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史地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19:59:59

政史地范文篇1

本组成员由周建军校长、谌中华校长、徐富凡老师(政治)、廖喜妹老师、黄桃开老师(地理)、莫佐华老师、黄辉老师(历史)、黄剑老师(体育)夏明老师(信息技术)共9人组成。真正的专业老师不多,只是专职教师而已,但所有老师都非常敬业,是学校各个方面的骨干教师。根据本组的教师情况,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特制定本组教学研究目标和措施如下:

第一,要不断加强教育、教学理论的学习。教研组各成员要进一步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掌握各科教学的最新动态。本学期,教研组每位成员至少读一本与本学科教育相关的专著,并写好摘记和读书笔记,在组内交流读书心得。推荐优秀的读书笔记全校交流。

第二,进一步完善课堂教学。本学期,要求组内教师,进一步落实教学常规。要求每位教师,认真备好每一堂课,认真批阅好学生的每一次练习。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课堂教学中有良好的师生互动,建设和谐的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课堂智慧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切忌教学过程教条、死板和空洞说教。积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第三,重视交流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学期,继续要求教研组成员不定期听课,学习其他教师的教学经验。组内教师不定期互相听课、评课,本学期每人至少开1-2次组内公开课。组内推荐一堂全校公开课。积极参与学校其他教育组的公开课活动。

政史地范文篇2

一、学科教研情况:

本学期政史地组共活动7次,以听评课为主要形式。在活动过程中,各位老师,相互学习、借鉴,取得了一些成绩。

1、本学期,全组教师认真参加和利用教研活动,围绕新课程,学习了课改理论和课程标准,提升了理论素养,使教学实践以新课程理念为支撑。通过学习,各任课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得到更新,自身知识结构得到完善,教学水平得到提高。

2、全组老师认真研究教材,研究教学方法、研究学生,开展了教研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组内教师主动听课学习,认真交流,努力学习,汲取他人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本着学习的精神,参加听评课活动的老师明显比上一学期积极了,大家非常注重评课的过程,通过评课,取长补短,改进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区组织的期中考试中,本组老师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听评课过程中,还存在只说优点,不指出缺点和改进措施的情况。

二、学科教研计划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本学期教研活动计划进行10次,但只完成了7次,其原因为,政史地组活动时间为每星期四,但在星期四有两次为考试占用,一次为放假,所以没有按时完成计划。对于听评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个别老师谦虚,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以评价别人的缺点,也有教研组长组织不到位的原因。

三、今后措施

1、继续进行听评课活动,通过听评课来加大教学研究的力度,把学案式教学推向更深的领域。

2、探索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探索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好学、会学。

四、学案教学工作

(1)目前发展现状:

在导学案的书写方面,老师们都在按照要求分六步撰写:温故互查、设问导读、自学检测、巩固练习、拓展探究、课堂检测。在导学案撰写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导学案的运用方面,大家通过摸索,认为:学案教学中,重要的不是教师的讲,而是学生的学,而完成学案的过程就是学生学的过程,要求教师必须以题代讲,以练代讲,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方面下大力气。

(2)产生的成果、效果、亮点:本学期推进导学案课堂教学的主要策略还是通过听评课活动,与其他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课堂教学中实践、在实践中总结,这就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导学案课堂教学的特色。尤其是在推进导学案教学时,特别注重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发挥小组长的作用,对小组成员的捆绑评价,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加强了集体意识,激发了强烈的竞争意识。

另外,在小组合作、奖励牌的发放、演练板的运用方面,有几位老师的做法非常值得借鉴:

侯素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板演大胆实践,她认为学生课堂板演是教师检查课堂教学效果、落实课堂重要内容、为全体学生展示解题过程、创造个体表现机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课堂教学好形式。

王月仙老师的奖励牌使用办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她根据班级以及学生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措施:

一、全体同学的奖、罚措施:

(一)、奖:

1、态度奖;2、成绩奖;3、地理思维奖

(二)、罚

1、作业不及时交的每次罚1张态度奖,(良好牌)(交了之后视情况返还奖牌。)

2、作业未做的每次罚3张态度奖,(良好牌)交了之后视情况返还奖牌。

3、作业乱做的或抄袭者每次罚2张态度奖,(良好牌)重新做对之后视情况返还奖牌。

王秀锦老师对如何指导学生小组合作学习进行了以下尝试:

一、提高合作学习的有效性,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少而精的选择合作的问题。认真做好课前准备(这样就可能避免小组合作时因准备不充分学生们七嘴八舌没有中心的发言)。注重了选择让学生分组讨论所需提的问题,而不是盲目地提,也不在于多,而是在于少而精。

三、使用小组发言卡;

四、建立小组评价激励制度

政史地范文篇3

本学期计划活动九次,实际活动九次。在教研活动中,得到了学校教务处、教科处及校行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全组教师的团结协作和不断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本学期各项教学工作要求,保证了我校史地教学的顺利进行。在教研活动及集体备课中,本组教师都能按学校教科处及教务处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按时参加组上组织的各项活动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完成学校及教研组交给的各项教学任务,不断摸索教学经验,努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一、加强教师责任意识,开展“三生教育”活动

