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论文十篇

职业教育论文篇1

职业教育论文2000字(一)：省级职业教育精品课程设计及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论文

摘要：2019-2020年，《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实务》课程工作组以中国茶的运输为主线，将中国茶史与世界史相结合；将传统茶文化传播途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与当今的介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相结合；在现代篇将传统茶文化延伸至年轻人喜爱的奶茶文化，加入了奶茶品牌营销、牛奶和砂糖的供应运输、电商平台传播，以项目实践的方式完成中国茶的历史疏导，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代入感，完成《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实务》课程的线上教学总设计。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传播；茶运输；线上教学；项目化

该课程的线上教学将古今中外的茶输出路线，按照地圖板块、发生年代、茶的品种、运输方式、运输组织形式等多维度层级划分为二、三级子项目，将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中的所有关键知识点进行合理拆分，融入进每一个子项目任务；同时注重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在《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实务》课程中注入爱国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让学生以完成一个个小的项目任务的方式获得人生观的成长，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完整教育结构。

《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实务》课程工作组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环境生物职业学院组成的物流管理专业教师团队；第二梯队是思政课教师和计算机专业教师；第三梯队是企业专家团队。三个梯队集思广益，共同建设课程资源与学习数据，包括：授课视频、非视频资源、课程公告、题库、测验和作业、互动交流情况、考核情况、学校SPOC使用情况。

课程团队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也出现了较明显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程团队资源整合和创新能力不够

课程的线上教学总设计主要由第一梯队的老师负责，思政课教师和企业教师提供建议，资源建设中可以获得计算机教师的帮助。课程建设中最关键的就是团队的默契度，虽然课程组团队成员构成较为合理，尤其是第一梯队，汇聚了三所职业院校的物流专业骨干教师，但团队间成员分散，只能通过QQ群直播、电话会议、微信群等方式沟通交流，成员有各自的个人事务，也都非常忙，能凑在一起讨论的时间并不多，很多时候沟通回复不及时，团队的默契度欠缺。

《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实务》课程特性是需要团队成员走出录播室，不能闭门造车，教师深入现场，在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中进行一段实地跟拍，最好是沿着某条茶运输路线，完成多式联运的全程跟踪报道，但疫情期间活动自由度受限，又加上缺乏制作经费和录制团队，在课程资源建设上缺乏创新，不能给学生提供很好的直观感受。

2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的教学方法缺乏地气

《物流运输组织与管理实务》课堂教学的设计线比较单一，课前及课中以资料查阅、在线讨论、头脑风暴等多种方式开展，引导学生跟着教师的线上教学资源完成学习，课后每个小项目给学生布置对应的任务和作业，让学生完成课后复习，这样的课堂教学形式没有很好的实现“翻转课堂”，与学生沟通的形式单一，学生缺乏积极回复，课堂教学的设计并不能很好体现当初加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初衷。

3课程资源建设与企业实际衔接不够紧密

以二、三线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条件是不足以完成该课程的的实践录播，为了保证省级职业教育精品课程的质量，课程资源建设中的实践或现场录屏，就需要得到相关企业的大力帮助，需要茶企、物流公司、进出口贸易公司等多方协助，但因为人脉资源的限制，找不到相关的合作企业，与企业实际衔接的紧密度上打了较多的折扣。

4课程团队对中国文化、地理历史及人文科技一知半解

要高质量的完成这门课的线上资源教学，不仅仅是了解该门课程的专业知识，还要求团队成员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对地理历史及人文科技都要融会贯通，这样才能不牵强，不生硬的提升课堂层次，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既能实现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成，又能完成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目前课程团队在中国文化，地理历史及人文科技方面还是一知半解，只能通过翻阅书籍、网上查阅、观看记录片的形式慢慢补充这块短板，在课程资源的制作上肯定会受到学识水平的局限而施展不开。

针对以上在省级职业教育精品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课程工作组会一如既往的通过深化课程目标、内容、结构、模式等方面的改革，把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与课程固有的知识、技能传授有机融合，在课程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发动创新思维，以新思维催生新思路、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以新发展推动新方法，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实现课程建设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职业教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经济转型对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的影响与对策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转型背景下，产学合作面临一定的挑战。职业教育领域的产学合作关系到社会人才的供应，也关系到产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迎合经济转型的实际情况，对产学合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改善，制定合理的制度以及管理机制，为产学合作提供强力支持。论文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产学合作受到的影响展开分析，并对產学合作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对产学合作的长远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关键词】经济转型；职业教育；产学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20）05-0050-02

1引言

现阶段，经济转型导致社会的人才需求出现一定的变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更新，让以往在职业教育中沿用的理念和方法已经不再满足客观的需求，产学合作也受到一定的冲击。院校、行业、企业以及政府都需要在产学合作中发挥出自身的价值，思考以往产学合作中的不足，分析如何对产学合作进行改革，让产学合作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对地方经济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就需要了解经济转型下产学合作的实际开展情况，院校、政府、行业以及企业是否在产学合作中出现一定的偏差。

2经济转型对职业教育产学合作的影响

2.1对人才培养结构的影响

现阶段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让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得到一定的促进，但是随着经济转型，产业技术迅速升级，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升。经济的发展对职业人才的需求增加，尤其是对高职人才的现实需求增加，对中职人才的现实需求在减少。国内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开始变成集约型增长[1]。产业的类型也开始逐渐向着资产密集以及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产品的技术含量迅速提升，需要的劳动力是真正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另外，如今企业对人才也是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素质方面，岗位技术的难度不断提高，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有完备的知识结构以及较高的技能水平，还要具备适应力以及终身学习理念。

2.2对专业设置的影响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职业院校受国家经济体制的约束，专业的设置是政府主导的，院校要结合政府的规划，设置于自己的专业，并按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招生计划，在人才培养方面制定计划，这样的模式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时代，国内的职业院校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的设置[2]。但是很多的院校并未从以往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专业设置非常盲目，哪些专业热门，就设立哪些专业，培养出的人才并不符合经济的客观需要，并不满足产业结构的实际需求，人才并不符合当地行业和企业的客观需求。

2.3对产学合作管理模式的影响

管理模式也是产学合作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经济转型中，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主体出现一定的变化，结合当下国内产学合作管理的发展，不断制定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对管理模式进行完善，对院校的实际发展是非常重要的[3]。

国内的院校利用企业资源，培养出一些高技能的人才，因此，注重开展产学合作。但是企业参与一些合作项目的积极性并不是非常高，即便参与一些项目，合作的积极性也并不是非常高，双方的合作层次是比较低的。例如，一些参与合作的企业，仅仅是为学生实习提供一些场所，将学生视为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并未建立管理机制，很多的实习师傅并不会将真正先进的技术和技能传授给学生，导致学生的实习形式化。

2.4对产学合作动力机制的影响

动力机制关系到产学合作能否顺利开展，当下经济的转型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国家需要很多生产建设以及管理服务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因此，要对产学合作进行完善。调动企业以及院校的积极性，实现深度的合作。企业和院校都有参与产学合作的利益基础，但是如今产学合作并未获得稳定的动力机制。首先是学校方面，一些院校的理念落后，没有形成为企业服务的重要意识，在产学合作的实际开展中，对企业的项目缺少参与的积极性，对员工培训也并不是非常积极，没有借助院校本身的师资力量以及知识水平，为企业发展提供智力以及技术方面的支持，这样企业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打击；其次是企业方面，企业本身在产学合作方面没有形成十分成熟的理念，因此，在产学合作也没有太高的积极性，国家并未制定法律制度，规定企业要承担的任务，很多的企业对产学合作没有较高的参与积极性，一些企业参与合作项目时，多数并未从战略的角度进行认识，仅仅是为学生提供实习的基地，以及选择学生就业层次的合作。

3经济转型促进职业教育产学合作发展的对策

3.1完善产学合作政策

职业教育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在产学合作方面，政府要加强对产学合作的支持，在财政方面加大投入，建设高质量的实训基地。企业、学校以及社会共同承担合作项目保障机制。在产学合作中学生的实训基地、企业税收以及贷款方面，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鼓励企业不断在产学合作中作出成绩，并激发院校的积极性，在政策方面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学生实习中，院校、企业以及学生的义务和权利，从而让产学合作的过程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3.2转变企业对产学合作的观念

