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管理范文10篇

政法管理范文篇1

一、价值和行政价值的基本理论

价值主要是一个哲学概念。若想彻底认识行政法的价值并进行重新构建，必须首先把握价值概念，掌握基本价值分析方法。关于价值的定义一直是多义的，人们总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含义的价值概念。在经济学中，价值表示为感官的愉快、物质利益以及财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都有功利性的特点。当某种物品及事件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的时候，人们往往用价值这个词描述它。在伦理学中价值表现为善。民族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临危不惧，都具有崇高的人格及道德价值。在美学中，当自然对象、行为对象以及艺术对象给人以美感，使人产生美的享爱或情感愉快的时候，就会产生审美价值。[4]一般价值多是在哲学领域中进行定义的，有学者曾撰文将日前存在的哲学价值进行定义，称之为“次生价值”，而将价值确定为人。[5]这是对传统价值定义的一个否定之肯定的评价。但作者也认为价值是人并不是个什么定义，只是以人等同价值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本质[6]。无论怎样，以人为价值是不可否定的。哲学原理认为，人是永远的主体。拾而用之，价值定义正是应该围绕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构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价值是主体的一种创造。而绝大多数中国及前苏联学者则认为，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属性。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价值是主体人与客体物之间需要的关系。[7]导师马克思也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以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8]

法学价值概念源于哲学价值概念是肯定的，这也正是哲学方法论对法学的作用。将哲学价值引入法学领域，不仅拓展了法学研究的方法手段，也促进了法律与法学的进步与发展。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律科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理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的主要活动。[9]而今天遵着先哲的教诲，进行着关于行政法价值的研究，实乃荣幸。

有人认为，法律上的价值首先是指“某一群体社会的成员认为是好的，合意的。值得追求的目标或思想境地。”其次是指“该群体（社会）成员强烈感到，并以积极的态度受之约束的一种抽象的、普遍的行为规则。”[10]这是西方法学者关于法律价值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脱离不了西方的社会环境，也缘着西方哲学的价值含义，当然这种价值定义里有一定可汲取的东西的。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法的价值所要回答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法的需要和主体的人对客体的判断标准问题。[11]依据这个概念，也可以这样概括行政法的价值，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行政法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行政法的判断标准。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意义的人，而是指处于一定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一定阶级、阶层、群体与个人。这里的“行政法”是广义的，包括所有调整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因行政管理而产生的行政关系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以下再从价值的构成上分析行政法价值，可以对行政法价值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依据哲学原理，一般构成价值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要素有两个：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属性，即价值的主体和价值的客体。如此看来，行政法的价值实质上就是一般价值构成中的价值客体。行政法价值的相对主体是广义的人，而行政法本身是这些广义主体的价值对象即价值客体。行政法价值与所相对的价值主体关系是相对统一的。首先，行政法以为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否则，就不会构成或存在完全意义上的主体或客体。其次，作为价值客体的行政法及其属性始终是向主体及其主体需要进行接近和运动的，这表明了行政法对人类及社会的作用，即行政法对人的制约、规范及其它作用。再次，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及其需要，也始终在于主观上向行政法进行接近和运动，这表明了人类对行政法的作用，即人类会主动地对行政法进行变革和改造。故此，完全可以认为，行政法的价值就是研究行政法对人包括政府和相对人应有的满足与作用。

下面再从价值的属性上，对行政法价值进行剖析。根据哲学价值的类型分类，行政法的价值属于规范价值。作为价值存在的形态的规范价值，是指人类生活中所遵守的各种组织规范的价值。[12]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一定的组织在上进行活动的，这是人类的选择。而组织可大可小，小到合伙、家庭，大到群体、集团、阶层、阶级及主权国家，无论组织大小，各种不同的组织，有着不同的组织规范，或成文或不成文。这些组织规范都是被某一群体普遍认同的共同信守的某种调节相互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其规范反映着这一群体组织共同的价值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行为。法律包括行政法律恰恰是国家这个大群体的基本运行规范，这种规范所具有的价值特点，正是哲学价值中的规范价值所据有的，是哲学规范价值之一。在所有规范价值中，法律规范价值是最具强制力和暴力的特点。在行政法价值则是哲学价值中规范价值之一中的之一。它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权的规范和制约，保证行政权力的正向行使，同时也通过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规范和保护，而得到维护和控制。通过这种行政法的规范作用，调节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谐调，从而达到整个社会形态有序和稳定，实现人类的共同进步与繁荣。

作为法律的术语，价值、目的、意义、功能、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很多时侯是可能互换使用的。如法学词典在关于法的功用中就认为，法的功用是法的功能或法的作用，指法存在的价值[13]。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意义就是人才作用[14]。但是，就价值特点是行政法的价值而言，它与其它相类似的概念还是不完全一致的。价值是对法的理解评价，强调作为客体的法对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有用胜。而其它概念，比如意义或作用，多强调的现实的功能，这种法的作用或意义是直接的，而法的价值则不一定强调它的直接性。行政法的价值着重研究行政法的理想作用或理想状态，或行政法应该达到的理想目标。而行政法的作用，则指行政法对现实行政管理的功能，即行政法对现代行政实践有哪些作用或益处。

判断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表现，其一，某一事物是怎样的，称为事实判断；其二，某一事物应当是怎样的，称为价值判断；其三，某一事物如何才能是怎样的，被称为技术判断。[15]价值判断是改造现实的判断，由它把现实与现实的怎样改变连接起来，所以判断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判断。价值判断有时也泛称价值分析，是人类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判断方法。运用价值分析法，分析行政法应当怎样的，从而将已经怎样的行政法之不足向使人满足或满意进行过渡，推动行政法向心善尽美发展，使行政法弥补欠缺，更加满足人的客观需要，为人类服务。

价值分析和判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基本而又具体的方法之一，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行政法而言，行政法价值分析，对于揭示行政法本质，揭示行政法产生，发展的规律和运行轨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分析行政法的价值及其价值标准。选择合理的行政法价值目标，指明行政法的价值取向，为行政法的进步与完善提供指导原则、方向、操作方法和理想模式。

二、行政法的价值和价值冲突

毫不隐讳地说，关于行政价值的研究，与我国近几年法学界日益重视和自觉运用价值分析方法相比较而言，[16]十分不合拍。在人们竞相使用科学的价值分析方法解决各自法学问题时，行政法学界对这种方法，还处于静观状态和冷处理阶段。原本实质上已经是关于行政法的价值分析、评价，却往往称之为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或以作用或意义相代称。而实际上，自从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与实施，使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深刻社会变革，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大潮中，市场价值以及作为市场价值表现的货币，正在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传统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正在经受着最严重的挑战和打击。[17]可以说，法学价值认识和探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进行的，这是市场经济对法学及至法律的积极意义。

行政法有着自身的价值，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在我国目前尚未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行政法学研究还未像其它法学学科那样自觉运用价值分析手段，原本已是在进行价值分析或认识，却不明明白白以价值而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平衡论首先是一种价值论。中国行政法学的真正困境在于没有关于价值的认真思考，没有勇气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18]由于行政法在我国的法治初衷，无论从发展历史上，还是在实践的现实环境上，远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运作态势和研究氛围，更由于行政法的对象、内容、范围的复杂和多样，也使得这种必要的价值研究，或因学者们无从下手，或因对象的模糊不清而缺乏一种澄清的方法和澄清的勇气，故而到目前还没有关于行政法价值比较全面、系统的思考，更没有形成较成熟或成形的理论成果。但是，作为客观存在，虽然我国学者还未真正有勇气和能力形成自己的行政法价值体系；但对行政法价值的研究和探索还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或表面或实质或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这正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暖热潜流，也许不日就会形成一股热浪。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们关于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虽然比较薄弱，但还是有一定成果的。在1992年，就什么是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大致形成以下五种观点：（1）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国家权力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保持平衡。（2）行政权力论。认为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是行政权问题，即国家行政权如何运行的法律问题。（3）行政职能论。认为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行政职能问题，即保证国家行政职能充分实现的法律规则问题。（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依法行政论。认为行政法的理论的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依法行政，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出发点。（5）行政效率论。认为行政法的核心问题是保证行政主体迅速地达到目标，即以高效率满足社会的需要。[19]

以上五种观点本质上是关于行政法价值问题的认识，而且总体来看，它们还体现着行政法价值观念的冲突。无论行政法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还是控制行政权的正确运行，抑或是实现行政职能，以及实现行政效率，都是行政法价值的认识，都是关于行政法满足人们那一种需要的问题。但需要说明一点，以上五种观点，主要是围绕着行政法的功能与功用进行确立的，虽然这些观点本质上都是行政法价值的别称或体现行政法的价值，但始终还是遮遮掩掩已客观形成的价值理论。它们是以行政法是什么或行政法是干什么用的，来体现行政法应有的价值的。

价值是法存在的基础之一，而价值冲突则是法存在的另一基础。而法的功能本身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冲突中价值丧失或耗损。[20]纵观世界以及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及行政法产生发展之根源，行政法的价值之争皆缘由于行政法性质之不同之争。即自始以来由于有“管理法”“控权法”“平衡法”等行政法性质之冲突，故因此就客观存在着相应的行政法价值之争和冲突。

应当承认，现代意义的行政法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行政法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而这些政治、经济条件只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开始逐渐具备。但不能依此否认古代社会行政法存在的事实。只是在古代社会，由于经济上的人身占有关系和政治上的专制独裁统治，古代行政法不具有现代行政法的性质和价值内涵罢了。古代社会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上是严重不平等，因而决定了古代的行政法的性质是“管理法”。即在内容上它以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一方的义务为重心，以维护专治统治为目的。[21]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并非只有古代行政法具有“管理”性质，现代行政法也具一定的“管理法”内涵，只不过它与古代的行政法的管理内涵不尽一致，所居位的程度不同。譬如在某些国家政府建立之初，它的行政法大多最先具有的就是管理内容。就新中国而言，建国之初的1949年至1956年，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法规，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以及人、财、物各个领域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据统计，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国家共颁布行政管理法规829件。[22]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国家需要，当时所立的行政法大部分具有管理性质，或管理的侧重点较大。及至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法的性质在于确定行政机关的职权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这种判断结果，只要翻翻早年颁布的行政法规，看看其内容就会得到印证。目前，基于性质不同而产生的行政法价值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管理法”性质的行政法，决定了行政法的价值是“秩序”。即通过行政法的制定与实施，实现一个稳定而不混乱、有条理的社会运行状态。比如新中国建国之初，所颁布的有关行政许可证方面的法规，就是“为了防止各种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保护合法企业的正当经营，维护社会治安”。[23]当然，当时行政法之所以要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在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即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是以分工协作、满足人们基本生活要求为中心的，[24]而这个中心四周，正是枪林弹雨后的创伤和纷乱，因此要实现这个中心，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成为中心的前提。社会稳定、良好的秩序正是当时人们这个主体对行政法的基本要求，满足了这个要求，就实现了行政法的价值。在行政法的秩序价值是行政法最基本的或最基础的价值，它是作为国家代表的行政机关以独立的主体身份对行政法这个客体物的基本要求或希望，如果所颁行的行政法在立法时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主体的基本要求，这种秩序价值的实现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如果广大执法者依据这个行政法通过主观不懈的努力与追求，严格依法行政，行政法的秩序价值就会从应然状态向实然状态接近，这样，行政法的秩序价值也就实现了。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国家。虽然英美行政法与法国行政法由于国情和历史传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行政法的控权性质是一致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防止控制封建专断统治，企望通过法治包括行政法治来实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初步确立，最终使行政权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这种独立，才使行政法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可能和现实。行政法的控权性质，至今西方大多数国家仍然以控权为行政法的基本性质，在立法和执法中贯彻始终。在我国，仍然坚持我国的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在一定层次上有很大的比例。在国家“八五”规划教材《行政法学》中，写进自始至终坚持行政法的性质在于对行政权的约束，避免或消除行政权力的运用对他人权益产生影响或损害[25]。而且，尤其在反腐败的今天，强调行政法的性质更具现实意义。

“控权法”性质的行政法，决定了行政法的价值是公平。即通过行政法的规范作用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的权利趋于平衡，尽而达到对公民权利、利益的保护。权力是对权利的强制，这有失公允。权力对权利的强制，使得权利处于劣势，行政权容易依仗这种优势强项并侵犯公民的权利。现代意义的行政法的产生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使行政权与公民权利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共同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如果行政法达到或实现了这个基本要求，行政法的公平价值也就实现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所以需要法律，历史所以将行政法制造出来，其目的就在于法律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行政法能够实现公平和行政机关在法律上的真正平等。[26]而且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今天，强调公平，强调共同富裕，就具有更现实的意义，而行政法确能起到这种作用。

近几年，在我国关于行政法的性质又出现了一个“平衡论”。它的主要倡导者罗豪才先生认为：现代行政法不应是管理法、控权法、而应是“平衡法”，其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义务在总体上应该平衡。它既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也表现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各自权利义务的自然平衡。[27]这种观点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新成果，西方行政法学者还没有清楚认识到现代行政法的平衡性。

“平衡法”性质的行政法的价值是平等。即通过行政法的制定与实施，实现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与公民的公民权利的平等。从而达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与人、行政机关与公民等相对一方不分高低贵贱，生而平等，存在平等，乃至死也平等，这是人类社会世代生生不息的追求。“平衡法”性质的行政法，既要控权，又要保权，它要对由于政府对社会、对公民管理的不平等，即行政关系的不平等，而力求通过双向控制和保护，来达到平等，从而避免“管理法”与“控权法”的片面性。公正的理想状态是平等。[28]显然，平等与公正在价值上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它是从公平这种单向控权的价值发展而来，是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进步与完善。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之所以诞生“平衡论”性质的观点，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确立，人们的心理状态多元化，其现实要求趋于契约化，更趋于平衡化。而平等正是这种客观现实在行政法的价值上追求的结果和表现。

综上所述，关于行政法价值的冲突表现为各种性质行政法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之不同，[29]即社会形态之差异，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对行政法的基本要求和理想要求窘异而至。特别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更使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观念，具有市场经济的价值属性。说到底，这种价值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人权保障与社会保障的行政机能作用的具体体现与反映。

当然，以上所论价值观念及其所进行的价值选择，并非完全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同时进行的。有时几种价值充斥一起，有时则只有一个价值把持一方。同时，在某一时期某一价值占主导地位，其它时期则另一些价值占主导地位。[30]在现代意义行政法产生之初，主要以控权性质的行政法价值观为主要趋势。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控权性质导致的价值观念和平衡性质导致的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价值标准，目标和选择，将交织并行。而且逐渐将由平衡法性质的价值选择所取代其它，或成为行政法价值的绝对主流。由控权法性质而成立的公平正义平等价值，取代单一的控权法所反映的价值，反映同我国文化传统、经济模式及法律文化意识，正从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的特点。完全可以说，目前我国行政法的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正处于多元化状态。

以上行政法价值仅是行政法价值的一部分，即仅仅是缘着不同性质的行政法而导引出的行政法价值。除依据性质而导引的行政法价值外，效率、效益等也都是行政法的价值。

三、行政法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是哲学的一般概念。哲学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是具体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同时哲学又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为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马史思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它的诞生是价值观念的又一次革命。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是：价值具有社会性、客观性、意向性。即价值是社会历史发展产物；价值的本性具有客观必然性；价值的产生、离不开人类主体对象化活动。而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价值概念和重新辨析和审视，又使人们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一，价值不是想象中的纯粹观念的东西，它作为主客体的实践关系的特定方面，是根源于实践的基本矛盾而形成的社会客观的必然关系。价值关系是由实践所创造出来的，并构成实践关系折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规定或制约实践方向的要素。

第二，价值关系是“属人的现实”、“属人的关系”，即现实世界对当作目的本身的人的发展，才是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说价值关系无非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特有存在方式。

第三，价值具有时间的矢量性、方向性。就是说，价值关系不是某种既成的静态关系，而是趋向于未来的一种动态关系。在人类的活动及其成果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不仅属于过去和现在，而且也属于未来的，具有无限发展潜能的东西。

第四，价值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辩证关系。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是一个不断扬弃否定的过程。因此，价值也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价值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的，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是处于无休止地转化变动之中，这是价值的相对性。但相对之中也有绝对，是否有利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本身的发展，是价值评价的绝对尺度。

第五，价值又是以自我意识为媒介的客观关系。实践本身同时也就是价值实现或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活动离不开人的自觉努力。促使人们行动起来的精神动因，是源于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而建立在一定觉悟之上的“理想”意图。[31]

以上哲学原理，为全面认识行政法价值及其价值冲突发生原因等，奠定了理论基石。

人类、国家包括政府及社会与行政法的价值关系，是由人类社会法治实践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实践性和历史性，使价值都带有特定历史的时期法秩序的轨迹。[32]由于每一历史阶段客观世界的发展环境及条件，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人们对行政法的要求和评价及价值实践各有差异和不同。行政法价值“不外乎是统治特定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念，[33]由于人类历史发展时期各种文化价值及决定文化价值的生产方式不同，导致每一时期行政法的价值各有不同或各有侧重。“秩序、公平、正义、公正、平等”等正是这种价值实践的动态选择和评价过程的最终选择结果。

价值是人类的价值，而人类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具有社会性。行政法价值的社会性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行政法的价值选择和“选择标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人类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紧密联系，体现当时社会的发展特点和基本要求。“控权”性质的行政法价值，正与当初反对封建专制，防止滥用职权，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相一致。如今，我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传统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人们之间、人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完全的强制与统治，而体现市场平等与契约的精神。故此，行政法的价值也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互吻合，强调契约平等，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与平等。

“秩序、公平、正义、平等”等行政法价值是行政法价值关系的辩证否定过程和结果，某一时期价值受客观社会制约，行政法的价值确立为某一选择点，如秩序。但随着社会和价值实践的发展，主体人对客体行政法的要求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对原行政法价值选择进行评价，在进行辩证否定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进行选择，最终以对人的本身发展有利的价值，确立为行政法的价值，进而构建成行政法的整个价值体系。需注意，行政法价值关系的辩证否定，并不能简单地将原来的价值选择以好或不好加以评价，原本存在的价值在现在或将来可能不是统治地位的价值，但它有可能仍是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倡导“平衡法”性质的行政法及其价值即平等或公平正义，但也不能否认“管理法”性质行政法的秩序价值。在某些时间或某些领域中，行政法的秩序价值将会极大地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初的今天，以行政法维护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控制行政权的滥用和贪污腐败，其意义是现实的，更是深远的。

行政法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实践而渐近创造出来的，行政法的价值也是人类自觉努力进行创造和选择的结果。当原有行政法价值不能满足当时社会人的需要时，或者原有的行政法价值已经实现，需以更新的行政法及其价值进行满足时，人们就会向更高层次进行追寻，从而设计并创立出新的行政法价值。这种扬弃探索行政法的过程就是一种冲突运动过程，在这种价值冲突中，经过实践的验证和理论的升华，经过筛选，人们重新确立了新的“理想意图”行政法的新价值也就被确立，并被赋予了更大的美丽光环，甚至五彩斑斓。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倡导行政法的性质是平衡法，因之，行政法价值也与原先“控权法”和“管理法”的价值不同。这种行政法价值的冲突，既是我国行政法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各持已见的行政法学者的力陈，目前，“平衡法”性质行政法的价值和“控权法”性质行政法的价值是行政法价值冲突的主要两大观点。而且，“平衡法”性质行政法价值选择逐渐占上峰，成为主流，也成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34]

行政法价值不是主观臆断的，是行政法价值实践的必然性选择结果。这就要求行政法的执法者和理论工作者，积极投入到这个价值认知的实践中去，衡量目标，确定标准，从而选择出对人类发展最有用的行政法价值。而我国目前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界，缺少的正是一种深入实践研究的精神。

行政法的价值冲突，直接矛头所针对的是人类本身。人类对行政法价值的感知和接受程度，决定行政法是否被选择和确立。而这种人类对其最终价值有利的行政法价值的选择，应是冲突后的全新认识和全新判断，当然，这需要时间和过程。所以对我国目前行政法的现状，也不能急于求成，应该以一种渐近的步履，推动行政法实践的发展和价值的选择。向着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始终是行政法价值的方向和构建矢量。

总之，行政法的价值选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这种选择的标准、选择的结果，受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或影响。由于决定影响的因素不尽相同，所确立行政法的价值也就不同。但“秩序”、“公平”“平等”“公正”“效率”“效益”等价值，共同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全部行政法的全部价值。决不能以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否定曾经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行政法价值。对于今天或将来仍有作用的行政法价值，还应发扬光大，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尽而创造出全新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需要，对当今和未来发展有益的行政法价值及其价值体系。