根据校行政的相关要求,认真进行加强师德师风及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学习,要求教师强化责任意识、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特别是通过学习《云南省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增强青少年体质的规定》的通知及《切实减轻中小学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办法》等文件精神,树立减负不减质的理念,抓好课堂教学基本环节,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思想素养,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不断提高认识,做到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乐于奉献,增强教师的事业心,关心、爱护、尊重学生,争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其次,认真组织学习《生命、生存、生活》“三生教育”的重要内容,让教师领会和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掌握生存能力和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通过学习后,本组于2009年3月26日开展了一次野外生存能力的实践活动,使全组教师的生活能力、生存能力都得到了一次体验和锻炼,加强了对“三生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二、认真进行质量分析,积累教学经验

根据学校教科处的要求,认真对上学期期末考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教师们从历史、地理试题的题型、题量、难度、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学生学情方面、教师教学方面找出了存在的问题,从主观、客观方面寻找各自在教学及复习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虚心向成绩好的教师请教和学习,为自己今后的教学,特别是今后的各类考试及备考提供借鉴,并制定出今后改进的措施。

三、认真抓好各项教学常规的检查督促工作

按学校教科处的要求,组织本组教师于每星期的星期一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进行集体备课活动(本学期共组织集体备课17次),每次集体备课和教研活动都实行签到制,每次备课都有活动主题,由本组教师集体参与和交流说课等等。

另外,长期坚持每个月月底对全组教师的各项教学常规检查。主要包括按期检查老师的的教案完成情况,听课记录情况,作业布置及批改情况,以及其他各项教研要求,并及时上交学校教科处验收,本组教师都能按时、规范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

四、积极进行高考及会考研讨

搞好高考史地复习备考和高一年级史地会考工作是本学期本组教研工作的重点。首先根据本届高三学生的实际,特别是根据两次云南省统测及云南师大附中的模拟题测试的成绩,进行认真分析,依据考纲及各级研讨会的相关信息,调整高考复习备考的战略,并由组内有经验的史地老师进行交流指导,制定出比较实际的备考复习计划,注重抓好高考后期专题复习及模拟测试的各项工作,为提高史地高考的成绩献计献策。

其次,认真进行高一会考复习研讨,统一教学进度,尽早完成教学内容,以云南省高中会考考试说明为依托,认真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复习,并让学生熟悉会考题型,进行测试和训练,而且向学生印发了高中会考复习材料,经过详细复习后对学生进行会考模拟训练,把近几年的会考题进行测试并认真分析和讲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会考备考工作。

五、认真组织高一年级史地知识竞赛

为了增强高一学生的会考知识,搞好会考复习工作,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地理的积极性和兴趣,本组与高一年级组团结协作,相互配合,于2009年6月3日进行了高一史地知识竞赛活动。本次竞赛共有6支代表队参赛,经过广大师生和参赛选手的共同努力,以级校教务处、教科处的大力支持,评出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同学们在活动中积极踊跃参与,气氛热烈,达到了竞赛的目的。

六、搞好教学科研活动

政史地范文篇4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同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同志在百忙中莅临我州指导工作,并将作重要讲话。州史志办主任同志将作工作报告,他们的讲话和报告我完全同意。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对党史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工作。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同党和国家大局紧密相关。党史工作方面,去年6月,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以中央名义制定和颁发关于党史工作的文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接着7月,中央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与会代表,习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两个第一次对党史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省委制定颁发了《中共贵州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并在9月召开了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志接见了出席全省党史工作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对贯彻落实中央《意见》、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贯彻落实好中央《意见》、省委《实施意见》和全国、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去年12月,州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州史志办关于全国、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的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地方志工作方面,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对地方志工作都作过重要而精辟的论述。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不仅调阅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辑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到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同时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谈话时强调:“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年5月,同志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

近几年,全州各级史志部门和广大史志工作者,坚持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保证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正确方向,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党史研究、党史宣传教育、党史资料征编、参与红色旅游和地方志编修、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在此,我谨代表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向长期以来为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广大史志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长期不懈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胜利。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革命史、创业史、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对我们进一步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警惕的影响,对我们推动我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加强地方志工作,对推动我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促进我州文化发展繁荣,提高我州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史志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意见》、省委《实施意见》和全国、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真正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的要求和部署,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史地方志工作,充分发挥史志工作的职能作用。

