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执行申请书十篇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1

［案例］

2001年3月4日，人民法院审结余义与冯正欠款纠纷一案，依法作出第16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冯正偿还余义欠款2500元。”并于2001年3月9日向冯正宣判并送达了判决书，于2001年3月15日向余义宣判并送达了判决书。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未提起上诉，人民法院第168号民事判决书于2001年3月31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冯正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余义于2002年2月26日申请执行，2002年2月26日人民法院决定立案执行。人民法院于2002年5月15日向冯正送达执行通知书时，引出了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案中案”。

原来早在2001年4月8日，人民法院还审结了冯正与余义借款纠纷一案，依法作出第5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余义偿还冯正借款500元及其利息。”并于2001年4月12日向冯正宣判并送达了判决书，于2001年4月18日向余义宣判并送达了判决书。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未提起上诉，人民法院第518号民事判决书于2001年5月8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冯正于2002年5月15日在签收执行通知书时，才知余义已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由于余义也未履行人民法院第51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冯正遂于2002年5月16日申请执行（其向人民法院提交的执行申请书载明的申请时间是2002年5月11日），2002年5月16日人民法院决定立案执行。

人民法院于2002年6月26日向余义送达执行通知书时，余义主张，冯正申请执行已经超过法定执行期限，人民法院对冯正的执行申请应当不予执行。冯正主张，自己不知申请执行期间法律规定，并且人民法院第168号和第518号民事判决书，已于2001年6月在他人主持下，我和余义自行和解达成了互不相补全部抵消的口头协议（冯正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人证言），故判决书双方都未实际履行，人民法院对自己的执行申请应当予以执行。

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03年3月9日作出第2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申请执行人冯正的执行申请，本案终结执行。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思考］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对前案当事人余义的申请执行已经执行，而对当事人冯正的申请执行未予执行，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事人冯正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那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这正是申请执行法律方面的空白所致，人民法院也爱莫能助。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思考，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在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中又没有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遇到这些问题如何处理，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向当事人告知申请执行权利的法律规定。

（二）和解协议在执行程序前与在执行中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执行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如何解决。

（四）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执行申请后申请人的申请权利如何救济。

［建议］

上述这些问题对司法实践有重要的意义，涉及到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关系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到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当通过立法或者作出司法解释，弥补有关申请执行方面法律的空白，才能达到目的。

一、建议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书应当写明申请执行期间和申请执行的法院。

笔者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增加一项规定，作为第五项，即修改为：“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五）申请执行期间和申请执行的法院。”

二、建议规定在执行程序前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与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笔者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第二百六十七条分别增加一款相同规定，作为第二款，即分别修改为：“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在执行程序前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适用前款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在执行程序前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适用前款规定。”

三、建议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执行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笔者建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增加一款规定，作为第三款，即修改为：“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执行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四、建议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驳回执行申请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提起上诉。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2

关于执行错误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如果对当事人的损害是由于法院的错误或者法院的不当执行造成的，当事人可依据国家赔偿法要求执行法院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对当事人的损害是由于法律文书的错误造成的，则应分别情况作不同的处理：

（1）如果损害是由于原执行权利人的原因造成的，如提供虚假证据、隐瞒真实情况等，则应由原执行权利人承担赔偿责任。

（2）如果损害是由于原执行义务人的原因造成的，如对某些特定的诉讼行为理解错误，从而实施了错误的诉讼行为，则应由原执行义务人承担责任。

（3）如果损害是由于法律文书的制作者的原因造成的，如法律文书的制作者违反法定程序、使用法律错误、超越法定权限等，则应由法律文书的制作者承担赔偿责任。

执行开始

执行开始也即执行程序的发动。执行的开始有两种方式，即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其中，申请执行是主要方式，这是处分原则的必然要求，即是否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实现其合法权益，原则上属于权利人的处分范围，应由权利人决定。而移送执行则是次要方式，是对申请执行的必要补充。

执行和解的效力

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和解的协议能够重新确定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关系。和解协议仅对参加和解，并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或盖章的当事人有效，和解当事人应当履行和解协议。

（2）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撤消原执行根据的效力。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而终结或中止执行，并不是因为执行根据存在错误。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它没有对抗有关机关或机构制作的法律文书的效力。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3

本案引发二个问题：一是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二是清算责任的承担主体。为此，笔者发表了自已的观点，与各位探讨。

【关键词】 歇 业；执行回转； 清算主体； 清算责任；

案 情：

1994年9月上海生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定作方，以下称“上海公司”）因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杭州爱康生物公司（承揽方，以下称“杭州公司），经区法院一审、市中院二审，均判决杭州公司支付上海公司加工费50万元。二审判决后，上海公司即申请法院从杭州公司处执行了50万元人民币，于95年11月执行完毕。

杭州公司不服判决，向原二审法院申请再审。后原二审法院于97年1月作出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同年2月作出裁定：撤销原生效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杭州公司随即向原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回转，提交了“执行回转申请书”，法院告知：该案仅是裁定发回重审，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在重审结果未出来前，不受理执行回转申请。

一审法院经重审，于99年9月作出了（1997）*经重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审理原上海公司诉被告杭州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原上海公司经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于1997年9月歇业。该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有吴伟等20人，其中清算责任人为吴伟等15人。因清算责任人不能全部当庭参加诉讼，又不能自行推选诉讼代表，故本院依法指定吴伟、吴甲、吴乙、吴丙、吴丁等五名清算责任人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参加诉讼。上述原告诉讼代表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

至此，该案经一审、二审、强制执行、再审程序后，以原告原上海公司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按撤诉处理而告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同时，因原上海公司经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于96年9月歇业，根椐法律规定，由其清算责任人负责清偿债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客观情况，杭州公司依法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回转申请书”，被申请人为原上海公司清算责任人吴伟等20位股东。同时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上海公司工商材料，材料表明：上海公司于97年3月经股东会决议申请歇业，97年8月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反映出该公司截止97年7月所有者权益为187222.96元、应收帐款84940元、预收帐款51984.67元；97年9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

法院受理执行回转申请后，查明，上海公司已于97年9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该公司在申请注销登记时，向工商局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公司债权债务处理的情况及保证”，内容为：我公司于97年3月经公司股东会决定申请歇业，即进行了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截止8月底已基本清理完毕，尚余应收帐款二笔合计84940元及应付帐款一笔51984.67元，经股东会决定，此款由股东徐虎同志负责回收及处理。因徐虎同志负责销售及经营工作，故除帐户处理中的债权债务外，如发生任何帐外的债权债务也均由徐虎同志负责清理。该文件有徐虎的签名及盖章。另查明，徐虎已于98年5月死亡。

据此，法院认为：上海公司已于97年9月歇业（办理了注销登记），申请工商注销时已向工商局提交了债权债务处理保证即由股东徐虎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其歇业注销手续合法；另查明徐虎已于98年5月死亡，故本案无执行人也无财产可供执行，依法裁定：终结执行。

问题的提出：

该案在处理过程中有二个问题值得思考：

问题一：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如果取得财产的人不返还，是否立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还是要等到重审或再审结果出来后，只有在对原生效判决内容全部或部分撤销后才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回转的根据是什么？何时才可申请执行回转？

问题二：有限责任公司歇业（注销登记）后，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个人意见：

问题一：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和根据。

执行回转是指已全部或部分执行完毕后，因原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由执行员根据新的法律文书采取措施将被执行的财产返还给被执行人，恢复到原执行程序前的状态。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后，依此执行根据而进行的执行行为无效。原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所取得的财产属不当得利。为弥补基于错误的执行根据进行的执行行为给原债务人带来的损失，就要以执行回转进行补救。

执行回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执行回转发生在原执行程序结束后。如果是在执行程序进行中，只是解除已实施的行为，对存款解除冻结，对财产解除查封等是执行撤销，而不适用执行回转。

2、执行回转以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为前提。《民事诉讼法》第214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3、执行回转的根据是执行回转裁定。执行法院要责成原债权人返还财产，应根据执行回转裁定进行。原执行根据由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依法撤销，只是表明原执行根据失效，并不具有要求原债权人返还所得财产的给付内容。所以，已执行的原生效文书被撤销的，人民法院应裁定执行回转，并依此裁定作为执行根据，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财产和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本案完全符合执行回转的条件。经杭州公司申请再审，受理再审申请的中院依法裁定撤销原生效判决书，虽然该裁定书中无要求原债权人即上海公司返还所得财产的给付内容，但并不代表不可以申请执行回转。法院应受理执行回转申请，并应裁定执行回转，依此裁定作为执行根据，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财产和强制执行。而不必等到再审终结作出最终判决后，在原被执行人胜诉的情况下，再进行执行回转，而且此时再执行也极可能因原债权人的经济状况等原因而导致执行困难，执行回转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所以，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如果取得财产的人不返还，申请人立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在裁定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时，同时裁定发回重审或再审的，因最终结果尚未出来，造成缺少执行依据，但仍可申请执行回转，法院应受理并裁定执行回转。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不立即执行，但应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避免财产的灭失，以确保以后执行的顺利实施。

问题二：企业法人歇业（注销登记）后的责任承担。

1、 清算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歇业，负有清算责任的主体应负责清理债权债务。

《民法通则》第40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公司法》第19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东是清算主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主体。

