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调整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21:23:54

政策调整

政策调整范文篇1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政策调整范文篇2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短期效应,政策调整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于2005年开始施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道向中性转变。本文通过阐释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分析目前我国调整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政府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调整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日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对财政政策做出必要调整乃是顺时应势之举。

1.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2003与2004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2%和3.9%,工业晶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2.3%和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伴随而来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凸现。2004年上半年,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煤矿已基本开足马力生产,但仍供不应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炼油装置接近满负荷运转;铁路日均装车突破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仍不足35%,煤电油运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尽管2004年粮食丰收,但粮价仍然上涨了26.4%,粮价上扬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根据经验数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03和2004连续两年超过9%,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周期的关键阶段,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或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过快冲过10%而达到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过早扼杀宝贵的增长良机。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

2.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近七个年头。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促进西部开发和从整体上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也会日益明显。具体如下:

(1)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逐年攀升,加大了财政风险。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1999年已经上涨到2.0%,在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了2.7%,而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为3.0%。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已经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已高达22.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要高出一倍以上。另外,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演化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随着政策效用的递减,拉动经济增长要求财政政策的扩张必然不断放大。(2)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下去有导致“挤出效应”的危险。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积极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在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低迷,民间部门缺乏投资、消费的动力,此时,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支出更容易发挥对经济的积极拉动作用,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尤其是资金的竞争关系弱化,所以挤出效应也就相对微弱。相反,在经济由低谷走向复苏阶段,民间部门投资与消费日趋活跃,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的竞争关系得到强化,如果继续实行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容易造成挤出现象。近几年,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主要得益于我国尚未实现名义利率市场化、银行信贷资金充裕、民间投资尚处于成长阶段等多方面因素。但是,当前形势有所变化,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必将是大势所趋,这将为挤出效应的发生提供必要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此时如若继续坚持积极的支出政策,势必造成政府对民间部门所需经济资源的挤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源于民间部门的投资与消费等市场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依赖政府。因此,在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避免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适时淡出。

3.政策的连续性要求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进行调整。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必然应运而生。我国以国债和财政支出两大政策工具运用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了七年之久,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从2000年起,我国经济基本上止住了增长下滑的趋势,并于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本来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隐退,但是因为支出刚性等现实的约束,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政策工具却不能马上收缩。过去近七年中,全国各地利用中央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根据粗略的测算,即便不再开工新的项目,仅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投入就将近8000—10000亿元。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匆忙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的支撑。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现阶段财政支出只能转向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还会产生扩张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无法达到中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稳健财政政策绝不是“不作为”,而是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

三、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围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出于长远的和全局性考虑,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仍需要采取相关对策:

1.在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中,应注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政策主体指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的行为是否规范,对于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政策效应的大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行为与偏好,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各种利益群体中的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极。一方面政府肩负着制定政策、调控经济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手中掌控着的巨大权力与经济资源,全面参与经济活动。就拿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局部过热来说,这其中固然有市场因素在起推动作用,但是政府直接参与其中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财政分权和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只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注自身的政绩,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使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不可避免。全国范围内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的背后,都能清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还在起作用,建设性财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还远未到位,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有待解决。这就必须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是有效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

政策调整范文篇3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中国政府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调整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日趋减弱,另一方面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又要求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对财政政策做出必要调整乃是顺时应势之举。

1.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2003与2004连续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1%和9.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1.2%和3.9%,工业晶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2.3%和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8%和11.4%,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2002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在“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但是伴随而来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国民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凸现。2004年上半年,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3000万千瓦以上;煤矿已基本开足马力生产,但仍供不应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炼油装置接近满负荷运转;铁路日均装车突破10万车,但请车满足率仍不足35%,煤电油运都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尽管2004年粮食丰收,但粮价仍然上涨了26.4%,粮价上扬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根据经验数据,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率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03和2004连续两年超过9%,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上升周期的关键阶段,如果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或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过快冲过10%而达到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过早扼杀宝贵的增长良机。因此,中央在此时提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适宜的。2.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要求财政政策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近七个年头。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促进西部开发和从整体上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势头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持续时间过长,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也会日益明显。具体如下:

(1)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逐年攀升,加大了财政风险。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1999年已经上涨到2.0%,在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了2.7%,而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为3.0%。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已经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已高达22.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要高出一倍以上。另外,长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张演化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随着政策效用的递减,拉动经济增长要求财政政策的扩张必然不断放大。(2)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下去有导致“挤出效应”的危险。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进行扩张性财政支出,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和消费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积极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在经济萧条时期,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低迷,民间部门缺乏投资、消费的动力,此时,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支出更容易发挥对经济的积极拉动作用,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尤其是资金的竞争关系弱化,所以挤出效应也就相对微弱。相反,在经济由低谷走向复苏阶段,民间部门投资与消费日趋活跃,政府与民间部门对经济资源的竞争关系得到强化,如果继续实行扩张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容易造成挤出现象。近几年,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没有造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主要得益于我国尚未实现名义利率市场化、银行信贷资金充裕、民间投资尚处于成长阶段等多方面因素。但是,当前形势有所变化,一方面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必将是大势所趋,这将为挤出效应的发生提供必要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此时如若继续坚持积极的支出政策,势必造成政府对民间部门所需经济资源的挤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源于民间部门的投资与消费等市场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依赖政府。因此,在我国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为避免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适时淡出。