二、突出重点,推动党史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着力抓好史志征编工作。要按照中央《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州工作实际和创先争优、“三个建设年”、“四帮四促”等活动的开展,深入开展党史和地方志研究,组织编写好我州党史和地方志资料,充分发挥党史工作在推动全州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二)提高开展资政工作的能力水平。各级史志部门在开展党史专题研究、编写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编年史等“资政”工作中,要把针对性强、党和政府现实工作迫切需要的专题研究和专门史的编写,作为党史工作资政服务的重要载体,加强专题研究,多为党委、政府提供预见性的资政参考,充分发挥党史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三)积极筹备建党周年纪念活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是今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州各级史志部门要按照中央、省、州的要求部署,积极参与、认真组织纪念建党周年活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宣讲团到机关、学校、企业、农村、社区等宣讲党的历史,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学习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四)加强党史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要以今年我州承办第六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加强党史遗址保护和党史纪念场馆建设工作,并把党史遗址保护利用和开展红色旅游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和利用我州丰富的党史资源,充分发挥党史工作在推动我州红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五)加强二轮修志工作。编修地方志书作为一项基础性文化工作,要有我州自身的特色,展示出地方志独有的文化魅力。要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和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总结我州首轮修编工作的经验,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以科学、认真的态度和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把质量意识贯穿于二轮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努力编修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同时,继续做好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工作,进一步提高我州综合年鉴的编纂质量。

三、加强领导,进一步为党史和地方志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一)加强对党史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把党史地方志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内容。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要定期或不定期听取史志部门的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党史地方志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党史地方志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经常过问党史地方志工作,密切关注社会上关于党史方面的重要思想动向和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加强对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的领导。要积极改善史志部门的工作条件,按照健全机构、稳定队伍、充实力量、提高素质的要求,制定完善有关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和政策,确保党史地方志工作的正常开展,提高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二)加强对党史地方志的学习宣传工作。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学习中共党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纳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把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大力推动党史教育进高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通过课堂、革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教育、英雄模范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育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史和地方志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和参与党史地方志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协调配合工作。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史地方志工作规定,积极参与、配合和大力支持党史地方志工作,发挥整体优势。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同志在党史地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史志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作用,主动加强同各机关、党校、高校、专业社团及有关专家、学者及老同志的联系,开展重大党史和地方志课题联合攻关,共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史地方志宣传活动,整合力量,形成发展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强大合力。

政史地范文篇5

一、图文结合,掌握历史基础知识。

历史地图为学生提供了直观的、确切的地域空间图象,与文字材料相辅相成,是历史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书”为古今学者治学和读史的重要方法。比起文字的表现形式,地图在反映事物所处空间状态方面具有更简明、直观的特征,因而学者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也发出了“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的感叹。所以,在历史复习中,我们必须图文结合,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这是提高历史地图分析能力的第一步。比如复习太平天国我们就可以结合《太平天国形势示意图》,根据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的进军路线,清楚太平军进军南京时主要经过了哪些地区,对太平军北上经过的千难万险有一个较为直观的了解;另外通过找出图上出现的几条不同的路线,会清晰地看到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又开展了北伐、西征等重大军事行动,从而对太平天国形成军事上的全盛局面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通过图上显示的两种不同的活动地区,你就会直接感受到农民起义者从拜上帝教直接活动的狭小范围,发展到鼎盛时期控制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这样,我们不仅了解地图的基本内容,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知识的认识也更加清晰直观。但是,历史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许多内容有文没图。因此,我们还要充分运用历史地图册,它是历史教材的有益补充。在2004年高考广东卷第26题唐长安、北宋东京布局图,教材中没有出现,在历史地图册中就非常详细。

二、史地结合,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历史地图不同于地理地图,后者反映的是立体的地理环境,而历史地图则主要表示人类历史活动特定的空间和进程,反映的地理知识相对贫乏。这往往造成学生分析历史地图的困难,不利于提高历史地图分析能力。因此,在历史复习中,我们必须史地结合,适当运用地理知识,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如《隋唐时期手工业分布和大都会》示意图中,有一些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造船业中心洪洲(今南昌)会孤悬内地?”这里我们只要结合地理知识了解洪洲处于长江的支流赣江沿岸,并且在地图上标出赣江的大体位置,就会很容易理解了。再如《三大战役示意图》,辽沈战役为何首先攻占锦州就能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敌人就不能从绕过锦州与华北联系吗?这一点历史地图中没有能够体现出来。但是如果结合地理地图,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关内外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而锦州则是辽西走廊的咽喉之地。文综考试以来,历史和地理学科知识和能力的渗透穿插不断加强,将史、地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地图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会对学生综合学科素质和全面能力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结合背景,分析地图反映的历史空间状态的原因。

在近年的高考试卷中,单纯考查历史地图所表现的基本历史知识的试题正逐步减少,更多的历史地图题越来越注重对考生分析和运用历史地图能力的考查,如1999年高考第43题。因此,我们应该在掌握历史地图所反映的历史空间状态的基础之上结合背景,分析地图反映的历史空间状态的原因。这是提高历史地图分析能力的关键。对不同的历史地图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对于疆域图可以从国家制度、政策、措施等方面分析。如分析《元朝疆域图》,就要考虑行省制度、宣政院、彭湖巡检司等。对于世界局势图就要从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比以及主要外交政策等方面分析。如根据《一战前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的形成》分析英国与法俄结盟的原因,就要从英德实力对比、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等方面分析。对于经济形势图则要注意从经济因素、区位因素等方面分析原因。如根据《民国初年民族工业分布示意图》分析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为何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这就要从沿海沿江地区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联系、交通、资源等方面分析。另外,还有战争形势图、交通路线图等不一一列举。总之只有真正能够正确分析地图所反映的历史空间状态的背景和原因,才能真正掌握历史地图。

