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效应范文10篇

政策效应范文篇1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政策效应范文篇2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政策效应范文篇3

1、引言

；；；1994—2002年间，相关部门为预防和治理钢铁工业的“重复建设”问题，1直对钢铁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的行政规制。2003年，钢材需求强劲，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相关部门放松了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制，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这1年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增长率高达88.71％，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2003年底相关部门认为钢铁工业存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问题，认为“在建项目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市场预期，必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①，并制定相应政策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规制以防止未来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②2005年底，相关部门认为我国钢铁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通知》，6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意见的通知》，进1步强化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制，以治理突出的“产能过剩”。③

；；；严格的投资规制政策，可以迅速制止转轨体制扭曲下钢铁企业产能投资的过度膨胀，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产业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并可能会导致1些不良的政策效应。1994年以来钢铁工业运行情况变化大致可以反映出1些问题：除2003年1月至11月期间，相关部门1直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严格控制，但在2003年末相关部门即认为钢铁工业产能投资过度，这种严格的投资控制似乎并不能很好地从根本上防治“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问题，反而使得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不足”和“过度”之间剧烈波动，形成“1卡就死，1放就乱”循环。

；；；目前中国还在多个“产能过剩”和多个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行业实行投资规制政策，投资规制政策也1直是作为中国治理所谓“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的主要措施，因而对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缺陷及其不良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实际意义。

；；；2、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缺陷的理论探讨

；；；中国钢铁工业1直采取投资规制政策防治“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在政策制定上也1直遵循着“预测、计划、制定具体实施措施”的固有模式，并以对投资规模、投资流向和投资步调的管制和调控作为主要手段，这实际上是以政府部门判断和预测替代价格信号，以政府计划、规制来替代市场调节机制。从理论上看，这种投资规制政策存在3个主要的缺陷：其1，投资规制政策不能去除现有体制中扭曲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度性因素，也就不能消除企业过度产能投资的强烈动机，难以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其2，投资规制政策是以对市场的预测作为制定的主要依据，但是相关部门在是否有能力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这1点上是有待商榷的。以错误预测为基础制定的投资规制政策会不可避免地带来1些不良效应。其3，投资规制政策会直接干扰市场竞争，影响市场对企业投资的自发调整过程，并有可能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导致意想不到的不良影响。

；；；1.投资控制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

；；；中国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以政府规制治理“产能过剩”或是“重复建设”，其基本逻辑是认为“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是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解决。国内为这种观点提供理论依据的代表性人物是曹建海、杨蕙馨、张军和罗云辉。曹建海(2000)、杨蕙馨(2000)等认为由于某些产业自身的特征——进入壁垒低和退出壁垒高，导致了这些产业系统性的过度进入进而导致“产能过剩”。曹建海(2000)以“过度进入定理”从理论上来证明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的存在性。张军(1998)以过度进入定理中1种特殊情形的变形来说明，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过度进入是重复建设形成的原因。罗云辉(2004)以植草益(2000)建立的同质产品市场寡头重复博弈模型说明保有过剩生产能力有利于寡头合谋，来说明产能过剩。

；；；这些研究为认识“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在理论上也存在1些问题需进1步探讨。曹建海(2000)、杨蕙馨(2000)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退出壁垒实际上就是1种进入壁垒(Gilbert，1989；Caves，1998)，首先退出障碍是企业进入时必须考虑的1种风险成本，退出壁垒越高企业进入时的风险成本越高，其次退出障碍可以成为在位企业阻止进入的重要工具，退出壁垒高不但不能解释产业的过度进入与产能过剩，反而只能解释进入不足与产能不足(李伟，2005)。罗云辉和植草益的模型里都没有考虑事前产能的投资成本，也忽略了保持有限的产能也是保持默契合谋的重要方。以过度进入定理来解释“重复建设”或“过度竞争”，在理论上也存在较大的缺陷。Mankiw和Whinston(1986)就曾指出，生产厂商作为价格接受者或采取价格竞争的行为方式时，过度进入定理并不成立。无论中国和日本关于过度竞争的描述，都把激烈的价格竞争作为其显著特征，这也就是说过度竞争行业中的企业是采用价格竞争的行为方式，当企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时，过度进入定理是不成立的，因而很难以过度进入定理解释我国过度竞争或重复建设的形成机制。Nachbaretal.(1998)的研究还表明，当存在沉没成本时，哪怕沉没成本只占整个固定成本很小的比例，过度进入定理也不成立。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所造成的，是1种典型的“政府失灵”。魏后凯(2001)认为以国家为主导的投资体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预算软约束是不合理重复建设形成的主要原因。周黎安(2004)的研究表明：现有的官员晋升激励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以远远低于成本价的土地、各种税收优惠措施来招商引资，从而造成重复建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4)的研究表明：在土地产权模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软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企业与银行3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给予投资者的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土地优惠政策，大大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使得投资者的私人投资成本远远小于社会投资成本，从而引发过度的产能投资。钢铁工业由于投资规模大、GDP产值高、对地方就业与税收贡献大，在本轮经济景气中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争相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资的重点行业，这些投资优惠措施使钢铁企业具有很强的过度产能投资倾向。徐寿松(2005)、李军杰和周卫峰(2005)对于“铁本事件”这1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1点。

；；；从以上对“产能过剩”形成的相关研究来看，不但“产能过剩”不是由“市场失灵”引起的，不需要通过政府规制来解决；反而正是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造成了“产能过剩”或“重复建设”，是地方政府对投资者的各种优惠措施使得投资者的私人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从而导致了“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因而，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不能消除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只有在政策得到严格执行时能暂时抑制企业过度产能投资冲动，政策1旦放松产能投资会立即反弹，反而造成投资在“不足”与“过度”之间剧烈波动。

；；；2.信息问题与准确市场预测的不可能性

；；；从制定实施模式看，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需求规模、产品需求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判断和预测，并根据预测制定相应具体的整体投资计划和实施措施，对投资规模、投资流向和投资步调进行管制和调控。本质上讲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是对市场供给的计划管理，不过在手段上已经从计划经济时的直接行政指令转变为行政规制。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计划的合理性与政策的合意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预测的准确性，而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在这1点上恰恰是令人质疑的，江小涓(1999)、刘纪鹏(2004)、杨正位(2006)的研究就表明，相关政策部门对家电、电力、纺织、汽车等行业种种预测与实际市场运行存在很大的偏差。