2、 注销登记后未清理债权债务的清理责任。

清算主体申请公司歇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在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歇业的申请中，承诺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而实际上未清理完毕时，清算主体应当承担对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判令清算主体承担清偿责任是依据清算主体出具给工商部门的申请中的承诺，即清算主体向工商部门承诺企业的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该承诺对有对公承诺的效力，而非仅为个人的债务承担性质。同时，由于任何人均可承诺承担任何人的债务，法律并不限制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因此只要清算主体的承诺具有对公承诺的性质，依其承诺，人民法院可以判令清算主体承担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责任。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4

  

市卫生局：

根据市卫生局工作安排，对我市辖区申请《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12家医疗保健机构、192名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申请《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进行资料审核、现场审验（暂时没有对市人民医院北院现场审验）。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机构审验

1、不再申请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

现场审验时，已提交申请材料的大安中心卫生院、大陆公司医院、小孟镇卫生院、新驿中心卫生院、颜店中心卫生院等5家医疗机构不再申请一级助产资质。（单位证明原件已报市卫生局）。

2、经现场审验和申报资料审核，基本符合二级助产医疗保健机构共7家

市妇幼保健院、市人民医院、市铁路医院、市中医院、兖州九一医院、兴隆庄煤矿医院、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职工医院

3、根据市计生局、市卫生局《关于实行环情孕情服务、计划生育手术、分娩接生“三定点”制度的规定》（兖计生字［2009］2号）要求，建议对以上7家医疗保健机构给予换发《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许可项目如下：

市妇幼保健院：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  二级助产

市人民医院：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  二级助产

市铁路医院：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  二级助产

市中医院：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  二级助产

兖州九一医院：终止妊娠和结扎手术  二级助产

兴隆庄煤矿医院：二级助产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村煤矿职工医院：一级助产

4、因市人民医院《医疗机构许可证》暂时没有完成变更，换发证件的法人、主要负责人、所有制形式等项目不能填写。建议：由市人民医院出具相关证明，明确以上项目。

5、市人民医院北院暂时不予发证。

二、人员考核

根据《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基本标准》、《山东省助产技术管理办法》、《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对192名（济宁市考核合格112名、兖州市考核合格80名）申请《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人员，经对所在单位申报的个人资料进行审核，情况如下：

1、符合发证条件的170人；执业（助理）医师证书或护理执业证书的注册执业地点与申报执业地点不符的，共14人；申请人员已不再我市从业或不再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共4人；应提交材料不完整的，共4人。

2、建议：对符合条件的170人发放《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对申请人员已不再我市从业或不再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4人不再发证；对注册执业地点与申报执业地点不符的14人、材料不完整的4人暂时不发，待其变更执业地点、材料补充完整后予以发放。

当否，请批示。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5

行政裁定书属于诉讼法律文书的一种，它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为解决有关诉讼的程序问题而依法作出的书面处理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不予受理；

驳回；

诉期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一)驳回的行政裁定书1.首部

依次写明文书标题、编号、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

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一般可表述为：“原告×××不服××××(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讼。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2.正文

在简述原告事由之后，写明人民法院驳回的理由，引用驳回的法律条款，裁定结果可表述为：“驳回原告×××的。”

3.尾部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告知上诉事项，合议庭成员署名，裁定日期，书记员署名，加盖印章等。(二)不予受理行政裁定书

1.首部

依次写明文书的标题、字号和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有委托人的写明委托人的姓名、所在单位等基本情况。由于此种裁定是在没有立案受理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其文书应另编字号，不要使用立案编号的同一序列。同时，由于未被受理，人不具备受案的原告资格，因此，不能在裁定书中写上“原告”字样，当然也不必列写被告，更无须通知“被告”应诉。

2.正文

(1)人的事由。可表述为：“××××年×月×日，本院收到×××状，……(概括写明的事由)”

(2)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理由。可表述为：“经审查，本院认为，……(写明不予受理的理由)依照……(写明引用的法律条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3)裁定结果。表述为：“对×××的，本院不予受理。”

3.尾部

告知上诉事项，可表述为：“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人民法院。“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写明裁定日期，书记员署名等。

不予受理的行政裁定书只需送达人。

(三)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行政

裁定书

1.首部

依次写明文书标题、编号和诉讼当事人、诉讼人等的基本情况。

2.正文

(1)案件由来和申请事项。可表述为：“原告×××不服××××(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讼，本院已于××××年×月×日依法受理。现原告以……(写明申请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为由，向本院申请停止执行……(写明申请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

(2)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停止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申请的理由，引用相应的法律条款。

(3)裁定结果。可分两种情况表述：

①停止执行的,写成：“在本案诉讼期间,停止……(写明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

②驳回申请的,写成： “驳回原告×××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名称)的申请。”

3.尾部

告知提请复议权，表述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基本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最后是合议庭成员署名，写明裁定日期，书记员署名等，且加盖印章。

(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行政裁定书

1.首部

依次写明文书标题、编号、诉讼当事人等基本情况。

2.正文

(1)案件由来、撤诉请求和撤诉理由。表述为：“原告×××不服××××(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讼，本院已依法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简要写明原告提出的撤诉请求和撤诉理由)”

(2)人民法院认为应准许撤诉或不准许撤诉的理由，引用据以作出裁定的法律条款。

(3)裁定结果。根据不同的理由分为两种：

①准许撤诉的，写成：“准许原告×××撤回。”②不准许撤诉的，写成：“不准许原告×××撤诉，本案继续审理。”

3.尾部

准许原告撤诉的，写明诉讼费用由谁承担，或者双方分担；不准许撤诉的，此项不写。

最后为合议庭成员署名，写明裁定日期，书记员署名，加盖印章。

(五)发回重审行政裁定书

1.首部

(1)文书标题、编号、诉讼当事人、上诉人、被上诉人、第三人等基本情况。

(2)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可表述为：“上诉人×××因……(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行政初字第××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未开庭的，写成“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2.正文

(1)发回重审理由。写明原审判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是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断的几种情形中哪一种或哪几种。

(2)发回重审的法条引用。

(3)裁定结果。可表述为：“

一、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发回××××人民法院重审。”

3.尾部

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写明裁定日期，书记员署名等，且加盖印章。

(六)维持或撤销第一审裁定行政裁定书

1.首部

(1)文书标题、编号和诉讼当事人基本情况。其中，不服不予受理裁定的上诉案件，只列写上诉人(即原人)，不写被上诉人；不服驳回裁定的上诉案件，则要分项列写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2)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可表述为：“上诉人×××不服××××人民法院(××××)×行×字第××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2.正文

(1)裁定理由。通过对上诉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上诉理由是否成立，原裁定是否正确等进行分析，阐明二审法院的明确观点，为裁定结果的提出打下基础。

(2)根据裁定理由引用相关法条。

(3)裁定结果。

①维持原裁定的，写成：“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②撤销原裁定，应予立案受理或者发回重审的，写成： “

一、撤销××××人民法院(××××)×行×字第××号行政裁定；

二、指令××××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或发回××××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3.尾部

写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再写裁定日期、书记员署名等，且加盖印章。

三、注意事项

 写作行政裁定书时，应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裁定适用的范围内，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表述方法，确保内容准确，形式规范，行文流畅。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6

摘要：执行程序作为法院程序之终结程序与当事人权益实现最为密切，很多既定法律文书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执行程序的执行效果。而执行和解制度作为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权益实现的一种手段也是法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纵观现行法院执行实践，“执行难”是执行中一老大难的问题。这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体现的更为明显。执行和解制度的产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较之法律文书产生时被执行人经济履行能力已严重恶化。其二，法律不外乎人情，即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律上的承认。其三，法律文书所确认的申请执行人权益的最快实现和现况下的最大保障。为了确保执行和解制度设计初衷能最大的发挥出效果，本文针对执行和解制度实施过程出现的相关问题从执行和解制度的定义、特点、法理基础、应对之策等方面作了一些基本尝试，希望能为执行和解制度的更好实施带来一些益处。

关键词：执行；和解；执行和解；民事诉讼

一、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一）执行和解的定义

定义执行和解概念中最核心的两个词分别是“执行”和“和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通过分析法条可以看出，“执行”是指当事人和解达成协议发生在法院案件执行过程中，即法院接收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材料立案之后结案之前。对于和解有两种基本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和解[become reconciled；settle]为平息纷争，重归于好。今法律上指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不经法院以终止争执或防止争执发生使争吵的两派和解。另一种则认为和解[settlement]在法律上，指诉讼当事人之间为处理和结束诉讼而达成的解决争议问题的妥协或协议；也指当事人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就已经发生的争议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自行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和解的结果是撤回或中止诉讼而无需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和解作为当事人之间有约束力的契约，可以防止重新提出诉讼。当事人双方也可以将和解的条款写入一个协议判决，由法院记录在卷。上述两种理解均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和解是当事人双方为了解决现有争议，自行协商并作出让步达成的一种协议。对于和解概念的深层次理解我们需要把握两点：第一，和解制度的设计的初衷和归宿指向是为解决现有争议和矛盾。第二，和解的过程是妥协和让步的结果，是权利人基于当前困境条件下利益权衡的结果。第三，和解通过当事人双方进行，不需要第三方主持。第四，和解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非欺骗和胁迫。

综上，执行和解是在法律已对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了确认的情况下①，在执行程序中由当事人双方对法律所确认的既定结果自愿协商、让步或妥协达成的。