3.政策的连续性要求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进行调整。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淡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必然应运而生。我国以国债和财政支出两大政策工具运用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了七年之久,对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从2000年起,我国经济基本上止住了增长下滑的趋势,并于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增长周期。本来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隐退,但是因为支出刚性等现实的约束,为保持经济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政策工具却不能马上收缩。过去近七年中,全国各地利用中央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地方和银行的配套资金,兴建了一大批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根据粗略的测算,即便不再开工新的项目,仅完成这些在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投入就将近8000—10000亿元。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匆忙退出,将会使这些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来源失掉既定的支撑。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只能逐步退出,现阶段财政支出只能转向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财政政策还会产生扩张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无法达到中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稳健财政政策绝不是“不作为”,而是根据经济因素的变化,调整具体作用方向和力度。

三、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围绕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出于长远的和全局性考虑,在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仍需要采取相关对策:

1.在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中,应注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政策主体指的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的行为是否规范,对于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政策效应的大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行为与偏好,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是各种利益群体中的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具有支配力量的一极。一方面政府肩负着制定政策、调控经济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手中掌控着的巨大权力与经济资源,全面参与经济活动。就拿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局部过热来说,这其中固然有市场因素在起推动作用,但是政府直接参与其中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财政分权和以经济增长作为地方领导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只关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关注自身的政绩,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使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不可避免。全国范围内的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等的背后,都能清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还在起作用,建设性财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还远未到位,政企不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有待解决。这就必须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以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规范政策主体行为,是有效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

政策调整范文篇4

【关键词】农产业;优势编号;农业贸易政策;调整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农产业贸易就逐渐进入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体制,按照相应的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活动中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全世界惯用的手法。随着国际的竞争愈加激烈,如何分析我国农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而把握整个国际贸易的相关规律,不仅有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而且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也大有益处。

1我国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就对农产品贸易高度重视,当时国内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整体呈现增长的趋势,极大拉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且随着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不断提升,截至2016年我国农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845.6亿美元,总出口额达到了729.4亿美元,同比增长3.3%。但从2016年之后,我国农产业的贸易总额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且农产品的出口总额小于进口总额,甚至连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而且国际市场对我国农产品的需求也不断的减弱,这导致我国的农产品正在丧失相应的贸易优势。因此,有效的对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相应的贸易政策进行调整,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是非常有必要的。

2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

要想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农产品进行竞争力评价,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指标对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定量的分析。产业贸易竞争指数主要是指该产业的净出口额占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TC),TC的值越大,该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也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产业贸易竞争指数(RCA)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某一产业在整个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且党RCA大于2.5时,该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如果RCA的值在1.25到2.5之间,那说明该产业的竞争力比较强,RCA的值越小,该产业的竞争力越弱。国内学者通过对多个国家近几年的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发现全世界各国的农产品比较优势都呈现逐渐下降,再上升的运动轨迹,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诸多国家对工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扶持,等到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将重点扶持力度放到农业。这导致诸多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呈上升趋势,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不断的下降。对于我国来说,农产品比较优势在整个国际竞争水平中处于合格状况,但是在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下降。通过对我国十五种不同的农产品贸易竞争指数进行分析,发现一些可食用的蔬菜、咖啡、茶等农产品,其产品贸易竞争指数都超过了0.9,这足以说明这些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一些可食用的动物等农产品其贸易竞争指数与前几年相比却是有所下降,另外,其他的一些可食用植物贸易竞争指数也下降迅速,使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变化与我国工业化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在不断的调整,经济发展思路也在不断变化,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进行转变,同时适当的减免了部分农业的税负,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将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提升了一个台阶。但我国的大部分农产品比较优势都具有很强的中国资源依赖性,例如我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谷物、树脂等等,这些农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相对较低,主要是因为我国缺乏大量的可利用土地资源。但随着我国对农业政策的调整,相关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基础的农作物比较优势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良,所以说,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提升。总的来说,我国当前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趋势比较复杂,有部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呈现出上升趋势,部分稳定不变,同时也存在部分农产品比较优势不断的下降,但是这一下降趋势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和技术的应用进行解决,从而有效的提升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3农业贸易政策的调整

通过上文对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进行的分析,下文提出了一些农业贸易政策调整的方法。第一,通过对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因地制宜地采取发展战略。对于农产品比较优势较强的地区,可以充分地集中相应的资源,在保证安全供给的基础上适当的减少国内的生产,同时补给国际市场的需求,对于比较优势处于劣势的农产品,需要充分地应用科学技术,挖掘相应的潜在比较优势。第二.在农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做大优势产品。我国要想提升农产品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将比较优势较强的农产品进行优势做大是有效的途径之一。一方面,能够推进优势的农产品进行区域化布局,实现标准化管理和经营,从而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并将相应的市场规模转化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加快优良农产品的培育,充分的发挥先进技术的特点和优势,提升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第三,加强营销宣传,使得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力。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对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力,加强营销宣传是有效的途径之一。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营销管理活动来实现,同时改善农产品加工、包装和运输的基本调节,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第四,政府部门要予以相关政策支持。我国政府部门要站在长远的角度进行政策支持,投入足够的资金到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之中,同时加强对农业设备的研发和应用。其次,政府部门要引导农村的资本市场,鼓励相关企业上市融资,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做出一定的政策保障。

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农业行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如何将农产品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需要我国对农业贸易政策进行调整,文中提到可以从四个方面对农业贸易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希望能对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力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吴诗文.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影响农产品出口价格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7.

[2]吴国松.边境措施、国内支持与我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效应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3]周晓红.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创新路径分析[D].湖北大学,2013.