；；；与反垄断规制政策制定者相比，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制定者需要获取数量多得多的市场细节知识，面临更为复杂和困难的信息与知识问题：①投资规制政策制定者进行准确市场预测必须获取大量关于市场供需的细节知识，然而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市场过程的展开而逐渐显示和暴露出来，在市场过程产生这些信息之前获取它是无法实现的(Lavoie，1985)；②由于市场的细节知识，是主观的、默示的和与特定时空有关的知识，是无法进行汇总的知识(哈耶克，2003)，投资规制政策制定部门无法利用这些知识进行有意义的统计并据此进行正确的经济计算和预测。正是因为无法获取足够的市场细节知识与难以整合这些知识，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对钢铁工业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测。不能进行准确的市场预测，那么据此制定的计划与政策可能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不但不能促使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向均衡趋势的回复，反而可能会加大对均衡趋势的偏离。本文的第3部分和第4部分的经验研究将为以上论点提供支持。

；；；3.投资控制政策可能干扰市场过程造成不良影响

；；；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试图通过严格项目审批、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严格的贷款行政审批和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准入等规制手段实现市场的供需均衡、治理“重复建设”或是“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的过程价值，阻碍了市场自发调整过程，可能引起无法预期的不良后果。

；；；市场过程本质上就是争胜竞争的过程，争胜竞争是市场过程的灵魂和核心，是市场过程实现动态效率的关键。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以规制手段实现市场均衡，往往使得高效率企业进1步投资扩张受到抑制，而低效率企业免于面对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并获得继续生存的空间。尤其是投资规制政策扶大限小的倾向十分明显，使大企业免于面对高效率中小企业不断扩张规模后带来的竞争压力，1些低效率的大企业因此获得了较大的继续生存空间，而高效率中小规模企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显然，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争胜竞争过程，使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作用大大减弱，这会影响钢铁工业发展中的动态效率。

；；；市场争胜过程也是1个诱导和激发争胜主体连续、广泛寻找替代品和替代方式的动态过程，是竞争主体不断寻找和试验新知识的过程(王廷惠，2005a)。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中严格的项目审批、严格的市场准入管制、投资项目的技术标准准入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1过程价值，试图以政策部门对技术、生产要素组合的选择来代替企业的自主选择，这会限制企业不断寻找新技术和替代生产方式的动态过程。2003年以来的投资规制政策，有1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规模为标准、片面强调所谓规模收益、禁止小规模设备的投资，并要淘汰小规模设备所形成的产能。然而我国钢铁企业这些年来成功开发并使用了1系列先进适用技术，1些中小企业采用这些先进适用技术后焕然1新，许多生产指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中小高炉技术也特别适合我国自有铁矿低品位、杂质含量高的特点(高清举，2006)。对小规模设备投资的禁止与强行淘汰小规模设备所形成的产能，会阻碍中小型钢铁企业进1步寻找和研制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和提高中小规模设备技术经济效率的先进适用技术，而这些技术很可能会在1定程度上提高我国钢铁产业的生产效率。

；；；政府的微观规制往往会阻碍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产生新的市场过程，导致市场结果反而不如自由市场出现的结果(王廷惠，2005b)。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以对企业投资的微观规制为手段治理“产能过剩”，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鹤田俊正曾对日本旨在防止化学工业产能过剩的投资调整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1政策破坏了价格机制形成的自然投资节奏，容易出现各个企业1起进行同等规模投资的状况；为企业的设备投资在规模上设定高的审批标准，会使得企业为了得到政府批准的既得权益，做出过度的产能投资(小宫隆太郎等，1988)。从中国钢铁工业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投资控制政策制定部门对市场需求以及需求结构变动的反应迟缓，往往制定过于紧缩的投资规制政策，使得企业面对市场机会难以进行适当的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自发调整；投资控制政策还导致了不必要的新市场过程，许多中小型钢铁企业为了避免未来成为规制政策限制和淘汰对象，纷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快速扩充产能，许多钢铁企业为了能在规制政策收紧后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并在今后的运行中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往往同时在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尽可能高速度大规模进行产能投资。这样，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在“不足”与“过度”之间剧烈调整，并在1定程度上强化了钢铁企业过度产能投资的倾向。

；；；本文后部分还会借助HP滤波的方法，通过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性的分析进1步揭示投资控制政策对市场自发调节过程的阻碍，以及造成的不良影响。

；；；3、钢铁产业投资规制政策中持续的预测偏差问题

；；；以下是对1994年以来我国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当局的预测与规划的考察：

；；；“九五规划”中预测“2000年市场需求钢材产量达到9600万吨”，并以此做出规划安排，实际上2000年国内成品钢材消费量达14118万吨。“九五规划”对高档板管带材需求快速增长也预计不足。严格抑制投资的政策引起固定资产投资持续负增长，使1批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入但对行业结构调整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启动困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结构调整的进程。表现尤为突出的是，高档板材生产能力建设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1999年以来板材进口剧增，到2003年薄板净进口量就达到了2302.2万吨。“十五规划”预测“2005年钢材表观消费量达到14000万吨以上”，实际2004年的钢材表观消费量就达到了3亿吨以上，预测偏差大得惊人。

；；；即使是短期预测，偏差也非常大。2000年，国家经贸委对钢铁工业的总量控制目标为产钢11000万吨、钢材10000万吨，而实际产钢12850万吨，钢材产量达到13146万吨，钢材价格普遍上涨，钢材净进口972万吨。2001年、2002年总量控制的目标离实际需求偏差更大：2001年总量控制的目标是钢产量11500万吨、钢材10500万吨，而实际钢产量15163.44万吨，钢材产量达到16067万吨，钢胚、钢锭净进口544万吨，钢材净进口1247万吨，价格仅有小幅下降；2002年总量控制的目标是钢产量12500万吨，但是实际钢产量18224万吨，钢材表观消费量达到21150万吨，全年钢材价格整体上扬。

；；；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等五个部委联合下达的《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中认为：“预计到2005年底将形成3.3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已大大超过2005年市场预期需求……如不加以引导调控，将导致1些品种产量严重过剩与市场过度竞争……”。而实际情况是2004年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产能超过34013万吨，大多数钢铁工业企业满负荷生产，许多企业甚至超产，粗钢生产达到27279万吨，名义产能和与满负荷供给能力即实际产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我国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统计口径与计算方式显然存在1定的问题，以此种产能来判断市场供需状况的合理性是令人质疑的(周希增，2006)。到2005年粗钢产量就达到3.5亿吨，消费量达到3.76亿吨，以我国目前统计方式得出的3.3亿吨名义产能远远不够。

；；；2005年底，发改委认为钢铁工业严重产能过剩，并在2006年初出台相关调控政策。但是2006年我国累计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达41878万吨、46685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8.5％、24.5％，全年钢铁产品价格显著上升，钢铁行业利润实现历史最好水平。市场需求远比预计强劲得多，产能过剩远没有政策当局预计的那么严重，甚至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都令人怀疑。