企业需要意识到高技能人才对自身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说产学合作关系到企业未来的长远发展。职业院校进行人才培养，是为企业进行人才输送的重要过程，学生的技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锻炼才会得到提升，院校本身在资源上的局限性，需要靠与企业合作才能达到培养目标，所以双方是相互需要的关系。在产学合作中，企业要及时为院校提供一些用工需求以及行业信息，如某方面工艺技术的改进以及科技的更新，要让学生掌握这些新技术。企业要加强与院校的深入交流，指派一些经验丰富的员工，为学校设置相关的课程，并强化学生实践指导，让院校可以完成人才培养的任务，使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符合企业岗位的客观需求。在产学合作中双方要深入了解，明确双方改革的方向。

3.3设置合理的专业以及课程体系

院校需要注重对专业的合理设置，体现出对社会的适应力。首先，开设与市场需求相契合的专业，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才能符合行业以及企业的客观需求。因此，在产学合作中，院校要明确市场人才的实际需求，在专业设置之前，让相关教务人员对当地的企业人才需求展开调查，深入企业对人才类型以及标准进行充分论证，确定专业的方向。其次，院校进行专业的建設，要注重体现学校以及区域的特色，结合学校的情况和区域的特色，对师资、实验设备以及管理机制进行调整，对于原专业进行适当改造，设置符合实际需求的专业。

课程体系方面，主要是注重学生文化知识以及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专业课要结合岗位的情况，降低专业课的系统性，提升专业课的灵活性，让理论和实践相互衔接，让学生更多参与一些实践课程。

3.4明确行业协会的职责

在产学合作中，行业协会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因此，要注重发挥产学合作的实际作用，保证产业和院校之间可以实现充分合作，并避免在其中出现不规范的操作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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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行业与社会就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而言，政法文化育人是政法类高职教育服务社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需要不断开拓与创新。政法类高职院校基本上都属于行业办学类型，是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中降生、伴随行业发展中成长的，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政法行业、面向社会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法治国家。这为政法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提出职业院校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借民族文化之力，提升院校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能力，提高学生民族文化素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所以，切实加强政法文化育人工作，为政法战线培养和输送大批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德艺双馨的法律专业人才，是政法高职院校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现代法治国家，服务政法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路径。

2.提升觉悟与素养就学习者个体发展而言，政法文化育人是满足政法行业职业岗位特殊用人需求的现实需要，是政法工作者政治觉悟、理论水平、综合素养提升的重要渠道。文化具有隐性特征，其育人特点具有泡菜效应，耳濡目染，润物无声。同时，政法文化又具有强烈的行业特征，内容独特，特色鲜明，必须予以有意识的教育和培养，才能够促使学习者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政法工作者。政法职业岗位现实需求的行业特殊性，使得其对人才不但要求具备娴熟的法律职业操作技术技能，而且要求具备较强的政治觉悟、较高的职业素养和较好的道德情操。德为本、技为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对于学习者个体而言，技能或可决定一时之胜负，而素养则决定一生之发展。从事政法职业的人，如果失去政法文化内涵，只注重知识、技能培养，甚或是仅仅关注法律业务技能技术训练，忽视否认职业操守、素质养成，那必然会严重影响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及其全面发展，既无益于社会又无益于个人，难以满足政法战线职业岗位的特殊需要。

3.打造品牌与特色就政法高职院校发展而言，政法文化育人是法律高职教育特色与内涵发展的稳固基石，丰富内涵、强化特色、提升质量是永恒的主题。政法文化育人对于政法类高职院校办学定位和高技能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具有独特的理念导向、情操陶冶和价值认同功能，在政法高职院校“质量、内涵、特色”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政法文化育人是政法类高职院校的责任和使命，它源自于政法工作岗位对人才培养规格的特殊要求，服务于当前政法事业的现实发展需求，内生于政法职业岗位的岗位职责，具有鲜明的政法行业特征，是打造政法专业人才成长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家园的必要手段。同时，政法文化育人对于填补大学精神文化衰退，理想信念淡薄，精神面貌颓废，以及弱化高校办学行政化与功利化倾向，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法文化育人的基本内涵

1.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政法文化育人的前进方向文化是民族血脉传承的纽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为政法文化育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政法高职文化育人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是政法文化育人的基础和前提。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是政法高职教育不可推卸的崇高职责。政法文化育人，其实就是一个把政法文化融入政法专业人才成长的内化过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合格的建设者，为政法战线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2.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政法文化育人的文化根基文化如水，源远流长，不能够片面隔断历史与现实的传承关系。政法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赋予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新的内涵与活力，使得政法文化育人具有科学的时代精神内涵。我们应通过“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等的多种方式，积极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深入开展与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多种渠道实现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将政法文化育人理念融入教育教学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政法高职文化育人的常态化。

3.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是政法文化育人的内在灵魂从政法工作实践经验中凝练升华的“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极具行业特征的、科学的价值观。它既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政法特点和时代特征，是政法文化之魂，也是政法文化育人之魂，是政法干警和政法学子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概言之，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在政法工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警营文化、检察文化、法院文化、司法文化和政法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为政法事业发展进步、政法队伍建设、政法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强大的精神动力、良好的育人氛围，对于推动政法事业发展、提升政法专业人才软实力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主导、塑造培育和凝聚激发功能。

4.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政法文化育人的生命源泉职业教育是源起于职业的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性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育人必然蕴于职业实践之中。政法文化育人的生命源泉，来自于公检法司等政法行业、机关、单位、部门鲜活的实践经验，来自于法治社会建设真实的现实需求，只有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在校园内引入政法行业文化、培育法治精神，在社会中践行法治理念、锻炼法律技能，真正实现政法高职院校与政法行业（单位）的紧密合作，实现“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政法文化育人才能够真正收获实际效果，永葆生机与活力。反之，离开政法行业（单位）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大熔炉，淡化或者背离政法实践和政法文化，政法高职教育则会因缺失实践基础和精神内涵而丧失活力，甚至失去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5.德技双馨、立德树人是政法文化育人的根本目的政法文化育人重在精神文化熏陶而又兼顾物质环境营造，讲的是外塑其型、内筑其魂，内外兼修、文英武华、德技双馨，其核心则是政法行业内生的职业精神与综合素养的养成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过程中，政法类高职人才面向基层法律服务一线，面向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人群，工作对象为复杂的法律或社会问题，其工作岗位职业群的非生产性、非物质性等特点，决定了政法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立足政法岗位职业群的特殊需求，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在注重学生技能培养的同时更加注重素质的养成，把德技双馨、立德树人作为政法文化育人的立足点和根本目的。譬如，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通过深化拓展“校政企行”合作新模式新机制，探索形成的“立德明法，重能强技”实践育人模式，坚持“德为先，法为本，技为用，能为本”，实现“立德明法”的法律职业素养与“重能强技”的法律职业技能“双主线”并重培养相结合、学校教育与职场培训“双主体”并重培养相结合，将“德、法、能、技”四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将政法高职文化育人融入法律职业实践操作技能之中，较好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全面发展和首都法治建设的需要。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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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者对黄职业教育理论和思想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围越加广泛，在对黄炎培这一块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业教育目的;二是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三是职业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四是职业道德教育研究;五是对“农村教育论”的研究;六是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探讨和研究。例如，福建师范大学黄仁贤教授对黄炎培的职业指导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黄炎培从职业教育的倡导到创办，至始至终都十分重视与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密切相关的职业指导，并且第一次把职业指导纳入职业教育教学之中，在其数十年间的职业教育理论探讨和教学教育实践中，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职业教育指导体系。武汉大学张建华教授从黄炎培的职业道德观着手，认为包括“敬业乐群”、“劳工圣神”、“完善人格和爱国主义”等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其职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黄炎培的职业道德思想对我们推动职业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叶凤刚教授认为，在21世纪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黄炎培是最早注意到农村教育问题的教育家，其农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经历了由“分区立系”到“划区施教”、综合改进，再到“先富后教”、“富教合一”三个阶段的演变。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庄缇缇的硕士论文《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及过程、具体内容、思想特点、及其启示做出了系统而具体的阐述，就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而言，除以上六点外，还提出了黄炎培的人性化教育制度这一内容。

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在注重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把目光转向把其职业教育思想与蔡元培、张謇、陶行知、杜威等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例如，王彪认为蔡元培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具有继承发展的关系，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和开拓者，而他的学生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这也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开创者。他们在职业教育思想上有着密切联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相互支持和帮助，共同推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淑丽对黄炎培和杜威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她认为两人在相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并具体从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三个方面来计较二者职业教育思想的异同。在杜威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方面，张晓明也进行了相关研究。马斌也对黄炎培与张謇、陶行知等教育家在职业教育的办学目的、办学方针、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三者提出了各具个性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此外，姜建、马万明对张謇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该文章主要从两者职业教育思想起源、职业教育实践形式、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原则进行比较，认为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先于黄炎培，并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参考的范例;在职教实践形式方面，两者都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但张謇更加注重校企合作，而黄炎培更加偏重职业指导;在职教内容方面，该文在张謇“事业之所至，教育之所至”的教育理念与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理念及职业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异同比较;在职业教育原则方面，作者认为两者都注重职业教育的实用性和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但从具体实践上看，黄炎培职教对象更为广泛。