[4]王笑卿.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中国与欧盟农产品贸易关系及发展潜力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政策调整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投资新格局;利用外资;政策调整

一、旧的国际投资格局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特点

(一)旧的国际投资格局的特征。国际投资格局又称全球投资格局,而旧的国际投资格局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利用外资的事业发展迅猛,引进外资的数量增长较快;2.发达国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市场,而且国际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之间双向流动;3.不发达国家主要从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吸收外国资本;4.第二产业依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只有一小部分分布在第一、三产业。(二)旧的国际投资格局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特点。具体地讲,中国在这一时期利用外资主要有几个特点:1.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我国外资的主要投资领域,占有较大的比重;批发和零售业占4.96%和2.96%;租赁和商业服务,占3.56%和3.37%。2.如果根据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的话,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外资利用较低,这与我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二、国际投资新格局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特点

(一)我国外资投资地区及产业分布不均衡。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由于原有投资及产业集聚效应、整体投资环境较好等原因,“十一五”期间,外商投资仍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未有大的改观,这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力度还不够,不足以弥补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原有缺陷。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只占到全国的7.2%。在华外资分布不平衡造成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能力的不平衡。(二)外商受我国市场广阔影响来华投资。我国市场广阔,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消费水平低,但市场层次多、消费人口基数大,并且原来的市场开发水平远远不够,所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余地极大地吸引了当地市场取向的外商投资。(三)吸引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还有待改善。随着我国引资目标、引资行为以及引资方式发生战略性调整,过去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些有利因素正在逐渐削弱或淡化,而不利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日渐显现,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外商投资的扩大和进入。我们有必要对新时期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进行重新评估。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新近了“2010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在183个经济体中,我们排名89位,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四)外商投资的项目技术含量低。目前,我国引进外资的中小资本偏多,技术档次较低,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与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进入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还很少,即使它们转让技术,也只是一般的适用技术,一般不会轻易转让核心技术。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地位还较低,缺乏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拥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还不具备足够的吸收外资新优势。

三、国际投资新格局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引进外资技术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升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中国利用外资的重中之重。以市场换技术是我们的初衷,但应该看到,我们这个目的还远没有达到。因此,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为标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过于依赖外国投资,虽然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基础,所以不能把提升技术水平的希望全部放在引进上,应该着力提升我国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的能力。(二)政策透明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当前我国在政策透明度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环境缺乏透明度、不稳定。根据大多数外企的反馈,他们无法通过一定的途径去了解我国新出台的政策法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新政策还没实施一段时间就无缘无故地中断了,这让外资企业的正常运行受到了较大的阻力。总的来说,政策透明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很难会去再追加投资。(三)在引资工作中一味地重视数量和引进,却忽略了引资的质量与管理。我国的利用外资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我国的外资很大一部分仍然集中于技术含量不怎么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有的外资规模仍然比较低。毫无疑问这离不开我国的利用外资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国政府部门在引资工作中一味地重视数量和引进,却忽略了引资的质量与管理。尽管从短期来看这种做法的负面影响可能不会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就长期来说它对我国利用外资事业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效应,进而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四、国际投资新格局下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外资技术含量,促进国内自主创新。我国应该着力于提高外资的技术含量,尽可能多地发挥其正面效应,进而达到带动国内自主创新。国家应该实施以技术为导向的外资政策,从巨大的市场优势出发,将外资政策融入到产业政策中去,对于那些技术先进、本地研发投入大的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我国政府部门应该给予政策倾斜。(二)利用外资的关键是改善经济制度与投资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部门一直致力于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但是由于缺乏系统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和稳定的政策,外国投资者对我国投资环境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这些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未来各国利用外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需要加强和完善经济制度建设以及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完善外资直接投资环境。(三)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投向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先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通过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来我国直接投资,引导更多的外资集中地投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进而提高整个产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其次鼓励外商发展循环经济与环保经济,严格限制对环境有很大危害以及资源利用严重不合理的外资项目准入,从而促进促进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利用率。对于服务业,我们应该扩大它的利用外资领域。同时利用区位优势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时刻关注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四)加快外资向中西部的引入,实现FDI与区域发展相协调。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太理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部地区相比又要滞后很多,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当把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平衡发展相结合。要加大力度鼓励外商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同时也要给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除此之外还应该鼓励大学生去中西部就业,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这样我们就能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软”“硬”环境,从而吸引外商去中西部投资,进而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新旧国际投资格局下我国利用外资的特征,以及在国内外学者们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当前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出现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稳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就我国的外资政策如何调整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参考文献:

[1]郝红梅.中国吸收外资三十年[M].商务部研究所,2008.

[2]杨柳勇.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用外资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政策调整范文篇6

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政策调整范文篇7

关键词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均衡调节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断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我国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面对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汇率问题上既独立自主,又高度负责。对汇率的改革,我国政府以自己的时间表和对自己合适的力度进行调整。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两会结束时对700余位海内外记者做出如下表示,“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为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环。

11994年以来我国汇率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差异

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规范的政策表述是有差异的。仅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的政策导向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1)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始一直到1997年,中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强调的是坚持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了一定的波动弹性,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升值到8.3元人民币。

(2)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危机的扩散,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明显降低,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当时强调的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由“有管理浮动”变成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这在当时符合我国国情,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称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汇率管理有余、浮动不足,严重制约着汇率对国际收支和社会总需求的调节。

(3)2002年以后,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阶段性增强,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通常政策表述开始转变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从政策含义上实现外汇管理政策开始转向强调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的不合理、不均衡的领域。2003年以来,在放松资本管制、发展外汇市场等方面的一系列进展,例如出台的个人留学购汇指导性限额提高、放松对个人合法财产向海外转移的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向境外投资等等,可以说是这一政策导向的具体体现。