（二）执行和解的特征

1.自愿协商，不受第三方意志干扰

执行和解不同于诉讼调解，后者一般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协商，已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②诉讼调解着重强调了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参与性，对于当事人纠纷的解决人民法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执行和解中，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则完全排除了人民法院在和解过程中的纠纷解决功能，将和解协议最终达成完全放权给纠纷当事人，人民法院只是充当和解协议内容记录的角色。

2.执行和解发生在执行过程中

执行和解是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制度。区别于诉讼和解制度的地方在于，执行和解只能发生在执行过程中，即从执行立案到执行结束这段时间过程中。和解协议的达成有两种具体类型。一种类型是申请执行后，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外达成了和解协议后执行法官将协议内容 记录在案。另一种类型当事人双方在法院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执行法官当场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录在卷。

3.执行和解以法律确认的既定结果为限

和解协议的内容能否超过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观点认为，和解协议之所谓和解，秉持的就是让步和妥协的立场，基于和解时对对方客观情况的判断所作的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举措。基于和解时的社会条件判断，和解协议所确立的未来可期待利益对于和解双方来说都是最大化的。然而，和解时申请执行人利益的最大化已非法律文书赋予下的申请执行人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和解时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要比法律文书确定的应然状态下的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低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解协议的内容不可能也不应当超越法律文书既定的内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于和解协议内容能否超出法律文书既定的内容要辩证的看，如果协议的内容能清晰的将对法律文书作和解和让步的内容和法律文书范围外的内容分开，那么该情况下的协议也可认定为和解协议。反之，则不能认定为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和解协议的内容不能凌驾于法律文书之上，必须以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为限。另外，和解协议语言学本身也强调和解协议必须是让步和妥协下的结果。

4.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双方让步、妥协的结果

执行和解是执行过程中，执行当事人双方就法律文书内容相互协商，相互妥协的结果。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就法律文书确定的标的物及其数额进行相互协商。这集中表现为金钱债务的执行。第二，执行当事人双方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作一定的变更。简单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和解协议的达成看做广泛意义上履行方式的变更，其并没有改变履行所指向的客体。让步、妥协表现为新履行方式对法律文书履行方式的替代。

二、执行和解的法理基础

“缺乏正当性或失去正当性的权利或权利行使的制度不可能长久维持。正当性的根据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③执行和解作为一种权利行使的制度，要得到适用，就必须具备正当性的基础，这也是其作为法律制度最低道德要求。其生存和发展，必须随着社会正义内涵的变化而进步，换句话说，执行和解制度和社会需求之间要供给互动，双向交流，寻求契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平衡点。微观角度看，契约、制度合理合法之要义是立法者需要把握的，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隐藏其后折射出来的就是执行和解制度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程序主体性原则

如果从法律制度合法性和强制性本身来看，任何法律制度都属于公法范畴。合法性和强 制性要求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框架范围下活动。换言之，非法即不自由。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催生社会个体价值的膨胀。这种社会个体价值表现为个人主体性和社会参与性。在执行和解制度中，具体化为程序主体性原则。程序主体性原则是公法契约化和实体法中契约自由在程序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在执行和解制度中演化为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和解过程中，执行和解当事人可以纠纷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主体、标的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作出选择，这是对程序主体性原则的最佳诠释。另外，程序主体性原则在执行和解制度中还具备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通过程序参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能释放情绪，消除误解和矛盾，互享知情权。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可以要求执行法官将达成的协议内容记入笔录，以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接受协议内容的约束。

（二）理性当事人的预设

理性人是以客观事实和特定环境为参照，依靠自身的预见力、注意力、对伤害的谨慎防范及对伤害的觉察能力在思考和行为当中最大化保障和增进自身利益的人。对于理性人的预设是从相对理性和抽象理性角度出发的，因为在具体环境中的人都时刻来自外部环境所施加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而完全排除这种外界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理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具体的制度建构出发，对于一类人而言，寻求理性的具体个案是不可能的，只有从理性的共性出发才能找到方法，这就是抽象的理性。博登海默从抽象的理性概念出发，认为理性人是“能够辨清一般原则并能够抓住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的某种本质关系。他有可能客观和超然地看待世界和判断他人”，“他对事实、人和事件所作的，并不是基于他本人那种不经分析的冲动、成见和癖性，而是基于他对所有能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判决的证据所作的宽宏大量和审慎明断的估价。”④执行和解中理性人的概念源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为当事人动机的考量。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寻求执行和解的动机在于如何尽快实现法律文书确认的利益。而对于被执行人而言，执行和解的目的在于寻求法律文书确定的其义务得到改变的机会。另一方面，当事人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申请执行人选择执行和解解决纠纷往往是一种无奈之举，遭遇的现实的困境是无法查找到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者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申请执行人为了尽快实现可期待利益，往往愿意付出较大的成本。反之，被执行人则希望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利益，即最大化的减少法律文书所赋予他的义务。

（三）执行和解程序的对话性

“对话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⑤执行和解作为一种程序或过程，寓交涉性和情绪释放于一体，并上升为制度，为纠纷解决搭建了合法合理的制度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当事人双方道理和情绪，正确与错误，通过交涉和对话得到释放，并寻求对立竞争中协商解决的可能，对立各方仍然具有同一性。可以是对法律文书标的的部分认同，也可以是全部认同，只是履行期限抑或履行方式等较之法律文书有所不同而已。执行和解的对话性具备 可能也离不开纠纷解决当事人双方共同意志的引导，无论申请执行人还是被执行人都想通过沟通看有没有纠纷尽快解决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至少当事人双方都是愿意去尝试和参与的。此外，对于有些执行案件，当事人双方矛盾极大，势如水火，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执行和解提供了一种媒介，借助法院的权威性为当事人创造接触机会，营造一种特定的时空与氛围，注意对双方利益加以关注与理解，使诉讼的结果由被迫接受转化为了被主动接纳。通过言辞交锋和感情共鸣，当事人双方意见从分歧到逐渐统一到最终统一，执行和解制度不仅加快了法律文书确认标的实现的进程，而且对于纠纷解决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执行和解制度的困境

（一）执行和解中法官角色定位模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从字面意义来 看，法院执行员被完全排除在执行和解过程之外，不享有执行和解过程的主导权和参与权。执行员唯一的任务就是将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内容计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和盖章。从法院执行结案和法院存在的价值角度看，执行法官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执行法官的纠纷解决功能。现在执行环境的最大现实在于执行法官不仅需要为申请执行人实现法律文书所赋予其的权利，同时还需要解决法庭审理过程未解决的遗留下来的与执行案件相联系的纠纷。第二，执行法官的媒介功能。执行和解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双方都必须参与到执行和解这个过程当中来，执行和解的正常启动离不开执行法官的召集功能。第三，执行法官的服务功能。这主要指的是执行法官应当为执行和解顺利开展提供软硬件方面的服务。硬件方面，比如说为执行和解当事人提供和解的场所等等。软件方面对执行法官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好和解的秩序，确保执行和解当事人不发生肢体上和语言上的不可控的冲动。第四，执行法官的监督功能。执行法官在将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内容计入笔录时应该对和解内容作基本审查以确保和解协议的内容的合法性。和解内容不能超出原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同时也不能有违背现行生效的法律法规。综上，法官定位的关键在于执行法官在执行和解中应当发挥怎样的角色。如果执行法官有发挥空间，这个空间的界限在哪里。

（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目前理论界对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观点认为它只有实体法上的效力，有的观点认为它既有实体法效力又有程序法效力，对于每种效力的具体内容更是众说纷纭。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在此情形下，执行和解协议连最低的私法层次法律效力都没有予以承认。而在程序上，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后对执行程序的效力，究竟是中止执行、还是暂缓执行、终结执行？目前法律都未将执行和解作为中止执行、暂缓执行、停止执行的法定事由，法院执行机构采取任何做法都是缺乏法律依据，以至于实践中造成了很多的混乱。⑥此外，从和解协议的内部效力来看，订立的和解协议对当事人双方有多大约束力，这也是需要商榷的问题。如果对于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时都可以随时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执行，那么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随时都能变成一张废纸，这不利于执行和解制度设立的初衷，也不利于执行案件的快速执结。

（三）申请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是否可以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从执行和解的目的和功能来看，执行和解是申请执行人为了尽快实现法律文书赋予的权益妥协和让步的结果，一般情形下，申请执行人是不会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但是也有例外，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执行和解制度都是申请执行人考虑到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前提下才愿意和被执行人进行和解的，和解时申请执行人对于原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标的作了很大牺牲，而现在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完善了很多，所以申请执行人不再同意按和解协议履行，转而要求被执行人按照原法律文书来执行。按照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当事人可以恢复原法律文书执行，这里的当事人是否包括申请执行人，另外，在申请执行人反悔不遵守和解协议时，对于此行为是否可以纳入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范畴。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在申请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申请执行人是否可以恢复原法律文书的执行。