三、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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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生在校时间短，所以需要迅速完成从普通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这要求高职学生必须尽快明确和内化职业素质，使自己符合未来岗位要求。为实现上述目标，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开设了“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在课程目标、单元设置、教学方法、评价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民航行业文化和民航类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

（一）民航职业素质教育的课程目标紧扣民航业核心文化要求民航的行业核心文化是持续安全和优质服务，民航类高职院校作为民航类教育机构，承担为民航业培养人才的任务，所以在培养学生职业素质的过程中也要紧紧把握持续安全和优质服务这两点不放松，以期能为民航业输送合格的人才。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的目标是：将民航持续安全和优质服务的文化理念深入渗透到每一位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1）认知方面。学生能够说出并理解民航职业素质的内涵、本校教育体系、分项素质板块及其对应的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2）情感方面。学生喜欢职业素质教育内容和活动形式，强化学生对持续安全、高质量服务要求的认同。（3）行为方面。学生能主动投入到校内外各类职业素质教育教学活动中去，部分学生能独立制定、组织一定类别和规模的职业素质教育活动。

（二）纵横向系统设计教学章节内容课程内容方面，根据民航职业素质模块划分基本章节，教学章节依据职业素质在行业文化中的重要程度进行有重点的纵、横向设计。

1.课程教学章节设计在纵向上的结构体现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模块式、阶梯层进式、素质板块式的职业素质教育体系”特点。（1）专业模块式：该体系以学校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民航运输专业等九大专业（群）为职业素质培养群体；（2）阶梯层进式：以年级为时间维度划分不同年级学生的重点职业素质培养任务；（3）素质板块式：将民航职业素质细分为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职业心理素质、科技与人文素质五大素质板块。“民航职业素质教育”中的章节则根据学习时间节点、专业的不同，深入解读五大素质板块。

2.课程单个教学单元的横向结构依据“认识—比较—感受—实践”的设计原则。在每个教学章节中包含知识点探讨、民航特色活动分享、团队或个体的职业素质实践计划与反思。例如在《民航职业交往》教学章节中，包含民航职业交往的概念和理解、与其他职业交往的异同、训练职业交往的常规方法、学校训练民航职业交往的形式。同时结合观摩在第一课堂（课程）、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第三课堂（校内外社会实践）中训练职业交往素质的品牌活动，组织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观摩后讨论，提升学生的职业交往能力。

（三）教法上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式教学法”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教学依据“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根据内容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例如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视频论坛、情景模拟、角色扮演、互动游戏等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和过程的理解。在“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法”的运用过程中，着重体现以下四个特色：（1）参与性。具体教学的热身活动、连接方式、评价讨论都让全体学生参与。（2）体验性。由于学生缺乏实际工作体验，纯理论讲述不能达到教学效果，所以在课程中展示相关人物故事的案例视频，组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类教学活动。（3）开放性。在课程讲授中关注学生的情感与需求，在课堂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不同情感认知给予正面引导，允许多种结果和评价。（4）主动性。在课程主题结构和规则之下，引导鼓励学生主动发言、主动思考、主动参与各种教学活动。

（四）广泛收集民航类岗位优秀员工案例作为教学素材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教材使用的是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的自编教材《民航职业素质教程》，该教材收集、整理了大量民航行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资料、民航企业文化资料、国内外相关民航影视视频资料、各专业岗位优秀员工资料及成长案例分析资料等，立体、形象地为学生展示民航业的风采和要求，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标杆。

（五）立体式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教学评价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评价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追踪，在每个教学知识点上综合运用学生自我与同伴评价、教师评价，以形成对学生的整体评价。该课程的学习结果最终以学生个人职业素质分析报告、职业素质训练方案、个人职业素质养成计划书、训练活动策划等形式呈现，放入学生电子档案并进行规范管理。

二、职业素质教育课程建设的几个关键点

要全面提升职业素质教育主导课程质量，培养学生职业素质能力，除了领导重视、思想统一外，在具体的课程建设方面有以下关键点需要重视：

（一）职业素质教育课程建设要与行业需求相结合高职院校本身就是依托相应行业所生存的，所以高职职业素质教育课程内容往往要符合行业需求。民航职业素质教育课程在开设和建设前期对民航业的空管、机场、航空公司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关于新入职高职学生职业素质现状和素质弱项的调查，取得行业的需求分析。同时在与行业联系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还收集大量的企业文化、岗位工作要求等资料，形成课程的背景资料库。

（二）职业素质教育主导课程建设要与具体职业技能发展相适应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职业素质要求，所以在建设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时要以具体的职业技能群为维度，具体讲解其特有的职业素质。在设计职业素质教育课程时要及时掌握专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及时将最新的职业技能发展方向与对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联系起来。因此，在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就需要做好针对岗位职业群的调研和行业信息变化的跟踪工作，同时引领学生关注行业动态，养成关注行业发展、关注岗位新技能要求的职业习惯。

（三）与其他职业素质教育类相关课程有效协调职业素质教育的许多素质板块与部分公共课程方向相近，应该注意基础的协调性、统一性，但课程重点不同，设计和教授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区别。在“民航职业素质教育”中有民航职业形象的章节，但它所讲授的民航职业形象内容应与“沟通礼仪”课程中的具体职业形象设计有不同侧重。以职业素质为核心的职业形象教育是要在公共形象要求的基础上，让学生明白具有行业特色形象的历史背景、旅客服务要求等要素对自身职业的重要意义，增强学生的角色代入感。与“沟通礼仪”相比，“民航职业素质教育”中的民航职业形象应该更具有行业及岗位针对性，做到将公共类科目具体化。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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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理论经纬

【关键词】职业教育/泛化/职业教育延伸/培训/学徒制

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二，发展规范的学徒制。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在我们高喊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经验之时，却把德国职业教育的本质——学徒制扔在了一边，基本上废除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制度的学徒制。当然，我国那时的学徒制是存在缺陷的，它的主要缺陷，一是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学徒制主要是工人子弟接班和计划安排的新增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由于没有明确的进入标准，过低的文化基础，如有的小学不毕业就当上了学徒，使学徒制培养的工人适应能力差。实际上，在那时学徒制只是社会用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二是没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和标准，尤其是专业基础理论。三是对于指导学徒的师傅没有筛选机制，师傅本身的操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对学徒工的学习成效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学徒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不规范问题。学徒制的取消对我国产业工人的培养，损失是巨大的。目前，这一问题已经显现，上海已实施了庞大的职业见习计划，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也正在发展，这说明学徒制有其自身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学徒制更易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在学徒期间无论是否得到工资，它都远比学校教育成本低。在社会的现实中，多数弱势群体的职业教育就是通过学徒制来完成的。由于我们没有学徒制度，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即使有学徒的需要，但学徒在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会被认为是一种非法用工，尤其是在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更为无职业技能的人员进入企业带来了困难，企业接受愿意学徒的人员对企业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这是大多数企业不愿做的。如果把它进行规范，使之合法化，也是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投资。我们不能只强调企业把大量的资金给学校，学徒制可能是企业更容易接受的投资职业教育方式。这对解决我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就业问题和满足企业需要大量的熟练工都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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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岂之，谢阳举.西方近代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等教育研究，2003(4).

