影响政策议程。金登认为，政策议程并非自动的反应政策过程参与者的权力，政策形成不仅在于意图，还要依赖运气或机会。Jones和Baumgartner等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变化的模式是无规律可循，不单纯受稳定和渐进逻辑影响，政策变化大部分是渐进的方式，甚至是处于停止不变的状态，但有时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的变化，至于何时会出现难以预料。同时，当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急剧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等集聚在一起，都可能引起政策制定者关注现有问题的不同层面，改变原有渐进的政策调整方式，破坏政策均衡稳定发展，产生急剧和不可预测的政策变化。他们认为，问题界定和议程设定是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问题在公共对话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问题在议程中是否出现，会对现行的政策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即与现行政策一致的论述处于优势时就会强化政策的正面意象，从而维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论述处于劣势时，政策垄断就会遇到挑战，激烈的政策变化就有机会产生。由于政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外力所导致，而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复杂的融合，所以下一次的断裂性决策的发生时间和范围是难以预测的。然而，把政策终结归因于机遇，很难具有预测性。也许是决策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缺少对政策问题信息的准确掌握，缺乏对政策后果的精确预测能力，制定的政策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无知、漠视或恐惧，这也是政策终结难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政策终结需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因素，作为一定任期的决策者终结一项政策，需要具有一定观察和掌握终结时机的能力。

三、政策比较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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