四、现代行政法价值的选择

从行政法价值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虽然在某一历史发展时期、阶段，某一行法价值占主导或主流地位，但这一行政法价值从来不是孤独存在的，与之相伴有许多其它行政法价值共同存在。从这点而言，某一占主导地位的行政法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的主导，仅仅是在多个行政法价值矛盾冲突中处于矛盾主要方面而已，或者这种价值更符合社会需要和人类的需要。

某一占主导地位行政法价值的选择主要取决于那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对价值认识的取向不同，使得某一或某几个行政法价值成为对社会和对人有用的价值。时至今日，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由于人类价值认识发展的丰富性，也由于行政法价值的自身显现和人们对这种认识能力经长时期过程后逐渐提高和累积，因此，现代行政法价值选择和构建，应该是成系统和体系性的，不应该仅仅是单打一，应该允许多种行政法的价值观在同一时空范围内共同存在。现代行政法的价值内容应该是兼容并蓄的。“法律价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以多元形态存在的体系。”[35]

价值是客观的，但价值的选择是主观的。价值的选择囿于人们的主观性和社会性，行政法的价值选择也同样如此。具体而言，行政法价值选择根本上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结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国民心态即行政法意识。从政治体制结构上看，在一个强调对政府权力保持高度警惕以防止越权滥用的国家，权力分立且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决定“控权论”倍受瞩目，其所体现的行政法价值也自然成为选择目标。反之，当在经济上实行一种契约的制度时，则该国政体上必然在分权制或权力分工制的基础上，趋于更大的民主，这样就会实行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中而又平等的体制，而在这种情况下，平衡论则成为主流，其所体现的平等价值也赫然成为价值主流。从经济体制及结构上看，一个实行计划体制的国家，不会充分尊重社会各种经济主体的权利义务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被控制在行政权之下，这样情况下的行政法价值正是管理论所体现的秩序。而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由于经济主体具有各种自由权利，资源配置以市场流向为导向，这样情况下，行政法价值是平衡论所体现的平等，既要控制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又要规范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文化传统上看，凡以人性善为文化主旨的国家，一般不强调行政法的控权所表现的价值，如我国早期行政法。反之，以人性恶为文化主旨的国家，则强调行政法控权所表现的价值，以防止滥用权，达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等。同样在善性下，不强调权利个人本位，而强调权利的社会本位。而强调权利的社会本位，故无需控制，只需管理，所体现的行政法价值与之相适应；在恶性下，强调权利的个人本位，排斥社会本位，故行政法是平衡法，其价值表现为平等。从国民心态和国民的法律意识上看，向往和平安全、自由的，行政法价值以稳定、秩序、平安为内容，而喜欢冒险和探索的，行政法则以控权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为内容。

以上是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评析行政价值冲突产生的原因。而法律价值评析正是法律价值的转化前提。[36]就现代中国来讲，现代中国行政法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控权法”性质的行政法与“平衡法”性质的行政法所表现的公正与平等价值上，当然兼有其它价值表现如效率、效益等。这些价值的存在，一方面体现着各自所依存的行政法的性质上，同时，由于某一行政法价值实现手段有限，不能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冲突。如何选择和谐调行政政法价值之间的冲突？有人认为，现实最佳途径是对价值进行权衡，并依此做出判断和设计法律价值。[37]权衡当然不可缺少，但同时就目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现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选择和构建行政法价值体系才可行。也有人认为：应该以邓小平提出的“三有利”标准，在社会正义、公平、自由等价值天秤上加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效益的砝码，作为法的价值选择标准。[38]这种标准当然适用行政法，而且这种标准比较现实，只是充当将这种客观标准具体化、微观化，适用操作。应该说“三有利”标准，是目前选择行政法价值基本的或基础的标准。

法律的价值合理化作为形式合理性的思想基础、价值目标和评价尺度，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优先性。[39]由此看来，选择并构建一个理想的行政法价值呢？价值的选择既带有强烈的主体主观意识性，更带有一种客观性。因此，价值选择总还是具有一定的共同尺度。按英国哲学家拉蒙特的观点，价值评价所尊崇的原则是经济原则，也就是代价最小的原则，而“机会成本”本身又决定“共同需要”即主体的基本性、源泉性的需要。[40]依据此原则，结合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参与价值的其它理论，现代行政法价值的选择应该采取以下态度：

第一，必须依据行政法的立法、执法现实，包括政治、经济背景情况，探讨选择行政法价值，不能脱离行政法的发展环境，空谈行政法价值。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价值的首要前提。[41]脱离每一个特定行政法的具体生存环境，以真正确定行政法应该是怎样，以对现存行政法价值做怎样的变革等等。

第二，不能离开法律的价值空谈行政法的价值及其选择。公平、正义、秩序、效率、利益一般被公认为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行政法价值的选择与构建，离开法律价值独僻蹊径，是无基础的大厦，是空中楼阁，不会成功。法律特别是基本法律范畴，是行政法的根基，法律与行政法是包括与被包括关系，决定了行政法的价值虽然不能完全沿袭法律价值，但必须以法律价值内容为基础，这是两者之间固有的逻辑关系。从广义上讲，法律的价值也包括行政法的价值。

第三，我国行政法价值的选择与构建，应该借鉴参考国外发达国家行政法治的实践经验和行政法价值内容，为我所用。“秩序、公平、个人的自由”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法律价值选择。[42]就其存在而言，必有其合理性，拒绝或排斥外国法律包括行政法律的价值选择，是不明智之举，也容易使我国行政法价值的选择走弯路。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要不得的，西方发达国家，法治道路毕竟比我国早走了那么多年，经验和教训都应汲取。当然，行政法价值的选择还受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等社会生产方式的综合作用、影响。

第四，理想的行政法价值应当是对现有“管理法”、“控权法”所体现的秩序、公平价值的兼容并包，并且对法律所最终达到的自由价值也应有所体现。这样来看，“平衡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秩序，效益及个人自由等价值，正好实现了这种兼容经济原则。控制好行政权的运行，一直是行政法不懈的追求，而现今我国学者倡导的“平衡法”，则不但侧重保护公民权利自由，也同时实现控权及秩序。

第五，理想的行政法价值应在众多价值内容中有所侧重，在肯定和兼容诸行政法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必要对行政法的价值进行次序排列。某一国家、某一时期之所以强调“控权法”抑或“管理法”所追求的价值，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因素决定的。因而所有行政法价值在同一时空领域内不会完全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有时某一价值占主导地位，这正是侧重的表现。

第六，要坚持行政法价值的体系性和经济性。体系性说明行政法价值的整体追求和整体规模，以及行政法价值内容的客观联系性。经济性则说明行政法价值的利益性和减耗性。从而以较小的付出或追求，取得更大的追求效果。

依据拉蒙特的成本价值原理，“管理法”、“控权法”所体现的秩序与公平价值，单从经济角度看，其成本要高于“平衡法”所表现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价值。因为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仅关注行政法的单一价值，其机会成本自然高，虽然有时在某一所侧重价值的实现下，其它价值也可以连带实现，但毕竟受到限制。如“控权法”在控权实现公平价值的同时，也相应保护了公民个人利益，但这种保护不是直接价值。而“平衡法”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自由”价值，由于它的价值矢量是多向的，其机会成本自然要低，即一个行政法同时实现多个目的。所以，理想的行政法价值应该是兼容并包的，而“平衡法”性质的行政法价值，恰能达到这种要求。这也正是之所以在中国，现今行政法价值及其基础理论研究中，“平衡法”占主流原因之所在。当然，行政法的“平衡法”特性，还需要在立法和执行中进一步体现和完善,其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有在不断的追求与完善中，才能达到至臻至美。

五、现代行政法价值体系

以上行政法价值选择评价、分析、论述，为构建现代行政法价值，特别是我国行政法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根据法制特别是我国行政法制的建设实践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我国行政法的价值体系由以下层次构成：

以上构图关系是这样的：“平衡法”性质的行政法，以行政法的规范作用包括多种规范手段，直接通过行政效率，最经济有效地去保护公民权利和对行政权进行控制，从而实现行政机关（广义指政府）与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趋于平等，进而实现公正即公平与正义。而这一切价值的终级价值便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通过社会自由（包括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包括个人利益）的和谐而达到。

从行政法价值关系上判断：行政法是一个由多种价值内容构成的价值体系。为了达到现代化行政法的平衡性，只能通过控权与保权手段来实现，而控权与保权的实现。就实现了法律的基本价值----平等、公平、正义。这种法律基本价值又是以行政法的效率价值作为手段来实现的，这其中还包括秩序价值，这是行政法的分支价值，也可以称谓手段价值。当行政法对政府行政权力的控制与保障与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保护与约束的公平、正义价值真正实现后，行政法的终极价值----自由包括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和谐也就顺然实现，人类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里，行政效率是手段价值，平等、公平、正义既是基本价值又是直接价值，而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正是行法的终级价值。

结合行政法的具体内容，对以上价值作具体的分析阐述：

第一层：行政法的分支价值----效率价值和秩序价值。

通过行政法来规范并实现行政效率，是行政法的必然。但这里的效率与法律，应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和社会进步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行政效率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目的的实现上尽可能少的花费去行为，即最少的人员配置，最少的费用消耗，最简单迅捷的程序等等。而行政效率的实现，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行政法来实现。立法者通过对包括行政程序的直接的最优化、简便化的规范，从而使执法者自动的最快的实现行政目的。明确、科学的行政法是行政效率的前提。

秩序是行政法更是法律的价值之一，秩序是一个表征主体生存环境协调程度的概念。[43]而法律上的秩序则是指人的活动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方式而达到的和谐状态。“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而行政法的制定与实施，正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稳定而和谐的价值。行政是对社会活动所进行的管理和控制，而管理和控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社会的基本稳定的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依法而进行规范，则必然会使良好的秩序得以实现，而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今天仍然是行政法的直接价值目标。不以秩序为目的行政法是不存在的。而且，秩序也是行政法其它价值实现的前提价值。

政法管理范文篇2

关键词：行政法；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秩序

在行政法制事业之下，法制管理必须改革创新，应当加强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认识，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已经全面吹响了依法治国集结号，人们的思维意识发生改变，同时法治理念不断增强，提高了对社会管理的认知。现阶段，社会管理并非是政府的管理职能，也要求公民进行社会自治，体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加强自主管理、自主约束，辅助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落实，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行政法视角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其重点在于构建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加快法治社会建设步伐。

1秉承人本理念，尊重人权

人权对社会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推动力，法律尊重人权，我国法律已将国家保障与尊重人权写入到相关的规范条例中，这就说明我国对人权极其重视，坚决捍卫并尊重人权，要求法律的应用过程中，必须维护公民利益，保障其合法权益，利用国家行政权力，为公民提供法律约束，使社会发展更加秩序化、规范化，同时体现我国法律对于人权的至深关怀。因此，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应加强对人权的认知，尤其是行政官员更加如此，应对自身的权力谨慎行使，本着自由、平等的发展理念，对社会成员的权力行使情况进行紧密追踪，以关怀、关注的心态，体现人本信念，尽可能保障社会民众的人格尊严、政治权利、人身自由以及精神自由权利。

2树立政府职能与权力有限的政治理念

尤其是公务人员更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遵守宪法内容、维护宪法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权力可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调度，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易出现无限扩张、滥用职权等各种情况，因此，公务员必须强化权利意识，严谨结合行政规范以及法律要求，谨言慎行，避免做出越权之事，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并投身于社会管理事业中，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作出更多社会贡献。

3制定社会稳定预警机制

若想使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就应当制定完善、系统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相关政府部门可通过定期举办社会活动的方式，对社会民众的发展需求进行全方位了解和掌握，促使社会发展更加有序和谐，同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比如，地方政府部门可加大社会调研力度，将下岗再就业人群、就业难大学生群体、被拆迁民众以及城镇低收入群体等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央对于民生工作的组织原则以及指导思想，制定适合民生发展的管理政策。此后，还应当对信息搜集制度加以完善，通过设立信息搜集机构的方式，使信息数据的搜集更加全面细致，加强对于民众发展需求相关信息的整合，全面掌握社会大众的客观需求，及时发现社会问题，确保社会稳定发展，提高政府社会管理水平。与之相反，若政府对民生问题置之不理，任由其发展，那么，长此以往，必然会给社会管理工作的落实造成阻碍。政府还应当使政令环境更加透明，通过政府电子邮箱、市民服务热线等形式，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对政府的办事过程全面公开，使民众信任政府并依赖政府，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利于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推进社会管理工作进程，加快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

4使社会管理更具法治化特色

相关政府部门应当重视社会管理工作的开展，积极肩负自身的社会职责，借助法治手段落实社会管理，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打下良好铺垫，加快法制化进程，设置专门的行政机构，并对相关法律条文内容加以完善，明确各行政机构的职能范围，使政府机构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高效完成各类任务，这一过程中，要求政府对人员进行有效配置，建设完善的法律法规机制，满足社会管理的客观需求。但在行政法视野下，有必要将严格执法与依法行政有效结合，简而言之，就是要加强行政执法力度，突破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运用行政惩罚等方式，避免各社会组织以及成员等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如有必要进行劝诫、警示，加强法律教育，将法制观念渗透到其思维意识中，但不可运用暴力执法形式。还应当强化宣传力度，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借助新媒体，比如微信、数字电视以及微博等媒介，将社会管理中的政策法规全面宣传，使社会民众了解相关政策内容，并依法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应使社会管理更加规范，结合章程体制中的内容，运用政策以及制度等各类形式，对民众行为加以约束，同时执法人员需严谨参照法律规章要求，落实社会管理工作。

5对协同治理、行政民主理念加以完善

社会管理工作是政府职能调整以及改进的重要措施，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实现行政民主这一目标，坚持平等相处、自由选择，加强行政机关成员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沟通，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人员还需了解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规范以及法律条文，通过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形式，加强社区自治以及行政管理力度。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特殊性，常伴随着权力滥用以及无限制扩张等现象，以上问题都会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进度，所以，应当进行有效约束，主动接受社会民众的监督，如果在监督中发现行政问题，行政人员应当自觉承担法律责任，不仅如此，公务人员以及行政机构等也应履行自身的监管职能，对市场竞争行为加以规范、协调，营造和谐的市场运营环境，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关注民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

现阶段市场经济体系已经逐步完善，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分配格局分化现象，部分弱势群体仍缺少致富机会，致使其权益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关注民生，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等问题，这样将难以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所以，应当对收入分配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分配方式更加合理，尽可能减少贫富差距，增加就业机会，引导群众自主创业，提高创业意识，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进行有效拓展，尽可能使人民安居乐业。要坚持以人民为本，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管理理念加以更新，将依法行政以及依法治国等思想融入其中，最终为依法治国国策的落实打下良好铺垫。

7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加以更新

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对复杂，如果仅仅运用行政管理方式将很难达到社会管理目标，所以，有必要运用丰富的管理措施，使管理形式、内容更加多样化，对社会管理模式加以改革，要求社会中不同阶层的群众都应参与到社会管理工作中，一改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运用经济、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种管理手段完成管理任务，使管理行为更具服务性，在此过程中，不可利用强硬的管理措施，而要尽可能利用公平的方式，积极引入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手段，发挥其应用优势，使管理方式更具信息化特色，对网络业务管理方法加以完善。

综上所述，结合分析和探讨，发现社会的发展需要借助社会管理途径，维持社会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使之更加和谐稳定，同时利于政治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社会的发展形势，因此，必须对社会管理模式加以创新，尤其在行政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必然要求，必须依法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对管理模式加以创新，力求实现服务大众这一目标。还应对管理机制进行完善，运用切合实际的管理方案，坚持以人民为本原则，有效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经济问题，为法治社会的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1]朱振辉.行政法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28（18）.

[2]李一鸣.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分析与研究[J].商情，2017，26（32）：156.

[3]王立新.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理路径探究——以NGO非政府组织为分析视角[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18（4）：159-161.

政法管理范文篇3

行政诉讼的本质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进而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和发展人权，维护行政秩序，从而达到依法治国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我国行政立法的发展与整个国家人民法制化进程尚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中国行政诉讼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方面的主要困惑在于：缺少一部行政程序法通则或法典，出现了司法审查没有相关可以适用的法律依据而运用基本基本原则判决案件的情况，典型的案例有：

例一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不服退学处理决定案。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第一学年学习过程中，受到学校的退学处理，但是其后两年田永一直以该学校学生的身份在学校学习生活，并参加了毕业考试。最终毕业时，学校认为两年前就已经做出对田永的退学决定，因此拒绝颁发毕业证。田永诉至法院，当时的北京法院，在没有任何法条依据的情况下，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出退学处理决定没有听取原告田永申辩，也没有向原告本人宣布和送达为由，认定被告构成程序上的违法，开创了我国在行政判决中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案件的首例[1].

例二2004年，在上海，汪某诉黄浦区公安分局不服治安警告行政处罚案件。起因是一起普通的治安处罚案件，但是由于被告公安分局在作出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处罚决定行政行为时，笔录记录上时间显示了两个行为发生时间的年月日，是在同一天，但没有注明行为发生的时点分点。原告汪某及其人认为处罚告知行为发生在处罚决定作出行为之前，行政处罚行为程序违法。上海的一二审法院形成不同观点，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原告的观点，在没有任何实体法律条文依据的情况下，依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认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履行了处罚前的告知程序，依法撤消了一审判决，同时也撤消了公安分局的处罚行为[2].笔者认为该案意义十分重大，当前司法审查关于行政程序的标准，一般是合法性审查，也就是硬性审查，合理性标准一般不涉及或较少。而例二，就是法院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行政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仅是程序正当，而且程序也要符合合理性。上述两个案例，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都运用到了法律基本原则来判决行政诉讼案件。一般而言，我国行政诉讼中判决案件依据的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98条解释》，而对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这样的基本法律原则来审判案件没有作出任何的成文法上的规定。本文针对行政审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法律适用上的盲区情况，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着眼点，试图来解决在行政诉讼中运用法律基本原则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

二、正当法律程序基本原则的概念

（一）行政法的基本法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目前的行政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不同法学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不同的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就会形成不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我国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行政法基本原则表述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人民群众参与原则、民族平等原则、效率原则、法制统一和依法办事原则等数项。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多数学者将行政法基本原则归纳为两项,即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过于原则,过于概括,应予以适当具体化。从外国法律思想中移植而来的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基本行政法原则尚未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普遍接受，更谈不上运用和发展了[4].行政法基本法律原则，目前是多种学说争鸣，出现了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二元论之说，限权力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责任行政原则三元论之说，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越权无效原则等多元论之说等多家学说。但总得来说，笔者认为，行政法基本法律原则是效力贯穿于行政法始终的行政法根本规则，是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本质和规律的集中反映，虽然在当前我国行政法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5]，但是借鉴外国行政法的先进法律理念，既是司法审判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有利于行政法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正义”，发达于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法律程序”[6].在西方国家,对行政行为特别要求程序公正,因此,正当程序原则是它们行政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涵义是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当事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西方理论界对其包含的内容分二元说和三元说。二元说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括两项规则[7]：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在受到处罚和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意见的机会。

本文采纳了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的三元说观点，认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包括三项规则。其一,自己不应成为自己的法官。所谓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就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涉及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务或裁决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争议时,应主动回避或应当事人的申请回避。在西方国家,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首要要求,根据这一要求,不仅行政官员在处理有关事务或裁决有关纠纷时,如涉及其本身或亲属利益要予以回避,而且行政机关还应设置相对独立的机构（如行政裁判所、行政法官等）裁决涉及行政管理的有关争议；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和提出指控的机构不能直接作出处理裁决,而要提请与之有相对独立性的机构裁决。否则,亦构成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的行政违法,违反任何人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公正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虽然没有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的直接表述,但其法律精神是相同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是由实施相应行政行为以外的机关处理行政争议,避免行为机关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其二,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做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做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除非有法定保密的要求,都必须说明理由。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和规章,应通过政府公报或其他公开出版的刊物说明理由；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应通过法律文书（或口头）直接向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说明理由。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了行政行为说明理由的要求。

其三,听取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做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做出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必须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做出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还应依相对人的申请或依法主动举行听证,通过相对人与执法人员当庭质证、辩论,审查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与合法性。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听取相对人陈述和申辩以及听证的要求。

三、法律程序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

司法统计2000年—2005年以来，笔者所在法院，共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来判决行政案件5件，占所有审结案件的0.6%，涉及案件的主要类型有两大类，一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二是程序的合理性问题。

（一）是行政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法中的行政程序，是指作出某种决定或实施某种行政行为的过程，它通常是由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四要素构成的，一般而言包括立案、调查取证、作出决定、形成文书、送达等步骤构成的。由于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可借鉴的《行政处罚法》中对行政程序的规定也只限于行政处罚程序，而且规定的也比较粗。因此审判实践中，笔者认为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所指得“法”，不仅仅是法律、法规、规章，而且还包括法律基本原则。

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审判案件，主要遇到的程序合法性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送达程序。主要是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中，对法律文书送达采用的方式、送达的人员、送达的时间等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了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受理的行政拆迁争议应当在30日内作出行政裁决书，但是没有规定裁决书应当在什么时间段内送达。参照司法理论与实践，行政机关一般应当在文书做出之日起十五日内送达给当事人，超过期限视为程序违法。

2、告知程序。告知程序与处罚程序两个行政行为之间，法律、法规如《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间隔的合理的时间段，是三天还是一天还是几个钟头。实践中，行政机关往往在同一天既作出处罚前的事先告知行为，又作出行政处罚行为。但在工作笔录中一般只注明当天工作的年月日，对时分并不注明，告知行为与处罚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从笔录上难以辨别，不能证明在行政处罚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履行了事先告知和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如果没有其他证据，程序也应当是认定违法的。

3、内部程序。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中，行政机关往往将自认为其不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的部分，列为内部程序，认为是不受司法审查的。在诉讼过程中，也不将相关证据提交法院。而这所谓的内部程序，主要是行政首长的审批、决定文书。笔者的观点，行政行为一般是由工作人员的调查与行政首长的审批相结合而成的，缺一不可。从行政行为的过程来看，最终对当事人产生实体影响的决定正是在内部程序形成的。而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对该内部程序的不举证，应当视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二）是行政程序的合理性问题。

程序的合理性不仅仅是指通过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从实体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实体正义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指一个法律程序产生该结果的过程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以及程序参与者之间平等对话与理性说服的过程。对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问题是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机制限制自由裁量权，尽可能的保证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理性化。对程序正义的实现来说，需要决定的制作者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说明理由，对程序操作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种理性的控制，促使人们建立起对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的信心，同时法律程序应当反映形式理性的要求，即程序的操作应体现职业主义原则，程序的展开符合理性推理的一般规律——程序步骤先后的合理性、通过程序而产生的决定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法律程序可以满足理性化的基本要求[8].