；；；从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我国钢铁产业相关政策制定部门的市场预测、政策规划与市场实际运行之间1直存在很大的偏差。持续显著预测偏差的存在验证了本文前述理论分析中得出的“中国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制定部门不可能对钢铁工业市场做出准确的预测”的结论。预测偏差与规划失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些不良政策后果。

；；；4、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不良影响

；；；1.数据来源

；；；我们收集了1993—2005年钢铁产业、第2产业、建筑、电力、石油、房地产服务、运输邮电通信等基础性产业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万得资讯公司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本文使用Steel、JZY、Power、Oil、Realty、Transport、Chemistry、I2、China分别代表钢铁产业、建筑业、电力行业、石油行业、房地产服务业、运输邮电通信业、化工业、第2产业和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时间序列。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使用HP滤波方法分析投资缺口分布和投资波动，进而分析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对投资行为的不良影响与后续效应。Hodrick-Prescott(HP)滤波方法是测定序列长期趋势的1种方法，该方法在Hodrick和Prescott(1997)分析战后美国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使用，其后应用范围不断拓展。HP滤波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将趋势要素和循环要素进行分解而又不像频谱滤波方法那样会损失序列首尾的数据，通过对惩罚因子的调整，HP滤波相对于CensusX12平滑法和Tramo/Seats等方法又更为灵活。这1方法的基本原理和模型设定，可参看Hodrick和Prescott(1997)的经典文献，本文不再赘述。在惩罚因子选择上，对于年度数据，本文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的λ=100。

；；；3.钢铁产业的投资缺口

；；；对时间序列进行HP滤波分解即可得到其趋势序列和波动序列。趋势序列描述3序列长期和潜在的运行趋势，波动序列则描述了序列实际值相对于趋势序列的上下波动情况，通常又可以称为“缺口”序列。图1是钢铁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序列图，

；；；

；；；图1钢铁工业固定资产增速

；；；图2钢产量序列分解结果

；；；

；；；图3钢铁工业投资序列分解结果

；；；图1反映出1993年以来钢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极强的波动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最快的2003年，投资额几乎翻倍，而1996—2000年投资额则出现了持续的下降。从图2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钢产量高于潜在产出，1997—2003年钢产量低于潜在产出，而2003年之后产量再次高出潜在产出。从对年度投资额数据的计算结果(图3)来看，以1997年和2003年为分界点，可以将1993—2005年的整个区间划分为3个子区间。从1993—1997年，波动序列始终为正，说明钢铁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正向缺口；1997—2003年，存在负向缺口；2003年之后，又转变为存在正向缺口。钢铁产业的产出缺口和投资缺口具有相同分布，这说明了钢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影响。

；；；使用HP滤波方法所得到的计算结果表明：①钢铁产业的投资在1997—2003年存在长期而显著的负向缺口。而存在如此巨大缺口的直接原因就在于1996—2000年钢铁产业投资额的持续下降，以及2001—2002年投资的恢复性增长相对不够迅速。②钢产量在1997—2003年亦存在1个长期而显著的负向缺口，表示钢产量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所需。相应年份《中国钢铁工业年鉴》关于钢铁市场运行情况的描述表明：1997—2000年产量缺口主要是结构性的，即高档板管带钢材生产不足而建筑用钢材等其他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相对过剩，但从整体上高档材不足的缺口要大于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的过剩量；2001—2003年产品结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同时钢产量也开始出现不足，板材尤其是薄板价格大幅度上升，净进口量激增，钢胚钢锭也由净出口变成净进口。

；；；4.投资波动的跨产业比较

；；；前面我们通过HP滤波方法分析了钢铁产业自身的投资波动和产量波动，下面我们将对钢铁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投资波动状况进行对比。图4描绘的是各产业历年的投资增长率，图5描绘的是各产业投资额的相对趋势，图6中Cycle/Trend反映的是各产业的实际序列相对于长期趋势的偏离率。通过图4、图5和图6，我们可以分析比较各产业的投资波动幅度。在图4中，我们发现：钢铁产业的投资增速几乎始终位于各曲线的最上方或最下方，波动幅度在各产业中最为剧烈；1996—2000年，钢铁产业的投资出现了长达5年的持续下降且在各产业中增速最低；在2001年之后，钢铁产业的投资增长率持续上升，几乎1直是各产业中最高的。图5反映了和图4同样的现象，在相对趋势的比较中，钢铁产业的相对趋势始终在最上方或最下方。在图6中，我们可以发现：钢铁产业的实际投资序列相对于长期趋势的偏离率呈现出较增长率更强的波动特征，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波动幅度也更为剧烈，钢铁产业的偏离率曲线始终位于图形的最上方和最下方。从图3可以看出1997—2003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负向缺口，图6进1步显示这1负向缺口持续时间比全社会以及其他基础性行业负向缺口的持续时间长，而且偏离程度远远高于全社会及其他基础性行业。从整个考察期来看，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波幅极大、周期较长、调整剧烈，呈现出与其他基础性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度、较短周期波动迥然不同的特点。钢铁行业是国家的基础性支柱产业，1直以来是相关部门重点管制调控的对象，但这种管制调控并未使得这1行业的波动小于其他行业，反而这种波动幅度远甚于其他产业。

；；；

；；；图4各产业的投资增长率

；；；

；；；图5各产业投资的相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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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各产业(Cycle/Trend)序列

；；；5.从长期显著投资缺口、投资异常波动看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的不良影响

；；；结合HP滤波分析与对投资规制政策的系统性考察，我们将不难看出我国钢铁工业的投资控制政策存在显著的不当政策调控问题，这种不当调控阻碍了市场的发现过程和自然调整过程，阻碍了企业家在市场引导下自然地投资调整过程，引起了较长时间内投资不足，钢铁工业产品结构调整缓慢以及投资异常剧烈的波动。

；；；从图3和图6我们均可以看出，从1997年开始投资缺口转为负向，表明投资已经开始不足，但是直到2000年，钢铁产业依旧实行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项目审批以及制止重复建设等严格投资控制政策，导致在这1期间投资额持续减少，但同1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钢铁产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与产品需求结构有较大的变化，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这1时期实际投资额对市场实际所需投资额的偏离就越来越大，这在图6中表现为1997—2000年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偏离率绝对值急剧增加。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图6中表现为偏离率高达50％以上)，但2001—2002年实行的总量控制政策，依然要求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这与市场趋势存在较大的偏离，影响了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向国民经济所需投资额的快速调整，这两年固定资产投资偏离度绝对值依然在40％以上。显然，1997年以后在钢铁产业继续实行严格控制投资政策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当调控。这种政策的不当调控加大了实际投资向均衡趋势的偏离程度，也阻碍了实际投资向均衡趋势的迅速调整，严重干扰了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企业家对投资数量与投资方向的自然调整。这1点在图6中得到很直观的反映，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负向缺口不但持续时间显著长于其他行业，而且负向缺口的偏离程度也远远大于其他行业，形成1个长期显著的“投资缺口”。长时间内严重的投资不足使得产品结构调整速度与产能增加速度过于缓慢，进而使得这1期间的产品结构问题和产能不足问题越来越突出。