(4)从目前的政策演变看,在保持原来的政策基调的基础上,2005年有关部门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问题上,开始强调“建立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这是一个新的政策提法。实际上,从2004年以来中国汇率政策的操作和内在逻辑看,2005年汇率政策的焦点,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均衡调节。

从目前的政策操作看,强调建立调整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意味着在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方面不是仅仅强调汇率水平,而是更为强调影响汇率决定的上游因素——国际收支,包括进出口活动、资本流动、非贸易活动等等。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上,开始更为强调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强调改革中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管理格局,基本上是外资流进来容易,流出去难;外汇管理对企业严、个人松;对内资严、外资松。整个外汇体制运行的基础之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实际上从体制上就扩大了外汇的供给,抑制了需求。

2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是目前政策导向调整的主要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2004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686.59亿美元,同比增长5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106.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0%。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2004年中国国际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2066.81亿美元,至2004年底已达6099亿美元。而且这样的势头仍在继续发展,央行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5年1~3月份外汇储备又增加492亿美元。

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大量投放。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平均达到15700多亿元。为了冲消外汇占款上升对基础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目前央行票据余额已经达到11070亿元(占GDP8.1%)。大幅增长的票据发行使其成本不断上升,从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3月10日为止,央行共发行了20858.5亿元的央行票据,为此央行需付出590.64亿元利息支出(根据各期发行的数量、收益率、以及期限计算,包括已付与应付但未付的票据利息),相当于GDP的0.43%,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正在使中国经济过热更加难以遏制,因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65.8亿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则有84.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面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现状,结售汇体制固然要改,但如果只是强调汇率水平的改变和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合理,不强调建立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恐怕效果难以理想。

3建立国际收支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实现我国国际收支的真实平衡

3.1强调建立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就必然涉及到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方式的市场化

(1)从经常项目管理看,涉及到完善进出口核销制度,以及根据市场主体的风险状况和信用程度分类管理的外汇收支管理,而不是对于所有企业都千篇一律的禁止或者允许,要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虽然作为大国,经济发展应立足于扩大内需,出口占GDP的比重将会呈下降趋势,但是,出口的绝对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水平看,继续支持出口可缓解我国的就业和内需不足的压力,保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内部均衡。增加进口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利于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提高国民福利和生活素质,但是,增加进口要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效果,要由市场决定,由企业自主选择。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2)从资本项目管理看,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均衡要求。首先,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角度,就必然涉及到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的形势下,由于资金进出渠道不对称,外资大量流入,使得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如果不及时开放资本的流出,而只是一味鼓励资本流入,有可能加剧国内的资产泡沫。扩大资本流出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也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还只是部分可兑换。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将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外汇资产,减轻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适时推出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QDII),并使资本外逃成为受监管的资本输出,从而使资本与金融账户、经常账户的收益项趋于平衡。从当前情况看,不能采取简单的取消管制的方法,在操作上必须既积极又稳妥,要注意把适当扩大资本输出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机制结合起来,配套推进。其次,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由于我国企业吸收能力的约束,无法更多地运用各种资源,在国内资本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能填补我国巨大的技术缺口、就业缺口、市场缺口、税收缺口,所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仍是必要的,但应逐渐取消其超国民待遇,防止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目前关键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抑制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加大反洗钱的力度,通过利率、租金、税率等价格信号调节资金流向。

(3)允许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推动保险外汇资金、社保基金境外投资也是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3.2一个相对完善的外汇市场是市场化的国际收支调节的基础之一

(1)外汇市场发展的基础之一,则是让商业银行和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于企业而言,主要是改进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强企业支配外汇的自主权,让企业成为使用外汇的真正主体。对于银行来说,则是使得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制度之一应当是做市商制度,使得中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

(2)发展外汇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外汇市场没有避险工具,汇率的波动只能给企业带来汇率风险。

(3)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也是发展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体都是具有同质性,在外汇的供求上容易形成同向波动,而一个相对平稳的外汇市场需要交易主体的多元化。

3.3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通过正常的外汇供求决定汇率,通过汇率适时调节外汇供求和国际资金流动,实现国际收支的真正平衡。

政策调整范文篇8

1.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保护贸易政策的原因

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主要依靠农业,民族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结构呈现出单一化、畸形化的特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则获得了较充分地发展,国内市场日趋饱和,急需向海外扩张其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发达国家大力提倡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原则上要求国际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发达国家可以将其工业制成品销往广大的落后国家,以实现其经济扩张;而落后国家只能生产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改善和提升,经济发展将始终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发展要求下,发达国家往往会倚仗强势,大力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掠夺落后国家的经济资源,摧残和扼杀其新兴工业。在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发展利益将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面对特殊的历史背景,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路和口号。保护贸易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成为其在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本国民族工业进行保护,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空间。生产力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高。保护贸易政策使落后国家固有的、静态的、结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创新的、动态的、结构水平较高的比较优势,这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

贸易保护有利也有弊,因而实施贸易保护就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贸易保护所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包括:一是减少眼前的贸易机会和贸易中的比较利益;二是容易形成行业中的低效率。要使贸易保护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就应该使其保护成本降至最低,使其利大于弊。因此,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在此历史条件下,由于国际贸易会受到地域和时空的局限,比较利益无法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可以从客观上降低贸易保护的成本。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技术较落后,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尚没有形成,落后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所损失的比较利益也是较为有限的。而通过贸易保护能够使落后国家获得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长远利益会弥补并超过近期保护所付出的代价。这体现了落后国家在其工业化初步发展阶段选择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二是工业落后,国内生产力水平低下。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在这点上贸易保护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然而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保护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边际成本则会不断上升。这是因为贸易保护难免会导致国内行业的低效率、市场信号的扭曲等负面效应。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贸易保护所造成的经济运行的低效率将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此时,该国采取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