四、综合分析相关历史地图,探究历史规律。

历史学科具有自己的特色——时间性。一幅历史地图反映的只是某一时期的历史现象的空间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时空结合,把不同时期的同类地图的综合分析,探究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历史地图综合题作为历史学科内综合和跨学科综合的重要载体,更加受到高考命题者的青睐。在2004年高考历史卷中,江苏卷第29题、上海卷第22题、广东卷第26题都包含多幅历史地图。因此,在复习过程中我们还要综合分析相关历史地图,探究历史规律。对相关多幅历史地图的综合分析,要注重分析历史地图反映的历史现象空间状态的发展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对于中国古代疆域图的综合分析,应该把主题放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上,着重分析疆域的变化,都城的变迁,地方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的演变等。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形势图,主题则是经济重心的南移,着重分析城市分布特征、职能的变化,南北交通的发展等。另外,我们也要重视历史地图的横向比较,也就是同一时期不同空间的比较。可以是同一时期东西方国家的对比,也可以是同一时期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域的比较。比如根据《太平天国运动形势》示意图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综合分析中外反动势力为何会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呢?结合以上地图及教材内容即可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被迫开放了11个通商口岸,英法的侵略权益进一步扩大了;从图上可知其中的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四地则处于太平天国主要活动地区;而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是主张同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平等往来,但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所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英法侵略者是得不到不平等条约规定的侵略权益的,这样英法对太平天国的作战就不可避免了。

五、关注隐性内容,全面掌握历史知识。

政史地范文篇6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政史地范文篇7

阮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多有承续,他把清代地理学名家的理论融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乾嘉道时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1.着眼于民生实用,体现经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他们强调研究历史地理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阮元继承了这一传统。阮元撰著的《广东通志》就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视,进行重点阐释,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占全书的比重最大,并延请颇富名望的学者从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舆地略》19卷,含疆域图、晷度、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延请受阮元赏识的番禺人崔弼负责撰写,谢兰生对崔弼的《舆地略》颇有微词,不得不煞费周章订正崔氏的错讹遗漏之处;《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由方东树负责撰写。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载:“阅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庙坛》一本、《学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广、韶、惠三府而已。”[1]嘉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结撰之作,所以方东树负责撰写的《建置略》受到总纂谢兰生的高度评价。总纂谢兰生负责《海防略》、《关隘略》的主纂,并负责对《舆地略》、《前事略》进行校定。

2.历史地理研究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仅靠文献史料远远不够,它需要从实地调查中寻找第一手资料补证文献史料的不足,态度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治学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顾炎武在撰著《历代宅京记》时,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历代宅京记》共20卷,阮元在《历代宅京记》卷首叙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双行夹注,颇难雠校。至《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唯此本《宅京记》为先生族裔孙顾竹楼所藏,王树畦同年携以示余,厘订修整,具有条理,不似《肇域志》之烦矣。”[2]阮元序该书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作叙时称:“宁人顾氏,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当先生盛游之时,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阮元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指出《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阮元负责编纂的《广东通志》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广东通志•金石略》由仪克中和曾钊合作编纂,仪克中负责采访碑刻,曾钊负责考订。《粤东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间翁方纲遍涉岭南,多方稽究,编纂成书,按当时的地域分类,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撰书人名、字径、行数题跋等,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该书因是首创之作,在著录粤东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错谬,“仪墨农、曾勉士订翁覃溪《粤东金石略》,错谬甚多”[1]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为此,仪克中多次到粤东实地调查,考订该书的讹误。如《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粤东金石略》未著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派仪克中到龙龛岩访古,并拓下石刻,后将该刻收入《广东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说正是仪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铭为世人所知。它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广东现存文字最多的一块古碑,是了解唐代历史及文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曾钊对仪克中实地勘察的精神极为钦佩:“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国仪征公节制两粤,延方闻士修广东志。以君为探访,缒幽跻险,剔苔扪碑,多翁学士《金石略》所未著录者。”[3]567仪克中的实地考察保证了《广东通志•金石略》史料的严谨,再加上曾钊的严密考订,使得《广东通志•金石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谢兰生对此极为赞服:“墨农访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订数次,此志书当以《金石》一门为冠。”