；；；投资控制政策同时造成了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剧烈波动。2003年，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不足引发的产能不足和产品结构问题更为突出，钢材价格尤其是板管带材价格进1步快速上扬。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政策当局对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得以确认，放松了对投资的管制。管制的放松与价格信号的强力刺激，引发钢铁企业同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造成投资的暴发性增长，最终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冷”与“过热”之间的剧烈波动。我们还关注到，前期较长时间内严重投资的不足引发近年来投资的快速增长，具有1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不能简单定性为“盲目投资”与“过度投资”。这种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对前期钢铁产业投资不足的1种“补缺”，是前期投资不足、产品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重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以治理“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为目标的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存在3个主要缺陷，并导致许多不良政策效应：①“重复建设”或“产能过剩”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造成的，投资控制政策不能治理其根本。②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制定机构不可能获取和整合规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也就不可能对市场运行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制定合意的投资控制政策。③以规制方式治理“产能过剩”还会阻碍市场的发现过程和自发调整过程，导致不良的政策的效果。④对钢铁工业投资控制政策及其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经验性研究为理论分析提供了经验支持：我国政策当局对钢铁工业市场及其变化的判断和预测，与实际市场运行1直存在很大的偏差；对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与市场规模迅速增长的估计不足，造成我国政策当局对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严格限制政策的长期超调，使得这1时期我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阻碍了钢铁企业投资在市场机制调节下的正常调整，也阻碍了钢铁产品结构的迅速调整与技术装备的及时更新，并引起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冷”和“过热”之间剧烈波动。

；；；对钢铁工业投资规制政策的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规制政策不能从根本上防治产能过剩，并会导致许多不良的政策效应。这使得长期以投资规制的方式防治“产能过剩”会面临非常高的政策成本，投资规制政策只能是短期内压制企业过度产能投资的权宜之计。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来看，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生产要素配置的进1步市场化和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土地产权制度等措施，尽可能避免各级政府对企业投资进行微观干预和提供优惠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这实际上是需要政府进1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1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会面临更大的政策阻力，并且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通过行政体系实施投资规制政策会面临小得多的政策阻力，并且在行政力强力推行时，会对投资过热起到“立竿见影”的压制作用。因而，在具体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政策部门更倾向于采用投资规制政策来治理产能过剩，反而忽略了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治理产能过剩，投资规制政策往往长期化，致使治理成本成倍增加，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政策所带来的收益。

；；；对于目前在1些行业实施的旨在治理“产能过剩”的投资规制政策，政策部门更为深入和谨慎的研究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笔者认为：治理产能过剩，合意的治理政策应该是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基本制度上限制甚至杜绝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进行微观干预和提供各项优惠政策，而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进行强力限制，尽量避免直接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微观规制所带来的不良效应。

；；；注释：

；；；①周其仁认为，“产能过剩”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过度投资”以及“过度竞争”指的其实是同1现象：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派生的现象是产品价格竞争激烈、企业亏损增加、产能大量闲置。

政策效应范文篇4

关键词：挤出效应；挤进效应；财政政策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而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挤进效应”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对财政政策的两大效应理论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别，并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政政策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含义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挤进效应的概念为现代财政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根据帕金的阐述，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企业的外在经济效应，因此，有可能诱导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相比之下，挤出效应则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成机理。如果说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支出行为的正的外部性导致的，那么，挤出效应则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部门的负的外部性造成的，这种负的外部性是通过利率变量来传导的。一般由于私人部门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此，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量会减少。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IS曲线向右移动，在LM曲线位置相对不变时，均衡点会向右上方移动，于是整个社会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提高了，根据投资函数的定义，私人投资就会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不是通过以利率为中介变量来实现的。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采用，这时，利率水平往往已经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此时，政府如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功能，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必须要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为企业的生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无疑对财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当财政政策在“瓶颈”产业上有所作为时，能够较好地发挥挤进效应的功能。比如在电力销售价格被限定时，电力供应可能会产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电力能源的供给结构，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增加投资，否则，电力短缺将引起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资就会减少。

二、影响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因素

1.影响挤进效应的因素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一般随着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样数量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在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会有很大差异，这与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我们知道，假定一个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理论上政府支出乘数应为1（1-b）。那么，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显然，与该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b有关系，一般我国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故支出乘数就大；而西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小，或者说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支出乘数的产生过程来看。政府投资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形成第一轮挤进效应，消费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产或销售者的收入的增加，进而又引起消费的第二轮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轮挤进效应，……这样一直到第n轮。理论上，n应该是趋向于无穷大的，但实际上，如果市场容量不够大，市场不发达，那么这个链条就不可能无限制地派生下去，于是总的挤进效应就远远达不到1（1-b）这样一个倍数关系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实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因而总的挤进效应是比较小的。

另外，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还随着财政资金的来源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税收；二是公债。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的公债和税收这两种形式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理论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存有争议的。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来源于公债的支出政策就比较有效，而来源于税收的支出政策可能会加剧经济的萧条。这说明资金来源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对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再比如，二者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也不一样。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税收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净损失，而公债在经济萧条时，只要不对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响，一般是不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的。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私人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利率变化充其量只能影响到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规模，而对私人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所以，在经济萧条时，公债资金的挤进效应比较大，税收资金的挤进效应则相对比较小。2.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

根据IS-LM模型的理论，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数、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资需求时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与挤出效应成正比，而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则与挤出效应成反比。在这四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稳定，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也较稳定，因而，影响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三、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和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的关系，而挤出效应则表现了政府支出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的实际净效应应取决于这两种相反方向的效应的对比。如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大于挤进效应，则说明现行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加以适当调整，如果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则表明当前的财政政策可以继续延续。

为使财政政策能够产生更多的挤进效应和更少的挤出效应，当前我国在调整财政支出政策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财政政策必须能够适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当私人投资对利率较为敏感时，或者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当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复苏和高涨阶段时，政府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方向，适当收缩建设性财政支出的范围。因为私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决定了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比较大，挤进效应比较小，而此时建设性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但需要注意的是，保证相当程度的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依然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公共财政支出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而当私人投资对利率不敏感或经济处于萧条和衰退阶段时，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比较小，而挤进效应则相对比较大。因此，在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已经退居为次要矛盾的地位时，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防止经济过热和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此时，一般来说，从资金来源上看，来源于税收的财政支出政策比较好，而来源于公债的财政支出规模必须要加以适当限制。