举例而言，在行政处罚行为过程中，行政机关事先告知处罚行为是在行政处罚行为前的哪个时间段，行政处罚法没有具体规定。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就是一种自由裁量权。但其时间的长短，足以促使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形成自己的判断。类似于本文的例二的一起行政处罚案件中，就存在行政治安处罚决定与事先告知书仅仅相隔二十分钟，使得行政相对人有对行政处罚行为是否经过相关审批程序还是事先已经形成了处罚书作出合理的怀疑。

四、几点法律思考

笔者所在法院，行政诉讼中，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过程中，最终能够认定行政程序违法、判决撤消行政行为的案件仅为20%，其余80%都采用了在判决主文部分指出程序上存在问题但也不撤消被告行政行为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方式，出现这种尴尬情况，笔者分析：我国的法律传统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奉行“结果好使一切都好”的实用哲学理论，认为法律程序只是附属于实体的工具。随着法治化的发展，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中行政程序的现实价值和作用日益突出，中国的立法对于行政程序化有了一定的强调。

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方面的里程碑，从形式上第一次系统完整的规定了某一类行为的程序，确立了行政处罚中的公开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等体现正当程序的制度。但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毕竟尚在制定过程中，现代程序制度在全国行政立法中还未系统、全面、普遍确立起来，目前我国行政法律、法规没有在成文法中承认正当法律程序基本原则，这就导致了行政诉讼中的法官慎重和谨慎的运用法律原则来判决案件。“法理或者学说在推论中被运用来论证正当理由，在我国并不缺乏实例，只是被我们所疏忽罢了”，但是“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法的根本价值的原则”[9]，运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判决案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司法实践对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价值——程序正当的追求。因此，笔者建议：

1、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列入法条之中，使得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做到行政程序审查，有法可依。

2、尽早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严格规范行政权，体现法制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这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而行政程序科学合理与否，是衡量一国行政法制程度的重要标志，在程序法的内容上，应当具体规定到：（1）立案制度，在作出一项涉及到相对人利益的决定前通知有关的利益关系人；（2）听证制度，保证相对人均享有听证的权利；（3）陈述、申辩制度，当事人享有辩解、质证的机会和权利,包括当事人自己辩解和质证以及委托人辩解和质证；（4）回避制度，行政主体公正无私,不与任何一方有利害关系，否则应当回避该行政行为；（5）集体讨论制度，行政决定的过程必须是行政机关两个以上工作人员集体理性推论形成的；（6）审批制度，自由裁量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加以控制；（7）时效制度，行政效率应当从相对人方面进行考虑，对行政行为应当设定时间范围；（8）送达制度，对送达行为应当规定相应的人员、方式、时间等（9）无效制度，明确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应视为无效。

[1]参见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行政法丛论》第三卷，法律出版社。

[2]参见吴偕林，《行政处罚程序之不合理运用及其效力认定》，《上海审判实践》。

[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学》。

[4]参见姜明安，《行政法基本原则新探》，《湖南社会科学》

[5]参见王锡锌，《行政程序理性原则论要》，《法商研究》

[6]参见王明扬，《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

[7]参见李剑兰、张敏，《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与基础理论的关系》，《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政法管理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法；特许；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这些事项，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以这条规定为依据，社会中存在的大量有限公共资源，例如航空运输业、无线电频率使用以及城市水务、电力等领域，其利用与配置可设定行政许可。那么，这一领域的许可具有何种特点呢？其在许可过程中又会有哪些独特问题需要行政法学者关注呢？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简要描述与勾勒。

二、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

以我们较为熟悉的大陆法系为例，一般而言，会在其行政许可法中将特许与一般许可作出简要区分。例如，日本行政法学中，认为诸如电力、煤气等运输业，具有高度的公益性。因此，此类营业活动应获得国家的特别批准并在实施过程中接受国家的业务监督。特许是对国民设定其原本不拥有的权利或权利能力的行为。德国行政许可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认为特许，即通过竞标程序授予申请人以独占性或者市场垄断性权利，特许合同条款中包含价格、质量等规制要求。授予程序的竞争性和行政规则要求统一于特许制度中。[1]当然，这是最为基本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下文将进一步加以概括。以下，我们大致将特许与一般许可的差异概括如下，从中我们可进一步发现特许存在的缘由。

1、作为基础的权利性质不同

这点正如前述，已有部分学者对此加以了讨论。例如有多位学者将我国的行政许可分为一般许可和特别许可。认为一般许可仅仅是对法律一般禁止的解除，而特别许可则是赋予相对人可以与第三人抗衡的新的法律效力的行为，是为特定人设定的新的权利和资格的行为[2]行政特许区别于普通许可的最重要法律特征是行政当局的申请人提供了一个完全的公法上的主体权利，例如建设一所医院，经营一个铁路企业。这种权利本来是为高权主体所承担的，并不为申请人所拥有的，所以特许是高权主体将自己拥有的权利的出让行为。特许不同于委托。特许是对权利的授予，许可和例外准许是对禁止的解除。他们之间只是在都需要得到行政当局同意的程序方面，有形式上的共同点。[3]例如驾驶许可、营业许可等属一般许可，而持枪许可、烟草专卖许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生产许可，都属特别许可。

2、特许与一般许可的目的不同

通常而言，特许往往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选择最适合者进入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特许的目的在于考虑服务提供的质量及其价格，往往针对的那些资源稀缺或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更多集中于对企业及其经济活动的规制。一般的事前许可其目的往往在于做出某种条件规定，以使被许可者能够满足某些提供服务或者产品的最低标准，[4]其更多的适用于社会性规制领域，例如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等设定的许可，其目的一般在于消除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由于规制目标不同，使得一般许可的发放，往往只需要符合基本的资质要件即可获得相关许可。而在涉及到城市水、电、道路交通运输等方面的许可时，则往往在于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提高服务质量。例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中规定：“本办法所称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从这条规定的陈述中，我们也可看出特许与一般许可在政府规制目的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特点。

3、特许与一般许可存在的领域不同

尽管，我们不能从领域中直接判断该领域存在的许可为一般许可还是特许。但是，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加以反向的思考，即大体上，特许与一般许可所存在的领域具有怎样的差异。

从目前我国特许存在的领域来看，其主要存在于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例如，城市供水行业及污水处理行业中存在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制度。自然资源领域中涉及到的资源开发许可证，如林木采伐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捕捞许可证、野生植物采集证等，均属于特许。大体而言，特许存在的空间往往为（1）自然垄断行业，例如传统的网络型公共事业领域；（2）高科技稀缺领域，例如广播频率的分布领域。（3）过度竞争领域，例如航空线路的分布以及城市公共交通路线的分配。这些领域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范围大体一致。但行政许可法中的规定为“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这种表述使得实践中可能使特许的范围扩大，将可充分竞争的行业纳入特许范围，人为制造新的垄断。[5]

仅仅在那些有自然垄断和资源稀缺特征的公用事业产业部门，政府特许经营的使用才可能是有效率的。除此之外的很多领域，则可能为一般许可存在的空间范围，这些领域往往因缺乏垄断性与资源稀缺性而成为可充分竞争的行业，进而不应简单的适用特许模式。此外，即使在一个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产业部门中,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等，我们也有必要去区别那些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部份（如城市管网）和没有自然垄断特征的部份（如水厂和造气厂）。[6]

4、特许与一般许可的程序具有差异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涉及到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许可往往会采取招标、拍卖等市场化方式展开。尽管，是否都需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公共资源配置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考量。但是，实践中，有限公共资源的配置、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垄断性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往往涉及到特许权的竞标及拍卖程序。

经济学家对特许投标有着专门的论述。较为经典的代表为德姆塞茨，他提出利用特许竞标来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其含义是在自然垄断的产业或业务中让多家企业竞争独家经营权，按照一定的要求，由报价最低的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7]一般而言，招标主要是针对比较复杂的标的要求，如既要求价格因素，又需考虑商务（包括实力等）技术等方面要求而言；而拍卖程序往往通过指投标者直接向销售者报告各自的估价，然后再根据拍卖规则选择谁是赢家及其支付的价格。也就是说，拍卖中最主要靠的因素是价格。拍卖的参与者事先必须承诺提供普遍服务、相互接入、不转卖等责任，才能取得竞标的资格。对于一般许可而言，由于其往往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产品质量等往往具有固定的标准或资格要件，因此其往往不能也需要采取招标、拍卖形式，一般而言其程序为，申请人申请、审查以及核发许可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采取招标与拍卖方式的领域就一定为特别许可。例如，出租车牌照的拍卖、城市户外广告设施的拍卖等，从表面上这些领域也采取了市场化的拍卖与竞标方式，但是否又能因此认为这是特别许可呢？笔者在此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对于户外广告设施以及出租车牌照而言，这原本并不一定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更不一定居由垄断性。因此，此处的拍卖或招标更多的仅是一种市场调节的手段而已，是否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市场配置的目标，仍应谨慎考量。

5、特许与一般许可的事后监管力度不同

对于特许而言，由于其往往涉及到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等领域，这些领域往往具有相当的公共利益考量。这就使得特许之后，政府规制的重要内容为企业履行协议的情形。例如，公共服务的质量、收费标准以及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例如，市政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权被赋予之后，要在主管行政机关监督下连续不断的为公民提供良好稳定的服务，而且中止或停止营业，必须事先得到主管部门的同意。这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在水务领域，政府确保水务特许经营企业能不中断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普遍服务，对实施特许经营的水务措施予以维护，保持设施的良好运转。同时，政府需要制定保证不会因特许经营企业擅自停业、歇业而影响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的临时接管应急预案，并保留在必要时收回自己经营的权力和能力。[8]对此，行政许可法中也有相关规定。

对于一般许可而言，例如驾驶许可、营业许可，此类许可之后，政府规制的更多内容在于是否符合资质要件或者某种最低要求，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或个人是否遵循了必要的行业规定及其标准。如营业许可中，政府往往重点监管其经营范围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有违法经营等情况。

三、特许的法律规制

由于行政法中的特许，其往往存在于某些特殊的领域之中，每一领域都有其相当独特之处。例如，水务、煤气等领域属于需要网络来提供传输的基础设施，属于网络型公共事业，由于此类领域所独特的自然垄断及其规模经济特征，使得其在规制方式的选择上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因此，分析其中的实体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出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视角，也缺乏足够的智识与能力去描述实体中存在的问题。此外，对于政府而言，其对于特许最重要的规制是通过程序而实现。特许也被恰当的认为是一种程序，既包括授予特许权的措施的设计与运作，也包括特许管理规则之下的监督、谈判与制裁，其中寓藏着充足的裁量余地。[9]在这一过程中，行政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发挥着重要的规制功能。因此，笔者试图对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出发，对其中政府可能起到的作用及其法律法规的规范功能作一大致描述。而由于对特许而言，其往往借助一定的契约，即特许契约而实现，其中很多问题也是以合同为中心而展开的。

1、招标与拍卖方式的选择与程序设计

正如上文所言，招标与拍卖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往往针对较为复杂的标的要求，既要考虑价格因素也要考虑综合的技术要求；而后者则往往主要考虑价格。由于两种规制方式的不同，使得在选择招标与拍卖方式中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如何设计合理的竞标机制进行市场化选择，是管制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中的最大难题之一。如果竞标机制设计不好，未必能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出最合适的被许可人。而对于拍卖而言，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如何避免幕后交易以及事先底价的确定等，同样存在若干问题。

一般而言，招标程序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相关规定，大体包含招标、资格预审与投标、评标与公示与签署协议四个阶段。一般情况下，此种程序以相对人的申请为前提。只有当相关企业提出相关申请之后，才涉及到后续程序的展开。这一申请，往往也对行政机关规定了一定的作出决定期限。如果认为企业不符合申请资格，也应当说明相关理由。以上是对于招标投标程序的简要描述。招标程序的关键在于确保竞争过程以一种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进行并且接受监督，并采用明晰的评标程序，以确保要求的质量能够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公平对待所有潜在的签约者，以确保投标活动不会使任何一个签约者处于不利地位。

对于拍卖而言，由于其往往更多的考虑价格因素，因此在拍卖程序的设计中最为核心的在于选择恰当的价格。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拍卖市场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重塑竞争性基础设施产业（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等）、配置公共稀缺资源以及增加财政收入渠道。特许经营权采用拍卖方式出让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政府制定相关规定实施。特许经营权的拍卖由政府授权机构委托依法设立的拍卖企业进行。一般而言，拍卖程序为拍卖公告——竞价——确定最终买受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签署协议。例如，浙江瑞安市以拍卖的方式将旧城区的燃气特许经营权拍卖，凡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拥有《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或《城市燃气企业试运行证书》的瑞安市企业均可参加。对于拍卖程序而言，最重要的在于拍卖主体，特许权中往往为各级行政机关及管理部门，要求其应合理确定标底，应注意拍卖前买受人与拍卖人之间的合谋行为。此外，拍卖结果及其过程都应公开化。

2、特许合同的内容

一般而言，经过拍卖、招标投标程序之后，即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许合同签订，这也便成为政府后续程序监管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特许存在的领域往往关乎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企业而言也涉及到更大的成本与风险。因此，特许合同的谈判过程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实践中，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形，如果政府与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者不能达成协议，政府可能会转而与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进行谈判，以此类推。

一般而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同应当做到：使企业按商定的条款，对提供合同上规定的服务承担义务；给企业以项目的独占权以及使工程得以实施的各项许可；如果需要的话，由政府或政府机构承担根据商定的条款购买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义务。而更为具体的，我们可以以《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例，对此加以大致的了解，即“特许经营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项目名称、内容；（二）特许经营方式、区域、范围、期限；（三）是否成立项目公司以及项目公司的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方式、出资比例、股权转让等；（四）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标准；（五）投融资期限和方式；（六）投资回报方式以及确定、调整机制；（七）特许经营权使用费及其减免……”等。当然，特许合同的内容，很难用一种固定的合同模式或者固定的合同条款来确定，因为各种项目千差万别，合同内容和条款一定也千差万别。例如，由于所在城市不同、涉及领域不同、规制目标不同等，这都使得特许合同不可能存在某种固定的格式。

而在特许合同之中，政府与其他签订合同的私人一样需要受到约束，一旦合同执行中出现了问题，政府可能会像私人一样被起诉。而当对合同执行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时，政府也可以作为所有者具有获得收益的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政府从权威的源泉与法律权威的享有者，转变为市场合同的缔结者，在维持整个经济生活中所有公私合同制的稳定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特许合同的年限

对于特许合同而言，设定恰当的年限相当重要。期限过长，可能会使新的符合资格的企业难以进入市场，造成新的垄断。例如，在《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草案）》起草阶段，与会代表大都认为50年太长。有代表提出，目前各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年限通常都不超过20年，深圳在水务经营权年限50年的规定明显太长，有点不负责任。《条例（草案）》应增加相应规定，对经营年限进行限制，特别是在目前深圳还没有经验，且政府监管能力较差的现阶段，尤显重要。代表甚至提出，“签一个合同，把子孙时代的都给卖了出去”。此前，关于梧桐山隧道签订的五十年经营权，至今仍为深圳政府的一大悬而未决的难题。

一般而言，通过长期合同，政府可以实现提供服务的稳定性，时限长易于鼓励投标与刺激投资。而较短的特许经营期限，会挫伤投标人投标的积极性，使得特许经营者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率。例如，某一特许经营活动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收益，如果特许年限仅仅为三年，这将没有足够的时间获得相应的回报。但是，短期合同的优点在于契约内容可以有更强的专属性，更易于执行；并将现有权利人的优势降到最低，并代之以强调竞争以及执行中规制机构的杠杆作用。[10]确定特许合同的年限，这一般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可以由其确定合理与恰当的期限。

4、特许合同的解除、变更与信赖保护

通过特许合同，可以为社会不断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与服务。这种状况的维持需要特许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因为，一旦这种合同被解除，将给受益人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制定特许合同时，便往往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往往与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利益相关联。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作为特许而言，行政主体除经公共利益需要或其他特性条件可以解除合同之外，一般情况下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许可。但是，对于特许经营者而言，也往往被要求负有持续提供的义务。例如，根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责任，科学合理制定企业年度生产、供应计划以及组织生产，履行经营协议，为社会提供足量的、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等。因此，解除特许协议往往也设定了一定条件。特许协议的解除，政府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特许经营者，并召开一定听证会，以充分听取特许经营者的意见。同时，应充分考虑原获特许经营权企业的合理利益，当特许期间因政策改变严重影响企业预期利益的，企业应该可以向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补偿申请，并获得相应的补偿。

四、结语

作为政府规制的一种方式或工具，特许在当下社会背景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特许推动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缩影，也是契约型安排在行政法中兴起的缩影。[11]特许契约运用于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正在取代传统的命令控制规制方式以及官僚机构条款。在这种变化之中，公法的价值与规范被逐渐运用于契约关系的治理之中，特别是如何设计公开透明以及公平合理的程序方面，行政法学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借助美国行政法学者弗里曼（JodyFreeman）的观点，尽管契约作为行政法与规制工具其危险不可否认。但不可避免在公私法混合的领域，契约为我们展示了政府治理的有效工具以及一种潜在的更富力量的责任体系。这将促使法律研习者去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不能回避的公法规范与私法契约规则的交融。[12]

本文的研究也正是在这种关怀下展开的，旨在对特许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某些共性的描述。我们仅能概括性的认为，作为行政法中的一种特殊许可方式，尽管特许存在的领域有限，但往往关涉到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大企业的利益，进而关涉到公民的基本生活。这就使得如何运用特许合同调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成为了特许制度的重要目标。而基于特许合同中行政机关与政府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如何设计良好的监管程序也是特许制度中的重心所在。但是，正如文中所提及，特许制度基于不同的产业特征与领域特征，做出某种更为细致的分析亦非常重要。“在这个契约型政府的美丽新世界里，行政法学者必须加倍努力，这样他们的呼声才能为人知晓。”[13]更多的课题恐怕还需在今后研究中加以深入。

参考文献

[1][3]于安。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4

[2]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杨建顺撰）；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16

