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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活动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01:27:14

职业活动

职业活动范文篇1

1、以落实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为中心。在十八大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职业病防治法》引领下，2016年全县职业卫生监管工作要突出“全面落实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中心，各镇、各部门要想方设法，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切实夯实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基础。

2、以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为重点。在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中，重点抓好职业病危害严重企业的职业卫生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防护设施、健康监护、检测评价、“三同时”等职业卫生工作。在检查频率上，根据风险分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把职业病高发多发、职业病危害接触人数多、易发生群体性职业病危害事件、有新发生职业病病例、有职业病危害群众信访举报事项的企业列入监督执法的重点，确保监督执法与各项监管工作配套推进。

二、督促、指导工业企业不断提升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3、所有企业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并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确保本企业职业卫生工作有人管。

4、有关重点企业可明确安全总监负责职业卫生工作，树立管安全必须管职业卫生的理念。具体参见《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我省重点行业领域试行安全总监制度的通知》。

5、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6、要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档案，并做到完整、准确、切合自身实际。

7、做好企业主体责任的告知、承诺工作。凡是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八条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告知到位，承诺到位。所有的告知书、承诺书要一一存档，妥善保管。

三、开展铸造冶炼等职业病多发行业的专项治理。

8、拓展专项治理行业范围。按照省、市局和国家总局的部署和要求，认真组织开展铸造冶炼和船舶修造2个行业及陶瓷生产、耐火材料制造企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9、对前期专项治理的行业(8+X)整治效果开展“回头看”。对已经开展过专项治理的8个重点行业企业，重点要查经治理后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是否做到正常运行，工作场所是否符合职业卫生要求，检测评价和健康监护是否落实到位等。“回头看”要全覆盖，防范重点行业和领域职业病高发和群体性职业病危害事件。

四、深入开展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

10、按照《关于印发<江苏省开展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要求，确保前期开展基础建设活动的重点企业做到全部达标。

11、按照新的专项整治范围，将基础活动拓展到专项治理的新增行业。

职业活动范文篇2

按照上级相关部门的安排和部署，2018年，职业健康监管工作重点抓好“六个持续深化”。

一、持续深化监管执法。按照上级安全监管局“职业健康执法年”活动的要求，以非煤矿山、化工、金属冶炼等行业领域为重点，深入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在采石场开展“除尘达标守护健康”活动。加大明查暗访、随机抽查等工作力度。

二、持续深化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落实市安全监管局工作部署，深入开展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普查工作，全面掌握产生职业病危害用人单位基本情况，以及危害地区、行业、岗位、人群分布等基本信息，逐级建立职业病危害信息数据库，并实行动态化管理，落实分类分级监管措施。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和《工矿商贸职业卫生统计系统》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摸清我镇工矿商贸领域以及各企事业单位职业卫生基本情况，为职业病危害分级分类监管、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建设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在做好普查工作基础上，强力推进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坚决做到应报尽报。普查和申报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

三、持续深化改革任务落实。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有序推进职业健康改革任务的完成。按照“管安全生产必须管职业健康”要求，厘清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与行业管理的关系，推动各有关部门落实职业健康管理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监管职责，建立对应的职业健康监管责任清单。

四、持续深化源头管控。将职业健康相关指标纳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生产“三同时”，申请标准化达标等级和安全生产“三同时”的企业，必须符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础建设的相关要求，职业健康达标方可通过标准化评审和安全生产“三同时”验收，实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双达标”。以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领域的建设单位为重点监管对象，以职业病防护设施的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为重点监督核查环节，按照突出重点与“双随机”相结合的原则，依法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大“三同时”监管执法和处罚力度。

职业活动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讲贡献、迎评估、创特色、促发展”为主题，以创建“五好”基层党组织，争当“五个模范”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以党组织“五个基本”和“七个体系”建设、迎接办学水平评估、党员示范岗创建、特色高职院校创建、岗位工作精细化管理为载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结合学校实际，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实现学校创特色高职院校和科学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二、主要内容

（一）创建“五好”先进基层党组织

一是领导班子好。领导班子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勤政廉洁，有较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二是党员队伍好。广大党员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业务能力，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有较强的党员意识、宗旨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脚踏实地，勤奋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是工作机制好。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党政联系会议制度，履行好党组织在统领师生员工思想、推动事业发展、协调各方利益、服务人民群众、建设党员队伍、发展党内民主等各项工作职能，各项制度健全，管理措施到位，工作运行有序。

四是工作业绩好。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的大局，积极带领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为学校发展壮大作出积极贡献，工作成绩突出。