2.财政支出要同时兼顾“软”、“硬”环境的改善

财政支出既要着眼于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即传统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又要着眼于改善投资的“软”环境，也就是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改造，大力兴办教育、医疗、卫生等行业，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私人直接投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挤进效应的作用。事实上，从以往的政策实践来看，我国东西部地区吸引民间投资的能力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人力资本素质等“软件”设施的差异上，如果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瓶颈约束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那么，这些地区的物质资源的优势必然也难以发挥，政府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最终也难以彻底实现。为此，今后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应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要有大的作为，财政政策促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将促使人力资本获得合理定向流动的条件和可能，为我国今后的城市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必须优化财政支出的区际分布

既然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随着市场的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那么，为了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政府应当一如既往地致力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投资环境的改善。一般来说，财政资金在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产出效率（挤进效应）要显著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同时我们又注意到，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政策更能体现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有鉴于此，我国当前财政资金的使用在东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等要注意区别对待、各有侧重，同时要坚持确保重点的原则。

4.全面正确地评价财政政策的效果

事实上，我们以上对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挤进效应的分析，只是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快慢的角度来衡量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效果的，很显然，这种衡量是不全面、不公正的。因为市场经济具有片面追求经济效率的内在冲动，以致于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的政策不能推波助澜，而应该在讲究效率的同时，更多地体现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平稳性。在当今，人们越来越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因此，在当前，我国也不宜仅仅用挤进效应或挤出效应的大小来衡量财政政策的得失，而应该服从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结合其他方面的量化指标如环境指标、公平指标等，来全面综合地审视和评价财政政策的效果，这是我们在今后的具体政策实践中必须要高度重视的。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帕金，梁小民译。经济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政策效应范文篇5

20世纪2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实施效果上是对称的，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在经济过度繁荣的时候，政府可以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防止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热。然而，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开始怀疑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实施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如美国3个月的国债率从1929年的5%下降到1932年的1%以下，但收效甚微。据此，凯恩斯提出了流动性陷阱。他指出，美国实施的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其经济系统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导致货币政策失效。自此，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货币政策已经成为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调控、应对危机的重要工具。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宏观调控倾向于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央行连续降低人民币和外币存款利率以后，货币供给和流动性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4万亿元财政资金强力启动内需，确实十分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却也伴随着30年来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面对持续走高的通胀问题，央行在2011年6月20日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央行当年第6次，同时也是2010年以来的第12次上调准备金率。此后，央行在2011年基本上保持着准备金率“一月一调”的节奏。此外，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5次加息，这样大力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的持续上涨，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是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这是同宏观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加以检验的实证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条件，采用较新的“有向无环图”技术识别SVAR，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方面实证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问题，从而为我国宏观政策当局提供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最早对货币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对称性进行研究的是Cover（1992），随后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效仿。该文通过1951:1～1987:4的季度数据，运用两步OLS方法检验正负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影响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无论在影响程度上还是在统计显著性上，负向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都要大于正向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从而证实了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存在。随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货币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综合这些文献来看，对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识别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构建货币供给方程，由残差项识别，如Cover（1992）、ShahidMalik（2013）、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陆军、舒元（2002）、冯春平（2002）、张暾等（2013）等人的研究；第二种是通过HP滤波等时间趋势分析法对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直接进行分析，如刘金全（2002）、邱宜欣、刘召虹（2012）、胡臻（2013）等人的研究。本文考虑到货币供给方程的构建并没有统一的理论依据，现有文献构建的货币供给方程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即通过时间趋势分析分解出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进行分析。同时，现有文献大多只是对产出或价格方程进行OLS回归，考察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系数，或者采用VAR从单一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考察货币政策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采用较新发展的“有向无环图技术（DAG）”识别SVAR模型的扰动项结构，采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误差分解的方法，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VAR及SVAR模型中格兰杰因果检验不能刻画变量间同期因果关系以及传统choleskey分解方法受变量主观排序影响的局限，提高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实证模型及方法；第三部分是变量选择以及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实证模型及方法

1.有向无环图（DAG）有向无环图主要通过计算一系列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分析判断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尤其是同期因果关系，图中的方向代表因果，但不存在闭合回路，因此名叫有向无环图（DirectedAcyclicGraphs）。与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不同，有向无环图可以检验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性，从而避免传统方法在SVAR的识别问题中受到变量次序影响较大的问题。下面具体介绍有向无环图是如何体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对于变量X，Y和Z，如果Y和Z的无条件相关系数不为零，但在给定X的条件相关系数为零，我们则可以说X既是Y也是Z的原因，记作Y←X→Z；反之，如果X和Z的无条件相关系数为零，但在给定Y下的条件相关系数不为零，则称X和Z都是Y的原因，记作：X→Y←Z。有向无环图由点和连结它们的有向边组成，反映变量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具体来说，若变量X和Y的连结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关系，且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若X和Y的连结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关系，但它们谁是因谁是果还不明确；若X和Y的连结方式是XY，表明X和Y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同期因果关系。Spirtesetal（1993）、PeterSpirtes（2005）对DAG的画法提出和完善了PC算法。该算法的具体做法是，首先从“完全无向图”出发，各个变量（顶点）之间均存在连线（边），当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或条件相关系数在某一给定显著性水平下为0时，则移去这两个变量之间的连线。该算法首先计算变量的相关系数（可理解成0阶条件相关系数），移去相关系数为0的变量之间的连线，紧接着计算变量的1阶条件相关系数，移去1阶条件相关系数为0的变量之间的连线，这样推进下去，直到分析完变量的N-2阶条件相关系数（N为变量的个数）。本文采用Fisher'sZ统计量来推断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异于0。z(籽(i，j|k)n)=12(n-k-3)1/2×ln(1+(籽i，j|k))×1-(籽，i，j|k)-1→→其中n为用来估计相关系数的观测值个数，籽(i，j|k)是序列i和序列j在给定序列k的总体条件相关系数，k是k中变量个数，即计算条件相关系数的阶数。若i、j、k均服从正态分布，则z(籽(i，j|k)n)-z(r(i，j|k)n)也服从正态分布，其中r(i，j|k)为样本条件相关系数。在完成上述步骤后，我们需要为保留下来的连线画出方向，即确定保留连线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向。主要借助“相邻（adjacent）”和“隔离集(sepset)”两个概念。两个变量之间存在连线，我们称该两个变量是相邻的，否则则称该两个变量是不相邻的；隔离集是指使得某两个变量之间的连线被移去的条件变量，即使得某两个变量的条件相关系数为0的条件变量，例如，若籽(i，j|k)为0，则称k为i，j的隔离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给出有向无环图的方向。例如，若X和Y相邻，Y和Z相邻，但X和Z不相邻，即X-Y-Z，如果Y不在X和Z的隔离集里，则我们可以确定这3个变量的有向无环图为X→Y←Z。2.SVAR模型缩减型VAR只能描述各个内生变量的动态形成过程，注重内生变量的“跨期”相关性，而没有考虑内生变量的同期相关性，而SVAR则可以根据相关理论设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SVAR（P）模型定义如下：Ayt=pi=1移A*iyt-i+Bεt其中，yt为一个K维向量，结构性扰动项被假定为白噪声过程，P为滞后阶数，上式左乘A-1后可以得到缩减型VAR模型，如下所示：yt=籽i=1移A-1A*iyt-i+A-1Bεtyt=籽i=1移Aiyt-i+滋t可见，通过对A、B矩阵施加约束，可以识别出SVAR模型的扰动项冲击，而由对A、B矩阵施加约束类型的不同，SVAR模型可以分为如下三种情况（详细请参阅Pfaff(2006)）：（1）B被设定为单位阵,这种情况下，最少需要施加约束条件个数为K(K-1)/2。（2）A被设定为单位阵，这种情况下，最少需要施加约束条件个数也为K(K-1)/2。（3）AB矩阵均被施加约束，这种情况下，最少需要施加的约束条件个数为K2+K(K-1)/2本文采用第（1）种方式，结合DAG分析对SVAR模型施加约束。A矩阵的非对角元素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关系即因果关系。克服了传统的Cholesky分解识别SVAR中主观设定变量次序所带来的偏误，更准确地反映了数据的真实生成过程。