3.重视图表的价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编纂特别强调地图的重要作用,谢启昆誉修、胡虔主撰的《广西通志》,对地图的作用十分重视,其《叙例》说:“图之为用,视书尤切,文字易传,绘事难效,书存图亡者十之九,而图学相传之法,亦于是遂废。”(谢启昆等《广西通志•叙例》)《广西通志》十分注重郡县沿革的考证,特设郡县沿革表,列于总目之首,博引史志及专家之书,详加辨析考订。阮元亦十分重视图经的价值和作用,他说:“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矣,今则一县一州为一图,沿海洋汛又为长图,按册之,灿然为毕著也。”[4]卷8重修广东通志序阮元的《广东通志》所有绘图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对其地图学成就非常倾慕,力邀其入志局负责绘图,经其手共绘制舆地图106幅,包括省图1幅,府、直隶州、厅图16幅,散州县图89幅,其中府县地图的绘制对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海防略》一门,除了详论广东海事、各路关防要塞、攻防战守诸事,特附海图20幅,海图描绘精细、准确,炮台分布历历在目,又以文字说明各军事要点,这种图、文结合的绘图方法将广东海域的地理、军事形势一览无余地揭示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参考价值极高[5]。阮元对“图说”一门十分重视,他认为,地理以“图说”为先,采用“地图注记式”的方法,说明一邑之内的地理形势,图文并茂,直观生动。“自古史传,人事与地理相为经纬也……《图说》者,以一邑分四乡,以四乡分都图,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绘为一图,周回径直不过二三里耳。图内为说,曰东西南北至某处有某山,与何处相连,有某水、某路,自某处来,自某处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桥、某庙、某墓,聚十数地保之图即成一乡,聚四乡即成一邑。一邑之图说,须以数十纸计,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为图经也。”

因此,他建议《扬州府志》专立“图说”一门,并亲自绘《雷塘地保图》1幅,刻印了100张送给伊秉绶。他还撰写《云南黑水图考》一文,篇末附图1幅,阮元在图中标明盘江由粤西入南海,礼社江由交址入南海,澜沧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图标示起到左图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视地图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响,阮元在历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视史表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经纬,史表的价值在于可以化繁为简,对复杂的历史记载起到明晰、晓畅的功效。在地志编纂实践中,他主张仿《唐书•宰相世系志》的办法设立《氏族表》,他说:“一县之中,必有大家旧族、新贵儒门,以此为主,而收其族。凡内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镇、协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叙先世迁徙之表中详载各房名字,自生员以上皆附见于表,即如江都、甘泉、仪征之耿氏、唐氏、杨氏、常氏、郑氏、秦氏、许氏、阮氏,兴化李氏,高邮王氏,宝应刘氏、乔氏,泰州宫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勋爵、督抚等官家自为谱,余皆借而次第辑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对地方志而言,谱牒可以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见解和章学诚有相通之处。章氏亦认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章学诚《文史通义》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这种认识在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广东通志》表分郡县沿革表(卷3-卷9)、职官表(卷10-卷62)、选举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县沿革表、职官表都是延请名家编纂的,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吴兰修(1789—1839),字石华,广东梅县松口人,阮元赏识其才,任命他为“学海堂”第一任学长,曾纂修广东《封开县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粤秀书院志》中也有提及:“适开通志局,先生与焉,《沿革》门其手纂也。”[6]252郑灏若,字萱坪,番禺人,拨贡生,著有《榕屋诗抄》、《四书文源流考》等。汤贻汾与吴兰修、郑灏若都有密切往来,在羊城形成岭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数年,多文字交,有谢澧浦、张南山、李芸甫、吴石华兰修、仪墨农克中及刘朴石、三山张墨池、磬泉郑萱坪、黄香石、苍压孟华墀、叶云谷、麦南村、马德隅、曾竹屋、陈仲卿诸先生”[7]528。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广东通志局有着重要的影响。1821年,学海堂冬课题为《四书文源流考》,课后阮文达尝令侯康与周秩卿孝廉,郑萱坪明经,胡稻香茂才同辑四书文话[8]卷7。由郑灏若负责撰写《职官表》,内容最为详尽,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纵横经纬,词约意丰,谢兰生对其评价甚高,日记说:“郑萱坪所撰《职官表》甚佳,不亚石华之《沿革》。”[1]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视图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学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学诚的深刻影响。戴震认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还十分重视地图、沿革表,“地图及沿革表,志开卷第一事也”[9]489,“县境图表最紧用”[9]486。戴震的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学思想中都有很明确的体现。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职官表也受到章学诚的志书思想的影响。章学诚对此论述极详:“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卷7)正是因为设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编纂中适当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对阮元《广东通志》职官表有重要影响。