五是师生反映好。基层党组织尊重师生，爱护师生，诚心诚意为师生办实事；工作措施符合师生意愿，工作作风和工作实绩令师生满意，党群干部关系密切；党组织在师生中有较高威信，党员在师生中有良好形象，得到师生的拥护。

通过创建活动，使我校基层党组织真正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强、促进学校发展强、教书管理服务育人强、廉洁奉公强、维护稳定强的目标，切实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二)争当“五个模范”优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留此标记。秀共产党员

1、教职工党员

一是争当学习钻研的模范。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自觉坚定理想信念，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工作能力。

二是争当为人师表的模范。品德高尚，诚实守信，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作风正派，廉洁从教，与学生保持健康良好的师生关系。

三是争当自主创新的模范。牢固树立创一流业绩的意识，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勇于实践、善于思考、不断追求创新成果。

四是争当爱岗敬业的模范。牢记育人宗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在本职岗位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奋勇当先，本领过硬，扎扎实实搞好本职工作，时时处处走在群众前面。

五是争当关爱学生的模范。深入学生、了解学生，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为学生分忧解难，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2、学生党员

一是争当信念执着的模范。拥护党的领导，政治觉悟高，大局意识强，能够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二是争当品德优良的模范。继承传统美德，注重品德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尊重师长，帮助同学，与人友善相处，模范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带头弘扬正气、遵纪守法。

三是争当知识丰富的模范。珍惜时光，勤学好问、学以致用、持之以恒，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四是争当本领过硬的模范。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大胆创新，努力在复杂环境中磨练意志、锤炼品格，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本领、全面发展。

五是争当勇于担当的模范。积极进取，诚信自立，自觉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同个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立志做心系民族命运、心系国家发展、心系人民福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通过争创活动，使我校全体师生党员真正做到政治素质优、爱岗敬业优、服务群众优、促进和谐优、群众评价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三、工作措施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紧密围绕“讲贡献、迎评估、创特色、促发展”的主题，结合本部门实际和党员特点，注重调动和激发师生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确保创先争优活动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一)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全面推进“五个基本”、“七个体系”建设

1、健全基本组织

一是强化党委集体领导的功能。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长江职业学院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切实发挥好学校党委引领思想、建设队伍、推进事业、服务师生、协调利益、发扬民主的核心功能，进一步使学校党委集体领导的核心地位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二是重视院系党组织建设。进一步规范院系级党组织设置，明确相应机构、人员和职责范围；完善校领导成员联系院系的制度，进一步规范院系党组织的工作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到院系工作中的重要事项都经过党政联席会议民主研究决定，充分发挥院系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

三是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坚持以院、部、处室等为单位建立教工党支部。积极探索把学生党支部建在年级、学生宿舍、学生社团的新路子，保证所有的党员都能融入组织管理，参与组织生活。

四是加强对基层党组织的指导。加强各基层党组织参与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活动，使基层党建工作进一步与教学、科研、管理、服务工作相结合，实现党的工作和影响在学校的全覆盖。各基层党组织要建立组织管理台帐，做到基层党组织设置情况、群众组织设置情况、基层党组织书记基本情况、党员基本情况、入党积极分子基本情况、人才队伍情况“六个清楚”，并制作成形象直观的组织网络图。

五是抓好群众组织建设。加强学校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建设，加强对学生会和各类学生社团的引导和管理，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对师生的团结、凝聚和引领作用，不断拓展党组织的工作优势。

2、建强基本队伍

一是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不断加强学校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着力提高领导班子的宗旨意识、民主意识和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努力把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善于领导、团结奋进的领导集体，为学校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是加强院系领导班子建设。按照靠得住、有本事、作风好、勤政廉洁、群众拥护的要求，选好配强院系级领导班子。做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选派一批中层干部赴省内部级示范高职院校进行“岗对岗体验式学习培训”，开拓视野，增强能力。建立分级负责、定期培训党支部书记的教育培训机制，学校党委每年对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一遍，新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必须经过培训后上岗，不断提高基层党支部书记的综合素质。

三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规范发展程序，保证新党员的发展质量。按照“把党员培养成教学骨干、把教学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学骨干培养成部门负责人”的党建工作思路，坚持将发展党员工作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相结合，与教师队伍建设相结合，认真做好在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发展党员工作，努力把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优秀人才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在学生中做到一年级有培养对象、二年级有党员、三年级有党支部，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做好实习生预备党员跟踪考察鉴定和毕业生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

四是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完善教代会制度，尊重和保障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用先进文化鼓舞士气，用发展成果凝聚人心，使全校教职工紧密团结在学校党委周围，切实做好本职工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贡献力量。