三、变量与数据

1.变量选择《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高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最终目标。因此，本文选取产出GDP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作为衡量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指标。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是“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L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由于GDP数据只有季度数据，本文选取工业企业增加值Y作为产出水平的替代变量。2.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所采用的数据除工业增加值Y①来自wind数据库外，其他数据全部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CPI经笔者自己换算成定基比数据，选取1998年12月作为基期，全部数据的时间范围是1999年1月至2013年5月。为了消除季节性因素，本文对所有的变量采用X-12的方法进行了季节性调整，为了降低数据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变量名都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前缀“L”。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采用Hodrick-Precott滤波法对不同方向上的货币政策进行识别，对于某一特定的经济时间序列{St}，包含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可以采用HP滤波将其波动成分和趋势分离出来，具体做法如下：minTt=1移(St-STt)2+姿Tt=1移[(STt+1-STt)-(STt-STt-1)]2移移其中STt为趋势项，姿取值一般由序列的时间频率决定，本文采用月度数据，姿取14400。本文采用HP滤波对LM2和LL进行分析，识别出货币政策的方向。具体波动成分结果如图1所示。由此可以定义出货币政策的不同方向如下：μm+＝max（CLM，0）μ-m=min（CLM，0），μL+＝max（CLM，0）μ-L=min（CLM，0）其中，μ+m代表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μ-m代表紧缩性货币供给政策；μ+L代表扩张性信贷政策，μ-L代表紧缩性信贷政策。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单位根检验为了增加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ADF和PP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两种检验方法一致表明，产出水平LY、物价水平LCPI、LM2、LL均为非平稳的I（1）过程，μm+、μ-m、μ+L、μ-L都是平稳的。2.协整检验在构建SVAR模型前，先对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选择合适的SVAR模型。考虑如下的误差修正模型：驻Xt=μ+HXt-1+ki=1移追i驻Xt-1+et其中，Xt是（n×1）维向量，驻为一阶差分算子，μ为截距向量，追（i=1，2...k）为（n×n）阶系数矩阵，et为残差序列，矩阵H反应了n个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决定了VAR的正确形式：譹訛当H矩阵的秩为0时，n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应选择一阶差分VAR形式；譺訛当秩大于0小于k时，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选择水平VAR形式或采用VECM模型。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对各非平稳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看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一致，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协整向量个数为0”的原假设。因此，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LY及LCPI进行一阶差分，与四个政策变量平稳序列的水平值构建VAR。3.各变量的因果关系的DAG分析对各变量的水平VAR模型进行估计后，可得到各变量的残差相关系数矩阵，如下所示：利用上述相关系数矩阵，我们采用PeterSpirtes（2005）的PC算法，对变量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进行DAG分析，为后面SVAR的识别提供依据。首先，我们从“完全无向图”出发，然后利用上述相关系数矩阵，采用TETRAD软件对各变量之间的无条件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去掉无条件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不显著的变量之间的连线，最后确定连线的方向。参照杨子晖（2007）的研究，对于样本容量不大的情况，选取较高的显著性水平，如20%。结果显示，dly与的相关系数为0.013，其P值则高达0.8651，远大于20%，因此我们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同期因果关系并移除之间的连线，同理，dly与μ+L、dly与μ-L、dlcpi与μ-m、dlcpi与μ+L、μ-m与μ+L、μ+L与μ-L、μ+m与μ-L之间的无条件相关系数或偏相关系数的P值分别为0.25、0.82、0.87、0.34、0.27、0.64、0.27，因而认为均不存在同期因果关系，移除它们之间的连线。最后，进一步依据前面所述的隔离集，明确各变量间的因果方向，结果如图2所示。4.基于DAG的SVAR估计在上一节DAG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据此，我们设定SVAR的约束矩阵形式为：由此，可以估计出SVAR模型，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1）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对产出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如图3所示，货币供给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表现在：扩张性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比较慢，在第3期达到最大，货币供给量增加1%，产出增加0.02个百分点，随后逐渐降低，并收敛于0；紧缩性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较快，货币供给减少1%，当期产出水平减少0.04个百分点，随后逐渐减少，并收敛到0。同时，相较于货币供给政策，信贷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较小，但也存在非对称性。表现在：扩张性信贷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比较慢，政策存在滞后性，在第2期影响达到最大，随后逐渐降低并收敛于0；紧缩性信贷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比较快，不存在时滞性。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SVAR展开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列于表3。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显示，从第3个月开始，产出水平的波动有近10%来自货币供给的冲击，而信贷冲击的解释程度不足2%，说明相较于“信贷渠道”，“货币渠道”是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在中长期，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产出水平波动的解释程度仅为2%，而紧缩性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产出的波动解释程度为8%，扩张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解释程度非常小，仅为0.6%，紧缩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解释程度则为1.2%，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在方向上存在非对称性。表现为：相较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更大，这与前面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2）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在方向上的非对称性。同理，对价格水平进行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在方向上也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价格的影响几乎不存在时滞，当期就有一个微小的正向效应，随后逐渐降低，最后收敛于0；紧缩性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价格的影响则相对较慢，存在时滞，大约在3个月后对价格波动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随后逐渐降低，并收敛于0；扩张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的影响比较慢，存在时滞，在第20个月达到最大，随后逐渐降低，并收敛于0；紧缩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的影响则比较快，当期就对价格产生抑制效果，当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减少1%时，价格水平增长率当即下降0.002个百分点，随即抑制效果慢慢降低，最后收敛于0。另外，从图4还可以看出，相比货币供给政策冲击而言，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的影响更大，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价格水平的传导途径以“信贷渠道”为主。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上述“有向无环图”下的SVAR中价格水平展开预测方差分解，结果列于表4。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具体来看，从第一期开始，扩张性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便达1.4%，明显大于紧缩性货币供给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的贡献率大于货币供给政策，进一步证实我国货币政策对价格的传导途径以“信贷渠道”为主。扩张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慢，在中长期对价格波动的贡献率达到15%；而紧缩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则比较快，第一期对价格波动的贡献率便达到40%，中长期对价格波动的贡献率约9%，可见，短期来看，紧缩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中长期来看，扩张性信贷政策冲击对价格波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政策效应范文篇6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一、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