职业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目标；启示

香港特区自然资源极度贫乏，水、粮食、农副食品、基本能源等，主要依靠从祖国内地以及世界各地输入。它能够成为举世知名的国际性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大都市，除了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紧密的外部经济联系等客观条件外，主要就是拥有300多万勤劳、敬业、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些高素质劳动者的形成，应归功于它完善、发达、高效率的职业教育体系。

一、香港职业教育的现状

香港职业教育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体系。这个体系由就业前教育和在职培训两大部分构成，就业前教育是香港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它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预备职业教育、初级职业教育、中级职业教育和高级职业教育。

预备职业教育又称操作工课程教育，它是就业前教育的基础。由各类职业先修中学承担，接收小学毕业生，它相当于内地的职业初中。学生毕业后还必须接受学徒训练，才能担任操作工、服务员之类的工作。初级职业教育又称技工课程教育，它由职业先修中学、工业中学和实验中学承担，接收中学三年级学历的学生，相当于内地的职业高中、中技、中专。学生毕业后，可在各行各业担任普通技术工人。中级职业教育又称技术员课程或高级文凭、高级证书课程教育。接收中学生，学制2至3年，相当于内地的大专，学生毕业后可担任技术人员或白领文员。高级职业教育又称技师课程教育，它是就业前教育的顶尖部分，由得到香港政府确认的综合性大学的工科院系承担。入学条件严格，招收有大学预科程度并达到大学入学标准的学生，学制三年。学生毕业后还必须参加实务性训练和相应专业学会考试，才能取得技师资格，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员。

香港职业教育的另一部分是在职培训，它主要是由遍布各社区的社会办学机构承担。这些办学机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志愿团体主办的职业教育机构，如天主教、基督教的各教派、劳工及社工组织。第二类是由专业社团组织主办的职业教育机构，如香港会计公会及其附属的专业会计员协会、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家庭计划指导会等，第三类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办学机构，其数量大、规模小。

香港是一个经济热点转换频繁的社会。以中低收入的劳动者为主体，社会保障制度不如西方国家，失业、转业是常常发生的，为了应付变幻莫测的就业环境，香港人只有不断求学，努力做到多专多能。因此，许多香港人当学生时就同时攻读2—3个专业，就业后不仅继续接受本行业的业务培训，而且努力学习看来与现职业关系不大的知识，一个人同时持有不同学科、工种的专业文凭或证书是毫不奇怪的，这也就促进了香港的在职培训、社会办学的发展、繁荣。尤其是香港的再就业培训。1980年代，香港进入经济转型时期，逐步从以加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90年代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结构性失业上升。为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香港政府于1992年成立雇员再培训局。该局为香港政府全资附属机构，任务是为失业员工进行培训，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它本身没有直属的办学机构，而是从遍布全港的数百家私立办学机构中筛选出符合办学条件的，作为它的委托办学点，执行它所制定的再就业培训计划。雇员再培训局与这些办学机构的关系如同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按照雇主的意图和指令招生教学，雇主根据学员名册拨款资助。这种“办多少事，给多少钱；不办事，不给钱”的方式，既可实现政府的意图，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作用。每年政府拨在雇员再就业培训方面的费用现在已达12亿港元，可以资助8万多个学生名额。实际上，香港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是相当可观的。2000年度政府投入教育的总支出为544亿元，2001年为553亿元，2002年为594亿元。在教育方面投入的不断增加，成为香港职业教育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香港职业教育的特点

香港特区处于东西方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点。它在回归祖国前100多年的殖民历史中，逐渐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建立了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这种上层建筑的一部份，香港的职业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教育目标的多样化。香港职业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就业市场输送合适的劳动力。职业教育机构的招生办学计划，课程开设计划，甚至职业教育训练的课程内容，都是围绕着人才市场的供求信息制定的。香港职业训练局下属20个训练委员会和8个一般委员会，通常每两年一次对所在行业的人力资源需求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对现行职业教育规模、办学方向甚至课程内容作出客观评估，形成书面报告并公之于众。不仅可为各办学机构提供指导，同时也可以帮助求学者选择专业和课程，提高毕业后的就业率。从整体看，香港就业市场上需求量最大的，是具有一定技能的操作工和服务人员。因此，香港职业教育的重点是技工课程，培养的主要也是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

第二、经营理念的市场化。香港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机构高度精简。管理人员少，兼职教师比例大，教学场地多是租用的。二是办学布局社区化、网络化。办学机构的竞争、服务意识非常强烈，新居民点建到哪里，教学点就设到哪里，大型机构的优势十分明显。这些机构往往开设有十多个甚至数十个教学点，遍布各居民社区，形成庞大的职业教育网络体系，统一决策、集中管理、分散经营、独立核算，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优势。三是办学方式灵活多样。香港办学机构的经营方式是内地难以想象的，在中小学甚至居民区租一至二间空房，设一名管理人员，教学点就开办了，而且，同一个机构可以开办各种形式的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成人在职培训，从全日制到夜校，从知识性、技能性到娱乐性、生活性等各类课程。多层次、全方位、大跨度的办学形式，使香港的职业教育涵盖面极广，受教育的人众多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香港的这种做法，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大力提倡的对全民进行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教学方法实际而有效。香港职业教育兼具了东西方教育体系的特点，既保留了学以致用的传统，又融汇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式和科学手段，重视传统又力求改革创新，尊重原则又不拘一格是香港职业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与实际相结合，重视实际操作和临场突发事故处理的训练。教学场景与现实工作环境力求一致或接近，学习过程同时就是实习过程，经过严格训练的学生，一旦走上社会，大多数人可以立即顶班操作。

第四、资格确认体系的行业化。香港的行业协会非常活跃，它们尽管不是政府机构，但在该行业中具有相当大的权威，如香港会计师公会、律师公会和建筑师公会，被称为三大行业公会，要在这些行业执业，仅有文凭是不行的，必须通过由它们举办的资格考试，申请成为会员后才可。专业考试由学会主办，避免了政府干预，保证了考试的专业水准和公正性。

第五、管理模式的灵活、便利。政府不介入社会办学活动，但不等于它不过问。实际上，香港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它主要是运用法律规范和财政资助两大手段，从宏观层面规范和引导教育活动。法律是港府管理、规范教育的主要手段。它有一套庞大而相对完善的教育法体系，内容具体、操作性强，而且一般都附有罚则，一经被确认违法，所受到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财政资助是政府管理教育的另一重要手段，政府花在职业教育方面的钱每年大约30多亿元，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同属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对私立办学机构，政府一般不予拨款，对公立和资质的办学机构，虽有拨款，但拨前审批，拨后跟踪监督都十分认真严肃。无论是法律手段还是财政手段，都明确表达了政府的意图，使教育不偏离政府预设的轨道，又不妨碍市场机制调节社会办学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香港职业教育的启示

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香港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与祖国内地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它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仅符合香港实际，而且对内地有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一是政府角色的指导性。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明显加强的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仍然实行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政策，不仅在经济活动方面奉行“积极的不干预”原则，在教育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香港特区在职业教育方面主要起着指导、监督和服务、资助作用。这与祖国内地传统的做法明显不同。内地各级政府主要是起决策、领导和管理作用，使职业教育为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服务。政府的影响渗入到职业教育的各个方面，从管理体制到具体的课程建设等诸多方面一直全面包办，并且受各个阶段政治运动的影响，使职业教育既没有完善的体系又没有相对合理的课程设置，直到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才开始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政府的管理力度有所放松，就业从统一分配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但计划招生、计划拨款，政府办职教的做法依然是主流。这既使政府陷入繁琐的事务性管理之中，又使办学机构失去了按市场规律办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亦处于不能不管，也管不好的两难境地。借鉴香港特区的经验，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确定政府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角色定位，是确保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是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性。中国内地的职业教育现阶段仍然以就业前教育为主，基本上是由政府财政拨款维持的。就业后的在职培训提高，规模远比不上就业前教育，经费以各办学机构自筹为主，学员缴费上学，政府的资助甚少。由于中国内地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不高，用于教育方面的消费性支出更少，除了某些政府部门指令必须参加在职培训项目之外，整个在职培训无论从办学规模还是办学层次上都显得相当薄弱。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为了适应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已逐步加大了劳动者在职培训提高的投入。目前，由政府全额拨款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就有四个：香港职业训练局、建造业训练局、制衣业训练局和雇员再培训局。在职培训和转岗培训的教学网点上百个，遍布港岛、九龙和新界各个社区。这使得正在兴起的全球性的“终身教育”在香港有了实施的可能性。也是香港的职业教育和国际社会接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相一致的重要标志。这种对职业教育长期的战略性目标的确立，也是内地必须花大力气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性。资金是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资源，其他资源要素还包括师资、教学手段、教学设施等等。中国内地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有政府办学和民间办学两大块，以政府办学为主体。政府办学所需的资源仍然采用计划配置方式，由政府部门制定办学计划，按照办学计划分配所需资源。而学生离开校门，就要到劳动力市场求职，雇主需要雇员，也要到劳动力市场招募。实际上，求学者必须按照市场需求选择专业，办学机构也必须按照市场需求开设课程。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内地对职业教育投资拨款的方式正好相反，前者是“你先办事，我再给钱”，后者则是“我先给钱，你再办事”。计划配置难免使资源浪费，市场配置才能使资源发挥最大效用。香港特区的教育投资拨款方式更能发挥资金的作用。