3、开展基本活动

一是大力开展“五好”创建活动。在学校领导班子中深入开展以“政治素质好、工作业绩好、团结协作好、民主作风好、清正廉洁好”为主要内容的“五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在院系积极开展以“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事业发展好、师生反映好”为内容的“五好”基层党组织创建活动；在教职工党员中积极开展以“学习钻研的模范、为人师表的模范、自主创新的模范、爱岗敬业的模范、团结协作的模范”为内容的争当“五个模范”创建活动；在学生党员中积极开展以“信念执着的模范、品德优良的模范、知识丰富的模范、本领过硬的模范、勇于担当的模范”为内容的“五个模范”创建活动。

二是坚持开展经常性的基层党组织活动。在全校开展“早日站在党旗下”、“党旗在我心中”、“我为党旗添光彩”为载体的党旗领航活动；教职工党支部积极开展以“三育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内容的党员主题活动，积极实施“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学生党支部积极推行“党员一帮一”主题实践活动；用以提升党员先进性，拓宽党员服务群众的渠道和途径。

三是积极探索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开展党组织活动。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特点与优势，建设党建网页，建立党员与支部书记手机信息系统，创新网上组织生活和在线学习等活动方式，拓宽基层党建工作的领域和空间。

4、完善基本制度

一是健全和落实保障学校党委发挥集体领导作用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突出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充分发挥班子整体功能。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二是健全和落实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发展培训制度、“”制度、党员民主评议考核制度、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等制度。

三是健全和落实学校民主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校务、党务公开，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科学界定党务公开内容，不断拓展党务公开形式，严格规范党务公开程序，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四是健全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完善基本建设和大型仪器设备购置招投标制度；完善招生和职称评审监督制度；深入抓好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2年工作规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贯彻落实，把反腐倡廉建设全面融入到学校的改革发展之中。

5、落实基本保障

一是落实领导保障。建立健全学校党委成员抓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制，建立行政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管理考评机制，督促学校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履行好管党责任。

二是落实机构和人员保障。合理设置党的工作机构，定期选派党务工作人员参加培训，保障党务工作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充分调动他们做好党务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落实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把学校党建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由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合理支出。保障党建工作必要的活动经费。

四是落实场所保障。为基层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以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配齐必要的党员教育设施和资料；确保活动场所有标志、有党旗、有会议桌椅、有电教设备、有学习读物、有党组织网络图、有上墙制度、有档案资料。

通过“五个基本”的建设，着力构建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党组织和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党组织宣传教育师生工作体系、基层民主建设工作体系、基层和谐稳定工作体系、基层党建工作保障体系、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全面实现“十个一”的具体标准，即：一个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一个组织网络图、一面党旗、一个党员电教室、一个网站（或论坛）、一个党务公开栏、一套基层组织和党员管理台帐、一套制度、一套档案、一系列主题实践活动。

(二)与迎评工作和特色高职院校创建工作相结合，大力创建党员示范岗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紧密结合迎评工作和特色高职院校创建工作，大力创建党员示范岗，积极引导全体师生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一是分类设岗。根据各部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实际，分类设置党员示范岗，明确岗位要求，按照符合党员意愿、符合组织要求，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采取党员申报、民主讨论、组织认定的程序，为每一名党员确定一个先锋岗位。

二是公示明岗。采取党员挂牌上岗、党员形象公示等形式，向群众公开党员示范岗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接受群众监督。

三是实践履岗。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个环节中，向党员提出明确要求本文来自转载请保留此标记。，以“全面育人、科学施教、严格管理、修养师德、廉洁从政、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为承诺，引导党员通过“五个联络”即：校领导“党员联络院系抓管理”、院系党总支“党员联络班级抓德育”、机关直属党支部“党员联络职责树形象”、后勤党总支“党员联络岗位强服务”、学生党支部“党员联络寝室促和谐”，使学校党员身份“亮”起来、党员作用“强”起来、党员形象“树”起来，真正做到重要岗位有党员，主要骨干是党员，关键时刻见党员。

四是考核评岗。制定党员先锋岗考核评价标准，组织党员定期述职，与民主评议相结合，与群众评议相结合，表彰先进，鞭策后进，形成“比、学、赶、超”氛围。激励广大党员发挥表率作用。

(三)与校园工作“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将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在抓好“五个基本”、“七个体系”建设和创建党员示范岗的基础上，结合学校迎评估工作和特色高职院校创建的实际，全面推行校园工作“精细化管理”，将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引向深入。

一是查找薄弱环节。全校各党组织、各工作部门要广泛开展自查活动，全面查找管理（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副科以上干部要对照岗位职责查问题、找不足；各部门要对照部门职能职责摆问题、找原因。既要找出管理者自身的问题，也要分析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在自查薄弱环节的过程中更广泛征求管理（服务）对象的意见。