[4]AnthonyOgus,Regulation：LegalFormandEconomicTheory,ClarendonPress,1994，p245

[5]周汉华。行政许可法：困境与出路[A].载吴敬琏、江平主编：。洪范评论[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9

[6]张卿。为什么要施行政府特许经营？——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J]（竞争与监管政策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2月，作者提供）

[7]参见丹尼尔？F？史普博著。管制与市场[M]，余晖、何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26

[8]宋华琳。公用事业特许与政府规制——立足于中国水务民营化实践的初步观察[J]，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

政法管理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规定克服成文法局限制度创新

一、问题的界定

行政规定1在我国历来被当作治理的对象看待，很少从正面阐述其功能，特别是其对于行政法治的可能贡献。不仅作为这一词最先来源的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就是从将行政规定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加以监控的角度做出规定的，而且行政法学对此的研究更是从这一角度集中了多半的精力2.为什么会这样呢？

分析其原因，主要恐怕有二：其一，行政规定是我国行政领域最为广泛的现象之一，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乱象”。不仅制定主体多、层级繁、制定程序缺损、适用范围不清、表现形式繁杂和法律性质与地位不明，而且行政机关确实常常借此扩张权力、攫取私利和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因此，其二，行政法学者常常对行政规定具有一种深深的警惕与怀疑。

问题是，其一，虽然这些研究是必须的而且也没有否定行政规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不对其积极作用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定位，难免会导致对其认识和研究的偏颇，甚至过多聚焦弊端强调控制而影响其正常功能的发挥，也使学术研究与行政实务严重脱节。其二，行政规定并不是个新东西，向行政法治转轨之前宪法和组织法就已经规定。《宪法》（1982）第89条和第90条第二款以及《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1979）第59条和第61条规定中的“决定”、“命令”和“行政措施”等，其中除了具体行政行为和不具有外部效果的抽象行政行为外，基本上可以纳入行政规定范围。显然，当时并非从行政法治角度对此予以规定的，在推行行政法治的今天，对其功能重新认识和定位，就势所必然。

下面我们将分别循行政规定对于行政法治实行的功能和对于行政法治演进的功能两个进路探讨。

二、行政规定促进行政法治之实行的功能

（一）成文法的困窘与出路

“很清楚，一个现代国家的‘立法者’不可能制定一套齐全的规定。所能期待于他的，至少在某些领域，只能是宣布一些原则，一些多少带普遍性的规定。为了制订必要的、比较具体规定，他必然要信赖行政当局的活动。”3虽然这是勒内·达维德先生对世界各国一般情况的描述，但同样非常适合于中国。

一方面，成文法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之所以能够担当限制专断权力的重任，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明确性等优点和典型特征。但这些优点和典型特征中常常潜伏着法——尤其是成文法——的致命不足。

为了达到普遍性要求，不得不舍弃对个性、特殊性的考虑，而塞听个别正义的诉求；为了保持法的稳定性，不得不大量采用抽象、概括、原则性的语词，不得不忍受刻舟求剑式的尴尬；为了追求整体的明确性，而不得不像希腊神话故事中铁床匪达马斯特斯那样，对欲由法律调整的现实进行切削与拉伸。或者干脆使用弹性很大的基本原则或模糊的语言来填塞，而任由执法或司法官吏去解释。这恐怕有违法治的初衷。

如果说法律的这些“硬伤”在司法领域还不明显，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消解，4那么，在行政领域就严重、复杂得多，仅通过所谓的“行政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立法机关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之多和如此复杂”，“在专门的政府管理领域中，有些立法活动要求立法者对存在于该特殊领域中的组织问题和技术问题完全熟悉，因此由一些专家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比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的立法议会来处理这些问题要适当得多。由于诸于此类的缘故，现代立法机关常常把一些立法职能授予政府的行政机构、授予一个局或专业委员会，或授予国家最高行政长官。”5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国的宪法和组织法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问题是，行政法规与规章虽在某些方面比法律有所具体化，但整体上仍然患有法律的痼疾。6这时候，依赖行政规定将其进一步具体化，甚至补充其不足，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具体情况加剧了这一局限性。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各行业、社会各阶层在资源拥有、素质高低、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千差万别、纷纭复杂，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情况日新月异。面对这种不同于小国寡民的复杂、多变现实，效力及于全国和全体国民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只能采取一种高度抽象、原则性强的方式做出规定，才能保证其普遍性和稳定性。否则，就可能要么非常臃肿、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以偏概全，或者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因此，要将他们适用到具体对象上，迫切需要行政规定作为媒介。

（二）行政规定：实质公正的兼顾

行政法规范更多注重普遍适用，强调形式上的平等对待，较少往往也无力关注到个案的特殊情况。由此，在适用中难免产生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中国行政法实践中，出现这种状况的根由同样存在，甚至更烈。

首先，此乃成文法自身局限性的产物，形式法治的代价。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德性是整体的，法律规定是普遍的。惟其为整体和普遍，个别处难免疏漏百出，差错多见。而公民的行为则都是个别的。”7对个案的特殊情况，在法律中找不到相应的指引，从而带来作为整体的形式公正与个体的实质公正之间的紧张与对峙。

其次，中国行政法理论和立法有一种将行政法治局限于“合法”的倾向，而将“合法”又作为与“合理”相对应的狭义概念来理解，同时，其中的“法”又多意指法律、法规等高位阶的行政法规范。行政复议法将如此“合法”和合如此之“法”作为审点，行政诉讼法更是几乎将其作为唯一重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行政机关偏爱按照“大法”行政，而不顾及行为是否契合具体情况的要求也就不奇怪了，在个案中牺牲实质公正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何解决？与其将其全部托付给执法者个人，不如更多依赖行政规定。正如小平先生所言：还是制度靠得住些。8制度更具有恒常性，只要是能在制度范围内解决的，哪怕仅是对问题有所缓解，还是尽可能依靠制度。就行政法领域来说，要解决或者缓解高位阶行政规范所追求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间的对峙，出路就在于充分利用行政规定。因为行政规定并不是法规范的翻版，而是根据一定行政法规范，结合一定领域、地域、事项、主体和时期的比较具体的情况制定的，更能吻合一定时、空、人、事等变项的要求，为当下具体个案提供更能契合具体情况的指引。从而，既贯彻了法规范的要求，又满足了个案公正的要求，最大限度兼顾到行政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

（二）行政规定：法安定性的维护

“行政法规的约束对象十分广泛，而且具有流动性”，9这就意味着行政法不仅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典，而且受到调整对象“流动性”的影响，不得不时常加以改变。从而影响行政法的确定性、稳定性、权威性与调控能力，最终损及行政法的安定性。而安定性本身是正义的一部分，是法的生命之所在。10因此，我们必须缓解行政法“流变”的现实与法安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两者之间的张力保持在适度范围内。

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一方面，我们应坚持法的安定性，保障法在逻辑上的自恰与连续，不致蜕化为应付一时之变的权宜之计。否则，“人们在为将来安排交易或制定计划的时候，就会无从确定昨天的法律是否会成为明天的法律。”11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我们必须在运动与静止、保守与创新、僵化与变动无常这些彼此矛盾的力量之间谋求某种和谐。”12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一方面修改确实过时的法规范，但又不可能实时与时时更新，因此，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高度重视行政规定的作用。

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法源相比，行政规定并没有太高的安定性要求。因此，行政规定就可以因应行政现实的“流变”，相对快速地变迁；同时，行政规定又是以行政法规范为依据——至少是不违反行政规范——制定的，从而又可以保证其与整个行政法体系的和谐，维持行政规定自身的相对统一、连续与有序。这样，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复杂多变行政现实给行政法安定性带来的威胁，而又不会置行政活动于失范状态。

（三）行政规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压缩

“现代国家行政职能的扩大和多样化大大增加了行政机关裁量的机会，它通过行政活动的所有过程，涉及一切行政领域。”13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为行政权的全面介入提供了契机，立法机关的“无能”，又使这种全面介入变成现实。为此，立法机关采取了两种应对措施：其一，制定高度抽象、概括的法律，给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裁决留下充裕的选择余地；其二，干脆委托行政机关制定有关领域的法律规范，只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有时仅仅只是以立法目的作为限制。其结果必然是在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留下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本文重点讨论执法裁量。

我国目前对执法裁量的监督主要有两个途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但两者的监督力度都非常有限。不仅审查标准（明显不合理或不公正）适用面非常狭窄，且因其抽象性强而很难真正落实，而且两种监督都是事后监督。更不用说行政领域还存在大量法律真空地带了。

面对行政自由裁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根据立法目的、结合个案情况，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做出合理选择。然而，个案情况总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哪些是应予考虑的因素、哪些是酌情考虑的因素以及哪些是不应考虑的因素等等，并不容易厘清。即使是对同一个案件，在不同行政执法人员眼里，也会在考虑因素的权衡取舍上有不同倾向，更不用说当今中国行政人员执法水平的悬殊和种种非法因素的影响了。由此，难免会出现同一案件由不同主体处理、同样案件由不同或者同一主体处理时的结果不同，以及同类案件之间在处理结果上存在巨大的反差等等乖谬现象。其后果难免不是执法不公、滋生腐败和影响、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与行政法治背道而驰。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日本的芝池义一教授指出：“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恣意裁量，对有关大量且反复进行的行为，事先规定行政厅必须依据的实体的、程序的标准（裁量标准）。这是合乎目的的。”14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制定“裁量标准”，将行政自由裁量应予考虑的因素事先明确下来，让行政机关在做裁量判断时有可以依据、参照的标准。而在确立这类“标准”上，行政规定是能够大显身手的。

首先，行政机关有权这样做。宪法、组织法赋予了行政机关为实施法规范而制定行政规定的权力，同时法律、法规和规章又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行使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机关就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为保障裁量权公正、合理地行使，以行政规定的形式确立裁量的具体标准。

其次，行政机关也有能力制定这样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处在行政执法的第一线，经常直接与大量的个案打交道，能够从纷纭复杂、变化万千的行政现象中总结、积累、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通过行政规定的形式将其规定下来，作为下级或本级行政机关行使相关自由裁量权时判断、选择的依据，并对有关相对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如果说处在第一线的行政机关不能做这件事，想象不出还有哪些主体更适合、更胜任这一角色。

有了一些比较明确的裁量标准，并通过行政规定予以公开，就可以增强公众对行政裁量行为的预见性，牵制行政机关的恣意与任性。行政复议机关、司法审查机关也可以借助这些标准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进行事后的监控，而不至于无从着手；同时，也给行政机关进行事中的“自律”提供了契机。行政机关有了裁量标准，就可以减轻个案经办人员摸索的负担和素质参差不齐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主观任意在裁量行为中的作用，也有利于行政首长对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政裁量行为的公正性和同类行为的前后一贯性，也提高了行政效率。实质上，这是从以往对事后的、外部的监督方式的过分倚重，转变为对行政机关事中的、自律的方式的兼顾，使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更大程度地纳入法治轨道。

三、行政规定促进行政法治之演进的功能

（一）制定行政规定的哲学解释学诠释

制定行政规定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是一种具有立法创制性的行为还是仅为一种解释性的行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其在行政法治之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就现有宪政框架而言，似乎只能承认其是解释性行为，因为我们不承认规章以下其他行政规范的立法创制地位。然而，即使是法律解释也是一种创制性的行为。

按照哲学解释学的基本观点，要理解文本并做出正确的解释，解释者并不是仅仅从文本中就能获得。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的无前提的把握。”15具体而言，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情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和物质条件，成见，以及理解之前的假设等等共同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和解释就是这些理解的前结构面向未来的“重复”。16伽达默尔进一步明确指出，理解既是历史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是以理解的前结构为基础，结合当前的可能性对未来做出的筹划，是文本作者的历史“视域”与解释者现有“视域”的融合。为此，才会产生有意义的新的理解。17具体到法律领域，“具体化的任务并不在于单纯地认识法律条文，如果我们想从法律上判断某个具体事例，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地还必须了解司法实践以及规定这种实践的各种要素。”18也就是说，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法官或行政执法官员并不是机械、单纯地适用法律于案件事实，“而是一种唤醒意识，阐释说明，因而更详细确定规范，并且或多或少对内在于普遍规范中的意识内涵加以塑造或继续形成（具体化）之过程”，是“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不断交互’的过程”。19因此，法律的理解与解释，本身就是一个立法者与适法者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对法律文本予以创造性理解与解释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执法与司法乃是一种具有立法创制性的活动。

虽然上段分析的是将法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时的情况，但同样适用于依据行政法规范制定行政规定的情形。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范制定行政规定的过程，就是对行政法规范的理解与解释过程，是以行政机关在相应领域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惯例、拥有的物质和技术以及持有的观念等为前提，结合当下的情景和面对未来达成行政目的的想象，创设规范的过程。决不是对作为依据的行政法规范的简单重复，也不能还原为原有规范，而是一种新的规范——以不与依据规范相抵触为限度。更不用说上位阶规范缺位时行政机关自主制定行政规定了。因此，行政规定乃是行政机关所创制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法源性规范以外的一种行政规范。

（二）多层级开放性规范体系的形成

其实，上文已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多层级开放的规范体系图景（见图）：

法律、法规或规章现实情境-1←↑

行政规定现实情境-2

↑

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以法律、法规或规章为依据，结合现实情境-120（包括理解的前结构、当下的情景和未来的想象），制定出行政规定；面对具体案件时，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定，结合现实情境-2（主要包括理解的前结构和具体案件事实），制定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规范与现实情境的“结合”是一个“不断交互”的过程，故图中用方向相反的双箭头表示。如果以规范调整范围的大小和具体化程度不同为标准，可以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称作宏观规范，调整范围覆盖全国或一省等广大领域，多为一般性规范，具体化程度低；行政规定则为中观规范，调整范围主要为特定的地域或具体的行业等较小的领域，具体化程度较高；具体行政行为则为微观规范，21调整范围最小，具体化程度最高，已特定到具体个案。这样就形成一个从宏观，经中观，到微观的多层级规范体系。

然而，这样一个多层级规范体系，并非自成一统的封闭王国。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范时要结合行政经验、惯例、物质和技术条件、行政观念，以及当下的情景和面对未来达成行政目的的想象等现实情境。这些现实情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仅所面对的客观形势在不断地变化，而且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在不断接触新的具体事实，做出有针对性的行政决定，积累新的经验等。这一切又可能构成修改、发展原来的行政规定或制定新的行政规定的现实情境。也就是说，上图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现实情境-2又可以作为新的考虑要素提炼和融入到现实情境-1中。这样，行政规定就可能随着现实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同时，对于行政规定中成熟的、可以适用于更广泛范围的规范，也可能通过法定程序为法律、法规或规章等所吸收，转化为宏观规范。因此，行政规定是法律、法规和规章等高位阶规范向行政事实开放，以及行政事实向高位阶规范收敛的交汇点，两者通过行政规定相互作用，彼此调适。因此，这是一个因时而化的开放体系。

行政规定，不仅在多层级规范体系的形成和开放过程中起到枢纽和转化装置的作用，而且还为行政法治演进创新相应的制度前提。

（三）行政法治演进之制度创新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前者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包括习惯、个人偏好、礼貌习俗以及共同体自己创制并由第三方以组织方式在其间执行的正式内在规则；22后者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规则。23具体到我国行政领域，内在制度主要为行政惯例、行政经验、行政机关的偏好、行政伦理规则和行政机关的内部章程等，往往是作为制定行政规定和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理解和解释相应依据性规范的理解前结构发挥作用的；而外在制度则主要是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成文规范。

内在制度是一种自发自组织的制度，允许以试错方式创新，并以共体内临界多数的自愿接受而成其为规则。因此，它能够比较好地应付社会交往复杂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人们常常对此影响处于无知状态的时候，能够因应外部的挑战而自发地做出调整。24在这种意义上，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而外在制度则不同，因其是“由拥有政治权力的领导机构根据宪法设计出来的，并由他们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因此，变革外在制度需要政治行动。外在规则的变革取决于集体抉择。……它的发生要比自愿性决策更难。”25面对变化的环境的挑战，尤其是具有“流变性”的行政现实的挑战，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制度常因其刚性、滞后和缺乏预见性而与现实发生“基本的冲突”。同时，固步自封的外在制度还会与因时而化的内在制度发生冲突，影响内在制度功能的发挥。即使能对那些僵硬的外在制度做出改变，往往也会因其强调步调一致而“痉挛性”地发生。也就是说，相对于极具融通性的内在制度而言，面对变化的外界环境的挑战，诸如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行政制度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

如何消除或缓解外在制度的局限性？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主要是在现有制度限制内最大程度地发挥受调控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等。不过这一药方难以应用于行政领域。我们则谋求从制度本身来克服局限性，以期更具恒常性。

“在许多国家里，司法系统已变成了另一个改变规则的机构，因为法官们创造性地解释着法律。”26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变革路径的启示：这是一种渐进式变革模式，既能因时而化，又能够避免急剧变革的震荡。但就行政领域来说，其外在制度非常庞杂，能实际进入司法审查领域者不过是冰山一角，且受我国司法判决不能作为先例适用的掣肘，因此司法变革模式在这里效果非常有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通过行政机关在具体行政行为中的释法来舒缓或克服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外在制度的局限性呢？行政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无疑具有类似于司法的创造性释法功能，而且基本上可以覆盖面到全部的外在行政制度。然而，在我国具体行政决定同样没有先例功能，姑且不论行政承办人员的释法水平能否胜任，因此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分析至此，该是行政规定粉墨登场的时候了。

宪法和组织法赋予各级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定这类中观规范的职权，是行政领域独有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恐怕应归功于行政规定的独特功能。根据前文所述，我们知道，行政规定不仅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优点：有较强的具体针对性，其制定是结合一定的现实情境对作为依据的外在行政制度的创新。现实情境发生变化，行政规定也可以作相应的调整。而且克服了具体行政行为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就能够有效地缓解、消除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可通过其将内在行政制度作为理解前结构，转化为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准外在行政制度，27从而有效地化解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之间的冲突。

同时，由于行政规定在行政规范体系中处于中观规范位置，在保持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宏观规范稳定的情况下，其与时俱进的渐进变革，并不会危及整个规范体系的稳定。每一次此类变革都只是局部的，人们只需要付出极低的学习成本就能掌握与适应；这是一种在高层次规范和价值框架内的制度变迁，并不会影响人们对主流规则的利用，符合制度经济学的所谓“路径依赖”原理。因此，行政规定实乃我国正式制度所安排的实现行政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契机，是因应行政调整对象的流变性而设置的具有自我反思功能的制度装置，是行政法治演进之制度创新的枢纽。

注释：

*作者：陈骏业，法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原发表于《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①“行政规定”一词用法最先来源于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本文取该法所用之本意，指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外的具有外部效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②我们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内对标题中使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行政规定”的文章做了检索，从1979年起到笔者检索日（2006-4-23）止，共有60篇，其中以监督控制为重点的占32篇，其余绝大多数基本上是研究行政规定的性质、法律地位、概念等的，从行政法治角度肯定行政规定积极作用的专门研究尚未看到。

③〔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④其实，成文法的不足，通过本来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也是很难消除的。我国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为名制定了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明证。实际上，各地的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也制定了大量的用于审判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不能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但事实上却起着司法解释同等的作用。

⑤11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第326页，第326页。

⑥一种情况是立法机关在有关的领域没有立法，而由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这种行政法规、规章是用来代替法律的，在弊端上与法律同质；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细化法律，但在实践中，很多细化并不“细”，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内容是对法律的重复、照抄。这恐怕也是缺乏、远离相关实践的一种无奈！

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⑨〔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潘世圣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⑩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314〔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第92页。

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6页。

1617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页以下，第594页。

18〔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19〔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91页。

20笔者将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定时所面临的理解的前结构、当下情景和未来达成行政目的应考虑因素的想象等统称为“现实情境”。不一定准确、恰当，但为叙述和行文方便而已。

21在不少西方人眼里，法官制定法规范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前联邦大法官霍姆斯先生曾言：“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法官必须而且确实立法，但他们只是在间隙中这样做”（转引自〔美〕本杰明·卡多左：《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页）。将其应用行政执法领域当无问题，同笔者在前文中论述的行政机关在面对具体事实时的创造性释法是一致的。在这里，笔者不只是指行政官员在具体案件中创设的规范可能影响今后的有关案件的处理，更是指对当下案件而言已起到的规范性作用。

政法管理范文篇6

一、发扬传统，坚定信念

党员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仰者、实践者，坚定不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加强艰苦奋斗教育。通过教育，使全体律师党员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抵制金钱、美色、享乐的诱惑，真正做到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在从业上诚实守信，在业务上开拓进取。