四、执行和解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把握职责界限，力促纠纷顺利化解

案件进入到执行程序之后，案件执结的过程就是纠纷解决的过程。新民事诉讼法特别强调了执行和解对于当事人纠纷解决的自主性，间接地将执行法官排除在执行和解之外，这在法律条文中表现为两点：其一，法律条文强自行和解解决纠纷。其二，执行员的工作仅限于将当事人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录在卷，并监督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这仅仅是法律条文文面上的意思，然而从执行实践和执行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立法原意应当不仅仅局限与此，执行法官在执行中还是大有可为的，只需要把握职责的基本界限，主要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执行法官不应当介入执行和解的实质协商过程中，但是可以做一些辅工作，比如召集当事人双方启动执行和解程序抑或在执行和解过程中维持和解秩序，防止出现矛盾激化行为，还可以在执行和解达成后审慎检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并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录在卷。第二，执行法官合理引导当事人进行协商，把握执行和解的基本方向。第三，执行法官积极参与矛盾纠纷解决，为执行和解扫清障碍。

（二）强化和解协议约束力，使执行和解纠纷解决功能落到实处

立法在构建执行和解制度的时候，其初衷在于，一方面期待执行和解制度能够在替代原法律文书最大实现申请执行人权益方面能迅速地解决纠纷。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考虑，首先将私法上的契约自由原则纳入到刚性的法律制度之中。签字后的和解协议应当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其次，执行和解制度不应当具备独立的程序中止或者终结功能。因为执行案件六个月的执行期限间接地为执行法官预设了执行案件因为执行不能应当采取其他独立的中止或者终结程序。在和解协议的内部效力方面，和解协议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对双方当事人应该具备约束力，不应当随意反悔。

（三）区别情形，强化原法律文书权威性和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申请执行人在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此新民事诉讼法只是给予了笼统的字面文意上的肯定。对于该法律条文应当作何理解，理论界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观点认为，申请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可以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另一方面，可以维护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防止和解协议凌驾于法律文书之上。还有的观点认为，申请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不可以恢复原法律文书执行。签订的和解协议应当约束申请执行人，这是执行和解协议设立初衷的基本要求。也是过错原则在执行和解制度中的体现。另外，执行实践告诉我们，大部分案件中，申请执行人都不会不遵守执行和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是被执行人一方。综合两方的观点，在兼顾到执行和解制度设立的初衷的同时，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我们应当区别不同情形作不同对待。签字的执行和解协议应当约束当事人双方，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双方都不能违背，都必须按照和解协议履行。然而，当被执行人经济能力变好，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和维护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申请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也可以申请恢复原法律文书执行。（作者单位：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

参考文献：

[1]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白绿铱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童兆洪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4]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程政举：《民事执行和解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注解：

①郭占湘、吴鹏、苏晓伟：《刍议执行和解》，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7期。

②王洪军、张英：《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研究》，载《实务求真》 2005年第2期。

③谷口安平著，王亚新、刘荣军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等译：《法理学一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7

第二十二章 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则

第486条 〔适用范围〕

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前款案件的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规定。

第487条 〔平等与对等原则〕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法院起诉、应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实行对等原则。

第488条 〔国际条约的优先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489条 〔诉讼人〕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外籍当事人，可以委托本国人为诉讼人， 或者委托本国律师以非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人，也可以委托中国公民为诉讼人；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受本国公民的委托，可以以个人名义担任诉讼人，但在诉讼中不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

涉外民事诉讼中，外国驻华使、领馆授权其本馆官员，在作为当事人的本国国民不在我国领域内的情况下，可以以外交代表身份为其本国国民在我国聘请中国律师或中国公民民事诉讼。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第490条 〔委托证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491条 〔外交特权与豁免〕

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办理。

第492条 〔诉讼竞合〕

同一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已受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在下列情形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裁定中止或终结本国诉讼的进行：

（一） 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更为方便的；

（二） 外国法院做出的裁判有可能为本国法院所承认的；

（三） 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的。

对于诉讼竞合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做出判决的，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做出的裁判的，除双方共同参加或者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外，不予准许。

第493条 〔期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答辩期与上诉期为30日。

法院审理涉外案件，不受本法所定审理期限的限制。

第494条 〔涉外案件的送达〕

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也没有法律文书代收人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第495条 〔司法协助的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不予执行。

第496条 〔申请司法协助的途径〕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与我国没有司法协助协议又无互惠关系的国家的法院，未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请求我国法院司法协助的，我国法院应予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497条 〔不需要司法协助〕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法律文书、调查取证。

第498条 〔请求书〕

外国法院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第499条 〔司法协助的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500条 〔法律文书在国外的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501条 〔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502条 〔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申请人须提出书面申请书，并附裁决书正本。如申请人为外国一方当事人，其申请书须用中文本提出。

第二十三章 区际民事诉讼的特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503条 〔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对于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当事人与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案件，除本编另有规定外，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

第504条 〔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当事人与外国人相互之间的民事诉讼程序适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以及其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双边条约。

第505条 〔区际司法协助〕

大陆地区与特别行政区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调取证据以及法律文书的相互承认与执行，由最高法院与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协商做出安排。

第二节 台湾地区法律文书的承认

第506条 〔管辖〕

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裁判需要在大陆地区承认的，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中级法院受理。

第507条 〔申请〕

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并须附有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书正本或经证明无误的副本、证明文件。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应当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并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

第508条 〔申请书的内容〕

前条规定的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

（一） 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份证件号码、申请时间和住址（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记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二） 当事人受传唤和应诉情况及证明文件；

（三） 请求和理由；

（四） 民事裁判确定的证明；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509条 〔裁定驳回〕

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

（一）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的效力未确定的；

（二 ）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告无诉讼行为能力又未得到适当的情况下作出的；

（三）案件系法院专属管辖的；

（四）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的；

（五）案件系法院已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作出判决或境外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为法院所承认的；

（六）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具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

第510条 〔裁定承认〕

法院经过审理，对于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不具有前条规定的，法院应当裁定予以承认。

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对当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实起诉的，不予受理

第511条 〔大陆地区未决案件的处理〕

大陆地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前，一方当事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就同一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的，应当中止诉讼，对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认可条件的申请，予以认可，并终结诉讼；对不符合认可条件的，则恢复诉讼。

第512条 〔提起诉讼〕

对法院不予认可的民事判决，申请人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就同一案件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虽经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判决，但当事人未申请认可，而是就同一案件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8

关键词：民事诉讼；二审；和解协议；指导性案例

中图分类号：D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4-0120-11

一、问题的引出

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了第一批四个指导性案例，其意义重大。按照官方表达，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裁判要点，对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作出裁判具有指导效力，法官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可以进行参照，并可以作为裁判文书的说理依据加以引用。①因此，指导性案例的被认为可以进一步保证同案同判、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四个指导性案例中，2号案例“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吴梅诉西城纸业案”）所涉及的民事诉讼二审中诉讼外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正是民事审判实践中的争议焦点所在。

根据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民诉法若干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据此，在民事诉讼二审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或由法院主持达成和解协议的，既可请求法院依照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也可申请撤回上诉。但此时若当事人选择撤回上诉的，执行依据应为一审判决还是和解协议，既往立法未予以明确，实务中对此也莫衷一是。法院以一审判决为依据者有之，以和解协议为依据者有之。此外，在一些案件中，还出现当事人一方持一审判决申请执行，另一方则持和解协议提出执行异议或进行申诉的情况。这样的混乱局面对执行的公正、效率造成了较大影响，也引发了部分执行案件的发生。

“吴梅诉西城纸业案”旨在为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提供指导，该案例明确了两点：一是二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未经法院制作调解书的,属诉讼外和解,比照适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执行和解的规定；二是当事人达成和解申请撤诉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审生效判决。按照官方说法，这一指导性案例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②但是，2号指导性案例在解决诉讼外和解与判决的效力关系上，仍存在许多影响实务操作的问题，例如：“诉讼上和解”无调解书而有调解笔录时是否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超出一审强制执行期限的情况下，当事人该如何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分期履行的，义务人部分履行时该如何申请执行；被上诉人即权利人对和解协议反悔，权利人是否有权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等。这些实务中的具体问题需要我们对二审中和解协议的性质进行进一步厘清，以明确2号指导性案例在实务操作中的运用。

二、论争：二审中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处理

（一）处理方式及理论支撑

二审审理期间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撤诉的，若当事人依约履行完毕和解协议,此时纠纷得到解决，程序终结。但是，对于被上诉人反悔，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上诉人如何进行维权，在2号指导性案例公布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众说纷纭，主要观点如下：观点一，上诉撤回后，一审判决自动生效，故执行依据应为一审判决。③观点二，上诉的撤回是建立在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重新作出安排基础之上的，该协议为双方意思自治的自由表达，故执行依据应为和解协议。④观点三：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对其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是对一审判决中关于当事人民事权利处断的否定，一审判决因此不能生效。此后，关于和解协议自身履行中的争议，只能另行，⑤也即一审判决与和解协议都不能作为执行依据。实践中，与2号指导性案例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⑥法院和当事人的做法和想法也与前述三种观点相对应。而此三种观点在学理上的支撑亦大相径庭，笔者试作简要介绍。

1． 对观点一——“执行一审判决”的批判

首先，观点一从程序上关注到上诉人撤诉的行为，认为撤诉后，一审判决即生效。该观点忽略了撤诉申请是在双方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达成和解协议后提出的，此即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已对自己的民事权利进行了处分。撤诉行为是在处置完实体权利后，上诉人依据和解协议对诉讼权利的处理，并不能因此认定一审判决当然发生法律效力。