四是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和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无论是就业前教育还是在职在岗培训，都是与就业紧密联系的。这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教育的特殊性所在。内地职业教育沿用普通教育的方式，以职业中学、中技、中专和大专来区分它的办学层次和确定职业教育办学机构的等级。而香港特区直接用操作工课程、技工课程、技术员课程和技师课程来确定办学层次。学习哪种课程，一般只能谋求相应的职业职位，教育与求职就业直接联系，简单明确。从教学内容看，内地的职业教育开设的课程一般分为政治教育课、文化知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四大类。专业课在整个教学时数中占40％左右，实际操作课时在专业课教学中占的比例相当小。香港特区职业教育所开设文化知识课和社工课程，占的比例一般不到30％。在专业课教学中，实际操作课比例要达到50％甚至更多，强调模拟教学和环境教学，力求实习场所与实际工作环境统一，除特殊工种外，一般不需要经过一个实习期。简化理念，强调实际，是香港特区职业教育中值得内地借鉴的成功经验的核心所在。

五是宏观方案和决策的前瞻性。香港特区的教育一直是作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部份，在港英时期，教育即被认为是与房屋、医疗、福利、劳工等相同的五大社会服务之一，尽管这五大服务不一定互相关联。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逐渐变成了政府的一种职责，并且在开支方面一直是不吝啬的。进入新世纪以后，香港特区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新的理念。2000年年初香港教育统计局即推出《创造空间追求卓越》的整体教改方案，9月又以《终身学习全人发展》为题，发表关于香港教育制度改革的建议，为香港新时期职业教育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1992年春天，邓小平对于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就有过精辟的论述，那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实，我们今天也完全应该说，对于香港特区以至国外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等，只要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全民教育素质的提高，就应该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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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心理逻辑；建构；职业教育课程；

Abstract:Inpresentvocationaleducationtherories,therearecontraditionsbetweencoursecurriculumandproject-basedcurriculumoracademiccurriculaandprofessinalcurricula.Eachcurriculumhasitsstrongandweakpoints.Thereispsychologicallogicintechnicalabilitytraining.Thuscurriculumconstructionofvocationaleducationshouldcomplywiththispsychologicallogic,whichofferssolutiontotheabove-mentionedproblem.

Keywords:psycologicallogic;construction;curriculumofvocationaleducation

一、职业教育课程论的两个分歧及相应的困境

（一）学科课程论与项目课程论的分歧及其不足

学科课程论主张以知识的科学逻辑为依据建构课程体系，从公共知识到专门知识、再到技能实训，体系完整，次序清晰，逻辑严谨，因此它在当前职业教育中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它的不足是理论与实践脱离，学生对陈述性知识的机械记忆无法在工作中有效地转化为程序性知识，导致“在企业中只需几个月就能够熟练掌握的技能，学生在职业院校学习了三年后仍然不会”［1］15。

针对此弊端，专家和学校尝试实行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项目课程，“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格式塔式地同化知识和技能，这样才可快速有效地获得某种职业能力。但它面临的质疑也是强烈的：学校终究不能改建为实习工厂，现代教育终究也不再是师父带徒弟，这在客观上不太可能，观念上也难以接受。退一步说，即使用实践培训大量取代课堂教学，操作起来也仍然存在疑问：设计什么样的项目？怎样避免项目选择的随意性？项目如何才能具有职业技能代表性（即形成图式的技能原型）？项目又应该包括哪些环节（或子项目）？对学生提出哪些要求及如何评价？环节和环节之间、项目和项目之间应如何衔接，才能使学生学习的不是各项目孤立的特定技能而是其间的内在“结构”？如何通过具体技能图式来实现心理完形？等等，如果不能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就有理由怀疑学生掌握技能后能不能进行有效迁移，并在以后的职业发展中开拓空间。设计教学法的失败已经是前车之鉴。从我国已经进行的一些项目课程改革（如上海）实验来看，将课程单元化、实践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习兴趣，改进了教学效果，但这主要应归功于实践教学的即时性，而不是来自于工作项目的设计。

（二）文化课与专业课的对立及相关问题

这是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文化课和专业课孰轻孰重？“素质教育”热时，强调文化课的作用；“技工荒”来了，又强调专业课的重要性。总的学时是个定数，于是二者此消彼长、你强我弱地分割着两、三年的教学时间。

为了协调二者的矛盾，专家指出，可以“把普通文化课程内容与专业结合起来，强化它们为专业课程服务的功能”［1］16，或“以职业课程改造学术课程，是高职文化课程改革的方向。”［2］比如把语文课改造成和各自专业有关的文献的语言文字教学，把数学、英语等也改造成专业数学、专业英语。但是，这种思路不仅难以操作，即使整合出新课程，也只能是在知识层面的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恐怕无助于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的重构与提高。

其实，导致以上矛盾和困境的深层原因，是对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定位、作用和关系的认识过于简单化，把二者对立起来，看作各司其职互不相干的“知识板块”、“教学模块”。文化课的作用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或综合素质，专业课的作用则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种“知识与能力的对应定位论”观念，其依据是构造主义心理学，而构造主义的缺点已多被诟病，即它把人整体的意识活动予以肢解，忽略了心理活动的完整统一、相互渗透的“基本结构”或“完形”，导致学生学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知识和技能，却不能在实践中组织整合，获得有效迁移。事实也是如此，有的学生学习了专业技能却仍不能较好运用，或即使能够工作，却没有自我更新能力，而被逐渐淘汰，大量的40~50岁技术工人下岗失业就是很好的佐证。

根据建构主义心理学的原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并不是对立或并列的，而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甚至可以完美结合、相得益彰。同理，学科课程和项目课程也不是矛盾的，而是都统一于内在的“结构”逻辑。

依据这样的心理逻辑建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为重构学科课程和工作过程系统化项目课程提供了新理念，也可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处理好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关系。

二、技能培养的心理逻辑

千差万别的职业劳动各有其职业技能，建构主义心理学认为，这即是特定技能。特定技能又可以无限地细微化，随着其分化愈加细微，某项特定技能系统也愈加扩充；特定技能可化约为一般的动作技能，即基本技能，如各种大肌肉动作、小肌肉动作、视觉、听觉、动觉、平衡觉及其与运动的协调性等；基本技能又可化约为智力技能，如思维技能；智力技能的根源可追溯至元认知。它们之间是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这其中既有从外向内的内化过程，也有从内向外的外化过程（如图）。

从中可分析出以下几点规律：

1.技能具有同质同构性，是可化约的。尽管不同的特定技能的动作构成各不相同，但它们都由基本技能构成，基本技能又可化约为智力技能，并进而化约为元认知。技能属于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陈述性知识都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它们都有共同的“结构”，是这种“结构”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外化，或外化为语言，即陈述性知识；或外化为动作，即程序性知识。

2.任何技能都是可迁移的。但技能的迁移度是不同的，越是的特定技能其迁移的范围就越小，越是内在的智力技能其迁移的范围越大。但就迁移的难易程度而言，则越是的越容易，越是内在的越难。

3.一般地，技能的掌握顺序不是从内向外，也不是从外向内，而是从中间（基本技能）向两侧（智力技能、特定技能）。因为基本技能的动作构成简单，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而特定技能动作较为精细复杂，具有专业化特征，智力技能则比较内隐，无法通过视觉和语言直接传递，因而不易把握。并且，这种从中间向两侧的看似方向相反的技能获得过程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进行或者说兼而有之，即特殊化同时又是本质化，本质化过程中又有特殊化。

三、依据心理逻辑建构职业教育课程

依据以上心理逻辑，我们可以思考建构职业教育课程。

（一）课程的设计原则应是“为迁移而教”

职业技术教育是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的，但为其发展考虑，所培养的职业技能就不应仅仅局限于某种特定技能，而应以其可迁移为目的。因为，一方面社会发展多变导致职场发展之不可测；另一方面现代工业愈庞大，分工亦愈细化，迁移实属必要；并且严格地说，任何技能的应用本身都需要迁移，没有迁移的技能不是技能，只是机器式的动作。所以只为培养特定技能的职教理念是不足取的。那么是不是由此就必须转向培养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并非如此，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都服务于心智技能的培养，即在心智技能的统摄下，二者是可以结合的，也就是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的结合。只有在心智技能活动下自我主动形成的特定技能才是真正“掌握”的技能，也才可以最好地迁移。