回首我们党近年的革命历程，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就是因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发的年代，无数个优秀的共产党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同样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面对当前复杂繁重的工作任务，人民警察要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历史重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的一条是坚定理想信念。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必须紧紧围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这一主题深入开展实践活动，找准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增强主题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提升素质,加强修养

解决信念不够，要做到三个克服：一要克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虚化、空化，停留在嘴上的问题。二要克服思想定位不高，工作没热情，贪图安逸享乐，奉献精神不足的问题。克服纪律作风松懈，随波逐流，不思进取的问题。

解决表率作用不够，自律意识不强，做到三查：一要查找自身不正，作风漂浮，工作敷衍塞责，执行力不够的问题。二要查找自身不硬，放松要求，表率作用不强，感召力缺乏的问题。三要查找自身不净，律己不严,廉洁意识淡薄，凝聚力弱化的问题。

解决群众意识不强、工作不规范要三部。一问查找对待群众不热情、不主动，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题。二问查找服务群众不周到、不耐心，群众意识淡漠的问题。三问查找对待群众不平等，执法不规范，使执法对象感情受到伤害的问题。

解决制度执行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的问题，要三改变。一改管理制度缺位、越位，工作随意性大的问题。二要日常监督措施不落实，制度执行不力，组织措施跟不上的问题。三改特权意识，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对违法违纪倾向不敢抓、不会抓，不敢动真碰硬的问题。要加强警示教育。

通过开展学习《党章》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双学”活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通过专题学习和案例评析，认真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找根源、写心得”活动，提高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效果。要加强党性锻炼。通过积极开展“四学四看”活动，即“学政治理论看执业水平、学党的知识看党性修养、学法律法规看规范执业、学纪律规定看服务态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提升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教育和引导干警切实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深入排查岗位风险，提高执法为民质量和能力。

三、树立理念，牢记宗旨

政法管理范文篇7

[摘要]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基础，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本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的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对我国宪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宪法宪政正当法律程序检验标准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它虽然是美国宪法中最难理解的部分，[1]（209页）却又被认为是美国法律的本质所在；[2](19页)它虽然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论争，对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至今未达成一致意见，①却在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中有40%与正当法律程序有关，在联邦最高法院适用于各个案件的次数远远超过美国宪法其它条款的规定，[3](68页)而成为美国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宪法保障。[4]（54页）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美国宪政的基石。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5]（46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6]（149-150页）“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6]（137页）看来，正当法律程序正在超越英、美法系的传统文化藩篱，而逐渐为世界其他法律文化所认同。

壹从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

丹宁勋爵在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说：“我所说的‘正当程序’指的不是枯燥的诉讼案例，它在这里和国会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意思倒极其相似。它出现在1354年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八号法令第三章中：‘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继承权和生命’。”“我所说的正当程序也和麦迪逊（Madison）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所确认，即‘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前言）“法律的正当程序”即本文的正当法律程序，英文表达为：dueprocessoflaw。②在这里，丹宁勋爵的前一句话揭示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渊源：1354年，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爱德华三世的法律文件中。以非正式法令形式出现的正当程序条款则可追溯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康得拉二世有“不依帝国法律以及同等地位族的审判，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封邑”的规定，这是给封建贵族的特权或帝王赋予的权利的司法保障。[3]（62页）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第39章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一规定反映了封建贵族与封建君主斗争的成果，即用法律程序对封建君主加以约束，而对封建贵族加以保护。[3]（62页）康得拉二世及《自由大宪章》的规定，与后来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相去甚远，它只是一种贵族的特权，而非普遍意义上的权利（哪怕只是程序性的！）。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3]（62页）1791年第五条修正案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1868年第十四条修正案是美国宪法第二次对正当法律程序作出规定。然而，丹宁勋爵所说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并不就是后来美国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司法实践所“形成”的正当法律程序，尽管他的上述第二句话棗“我所说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美国宪法修正案时所说的非常相似”棗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丹宁勋爵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麦迪逊提出的第五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都仅意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proceduraldueprocess）。对此，丹宁勋爵作如是解释：“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7]（前言）在这种意义上，自然公正(naturaljustice)原则是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的独特表现形式，[6]（147页）是有道理的。自然公正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8]（55页）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一是，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其二是，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8]（55-56页）自然公正的这些原则都是程序性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法律实施的方法和过程，其基本要求是程序公正。它是“要过问政府行事的方式以及它所采用的执行机制。当政府剥夺一个人已经获得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利益时，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要求程序上的公正性。”[9]（128页）或者说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指法律赖以实施的方法或法律采用的方式。[1](209页)它是对怎样行使政府权力加以限制，它同法律的程序有关，主要限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1](211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麦迪逊将正当法律程序写入其起草的《权利法案》初稿时，他便只是把正当法律程序看作一种程序上的保障。[10]（55页）在第五条修正案通过后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还仅指刑事诉讼程序问题，即指要保证被告一定按照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来公平受审，刑事被告人享有一定的受保护的权利，政府只有遵守这些法定程序，才可以采取对被告人不利的行动。它既不与公民的既得权利相联系，也不涉及到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的影响问题。”[3]（63页）在这个时候，它要求的具体程序是：“先审讯，后宣判；根据调查起诉，只有在审问或某种听证之后才能作出判决。”[1]（209页）那么，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联邦法庭上，正当程序要求小心遵从第四条至第八修正案中列出的权利法案条款。“什么是正当的这一问题在另类诉讼中就是：为保证基本公平必须做什么。”这要求至少“涉及的人必须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1]（210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但许多美国学者不加以分析和概而把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中所适合的程序保障要求直接视为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具体标准。[8]（57页）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然而，早期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是建立在一种可疑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权利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规定在例外的情况下权力不应当行使或不应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行使，对权力加以限制和限定。”[10]（35页）权利法案特别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并不能全部达成这一目标，这时对政府权力特别是立法机关的权力的实质性限制依赖于自然法。1909年，迪安·庞德写道：“我们必须记住，自然法是《权利法案》的理论根据，”“宪法贯穿了自然法的观念”。[11](145页)后来随着坎特著作的出版，出现了对自然法的怀疑，自然法理论随之式微。③宪法的核心从自然法的理论迅速转向包含在正当程序条款中的明示的限制。④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以致不论从实体法还是从程序法的观点看，个人权利都是由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substantivedueprocess)是对联邦和州政府部门立法权的一项宪法限制，即“对行使政府权力做什么加以限制”，“同法律的内容有关”，主要限制立法部门。[1]（211页）它是指一项“不合理”的法律，即使是恰当地通过了，恰当地实施了，仍是违宪。它要求任何一项涉及剥夺公民生命、自由或财产的法律不能是不合理的、任意的或反复无常的，而应符合公平、正义、理性等基本理念。

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首先是由州法院的判决确立起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纽约州上诉法院的判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856年怀尼哈默诉人民案的判决。该案起因于一项纽约州禁止出售非医用烈性酒并禁止在住所之外的任何地方储放非用于销售的酒类的法律，纽约州法院认为，“该法的实施，消灭和破坏了这个州的公民拥有烈性酒的财产权”，这恐怕与正当程序条款的精神不符。[10]（56页）这一判决的意义在于纽约州法院用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代替了自然法，对立法权进行实质性的制约。9年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威尼诉哈默案中首次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作为实体法条款使用。[3]（64页）至此，正当法律程序开始成为一种防范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权不合理干涉的有力工具。1866年，国会提出了第14条宪法修正案，1867年该修正案被宣布生效。纽约州法院审理怀尼哈默案的推理最终为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美国法院所普遍采纳，正当法律程序成为了一项真正的宪法制度。第14条修正案是划时代条款，“代表了一场真正的宪法革命”。[10]（114页）其后果之一便是实现了公民权利的联邦化，[10]（105页）即使权利法案的各项基本权利“加以并入”并使之适用于各州。1968年，在邓肯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一项从权利法案中“吸收来的”保障要按它制约联邦政府的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来制约州。[9]（101-102页）从单纯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到同时兼含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演进过程，揭示了：第一，美国宪法的条文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和包容性，虽然仍是宪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条文，却前后包含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不同的宪法内容，在保持宪法条文不变的情况下，宪法内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美国宪法发展的主流方式，它是美国宪法历200余年而能保持其稳定外观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宪法具有灵活性特征的关键。第二，随着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扩大，需要对国家权力依制衡原则重新配置，从而使三权分立制度更趋合理、稳定、平衡。宪法内容的上述发展基本上是由法院来完成的，它是法官运用特定时期的宪法理论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的结果。这种宪法解释的权力是马歇尔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对宪法的解释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使美国法院获得了三权分立体制中最实在的权力。第三，人权保障得到加强。就公民而言，他不仅可以就司法和行政中程序性权利请求法院保护，而且还可以就联邦及州的立法请求法院进行违宪审查，以保障其实体权利不受侵害或者在其受到侵害后能得到合理的救济。

贰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检验标准

（一）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检验标准

1、理性基础检验标准

理性基础检验标准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审查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经济案件中。企业界历来在宪法中寻找依据，以便保护其财产免遭州的经济管制和干预。宪法上常被引用来支持这一保护的章节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9]（103页）在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在经济案件中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判断应持尊重态度。[9]（105页）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坚持一种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常常以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宣布“新政”立法违宪，⑤导致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改组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法案。罗斯福改组法院计划虽未获成功，但联邦最高法院从1937年4月开始，法官们对每一个提交给他们的新政法令都采取支持态度，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类似于过去被宣布为无效的新政法令。[10]（180页）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转变，史称1937年宪法革命。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审慎地抛弃了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认为只要是“为了社会利益而颁布的法令，都是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⑥并且从“司法尊重很快转变成在经济管制案件中完全取消审查。”[9]（106页）最高法院声称：“立法机关是否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爵士或其他一些人的学说当作教科书，与我们的判决并无关系”;[10]（184页）“一部宪法无意体现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无论它是家长制理论，公民与国家的有机关系理论，还是自由放任理论”。[5]（48页）虽然如此，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名义上仍然存在，法院用以审查社会经济法律时，先假设该法律合宪，而“把证明该法律与所允许的政府利益没有任何理性关系的举证责任放在提出质疑的一方的肩上”。[9]（106页）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最高法院审理经济案件中的变迁，标明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领域的衰落，其实质是在相互分立的三权之间对经济领域立法权力的重新配置棗最高法院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以维持三方均衡。不过，“法院在经济领域退让的东西，正是它在其他领域新获得的东西，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护领域获得的东西。”[2]（13页）法院在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立法采取了严格的检验标准。

2、严格检验标准

如上所述，严格检验标准针对的是联邦或州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立法。在理性基础检验标准的情况下，一项法律只要与所允许的政府目标之间有理性关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在严格检验标准情况下，仅有理性关系是不够的，还要求政府必须确定，该法是严格地适应紧迫或重大的政府利益的。[9]（109页）但是，严格检验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一般地讲，可以说随着对被保护权利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强烈地要求政府申述理由。[9]（110页）严格检验所针对的个人基本权利包括两部分：一是法明示的权利和从宪法文本中引伸出来的权利，二是司法上产生的权利。[9]（127页）任何一项针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立法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要证明权利是宪法明示或引伸出来的，否则，很难得到法院的同情。对于如何确定《宪法》条文中引伸出来的权利，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宪法本身的解释来找出宪法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条文之外存在着宪法原则或准则，通过这些宪法原则或准则可以发现和形成宪法外的基本权利。确定宪法外基本权利的依据包括：其一是依靠传统和习惯得来的价值观，其二是一种动态方法确定那些包含在有秩序自由的概念中的价值观。⑦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严格检验标准，体现了联邦法院对人权给予严格保护的积极态度。

3、中间层次检验标准

这一检验标准介于理性基础检验和严格检验标准之间，主要针对的是婚姻和家庭权利。对婚姻、家庭权利之所以采用中间层次检验标准，是因为在性质上，婚姻、家庭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介于经济权利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一项利益是否受正当程序的保护，取决于该项利益的性质，不取决于该项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1]（210页）最高法院一面声称“本法院始终认为，个人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选择自由是受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之一。”（1974年克利夫兰教育委员会诉拉费勒案）[9]（122页）最高法院同时又主张：法律必须服务于“各种重要的政治目标，并且必须与这些政府目标的实践具有实质性的联系。”[12]这说明，对婚姻、家庭权利方面的立法的司法审查中，只要该立法与政府目标具有实质性的联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不要求该立法严格地适应紧迫的、重大的政府利益。

（二）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标准

在美国，“宪法上的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原则上只适用于裁决性活动，而不适用于制定规则的活动。”[13]适用于裁决性活动的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其基本要求是程序正当或程序公正。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认为，“程序的公正和合理是自由的内在本质，”如果可能的话，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暴厉的实体法，也不愿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法。[8](56页)然而，什么程序是正当的呢？在美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目前，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什么程序是正当的乃是一个靠法院解释‘正当程序’含义来回答的联邦宪法问题。”[9]（134页）如前所述，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及坚持的理论看，在司法及行政执法中严格遵从《权利法案》的条款，保障涉及的人获得适当通知并有机会被听取陈述，是程序公正的最一般的要求。即使如此，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1976年）以后正当法律程序分析保持了极大的灵活性。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所采取的程序是否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法院在早期采用一种被称为“历史判断模式的方法，将制宪者的原意作为程序正当性的判断依据。⑧在“马休斯诉埃尔德里奇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一种新的、灵活的判断标准，它判断程序正当性的依据是：“第一，受官方行动损害的私人利益；第二，通过所采用的程序造成错误地剥夺该利益的危险，以及附加的或替代的程序保护的可能价值，如果有这方面的价值要考虑的话；最后，政府的利益，包括有关的职能，以及附加的或替代的程序法规定所造成的财政和行政负担。”[9]（135页））我国有人将这一新的判断标准称为“利益衡量模式”，[3]（68页以下）而美国学者称之为“三部分检验法”。[9]（135页）这一判断模式是目前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正当程序判断的主导模式，尽管它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根据这一标准，最高法院对程序正当性的判断可以因案而异，具有很强的主动性、灵活性。最高法院正是籍此随时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从而不断获得权力，提高地位，并最终成为美国宪政制度的核心。然而，对最高法院的这一趋向并非没有限制，如，就刑事案件而言，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保障被告人至少享有如下程序性权利：（1）通知指控罪名的权利；（2）受审的权利；（3）由辩护律师辩护的权利；（4）对指控罪名答辩的权利；（5）与指控人和证人当面对质与辩论的权利；（6）拒绝自认犯罪的权利；（7）出示被告人证人的权利；（8）无罪推定的权利，即被告人被视为无罪，除非法庭在审判期间根据实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9）获得判决书的权利；（10）上诉的权利。[14](8页)又如行政法领域，在正当程序诉讼中最经常地予以审核的程序权利包括：（1）事前的通知和听证的权利；（2）获得审判形式的听证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4）由公正无私裁决人进行裁决的权利；（5）获得调查结果和结论的权利。[15](131-145页)对以上任何一项权利的剥夺，都将导致裁决无效。

叁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政意义

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宪法中只有两条简单的条文，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发展出了丰富而且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美国宪政制度的重要特色。美国宪政中正当法律程序的理论与实践，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当今的宪政建设提供了启示：

1、对权力的程序制约，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原则和发展趋势。美国的宪政制度比较彻底地贯彻了权力分立原则，无论是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还是纵向的联邦、州、地方政权的权力分立，都是西方国家的典范。权力分立的原始意图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对权力如何制约呢？除了用宪法详细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并使各种权力行使者之间相互制约外，美国宪法还确立了以程序制约权力的原则，即不论何种权力的行使都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官方行动与法律的一致性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美国，维护这一原则的核心手段便是正当法律程序。[16](246-247页)甚至有人认为，“在对各种可能的选择谨慎地加以权衡之后精雕细刻出的程序，是保证一个文明社会认为值得保护的所有不同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的唯一方法。”[17]（107页）正当法律程序是对权力的根本性制约，是对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说权力分立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了范围，那么正当法律程序则是权力行使的边界或底线。“现代宪法主要以程序为导向”，[18]（6页）程序的稳定性被认为是立宪政体的主要特征之一，[19](201页)这意味着程序对权力的制约也应当是长期而稳定的。当今，我国上下都在谈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实，法治的关键便是治权。但仅有依法治权或依法定程序是不够的，因为，法律规定的程序并不一定合理、正当。我们必须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构建一套完整、合理的实施制度，为权力的行使划定一个边界或底线。惟其如此，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2、程序本位是现代宪政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基本要求。“一个社会的立宪正体的生存主要取决于基本规则及其实践与该地大多数人民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方式相一致的程序。”[19]（201页）在美国，凡被认定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立法、行为都被宣布为无效。也就是说，评价一个法律程序的唯一标准是程序本身的内在品质即程序是否正当，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的有效性，因此，程序具有价值上的独立性。在美国宪法中，除了第五、第十四条修正案外，还有大量关于诉讼程序方面的规定。联邦高等法院大法官W·道格拉斯（Douglas）评论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6](221页)在英国宪法中，程序问题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最重要的宪法文件都与诉讼的原则、制度、规则有关，英国宪法甚至没有关于公民实体的权利和自由的具体规定。[16](221页)作为正当法律程序在英国特有表现形式的自然公正原则甚至也被认为是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20](45页)长期以来，我国存在重实体、重结果而轻程序的观念，并导致具体法律制度中程序规定零散、不科学、不合理普遍存在。在传统观念中，程序仅仅是实现某种特定外在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只有“依法定程序”的说法，而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这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程序本位观念格格不入。程序本位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它是现代宪政的前提。可以说，不树立程序本位观念，则不能建成法治国家。树立程序本位的关键是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全、彻底地排除违反法律程序的立法、行为的有效性。

3、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是宪法司法化的重要途径，是宪政与宪法发展的基本方式和动力。美国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从两条简单的条文演绎成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并形成各种学说，是美国宪法经由法院不断地运用于具体案件即宪法司法化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在美国，过去40年左右是司法革命的年代，而对这场革命的解释要从其宪法中寻找答案。因为，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宪法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对美国宪法的戏剧性革新，从形式上讲，主要来自对一条法条的‘诠释’。该条就是1868年植入宪法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上述变化都涉及对该项修正案中两句短语的解释，即关于正当程序原则和平等保障原则的解释。”[2]（16页）正当法律程序本身是宪法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宪法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正是籍此适用于具体案件才真正具有了生命力。正如有人指出的，“司法具有特殊的作用。它是从书本上的法到实际生活中的法之桥梁，是从原则转化为实际规则的中介。”[21]（4页）正是宪法的司法化，美国宪法获得了发展的途径，成为了一部“活的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发展，仅是美国宪法在条文不变情况下获得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其他许多条款也在司法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如契约自由条款、平等保护条款等都是如此。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使美国宪法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一方面它使宪法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它又极大地容纳了社会的发展，这使得宪法“旧的形式依然存在，但它们已经充满了新的内容。”[5]（62页）“最成功的宪法是那些允许发展而又不常改变字面意义的宪法。”[19](201页)在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宪法的发展，非常有限，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宪法的司法化，应当成为我国宪政建设中的重要议题；而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必须是健全、完善的宪法实施程序，当然，其核心是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注释

①《民治政府》一书的作者认为,要准确弄清什么是正当法律程序是不可能的。（见该书第209页）

②有人认为，“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正当法律程序”是有区别的，前者侧重程序的形式合法性，后者强调程序的实质正义性。（参见杨一平《司法正义论》第137页）笔者认为，这种区别其实并不存在，“法律的正当程序”与“正当法律程序”仅是dueprocessoflaw的两种不同译法棗中文表达的字面差异，而dueprocessoflaw包含了上述两层含义，这反映了两种语言之间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目前学界多将dueprocessoflaw译为“正当法律程序”，并同时包含上述两种含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更可取。

③在美国法学中废弃自然法的理由包括：1，当代盛行的法学既非哲理的，也不是历史的，而是社会学的；2，自然法是哲理的而不是法学的，其十分抽象的价值判断不能具体地用于审理特定的案件；3，除非每个人的道德和经济观念一致，并崇拜控制他们的单一权威，否则，自然法理论是无法运用的；4，随着宪法判决的增加，法官们现在无需援引自然法便可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判例。（参见《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第154—155页）

④有关内容参见《美国法律史》第56页的论述。另，N·卢曼进一步认为：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来补偿的。（见吕世伦主编《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第232页）