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二、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政策效应范文篇7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参考文献】

[1]张舂霖.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和判断标准[J].经济研究，2000,(9).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董辅réng＠①.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研究，1999.(6).

[4]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J].经济研究，1999,(7).

政策效应范文篇8

1.1政策偏向于损害老实人的利益

邻避效应一般发生在城市内部之中，与城市居民息息相关。没有人希望邻避设施建在自己家门附近，虽然它会为大部分人们带来很多的正外部性，但对设施所在地的居民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具有牺牲某个地方的利益，以换取大众方便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地方民众的排斥。垃圾处理是每个城市都不可逃避的责任，诸如垃圾场这类服务广大地区的民众，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的垃圾问题，但同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臭气、蚊蝇、渗滤液污染等等负外部性。这些负外部性问题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会对居民的健康与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以至于民众都希望不要设施建设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更有已建好的邻避设施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产生不良的刻板印象，凡邻避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一定的污染。比如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当地的“环保样本工程”，然而生活在附近的村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李坑的村民从来没有停止投诉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村民生活环境、空气的污染造成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邻避效应，政府为了将既定的政策执行下去，坚持邻避设施所发挥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要应付当地人们的强烈反对，往往权衡利益后，容易作出让步。既然在东边无法实施方案，那就把方案移植到西边，再不行就转到南边或者北边，反正方案是不能放弃的，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最小化处理，将设施移到反对声最少的地方。所以最终很容易演变为哪里的反对声音最小，就会在谁家落地生根。而往往反对声较少的地方一般都是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维权意识的不高，最终只是亏了老实人，让老实人承担邻避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1.2导致政策搁置或无法执行

出发点再好的政策，没有大众的支持，都难以实现其真正的效果。因此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旦离开了执行，就成了空中楼阁；离开了贯彻执行，也就失去了意义。政策实施的结果总会造成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而公共政策遭到邻避效应的影响，即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呼声，居民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或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会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抗争，“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等等激烈的情绪笼罩着选址点的周围。此时普通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邻避设施的建设。这些表面看似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发出的狭隘观点，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当地人的角度上考虑，就不能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他们的行为了。在落实政府政策、建设邻避设施过程中，周边的居民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受害意识，从而产生反抗运动，导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断恶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多数政府是不敢贸然继续坚定执行原定的方案，不能与公众的意愿公然违背，否则将会演变成更激烈的反抗运动，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政府多数选择搁置原定的方案，以平缓大众的激烈反抗情绪，从而致使所定的方案无法实施。比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启动后，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禹区大石街建立一座焚烧发电厂。这个决定遭到附近楼盘居民集体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舆论之下，最后决定停建。

1.3延误政策进度，加大政策成本

公共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大众的意见，进行科学的决策，只有这样，公共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到大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完成政策的实施。而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遭到邻避效应的阻碍，说明政策没有真正得到大众的支持，也就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延误工程的进行，甚至会使政策被推翻，从而政策前期的准备工作与政府所花费的精力白白浪费，进而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加大政策的成本。比如番禺垃圾焚烧厂在公布启动项目前，政府已经派专家对选址点进行一定的调查与研究，花费了一定的资金与人力。而在公布决定后却遭到大众的反对，不得不重新遵循民意，重新进行选址论证，再次进行环境评估，再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决策成本。

2正视邻避效应，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加强公众参与，充分尊重民意。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难免会遇到邻避效应。因此，在建设邻避设施之前，必须保证公共政策的信息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让更多人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共同讨论，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从而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比如，面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政府先斩后奏的做法引起居民的强烈反对。后来政府认真听取民意，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与广大市民一起讨论研究建设选址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最后共同达成一致认识。

第二，采取协商策略，及时化解矛盾。邻避设施的建设是为了满足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某个问题，它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同时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无可厚非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否定。当公共政策引起邻避效应时，政策的执行者与公众产生矛盾，这个时候各个利益群体都可以公开言说，发表意见与想法，从而使问题透明化。在面对公众的意见，面对他们的合法维权时，政府应该及时消除公众的疑虑，用充分的论证、以科学的数据说服公众。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民意，积极主动地吸取合理的建议，以便改进方案，赢得公众支持。

第三，保证政策公平，强化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一定是站在大众利益之上，不能掺杂其他的利益集团纷争。所以当邻避设施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时，政府应该根据民意改进方案，同时也应该根据科学的数据以理服人，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如果根据专家的调查与研究结果，某个选址的大部分条件都符合设施的建设，可以实现政策最优化，这时政府应该尊重科学依据，在民众的不理解或者反对呼声中，积极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耐心对民众进行解说，同时尽可能让当地居民的损失最小化，加大技术的投入，辅助以相适当的补偿减轻他们的心理排斥感。不能一味采取哪里反对声小，就把政策移植到哪里的不公平做法，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借用制度的权威把最优方案执行到底。

政策效应范文篇9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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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效应范文篇10