心智技能的内隐性也决定了它是不可以直接训练的。培养心智技能，其教育载体当然是某些理论知识、基本技能或特定技能，其教育结果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某些特定技能，尽管“为特定技能而教”的结果也是训练特定技能，二者看似相同，实则相差甚远，二者根本目的不同。“为迁移而教”是以某些理论知识或技能为手段，以心智技能为目的，特定技能只是外显形式或产物；“为特定技能而教”则是通过某种特定技能的强化训练，固化为“动力定型”，特定技能在此既是教学载体又是教学目的。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决定了具体课程的设计编排也是不一样的。

（二）课程的设计编排应注重知识之间的内在“结构”

这种“结构”在本质上和人的心理结构是同质同构的，只是当它成为心理活动的产物时，我们误解或扭曲了知识的结构。比如，对语文的学习，我们都顺序化为字词句篇，但其内在结构顺序则是先句篇而后词字，再比如对于几何我们都顺序化为欧氏几何投影几何拓扑几何，但其内在结构顺序为拓扑几何投影几何欧氏几何［3］。

所以无论是学科课程知识的编排还是项目课程中项目之间、项目和子项目之间的编排都须依据这个“结构”。这种结构逻辑可以弥补学科课程和项目课程的不足，体现出“为迁移而教”、“为发展而教”的目标。

具体到专业培养也是同理，比如汽车维修专业的课程体系，其设计理念也可体现出这三种不同的课程理论。根据同构化约的原则，我们可以依据不同理念设计出一个四年制的课程体系，也可以化约为三年制、两年制、……半年制甚至一个月、一天甚或一节课。假设用一节课时间培养一个汽车专业的学生，学科课程论者会在教室里给学生简明而概括地讲解汽车的构造和原理；项目课程论者会用这一节课的时间教会学生给轮胎打气。如果学制时间延长，两者的教学内容也相应扩展，前者把汽车的构造和原理的知识更加分解，讲授更加详细化；后者则安排更多的技能项目：补胎、钣金、喷漆、换三滤……。由于教学内容的同构化约性，学制的多少并不改变课程模式的性质，从教育叙事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叙述内容的长短多少并不影响叙述句式的结构。结果是，前者有理论而不实用，后者虽实用却无法迁移。建构主义课程论的做法则是领学生认识一辆汽车，并实践驾驶，这种做法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因为它尊重知识和技能的整体性，尊重学习的心理规律，能够兼顾理论与实用，注意到了二者共同的内在结构，提高了学生的迁移能力。学制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课程编排的原则，三种理念的不同可以反映在三年课程的编制上，也可以反映在一句话的说法上。

（三）文化课与专业课的重构

文化课不能理解为仅仅培养文化知识，专业课也不只是进行职业培训。二者本质上是同质同构的，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其蕴涵的认知结构是一致的。所以在教学中，二者的教育目标和作用是共通的，即都服务于心智技能的培养。本质上都体现了认知活动方式，它们是认知结构在不同领域的形式化，或者形式化为命题系统，或者形式化为技能系统。认知结构不能直接传授，只能通过其产物才能实现间接授受。但问题是不能在进行知识或技能传递中失落了其本质，为知识而知识、为技能而技能，就遗忘了其服务的根本目标。

当然，即使都是认知结构的产物，二者毕竟不同，这种不同即它们在人类知识符号体系中的位置是不同的，因为认知活动的领域不同，其产物形式就不同，这其中并不太好区分为所谓文化课或专业课，任何文化知识都是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任何专业知识在其领域不断扩展、体系愈加庞大之后，就会析出其中核心或基础部分，成为所谓的基本文化知识。

既然其位置不同，它们为培养学生心智技能服务的方式也就不同。文化知识作为人类各个领域知识析出的核心部分，往往有更高的概括性，更加接近于心智技能，它通过对信息符号的陈述，使学生直接感悟认知的结构。专业知识或技能则因为其分化和具体化而更容易掌握，知识内容也往往具有可感知性，但其结构层次也比较表浅，所以应该通过图式的修正来形成图式的上位运动，使其认知结构逐渐深化，以具有更好的迁移能力。

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的关系也蕴涵着人类认知的结构，如果处理得好，二者就可以顺理成章浑然一体，使学生可以看出从一般文化知识是如何衍生出专业知识的，或专业知识如何洗练为一般文化知识的。

二者之间的结构统一、位置不同而又相互衍生的关系，与人的思维结构是完全对应的，所以对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培育，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此，课程的设计可以说是根据这一原理对所谓的文化知识、专业知识的重写或重新形式化，从知识的言说形式、数量的配置到顺序的安排等都应体现认知结构的逻辑。

［参考文献］

［1］石伟平.我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路［J］.职业技术教育，2005，（31）.

职业教育论文篇8

（一）把握好人的发展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人的发展是建立在生命物质存在的一般性基础之上，具有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一般特征，但在更多方面，人的发展体现出特殊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警察的职业道德教育是建立在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忽视一般性，或者一味强调人的特殊性的片面存在。因此，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这些一般规律之上。一方面，开展广泛的职业道德普及教育，在新警培训和年度考核中加入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使每名警员都掌握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和《人民警察道德规范》，建立广泛的认同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具有不同特点、执行不同任务的警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确保任务执行到哪里，政治工作做到哪里，职业道德践履进行到哪里，形成良好的职业氛围。

（二）把握好人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关系

人是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精神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从根源上讲，人的精神属性依赖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分工协作中逐渐生成的。警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最明显的精神属性就是其意识形态属性，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应该建立在这种属性之上。因此，要大张旗鼓地灌输“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筑牢维护人民民主的思想根基。另外，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建立在物质属性的基础之上，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应体现对个体生存的关注，注重解决民警的现实困难，坚持刚柔相济，实行从优待警。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价值维度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空洞的人，而是现实的人、进行物质生产的人、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中的人。从现实目标看，警察道德教育着眼于培养警察的使命意识、职业精神，增强对公安事业的认同，提高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为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从长远目标看，警察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警察个体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关系，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公安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功能从三个方面着眼。

（一）进行思想引导，坚定政治立场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对警察思想导向的引导，最根本的目标是确保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立场。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有一定的政治观念和倾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必须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当前，一些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国人民警察队伍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思想交锋不可避免，这就需要以职业道德教育为着力点，培育警察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打牢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政治基础。另外，要充分发挥职业道德教育的导向功能。历史环境影响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决定了人对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警察作为具体的人，除了受法律的约束外，其行为还要受到道德的调控。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就是在宣传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警察的价值选择提供正确的导向，倡导积极的、进步的符合警察职业特点的价值取向，促进人与社会的协调，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提高履职能力，完善素质结构

人的劳动能力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人的劳动能力表现有很多方面，警察的劳动能力突出表现是职业技能，即警察履职能力。警察履职能力的提高，离不开素质的拓展。人的素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程度及智力、体力状况等诸多因素构成的综合指标，是一个由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共同构筑的整体，其形成是以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教育过程、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综合运动的结果。［5］可以说，素质是能力的内在基础，能力是素质的外在表现。警察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能力素质、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等，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对警察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的激励作用，不仅能推动素质向能力的转化，还能促进警察个体能力转换成群体能力。在警察队伍建设中，职业道德教育对警察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启蒙和催化的作用。

（三）激发工作积极性，促进人际关系和谐

实践证明，只有工作积极性的提升，警员业务技能和履职能力才能提高，公安工作才能搞好。当前，在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个别警员存在畏难情绪，但从全局的角度看，公安工作不能因为任务重、警力少、待遇低或者个别人的抵触而畏葸不前。在物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更需要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去启发警察的职业精神和思想觉悟，提高他们对国家和事业的忠诚度。［6］此外，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还有调解人际关系的功能。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着力点和归宿点都是现实的人，在教育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人际关系，可以说，人际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贯穿着职业道德教育的始终，警察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融洽。警察道德教育通过引导，使警察能够正确认识各种社会关系，进而理顺和完善自身社会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近年来，警察的压力排解和职业倦怠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依靠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创造人际关系和谐的主观条件，借以提高警察对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认识，是加强警察人际关怀的必然选择。

三、理论联系实际是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维度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既要有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具体形态下可行的实践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次将“敬业”纳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把“敬业”这一民族传统上升到公民道德准则和社会价值标准。这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描绘了宏伟蓝图，提供了具体确切的理论遵循。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的不仅是坚强的理论基石，还要有不断探索、不断突破的气魄以及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根本方法。当前，在警察职业道德教育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如职业道德教育理念滞后的问题依旧存在，职业道德理论体系构建仍需加强，一线干警工学矛盾依然突出等，这些都是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急需破解的现实困境。加快理论途径与实践路径的有机融合刻不容缓。