⑤王希在《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在判决中，他们（指联邦最高法院的保护派大法官椧咦ⅲ┚R玫谖逄跣拚福ū；げ撇ǎ┖偷谑奶跸芊ㄐ拚福ㄕ背绦蛱蹩詈吞厝盎砻馊ㄌ蹩睿├聪蛐抡商粽健！保檬榈?/FONT>433页）

⑥有关内容参见《美国法律史》第183页；另见《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第469页。

⑦相关分析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0-111页有关内容。

⑧关于历史判断模式，参见《宪法教学案例》第70页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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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管理范文篇8

关键词：自然法自然正义英美法

1自然法概述

1.1自然法与正义

在这里，我基本上是将正义与公平在同一层面上使用了。自然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应当是首先必须解决的。一般说来，自然法理论是从用来区分合乎自然的人类的行为，所谓“自然”（Nature），可从“人性”（Natureofman）、“社会性质”（NatureofSociety）甚至是事物本质（NatureofThings）而演泽出人类行为完善无缺的规范。H.Kelsen认为自然自然法论者所主张的“自然”因时代与地域的差异而有不同。有时是指神，有时则指人性、历史、社会的法则，且都主张绝对的价值或正义存在于自然之中。

自然法思想渊源久远，自希腊哲学，经罗马时代、中世纪、宗教革命，而至近世，每一时代的自然法论者均有其独到见解。归纳其共同点，可认为人类社会生活所适用的行为规则，并不限于国家或政府制定的法律。在国家所制定的行为规则以外，存在有更普遍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与空间及不同社会之中。这种人类行为规范并非由任何人所创设，而是根据理性人的基本需要而存在，故可被人的理性认识。[②]这是一切个别行为规则之源泉；并构成批判一切人为规则内容的善恶与公平的准则。换言之，自然法学者均承认有一种较高或理想之“法”存在，并认为它是“实证法”（也可称为“制定法”）的终极目标，且承认其绝对价值而追求绝对的正义。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勃兴，经验科学取代了理性运用，自然法思想因而趋于没落，由法实证主义取而代之。然而，法实证主义的观点却狭窄而偏激，导致法律最终成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使元首的意志成了法律与正义的根据，导致武断与罪恶的法律产生。至“二战”后，自然法思想卷土重来，自然法由追求绝对正义转而寻求可适用于当前环境的理想标准，这种标准成为制定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成为批判制定法的依据。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人们习惯于将正义区分为“平均主义”与“分配正义”。前者支配私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契约当事人间的自然正义原则，后者被理解为全体（国家、集体）对个人尤其是国家与人民关系的原则。即平均正义要求在对等的两人间寻求双方共同适用的均衡点，分配正义则重在众人财富或利益之分配。Cicero所称的“使各得其所”，目的是使所有人得到公平的待遇，即对于相同事物享受同等对待，不同事物为不同对待。而ThomasAquinas则在亚里士多德的两种正义之外，再加上共同的“善的正义”，赋予正义追求善（Good）的功能。至JohnRawls以理性人为基础，从社会契约的观点批判功利主义，认为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正是原初契约的目标，他提出了“正义即是公平”（JusticeasFairness）的概念。其内容包括：平等的基本自由权、自然事物的调整、机会平等、程序正义、产生自己与他人，良心自由、忠诚履约等[③].JohnRawls强调“正义即公平”，坚信正义首先就是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而公正和连续性为正义的起码要求，也即形式正义（FormalJustice）；而实质正义似应包括：分配上之差异补偿、利益公平开放给所有社会成员，每个社会成员均可凭自己之能力及努力发展潜能、追求成就，形成社会阶层重新分配的效果、新生人性尊严或人道精神[④].只有正义才是人类共通的善的秩序，在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之具体现实化，而在社会进化中不断演进。正义以平等为其核心，就其排除任意性而言应比单纯之平等更重要，应包括合理性、客观性、一致性、公平性、平等性与中立性等相关概念。

1.2正义与法的关系

在自然法概念下，正义为法的指导原则。其与法的关系依日本学者井上达夫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要求法律本身的正确适用。正义是法律内在的要求，若有欠缺则属恶法。任何法律以其存在为限，以所赋予它一般准则之公平适用为正义价值成立之意义。第二、任何法秩序均标榜正义之具体表现。法律本身不正，即无强制人民遵守的效力。可以说事实之陈述须符合“真理要求”（Wahrheitsanspruch），同样地法律须符合“政府要求”（Gerechtigkeitsanspruch）。第三、法律须符合正义要求。自由、平等及公共福利等，对现在法秩序的批判根据已有的种种价值与目的，故法律须追求自由、平等及公共福利，才符合正义的要求。[⑤]

1.3自然法下的自然正义

自然正义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分类。他认为自然正义是从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发展而来的，要求人类追求善，并成立各种社会制度，以实现社会福利。自然正义于人性未变时对人类普遍起支配作用，而在具体社会生活条件下，将衍生出适合该社会的共有的“善”，自然正义之具体要求，可因时因地而变化，惟自然正义本身有普遍的支配力，而其支配作用可产生具体内容。自然正义不论何时何地均具有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

在立法方面，自然正义是指导原则和依据。在司法方面，在追求法律安定性与妥当性上有相同的功能。自然正义对下列事项均可以发生作用：第一、法官造法（JudicialLawMaking）。从权力分立观点，司法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在创制法令，仅在阐时事物的真正内涵，在发生疑义时给予权威性解释。这种见解与英国习惯法的传统相符。然而在事实上，“习惯法的大部分为法官于社会所流行的情绪与民众所接受的习俗，或惯例中发展出来”[⑥].第二、解释法律。解释之目的在于探索或阐释法律宗旨，而法律最终目的则在于规范社会生活。然而规范本身并非终局目的，执行法律规范常在于追求某些基本价值，而追求正义的实现。第三、形成法理。法理有补充法律解释的功能，也有监督法律或习惯妥当性的作用。而法学理论的基本功能既在补充法律及习惯之下，使执法者自立于立法者的地位，寻求该案件应适用的法则，以实现公平与正义，调和社会生活各种对立的利益，法理应是指自法律精神演绎出的一般法理原则，与条理、自然法、法律通常之原理并无不同。然而，实定法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以求符合正义理论。所以，自然正义实为法律的基本精神，而为法官造法提供制度上的保护，避免了多数人利用民主原则所发生的政治专断。

综上所述，自然法始于希腊哲学，以理性主义为出发点。自然正义则是批判是否合乎公平正义的依据。自然法相信绝对价值的存在，追求普遍妥当的法律原则或正义标准。[⑦]故自然法已成为“实定法”之指导原则、批判标准与衡量内在正义之准则，是在法律秩序的合理性与公正性两方面所需要的最低条件，并成为检证“实定法”本身妥当性的基础。当实定法欠缺或不明时，必须以自然正义为法官造法，法规解释及补充漏洞的法理准则。当实定法抵触自然正义时，如果任意宣告实定法的无效，则与法的安定性抵触自然正义时，如果任意宣告实定法的无效，则与法的安定性不符合。此时可参照考赖特布鲁（GustavRadbruch）的见解——原则上法的安定性优于自然正义；若违反自然正义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则应认为实定法无效。至于要到何种程度时，则应认为实定法无效。至于要到何种程度始为无法忍受？一般认为侵害人民基本权，违反平等原则、比例原则、或其他宪法之精神时，即应认为无法忍受，以自然正义原则为优先。

2行政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

2.1概说

自然正义原为英国法之支配（RuleofLaw）（或译为法治）的核心概念，是英国法官据以控制公行为（PublicBehavior）及行政行为（DaministrativeAction）之方法。这一概念植根于英国普通法，是由大宪章（TheGreatCharter：MagnaCharta）所衍生的基本原则[⑧].自然正义原则为英国法院用于监督行政措施与决策及外国裁判与习惯的承认。内容包括：（1）习惯的合理标准为“是否公正、适当及合理的、诚实的、正常的人会采纳他”，或者更直接与自然法相联系，“是否与是非的基本原则相调和”。（2）用禁止命令或移送命令控制行政机关违反自然正义的行政行为或准司法决定。（3）在国际私法领域引用外国法或承认外国交易时，如违反自然正义原则（如公平审判、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等）将不被执行。

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特征表现在：任何意见均可公开表达，并公正地被听取。在Byenev.KinematographRentersSociety案中，Harman法官认为，（1）控诉人了解控诉的本质；（2）给予了陈述的机会；（3）法院诚实地作为，符合自然正义原则[⑨].关于自然正义原则与法律之关系，法院认为议会创制法律是为了使行政权依一定的公正程序原则来行为，因此认定制定中已经隐含了自然正义因素。法院在解释及适用法律之时，也必须适用明示性的制定法程序，分别适用普通法与制定法，并以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解释法律和补法律漏洞的指导原则。

2.2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

学者们都认为英国的自然正义相当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包括“不得就自己的事件为自己的事件为裁判原则”（偏见排除原则），与“必须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听证原则）等两个普通法上原则。二者原本仅适用于司法判决，适用范围极为狭小。然而到了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为一般法院监督行政权超越法理的重要原则，并以其作为拘束具有司法性或准司法性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这对于体现行政程序的正义非常重要。而英国的衡平法（Equity）本质上仍源于自然主义。从16世纪开始就将其称为“衡平与良心的规则”，依自然正义、衡平观念及良心的命令，适合于每个具体个案进行裁量时形成判决。

2.2.1内容

自然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为排除偏见原则，当对法院审判公正性有怀疑时，法官就不得作出任何有效的判决。这一原则对行政法院或行政许可机关这类行政组织有拘束力。或不具资格者参与了决定则该决定无效。对此原则有两个固定的限制：第一、若法官因偏见而回避，但当事人的者不能从事法律性的行为时除外。第二、行政机会首长从公益立场支持某项政策时，不得以行政首长有偏见起诉。此在美国称为“制度性决定”（theinstitutionaldecision）。自然正义的第二个原则为双方听证原则（也可直接称为听证原则），乃要求公正听取双方意见的权利。[⑩]在这个意见上，其与美国“正当程序”条款完全相同。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为宪法基本权利。正当程序的文字意义为公平程序，保证国家给予个人基本的公平待遇。如没有听证（没有给予辩护机会），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听证原适用于司法程序中，后用于立法程序中。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也具有强制性，如行政立法与行政司法，所以，当行政行关行使职权而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权利时，即应进行听证。

简单说来，英国自然正义原则适用于作出不利益处分时，保障适当的告知与听证程序。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正义原则为普通法上的原则。在法律授予行政机关作出不利益处分的权限时，即使法律就有关正当程序没有规定，法院仍可以权限滥用之类型——逾越权限之法理而判决无效。

2.2.2自然正义原则在行政法相关案例中的运用

自然正义原则在具体案例中的运用，英国表现得比较多。如RidgeV.Baldwin（1996.A.C.40）一案，表现在公务员的免职处分方面。具体案件是：1957年10月Baldwin市警察署长Bridge，因涉嫌受贿被捕并受免职处分，其后以证据不充分被判决无罪。Ridge以该处分欠缺事前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请求废除该处分。第三审以上诉人的免职处分完全欠缺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而认为前述处分行为无效。以前的法院都未曾就公务员免职程序是否适用自然正义原则表示意见，该判决以该主管行政机关之行为具有准司法性，而适用自然正义原则。[11]

在UniversityofCeylonv.Fernando（1990LAII.E.R.631）一案中，关于大学生的惩戒处分问题。若对重要证人没有给予反对询问的机会时，是否违反自然正义原则。法院认为已经违反了自然正义原则，但本案实际情况是并未完全剥夺其反对询问的机会，所以，法院最后以本案原告未申请反对询问而判决原告败诉。[12]

关于行政程序是否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在Erringtomv.MinisterofHealth（1935IK.b.249）一案中，由于贫民区（slum）清除处分案的主管承认迟误有关事项之公告且异议人未出席公听会，而复审采用了未经听证程序的新证据，因此该处分有程序上的瑕疵，该处分案因此被认为违法，法院明确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判决行政程序违法。[13]故在行政程序方面，英国以自然正义原则保障听证权利，并排除偏见介入。并且依照越权原则（ultravires）的法理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行政机关的行为属准司法性质者可适用自然正义原则。即法院对受到行政机关直接侵害的权利或利益，适用自然正义原则规范行政机关公权的行使，故认为自然正义原则在此难以适用。因此，英国法似偏向于程序法则的公平，而忽略了实体问题。然而判例法的发展，逐步建立了合理的法则及自然正义原则，提供法院验证不法程序或欠缺实体妥当性的标准，使自然正义原则更趋于成熟。

总之，英国是议会政治发源国，一直以“议会至上”为原则，认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归属国会，法院对立法行为的审查较为消极。拒绝承认国会有权违背自然正义原则，仅要求依自然正义来解释国会立法。反之，英国法院在行政行为的审查方面则扮演较积极的角色。对于行政行为之违反自然正义原则，视为违反议会所定正当程序或属权限滥用，依越权法理则认为该行为为无效。此外，违反自然正义原则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强制命令、宣未性裁判、中止命令等方式请求救济。能以自然正义原则审查行政行为的包括准司法行为、行政听证程序、公务员免职处分、对学生之惩戒处分、行政计划程序等。其行政决定前后的各种程序，都必须排除偏见并听取双方当事人之意见，以符合公开、公正、公平之要求。综上所述，英国根据具体个案，在行政法中山下而上建立了自然正义原则，落实法的支配（即法治）。

2.3自然正义与正当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规范以普通法为主，盛行司法造法（即法官造法），法律常处于变动不定的状态。因此，自然法的概念在普通法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力，而分别衍生出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英国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正当程序原则均发源于英国昔通法与（英国大宪章》。其在行政法上的适用都依据控制行为程序的正当性与妥当性。当然二者也有以下不同点：第一、自然正义适用范围超过正当程序。自然正义在英国适用不区分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故包括公行为与各种私法人及工会活动。而正当程序在美国仅适用于“国家行为”。第二、在英国，基于自然正义原则对公布涉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规时，要求该行政机关对于影响人民利益的法规规条款负有协商义务（DutyofConsult）。但美国行政行为与行政规则的区分还不明确，“行政规则”既可一般适用也可特别适用。故二者不便从适用范围的广义和狭义上来区分，也难说“行政规则”的形式必须具有“立法形式”。[14]第三、对于程序的正当性，其核心有三点，即通知（Notice），评论期间（ACommentPriod）或听证（Hearing），陈述理由（StatementofReason）。英国自然正义的概念仅包括第二者，而忽略对事实理由的陈述，以避免行政决定程序而带来的负效应。总之，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二者概念相类似，适用的情形也属相似，所以在同时承认两者时难免发生疑义。然而如何区分而使两者能分别适用以审查公法上行为，使其更臻完善，自有其必要性。一般说来，自然正义原则实为确保正当性与妥当性的最后一道防线。

2.4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

自然正义必须适用于社会生活，因其本身具有的伦理性而无法避免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然而为避免该原则的滥用而妨害了行政目的与行政功能，故其适用应有客观的判断标准，如能维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避免法官的主观恣意。可依据以下标准判断是否违反自然正义原则：

2.4.1法定程序

所有法律都明文规定当实施涉及人民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运行。这种程序包括通知、听证、告知理由，等等，这样才符合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如果立法者没有按照理智来判断事物本质以及考虑其他充分理由，而规定应履行的程序，就属于“恣意”（Willkur）行为。而立法者为避免不理智的立法后果，就必须斟酌各种待规范事务的本质及其他充分的理由，考虑到公益或立法政策，才能设立规范。这里的法定程序，是理智判断后明确规定的法律程序，所以其为自然正义原则的首要判断标准。

2.4.2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NaturederSache）原为法哲学上的概念。本质（Natur）本来就有“自然”之意，它是源于自然法的概念。所以事物本质为制定法之外的一种价值表现，在于各种不同事物中寻求合乎自然法的正义。一般说来，事物本质可分为三部分：一为事理或法理，是事物当然之理；二为一般社会生活的事物本质，是作为评价对象的文化现象，山此寻找法律上的规范要素：三为事物本身的属性，如男女之别，昼夜之分，事物的差异等自然现象。事物本质在H.Coing确定的法秩序中应有的位置。法律的目的在于让正义在人间真正实现，把事物本质作为实现正义的基础，适合于事物本质的类型中，事物本质所含的伦理性要素是能避免立法者或法官的恣意。而具有伦理性因素的事物本质概念，则提供法律的当然内容[15].事物本质的运用须具有法律规范客体的性质，一方面要求其符合法规范的要求，同时不与社会生活脱节。另一方面，合乎事物本质者才能符合事理，而事理存在于社会生活关系之中，是正义的基本标准，等同于具体自然法或衡平法，是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

2.4.3综合宪法理念的判断

自然正义原则与公平正义的理念相贯通，同为价值判断。而宪法也是充满价值判断的理念，而对立法者的权限产生拘束力。其基本精神为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如平等权为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在实质平等的要求下，非绝对禁止差别处置，可斟酌具体案件事实上之差异及立法目的。也就是说，宪法明文规定的或宪法基本精神所推导出的价值，立法者可作出合宪性的判断。而我国宪法在法治国及福利国理念下，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强调法的稳定性、适当性，维护公益与私益的均衡，这是其基本精神。故自然正义原则的判断标准应综合上述各种宪法理念，根据具体个案事实来作出判断。

自然正义适用的对象是社会生活现实，故其判断标准应求诸一般理性人的社会经验或价值标准。而社会经验价值标准，应根据行为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与社会变迁等具体情况，考虑具体个案的事实而依法定程序、事物本质及宪法精神宋判断。

总之，自然正义原则是从正义的理念发展而来的。在英国是从程序方面入手，而成为审查行政程序正当性不可或缺的原则，这与美国的正当程序原则一样，其判断标准，在形式上，以法定程序为判断依据；在实质上，则必须依照一般人的经验、价值、事物的本质及宪法的理念参照个案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这样才能确保行政的功能与目的，维持法律的正当性与妥当性，避免法官的恣意裁决行为。法治国家均强调分权原理和依法行政原则，认为国家行为须有可预测性，行政裁量不能滥用或越权裁量，必须注意比例、诚信、符合行政目的与公共利益等原则。就程序而言，不允许立法者借助专断的程序侵害人民的自由财产，也不得借国家权力透过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对人民造成侵害。行为必须完全符合正当性的要求，排除行政的恣意性要素。[16]

自然正义原则给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以公正陈述意见的机会。在实体方面，禁止专断性政治权力的行使，排除恣意性及产生专断的可能性。此外，立法、行政与司法均须具有法治主义观念与平等思想，才符合自然正义原则的要求。

结论：日本英美法学名家和田英夫教授认为英美法有四个重要特征：一是法之支配，二是判例法主义，三是陪审主义，四是普通法与衡平法。[17]这四个特征的精神与本质所在则是自然正义原则，强调法律重要性及其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保护，是现代民主国家司法的要务。故民主国家司法的真正使命不仅仅是维持国家秩序（AufrechterhaltungderRechtsordnung），而是保障基本人权为核心的“法之支配”（Ruleoflaw）。由此可知，应认为审判的目的在于“公平正义”（Justice）的实现。对自然正义原则可作出如下结论来：（1）、自然正义原则原为制定法外的概念，是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基本精神，是法之支配的核心概念，是英国法官用以控制行政行为的方法。（2）、行政法上以自然正义原则为依据要求正当程序的进行，要求给与当事人辩解的机会，获知决定的理由，以追求公开、公正、公平。（3）、法定程序是履行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方式，结合听证的进行，要求给予当事人辩论的机会。（4）、自然正义原则在实体上要求对个案进行判断时，必须依社会通用的价值标准，参考具体个案的差异，排除恣意，以符合事物的本质。（5）、宪法价值的实现，为自然正义追求的目标。借宪法理念的判断，方可使自然正义原则达到追求法治国家的理想。（6）、自然正义原则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可为立法指导、法律解释及适用的标准及判决的依据。其判断可参考法定程序、事物本质、宪法精神来进行综合评判。[18]

自然正义原则是绝对正义及永恒价值的追求，为超越制定法的概念，是评断制定法的正当性与妥当性的依据。因此，透过自然正义原则以检验国家行为是否符合事实，是否遵循正当法律程序，成为实现正义的最佳方法。而自然正义原则在“正义可无止境追求”的观念下，不仅仅限于正当法律程序的形式正义实现，更应积极追求个案的实质妥当性，才符合现代行政保护人民自由权利，维护人性尊严，维护行政公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杜2001年版。

[3]章剑生：《行政诉讼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4]胡建淼：《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姜明安：《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6]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

[7]JohnRawls（罗尔斯）：ATheoryofjustice（正义论）。

[8]DennisLloyd，TheldeaofLaw，《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联经，1984年5月初版。

注释：

[①]自然正义有两个主要原则：a.任何人就自己之诉讼不得自任裁判官（NemoJudexinSuaCausa）；b.任何人之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AudiAlteramPartem）。

[②]姜明安编：《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

[③]JohnRawls（罗尔斯）：ATheoryofJustice（正义论）

[④][台]张泽严：《从罗尔斯的正义论谈成人终身教育的社会意义》，载《空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一期。

[⑤]章剑生：《行政诉讼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第278、279页。

[⑥]DennisLloyd，TheldeaofLaw，《法律的理念》，张茂柏译，联经，1984年5月初版，第234、250页。

[⑦]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第150页。

[⑧]PaulR.Verkui：英美行政法的分流，法治斌译，载《宪政时代》第13卷。

[⑨]Z.W.Nedjati&J.E.rice：EnglishandContinentalSystemsofAdministrativeLaw，North-Holland，1978，P.108

[⑩]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412页。

[11]DavidFoulk，AdministrativeLaw，LondonButterworths，1986，6ed.，P.223

[12]D.C.M.Yardley，supranote28，PP.110-111.