自去年8月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GDP增长三、四季度分别达7．6％和9％，全年达7．8％。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长8．3％，虽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个百分点。（2）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果，从各类产业投资增长来看，一季度一、三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趋缓，一、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2％、55．8％上升为4％、61％，而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由42％下降为35％，变化趋势符合当前产业政策走向；政府投资明显扩大，投资渠道趋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3％，其中预算内投资增长67．8％，国内贷款增长38％，债券筹资增长8倍，自筹资金增长12．1％，只是利用外资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26．1％。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21．1％，占收入增长的35％；二是来自加强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税款查补收入同比增长38．5％，占收入增长的12％；三是来自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保证了海关进口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关税同比增长144．4％，海关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107．1％，海关税收增长占全部收入增长的40％。（5）金融运行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继续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多项指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仅半年，其效应从3月份开始出现递减迹象：（1）GDP一季度增长8．3％，二季度增长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7．6％，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9．4％；（2）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个百分点，5月份国有及其它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份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5月份同比增长5．3％，比4月份又放慢0．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储蓄在前3个月增加4446亿元的基础上，4月份又增加554亿元，5月份又增加857亿元，1－5月新增585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亿元，截至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9226亿元；（4）市场价格继续走低，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5％，降幅进一步加大，5月份两种价格同比降幅与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费价格已14个月连续下降，商品零售价格已20个月连续下降；（5）各层次货币供给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长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别回落2．14和1．29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13．27％，增幅分别回落1．63和0．8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7．17％，增幅分别回落0．63和0．7个百分点；（6）进口逐月加快，出口继续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扩大3．7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下降了4．6％。总之，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工业增长明显减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出口额同比仍是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由强转弱，供大于求状况加剧，物价继续走低，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紧缩力量，亟需增强扩大内需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是必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继续，而且今年预算又加大投入250亿元，为什么它的效应会递减这么快？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行下去，涉及对积极财政政策内涵的认识问题。据我理解，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词汇，它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职能作用趋弱的状况而提出的，它的内涵应是全面启动各种财政手段，并通过各种财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财政在市场经济下应有的职能，即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以及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职能。这样全面理解的财政政策和市场经济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是国家对市场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积极财政政策理解为单一的扩张性政策，也不能理解为只是使用发行国债这一单一的财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发国债的办法，只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措施，当然不能是长期的财政政策，而从长远来看则应是以增收节支为主、以发行国债为辅、灵活运用多种财政手段。

先看看我国当前国债的发行情况和未来趋势。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98年我国国债余额6495．1亿元（当年发行额－当年还本付息额＋上年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2％，目前仍处于低水平。根据现代国债原理，一般惯例是以新债还旧债，从理论上说，发债的最大限度可以以政府丧失信誉以至国债发行困难为限，到了国债发不出去的时候，还本付息才必须由增加税收来支付，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债是延期的税收。而我国当前国债仍是居民抢手的投资工具，以此可以判断国债发行仍具有很大的潜力。

国债发行潜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必须对当前财政的负担限度进行认真分析，给以足够重视。我国进入摼盼鍞之后，国债发行额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1998年各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6．9％、22．3％、30．5％、37．3％，国债依存度（按国内债务收入／中央本级支出＋全部还本付息支出计算）也呈增长趋势，各年分别为52．6％、53．4％、54．3％、60．5％。我国每年的国债收入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原有国债的还本付息；二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由于过去发行的国债多是3－5年中期国债，而摼盼鍞期间又面临还本付息的高峰期，所以国债中的还本付息部分的份额逐年加大，1995－1998年各年还本付息（包括外债部分）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6．7％、66．7％、77．5％、71．0％。也就是说，当年发行国债数额虽然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弥补当年支出的数额却越来越小，而这正是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依存度不断加大从而加剧当前财政困难的症结所在。这种状况通过国债操作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如改善国债期限结构，今后多发一些长、短期国债，避免还本期过分集中形成还债高峰，或将本息分离，将付息归入经常预算或每年付息，避免到期集中付息，加重还本付息负担。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进行这种操作，并且还本付息的顶峰已经过去，明显的迹象是1999年的还本付息金额已经开始下降，由1998年的2351亿元下降为1912亿元。应当指出，减轻国债负担的主要措施还应是通过深化改革，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因为，国债依存度是分子和分母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只要分母增长快于分子的增长，二者的比值就可以下降。计算国债依存度的分母有两个因素：一是还本付息，这是由过去发行的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发行额决定的；二是中央本级支出，显然这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既要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要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摿礁霰戎財逐步提高，才有可能逐步降低对国债的依存度。当前和今后的问题是，对连年大幅增发国债必须慎重，防止重新出现还债高峰带来潜在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困境。

下面再看看我国当前预算内财力和未来可能集中的财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收入（不含国内外债务）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至1996年才开始有所回升，1994－1998年5年间分别为11．2％、10．7％、10．9％、11．6％、12．4％。楼继伟副部长在1998年地方财政决算汇审会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未来可能集中财力的趋势，据他的预测，经过3－5年的时间，可以力争使我国财政收入（指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扩大财源，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2）进一步完善税制可提高0．5－1个百分点；（3）通过摲迅乃皵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财政性资金纳入预算内，可提高4－5个百分点；（4）在摲迅乃皵过程中对继续保留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纳入预算内，可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测算可能还没有包括大约占GDP的0．5％的直接冲减收入的企业亏损补贴、已经在预算中单独列项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998年占当年GDP的1．5％，还应当考虑可以社会保障收入名义纳入预算的大约占GDP的4％的撊O崭＠延脭。如此计算下来，未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25％以上，也就是说，目前预算内的财力仅相当于未来可集中财力的一半。由此可见，当前国家财政的症结所在是财力分散，所以党的撌宕髷确定的摷胁屏Γ裥瞬普方针，仍然应当确认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集中财力不能仅是形式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关键是要确定提高政府可以统筹安排的财力的比重，以便保证政府可以灵活调度，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实现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

有人提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支出上的扩张政策与收入上的紧缩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紧缩抵消了支出上的扩张效应。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质疑。所谓收入上的紧缩政策，无非是指财政收入的增长会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排挤效应，因而有人明确提出应实行扩张支出与减税同时并举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是对的，那么扩张支出的收入从何而来？增发国债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发国债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特别是保证下岗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样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加这些经常性支出必须靠增加税收；其二，财政收入的排挤效应是来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而我国当前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偏低，不是过高，因而一般的减税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顿乱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额外负担，一方面将应当保留的收费集中到预算内，这种措施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四，增加税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缴，只要严格按国家政策征税，该征的征，该减的减，该免的免，不是强制地征收摴匪皵，这里也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五，在当前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即使实政策作用的前提条件。

如何全方位启动消费需求，成为近来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已经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为什么多次降低利率，物价长时间走低，而居民仍然有钱不花，热衷于储蓄？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即对收入趋势看低而对支出趋势看高，人们总在盘算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买房要花多少钱，医疗保险要花多少钱，未来养老要花多少钱，即使手里有一点钱也有后顾之忧，不敢大胆去消费。所以适当提高收入增长水平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20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而近4年来仅为4％左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9％，但1986年以后的13年也大致徘徊在4％左右（参见1999年6月10日《经济日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