其次，从立法意图上看，一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和解后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予撤诉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视为对一审判决书的否定及对二审案件的终结，而不是使一审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民诉法若干意见》第191条的规定，二审中和解可以两种方式结案：一种是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后生效；另一种是和解后，一方当事人申请撤诉，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撤诉并结案。该条款两种情形间以分号隔开，表明其产生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第一种方式否定了一审判决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并以调解书的形式终结了二审，其反映了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以和解形式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一审判决不发生法律效力；第二种方式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与第一种方式相同，即当事人在以和解方式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同时也否定了一审判决对自己民事权利的处分，而后又以撤诉方式处分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其终结二审并导致一审判决不生效，因此，在此种情形下法院无权执行一审判决书。

此外，观点一还混淆了和解协议与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的概念。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207条⑦及《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66条⑧的规定，对于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法院可以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执行生效判决书。由此可见，执行和解协议发生在诉讼程序开始后、判决前；而和解协议发生在判决后、执行完毕前，⑨因此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而笔者所讨论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发生在二审诉讼程序中，而不是在执行程序中，该协议显然不是执行和解协议。

2．赞同观点二——“执行和解协议”的理论支撑

（1）《民诉法若干意见》第191条规定：“当事人在二审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也即是说，法院对于当事人的此种撤诉行为具有审查义务，并非简单地一概允许。同时，若当事人因和解而撤回上诉后仍执行一审判决，和解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在此情形下，即便和解达成，其协议内容在执行中也不被认可，对方当事人也会随时反悔。所以，在执行程序中，如果一味地否定和解协议之执行效力，强调按一审判决执行，一方面将在某种程度上背离《民诉法若干意见》第19条规定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二审民事司法行为，而且与当前倡导和解、调解的司法理念大相径庭。

（2）根据审判实践，当事人达成和解大多是由法院主持或促成的，上诉的撤回也大多是在法院的指引之下作出的，并且，该撤诉行为以和解协议能够得到履行为前提。若当事人知悉撤回上诉后仍可能执行一审判决，则其通常不会撤回。因此，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裁定，包含了法院对和解协议内容的判断。且撤回上诉的原因在于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这在二审裁定书中应该载明。如果是因为二审已经达成和解而撤诉，应该执行双方的和解协议，否则二审裁定所认定的和解事实就无法落实。如果允许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诚信，那么，司法的权威也将遭到破坏。

3．赞同观点三——“另行”的理论支撑

(1)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双方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以及第51条“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和解是当事人合法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为。同时“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订立、变更或中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基于合同在原债务的基础上设立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和解协议就是当事人在原债权债务的基础上设立的一种新的债的关系。和解协议本身并不一定是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延续，也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⑩因此，尽管和解协议与原合同债务具有密切联系，但仍然可以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B11进而，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应视为双方形成了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在义务人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和解协议为诉讼标的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

（2）从最高人民法院历年的复函来看，所有的和解协议，无论是执行前的和解、执行中的和解、申请执行期限超过以后的和解，均具有可诉性。B12即当事一方不履行执行中的和解协议的，另一方仍可以和解协议为基础向法院提讼，请求对方按照和解协议履行，或者赔偿因不履行而带来的损失。这些复函为和解协议作为另行的依据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2号指导性案例采观点一的合理性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显然是遵循了观点一，即认为应以一审判决作为执行依据。笔者认为其合理性如下：

1．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能够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只包括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和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案外和解协议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外和解协议没有法律依据。

2因诉讼外达成的和解协议而撤诉，即使法院在裁定准予撤诉时有审查义务，但不可能作实质审查。在实践中，法官在裁定撤诉时对当事人和解协议的审查往往只是形式上的，因此在裁定书里往往表述为“某某以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诉”，这表明法院并不对该和解协议的内容加以任何评价，所以该和解协议是“庭外和解协议”，对法院并无任何约束力。同时，在一方当事人由于重大误解、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签订的和解协议而申请撤回上诉的，仍然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就违背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真实意图。而一审判决是以事实为基础，经过法律裁判的结果，其效力和公平性明显高于和解协议。因此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或者签订和解协议时有意思表示不真实时，应仍以一审判决为执行依据。

3．即使把和解协议看成一种新的私法行为，权利人也有理由申请执行对其更有利而对义务人更不利的一审判决来作为违约的后果。上诉人撤诉后，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双方达成了和解，意思就是双方都自愿不执行一审生效判决，而按照新的和解协议来履行，这是双方自愿处分自己权利（尤其是债权人）。但当一方不按照和解协议履行时，双方达成的协议实际上并未得到遵守，那么，债权人当然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对于债务人来说，其实际上承担了违约的后果，对于和解协议来说，违约的后果就是执行生效判决。一般来说，在达成和解协议的过程中债权人一方一定是作出了重大让步，如果作出了重大让步后反而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就等于鼓励债务人利用和解来引诱债权人放弃自己的权利。

三、二审中和解协议的性质

对2号指导例案例类似案件的处理之所以存在上文所述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实质是各方对和解协议的性质理解不同，持应该按照和解协议内容执行观点的人大多认为和解协议经过法院的直接或间接参与具有调解书的性质；认为只能针对和解协议另行的人显然认为，该和解协议是一种新的私法行为，并且直接否定了一审判决的效力，当事人违约时其具有可诉性。对于这一认识差异，我们不妨择取两大法系代表性立法，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

（一）外国法上诉讼和解的性质

1英美法系的考察

美国和英国的诉讼和解被视为私法行为，其性质与诉讼外和解契约相同，并且并不当然具备执行力。

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只有根据联邦民诉规则第41条第一款（1）项的规定，并向法院提出双方当事人签署的撤回诉讼的书面协议书,才能在达成和解后终结正在系属中的诉讼程序。而联邦民诉规则第23条第五款更是规定,集团诉讼案件的和解契约必须经过法院的许可。同时，当事人双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合意判决，但应以和解协议为基础。B13

英国的“合意判决”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通常的判决形式具有强制执行力，即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载在判决上；另一种是申请所谓的“Tomlin”裁定，即当事人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但必须提前申请法院作出裁定裁决另一方履行义务。B14“合意判决尽管事实上没有经过审理，但就诉讼原因来说，具有与一方应诉判决相同的既判力”。B15

据此，美国和英国诉讼中的和解被理解为一个新的契约，经过法院许可后，对双方都有拘束力，并且在一方不履行时，另一方可以依和解协议向法院提讼。

2．大陆法系的考察

德国和日本长期存在着关于诉讼和解性质的争论，并且形成了四种主要学说：（1）“私法行为说”（纯法律行为说）认为，诉讼和解是就诉讼标的达成的私法上的和解契约，由于诉讼标的争执终止，法院通过将其登记于笔录对和解加以公证，使其产生了终结诉讼的法律效果。（2）“诉讼行为说”（纯诉讼行为说）认为，私法上和解的内容只是引讼法上和解的一个原因，诉讼和解与私法和解完全不同，因而应从诉讼法角度考量诉讼和解的效力问题。即使和解协议存在实体上的瑕疵，也不会给程序上的和解效力带来任何影响。B16（3）“两行为并存说”认为，私法上和解契约与终结诉讼之合意的诉讼行为并存于诉讼和解中。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立的前提下，基于实体法的法律行为不会产生诉讼法上的法律效果；相反，基于程序法产生的诉讼行为也不会引发实体效果。B17（4）“一行为两性质说”（二行为合体说、竞合说、两面说）认为：诉讼和解这一行为同时具有私法上行为和诉讼法上行为两方面的本质。诉讼和解会产生诉讼法上和实体法上的双重效果。这种学说强调私法行为与诉讼法上行为的联系,即诉讼上的和解行为存在私法上无效原因的就会产生其在诉讼法上无效的法律后果。B18

综上，诉讼上和解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法律对和解效力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按照“私法行为说”的认识,和解作为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变更,其虽然对双方产生了合同上的约束力,但其无法产生直接终止诉讼的法律后果；而依“诉讼行为说”，和解笔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既判力和执行力，诉讼和解的法律效力在于其也可以导致诉讼程序的终结；“两行为并存说”和“一行为两性质说”的支持者认为，诉讼和解兼有变更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和终结诉讼的两重功效,且其产生既判力和执行力。B19在德国和日本的学说和判例上，“一行为两性质说”为通说。B20

（二）我国现行法上和解协议的性质

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规定有第51条和第207条。B21前者是诉讼和解,后者一般被称为执行和解。

考察我国现行法，执行和解的性质毫无异议，但诉讼和解的性质、条件、程序及其效力并不明确，第51条对此并未规定。因此，有人认为,诉讼和解在我国法律上应适用“私法行为说”,即和解协议并不会产生诉讼法上的效力，其仅具有合同的效力。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我国与英美国家在诉讼和解私法性质上的法律规定之区别。如上文所述，在我国,当事人达成和解后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结案: 一为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法院制作调解书进行调解；一为和解后，一方当事人申请撤诉，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撤诉并结案。