（一）实现教育观念的与时俱进

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设计者和工作者要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素养，要通过观念更新，使思想符合实际，丰富和完善理论设计，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一要充分认清警察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职业道德是从业者时刻遵守且信仰的理念和原则。警察职业道德教育就是培育警察良好职业操守和具体行为规范的一种长期性教育，是伴随警察职业生涯始终的教育。当前，必须走出忽视公安政治工作的误区，把警察的职业道德指标作为警察入警、晋升的重要标准。［7］二要结合生动的公安工作实践把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推向更高层次。理论离不开实践，公安工作实践既为警察职业道德教育提出了问题，也检验着教育的成果。三要搞好警察培养对象的教育，把好入口关。警察学校是警察职业生涯的起点，要从端正入警动机开始，搞好警察职业道德教育，要重点考察警校大学生的职业理想和道德状况，培养他们良好的职业习惯。要以教育为引导，以监督为保障，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模式设计，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

（二）实现警察职业道德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警察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既有以理想信念为支撑的核心价值观，又有在具体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给警察队伍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尽快建立以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职业道德体系。2012年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社会上一些行业也相继确立了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对行业的从业人员起到了信念确立、职业定位和精神鼓舞的作用。显然，要发挥好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和统领作用，不仅要有核心价值观，还需要建立完善的职业道德体系。只有进一步挖掘警察职业精神的内涵，才能增强警察队伍的自豪感和荣誉感，真正使警察职业精神成为广大民警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追求。

（三）实现职业道德的常德化和教育对象的层次化

职业教育论文篇9

关键词：陕西中等职业教育；调查

《教育部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力争200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加100万，达到650万。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规模大体相当，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

为落实这一目标，陕西省职业教育近年的工作目标是：调整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努力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确保中等职业教育有一个大的发展。2005年，中职招生要在2004年的基础上增加4万人，达到27万人，2006、2007两年的招生增长幅度都要达到20％以上。能否达到这个目标，陕西省职业教育学会委托《陕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调查与研究》课题组于2005年对陕西省部分中学、中职学校进行了调研。调研采取的方法是：以点带面，抽样调查，点的选取尽量照顾全省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生源(城镇、农村)，通过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访问等形式，获得第一手资料。

一、陕西省中职教育资源状况分析

2004年，陕西省共有中等职业学校448所(含民办87所)，在校生40万人，课题组对中职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共抽取学校20所，分别为陕北地区6所，关中地区10所，陕南地区4所。

(1)调查的20所中职学校，平均占地241．2亩，其中农林学校占地较大，最大达1018亩，而最小的榆林工业学校占地只有27亩。根据学校占地及拥有的资源，政府给这20所学校核准的学生规模是平均每校1490人，现在这些学校在校生总数为32149人，已超出核定规模。但根据调查数据，各学校目前仍有潜力，扩招的余地仍然很大。

(2)2004年，被调查学校共有招生计划14315名，最终报到学生12122名，报到率为85％。在调研的过程中得知：这一数据并非一次招生所完成，而是各学校在不断补招的情况下才得到的，有的学校发出录取通知书的数量是最终报到学生的四五倍，如果按照一次招生报到率来看，很少有学校能达到50％，说明招生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调查学校之中，最终报到率最低为43．6％，最高达、139％，各校报到率的巨大差异反映了学校办学质量上的不平衡。

(3)学校目前的生师比为1：8．9，如果加上各学校的外聘教师，生师比还要小。各校普遍聘请了兼职教师，如靖边职教中心2004年外聘教师34人，2005年外聘教师30人，占学校教职员工的15．7％。

二、2005年初中毕业生状况分析

初中毕业生的去向可以直接反映出职中的生源状况。课题组对全省不同地区的12所中学进行了调查了编制了调查问卷，并对初中学校的教师、校领导及部分学生进行了访谈。对以上12所中学发放了调查表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51份，有效回收率84％。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省内普通中学初中应届毕业生为调研对象，其中，男生175人，占49．9％，女生，176人，占50．1％，平均年龄15．25岁。结果如下：

1．初中毕业生去向分析

(1)从整体看，大部分学生选择上高中(占86．6％)，其中，男生选择上高中和辍学的比例大于女生，女生选择上中职的比例大于男生(见表1)。

(4)从父母文化程度来看，父母文化程度越高，选择高中的比例越高，选择辍学的比例越低。在中职的选择上，初中文化程度父母亲的比例高于其他类型。母亲文化程度越低，选择高中的比例趋低，选择辍学的比例趋高；初、高中文化程度母亲的学生选择中职的比例高于其他类型(见表4)。

2.学生选择的原因分析

影响学生选择去向的因素排行为：①个人学习原因(66．60%)，②个人兴趣(26．40%)，③就业原因(24．7％)，④家庭经济因素(21.6％)，⑤其他原因(14．8％)。其中：选择高中的原因：①个人学习原因(70％)，②就业原因(28．6%)，③个人兴趣(25%)，④家庭经济(20％)，⑤其他(16．4％)。

选择中职的原因：①个人学习原因(61．7%)，②就业原因(38．2%)，③个人兴趣(32．5％)，④家庭经济(23．5％)，⑤其他(2．9%)。

选择辍学的原因：①家庭经济(53．8％)，②个人兴趣(46．1％)，③个人学习(7．6％)，④其他(7．4％)。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初中毕业生升学首选普通高中，占86．6％，选择报考中等职业学校的仅占9．7％，还有3．7％的学生选择辍学，这与中职教育资源分析相吻合。学生首选普通高中的原因是学习因素，选择中等职业学校的原因也是学习因素，这说明职业学校面向就业的优势尚未显现。

(2)陕南地区辍学的比例远大于其他地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近两年我省推出的五大职教品牌之一“秦巴茶艺”远不能吸引辍学学生接受职教，说明陕南地区的职业教育尚待提高。

(3)在中职的选择上显示多子女家庭比例较高，子女多必然导致经济困难，从另一方面说明职业教育仍是学生以及家庭无奈的选择而非主动的选择，家长让子女学习一技之长以便走上社会，似乎是客观因素所迫。初中文化程度父母亲选择中职的比例高于其他类型，既反映家长期望值的差异，也反映家庭经济状况对择校的影响。

(4)仅初中毕业生选择的比例来看，完成扩招的目标很难，但从我省实际上普职招生的比例可达到6：4来看，学生及家长的选择中隐含这样一个信息，即先选择普通高中，普通高中若上不了再考虑中职学校，这是能保证扩招任务的原因。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陕西省中职教育资源潜力很大，如果满负荷利用现有中职资源，在校生可增加48％。同时，生源充足，初中毕业生报考中职的比率虽然不大，但潜在的入学率仍然很大，即考不上高中后，为避免辍学最后还得进入职业学校就读。有近40万名初中毕业生需要接受职业教育，所以，27万的招生任务不难完成。

通过调查也看出了陕西省职业教育要真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解决的三个问题。

(1)大力提高中职学校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提升职业教育的竞争力。目前，我省中职生的就业难问题尚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对就业质量更少考虑。很多中职学校宣传的就业率含有很大水分，把学生推出校门有个岗位就算就业，导致有的学生6月份就业8月份失业，造成实质上的未就业，严重影响中职教育在学生家长心目中的形象。一些家长认为上了中职再就业和初中毕业直接就业没什么两样。因此，中职学校必须对学生的就业质量给予足够的重视，提高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竞争力。

职业教育论文篇10

职业教育是培养各类职业技术人才的摇篮，更是科技学习、科技创新、科技传播和科技应用的重要阵地。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在促进民族地区科技进步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普及科技知识，培养民族成员的科学精神，破除迷信，使民族地区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二是产学结合，加快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竟争力、促进民族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三是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民族成员的技术水平，建设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科技队伍，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二、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使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社会认可度低

甘肃民族地区教育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重普高轻职高的思想，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家长普遍不愿意让孩子到技校、职高去学一技之长，即是进入了职业学校，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他们心中只有干部是人才，而读职业学校只能成为“伺候人”的、“低层次”的普通劳动者。因此，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影响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甘肃民族地区以回族和藏族为主，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讲求清真，藏族信奉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他们在宗教、语言、文化、心理、风俗、服饰和生活习性等方面与汉族有较大的差异。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教义、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和家庭观念，因而不方便或者不愿离家到外地生活与谋生，尤其不愿到东部发达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他们习惯于当地慢节奏的农牧生活，没有接受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强烈愿望。正因为这些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致使当地职业教育发展缓慢，多数仍停留在低层次的水平。此外，甘肃民族地区位于甘肃西南部，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处，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属高原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西部过度地段，境内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平均海拔3000米，平均气温1.7℃，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利于职业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活动的组织实施。