二是制定整改措施。各部门及全体教职工要按照精细化管理“目标化、具体化、责任化”的要求，对查找出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限时整改。进一步理清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按照精细化管理“精、准、细、严”的要求，合理设计工作流程，落实每个工作细节；进一步明确每个岗位工作的标准、要求及责任人，将职能职责、工作任务分解到具体的工作岗位；进一步理顺职能、明确职责，把整改落到实处。

三是组织群众评议。学校将组织师生员工代表通过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各部门、各管理（服务）岗位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效率等方面进行评议，其结果将与年终考评挂钩。各部门、全体教职工要根据群众评议情况，进一步完善本部门、本人精细化管理（服务）实施细则，并形成总结报告。

四是固化工作成果。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学校将对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形成的政策、制度、方案、程序等成果进行固化。

四、推进方式

一是公开承诺。根据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要求，明确争创“五个好”基层党组织、争做“五个模范”共产党员的具体内容，明确推进“五个基本、七个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作出公开承诺，接受群众监督。

二是定期讲评。我校党组织和党员创先争优活动实行“一季一讲评、半年一点评”。讲评以党总支、直属党支部为单位，以专题组织生活会的形式进行，党总支书记代表组织通报创建“五个好”党组织的情况，每名党员汇报立足本职岗位争当“五个模范”共产党员的情况。专题组织生活会必须有校党委成员参加，必须邀请师生员工代表旁听和参与评价。党总支讲评后，校党委对支部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点评。讲评工作要作好记录，建立规范的档案，作为检查活动开展情况的依据。

三是年度总结。每年年底，结合创先争优活动情况，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向校党委、党员向所在党支部进行述职，汇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做法和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的办法和措施。

四是群众评议。坚持扩大群众参与面，结合年度总结，校党委对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组织党员、群众进行评议，评议结果在一定范围内通报，作为评选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重要依据。

五是评选表彰。校党委对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对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进行考核。对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适时给予表彰。2011年6月结合纪念建党90周年，表彰全校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并推荐上级表彰对象。

（二则）

一、时间安排

年创先争优活动紧紧围绕迎接建党90周年，掀起创先争优活动热潮，共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习动员阶段。召开动员会，安排部署，宣传发动；对照活动要求，制定活动方案；组织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第二阶段：全面推进阶段。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引导，营造氛围：

根据总体要求，明确创建内容，联系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安排，作出公开承诺，接受群众监督；

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基本队伍建设，完善基础台帐，开展多形式的创建活动。

以党支部为单位，以专题组织生活会形式，邀请教师、学生家长及群众代表旁听和参与评价，每季度定期讲评活动开展情况；注重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度，评选表彰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典型。

第三阶段：示范提档阶段。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激发“比、学、赶、帮、超”内动力，提升整体工作水平。组织学习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辐射作用；对照标准与先进典型，查找差距，制定跟进、赶超措施，形成比、学、赶、帮、超浓厚氛围；着眼全面提升，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党组织和党员自身建设，实现示范提档升级。

第四阶段：总结表彰阶段。围绕创先争优开展年度总结，党支部向上级党组织，党员向所在党支部述职，总结汇报开展活动的做法和成效，以及承诺兑现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办法和措施；

通过举办创先争优活动图片展、理论成果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全面回顾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情况，集中展示活动成果；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行系统总结，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进一步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行之有效的做法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创先争优的长效机制；对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党小组和党员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二、组织领导

(一)加强领导，组建机构

成立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校领导、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负责人，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主任：

办公室成员：

办公室设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工作。

(二)深入动员，广泛宣传

1、学校召开动员大会，充分调动全体师生党员的积极性，扩大创先争优活动的知晓率和覆盖面。

2、充分发挥校报、校刊、广播、网络的作用，采取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事迹，宣传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坚持典型引路，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三)分类指导，突出重点

1、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结合部门实际，确定具体主题，突出实践特色，细化学校实施方案，制定部门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2、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学生党支部，重点按照“五个基本”和“五好”的要求，积极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活动；全体师生党员要重点按照“五个模范”的要求，积极创建“党员示范岗”，开展“争做育人标兵”和“争做成才表率”活动。

3、学校活动领导小组要加强指导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并适时组织党员群众进行评议；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加强指导学生党支部和师生党员，并适时组织党员民主评议活动。

(四)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正确处理好创先争优活动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把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长效机制建设、与特色高职院校创建工作、与“十二五”发展规划的谋划、与校园工作精细化管理、与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等工作统筹起来，协调推进，确保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职业活动范文篇4