综上,当事人的和解在我国可以产生撤诉或者达成调解两种情形，其不具备突出的制度性特征，且当事人一旦选择撤诉，则只能选择依据先前的诉因重新。而在英美国家,其却具有阻却当事人对原纠纷再行的效力,即“如果当事人没有申请‘合意判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和解协议代替原来的诉因而提讼”。 B22对比来看，在我国，基于当事人一方不自愿履行和解协议的前提而达成的和解协议无法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其不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而其是否具有私法上合同的效力也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和解协议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协议，而不是诺成性的，应采德日“一行为两性质说”，承认和解协议同时具有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两方面的性质。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则该协议就无法律约束力，这时只有原法律文书才具有法律效力。反之，如果已经按和解协议履行，则原法律文书就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时和解协议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不得就该和解协议向法院提讼，而应按照原生效法律文书对被执行人实施强制执行。本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也肯定了该观点。

首先，二审中的自行和解协议与二审法院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后者是诉讼上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和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形式，法院调解一经成立，就与生效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即具有同等的既判力、约束力和执行力。二审调解书送达后，原审法院的判决书即视为撤销。而前者不具备这种效力。上诉人因达成自行和解协议，申请撤回上诉的请求被批准后，一方面标志着对上诉权的放弃，另一方面表明上诉人对原审裁判的认可，这就决定了原一审裁判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发生法律效力的一审判决，权利人提出执行申请的，一审法院应予立案执行。

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理论,和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无论是在诉讼进行中自行和解或在法官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最终都必须获得法院的确认并制作成调解书,才能获取强制执行力。没有经过公权力确认的和解协议,属于一种私力救济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自觉履行。所以,没有经过法院确认并制作成调解书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当然不会影响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因此，二审中的和解协议与一审法院判决书的效力关系是:如果和解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并制作成调解书,一审法院判决当然失效；如果无此程序而直接申请撤诉,则一审法院判决自动生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1条及《民诉法若干意见》第266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因此,和解协议的效力就仅存在于履行完毕之后,即类似于实践性合同。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和解协议的性质采此说较恰当。

此时，尚存在另一问题——和解协议的效力如何体现。因为不经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 按照2号指导性案例，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没有经过法院确认的和解协议虽然没有法律强制效力，但并不是说它任何作用也没有。实践中,在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纠纷作出裁决后,当事人顾及到生活当中的人情世故、社会影响以及期望执行更快到位等方面，私下里往往达成一定的和解协议来缓解当事人之间因对簿公堂而带来的矛盾和紧张情绪，实践中也往往能达到这样的良好效果。也就是说,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跨过法院判决来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履行结果得到双方认可，纠纷得到实质解决，法院并不会去干涉，其效力就在于此。但是，和解协议若得不到当事人的完全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就有权利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两者的作用发挥并不矛盾。

四、2号指导性案例不能穷尽的司法实践情形

2号指导性案例为我们解决民事诉讼二审中有关和解协议的一般问题提供了指引，意义重大，但百密尚有一疏，该案例及其适用意见未能穷尽司法实践中的情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如下未尽之处：

（一）“诉讼上和解”无调解书而有调解笔录是否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此和解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自行达成或由法官主持，就双方争议的事项在妥协和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进而解决纠纷、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根据人们对诉讼和解的普遍认识，可把诉讼和解分为诉讼上和解与诉讼外和解。B23其中，诉讼上和解指的是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与参与下，在诉讼程序中就某种解决方案达成了合意，而且将此方案以一定的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并就此终结案件。根据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其明确界定了类似案例的适用条件：“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因此，该指导性案例只适用于当事人在诉讼外达成的和解协议，即诉讼外的和解不能阻却一审判决的法律效力。因而从反面进行解读，则当事人于二审期间达成的诉讼上和解协议能够阻却一审判决的法律效力。

虽然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性”是诉讼上和解与诉讼外和解的共性，但诉讼上和解需双方当事人对法院进行相一致的陈述，即体现了法院对和解的参与和认定，这是前述两者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亦是诉讼上和解成立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要件。在以往的实践中，法院对诉讼上和解的处理通常采取两种做法：其一是和解协议达成后，并不以原告或上诉人撤诉的方式结案，而是将该协议制作成调解书，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其二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当事人签字盖章，然后以原告或上诉人撤诉的方式结案。B24

但是根据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其显然是以和解协议是否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来区分诉讼上和解与诉讼外和解。即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上达成的协议，该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样效力,能够阻却一审判决发生效力，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书所确认的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向法院申请执行该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内容，而不能再请求执行一审判决。这种方式在实践中不存在争议。而按照第二种方式，仅仅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当事人签字盖章，原告或上诉人撤诉的，按照该裁判要点的推定，是否仍属于诉讼外和解？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规定的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是否可以申请法院执行一审判决，还有待法律和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定。从国外立法实践来看，德国规定“和解的结果应当记入笔录，和解笔录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B25《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67条B26甚至确定了和解笔录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而不是德国立法上的仅仅有执行力。从我国的审判实践来看，法院主持的和解要么形成调解书，要么制作调解笔录，不仅对当事人有约束力，而且对法院也有约束力。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方式即和解协议制作的调解笔录也应该具有强制执行力，能够阻却一审判决的法律效力。

（二）超出一审强制执行期限，当事人如何申请执行

如以下案例：甲因乙欠其15万元的借款，于2008年3月将乙告上法庭，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乙归还该借款。乙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经法官主持，甲和乙在2009年8月13日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约定15万元分30个月付清，每两个月支付1万元。乙为此以双方已自行和解为由撤回上诉，并将该和解协议递交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查后对该协议予以确认，裁定准许乙撤回上诉。此后直到2011年12月乙也未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甲现在持有一审判决书，判决还甲借款15万元，有二审裁定书，裁定同意对方撤回上诉，还有甲和对方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甲现在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乙的个人财产，该如何处理？是申请执行一审判决还是申请执行和解协议？

根据指导性案例，这种情况本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即甲公司可以依据一审判决来申请强制执行。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5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999）执他字第10号函明确规定，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有效期限内申请执行，将丧失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并不能引起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更改。此外，依据第215条第二款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根据2号指导性案例，一审判决是在二审撤诉后生效的，之前根本就没有生效，从二审裁定书起算在2011年8月13日前是可以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若无其他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到2011年12月已经超过申请执行的期限。

在多数情况下，和解协议以当事人双方作出让步为基础，履行期限往往会有所延长，即约定的还款期限很可能会长于一审裁判的强制执行期限。而在此情况下，和解协议没有强制执行力，一审判决亦又已经失去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权利人的权利如何得到救济？当事人是否按和解协议重新?这是指导性案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因为诉讼外协议没有调解书，不具有执行效力，其所约定的分期履行显然不能以“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为依据。

笔者认为，在原判决的申请执行时效已过且执行义务人拒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和解协议为诉因向人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由于和解协议的达成是在确定前诉判决既判力时间范围之后，能够产生既判力的阻断效果，法院受理和解协议纠纷之诉并不违反既判力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

（三）和解协议约定分期履行，义务人已部分履行的情况下如何申请执行

如以下案例：甲因乙欠其15万元借款，向一审法院提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乙归还该借款。乙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甲、乙双方自行和解，达成由乙每月归还1万元钱的还款协议。乙为此以双方已自行和解为由撤回上诉，并将该和解协议递交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查后对该协议予以确认，准许乙撤回上诉。但事后，乙只归还了首期的1万元，第二个月到期的1万元未归还。甲为此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乙按一审判决书规定归还其余欠款14万元。对甲的执行申请，法院可否立案，可否按一审判决书规定执行，这在以往的实务中存在如下不同观点：

其一，不能立案。理由是：甲要求按一审判决书执行的申请与和解协议相冲突。因为二审中的和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下的行为，由于双方的自行和解，乙方才撤回上诉，并且和解协议是经二审法院确认的，双方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而甲的申请中很大部分未到归还期限。对于该申请，法院不应立案。

其二，可以立案，但只能执行到期部分，对未到期部分不予执行。理由是：二审撤诉后，一审判决书即生效，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16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因双方在二审中已达成和解协议，为此，按和解协议尚未到期的数额，法院不能强制执行。

其三，可以立案，并且按一审判决书执行。对此，指导性案例显然已经否决了第一种观点，那么是应该按照第二种观点尊重当事人的和解协议约定，还是直接按照一审判决书的内容执行，这在审判实践中仍然会有疑惑。笔者认为，按照该指导性案例的精神，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力，因此应遵从第三种观点，按照一审判决书来执行。但是，若甲按和解协议只向法院申请执行到期债务，则此时法院应按照什么标准来执行亦成问题。笔者认为，法院只能按“不告不理”的原则执行到期部分，而不能按原判决书规定执行。

进一步假设，如果在一审判决的执行期内，申请执行人只按照和解协议向法院申请执行到期的债务，法院按照其执行申请的内容对义务人的账户进行了强制划拨，但在一审判决的执行期已过的情况下，义务人对和解协议约定的分期支付款项仍拒不支付，此时，权利人又向法院申请执行和解协议所约定的剩余款项，在被告之申请执行期限已过的情况下，又以该和解协议向法院重新，那么，法院是否应该立案？由于一审判决才是生效判决，法院是否应以权利人在申请强制执行时已经默认放弃了部分权利为由而拒不立案？笔者认为，此时可以针对剩余部分提讼，具体理由与问题一的观点相同。