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组织编纂的《云南通志稿》是精心杰作,他对同时代人编纂的历史地理著作的评价体现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认识。1823年,龚自珍为阮元撰《六十寿序》,对阮元的史学成就评价甚高,重点突出他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其文曰:“公(阮元)又谓读史之要,水地实难,宦辙所过,图经在手。以地势迁背,班志、李图不相袭,以目验获者,桑经、郦注不尽从。是以咽喉控制,闭门可以谈兵,脉络毗联,陆地可使则壤,坐见千里,衽接远古,是公之史学。”[10]226龚自珍对阮元学术特色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揭示出阮元衽接远古的史学成就。《云南通志稿》是以阮元为主,组织学士通儒编纂的历史地理学杰作,是地方志中的翘楚。《云南通志稿》上起秦汉,下迄道光朝,卷帙宏富,内容详瞻,全书216卷,总目13,子目68。从总体来看,篇目分类合理,编排有序,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以说是志书中的上乘之作。该书于1826年延揽王崧为总纂,总理通志之事,一直到1835年修毕,前后共9年修成。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因为阮元入京述职,云南巡抚伊里布接替阮元出任主修,王崧与分纂黄严和李诚对修志的旨趣和志书的编排意见不合,遂托病辞去总纂之职,关于此事赵联元在《续云南备征志》中有记载:“王乐山先生崧,应总督阮文达公聘总纂《省志》,视旧志为宏富。成书强半矣,文达述职入京。巡抚伊里布公,不学人也,分纂黄岩?李诚,驳杂而坚僻,每与乐山(王崧)龃龉,巡抚复右之。于是乐山托嫁女,辞归,不复来。”[11]136正是因为巡抚和分纂的排挤,王崧辞归,这对《云南通志稿》的修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阮元修撰的《云南通志稿》具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其一,他认为,中国古代方志编纂的详近略远原则值得商榷,他说:“详近略远,志书通弊,考志书备一方掌故,若详近略远,考古者不可为典要,何用志为?况四部载籍具在,悉心考订,自不至大有渗漏,蹈详近略远之弊。今自三代以迄本朝,综汇数千载,详加考订,期免漏略,不敢草率塞责,其不可考者仍缺之。”[12]凡例通志编纂的目的是备载一方掌故、典章制度和人物,从存史的角度而言,搜讨古代文献更难,价值也更大。如果采取详近略远的编纂方法,势必会使古代许多重要史事、制度和人物难以载入,由此会使编纂的方志价值大打折扣。《云南通志稿》编纂古今并重,在有关云南地方历史文献方面尤加重视,这也保证了它在云南地方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其二,修志要做到繁简适宜。史书繁简问题是历史编纂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作为地方通史的《云南通志稿》特别注重繁简得宜的编纂原则。

《云南通志稿》的《凡例》就直接提出:“志贵乎繁简得宜……若前明《武功》、《朝邑》诸志,专以简称其意,盖欲效法《五代史》耳。然欧阳修、宋祁分修纪传,删繁就简,称为良史,而后人又有议其略者。近代志书或矫其弊,复失于冗,似于繁简均未得宜也。”[12]凡例关于史书繁简问题,刘知己《史通》提出,史书编纂以简要为美,这种编纂旨趣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有重要影响。明朝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史书的“繁”、“简”不是从文字和篇幅来衡量,而是应从编纂宗旨和撰述结构方面来考虑,“简之胜繁,以简之得者论也;繁之逊简,以繁之失者论也,要各有攸当焉。繁之得者遇简之得者,则简胜;简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则繁胜”[13]129。乾嘉时期,学者的史文繁简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陈元棫认为,“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14]卷18。钱大昕提倡编纂史书力求史文繁简得当,他认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15]卷33阮元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深受乾嘉学者繁简观的影响,所以力主使《云南通志稿》的编纂做到繁简得宜,从通志的类目设置和语言叙述风格方面都能体现作者的这一追求。其三,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记载云南的经济、民族成为全书的重点和特色所在。全书中,《食货志》比重最大,共有24卷,反映了编纂者关注民生的编纂旨趣;滇志最重要的任务是记载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管理,所以有必要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这也是云南地方志的特色所在。编纂者用19卷的《南蛮志》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正是从云南的地域特色出发的有力佐证。《食货志》专列《盐法》和《矿厂》,并在《凡例》中指出:“盐法、矿厂为滇南大政,尤宜详载。盐法有旧章新法,矿厂在有现采已封,金、银、铜、铁各厂并京铜采买鼓铸诸例,俱不可缺。”[12]凡例明清时期,盐法、矿厂在食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编纂者们将这些内容详加记载,以反映当时云南民生的实况。此后云南省志都将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形成定例,“盐法矿产为滇南大政,顾兵燹以还,盐法有旧章、新章之别,矿产有现采、已封之殊,俱不可略,金银铜锡各厂,并京铜鼓铸诸例,阮《志》皆于课程之外,另列一目。今以现行事例补载备考”(魏光焘《续云南通志稿》凡例)。滇志重要的主题是记载少数民族,故《南蛮志》的设置即是承担此任务的。正如《凡例》所云:“滇属蛮方,诸蛮之事为多,旧志俱杂入各类中,殊未明晰,今另立《南蛮志》一门,又次之其子目五,曰《群蛮》,考诸蛮受中朝封列五等者入封爵,受中朝冠带为群吏者入土司。其不受中朝爵命自相雄长,及未受爵命,以前既叛,以后事迹繁多,类无所归,今为《群蛮》一门,悉隶于是,俾效命者荣膺圭组,叛乱者屏诸远方,于记载中亦微寓旌别之意。”[12]凡例《群蛮》一门,主要申述对中央皇权的历史认同感,这与王崧对本地“历史”的看法、立场大相径庭,若官修的方志代表典范观点,此也突显王崧的方志书写不合典范之处。王崧透过其方志文本及其个人行止,一方面附和并强化云南(特别指滇洱一带)为整体帝国之部分此一社会情境与本相,另一方面,又以本土英雄祖先记忆来维持本土认同,并由此缓解滇洱在整体帝国中的边缘地位,其继任者的编写话语与王崧的诉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16]115-117。

政史地范文篇8

●举世瞩目的十七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盛会。其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我们学习领会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首先要充分认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新时期又一个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书,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这次会议全面地部署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系统地阐述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会议将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将以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为特点载入史册

举世瞩目的十七大,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胜利地召开了。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盛会。我们学习领会这次党代表大会的精神,首先要充分认识这次党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

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历史盛会呢?