3.贸易保护使许多国家民族经济得到振兴

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而使传统的经济结构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主要表现为:(1)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的比重在上升;(2)工业生产总值中制造业的比重在上升;(3)制造业中重化工业和机电工业的比重在上升。这几个“上升”表明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合理化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使发展中国家摆脱了历史上对发达国家过分依赖的状态,增强了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自信心。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早期曾经只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后来却通过推行适度的贸易保护政策扶植起了一批竞争力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一股新兴力量。

二、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捷径

1.知识经济时展中国家继续实施贸易保护的理由和社会条件已渐渐失去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由于发达国家单方面海外扩张的要求而导致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疯狂掠夺和剥削,形成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发展中国家继续采取贸易保护的理由不复存在。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及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及经济全球化物质基础的形成,都令贸易保护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日渐消失。

在知识经济时代,贸易保护的边际成本已开始超过其边际收益,这表现在贸易保护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其一,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抑制了企业的积极进取精神,使经济发展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率。国内企业感受不到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使其失去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动力,形成企业的低素质和生产的低效率。其二,贸易保护造成市场信号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较强,这会使市场信号出现扭曲,使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一国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和产业结构上的倾斜。其三,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将会损失更多的比较利益。经济全球化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使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获得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国仍然采取贸易保护将意味着损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贸易机会和比较利益。

2.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政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1)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由于当代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传递已经变得十分便捷,一国的企业可以即时地获得世界市场的信息,可以将生产和贸易的各个环节分布到世界市场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管理,从而大大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生产经营成本。发展中国家只有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获得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2)采取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在自由贸易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出口方为了贸易的需要而不得不把与贸易内容有关的技术、性能、特点和某些参数向进口方介绍,这样,就发生了“技术外溢”。这使得进口方的技术在低成本下得以较快的提高,这个过程是通过“干中学”来完成的。显然,“技术外溢”和“干中学”对于落后国家形成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从而为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一个采取贸易保护的相对封闭的经济来说,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会导致较长时期的经济低迷。由于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需求扩张的产业不能形成足够的资本存量,无法吸纳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失业人口。同时,传统产业由于市场萎缩的约束,物质资本过剩却难以转移,不断地形成新的失业人口。相反,在一个采取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中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物质资本资源在产业间转移困难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中将不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过程的重大障碍,因为国际间资本资源的平行转移会取代孤立经济的资本资源的跨产业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物质资本资源及其物化的知识资源运动转移的主

要方式。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吸引国际资本的直接投资,有利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3.知识经济时代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

同以前相比,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日益趋近:经济结构多元化,工业化程度较高,信息科技发展迅速。在这种条件下,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能够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加速实现经济赶超。以下的理论模型可以说明自由贸易是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赶超的。

假设两国都是多元化经济结构,工业体系较完善,都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且两国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假定,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一种是资本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只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3)

dY/dL≤w/p(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5)

dY/dL=y(k)-(dy/dk)k≤w/p(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

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产品都存在人为的价格扭曲,而且两个市场是脱节的,造成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准确地反映。我国的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确定自己的市场分工和产业结构定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无法有效地实现,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

2)贸易保护政策造成我国企业技术落后和生产的低效率。表1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发达工业国的历史状况。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情况已大为改观,但是由于贸易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我国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就仍然大大滞后于较发达国家。这可以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较低层次反映出来。长期以来,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大多数出口制成品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商品列前几位的主要集中在服装、家用电器、通讯设备、玩具、钢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1998年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其中纺织品出口额404.92亿美元,占出口总额1/4,而光学、计量、检验、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出口额仅为65.6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0。1999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的13%,是发达国家的1/3。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仅为30%,是发达国家的一半[7]。

表1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国家工业

劳动力(百万)产值(百万美元)人均产值(美元)

美国50.31048224.320839

加拿大4.993960.019175

前西德19.5300416.815405

日本31.6446405.414126

荷兰4.445015.010238

英国15.4145632.09457

意大利16.9141136.08351

中国83.5123583.514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只有融入其中才能提高效益,促进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从一国经济向经济全球化加速转化的10年。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使得世界各地的生产、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联系可以突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经济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还使全球资本市场连为一体。大量不受各国管理当局和国际组织控制的“无国籍”资本,遵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在国际上自由转移,推动着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流动。经济全球化可以突破单个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限制,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带来更高的效益。因此,我国必须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

政策调整范文篇9

关键词:产能过剩;失业保险;供给侧改革;社会保险基金

一、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路径

近年来,受国内外市场需求下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趋突出,相关企业、行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化解过剩产能,推动行业结构优化调整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成为企业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保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平稳进行,2016年4月,国家人社部、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七部门《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提出以企业为主体、地方组织、依法依规,多渠道、多方式安置职工,要求更多运用市场因素,因地制宜、分类有序、积极稳妥地做好失业职工的安置工作。国务院及相关部门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可根据国家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部署,统筹安排,确定本行政区域涉及的相关行业、企业和职工范围。此后,各省市相继制定实施了化解产能过剩的意见。国务院、相关部委及各省市关于安置职工的主要意见集中在分流安置职工、处理好劳动关系、做好社会保障等方面。