一、活动范围

我街道内木质家具制造、水泥生产、化工、和机械制造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企业(以下简称重点企业)开展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以下简称基础建设活动)

二、工作目标

㈠2013年目标：累计40%以上重点企业达到基础建设要求。

㈡2014年目标：累计70%以上重点企业达到基础建设要求。

㈢2015年目标：重点企业全部达到基础建设要求。

三、活动内容

详见《省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基本要求及自查情况表》(附件2)。

四、实施步骤

㈠宣传发动阶段(2013年7月)。制定并下发《街道开展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街道各街镇、园街道安全办讨论会，统一部署基础建设活动工作，提出工作要求。认真学习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通知文件内容，掌握精神实质，制定符合本区域内的实施方案，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部署和宣传发动，切实提高企业对开展基础建设活动的重要性认识。

㈡试点示范阶段(2013年8月-12月)。按照“先试点、后示范、再全面”的原则，选取重点企业中2家企业，作为职业卫生基础建设示范企业，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效应，为建设活动的全面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㈢全面推进阶段(2014年1月-2015年9月)。组织重点企业对照《省职业卫生基础建设基本要求及自查情况表》，逐条进行自查整改。

㈣总结阶段(2015年9月-11月底)。对基础建设活动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对建设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五、工作要求

㈠思想重视，提高认识。开展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基础建设活动，是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夯实职业卫生基础工作、督促用人单位切实履行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后一个时期职业卫生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

职业活动范文篇5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以广泛宣传《职业病防治法》为主要内容，以保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为根本目的，提高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我区职业危害防治能力，推动我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二、宣传主题

预防职业病危害，关爱职工健康。

三、活动时间

2013年4月22日至4月28日。

四、宣传对象、形式和主要内容

（一）宣传对象和形式

采取村（场）开广播、办专栏、张贴标语，拉横幅等形式进行大势宣传，重点对各类企业业主和从业人员开展《职业病防治》和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要求每村(场)拉挂一条横幅，办一期宣传专栏，每小组张贴5条小标语。

（二）宣传内容

1.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

2.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法律责任；

3.从业人员职业病防治的科普知识；

4.从业人员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权利；

5.从业人员职业病案例及维权案例。

6.相关部门职业病防治监管职责。

五、工作要求

（一）各村（场）、企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把宣传活动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保护劳动者健康的重要内容，密切配合，精心组织，认真落实。

职业活动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官僚主义”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职业活动范文篇7

一、活动主题：“突出预防、关爱健康”。

二、活动对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

三、活动时间：年6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

四、活动内容：

（一）职业健康法律法规下乡

深入生产经营单位发放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和规章，举办现场咨询活动或专题讲座，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23号令）和《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号令）等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和规章，增强健康管理主体责任、保障从业人员的健康权益，提高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使其主动履行法定义务、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依法维护职工健康权益。

（二）职业健康科技下乡

深入生产经营单位宣传职业危害防治技术，引导生产经营单位优先采用有利于预防和控制作业场所职业危害、保护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逐步替代职业危害严重的技术、工艺和材料。加快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机械化水平，推进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逐步淘汰国家产业政策的工艺、设备和材料，有效预防和控制作业场所职业危害。

（三）职业健康文化下乡

深入生产经营单位发放《职业健康知识图册》，悬挂“职业危害警示告知挂图”，举办现场咨询活动或知识讲座，管饭宣传职业危害防护知识，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危害防护意识和能力。同时，告知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应承担哪些职业健康管理职责，建立哪些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采取哪些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告知从业人员应承担哪些职业健康义务，依法享有哪些职业健康权利。

五、活动形式

（一）县安监局组织“三下乡”活动宣教组，由局领导带队，深深入重点乡（镇、场），联合乡镇安监所，对职业危害严重的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线宣传教育活动，具体形式为举办现场咨询活动和专题讲座、发放宣传图册等资料。

（二）《职业健康只是图册》和“职业危害警示告知挂图”由省安监局统一组织制作，活动期间由各“三下乡”活动宣教组深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悬挂和发放，将《图册》发放到广大从业人员手中，普及职业危害防护知识，将“挂图”悬挂到存在职业危害的作业场所，警示教育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做好职业健康工作，预防和控制作业场所职业危害。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成立活动宣教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把开展“三下乡”活动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搞好“三下乡”活动。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围绕这次活动主题和内容，结合本地实际，针对辖区内接触职业危害的重点人群（农民工）和存在严重职业危害的重点企业，深入开展职业健康“三下乡”活动，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职业活动范文篇8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官僚主义”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