这次党代表大会承担了五项重要任务:一是听取和审议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是审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是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四是选举党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五是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中,体现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主题和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的,是同志代表党的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即我们常说的十七大报告。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个主题和贯穿这个主题的整个报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其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第一,这次会议深刻地总结了十六大以来五年的辉煌成就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的历史经验。

十六大以来这五年,是我国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和人民得到更多实惠的五年,是我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显著提高的五年,也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的五年。进一步联系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我们的体会更多更深刻。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76万亿美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实际增长都在4倍以上,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000万人。同志在总结这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宝贵经验的时候,深刻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第二,这次会议鲜明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为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面向未来,我们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着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课题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就成了许多人关心的根本问题。

同志在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以非常鲜明的语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而且,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他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概念。与此同时,同志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可以这样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是新时期又一个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书。

第三,这次会议全面地部署了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

我们注意到,同志所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包括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因此,十七大报告专门论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问题,论述了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并且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出发,具体部署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防建设以及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各项工作。这对我们今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第四,这次会议系统地阐述了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的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

同志在报告中,最后集中论述了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关键问题。他强调,我们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报告还根据这一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对今后五年党的建设作了具体部署。这一切,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五,这次会议突出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的党内民主。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这次会议将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将以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和谐为特点载入史册。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的党内民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一系列新的发展和推进。在这次党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无论在党代会议题征集和文件起草、讨论过程中,还是在党代表选举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推荐过程中,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在不断完善。

这次会议还将进一步展示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后继有人。大会将选出充满活力、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继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政史地范文篇9

关键词:王先谦;史学成就:思想与观念

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晚清著名学者,与王夫之、王文清、王闿运合称为“湖南四王”。

王先谦在史学方面成就卓著,撰述丰硕。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如下:对古籍的校勘、笺注和考证,如《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对旧史的补修,如《新修晋书》等。对史地学与民族史的研究,如《蒙古通鉴长绾》、《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等。史料的汇编和纂辑,如《十一朝东华录》、《湖南全省掌故备考》等。对外国史地的研究,如《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等。这些著述反映出王先谦如下的史学思想。

其一,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精髓和灵魂。王先谦治学循乾嘉遗规,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史籍校注和文献整理等史学实践中,如王先谦对《汉书》、《后汉书》等的校勘、笺注等。在此试举例说明,如《汉书·成帝纪》“越崔山崩”,《补注》“先谦曰:官本‘嵩’作‘隽’”。“嵩”和“隽”形相近。但读音和涵义均不同。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或更有力证据的情况下,王先谦只列出异同,不下定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

王先谦在校勘《汉书》、《后汉书》等时,对于不可解者。只是客观地集录众说,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断语,这样。不但给后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而且给后人留出了继续集恩广益的空间,以便时机成熟时得出更精确的结论。这不但对《汉书》、《后汉书》等原本的讹误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考订。同时也避免出现新的讹误。在校勘、笺注和考证古籍时,不轻易改动原文。不妄下定论,这正是实事求是思想在具体学术实践中的反映和体现。

其二,爱国思想。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一个主旋律。王先谦出生于鸦片战争后,对清王朝遭受外敌入侵的多舛命运有切身体会,在政治上是爱国的。王先谦在位期间,不畏权贵,上疏盲事,为清朝统治者提供抵御外侮的良策。比如奏请筹东三省防务、主张联手日本以防俄等。在辞官归里后,王先谦又组织收回路权,主张筹款自办等。这些都反映了王先谦爱国的思想,且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也同样饱含爱国情结。

从王先谦史学研究的内容中,可看出王先谦具有反抗侵略的爱国思想。晚清时期,外敌入侵,清王朝的西北和东南等边疆危机重重,备受学者关注。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也表现出对边疆史地的关注。如王先谦很早就意识到俄国在中国的北面对清王朝觊觎已久,主张联日抗俄,因而他对处于俄国虎口之下的蒙古忧心忡忡,非常关注蒙古的命运,故对蒙古的历史进行研究,撰著《蒙古通鉴长编》,以引起当世的注意。

又如,王先谦在《十一朝东华录》中详细记载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条约》等内容,而蒋良骐《东华录》中却没有记载。《五洲地理志略》中也有一组图标示了中国北部边界的沿革及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当时的状况是俄国不断侵占我国北部的领土,因此他一再强调自古以来中俄边界的沿革。提醒民众注意俄国的野心,抵抗俄国的侵略,这些都说明王先谦的史学研究中具有反侵略的爱国思想。