[13][日]山口幸男：《行政裁判——行政手续自然正义的原则》，载《英美判例百选》，有裴阁1946年，第24-25页。

[14]胡建淼：《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78页。

[15][台]高文琦：《事物本质之概念及在法学上之地位》（台大法研硕士论文，1979年6月，第5页。）

[16]王学辉：《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415页。

政法管理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法治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管理法制化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因此，政府的一切社会活动和行为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规范政府行为，规范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政府官员的行为是行政法制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内容。通过行政的法治化建立对公务员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法制监督，加强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督促公务员的一切公务活动规范在法律范围之内，自觉依法行政，廉洁奉公的有效途径。

一、要实现行政权力的法制化，必须加强行政法治，构建行政法律监督体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所谓行政法治，即通常所说的法治行政，指的是行政权的运行不仅要求严格依据静态的法律条文，而且要惜守法的内在理念和价值，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必须受到追究。干部和公务员队伍，是政府依法行政的主干力量。第一，依法治国是正确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要依法治国，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滋生腐败。这就要求构建一个健全的法律监督体系，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第二，依法治国，需要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督查队伍。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面对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政府要调整处理越来越多、错综复杂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政府各项工作置于法制化的基础上，依法行政，依据统一的法定活动规范、行为准则处理各种权利和利益关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证干部和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效率。通过实现行政法治来体现人民意志，建立健全行政程序规则与制度保证体系，并通过行政立法的办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

二、公务员行政法律责任的概念及特点

行政法律责任，也简称为行政责任。在行政法律责任之下，可以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将行政法律责任分为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公务员的法律责任、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公务员是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具体实施者，行政机关的违法主要是公务员的行为造成的。公务员的行政法律责任是指公务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由于违法或行政不当而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公务员之所以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是因为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因此，公务员承担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公务员一般在两种情况下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一是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因违反应当遵守内部管理的法律规范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另一种情况是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因有违法或者不当，行政主体对外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后，公务员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公务员违法行政，是指由公务员主体实施的违反法律规范，侵害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政行为。此处所指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是指国家公务员基于其身份，在代表国家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因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务员权利义务而必须承担的带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它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进行法律控制的制度安排。作为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需求，它要求公务员必须对社会和民众的基本需求作出回应并积极采取行动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地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承担道义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责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以建立一套保证公务员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为目标。这种控制机制既包括内部的，也包括外部的。构建公务员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是改善公务员行政状况，做到严格行政、规范执法，推进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明确公务员权利义务的保障措施，提高公务员权利义务实现的可行性和透明度，取信于民。公务员之家:

三、加强公务员行政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我国，许多监管部门都是有权无责的，或者说是权大责小。这些职能部门就是监督别人，至于他们自己怎样履行职务，却很少有人去监督和管理，因而使他们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玩忽职守也没有谁去追究。

我国有关公务员的法律责任的法制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和健全，目前只有《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为数不多的法律，且具体规定不够明确，可行性不高。新颁布的《公务员法》，虽然有了一个新的内容，引入了引咎辞职制，但仍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出于淡化事件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官员引咎辞职后不再追究法律责任，而导致引咎辞职成了一些人的“保护伞”，毕竟，引咎辞职绝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更不是承担法律责任，官员辞职后，更应当再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行政执法的公务员虽然是行政权的行使者，但也同样要受法律的制约，与公民、法人代表一样也必须对其行为负责，承担因违法行为导致的法律责任，而不得享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这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可见，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公务员的行政法治。目前，从我国的行政司法实践来看，我们在各种行政法规范中详尽的规定了作为被管理者的行政相对人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同时，作为管理方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责任却不能落到实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行政法制的不完善造成的。第一，因公务员责任追究体制的不完善，无法有效对公务员的执法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第二，行政法治的薄弱导致对公务员的行政责任追究不力，内部行政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外部行政责任制度渐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行政主体被司法机关裁决承担行政责任，但违法现象仍然层出不穷，举不胜枚举。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我们必须加大对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力度，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加强公务员的行政法治。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关系到能否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关系到国运昌盛、党兴民顺的大局。因此，坚持行政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官，构建行政法律监督体系，以行政法治手段实现公务员管理的法制化，是我们构筑新的法制管理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陈晋胜.行政法律责任论略[J].行政法学研究，1996(1).

[2]姬亚平.创新中的缺陷一(公务员法)问题列举.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政法管理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共应急法制；行政应急性原则；行政指导；后非典行政法律问题

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简称非典疫情、SARS疫情）的伟大斗争正在举国展开、全力推进、力争全胜，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正在为此做出更大的努力与贡献；非典公共危机也暴露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诸多薄弱环节，包括公共应急法制准备不足，故亟需提升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法治化水平。为此，本文结合非典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实践、新情况，探讨了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若干现实课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和立法建议。

一、应充分认识应急条例特点，依法加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刚刚颁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它大大提高了非典危机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在举国上下全力抗击非典力争全胜的关键时期，切实把握这个应急条例的特点，在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中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法律调整作用，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1.条例适应了当前非典危机管理的现实需要。

通俗地说，就是“应急条例应了急”。在这场抗击非典的艰巨斗争中，本届中央人民政府不是坐等危机结束之后再来调整政策、完善机制、修改法规，而是在应急法制建设上雷厉风行见诸行动，仅用20多天时间就制定出这个条例[①]，以急诊医生抢救生命的速度建造出这艘“行政立法快艇”。这样的行政立法速度创造了一个纪录，在我国行政法制史上将会写上重要的一笔。深一层言之，应急条例的迅速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水平放在第一位、坚持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来推进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设、坚持全面深入推行依法行政的态度和决心。

2.条例的制定既立足于应对当前急需，又着眼于长远发展考虑。

这个条例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总结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些有效做法，重点解决了此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暴露出的信息不准确、反应不及时、应急准备不足等突出问题，更完备地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健全适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制度，创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这个条例在举国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出台，不仅为依法防治非典提供了更丰富、更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稍后卫生部还于5月12日施行了专门的部门规章《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相配合），对于正在举国全力开展的非典防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法律保障和工作指导作用；而且，这个条例本身就是完善我国公共危机应急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一个良好开端，对于其他领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建设，对于整个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其中特别是尽快制定出我国统一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都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产生系统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的配套立法效应。

3.条例注重程序制度设计和程序责任规范，可操作性强。

例如，应急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就重大、紧急疫情信息报告程序规定了严格的时限要求；第四章（共19条）不仅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实体问题，而且就各层次的具体操作规程等大量程序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更系统地为非典防治工作提供了步骤、时间、顺序、手续等方面的具体规范。这也为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为行政程序立法和行政强制立法，恰恰是亟待大力加强、正在酝酿突破的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

4.条例突出了科学，强调了法治，还重视了民主。

笔者认为，这个条例充分体现了一句常见的大实话：防治非典（或者其他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一靠科学，二靠法治，三靠民主。SARS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科学方法、重视法律手段、重视民众力量在非典防治工作中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和有效的措施，使整个应急和防治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已开始收到明显的成效，扭转了前期的某种被动局面。应当强调指出，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全体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这个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突发事件举报制度和信息制度（与政府的政务公开和公民的知情权有关），就体现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负责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管理权利（知情权和参与行政管理权），注意运用民主的力量和公开的力量。这既符合行政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也符合我们党和政府一贯的思想路线，即坚决相信和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政府与人民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充分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来积极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故笔者建议，待这个条例施行一段后时机比较成熟时可通过修改条例，在条例第一章第五条（此条规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应当“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增加“依靠人民、发扬民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等内容，为公共卫生应急法制的建设和运作提供更全面的指导原则，提高民主参与的法律保障水平。

5.条例更明确地规范了行政不作为的责任问题。

这个条例与以往一些行政立法相比，对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等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作出了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第五章的第四十五、四十七、四十九条），有利于在应急法制实践中克服行政不作为难以追究责任的老大难问题。这体现了建立责任政府、实现法治目标的现代行政法治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无庸讳言，相对于责任追究机制而言，这个条例对于公民合法权利受到损害产生了特别牺牲而寻求赔偿、补偿等法律救济机制，关注得还不够充分，这对后非典时期的纠纷解决和权利救济不利，故建议在修改条例时予以补充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有许多特点也值得重视，此不展开。无论如何，这一行政立法的特点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法律工作者、行政实务工作者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举国上下的共同不懈努力，这部应运而生的公共卫生应急行政法规，连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能够得到全面和严格的贯彻实施，通过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法治化的力量，依法保障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取得最终胜利，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全面、持续和稳健发展。

二、应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提高危机管理法治水平

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的法律体系也即公共应急法制，具有多因素、高成本、跨学科等特点，是一个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制度建构难度非常大，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不过是其中一个单项工程而已。这里透过对非典危机暴露出的政府应急管理薄弱环

节的进一步分析，对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加以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1.非典危机凸显公共应急法制亟待加强。

在非典公共危机中，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成立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定点治疗和严加隔离、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等，取得显著成效，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同时，在防治非典的政府应急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警示人们：必须全面加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建设，也即危机管理系统建设或称公共应急系统建设（其中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建设），有效动员一切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来及时化解突发事件引发的危机。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特指一个行政区域内出现迫在眉睫的特别紧急情况而亟需公共行政管理者作出重要决断，调动本行政区域的一切力量作出共同努力并付出很大成本方能摆脱的困境，通常是一种对全体公民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局势，也称为公共紧急状态（PublicEmergency）。这里所说的“公共危机管理”，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特指公共危机的潜伏、爆发、控制、化解、修复、常态化等全过程中的政府应对机制。它主要解决如下问题：如何制定预案并有效监控、防御危机；如何化解、缓解和减少危机；如何准备、动员和调配资源；如何在危机过程中回应民众愿望、满足社会需求；如何在危机过后回复常态生活、恢复管理秩序、重建服务体系。

作为国家安全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国公共应急系统，从社会系统工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由技术支撑体系（硬件）和非技术支撑体系（软件）构成。前者包括基础设施、信息网络、科技投入等要素；后者包括信息披露规则、职业道德水平、行政管理机制、社会心理条件、预警指标体系、紧急行为方式、公共应急法制等要素。世界各国的危机管理实践证明，上述非技术因素对于国家公共应急系统的全面建设和有效运行，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机制，包括预防机制、应变机制、资源调配机制以及自动修复机制，涉及到紧急预案、组织机构、物质保障（技术、设备、物资、资金等）、立法、政策、宣传教育（旨在掌握有关知识与信息、改变信息不对称状态、改善社会心理条件）等等制度要素。因此，我国当前需要集中力量就非典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完善公共应急系统，开展全面深入的对策与理论研究，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1）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机制及其相应的数理模型；（2）信息沟通、反馈和解读机制；（3）社会动员机制[②]；（4）紧急救治与补救机制；（5）公民权利依法有效保护和行政权力依法有效行使与约束的法律保障体系；（6）有利于化解危机的社会环境条件和社会心理作用机制。通过这些专题研究，为我国公共应急系统的全面建设和有效运行提供科学依据。

各国防治非典的政府应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立法实践还警示人们：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即国家公共应急系统要高效稳定运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必须完善公共应急法制作为保障。[③]我国前一阶段非典防治工作中公共应急法制保障不力的种种情况表明，而且迅速制定和颁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行政法制实践也证明：没有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就没有高效的突发事件政府管理，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是国家公共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非技术支撑体系之一，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律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有效化解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保障机制。因此，为使今后的公共危机管理能有稳健充分的法律保障，做到常备不懈、实现长治久安，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可谓势在必行。

大力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把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按照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完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更有效地调整公共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依法行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发展，这也是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功能。[④]

2.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理念与构成要素。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重大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和实施系统配套的紧急法律规范，来调整公共紧急情况下的各种社会关系，有效控制和消除紧急情况，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以及法律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这就是公共应急法制，其核心和主干规范是宪法中的紧急条款和统一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公共应急法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非常规状态下实行法治的基础。这里将其定义为：所谓公共应急法制，是关于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

与常规状态相比，在非常规状态下或曰紧急情况下，人们对于生命、健康、权利、信息、生活质量等等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深层原因是一种人本关怀、人文关怀的体现），对法律秩序和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政府管理行为的法律依据、程序要求、行政成本等等也有很大差别。因此，与常规状态下的法律运作机制相比，公共应急法制具有许多特点。主要特征有五：（1）权力优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与立法、司法等其他国家权力相比，与法定的公民权利相比，行政紧急权力具有某种优先性和更大的权威性，例如可以限制或暂停某些宪定或法定公民权利的行使；（2）紧急处置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即便没有针对某种特殊情况的具体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也可进行紧急处置，以防止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受到更大损失；（3）程序特殊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过程中遵循一些特殊的（要求更高或更低的）行为程序，例如可通过简易程序紧急出台某些政令和措施，或者对某些政令和措施的出台设置更高的事中或事后审查门槛；（4）社会配合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有关组织和个人有义务配合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并提供各种必要帮助；（5）救济有限性，这是指在非常规状态下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后，如果损害是普遍而巨大的，政府可只提供有限的救济，如相当补偿、适当补偿等等（但不得违背公平负担的原则）。

应当指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大量的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时还可中断某些法律的实施，甚至暂停或限制公民的部分宪法权利（但不得限制和剥夺生命权、语言权、宗教信仰权等最基本的人权），具有极大的优先性、紧急性、强制性和权威性，因此具有恣意和滥用的特殊条件和可能，必须对其加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尽管如此，也不宜简单地将行政紧急权力的运用视为“法外特权”、“法外行政”，认为它违背了依法行政的要求，因为总体上看，它是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运行，符合现代法治行政的要求，符合国家、地区、社会和人民的长远、根本、总体的利益，实际上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的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要素和环节。其基本要素包括：（1）完善的应急法律规范和应急预案（为此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模型）；（2）依法设立的应急管理机构及其应急权限与职责；（3）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4）紧急情况下行政授权、委托的特殊要求；（5）紧急情况下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6）对紧急情况下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约束和制裁机制；（7）与危机管理相关的各种纠纷解决、赔偿、补偿等权利救济机制；（8）以及各管理领域的特殊规定。所谓各管理领域的特殊规定，如：人财物资源的动员、征用和管制；对市场活动、社团活动、通信自由、新闻舆论及其他社会生活的限制与管制；紧急情况下的信息公开方式和责任；公民依法参与危机管理过程；等等。

具体说来，从公共应急法制的制度运作角度看，其主要的制度环节有：（1）公共应急法制的立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各层次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律原则的确立，例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等专项法律的制定，以及行政应急性原则的普遍确立；（2）公共应急法制的执法，包括具有特殊要求的执法机构、公务人员、方法手段、紧急程序、特别经费、技术设备、配套条件等等的逐步完备；（3）公共应急法制的守法，包括各种组织、个人（也包括行政执法者自身）如何自觉遵守公共应急法律规范；（4）公共应急法制的司法，包括对于紧急状态下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格追究、对于行政纠纷的紧急审理和裁判、对于受损权益予以国家赔偿、补偿的实体和程序法律救济制度；（5）公共应急法制的宣传教育，包括在普法教育中针对全体公民，在普通学校、党团校和各种干部学校中针对青年学生、各级干部，进行公共应急法制的基本知识教育，以及关于各种媒体开展公共应急法制建设和运作的宣传报道活动的权利和义务；（6）公共应急法制的环境条件，包括公共应急法制发展所需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如社会心理状况）和组织机构内部环境条件的评估和改善。

3.公共应急法制的现实状况与突出问题。

经过20多年的法制改革和发展，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已有一定基础，在现行宪法、法律中已有一些关于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的零散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四项规定了全国人大行使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紧急权力，第六十七条第十八至二十项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动员与戒严的紧急权力，第八十条规定了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第八十九条第十六项规定了国务院行使决定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部分地区戒严的紧急权力；再如，在我国《戒严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中，分别制定出一些关于处理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的法律规范；又如，这次以超常规速度刚刚颁布施行的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针对非典疫情政府应对措施提供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了一系列公共卫生应急规范；等等。这些都为我们应对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依法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还远不健全。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现行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二是现行公共应急法制执行不到位。

首先，就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而言，主要表现在：（1）尚无统一的紧急状态法、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2）缺乏紧急情况下的特殊行政程序规范；（3）对紧急情况下行政越权和滥用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4）危机管理的权利救济机制不完善（如责令停产停业、强制征用征收、强制隔离、强制检定、其他人身强制措施等造成权利损害后的补救机制不完善）；等等。这里以此前的公共卫生紧急法律制度为例。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但是，哪些情况下必须或可以增加，通过何种程序（例如应否经过公开听证）来增加，如果必须增加而有关部门不作为或拖延作为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等等，有关法律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给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和责任的追究造成困难。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于1995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后，长达7年多迟迟未能颁布《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这很不利于更为清晰、严谨与便捷地处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其次，就已有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执行不到位而言，主要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政不作为）、难获救济等等。仍以公共卫生应急法律制度实施情况为例。《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疫情，并可授权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地如实通报和公布本行政区域的疫情。但是，由于正式公布的北京地区非典病人和疑似病人的数量，今年4月20日在京召开的非典新闻会前后差别极为悬殊，所以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有关方面对此解释的原因之一是北京地区众多医院分属北京市、卫生部等部委、部队这样三个条块，各自收治和留置观察的非典病人与疑似病人难以准确统计并及时公布出来。[⑤]实际上，10多年前出台的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三十四至三十九条早已规定，即便是军队的医疗保健和卫生防疫机构，发现地方就诊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以法定通讯方式和在法定时限内向发病地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报出传染病报告卡）并接受当地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指导。不消说，地方医卫机构也须如此。可见，有关法律规范和法定制度早已设立（尽管不完善），数据统计本不成问题，更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有的地方、部门及部分公务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各行其是。[⑥]

同时，公共应急法制的社会基础条件，如公共应急法制的公众知晓度、认同度、适应度和配合度以及社会心理状况等等，还亟待进一步改善。[⑦]这也是造成已有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保障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行政法制观念上的某些误区，由于公共应急法制尚不健全，加上其中一些应急法律规范在非典危机政府管理工作前期未能完全得到落实，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保障作用，因而产生了本可避免的许多消极后果和负面社会评价，致使人们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创新努力过程受到严重影响，教训深刻。

4.公共应急法制的完善对策与评价体系。

加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路径是：按照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迅速出台为契机和示范，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强化监督、落实责任、依法救济等环节入手，尽快完善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确保公民权利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公共权力能够更有效地依法行使，形成紧急情况下行政权力与其他国家权力、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权限与政府责任、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公民社会责任与合法权利救济等等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及完善的法律调整机制，加快实现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法制建设目标。

为完善我国公共紧急法制的宪法和宪政基础，高屋建瓴、稳健持续地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提供更有力的宪法保障，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修宪程序，在宪法第二十八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和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实现危机管理的法治化和高效化”。[⑧]