二、现行失业保险制度对化解产能过剩的制约

失业保险制度建立30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条例规定的支出项目等多年来变动较小,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化解产能过剩政策以来,失业保险制度与形势发展脱节现象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失业保险制度功能薄弱。现行《失业保险条例》第一条指出:“为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就业制定本条例”,显然,在这一条例中缺失了预防失业的功能。条例在执行期间,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问题,但是其促进就业的功能发挥不足。同时,失业保险待遇支付的前提条件略高,部分大型国有企业近几年由于经营困难,故存在欠缴、断保等情形,导致企业的失业职工无法享受失业保险补贴。(二)失业保险基金助力化解产能过剩通道堵塞,对深化企业改革作用有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日益凸显,失业保险基金扶持化解产能过剩的资金支付通道堵塞,《失业保险条例》无法适应改革需求。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失业保险本应发挥好预防失业以及促进劳动者就业的基本功能,但是由于支出项目受到限制,因此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三)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金额过高。据《201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我国2018年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171亿元,基金支出915亿元,支出额度仅占收入的78%,当年结余196亿元,结余占当年收入比率为22%,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5,817亿元,按2018年月均支出76.25亿元计算,相当于87.8个月的支出量,是五项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可使用期限存量最长的险种。一方面是企业化解产能过剩急需失业保险基金支持,另一方面是失业保险基金使用效率低,无法缓解改革压力,收支失衡问题愈发凸显。(四)失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略低,基金调剂使用困难。当前我国失业保险以市级统筹居多,统筹的层次偏低。产能过剩企业以钢铁、煤炭企业为主,且多为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这些企业所在地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大幅增加,失业保险基金储备严重不足,而在一省之内的失业保险基金无法统筹使用,从而难以发挥社会保险统筹调剂使用的基本功效。

三、失业保险政策调整建议

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需要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契机,加速推进我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失业保险政策如何助力化解产能过剩?笔者认为,应当从去产能企业职工内部安置、转岗就业、内部退养、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四个方面精准发力,调整相应的扶持政策,发挥失业保险基本功能。(一)在企业职工内部安置方面。产能过剩企业在安置分流职工方面首先要立足自身,开展企业内部分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消化,尽可能避免将分流出来的职工推向社会。要支持企业想方设法,利用既有的现实条件,采取转型转产、主辅分离、多种经营等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以不同的方式分流安置相关人员。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并在兼并重组后尽可能吸纳原企业的职工,让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开拓国内外市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支持暂时经营困难但具有市场潜力的企业,采取协商薪酬、灵活工时等方式,稳定现有岗位和职工队伍。失业保险基金需支持企业职工的内部安置。一是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稳岗补贴,鼓励企业实施稳岗政策。对裁员人数低于职工总数10%的企业,按照不低于上年度单位和职工缴纳失业保险费50%的标准,使用失业保险基金给予企业稳定岗位补贴。二是将转岗培训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根据职工安置工作需要组织职工开展转岗培训,职工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企业转岗培训补贴。将做好失业动态监测,及时、准确掌握企业岗位变化动态,防止产能过剩企业出现集中的大规模裁减员工现象。(二)在转岗就业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鼓励产能过剩企业吸纳下岗职工就业创业。做好拟分流职工的信息统计,逐个了解职工的就业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救助计划。依法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应当及时办理失业登记,免费提供再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适时举办公益性专场招聘会,为大量安置人员提供免费就业对接服务,并对愿意创业的失业人员提供免费培训和指导。积极打造创业服务平台,重点打造钢铁、煤炭等行业职工技能类的创业服务平台,促进下岗职工创业创新。对于钢铁、煤炭产能过剩企业较为集中、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就业环境较差的地区,由政府开展跨地区就业信息交流,组合劳务输出,引导下岗职工异地安置和异地就业。失业保险基金在转岗就业方面可以采取三类采取定向补贴:一是安置补贴。鼓励用人单位主动吸纳化解产能过剩企业分流人员。用人单位主动吸纳失业人员,并与之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后,在就业部门为吸纳的失业人员办理就业登记手续,可申请享受安置补贴。二是创业补贴。对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自主创业、合伙经营的失业人员,凭本人工商营业执照及有关证明资料,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一次性领取失业人员创业补贴。三是开展技能培训补贴。对于新失业人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及时为其办理失业登记等相关手续,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待遇,免费提供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开展免费职业介绍等扶持工作,对于愿意参加新的岗位技能培训的失业人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他们提供免费技能培训,提高就业技能。(三)在内部退养方面。根据国家化解产能过剩政策,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之内、实现再就业存在较大困难的职工,实行企业内部退养,继续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险费,发放基本生活费,也可以采取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代缴的方式,直至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失业保险基金可以对化解产能过剩企业退养人员实行一次性专项补贴。一是在不超过当年实际征收失业保险费50%的限额内,根据钢铁煤炭等企业内部退养人数按照12个月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企业一次性补贴。二是根据内部退养人数,按照一定标准,给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补贴。(四)在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方面。利用公益性岗位安置下岗职工,是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基本措施。公益性岗位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管理类岗位、城市社区公益性岗位、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保障和公共服务岗位以及其他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逐一建立化解产能过剩困难人员的档案卡,开展一对一就业援助,加大公益性岗位建设力度提供托底帮扶。失业保险基金可以对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从两方面采取定向补贴:一是对与分流的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照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从事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也规定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险补贴。二是对吸纳产能过剩企业分流人员就业的单位,按一定比例提供岗位补贴,减轻用人单位的工资成本,达到鼓励用人单位吸纳产能过剩企业分流职工的目的。