（四）被上诉人即权利人反悔，其自身是否有权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如刘某诉甲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某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甲公司向刘某支付工程款若干。甲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后在法官主持下, 双方在该案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 甲公司遂撤回上诉。在和解协议履行过程中, 权利人刘某向某县法院申请执行一审生效判决。对刘某的执行申请, 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两种意见：B27第一种意见认为, 双方和解协议未经法院依法确认, 甲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即生效, 刘某的执行申请应予支持。第二种意见认为, 双方在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 即意味着不再执行一审判决, 而应按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协议虽未经法院确认，但依据《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 受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对刘某的执行申请应裁定不予执行, 双方应继续按和解协议履行各自义务。

此前有观点认为法院应按诚实信用原则，从不利于不守约方的角度出发去看待实际执行判决书还是和解协议。现在看来，执行和解协议显然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对于法院是否应该按照反悔的被上诉人的要求执行一审判决的问题，却不能简单下定论。

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司法》杂志研究组给予了以下回复：“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给付判决, 一旦生效便具有执行力, 债权人一旦提出申请, 除执行力处于中止状态或者执行依据本身无法付诸执行的情形, 人民法院必须执行。而能够导致执行力中止的情形,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两种,即原执行依据处于再审状态；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应当指出, 诉讼中的和解协议不具有阻止执行的效力。当然, 本案中执行一审生效判决, 并非就意味着诉讼中的和解协议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甲公司可以以刘某违反和解协议约定为由另行提讼, 要求刘某承担违约责任。”B28

但是，如果按照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话，那就很可能鼓励了实践中一种欺诈的情况：被上诉人故意提出让步条件与上诉人达成和解协议，诱使上诉人撤诉，然后又按照一审中对其有利的判决申请法院执行，这样对上诉人是极其不公平的，同时也违背了法律的诚实信用基本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目前对本条文中规定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理解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既然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那么就应对双方都有同样的约束力，一方反悔，就应承担因反悔而造成的不利后果。因此，只有在义务人反悔的情形下，权利人才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而如果是权利人反悔，其就不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

但是从现有法律规范和指导性案例来看，被上诉人反悔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解协议是在原生效法律文书基础上，双方当事人为了法律文书更好地履行，而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所作的变更。实务中往往是权利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为了自己权利的实现作了一定的让步，有时甚至是重大让步。而法院的执行依据并不是和解协议，而是原生效的法律文书，一旦权利人认为和解协议存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形，是可以申请恢复执行的。例如，义务人在法定申请执行期限内按照和解协议所确立的分期付款协议履行，但对该期限外的欠款未履行，权利人就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

所以，笔者认为，权利人可以对和解协议进行反悔，恢复对一审判决的执行，但必须是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前提下，即类似于合同履行中的不安抗辩权。其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指导性案例，和解协议只有在全部履行完毕后，才可视为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履行完毕，它的效力不能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合同相提并论，这类似于实践性合同。既然和解协议连民事合同的效力都没有，那么，任何一方就都可以反悔。

第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如果义务人可以反悔，则权利人也应当可以反悔——权利人本来在和解协议中是作出让步的，现在又不想再让步了，是应当允许的。例如，在李某申请执行某食品厂一案中，双方当事人在10年前就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房抵债，而作为抵债的房屋时至今日仍未建成。很显然这是一个附条件的以物抵债协议。如果这个条件长期得不到满足，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也将长期得不到实现。教条地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的规定，即只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人民法院才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则申请人将不能申请恢复执行，这与法律精神是不符的。实践中还有以物抵债的“物”有严重的隐蔽的瑕疵、设定的履行期限过长、每次履行的数额过少等等一些问题。如果不允许申请执行人反悔而申请恢复执行的话，这对申请执行人是不公平的，生效的法律文书也将成为“法律白条”。

第三，《民事诉讼法》第207条中“一方”与“对方”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权利义务应该是对等的，而在执行中，可以说权利人只享有权利，而义务人必须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条规定只有在义务人反悔的情形下权利人才有权申请恢复执行，而如果是申请人反悔时，则只能由被执行人来申请恢复执行，但等待债务人申请法院来对自己强制执行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对权利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也是对权利人申请执行权的一种限制，是与法律精神不一致的。所以，本条中“一方”与“对方”的规定，值得商榷。

五、问题的延伸：上诉期间的和解协议之性质分析

2号指导性案例中诉讼和解发生于二审过程中，对于上诉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适用，我们

以“江西交通集团案”B29为例进行分析。

2006年11月22日，江西省交通工程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交通公司”）因高速公路施工与方爱珍签订合同租赁，使用其钢管和碗扣等物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江西交通公司物资丢失及未付租金，方爱珍至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下简称“中原区法院”）。中原区法院于2008年7月14日作出（2008）中民一初字第124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江西交通公司向方爱珍支付租赁费177398.31元，丢失物资折价损失213337.5元，违约金15万元。2008年7月29日，江西交通公司的委托人麦健辉与方爱珍的委托人张志强就上述判决的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约定同意江西交通公司共偿还方爱珍474107.83元以了结此案，付款方式、时间约定为：2008年8月10日前支付20万元，2008年8月22日前付清余款274107.83元。之后江西交通公司按照约定于2008年8月8日转账支付方爱珍231611.82元。方爱珍于2008年8月12日到中原区法院申请执行，中原区法院向江西交通公司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书等相关材料，其在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也未出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2008年8月18日，中原区法院在不知双方有和解协议的情况下，依法从江西交通公司账户强制划款303145元并转付于方爱珍。江西交通公司认为多付被告款60648.99元，向方爱珍催要返还多收取的款项，方爱珍拒不返还，江西交通公司依法至中原区法院。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所达成之协议的性质以及该协议与法院未生效判决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及权利处分自由原则，当事人在上诉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虽更改了法院判决所确定的权利义务，但因法院的判决还未生效，因此该和解协议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应按该和解协议履行权利义务。第二种观点认为，在上诉期间，当事人仅通过达成和解协议，不提起上诉并不能改变法院判决必然生效的命运，而生效判决的效力必然优于和解协议的效力。即使法院的判决还未生效，其效力也优于和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仅通过达成诉外和解协议并不能阻却一审判决的效力。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且该案审判法官也采此观点，判决称“原告在收到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后在合理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和主张双方之间签订有协议书，是对自己权利的放弃，应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故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返还60648.99元没有根据，不予支持”。

如前文所述，根据2号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以和解协议是否经由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为标准来区分诉讼上和解协议与诉讼外和解协议。以此分析，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上诉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为诉外和解协议，并不影响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对于当事人在上诉期间达成和解协议的，仅在当事人自愿履行和解协议，并主动放弃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的情况下才能以和解协议规范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此时之和解协议如同二审期间达成和解协议一样，可以申请法院撤诉。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可以以和解协议另行。否则上诉期限届满后，一审判决自动生效。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按照指导性案例裁判要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撤诉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审判决。 另外，如果法院判决已经作出，当事人却可以用达成的和解协议随意的话，法院判决的威严和稳定性也无法保证。

On Nature of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reached in the Second Trial of Civil Litig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Second Guiding Case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E Guo-qiang

Abstract:Where the parties have reached a settlement agreement during the second trial and the litigation withdrawn, a controversy arises when the appellee goes back on the agreement and refuses to perform or incompletely performs the agreement. The essence of this controversy is how to understand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adopting the theory of “one behavior bearing two features” which is developed in Germany and Japan, that is, to confirm that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has private law features as well as litigation features. The second guiding case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as clarified the issu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rials and judicial authority.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features of the settlement agreement during the appeal.

Key words:civil litigation; the second trial; settlement agreement; guiding cases

①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案例指导制度答记者问》，载最高人民法院网：/xwzx/yw/201112/t20111221_168551.htm，访问时间：2011年12月21日。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1）354号］，载最高人民法院网：/html/article/201112/21/472164.shtml，访问时间：2011年12月21日。

③ 参见姚德磊、熊艳蓓：《被告不履行和解协议我该怎么办》，载《法制日报》2005年1月26日。

④ 实践中存在以审判程序来确认和解协议有效，并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案例，如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农业银行潍坊市奎文区支行诉潍坊市农业机械供应公司和潍坊市民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和解协议争议案”。参见许尚豪：《执行中和解协议能否作为依据》，载《判解研究》总第20辑。

⑤ 参见黄金龙：《不履行执行中和解协议的救济程序》，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

⑥ 如《债务人不履行借款纠纷和解协议，债权人申请执行原判案》，载《战士报?军人与法》2005年1月5日；《三洋国际贸易公司申请执行案》，载《国际商报》2001年5月27日；《张某诉王某债务纠纷，被执行人王某不履行执行中的和解协议案》，载人民法院网：/public/detail.php?id=72269 ，访问时间：2012年2月26日。

⑦ 《民事诉讼法》第207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

⑨ 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⑩ 前引⑤。

B11 参见王利明：《关于和解协议的效力》，载《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页。

B12 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4月16日在《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指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1999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在《关于如何处理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致使逾期申请执行问题的复函》中，提到和解协议可以作为另行的基础:双方当事人于判决生效后达成还款协议并不能引起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更改，但债权人可以以债务人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2000年的一个复函也提到当事人在申请执行的期限经过后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允许其基于和解协议重新提讼。

B13 参见郭玉军、孙敏浩：《美国诉讼和解与中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2期。

B14 参见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B15 前引⑨，第208页。

B16 参见吴泽勇：《法院调解制度之重塑》，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河南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

B17 参见薛凌云：《论我国非讼解决社会纠纷机制的完善》，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库：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B18 前引B16。