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重点是：尽快完善我国各层次、各领域的公共紧急法律规范，关键是制定出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紧急状态法。此外还要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逐步健全与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对机制密切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行政程序法制、行政强制法制、政府信息公开法制，行政征用（征收）法制，行政指导法制、紧急刑事法制、纠纷解决法制、国家赔偿（补偿）法制。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言，现阶段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非典危机中暴露出的公共应急法制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及其成因如何；（2）如何运用行政法治原则（包括行政应急性原则）来处理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及其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包括将一些单行法律规定的紧急法律规范加以统一和协调，消除彼此之间的冲突；（3）如何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的对策措施，包括立法、执法、守法、监督、救济、制度改革、机构和队伍建设方面的举措；（4）如何完善紧急情况下政府的危机管理行为的特殊程序规范，以有效约束行使紧急行政权力的行为；（5）如何完善与公共紧急法制有关的各项具体制度，如各种人财物资源的动员、征用和管制，对市场活动、社团活动、通信自由、新闻舆论及其他社会生活的限制与管制，紧急情况下的信息公开办法和责任，公民依法参与危机管理过程，等等；（6）如何提高公共应急法制的公众知晓度、认同度、适应度和配合度，改善公共应急法制的社会环境条件。

公共应急法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资料分析、走访调查、定量分析、案例分析、网络查询、专家咨询、比较研究、模型建构、对策研究等传统的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以非典危机中暴露出的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的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为突破口，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应对机制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相应理论探讨，以保证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的完善路径和具体对策建议之科学性、可行性和前瞻性。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情况复杂、风险很高，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涉及无数公民和各种组织的生产、生活秩序与合法权利，因此行政紧急权力是否合法运用，公共应急法制实施效果如何，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公共应急法制评价体系来及时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反馈，加以有效监督制约。可以说，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应急法制评价体系，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

笔者认为：公共应急法制评价工作宜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人大有关法制机构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共同牵头，政府督查室、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两院有关机构等部门以及有关新闻机构共同参与进行；公共应急法制评价的对象主要是各类执法行为；公共应急法制评价的内容是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政务公开、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公正廉洁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有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的情况；公共应急法制评价的重点是违法执法、超越职权、滥用权力、不遵守办事程序、执法效率低下、不作为等方面的情况。

公共应急法制评价可与人民代表评议、效能审计、效能监察、民意调查等其它评价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可采用实地调查、现场评议、问卷测评和统计分析等方法适时进行。例如：实地调查由社会各界代表组成评价小组深入基层，通过走访调查、座谈会和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实际情况和征求各方意见；现场评议由政府部门首长分别汇报本部门履行执法职责的情况，并通报被评价对象有关公共应急法制统计数据，由参加评价的各界代表现场投票、公开评价；问卷测评由评价者向公共应急法制实施主体、对象、监督机构和社会各界评价代表发放问卷测评表，实行加权统计的方式进行问卷测评；统计分析由各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统计部门负责收集有关数据，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统计数据，进行公共应急法制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报告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并形成反馈意见向被评价对象进行评价反馈；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应召开评价通报会，采用区分档次（例如好、较好、一般、差）或末位排名等办法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对于评价很低的应责令限期整改，直至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承担政治责任。科学合理、运用得当的公共应急法制评价体系，是公共应急法制有效运作、不断完善的重要保障。

三、应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指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滞后无疑是诸多原因使然，但从思想指导上来看，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法学界和实务界都忽略了行政应急性原则在整个行政法制建设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或曰理论误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应将行政应急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

1.行政法基本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的含义。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行政领域法律关系始终，调整和决定行政法主体的行为，指导行政法实践的原理和准则，起着保证行政法制统一、协调和稳定的重要作用，直接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行政法的制定、执行、遵守、监督、救济等制度环节的运行发展。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可概括为行政法治原则，具体来说可将其大体解析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

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是指行政权力的设立、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要求，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行政主体必须严格遵行行政法律规范的要求，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无效；行政主体应对其行政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合法性原则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两方面的要求。

行政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的行为不仅应按照法定条件、种类和幅度作出，且其行为应符合立法的意图和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理性，符合全社会共同行为准则的社会公理。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为应当符合立法目的、出于正当考虑、合乎情理公德、彼此关系协调，否则应承担一定的后果。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为保障重大公共利益和公民根本利益，维护经济与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可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既包括具有行政作用法上的具体规定的行为，也可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规范甚至停止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宪法和法律条款实施的行为。为防止行政恣意和滥用权力，现代行政法治对行政紧急行为也提出了现实性、专属性、程序性、适当性的要求，行政应急性原则的运用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作为保障。

2.忽略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理应由行政应急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共同构成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国内地许多行政法教科书在阐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时，仅提及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再把行政应急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研讨。[⑨]窃以为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既制约了我国公共应急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不利于行政法理论的全面发展。

例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多年来在行政主体制度建设和理论体系上，就难免忽视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的地位、构成、职能、职权和工作制度（如各种应急预案）的研究和安排，也没有未雨绸缪地做好相应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至于非典危机出现后政府机关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一时间显得非常被动，不得不支付本可避免的巨大社会成本，个中教训非常深刻。

再如，在出现非典危机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机关应对危机的管理工作可否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包括各种应急性的行政指令措施与行政指导措施？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过去对此也没有形成共识，或者不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务工作者普遍知晓，也造成了危机管理工作的某些被动。

又如，由于忽视行政应急性原则，关于政府机关采取的危机管理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如何加以救济，过去就未能完善有关的监督与救济规范，给实际工作造成诸多困难。例如紧急征用行政相对人的房屋、设施等财产用于非典隔离地点或防疫医务人员轮换休息场所使用，应遵循何种程序，使用后如何予以补偿，发生补偿争议通过什么渠道和程序加以及时裁断和救济，此类问题已陆续出现不少，如果解决不好，难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于不断出台的政府应急措施的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不利于保持良好的官民关系和政府形象。

3.在危机管理中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实质法治主义的要求。

表面看来，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实施行政应急措施，其中还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中断某些法律规范实施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实质法治主义要求的、利大于弊的危机管理举措，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因此，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按照宪政和行政法治的要求，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共应急系统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府管理过程中贯彻行政应急性原则，及时采取公共危机管理所需的各种行政应急措施（包括行政指令、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各种措施），同时予以及时和充分的权利救济，更加稳健地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所需的法律秩序，确保公民权利（特别是基本权利）获得更有效的保护，公共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能够更有效地行使，使二者能够兼顾、协调、持续地发展。

四、应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

在出现非典公共危机这样的非常规状态下，政府机关可否灵活适当地采用行政指导措施，与行政指令措施相配合发挥作用，更有效地应对危机管理的客观需求？这是否违背依法行政的原则？在危机管理实务中如何适用行政指导措施并予以有效监督和救济？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的现实问题。这里对此略加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1.非典危机管理中采用了许多行政指导措施并收到了特殊效果。

在控制SARS疫情的危机管理工作中，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了许多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行为，例如卫生部4月30日紧急通知要求凡是收治、隔离、观察以及发现有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场所一律禁止使用中央空调，一些地方政府紧急征用若干宾馆、饭店用于隔离观察非典接触者，一些地方行政执法机构禁止影剧院放映通宵和连场电影乃至暂时停止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营业，在车站、港口等处强制检测体温，等等，这些行政命令、实施行政强制的紧急措施，显然收到了应对危机的积极效果。而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还因时（地、事）制宜地采取了比较柔软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的许多行政指导措施。这些表现为指导、劝告、建议、宣传、示范、提醒等形式的应急指导措施中，有的是针对一个区域内不特定多数行政相对人作出的，例如教育部4月28日公布的《对“五一”期间高校学生活动安排和学生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卫生部4月29日公布的《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国家质检总局5月15日公布的《过氧乙酸消毒液安全使用指南》；有的是针对一个或多个特定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如辽宁省卫生厅长和辽阳市一位副市长于今年5月初共同写给辽阳市一位非典患者的建议信（希望他配合政府查找与之密切接触者以便尽快采取隔离救治措施），北京市裕中西里社区民警张岩同志专门到本社区内非典疑似人员王某夫妇家反复劝说他们去医院隔离就诊而后者终于接受劝告等等。[⑩]这些应急性的行政指导措施与行政指令措施配合运用，收到了特殊效果和积极反响。此类行政现象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对行政指导措施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非典危机管理中的运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2.在危机管理中实施行政指导并不违背现代依法行政的原则。

所谓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主体为谋求行政相对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在职责范围内实施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且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它具有非强制性、示范引导性、柔软灵活性、方法多样性、选择接受性等特征，是具有这些特征的行政主体一系列行为方式的统称。行政指导行为同设立行为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契约行为等等，共同构成了行政主体的行为方式体系，相互配合、各有所长地调整社会生活，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行政目标。

从行政实务来看，由于一部分行政指导行为可在没有专项行政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所以对于行政指导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过去一直有争论。其争论要点是：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下采用行政指导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实施行政指导是否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对此，我们概括分析起来不难发现，无论在常规状态还是在紧急情况下，从有无具体法律依据的角度来看，行政机关采用行政指导措施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其一，在已有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例如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三十四条关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宣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的规定），行政机关依此规定实施宣传、解释、示范等行政指导，这当然不构成合法性冲突；其二，如已有关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定，为了更及时、更有效、更经济地实现行政目标或紧急行政目标，行政机关可在依此法律规定作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政行为之前，作为弱行为前置程序而先实施行政指导，这也不构成合法性冲突；其三，如无上述两类专项行政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行政机关还可在不违背宪政与行政法治一般原则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出于正当目的且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行政指导（主要是实施授益性、助成性、引导性的行政指导措施），应当说这也不构成合法性冲突。可见，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实施行政指导，不仅能有效满足行政管理包括公共危机管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并不违背现代依法行政的原则。这也是当代行政法学和行政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也是各国行政管理的客观事实。

3.积极地实施行政指导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职责与有效手段。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公共应急法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例如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法》的基础上近期又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趋于完备），是否仍有采用行政指导措施的必要性？的确，以往人们大都认为，行政指导是一种柔软灵活的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方式方法，行政相对人是否听从行政指导由其自主选择决定，行政指导行为的效果是不确定的，故充其量也只适用于常规状态下的行政管理，而在出现突发公共事件导致紧急情况特别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情况下，政府自当采用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来强力应对危机，而不大适用行政指导。但这次非典危机政府管理过程中采用了不少行政指导措施并发挥出特殊作用的事实表明，即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也有必要和条件适当运用行政指导，因为这有利于减小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张力，形成和维持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透过行政法治的实务观察和理论分析不难看到，无论人们主观上多么想把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以及公共应急法律规范设计得十分周全，实际上都不可能穷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应对举措的方方面面，无法对之全部作出细密的法律规定，难免存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以及公共应急法律规范的空白之处和无力之处（也称为法律空地、法律软腹），无论人大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难以完全满足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公共危机管理对行政法律依据的客观要求，这是行政法制建设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普遍和永恒存在的矛盾，也即“立法文件永远落后于社会生活”这种有限理性现象的表现之一；而人民政府的角色要求（要努力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又决定了它不能简单地以“此事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为由，对某些现实而紧迫的公共管理需求（如非典危机管理需求）视而不见、消极回避或无所作为，如果出现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但属于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时，或者遽然采取权力强制性的行政指令行为的抵触太大、成本太高、效果不好的时候，就更需要注重发挥行政指导的特殊作用，以满足经济与社会生活对行政管理的现实需求。这既是行政主体积极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角色要求，而且操作灵活、成本较低且较有实效，同时行政相对人具有自主选择性，符合行政民主化的世界性潮流，有利于保持和谐的官民关系。因此，即便在突发事件（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也并不需要一味只采取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行政强制措施，还可适当采用柔软简便、不具有强制力、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指导措施与之配合发挥作用，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尽职尽责，有所作为。

4.必须注重对行政指导行为加以有效监督和提供法律救济。

当然，行政指导也是一柄双刃剑。行政指导措施一方面具有特殊功用，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某些固有缺陷，操作中易于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从我国行政指导实务来看，以往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是：相关认识滞后，行为不够透明，变相实施强制，责任不甚明确，监督救济乏力，等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这次非典危机管理过程中，有的行政机关在的行政指导性文件中又加入行政指令措施且未作明确区分和说明，这种混合行为致使行政相对人易于误解或难以适从，难免使人产生“以表面的指导形式变相推行指令措施”的印象这样的负面效应。[11]如何克服行政指导行为的固有缺陷和负面效应，建立起有效的监督、责任与救济机制，更有效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主体能够依法积极履行职责，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是我国行政指导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而通过专门立法特别是专门的行政程序立法来规范行政指导行为，加快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就是一个重要思路，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日本国行政程序法、韩国行政程序法，就已经对行政指导行为作了专门规范。[12]正在制定中的我国统一行政程序法，也将设立专章来规范行政指导行为。

可见，无论在常规状态下，还是在出现非典公共危机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根据各地、各领域、各时期的现实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及时、灵活、适当地采用行政指导措施，与各种行政指令措施相配合，更有效地达到行政管理目标，满足经济与社会生活对于行政管理的特殊需求；当然，同时也要对行政指导行为加以有效的监督制约和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事实上，这也是当今许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对此，行政主体特别是行政公务人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积极和适当地运用，“该出手时就出手”，其成本不高、功效颇多。

五、应系统研究和积极解决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

关于非典，还有许多未知数；非典疫情及其防治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显露。防治非典过程中政府采取应对举措取得应急效果的同时，有些措施也带来诸多法律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问题，包括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强制措施带来的权益损害求偿问题，在非典防治后期乃至危机结束后很长时期内，将渐次甚至集中凸显出来，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管理带来新一波冲击甚至危机。例如，在非典危机期间，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采取的一些强制隔离、强制火化措施，紧急征用措施，责令企业暂时停产停业，责令文体场所暂时停止活动，暂停某些旅游线路和组团活动，紧急取消人群聚集性活动（如大型婚宴），等等，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使，易于引起认识分歧和利益冲突，造成一种特殊的行政两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非典时期，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会通过合法渠道主张权利，寻求法律救济；此外，在公共危机期间发生的某些违法问题，当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未予处理，在后非典时期也需要酌情处理善后；等等。此类问题，迫切需要加以系统的专门研究，以期深化认识、形成共识，更及时妥善地解决问题，消减行政两造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我国行政法治（当然不仅限于行政法治领域）正日益凸显的现实课题。这里仅以有关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举措的意见分歧和法律纠纷为例略加探讨。

1.关于疑似病人隔离治疗的法律依据。

这个问题在非典危机期间一直存在争论，给行政机关和防疫医疗机构采取隔离措施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在后非典时期已有人提出索赔要求，其理由是采取的隔离措施于法无据。但实际上，从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看，应当说采取隔离措施是有法律依据的：其一，《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48条第2款规定，其他乙类病人及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应当接受医学检查和防治措施。[13]从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对于几种人员的危险性排序来看，疑似病人排位在密切接触者之前，根据立法精神并由此条规定不难引导出对疑似病人隔离治疗措施的合法性；其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41条规定，对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应当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可见，出于社会公共利益且具有上述法律依据的强制隔离措施，并不存在普遍的合法性危机。已出现的一些纠纷，多系不了解此点或误解所致，可积极予以说明化解。

2.关于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的依据问题。

对于这方面的非议，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5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当地政府应当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行政部门采取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染疫动物密切接触人群的检疫、预防服药、应急接种等预防、控制措施；其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44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第20条都对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作出了具体规定。可见，非典期间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的行为，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至于执行不当引致的法律后果如何分担，另当别论。

3.关于三种人员（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留观人员）擅自逃逸出隔离区域的法律责任问题。

对此，应区别不同的情况加以认识和处理，首先要看该当事人当时是否已确诊并明确告知其病情；在此基础上方可依据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来综合考察其应受到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制裁：其一，《传染病防治法》第66条第1款第9项规定，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故意传播传染病，造成他人感染的，予以责令限期改正、5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情节较严重的可处以5千元至2万元罚款；其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51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第38条第6项规定，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的，予以责令限期改正、500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情节较严重的可处以5千元至2万元罚款，直至给予行政处分、追究刑事责任；其四，2003年5月15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2款明确规定，对有故意或过失情节的此类传播者，分别以故意或者过失（情节严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4.关于强制隔离、行政征用等行政措施致损的行政补偿问题。

强制隔离措施造成的财产损失主要包括误工和歇业所影响的工资、收入、房租、摊位租赁费用，此外行政征用也易于发生补偿额度争议。笔者认为，对这方面的损失予以行政补偿，总的来看有法可依、合情合理。[14]首先，从正面来说，强制隔离是一种必要的合法的管理行为选择，一般不存在对与错（正当性）的问题，但存在是否公平（适当性）的问题，造成损害后理应予以补偿；其次，《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了国家侵权致损后求偿权利，且未明言只包括违法行为，所以按照合法行为侵权致损可依法求偿来理解和处理，显然也符合该条规定，至少不相冲突，这可视为行政补偿的宪法依据；再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尽管补偿制度不完善，但也有许多零散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公务侵权致损责任的规定、《草原法》第39条关于征用、使用补偿的规定），这体现了法治精神，应予以关注和运用；最后，即便《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没有直接和明确地规定行政补偿制度，但按照现代行政法理的公平负担原理和特别牺牲原理，也应对于个别人和个别群体的权利损害给予行政补偿。

5.关于通过行政干预纠正对非典痊愈者及其家属的歧视问题。

在后非典时期，这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受到歧视的主要表现是一些非典痊愈者、解除疑似者及其亲属重新上岗难、重新就业难、社会救助难等等。笔者认为，这里当然存在利益冲突、社会心理等经济与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更突出地存在违宪和违法的问题：首先是违背了宪法体现的平等权原则，而平等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之一；其次是违背了劳动人事方面的诸多法律规范，以及其他的违法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无为而治，任由市场自行调节，而应当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行政干预力度，包括各种行政指导措施和行政指令措施，特别是抓住个别典型事例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并曝光，及时恢复正常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良性互动的官民关系，大力引导这一问题尽快向符合宪政和行政法治原则的方向转化，这也是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基本职责要求。

[①]2003年4月14日国务院第四次常务会议作出制定该条例的决定，5月7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该条例草案，经修改后5月9日总理签署公布施行该条例，前后共25天。

[②]面对这场生命攸关的SARS危机，只是依靠政府的决策和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民的理解、配合及支持，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特别是依靠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强意志，这对于有效化解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均如此。以新加坡为例：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为什么大多数新加坡人都能自觉自愿地积极支持和配合政府？这当然应归功于政府透明和相信人民，努力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归功于普通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府的信任。新加坡人民信任并积极配合政府，政府相信并依靠人民，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抗击非典，有效控制了疫情的事实，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5月10日的文章《重新感受新加坡》（作者：何庶）。

[③]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暴露出的薄弱环节而及时完善、认真实施公共应急法制，这在各国甚至国际组织均如此。例如泰国从2003年5月6日起实施新制定的预防非典条例，2003年5月初召开的欧盟卫生部长紧急会议确定了在欧洲范围内预防非典的基本原则，2003年4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专门签署行政命令将非典列入美国隔离检疫的传染病清单，等等。参见新华网2003年5月7日北京消息《世界各国加紧建立防治“非典型肺炎”体系》、《法制日报》2003年5月10日第三版文章《美国如何防非典》（作者：文昕）。

[④]参见莫于川：《政府法治新课题：大力加强公共应急法制建设》，载《法制日报》2003年5月7日第8版。

[⑤]2003年4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非典防治工作新闻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先生的答问（中国新闻网北京4月20日电）。

[⑥]鉴于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采取了坚决措施，于2003年4月20日果断调整了卫生部和北京市的某些主要领导，并采取了成立非典防治工作指挥部、及时公布疫情、定点治疗和严格隔离措施、加强市场监管和交通管制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抗击非典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些高官问责和公共应急措施具有深刻的政治与行政发展意义，也具有重大的行政法治意义。参见这一时期的各媒体相关报道。

[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联合调查组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2003年5月5－11日数据及分析而的《“非典”社会心理预警简报（第1号）》（中国新闻网北京5月16日电）。

[⑧]当然也可不安排在第二十八条，而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或者另外新增一条来加以规定。

[⑨]这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版的一系列高等法学教育统编教材基本理论部分的论述即可看出。

[⑩]这两个具体行政指导事例的资料出处：2003年05月09日东北新闻网报道文章《逃离北京非典患者张某受感化坦言：把家乡害了》（作者：周纯明）；《京华时报》2003年4月30日第6版报道文章《疑为非典不愿被隔离，民警劝说两小时终就诊》（作者：邹桂、李立群）。

[11]例如2003年5月5日卫生部办公厅印发的《非典型肺炎医院感染控制指导原则》，其中许多条文采用了“不得”、“禁止”、“应当”等命令用语，实际上是一些强制性规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医院及其工作人员并无选择余地。当然，如将此类医院视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被授权组织，那么此类强制性规范就属于行政内部规定，另当别论。

[12]日本于1993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第四章、韩国199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第六章的章名均为“行政指导”，分别设立了5个条款和4个条款专门就行政指导行为作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