四、失业保险扶持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加强失业保险基金统筹力度,通过省对市县转移支付等具体实践路径,实现省内基金调剂使用。通过提高失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进一步拓宽资金渠道,从而实现对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任务较重的地区给予重点支持。加强对职工安置工作的监测和分析,建立健全安置工作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采取措施化解劳动关系方面的矛盾,降低失业风险。(二)统筹协调化解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级政府要把职工安置任务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点工作目标,纳入整体改革方案之中。统筹建立化解过剩产能协调机制,全面协调职工就地安置,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风险。特别要指导企业依法制定和实施职工安置方案,保障职工对安置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职工安置方案应妥善安排工人再就业的途径和方法,明确途径来处理失业职工的劳动关系,主动向社会公开经济补偿支付金额,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加强失业保险与相关措施的衔接。持续跟踪失业保险费率改革,形成合理的费率调整机制,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失业保险基金与就业专项资金的有效结合使用,双管齐下,助力企业化解产能过剩企业。建立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联动机制,确保下岗失业人员的医疗、工伤待遇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网”、“减震器”功能。

参考文献:

[1]陈文玲.化解过剩产能需要新思路[J].中国经济报告,2014(3).

[2]熊艾伦,蒲勇健,张勇.“一带一路”与过剩产能转移[J].求索,2015(12).

[3]赵振华.辩证理解去产能[J].经济,2016(13).

[4]勾艳辉.产能过剩所致失业人员再就业路径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2016.

[5]桂桢.失业保险助力化解产能[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6(6).

政策调整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中国经济当前主要面临: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放缓、资产泡沫破灭、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应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和灵活性,适度调整利率,放慢或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等,以落实中央“一保一控”的方针。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现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出现了不少的声音:有的专家提出,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下滑应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有的专家则认为,为了对抗通胀,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现行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怎样调整?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

所谓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挤出市场上过多的货币,促进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以实现稳定物价,控制经济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一般来说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信贷政策;②利率政策;③外汇政策,包括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当然也包括一些制度法规建设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盘点2007年至2008年9月已经实施的货币政策,央行采取的措施有:

第一,信贷政策。应该说这一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已经不小。存款准备金率在去年十次上调的基础上,今年前九个月又六次上调,达到了17.5%,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其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使用频次之高,可以说打破常规,使一个本不应经常调整的工具变成了一个频繁应用的短期性调节的工具。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频繁进行操作,多次大规模地发行央行票据,并进行正回购操作,而且在不动产信用控制,特别是房地产信用控制方面采取了严格的信贷控制措施。上述措施都说明央行主要是通过数量控制来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收缩流动性。

第二,利率政策。去年共6次上调了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达到4.14%,共上调了162个基点,1年期贷款利率为7.47%,共上调了144个基点。去年调整的时间间隔之短、频次之高也为历史罕见。今年前九个月,只是在9月单向下调了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存款利率则没有变化。

第三,汇率政策。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总体上呈现逐步爬升的趋势,2008年上半年则加速升值。2007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为6.5%,对欧元贬值3.7%,对英镑升值5.4%,对日元升值2%,对港元升值6.9%。其中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尤其受到关注,2007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7.346,时至2008年9月则在6.83左右震荡。升值的幅度约为6.9%。2008年初有专家曾经预测,2008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会达到8%-10%。但从目前美元震荡偏强、欧元震荡走弱,以及从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预期有下降的可能。

第四,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自2003年以来,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是“严进宽出”。近期坊间有关于热钱流入、流出的种种说法(所谓热钱是指短期投机资本,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尽管有关权威部门曾经表示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基本有效,由于基本统计数据难以搞清,资本管制政策是否有效难以准确判断。但不管怎么说央行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实施外汇管制,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控制资本,特别是“热钱”的流入,在近期的情况下,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由于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其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到2008年8月,一方面CPI涨幅已开始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7月份已降到7%以下,8月份为4.9%。另一方面GDP的增长率也在滑落,上半年GDP的增长率为10.4%,有关专家预测,三季度的GDP大致会保持在9.6%的水平,有的甚至预测会降到9%的水平,如果是这样,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另一种担忧浮现出来,GDP的增长是否会大幅回落?[二、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国际形势、国内经济环境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本轮的物价上涨最初表现为2006年底的粮食价格上涨,继而是2007年第二季度的肉蛋禽价格上涨,接着是2007年以来的生产资料上涨,反映出物价上涨从农产品领域向工业品领域蔓延的趋势。2007年全年CPI涨幅达到4.8%,2008年2月CPI涨幅达到8.7%,是近十一年来的最高涨幅。尽管近几个月月度CPI已连续回落,8月份回落到4.9%,但更为全面的通胀指标GDP平减指数却屡创新高,从去年全年的5.2%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8.3%,再进一步上升到二季度的8.9%。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今年3月份大幅上涨到8%以后,不断向高位推进,7月份达到10%,8月份达到10.1%,由于PPI3-6月后向CPI的可能传导作用,这就意味着物价上涨虽已开始弱化,但弱化的趋势并未确定。未来的通胀走势,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粮价等农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变化。虽然国际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在反复震荡,全球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解除。国内粮价等农产品价格尽管粮食增产,但调升的呼声高,推力也大,政府也有可能放松对成品油、煤炭和电力等价格管制措施,又由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际热钱的流入,货币供应量增速降低困难,今明两年一定程度的通胀压力依在,仍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是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的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比预期要严重得多,而且仍在发展,实际上已由信贷危机发展为世界金融危机。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放缓,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经济增长也已出现明显的放缓,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已经出现负增长。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出口企业带来愈来愈大的压力,导致中国净出口的下降,进而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据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初步测算的结果,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IMF预测放缓0.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0.94个百分点;如果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下降2.8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美国资产价值的缩水,有关金融机构的倒闭和破产,给中国有关金融机构造成了直接损失,其资产价格的下降给跨境资本流动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多次采取的减息政策以及救市行动,为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所有这些都加大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三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危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泡沫一度非常严重,经过一系列的调整,目前已面目全非。以上海股票市场为例,上证指数从6124点不到一年的时间跌到1802点,跌幅深达70.5%,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实际上就是一次“推倒重来”。这种“推倒重来”不仅使上市公司的巨额资产市值严重缩水,也使众多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政府调控资本市场的能力和水平受到质疑,也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必然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也十分令人担忧。受房贷新政的影响,2008年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急剧降温,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如深圳、上海、广州等,与高峰相比已下跌三成,有些地段已下跌五成。但从全国情况看,房价整体仍在上涨,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一季度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而8月份则同比上涨了5.3%,环比则下降了0.1%,而且交易清淡,许多地方是有价无市,表现为量价齐跌,交易量的大幅下降往往是危机的开始。在房地产的调控上,政府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民生市场,政府必须对飞涨的房价采取强有力的降温措施;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高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调整,银行等金融系统必将受到冲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美国次贷危机的例子,应引以为戒。