B19 参见尹伟民：《民事诉讼中的和解》，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B20 前引⑨，第209页。

B21 《民事诉讼法》第51条：“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07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B22 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英美国家，如果当事人没有申请“合意判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根据和解协议代替原来的诉因而提讼。参见前引B19。

B23 参见常怡主编：《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1949—1989）》，长春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B24 参见杜睿哲：《论民事撤诉合意》，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B25 《德意志联邦民事诉讼法》，谢怀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B26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将和解或者放弃或者承诺记载于笔录时，该记录具有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参见《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白绿铉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B27 《本案应执行一审生效判决还是二审达成的和解协议？》，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3期。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9

论文摘要：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及时性特点，决定了财产证据调查的重要性。正确地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使用恰当的手段 和方式，及时准确地收集证据，才能取得执行工作的主动权。目前人民法院获取执行财产证据的来源有四个方面：（1）申请人举证；（2）被执行人申报；（3）法院依法取得；（4）群众举报。

众所周知，在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强调的是当事人举证的重要性，即“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在举证不能时，则由此而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但这一规定，对于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是否可适用举证责任问题，即对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被执行人（债务人）及案外人来讲是否存在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各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不同阶段负有不同的举证责任。申请执行人（债权人）在强制执行程序开始前、法院执行不能而需中止终结执行阶段负有限的举证责任。被执行人（债务人）案外人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在查明财产阶段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当事人靠自已的力量仍无法获取证据的，这时的调查取证工作则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来完成。

一、申请执行人财产证据的举证

目前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一层次上，我国法律是绝对为债权人的利益设计和服务的。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债务人的地位不平等，债权人对此享有强制执行请求权，该权利与诉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一种请求主张，适用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但是随着人民法院改革，要求法官处于中立地位，强调执行各种程序公正、程序在先。这就越来越显示出申请执行人举证的重要性。体现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就是承担执行不能的风险。申请执行人应在诉前、诉讼阶段或执行阶段举证。

第一，诉讼保全的举证。一般案件的当事人都能积极主动向法院提供被保全人的财产，要求法院保全。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一些问题。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93条谈到权利人发现债务人的财产，申请法院财产保全和诉前保全时均规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立即开始执行。”但并未规定由哪个机构来执行。《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通过实践证明审判庭负责执行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审判人员不积极主动要求权利人进行财产保全。由于实行审执分开，审判员与执行员各负其职，一些该保全的案件因审判员没有告知当事人保全，最后造成执行财产无处可查。（2）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一个债权人申请保全，待多个债权人取得多份生效法律文书均申请分配被执行人仅有的已被保全财产。根据《若干规定》第90条，申请保全人保全的财产就不能全部实现。这样就无形增加保全人的诉讼成本，产生对执行工作的误解。（3）保全债务人到期的债权与有关法律法规不符，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第10号关于对案外人的财产能否进行保全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案外人有到期债权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对该案外人不得对债务人清偿。该案外人对其到期债务没有异议并要求给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和价款。但是人民法院不应对其财产采取保全措施。而目前实践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保全申请审判庭就裁定执行。造成财产保全裁定的结果于法无据与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裁定书相互冲突。

鉴于保全的执行，笔者提出如下观点，申请执行人提出财产保全的执行，应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也就是执行前置。执行人员提前介入 。凡是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的，审判员告知权利人到执行机构办理保全手续，由执行人员负责执行，内勤人员负责编号建档，以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及时执行。这就避免了审执脱节的现象发生。

被执行人未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申请人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应负有举证责任。这一条在《若干规定》第28条及民诉法第64条、第2款都作出规定。这在英美法系中称为发现程序，即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命令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把占有、保全或在他控制范围之内的与诉讼有关的书证资料，向执行法院和其他诉讼当事人披露的程序。我国台湾地区执行法中关于债务人财产的查报方面，要求债权人申请执行机关强制执行时，除应提交执行名义的证明之外，必须提供债务人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从 另一角度来看，申请人自行提供，这样符合申请人利益，申请人往往在诉讼前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较为了解掌握。因此，在执行程序开始前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一阶段，执行法院在立案时向申请人送达举证通知要求提供其所掌握的被执行人财产状态，包括财产名称、种类、性质、地点等情况。在举证通知书中载明若申请人在3个月内不能举证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后也证实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时，同意法院裁定中止执行或向法院申请领取债权凭证。由于执行规定对执行期限作出了规定，某种程度上说更加重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临近执行期限最后时间，申请人必须积极作好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工作。否则将承担执行判决无法兑现的风险。

恢复执行启动工作的举证，若干规定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中止执行的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依这一规定恢复执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职权，一种是依当事人申请。但实际操作中法院依职权恢复执行的案件只占有一小部分，一般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案件，如刑事案件中的罚金、没收财产。而绝大部分案件的恢复执行是靠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后才进行，这就要求在中止执行期间，申请人必须注意发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然后法院才可以启动恢复执行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执行程序中许多人过分强调申请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有一些申请执行人由于不能承担这样的所谓“举证责任”而被拒之法院的大门之外，有的案件也被轻易的裁定中止或终结，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与法律法规不符，一些案件申请人是无法靠自己的来举证的，如个人存款帐户帐号，单位开户银行帐号等。况且若干规定第28条也没有强制要求当事人承担不能举证的法律后果，只是规定申请执行人应当就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提供给法院。这是一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在立法理论上被称之为倡导性条款，因此，应将执行中的举证责任同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区别开来。

二、执行人财产申报。

若干规定第28条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这就说明被执行人申报财产是其应尽的义务。规定中规定了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财产的内容包括：财产状况（被执行人及其家属的房屋、车辆、工资收入）、生活状况、债权债务、投资状况等。但实践当中，觉得这一条款形同虚设。首先，被执行人在判决规定的期间内未自动履行义务，这就证实了有逃避执行的心理，在法院送达执行通知书后，千方百计去转移财产，设法对抗法院执行，根本不可能主动向法院申报财产。其次，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若干规定只是规定了被执行人必须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而没有规定不申报财产或申报不实所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从而助长了被执行人轻视报告财产的心理。笔者认为，如若被执行人不能如实申报其财产状况，其法律后果应是惩罚性的。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若干规定第一百条的规定，视其情节予以罚款、拘留，对于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可按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和第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依法追究被执行人的责任。相反，如果被执行人能提供证明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报告，通过法院查实，申请人的认可后，执行员可按若干规定第一百零二条第二项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中止或终结执行。这样不仅提高案件的效率，而且能够消除申请人对法院中止或终结执行的误解。

三、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

在国外的立法中，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的查明，绝大多数是由被执行人或申请人承担的，法院或执行人员并不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在我国，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当事人来收集财产证据较难。国外申请执行的期限一般当作时效来理解的，存在着中止、中断、延长的制度。而我国的执行期限规定较短，逾期不申请就丧失申请执行的权利了。如果采取完全由当事人查明财产后，再申请的做法，则很多当事人申请的机会就没有了。这就决定了主要调查取证工作仍由法院完成。被执行人报告或申报财产状况实际上多数也是在法院依职权调查中在法院的责令下进行的。然而实践中法院在执行中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往往效果不尽如意，经常出现执行人民“跑细了腿，说破了嘴，收获甚微”的现象。这是因为在法律赋予收集证据的法官权利过弱。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行政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的协助，如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在查处有关案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这些也可以成为执行法院的证据来源。评估部门的评估报告，也是一种有力的执行证据。在现实工作中，对这些行政机关一般采取的方式是，向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书”等。现在看来，这一习惯做法是不妥当的，应当改为“调查令”或“通知书”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应属于配合、服从的地位，而不是监督、协助部门。所以，法院要求“协助执行”行为混淆了执法机关与业务执行机关的界线，消弱了法律的权威。因此，正确地界定其权限，合理地划分其职责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会给法官节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证据认定证据。

法院获取证据应为当事人所无法提供的，当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仍无法获取的。这时法院可以采取传唤、搜查等强制措施来得到。

四、群众举证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10

快速有效追讨债务方法

一、申请支付令

支付令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一种督促程序，目的是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迅速实现。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等符合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在法定期间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无须审查异议是否有理由，应当直接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根据此规定，债务人在接到法院发出的支付令后，应当在15日内清偿债务或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法院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债务人书面异议的，即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去法律效力。但债务人在此期间既不清偿债务，又不提出书面异议的，则支付令取得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债权人可根据支付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外，需要提醒的是，一些债权债务明确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形式索取。

二、申请先予执行

先予执行是人民法院在某些案件作出判决以前，为解决原告当前的生活急需等困难，先向被告执行一定财物的临时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一)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二)追索劳动报酬的;(三)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指出，在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务报酬纠纷以及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纠纷等民事案件过程中，对符合先予执行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裁定先予执行。申请先予执行应具备下列条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对等给付的义务，只存在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利，另一方当事人承担义务;行使权利的紧迫性，即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急需实现其权利，如不实现势必严重影响其生活或生产;须有当事人的申请;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三、申办强制执行公证

强制执行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经审查核实认为无疑义的，对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并依法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不履行公证文书规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可不经过诉讼程序，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证明活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前款规定的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公证机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

(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

(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

四、提起代位追偿诉讼

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代位权的发生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

2、债务人须享有对第三人到期债权;

3、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