（二）职业教育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不够

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服务意识不强，办学目标不明、思路不畅、方法不活、形式单一，职业学校市场观念淡薄，专业设置不合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同时，职业学校与社会对接不畅，关门办学的现象非常普遍，职业教育与民族经济结合度低，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不大。调查发现，甘南州职业学校没有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设置专业，而且专业设置的随意性比较大，缺乏充分的论证和必要的准备，致使一些专业，如计算机、电子商务等从一开始就在低标准上运行，课程改革滞后，教学内容陈旧，实践教学环节和教学时数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学生难以做到学以致用，毕业生就业不畅，对生源缺乏吸引力，招生困难。而临夏州职业学校为了吸引生源又通过“校校联合”的模式办学，完全为发达地区培养和输送人才，也脱离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谓“校校联合”是指通过借助发达地区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学、技能训练与就业渠道，来培养学生并实现人才输出的一种办学模式。[2]“校校联合”办学模式导致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特色丧失，只能做发达地区的附庸品，也导致了人才单边流动，使民族地区人才越来越匮乏。

（三）职业学校基础办学能力难以达标

第一是办学条件有限。由于甘肃民族地区财政困难，发展职业教育的各项优惠政策不能落实到位。大多数职业学校占地面积少，基础设施不完备，办学力量分散，办学条件差，教学及实训设备落后甚至严重短缺，许多地方职教中心名存实亡，不具备办学条件。在学校建设方面，除极少量的上级专项建设资金外，地方财政投入很少；第二是职教师资力量薄弱。姚爱国：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大多数职业学校以普通文化课师资为主，专业课教师短缺，“双师型”教师几乎没有，师资队伍呈现出文化课教师多、专业课教师少、学历达标率低、职称结构低、实践技能水平低的“一多一少三低”现象；第三是实训基地建设严重滞后。由于缺乏资金、设备、场地等必要条件，实训基地建设严重滞后，学生只能“在书本上学电脑、在黑板上修汽车”，学校教学以课堂为主要场所，具有趋同性的理论课开设过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技能课开设较少，直接导致学生素质差、能力低、就业难，降低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三、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不仅与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还受到民族习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影响。因此，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须因地制宜，围绕民族特色和区域优势做文章，才能扎根民族地区，获得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一）民族职业教育与民族文化深度结合，实现双赢发展

文化与教育紧密联系，文化是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是文化的传播途径。任何脱离教育的文化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任何脱离文化的教育也是不可想象的。教育必须与文化深度结合、共生共荣，才能获得发展。因此，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须与当地民族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才能实现二者共生共荣的关系，进而开创职业教育发展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双赢局面：一方面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必须以甘肃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为基本土壤，从中获取滋养，获得发展的目标、内容、方向和特色；另一方面甘肃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必须以职业教育为基本传承方式，并从中获得发展、融合、扬弃和创新的动力。甘肃民族地区主要包含两大文化体系：一是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二是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临夏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唐蕃古道的重镇，民族风情浓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素有“茶马互市”、西部“旱码头”和“河湟雄镇”之称，享有中国“花儿之乡”、“彩陶之乡”的美誉。临夏也是回族的重要发祥地，由于回民聚居，伊斯兰教盛行，被称为中国的“小麦加”，具有特殊的宗教影响，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四大教派、四大门宦及其22个分支大多源自临夏。甘南是全国十大藏族自治州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就是中原地区通往青、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是青藏高原社会大系的窗口，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被誉为“中国的小，甘肃的后花园”。藏传佛教在甘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影响，境内群众普遍信教，寺庙和僧侣数量众多。不管是回族还是藏族都在甘肃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如唐卡、藏戏、藏医、回族花儿、临夏砖雕、临夏彩陶等。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对传统文化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大力兴办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关的特色专业，既是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安身立命之本，同时还能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得到创新、走向市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

（二）创新民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实施区域发展新战略

从总体上看，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质量和效益都不高，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管理，职教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形成整体优势。为了使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不断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积极实施职业教育区域发展新战略。首先，要建立“市州组团、县区成网，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由地级市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依托当地高等院校，重点建设几所骨干中等职业学校，同时吸收所在地区各县的职业高中，形成网络辐射优势，组建区域性中等职业教育集团，走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路子。以县为主发展职业高中和实用技术培训，以市州为主发展骨干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市县统分结合的中等职业教育办学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整体优势和地域优势。教育教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生在各县职业高中打基础；第二阶段利用市州骨干职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优势，采取“以城带乡”联合办学的方式，让学生学习技能；第三阶段利用职教集团与企业的合作优势，学生顶岗实习，并由此走上工作岗位，实现充分就业。其次，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旧格局，发展大职教，盘活现有职教资源，加快职业学校之间的合并或联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职业学校的合并或联合，必须是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学校实力、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内涵式结合，而不能流于形式；各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不宜求全，应相互配合和协作，在总体上形成相互补充的专业结构，克服以往在专业设置上既互相重复又各自欠缺的现象，共同实现本地区职业教育专业结构的平衡。同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也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固定的办学模式，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结合本地实际需要，不拘一格建立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既要设立正规的各级职业学校，也要进行为期几个月甚至几天的短期单项培训。第三，甘肃民族地区财政比较困难，发展职业教育还必须动员社会力量，筹集社会资金。要制定并施行有关政策，运用经济杠杆调控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职业教育，要变一家办为大家办。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国有民办、民办公助、股份合作等新的办学体制，大力鼓励有关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宗教人士、慈善人士等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技术教育，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投资和管理、共同分享利益的多元主体办学格局。临夏外国语学校就是由马志信阿訇与其他几位宗教人士共同创办的专门培养阿拉伯语人才的职业技术学校。该校不仅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在本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让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办出民族特色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普遍模仿或照搬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专业设置和管理机制。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如何脱离一般化向民族特色、民族品牌发展，如何服务民族文化传承需要、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是今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当牢固树立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积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让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真正办出民族特色。首先，专业设置要体现民族特色。回族和藏族都有着绚丽多姿的传统技艺，但这些传统技艺主要是通过民间艺人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授的，效率低下、规模有限，既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技艺的审美、文化及经济价值，还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甘肃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应积极开设民族传统技艺相关专业，做到取一地之材，设一地之专业，因地制宜，避免专业设置的趋同性，办出一批高水平的富有地域优势的民族特色专业。在甘南藏区应该大力兴办以下专业：

（1）藏医药专业。藏医药是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体系完整，医学典籍众多，疗效显著。

（2）藏戏专业。藏戏是我国4个世界级非遗剧种之一，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戏是以唱为主，唱、诵、舞、表、白和技等基本程式相结合。

（3）唐卡专业。唐卡是挂在墙上的“宗教”，挂在墙上的“历史”，挂在墙上的“政治”，挂在墙上的“艺术”、挂在墙上的“股票”。绘画唐卡是唐卡艺术的一种最主要表现形式，具有复杂的制作工序。

（4）民族传统工艺专业。藏族民间工艺品种类繁多，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独道的工艺特色，久负盛名，如藏被、藏毯、藏刀、藏族金银器、藏族服饰等。特别是藏毯，是当今国际市场的热销产品，但中国藏毯所占市场份额不到十分之一，国际市场主要被尼泊尔和印度所占据，其主要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因此必须大力兴办民族工艺专业，培养民族工艺人才，振兴民族经济，抢占国际市场。

（5）民族食品加工与制作专业，如牦牛肉深加工，酥油、酥油茶、青稞酒制作和市场化开发等。此外，还可以兴办畜牧兽医专业为藏区农牧业发展服务。在临夏回族地区应该大力兴办以下专业：

（1）民族艺术专业。临夏是“中国花儿之乡”。花儿是回族人民喜爱的一种高腔山歌，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被称为西北之魂，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民族餐饮专业。回族名食甚多，如手抓羊肉、羊肉泡馍、兰州拉面、全羊宴、盖碗茶等，这些回族名吃都有待进行专业开发，促进清真食品的标准化和市场化。

（3）阿拉伯语专业。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我国对阿拉伯语人才需求量也越来越大。目前临夏外国语学校和临夏州民族学校都开办了阿拉伯语专业，但还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阿拉伯语专业还应不断做大做强，办出特色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