其四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冲击。2008年年初,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市遭受了50年未遇的冰雪灾害,大量供电等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破坏,一些农作物和林产品受损,铁路、公路交通中断,又时逢春运,给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都造成很大的冲击。这场雪灾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人民币2000亿元左右。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则更为巨大,这次地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约在8500亿左右。灾后的重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将通过增加对受灾地区的投资,增加对药品、钢材、水泥、玻璃等救灾和灾后重建商品的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力度的增大,商品需求的增加,会形成对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影响有限,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三、货币政策调整的若干建议

面对挑战,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7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增长)来代替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双防”(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面对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作出怎样的调整和选择,笔者的建议是:

1.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于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开始减弱,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警报基本解除,尽管PPI、CPI仍保持较高水平,今明两年通胀压力仍在一定程度存在。但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如果经济增长下滑超过社会的预期,例如在8%以下,由此造成众多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坏账增加、社会不稳定等也是我们必须防止的。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应改变从紧的基调,在信贷的宽松度、灵活性以及方向性的选择上进行调整,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增强信贷控制的方向性及灵活性。在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信贷额度控制是必要的,但应改变一刀切的做法。首先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不宜再向上调整,而是应向下进行调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率,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及货币乘数都有较大的影响,商业银行一般会迅速压缩信贷,导致投资和消费下降,引起经济较大的震动。现在要做的是在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基础上,还应采取有差别的准备金率,对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下调的幅度。由于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规模不同,上缴央行17.5%的存款准备金后,大型金融机构资金会相对比较宽余,这就意味着大型企业和城市的企业较易获得资金的支持,而中小银行、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会形成资金紧张,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创投企业和农村地区将更难获得资金的支持,使他们可能由于资金困难而停产或倒闭,显然这并不符合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目的。2008年9月15日,央行宣布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无疑这次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其次银行对商业票据的承兑也应采取有差别的政策,不同行业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应有松有紧、有收有放,并体现对中小企业的扶持。

3.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适时适度调整利率。与去年6次调升存、贷款利率不同,今年以来加息的政策就没有使用过,而是在9月15日单向下调了一年期贷款利率27个基点,这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而初步采取的措施。正因为经济增长下滑已上升为主要危险,所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应成为利率政策主要作用方向,而且美国、欧洲等经济体为对抗经济下滑,目前的基准利率都可能会作出较大幅度的向下调整,所以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也存在降息的空间。但也应看到我国的真实存款利率为负(名义利率——物价变动率),真实的贷款利率也较低。与严格的信贷总量控制相比,由于企业的选择性,调息对经济的影响要小一些,所以兼顾“保增长、控通胀”的双重目标,在年内适时适度地进行一定幅度的减息调整是可以选择的,但空间和幅度不应过大。如果PPI、CPI反弹走高,到时再依情况灵活进行调整。

4.放慢和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和幅度。目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冷却,使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人民币的较大升值使出口企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沿海的中小企业降低或丧失了竞争力,导致破产和倒闭。出口增速的回落,使我国贸易顺差进一步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因净出口增速的回落会受到严重影响。据有关统计,2007年中国的净出口为2600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近50%,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应在4个百分点左右,假设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到25%,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如考虑净出口对消费、投资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更加严重。而且由于欧洲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疲软,对欧洲央行可能降息的预期开始提高,欧元对美元的利差增长可能缩小,从而推动美元相对欧元升值,形成美元目前的走强和震荡,从而弱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应该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采用缓慢升值(年3%-5%)或不升值的方法,以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

5、重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与配合。落实中央的“一保一控”的方针,单靠货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应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搭配,以对抗经济增长下滑为主要着力方向,并对通胀保持警惕。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采取减税、加大发行国债的力度,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为主要内容的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取代前期执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取消5%的利息税,对国家鼓励出口的行业和产品加大出口退税的力度,给予奖励性政策促进出口稳定增长等,以确保实现“一保一控”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1]郑道平,龙伟娟.货币银行学原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