其三,经世思想。王先谦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其门人曹典球曾说,“先生同重事功,讲经济,而如荀卿所谓有益人国之大儒也。匪惟义理考据词章之有可纪焉”。王先谦在日常治学中也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怀,他写有《科举论上、下》、《海军论》、《工商论》、《学堂论上、下》等,所谈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国家发展、富强的事情。王先谦也关心河患及治理,其为《国史·河渠志》作序。历述黄河的泛滥和治理等,这些都体现了王先谦经世关怀的史学思想。

再如,王先谦对当代史的关注。晚清时期,由于内忧外患,清政府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一些具有经世意识的史家将目光从故纸堆中转向现实。开始研究现实社会问题以期能为千疮百孔的清王朝筹治安之策。于是兴起当代史研究的热潮。在此氛围下王先谦亦开始关注当代史。表现为对清朝掌故的研究,编纂出一部多达624卷的浩瀚巨制——《十一朝东华录》。王先谦编纂《东华录》有着明显的经世意识,“刻既成,谨飚言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於虏!读是编者,敬念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庶对扬列祖休命。以仰答我皇上生成之恩”。可见。王先谦编纂《东华录》即是追述清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业,以使当世“感奋兴起”,达到“吏修其职,民勤其业”的目的,表现出王先谦现实关怀、经世的史学思想。

中国学者自古就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到晚清,由于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经世思潮空前高涨,成为社会的主题和学术潮流。如徐世昌说:“嘉庆以还。士人始昌言经济之学,期于有裨实用。”旺先谦的经世思想正是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

其四,变易史观。中国古代文化中蕴藏着丰富、优秀的思想,发晨变易观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经》的思想精髓就是发展变易,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晚清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到了非改革而不能自救的地步。因此当时的学者纷纷从《易经》中发掘变易的思想,以为清王朝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如龚自珍、魏源等。王先谦也继承了这一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的精华。有着发展变易的史观。如论科举制度。光绪元年(1875)王先谦典试江西时还认为“制艺取士,前古莫尚之良法也。圣贤之微言奥理。备于四子书。学者正心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舍是无由”。可见,其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是非常赞同的。到了光绪丁酉、戊戌间(1897~1898),王先谦连续作了《科举论上》、《科举论下》两篇短文,虽然也回顾了科举制度在历代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科举制度是“果无外惧,百世不易可也”之良法。但由于当时清王朝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故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弊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至于制艺,则豪俊有志之士,类不乐为。章句所困。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甚至“深山困饿,把卷穷年。饮恨人地,不知几千万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称,谁之咎也?”因此,王先谦的看法有所改变。说:“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使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认为科举制度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方今时事多艰,墙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王先谦认识到由于“时事多艰”,亟需人才,故“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反映了王先谦的发展变易观。对“制艺取士”的科举制度。王先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由赞同到反对,并不是盲目跟随潮流,也不是见风使舵,而是王先谦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到了科举制度不得不随之而变的程度。如果科举制度再不变化就会阻碍人才的选拔、社会的发展,因此科举制度必须要变革。

由此可看出,王先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一些不适应时代的制度等皆应随之而变,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社会的发展。体现了王先谦发展变易的观点。

其五,夷夏观点。夷夏之辨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夷夏之辨。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以地域来划分华夏与蛮夷。认为中原是华夏,而四方皆为蛮夷之地。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地域的界限被打破,人们开始以礼仪文化来区分华夏与夷狄。汉代,由于董仲舒、何休等学者的系统阐发,夷夏之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明朝灭亡,满族人关,建立了清王朝,并在其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采取残忍的民族压迫手段和政策。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当时民众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当时学者们认为满族入关、明朝灭亡与以往朝代的灭亡有本质的不同。即是“亡天下”与“亡国”的区别。这时期的夷夏之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合理因素。清代,随着统治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满族统治者逐渐被汉族文化所同化,特别是晚清时期,蛮夷不再是满族统治者,而是人侵清王朝的列强。从总体上来看,随着时代的变化,夷夏之辨的内涵也有所发展和变化。“夏”由最初的中原地带逐渐变为整个中国,而“夷”初指中原地区四周的蛮荒之地。后来逐渐变为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辨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夷夏之辨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并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对此。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王先谦是一个封建社会的经世爱国史家。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其史学思想中也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夷夏之辨观念。在其史学著作中,王先谦虽然承认西方国家比清王朝强盛。并且也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史地等知识。即便如此,王先谦的著作中也透露出蔑视外国文化的意味,如王先谦说,“道、咸之际,知有海国矣,情事未灼也”,将外国称为“海国”,略带轻蔑的意味。他又说,“盖西人为学,以象数为体,工商为用,军旅为辅,其于文字、历史近之矣。百家杂出,各以术鸣,而道之大原,或未之知也。见有君上也,俄焉非其君上也;见有子孙也,俄焉若无子孙也。伦纪之爱薄,故乡土之念轻;仁让之意微,故争竟之情炽。非诗书不能和柔其血气。非道德无以澡雪其性天,此盖俟之千百年后者矣”、“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等等。可见,王先谦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工艺的发达,但还是认为他们的“工艺之学”是“形而下”的。这是晚清传统士大夫的主流观点,他们大多都认为,应该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实用的科学技术,且不能改变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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